土匪论_关于民国的故事

土匪论_关于民国的故事

土匪是江湖上最草根的武装力量，他们像野草，生长在公权力无法到达的社会空间里。一个时代如果土匪横行，那这个时代必然是乱世。“山东出响马，东北出胡子”，这是古来的一句名言，到了民国时代，恐怕应该加上一句“民国出土匪”。在民国，土匪是一种广泛的存在，皆因为民国的中央政府是最涣散的中央政府，中国的国土上有大片的权力真空地带可供冒险家们去闯荡、发挥。土匪不光可以生存，还因为军阀斗争的需要而经常成为被拉拢的对象，官匪一家，匪中有官、官中有匪，这是民国社会生活的常态。

民国的头号土匪经常被误认为是张作霖。张作霖是不是土匪？这个问题很重要吗？对！因为张作霖是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任国家元首，如果张作霖真的当过土匪，那就意味着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当过土匪，这可是一个极其尴尬的历史。

在各种文学作品中，张作霖都被贴上“红胡子”的标签。“红胡子”是中国东北的土匪专用名，这些人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在土匪中是最粗暴的一群。但张作霖真的不是土匪。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在晚年最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大众都以为他是“土匪出身”，他一定要澄清这件事：

有人说我父亲当过土匪，其实他当的不是土匪，那时候叫“保险队”。什么是保险？就是这个地方的安全我负责，我来保护你，你给我钱。如果有土匪来打你，有什么旁人在这儿闹事儿，我负责给你打，但是你拿钱。我父亲当年就是干这个的。（《张学良口述历史》）(www.guayunfan.com)这样说来，张作霖不仅不是土匪，还是土匪的对立面。有土匪自然就有反土匪的力量，公权力的势力既然无法到达，民间就自发形成反土匪武装，所谓“保险队”是也。“保险队”说白了就是武装保安。张作霖是个“保安大队长”。“保险队”虽然不是土匪，但对政府来说仍然属于灰色力量，所以外间自然也顺势将其归入土匪一类了。

张作霖虽然不是土匪，但要干反土匪的行业，不跟土匪有特殊关系也是万万不行的，这一点连张学良也承认：

我父亲和我二大爷为我爷爷报仇，打死了一个人，跑到毅军那当了几天兵，混个小官回来了，仇家不放过他，他又逃走了。他就跑到黑山县的一个交界的地方，跟一个人学兽医，帮人治马，给人打下手。那时候，有马的人大多都是江湖上的人，有一种叫马贩子，就是偷人家马来卖，卖的时候，都差不多要经过这个兽医来转手。所以这兽医呀，跟这些人最容易接触。因此，我父亲自然就认识一些草莽英雄。他就这么样渐渐地认识了一些人，张作相啊，就是这时候认识的。

张作霖实际上是土匪的朋友和学生，他从土匪那里得到了最初的素质训练，包括社交技能、心理磨炼、军事才能等，还收获了最早的一批粉丝，这些粉丝包括汤玉麟、张作相等一大批后来奉系的中流砥柱。

没有多少土匪愿意永远当土匪，土匪都盼着能有一天被“招安”，成为“国家工作人员”，但在这一点上张作霖这样的保安大队长更有优势——他们毕竟是反土匪的，政府招安他们更天经地义。张作霖被“招安”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剿匪，这倒不能说是“以匪制匪”，实在是剿匪本来就是他的主要功能罢了。

民国实力人物中，真正土匪出身、同时也是“匪性”最典型的人非孙殿英莫属。

孙殿英

孙殿英本来是河南永城的一个小混混，他的父亲因为在清朝时和当地旗人争执而被捕，最后竟死在狱中。社会的不公、弱肉强食的现实刺激他去建立自己的势力。与一般土匪不同的是，他一开始就懂得巧用各种资源为自己牟利，他先是参加了一个民间秘密组织“庙道会”，没过两年，他就成了“庙道会”的会首。庙道会的会众成为他打天下的最初班底，可谓是“第一桶金”。有了这股人马在手，他当然会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1922年，他拉着会众投入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先当副官，后升任机枪连连长。有了正式的名义，他偷偷招兵买马，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他趁赴前线打仗的机会将队伍扩大到数千人。终于加入了“军阀”俱乐部。

孙殿英虽然当了“军阀”，但他根本没有什么军事才能，手下的战斗力也很差，为了生存，他采用最无耻的手段——根据战况，他随时倒戈，每次都能在被敌人消灭的前夕成为敌人的一部分。靠着这个办法，他的势力反倒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1928年5月，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孙殿英所在的直鲁联军眼看就要被蒋介石消灭了。孙殿英见风向不对，赶紧向蒋介石投诚，同时，为了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率部退守蓟县和遵化一带，这里是清朝东陵所在地。孙殿英被蒋介石收编后委任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

对孙殿英这样的杂牌军，蒋介石向来是边打边拉的，等利用价值一消失，就变脸任其自生自灭。孙殿英作为老油条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为了给自己筹措军饷，他以军事演习为名，盗发了清东陵。大批地下珍宝被收罗到他口袋中，一时间舆论大哗，但孙殿英不惜血本给民国上上下下的人行贿，竟然将这桩民国最大的盗墓案压了下来。连象征性的替罪羊都没有找就不了了之了。

1930年春，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合反蒋，声势极大，看到风向转变的孙殿英赶紧又再次依附于冯、阎名下，被委任为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但这一宝显然押得有点误差，这场本来会赢的战争在张学良武装入关调停的情况下瞬间翻盘，孙殿英差点被打光了老本，好在他审时度势，很快就投入张学良的怀抱，当上了张学良部第四十师师长。

孙殿英的个人信用在军阀圈中彻底破产了。蒋介石想除掉这个反复无常的家伙，于是想了一个妙计：委任孙殿英为“青海屯垦督办”。那时的青海是地方军阀马步青、马步芳，马鸿宾、马鸿逵等“四马”的天下，也是蒋介石想除掉的对象，现在派一个孙殿英过去，就是让他们互相厮杀，消耗实力。果然，“四马”联合起来，武力抗拒孙殿英。四马联军约4万余人，孙殿英兵力约7万人。孙殿英本来就不能打仗，虽然人多也无济于事，在兵力消耗得差不多时，阎锡山和蒋介石出面善后，阎锡山出兵斩断他回山西的路，蒋介石也下明令撤销其本兼各职，孙殿英一败涂地，残余的一点势力都被阎锡山收编了。小流氓遇上大流氓，只能认倒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给了孙殿英东山再起的机会，他投靠急需用人的张学良，升任第四十一军军长。1932年2月，日军三万余人向热河进攻，孙殿英奉张学良之命率第四十一军由山西驰援热河，向赤峰前进。当时，驻守热河的东北军汤玉麟部和万福麟部与敌一触即溃，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孙殿英部进抵赤峰，即展开阻击战，相持达七昼夜，后退往猴头沟门，继续与敌作战十余日，最终战败而后撤察哈尔。这一仗大大改善了孙殿英的声誉，并且趁机吞并了汤玉麟的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团以及其他各路义勇军。孙殿英从抗日中尝到了甜头。日本的入侵让中国的政局重新洗牌。孙殿英的见风使舵招数有了大大的用武之地，他在日本人、国民党嫡系部队、杂牌军、八路军之间周旋，各方力量都不敢小觑他。一来二去，孙殿英又把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到1938年夏，孙殿英的势力已经让蒋介石都不得不给予重视，给了他一个“暂编第五军”的番号，有了这个正式名分，孙殿英更是有恃无恐，加紧扩军。

孙殿英虽然从抗日中尝到了甜头，但一旦形势变了，他当然也会“与时俱进”。1943年4月，抗日形势极其艰困。日军出动二十万人进攻太行山区。4月23日，日军将孙殿英部防地四面包围，被包围的孙殿英见风向已经变了，赶紧率部投降日军，当上了伪军“和平救国军”的司令，为了向日本主子证明自己的实力和能力，他多次配合日军与抗日部队作战。刚刚累积起来的抗日声誉瞬间又被他弃之如敝屣。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孙殿英知道蒋介石一心反共的心理，赶紧向蒋介石再次投诚，摇身一变为“国民党先遣军”，不等蒋介石命令就卖命地攻打八路军，以换得蒋介石的信任。蒋介石当然不会放着他这个棋子不用，把他的汉奸罪名都免去了。

孙殿英的投机行为在解放战争中彻底失败了。在面对共产党的时，他的一切鬼蜮伎俩都失效了。他终于作为“战犯”进入了他早就应该进去的地方——监狱。如果能够认真改造，他也许还能像其他战犯一样获得特赦呢。但是，也许老天不愿再看到这个令人恶心的劣等人物留在世上太久，孙殿英因吸毒的后遗症在狱中离世。在历史书中，他被永远地定格在“东陵大盗”和“汉奸”这两个可耻的称号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