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英宗遭巨变_关于明朝的历史故事

土木堡英宗遭巨变_关于明朝的历史故事

第八章　土木堡英宗遭巨变

正统十四年中秋夜，一轮沾满血污的满月挂在天空。

一座孤零零的古堡，蹲踞在绵延的丛山之间，血红的月光穿透了它黢黑的残垣和断墙。

公元1449年的中秋之夜，一个叫土木堡的地方。

上午，这里打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恶仗，明朝的50万北征军遭到蒙古瓦剌精骑的突击，一场血战下来，北征军几乎全军覆没，率军亲征的英宗皇帝被俘。(www.guayunfan.com)一切都来得过于仓促，战场还没来得及打扫，明军的伏尸和军械遗落遍地，他们的金属盔甲，反射着微弱的寒光。

没有喊杀声，也没有呻吟，连寒蛩的叫声，也远远避开了这遍地的血腥，笼罩沙场的只有死寂。

死寂之后的死寂，是血色的月光涂抹在夜幕之上的惨烈的想象。这是一场怎样的战斗？是谁把50万北征军引向死亡？

瓦剌崛起

洪武二十一年（1388），元顺帝妥欢帖木儿的孙子脱吉思贴木儿战败以后，为其部下所杀。北元内部陷于混乱，分裂为三大部：鞑靼部、瓦剌部和兀良哈部。

明廷对蒙古各部采取“恩威并施”的笼络和防御并用的政策。永乐年间，名义上臣服的鞑靼和瓦剌，经常骚扰明廷北部边境，从永乐八年到二十二年，成祖朱棣先后五次亲自率兵出塞，重创鞑靼、瓦剌二部。随后瓦剌部并吞各部，势力越来越强大，英宗正统八年（1443），也先当了太师，长城以北的地区尽归瓦剌，开始威胁明朝。

永乐十九年（1421），明朝迁都北京后，为加强边防，在北部和西北部先后设置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等九处边防重镇，布置重兵戍守，同时还在沿边修缮了长城。因此，在宣德年和正统前期共20多年间，总体而言北部边防还算相对平静，这局面持续到正统十四年（1449）。

王振擅权

宣德十年（1435）春天，宣宗朱瞻基驾崩，英宗朱祁镇即位，时年9岁，太后不愿垂帘听政，于是请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政务，这就是名垂史册的“三杨”辅政。时不时地，小皇帝朱祁镇的老师王振，也伸手替小皇帝张罗一些事情。

王振是个太监。

明朝祖制，宦官不得干预政事。朱元璋甚至规定宦官不许读书识字，还在宫门挂一铁牌，上刻“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成祖朱棣时代，规定渐被破坏。原因是他在“靖难”时，从建文帝宫中的太监手里搞到大量军事情报，他称帝后，作为回报，开始重用宦官，派他们出使、征税、采办、监军，甚至赋予镇守地方、边防的重任，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郑和。不过，朱棣从不放纵宦官。

当时朱祁镇，手里的玩具是朝政，是国事，是权柄，他不会可以学，但是，王振不能教，更不能碰，除非他明知故犯，那就是他想死了。他甚至不能给他的学生参谋，参谋就是干预。“预者斩”！伸手必被捉。

可他必须参与进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朱祁镇要请教，他就得指教，他就得解释，他就得拿意见，他就得不知不觉地成了小皇帝的参谋。这叫迫不得已。

祖宗家法规定宦官不得干预政事，可祖上已经有人破了，朱祁镇之与王振，已然是情势所迫，那么这祖宗家法，也只好一破再破。

王振早年也是进士出身，当过官，后因牵连遭贬，感觉仕途无望，便挥刀自宫，当了太监，进入东官讲太子读书，当了朱祁镇的启蒙老师。朱祁镇信任王振，让王老师参政议政，有非常充分的理由。

如果因为小皇帝信任，就冒死参政，王振就不是胆大，而是愚蠢了。

事实是，王振比一般人都精明，当然他的精明属于“下愚”，孔子说过“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他得由进士而自阉，这样的抉择需要很大的决心。他的一系列聪明，要到他肇祸灭身，才能总结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下愚”。这是后话，先放在这里。

王振太知道太监参政的风险了，如果自宫的目的是为了自寻死路，就不如在被贬当日自杀了好。

王振是一点一点来的，他很会做事，谦恭自守，以圣贤之道教导、约束太子，他的这一手，甚至受到宣宗与“三杨”的赏识。朱祁镇当了皇帝，还和小宦官们偷偷玩球，让王振看到了，不仅当场批评，翌日早朝，王振还当着满朝文武，当面责备小皇帝贪玩。小皇帝惭愧，“三杨”听了也感慨不已，说：“宦官中居然有这样的人！”其实王振就是做戏给“三杨”看的，他要获取更多的信任。王振的智商确实不是普通太监可比的，他每次到内阁传旨时，总表现出一副恭谦礼让的态度，“三杨”对他也越加尊重，他们甚至觉得有王振这么个人在小皇帝身边天天当值，真是好事一件呢。其实，王振的恭谦礼让，是给别人脸上、眼上、心上刷的一层面糊。

只有张太后头脑清醒，对王振存有戒心。英宗刚即位时，张太后就将杨士奇等老臣召到便殿，对朱祁镇说：“这五位均是先朝老臣，你做事必须与他们商量，一定要五位赞成后才能实行。”英宗表示遵命。张太后又传王振到场，令他跪在地上，声色俱厉地说：“你侍候皇帝不按规矩，应当赐死。”太后身边女官立刻把刀搁在王振脖子上，王振吓得魂飞魄散。朱祁镇和大臣们跪下求情，太后才免他一死。但太后神情严峻地指出：“此后不许他干预政事。”

正统七年（1442），随着张太后病故，“三杨”也渐成羸牛之势，先后因老病淡出政权。一辈人管不了两辈人的事，张太后去世后，英宗亲政，14岁的小皇帝，不懂什么政治，不爱什么权力，他把冗杂的政务一股脑儿推给王振，“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赇赂辏集”。王振一出手，就等于擅权，成了朝政的实际主宰。

王振首先拔掉立在宫中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禁牌，接着便大权独揽，让侄子王山当上锦衣卫指挥同知、王林任锦衣卫指挥佥事。他还打杀异己，一批忠良被他扣上各种罪名，或下狱或流放。他还贿赂公行，卖官鬻爵。江阴人徐颐和常熟人魏某用重金从王振手里分别买来中书舍人和主事的官职，京师笑称他们为“金中书”和“银主事”。王振还用赃款广置田产，在京师内外建造了好几座豪宅。

这些张太后都看不见了。

土木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瓦剌首领也先派遣两千余人进马，却诈称三千人。瓦剌的进贡使臣冒领明朝政府赏赐，原是习以为常的事，由于王振多次受也先的贿赂，对冒领赏赐也一直多加庇护。但这次王振却一反常态，叫礼部按贡使实有人数给予赏赐，并减去马价五分之四。也先闻讯后声称此次贡品乃是聘礼，借口明朝毁了婚约，当年七月，准备充分的也先先发制人，联合兀良哈等部，分别从辽东、甘肃等三路进犯，牵制明军，也先亲率一支劲旅进攻大同，战争正式爆发。

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是王振的死党，他每年私造箭镞数十瓮，走私给也先，也先以良马还赠王振为报答。这种活动，无异于以身饲虎，严重削弱了明朝北部边防力量。有的官员建议在要害处增筑城堡，整顿边防，防御瓦剌入侵。但由于王振专权，朝廷黑暗，不但不加强战备，反而迫害建议对瓦剌提高警惕的刘球等人。更有甚者，分驻各边镇的亲王、太监和将官，大量侵占军士的屯田为私家庄田，并役使士兵替他们耕种。军士失去屯田后，官吏照样按旧额征收粮税，军士大量逃亡。从朱元璋朱棣以来苦心经营的军屯制遭到严重破坏，文官贪财，武将怕死，军无士气，边备松弛。

战争触发之后，塞外城堡纷纷陷落。消息传到北京，朱祁镇不听大臣们的劝阻，在王振的蛊惑和挟持下准备亲征，限令在几天内将庞大军队的军需筹齐。

七月十六，朱祁镇和王振率大军五十余万从北京出发，出居庸关，过怀来，抵宣府。由于行军仓促，组织极差，虽未开战，军心早已动摇。加上连日风雨，还未到大同，兵士已缺粮，饥寒交迫，沿途留下冻饿而死的尸体。

八月初一，明军抵大同，也先使诱敌深入之计，主动北撤，王振坚持北进，直到大同镇守太监郭敬把也先北撤的用意及大同驻军惨败的情况告诉他，王振才惧怕，次日下令班师。到双寨，大雨倾盆，开始时，王振打算绕紫荆关退兵，顺路邀请皇帝光临他蔚州老家的宅第，以光宗耀祖，夸耀乡里，摆摆威风。走了四十多里地后，他又恐怕这么多人马会踏坏家乡的庄稼，便改道向东，奔向宣府。大同参将郭登闻讯赶来，急忙告诉学士曹鼐、张益说：“从这里到紫荆关才四十多里路，皇上应从紫荆关回驾。”他们转告王振，被拒绝。

初十，明军退到宣府，瓦剌军追兵突至，明军仓促应战，惊慌失措，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战死，伤亡惨重。在鹞儿岭，三万骑兵几乎被瓦剌军全部消灭。

八月十三，英宗朱祁镇、王振等撤至土木堡，离怀来城仅二十里，随从文武官员纷纷建议“入保怀来”，或尽快进入紫荆关，遭到王振再一次拒绝，这个不懂军事的太监，竟然将军队驻扎在地高无水的土木堡，他这样做，让读者马上想起三国时代丢失街亭的马谡。果然，土木堡掘井两丈仍不得水，屯聚在土木堡的千军万马两天滴水未进。

土木堡往南十五里有一条河，也被瓦剌军占领，这样一来，50万北征军彻底断了水源。

这些兵家大忌，也先全部看在眼里，他的头脑在不停地演算，如何以小搏大，如何斩获最大利益。十四日深夜，也先踱出营帐，猛然看见中天一轮明月，明天是汉人的中秋节吗？刚转过这个念头，心里已经定下一条计策。

八月十五，也先挥兵后撤，并派使者前来讲和。也先示弱，王振不作分析，下达的第一条命令就是，移营，到河边喝水去。

这个当家的蠢太监，按照也先给他安排的陷阱，挨个儿往里跳。

明军刚移动三四里地，也先的蒙古骑兵突然蹂阵杀来，从四面包围猛攻，在混战中，包括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茔、户部尚书王佐，以及内阁学士曹鼐、张益和侍郎丁铭、王永和等在内的五十余文武重臣死难，这些人都是英宗朝廷的首脑。只有大理寺右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数人侥幸逃出。

王振想趁乱逃命，迎头碰上手持铜锤的护卫将军樊忠，樊忠怒喝：“吾为天下诛此贼！”一锤砸得王振脑浆迸裂，死于马下。

再说英宗皇帝朱祁镇，与亲兵乘马突围不成，干脆下马，面南盘膝而坐，事到如今，他只能敬守天命，挨上啥算啥了。此时他身边只剩下一个名叫喜宁的太监。一个蒙古兵过来，看见朱祁镇的服饰和铠甲华丽夺目，就让朱祁镇脱下来，朱祁镇拒绝，蒙古兵挥刀威逼。一个兵头过来说：“这人看来不寻常，你不要吓唬他了。”然后，又叫来几个手下，簇拥着朱祁镇去见赛刊王，赛刊王是也先的弟弟。朱祁镇见了赛刊王，也不拜，也不怕，很平静地询问：“你是哪位？也先？伯颜帖木儿？赛刊王？大同王？”赛刊王从没见过这样气度恢弘的战俘，也从没听过这样劈头盖脸的过问，他大为惊诧，连忙骑马去向也先汇报：“我的兵抓了一人，气派不同寻常，像是帝王。”也先让扣押在营地的两个大明使者辨认，两个使者见了英宗，大惊失色，伏地顿首，涕泗交流。

也先一看，又惊又喜，他也没想到，能在一次突击中俘虏大明天子，这个胜利超过了他的预算十倍，而且，他迅速想到了下一步。这个被俘的大明天子，属于奇货可居，他可以拿这个巨大的人质，敲诈大明朝廷，到那时，他张口要什么，对方都得乖乖答应，无条件奉送。

也先命人把朱祁镇送到伯颜帖木儿的军营，命令军士们善加保护，也先给朱祁镇身边留了一个伺候听命的校尉，叫袁彬，另还有一个蒙古翻译。也先让人带着他的手书，前往怀来通知那里的明朝守臣，通告他们大明皇帝已被俘扣留，当然，信里少不了勒索金银玉帛的要求。怀来守臣立即将也先的信火速送到北京，当夜三更，噩耗上报朝廷。

八月十七，消息传开，百官恸哭失声，当天，皇太后派遣使臣，带着满载金帛的马队，向也先求和。皇后也倾囊而出，拿出所有珍藏，托使者请求也先放归英宗皇帝。

英宗从出征到惨败被擒，只有短短一个月，这是明朝历史的奇耻大辱，史称“土木堡之变”。朱祁镇所率领的50万北征军是驻京部队的精锐之师，不消几天，就被断送殆尽。事后一个月，根据提督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报告：“土木拾所遗军器，得盔六千余顶，甲120余领，圆牌290余面，神铳22000余把，神箭44万枝，大炮800个。”由此可见明军损失惨重。

而英宗朱祁镇，注定是一个命运多舛的皇帝，他似乎在重见天日之前，备尝屈辱。

郕王继位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七，英宗被俘，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明朝百官一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号啕大哭，皇太后下诏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可两岁的太子襁褓未脱，如何管理天下？没办法，只好命令郕王朱祁钰出来监国，总理国政。

朱祁钰是英宗朱祁镇之异母弟，此时监国，他是受命于危难之间，也是他摇身一变的机会。

战争的空气在京城迅速弥漫，朝野上下，人心惶惶，皇帝没了，官军败了，50万精锐部队灰飞烟灭了。

京城戒严，意味着京畿重地，变成了前线。

八月十八，郕王朱祁钰召集群臣商议守战之策。侍讲徐珵说最近星象有变，北京不宜久留，应当赶快南迁。徐珵这么一说，似乎已经无力回天。群臣各怀心事，各执己见。主战派兵部侍郎于谦厉声斥责说：“主张南迁的，罪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你忘了宋朝南渡的教训了吗？”于谦的意见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人的支持。在于谦等主战官员的激励下，郕王朱祁钰和皇太后才下定抗战的决心，并把坚守京师保卫皇室的重任托付给于谦。

于谦，字适益，号节庵，浙江杭州人，少有大志，仰慕先贤烈士，尤其敬重文天祥在国难当头时那种“殉国忘身，舍生取义”的爱国精神。永乐十九年（1421）中进士，宣德朝任御史。后由杨士奇举荐，升为兵部侍郎，河南、山西巡抚。他每到一处都大力兴利除弊。于谦生性刚直，不事权贵，每次进京，都是两袖清风。因此，王振非常忌恨他，对他加以陷害，曾将他关了三个月的牢房。释放后，于谦被降为大理寺少卿。由于山西、河南官民纷纷上书朝廷，请求留他在原任，朝廷仍以于谦为山西、河南二省巡抚。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被召入京任兵部左侍郎。英宗亲征前，他极力劝止，没被采纳。此时，国君被俘，国难当头，于谦毅然肩负起力撑危局的重任。当时，京师的精骑劲旅都在土木堡覆没，剩下的十万人多为老弱病残之辈，人心震恐。于谦在受命的第二天，经郕王批准，将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的运粮军，全部调进北京。同日又命移通州粮入京师。他亲自筹划部署，加强防守，人心才稍为安定。

值此国难当头，于谦的干练，帮了郕王朱祁钰的大忙，也得到了朱祁钰的赏识，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以至于朱祁钰在垂死时，还在呼唤于谦的名字。而于谦，也被复辟后的英宗视作朱祁钰的“帮凶”，而招致杀害。于谦成了牺牲品，这都是后话。

八月廿四，朱祁钰到午门听取谏议官和大臣们弹劾王振的奏章，群臣纷纷指责王振干预朝政、擅权误国、断送皇帝，罪大恶极，他们强烈要求朱祁钰下令，抄灭王振的族后，以安定人心。朱祁钰犹豫不决，有的大臣们居然放声大哭。

朱祁钰沉吟不语，要知道，他仅仅是监国，监国能干什么，他心如明镜，他并不想做太多的事情，便托故起身，进了内庭，群臣紧随朱祁钰一拥而进。朱祁钰吩咐主事太监打发百官退朝，大臣们气愤难平，偏偏王振的死党太监马顺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这下好了，马顺成了出气筒，被群臣拖翻，一阵拳打脚踢，竟把一个马顺当场活活打死。还有王振那个当锦衣卫指挥的侄儿王山，也被捉来，跪在朝堂，任人唾骂踢打。朱祁钰眼睁睁看着朝堂成了杀人的刑场，殿阙变作哄闹的街衢，而那些平时一本正经的臣僚，转眼变成了斗殴的打手，朝廷的规矩礼仪秩序讲究统统丢到地下，朱祁钰又急又气又没法子，其实他早乱了方寸，不知怎么控制局面，只能任其发展，而他本人，走也不是，留更不是。

朱祁钰的优柔和狼狈，早被于谦看在眼里，关键时刻，他再次挺身而出，上前拽住朱祁钰的袍袖，敦促朱祁钰痛下决心，果断下令诛杀王振一族。于谦指着乱纷纷的文武大臣说：“所有这些人，都是为江山社稷考虑，没有乘人之危打击报复的意思。”情势所逼，朱祁钰这才批准，表扬大臣们具有正义，又劝勉百官回到各自的衙门办公，打死马顺无罪，马顺死了活该。

对朱祁钰而言，全赖于谦的忠直，才妥善处理了这次突发事件。于谦护持着朱祁钰回到宫里，待朱祁钰喘息甫定，端了茶水要饮，忽然看见袍袖，竟然都被撕破了，不由一阵苦笑。

愤怒的朝廷也作出最严厉的裁决，王振家族被满门抄斩，不分老少，均被斩首。觉得不解气，又把王振的同党一伙搜罗出来，也都被处死。王振被抄之后，郕王朱祁钰更加器重于谦，八月廿一，于谦升任兵部尚书。

当时，朝野上下，都倚重于谦，于谦也毅然以社稷安危作为使命。

但是，当时的危局不是哪个人就可以独力扭转了的，尤其是太子年幼，政无所出，郕王朱祁钰虽然监国，但政令不畅也是事实。

国不可一日无君。八月廿九，文武百官联合上书太后，要求立一位能当家主事的成年人当皇帝，明眼人一下就看得出，这个奏议是针对郕王去的，是给他登基作了一个铺垫。

太后的懿旨回答得很快，答应百官所请。但是，郕王朱祁钰一直推让，他还算明白人，皇帝的位子好看不好坐，尤其眼前这破摊子，不好拾掇。

又是于谦来出面劝进，晓以大义，说服了朱祁钰。朱祁钰寻思，有于谦这样的大臣，应该能抵挡一阵儿。朱祁钰即位后，北京的防卫策划，就全部交给于谦来负责了。

就这样，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初六，郕王朱祁钰正式当了皇帝，开始发号施令，他遥尊蒙难于蒙古的英宗为太上皇，改明年为景泰元年，按惯例，颁诏大赦天下。

朱祁钰当皇帝，是大明朝廷打出去的一张政治牌，狠杀了也先利用手里的英宗来敲诈和要挟的各种要价。这张牌的狠毒在于，所有入局者，后来都不同程度地成了受害者。

于谦等一班人，为朱祁钰上台出了力，所以得到新皇帝的格外青睐。

不过，这祸福相依，皇帝格外赐颜色，也一定会招致同僚忌恨。

毕竟英宗朱祁镇还没死。于谦在朱祁镇和朱祁钰的牌局中，终究要成为牺牲者。

朱祁钰登基，明朝的政局渐渐稳定，瓦剌首领也先见英宗不再是什么可居的奇货了，就打算放英宗南归，当然这人肯定不能白放，他得再捞一些好处，于是派人谈判。这时明廷变得冷漠了，好像不打算要这个皇帝了，经常找借口，嫌瓦剌使者态度傲慢没有诚意，故意推三阻四地磨蹭，也先觉得明廷的心肠太硬了，太反复无常了，这次别说得好处了，看来对方连谈判桌也不想坐了。

也先恼了，如果英宗这么大的砝码都不能改变明廷的态度，那就得再打。打到北京城，再抓一个皇帝去。

十月，也先挟持英宗同行，挥军南下，这回也先可是师出有名，旗号是给明朝送回皇帝，所以剑锋直指京城。也先的铁骑绕过大同，攻陷白羊口，打下紫荆关，一路破关斩将，长驱深入。

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初一，也先的瓦剌大军来到京师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