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延安时代

三、不忘延安时代
回忆在延安的岁月——访离休老干部郑云亭

张　成

在中卫市老干部中有一位老红军，已经离休多年，在家颐养天年。老人家叫郑云亭，现年95岁，在延安时曾给任弼时家当过保姆。笔者怀着对革命前辈无比崇敬和渴望了解她辉煌革命历程的心情采访了她。老人家精神矍铄，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她那难忘的延安岁月。

1936年6月，西征红军解放了盐池县城，我的丈夫聂秉和参加了红军，随部队走了，这一走就是好几年，杳无音信。1943年聂秉和回来，说是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马上要走。我哭闹了一场，然后对他说：“要去延安都去延安，我也要参加革命，不能把我一个人撂在家里。”秉和安慰我，向我解释，但我听不进去，他前脚走，我后脚跟上去了，侄儿赶着一头毛驴，冒着生命危险把我送到延安。

组织上把我安排到中央托儿所。中央托儿所的孩子，大部分是各级领导和老红军的孩子，有些是父母为革命牺牲后留下的孤儿；有些是父母上了抗日前线没人照看。刘伯承的3个孩子就在托儿所。托儿所的所长丑子冈，是长征过来的老革命，对我很关心，对我当时表现出来的缺点，总是在玩笑中进行帮助，使人并不觉得难为情。

到延安时我带去了一个皮箱，装了不少衣服，有绸缎，二毛皮筒，还有雪花膏、香皂等。可延安的同志当时洗脸只用肥皂，女同志根本不用雪花膏。另外，延安的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服装统一配发，棉袄是一色的兰面子、白里子，都是手工纺织的粗布，里面装的是羊毛。我嫌棉袄重，又有山羊毛臭味，把羊毛掏出来，把棉衣改制成夹衣，开会时套在外面，平时根本不穿。丑所长诙谐地说：“我说郑小姐，你怎么把棉衣改成夹衣啦，以后可少搞点特殊呀！”他的口气像是长辈对晚辈的关心，又像是告诫、批评。

在中央托儿所，我当保育员，白天带孩子，晚上还给孩子裁衣服、做衣服，积极性很高。可所里不安排我晚上值夜班，经过几次要求，所里才答应了。值夜班工作很忙，一夜两个人，提上马灯从这个窑河转到那个窑洞，要不停地走。这个孩子蹬掉了被子，那个孩子撒了尿，等熬到天亮，头昏昏沉沉的，坚持到第四天，我晕倒了。丑子冈看着我苍白的脸色心痛地说：“唉呀小郑，我说你不行，可你一定要值夜班，看怎么样！”可我不服气，过一两天，身体好了点我继续值夜班，终于适应了。几个月后，丑子冈对我说，任弼时同志的夫人陈琮英要到中央党校学习，家中孩子没人照顾，组织上要他给物色一个保姆，他考虑我政治上可靠，工作有热情，爱孩子，已经向组织和任弼时同志作了推荐，叫我到任弼时那儿报到。我把这事告诉了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聂秉和，说在大首长前我害怕，我不愿意当保姆。聂秉和劝我说，任弼耐同志是党中央秘书长，他和夫人陈琮英都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在他们身边工作，这是组织对我们的信任，别人想去还去不了呢。于是他领着我去见任弼时同志。

任弼时同志个头高，四方脸，全脸胡，身体很魁梧，外貌威严，给人以畏惧感。见了我和聂秉和，任弼时同志忙着站起来招呼，连说请坐请坐。说由我给他带孩子，他很高兴，他的孩子调皮，要我多操心，在他家里，不要拘束，有什么不清楚的尽管说，有什么困难，及时告诉他，他会帮助解决。他还询问聂秉和在中央党校学习和生活方面的情况，任弼时同志态度和蔼，语气平和，没有丝毫当领导的架子，给人以温暖和亲切感。他的一席话，打消了我的害怕心理，我愉快地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

谁知时间不长，我却当了逃兵，主要是我接受不了任弼时同志的警卫员、勤务员以及陈琮英叫我保姆。当时我把保姆这个名字同有钱人家的奶妈子连在一起，而我参加革命的目的却是要争取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我到中央组织部找领导反映说，我不愿意别人叫我保姆，不愿意听保姆这两个字，让我到火柴厂或者卷烟厂，去当工人学技术。组织部领导是个女同志，姓夏，我们都叫夏娘娘。她问我离开时告诉任弼时同志没有，我说没有。她给任弼时同志通了电话后对我说，你即使不愿意在任弼时同志家，也该回去向任弼时同志告个别呀。我返身回去，一进门，任弼时同志就说：“嫂子请坐，你想当工人，学技术，也是对的，不过孩子已经跟你习惯了，再有1年多远征就可以上学了，到那时远征上学你上学，你还年轻，学好文化，今后才能更好干革命。”任弼时同志这么关心我，要送我上学，使我非常感动，特别是任弼时当时叫我嫂子，更是使我感动不已，任弼时当年已是40多岁的人了，而我只有20岁，我知道这是任弼时同志得知我对保姆这个名字有误解后改的称呼。我当即表示听任弼时同志的话，好好带孩子，再不胡思乱想。自此以来，不仅任弼时同志对我称嫂子，别人也都叫我嫂子了。

任弼时同志家当时共有6个人，除他们夫妇和孩子远征，还有我、警卫员、勤务员。任弼时同志工作很忙，白天经常开会，晚上半夜半夜办公写文件。有时，窗前那盏煤油灯一直亮到天明。由于熬夜，他抽烟比较厉害，他抽的烟大多是“三炮台”，这种烟可能是从前方战场缴获来的战利品。一天，任弼时同志病了，医生劝他不要抽烟，他说戒就戒，自那以后，再也见不到他抽烟了。工作之余，任弼时同志还纺线。那时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要打破国民党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中央领导们也都身体力行。我真佩服他，那么高个，那么大的手，纺起线来却很灵巧，纺出的线那么细，那么匀，都是一等线。线交了领上钱，他就让勤务员买来肉，请我们的客。

一天下午，我们坐在窑洞前的树下聊天，由于天热，任弼时同志把两支裤腿卷的高高的，我看见他两个膝盖的皮肤有大块疤痕，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那是1928年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留下的纪念，敌人残酷地折磨他，让他跪铁窝子、压杠子，把两个膝盖压得烂烂的。他说干革命不容易，当共产党员要坚强，敌人压不垮我们共产党，我们的革命就有希望。陈琮英也说起她坐国民党监狱的事，她说，国民党把她抓去，严刑拷打，受尽了折磨，在狱中还生了一个孩子。几个孩子，江西一个，湖南一个，苏联一个，湘赣边界一个。干革命，孩子也就无法顾及了，远征是延安生的，有了我，远征就享福了。听了他们的话，我心里很不平静，领导们为革命作出那么大的牺牲，我怎么能不精心精意把他们的孩子带好。想到为了不愿让人叫保姆，几乎当逃兵的事，心中暗暗惭愧。

任弼时对我们的生活很关心，我们在大灶吃饭，他常问我们大灶的伙食怎么样，有时他让勤务员把他和陈琮英的饭菜打回来，他们只吃上一点，其余的都让我和警卫员、勤务员吃了。有个头疼脑热，任弼时同志更是关怀备至，又是安排看医生，又是给搞病号饭。一次我拉肚子，医生检查说我消化不好。任弼时同志写了条子，让勤务员给我打来稀饭，领来挂面。那种挂面细细圆圆的，特别好吃，到现在我也不知是怎么做的。

我们冬天住在杨家岭，夏天住在枣园堡。枣园堡有个大枣园子，空气很好。毛主席也住在枣园堡，我常领着任远征和毛主席的孩子李讷一起玩。一天下午，毛主席从窑洞下来看孩子，问我是哪儿的人，当他得知我是盐池县人后说：“噢，你来自三边呀，那里冬天好冷呀。”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重，我至今还记得他老人家的语调。经常见到的中央领导还有周恩来、邓额超、贺龙、蔡畅等。周恩来总理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见了面总要和我打招呼，总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平易近人。过年时还要到各家拜年，见了我们服务人员也要拜年问候。邓颖超当时搞外交工作，带回一些水果糖总要散发给孩子们，还给我们。蔡畅年龄比李富春大，李富春叫她蔡大姐，她性格开朗，叫陈琮英是“小麻雀”，叫王首道的夫人（名字记不住）“小老鼠”（因她们都干瘦个小）。

在枣园堡，我也见到了江青。江青人长得很漂亮，穿兰线衣，黑裤子，戴绿凉帽，线钩的高跟凉鞋。

1945年，聂秉和在中央党校毕业，分配到三边工作，我也得随同回去。在任弼时同志家工作了两年多，建立了那么深厚的感情，一时难分难舍。远征哭着嚷着不让我走，我抱着远征亲了又亲。任弼时同志给我和远征以及他们一齐照相，照了好多像。又让裁缝给我量身体做衣服，临走时让警卫员把远征哄走，我才和任弼时、陈琮英依依惜别。我们回到盐池后，时间不长，马鸿逵的军队过来了，三边形势急剧恶化，衣服和相片一直没有收到。

在任弼时家当保姆的两年时光中，我增长了不少见识，学到了不少东西，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那种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豪迈的革命精神一直激励者我走向革命的最后胜利，战争年代党的领导人和普通工作人员之间结下的崇高友谊和同志深情使我终身难忘。在今天新历史条件下，不管每个人做什么工作，只要大家继承发扬前辈们的革命精神，紧密团结，万众一心，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在随后的谈话中得知，郑老的前夫聂秉和于解放初先后在宁夏省盐池县、同心县任县长，因长期的紧张战斗和艰苦的生活环境积劳成疾，于1950年病逝。后夫刘万福原籍陕西省延川县张家河镇，1934年参加革命，为党长期从事经济工作，于2002年去世。郑老前后两个伴侣均为老红军，这是她的光荣、幸福和感情上的慰藉。岁月如同东逝水，今天，红军先辈们均是耄耋以上的老人，自然法则使他们屈指可数。他们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无价财富，党和国家、人民无比敬重他们，悉心供养他们，这不单限于中华民族的尊老、敬老传统，更在于要我们后辈儿孙继承他们的遗志，发扬他们的精神。郑老的革命精神早已融会到延安精神之中，我们要把延安精神作为凝聚人心一，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办，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我衷心祝愿郑老健康长寿。

（作者系中卫市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