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结局_关于张学良的故事

“西安事变”的结局_关于张学良的故事

第十章　“西安事变”的结局

他自幼受西方教育，对中国官场上的那种阴险、狡诈与反复无常体会不透。他刚愎自用且又少年气盛，以诚待人却往往过于单纯幼稚，加上他从其父老帅张作霖那里继承下来一副江湖侠义心肠，这一切使得他怎能是蒋介石的对手呢？……假如老帅张作霖性格中的另一面——江湖无赖的土匪习性传给少帅，哪怕是一点点，那么“西安事变”的结果绝不会是这样，中国的历史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重写。

蒋介石在其夫人和澳大利亚顾问端纳的陪同下，[1]英雄似的凯旋回京。他是12月26日下午回到首都的，他发现，尽管自己被扣在西安两个星期，可他仍然是南京政府的主宰。况且，他现在已成为中国的真正领袖，连共产党也表示要服从他的领导。所有政府的高级官员，包括何应钦，都等候在机场迎接他。40万人涌上街头，观瞻他的丰采，全城沸沸扬扬，热闹非凡。夜幕降临以前，鞭炮噼噼啪啪便响成一片，他进城时，爆竹声声仍然不绝于耳。他感到自己的威望甚至比以前更高了。[2]

蒋介石回到南京，受到凯旋般的欢迎。

张学良也一同抵达南京，对于自己此行的吉凶如何，他没有多想。当蒋、张一行中途在洛阳落脚休息时，蒋曾有意对张说：“汉卿，你回西安吧，不要再送，南京有人对你不谅解啊！”[3]此话恰到好处，从反面坚定了这位倔强汉子亲送蒋到南京的决心。他根本没有想到，此一去就开始了终生的监禁生涯。遗憾的是，他在告别西安时，竟没来得及与自己忠诚的部下，与自己心爱的东北军再见上一面。毕竟是“少不更事”（冯玉祥听说他亲送蒋回京时对他的评语），单纯、正直却又争强好胜的少帅哪里是老谋深算的蒋介石的对手。此刻在洛阳，正当蒋介石盘算着回京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之际，少帅心里却一块石头落了地，坦然入睡，鼾声如雷。[4]他是太疲劳了，两个星期以来，他从未睡得这样香甜。(www.guayunfan.com)张学良到南京后，被安顿在宋子文的公馆里住下。在宋子文的授意下，少帅上表请罪：

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罪，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

蒋介石拿到这份“请罪书”以后，立即转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此后，对少帅的迫害便接踵而至。

首先，蒋介石授意高等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张学良。尽管宋子文一再向少帅解释，这仅仅是个手续，但此举对少帅十分不利，他在国人心目中一下子成为被告，从此，他便失去了主动权，完全被蒋介石控制在手，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对此，少帅极为愤慨。在法庭上，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对审判长李烈钧怒声吼道：

你们当中唯一应受到指责的就是委员长，只有他才能使中国丧权辱国，如果我自由了，一定要发动一场革命。[5]

李烈钧拍案斥责张学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少帅则当即反唇相讥，质问李烈钧：当年你以江西军政府都督的身份，起兵讨伐大总统袁世凯，这又作何解释？少帅神色坦然，毫无畏惧。审判长李烈钧不由暗自赞叹：真乃张作霖之子！[6]

12月31日，张学良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5年。随后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

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是蒋介石本人，[7]于是，南京这几天紧锣密鼓的闹剧终于收场，张学良由10年徒刑体面地变成了“终身监禁”。蒋介石这样做，使得10天前还信誓旦旦的担保人们十分难堪，蒋夫人、宋子文和孔祥熙都劝阻过蒋，可他们谁也没能兑现自己的诺言。

至于张学良兵变中的伙伴杨虎城，中央政府免去他的官职，但因地方“匪氛未靖，庶政待理”，故留任察看，以观后效，暂时未对他加以惩处。此外，撤销西北剿共总司令部，代之以委员长创建的西安行营，顾祝同任行营主任，负责有关改组红军的全部工作。[8]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西安。少帅的离别在东北军中引起了深切的关注，尤其是少壮派军官，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少帅联系在一起，整日提心吊胆，唯恐少帅遭到不测。离开西安之前，少帅签发了一个简短的命令，把东北军的指挥权委托给于学忠和杨虎城。他与蒋介石到达洛阳以后，少帅又遵从蒋介石的要求，给杨虎城发电，请他立即释放被监禁的南京大员。杨虎城于12月26日拜访了这些大员们，亲自宣布了张学良的电令。当天晚上，杨虎城在自己的公馆为南京大员举行了告别宴会，宴会上，宾主笑声朗朗，频频举杯。[9]

东北军的一些中下级军官听说就要释放南京大员的消息，十分震惊。激进的少壮派军官们本来打算扣押南京大员作人质，以此当做争取少帅返回的最有力的讨价还价的本钱。所以，以政治处处长应德田，特务团团长、也是临潼捉蒋的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激进军官们坚决反对释放南京大员，他们坚持主张，只要少帅仍被扣押，他们就不放南京大员。但主持军官会议的王以哲将军勃然大怒，据说他厉声嚷道：“任何人胆敢不遵守少帅的命令，格杀勿论。”[10]结果27日，所有的南京高级军政大员们都离开了西安。

然后，中央军大军压境，包围陕甘地区。几十个师的兵力，沿线一路摆开，大有荡平西安之势。而统率中央军的将军，几乎全是刚刚经少帅批准，由西安释放的南京军事大员，计有陈诚、卫立煌、蒋鼎文和朱绍良。西安方面对此极为愤慨，1月4日，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发表声明，[11]反对拆散东北军和西北军，反对任何形式的内战，不接受南京政府提出的处理“西安事变”的方案。以杨虎城为首的八名将领签发了一份措词强硬的电文给南京，抗议他们的这种做法：

……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爰于蒋委员长面允所请之后，亲送入都，束身待罪。此种前史所无，世界仅有之伟举，自足以表示其心迹之光明。凡有血气，能无感动？……忆蒋委员长到京之后，曾令中央军向东撤出潼关，而离陕以前，更有“有我在，决不能再起内战”之语……乃正当蒋委员长休沐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匪惟未遵令东还，反而大量西进……虎城等愚诚，不知其具何心？究竟持何理由？国危至此，绝不应再有萁豆之争。固尽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向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从命。如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惟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之为职志，而中央犹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乱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然公平，青史自召直笔也。[12]

为了增加其要求的作用，1月5日，西安派出三个代表到南京。[13]三天以后，东北军和西北军126名高级将领联名向全国通电，表示完全支持八名将领在1月电报所采取的立场。[14]

此时的南京政治舞台仍主要控制在反共人士手中。蒋介石临时告假还乡，表面上不问政事，宋子文实则被排挤出政府之外。此时，南京尚不准备着手解决改变对共产党的政策问题，政府毫无按照蒋介石、宋子文和张学良所达成的协议进行改组的迹象。其实，改变南京政府的对内政策存在着极大的阻力。最有代表性的态度是上海市长吴铁城所倡导的极右立场，他认为，所谓抗日“人民战线”、“中国人不应打中国人”而应携手共同抗日，以及在此基础上与共产党订立停战协定等，这些都不过是共产党的幌子。按照吴的意见，“人民阵线”和“统一战线”只不过是共产国际新政治策略的时髦口号，他们现在正以此为掩护，在外国建立共产党，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它的真正目的是让共产党夺取政权。吴还进一步宣称：“西北的中国人民很容易上当受骗，误入歧途，看不到共产主义新突进的危险。”[15]

吴铁城的观点在知识界的某些人士中得到广泛的支持，许多知识界知名人士都谴责“人民阵线”，他们把共产党所倡导的“统一战线”与“人民阵线”视为一路货色。胡适所采取的反共立场得到著名学者傅斯年的呼应，他对“人民阵线”更是无比仇视，以致把它诬称为由共产党左翼民族主义者、封建军阀、失意政客和蹩脚作家组成的“破烂战线”。[16]许多知识团体，包括上海各大学教员纷纷发表声明，谴责西安的立场，把它称之为救亡图存的最大障碍，要求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的统一，甚至不惜使用武力。[17]

反对“统一战线”的人自然把汪精卫视为他们的领袖。汪于1937年1月初回国，[18]他回到南京以后，亲日派势力大增，成为压倒亲苏派和亲英美派的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亲日派主要包括汪精卫、何应钦、张群和吴铁城等；亲苏派以冯玉祥、于右任为首；亲英美派则由蒋夫人和宋子文为领袖。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何应钦（1890—1987）（中）确实兴奋了一阵子，暂代总司令，主张武力讨伐张学良。

亲日派控制着军队的实权。1月21日，他们甚至决定对西安领导人和共产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19]只是由于下列两个因素，他们才打消了军事讨伐的主意：

（1）山西、山东、广西和四川纷纷向全国通电，反对这一新的内战。李宗仁提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焦土抗战、民族复兴的主张。韩复榘明确表示，如中央军进攻西北，则山东方面决定出兵徐州，作武力制裁，以警告何应钦。同时，河北也签署了上述通电，宋哲元发表告同胞书，主要内容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内战，誓以军人卫国之天职，歼灭民族公敌！

（2）中央政府在四川存有5000万元的现金，在西安存有4500万元，并在四川的峨眉山上贮存大量军事装备。因此，中央政府如得不到西安和四川的支持，无论在财政上还是军事上都会遇到困难。[20]

鉴于这种形势，蒋介石直接任命的军事大员，如陈诚、胡宗南等，也反对对西安采取军事行动。

汪精卫通观全局，亦觉此时不利于发动军事行动，于是他来到浙江奉化，于1月24日会见了蒋介石。两位领导人经过长时间会谈，决定中央政府采取以下政策：

（1）中央军暂时按兵不动，顾祝同将军应设法进入西安，接管东北军和西北军。一俟时机成熟，顾将军便把东北军和西北军调出陕西和甘肃两省。

（2）改组共产党的军队，把他们编入国民党在西北和西南的军队。

（3）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商讨和决定全面的国防政策。[21]

自从12月25日被释放以来，蒋介石绞尽脑汁，企图摆脱他对西安方面的允诺所造成的麻烦。这些诺言并非他的本意，而是为了诱使西安领导人释放他，所不得不做出的违心的保证。这是他本人和代表他出面的蒋夫人和宋子文一起做出的决定。据说蒋介石曾一度要公开毁约，决定继续剿共，镇压西安叛乱者，处死张学良。然而宋子文反对，他到奉化去见蒋介石，尖锐地指责蒋介石违反自己的诺言。他感到愧对朋友，并威胁要离开中国，到国外去公开谴责蒋介石背信弃义的行为。蒋夫人也表示他们对不起汉卿，劝说丈夫要听从宋子文的劝告。[22]张学良可能对自己到南京的这一轻率举动而后悔不已，因为他绝对不曾预料到抵达首都后，竟会受到如此对待。如果他对此有所预见的话，他就不会让自己的随从副官们也随他一同赴京了。现在，他的副官们不仅不准去看他，而且一下飞机，就都被监禁起来。就日常生活来说，少帅无论在何处，都受到最好的对待，享受各种舒适豪华的生活。但是，他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自由。不准他会见客人，也不许他向外打电话。[23]据说他曾打算到国外去；也有人说，他想回西安，以强有力的方式处理他的军队，以表达他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和真挚。[24]

南京政府，特别是蒋介石本人，面临着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是答应东北军的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还是继续拖延这一政治和军事僵局。二者必择其一。当杨虎城释放了南京军事大员们以后，南京政府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归还扣押在西安的50架军用飞机和500多名空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这也是西安方面为争取释放少帅而与南京政府讨价还价的唯一资本了。南京政府要求西安方面归还军用飞机，释放空军人员。但若无张学良的同意，这事恐怕不太好办，所以，何应钦不得不请少帅帮忙。少帅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杨虎城及其将领们，请他们归还飞机，释放有关人员。同时，政府还派一个交涉代表团到西安，代表团由两名东北知识界的知名人士王化一和吴翰涛组成，张学良的秘书、随少帅一起扣在南京的李金洲也随之一同回到西安。代表团带来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亲笔信，蒋介石要求西安方面听候中央调遣，撤离陕南，让出西安，退到甘肃和渭北待命。身系囹圄的少帅也给东北军高级将领写了一封信：

话不知从何处说起，泪不知向何处流！……

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

西望云天，不胜依依。[25]

这封信在东北军军营中引起一片唏嘘，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们表示，不释放张副司令，一切都无从谈起，故这次调解未能获得成功。[26]为了向南京政府表明自己的立场，西安方面也派鲍文樾和米春霖二位将军代表东北军、李志刚将军代表西北军赴南京谈判。何应钦这位在蒋被扣期间把持南京军政大权的大员，亲自处理与西安代表的谈判问题。[27]南京政府中的一些东北籍的政治、军事知名人士，如莫德惠、王树常和刘哲等人，都曾在南京政府中任职，他们在谈判中表现得十分积极。在各种公开场合，南京政府领导人，特别是何应钦，都一再向国内各界人士保证，要本着宽宏大度和仁慈的精神，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经过两个星期的激烈谈判，和平解决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关键问题是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拒绝让少帅回西安。蒋介石在奉化老家的病床上对谈判代表李志刚说：“这不是我个人问题，而是国家问题，是纪律问题。张汉卿来京后，承认自己的错误，觉得自己读书少，修养不够，再三表示要跟我读书、学习、修养，他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也不能强迫他回去。”[28]

何应钦表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杨虎城和其他西安领导人是否能表示出其真正的悔改之意。”[29]

顾祝同（1893—1987）

南京谈判未能取得和平解决的结果，于是西安与南京的谈判开始移到潼关。通过一个曾在东北军任炮兵旅长的东北人刘清同的关系，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将军和陈诚将军与东北军领导人，尤其是同刘多荃——他的部队在清水一线直接与中央军相对峙——进行了几次电话会谈。会谈的结果是，双方都同意避免军事冲突，以获得时间来解决双方之间的问题。1月24日，西安方面派李志刚和谢诃到潼关谈判有关结束军事冲突问题。在与顾祝同谈判期间，他们提出要求少帅回西安这一政治问题，以此作为最终解决西安问题的前提条件，但顾祝同并不想触及这一问题。

尽管双方在政治问题上陷入了僵局，但在军事问题上，谈判获得了一些进展。南京政府和蒋介石通观全局，觉得在此时贸然兴起兵端对自己十分不利，蒋介石尤其不想使挑起内战的罪名落到自己头上，故他指示顾祝同，争取和平进入西安。作为停战第一步措施，双方同意，驻守在东线的东北军撤到渭水左岸待命；第二，在他们西撤期间，政府发给一个月的薪水和军需费用；第三，允许少量的东北军驻扎在西安——兰州公路一线，允许少量的西北军仍留在西安。[30]

在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这三个集团中，只有共产党具有明确的、长期的奋斗目标——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统治。陕北的共产党领袖们深知，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需经历一系列不同的阶段。就其最终目的来说，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打算与任何反革命分子、封建军阀或旧军人结成长期的联盟，这些社会因素曾是他们努力推翻的目标。因此，共产党中有人对西北三位一体的联盟并不感兴趣，对于他们来说，张学良和杨虎城并不比蒋介石更好。但毛泽东、周恩来等有识之士却不这样看，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目前的局势并不是他们实现其最终目的的时候，尤其是他们深知自己当时的力量还不足以完成这一巨大的革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紧迫的问题使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出现了暂时一致的共同利益，于是，他们走到一起来了。尽管这种联盟只能是暂时的，不过是“露水夫妻”而已，[31]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却从中敏锐地看到了共产党大展鸿图的前景。他们以政治家所特有的敏感和远见预测到，“西安事变”如能促成消除内战、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局面，那么它将成为共产党，乃至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当时，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就是结束内战，一致对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迫切愿望。能否实现这一愿望，是关系到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所以，中共方面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如上所述，周恩来在放蒋的问题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在释放蒋介石之后，共产党一再向南京做出善意的表示，为争取进一步的和谈创造条件。

毛泽东极力抹去共产党与张、杨相串通的一切痕迹，以免引起蒋介石的猜忌和怀疑。蒋介石离开西安后，周恩来就与杨虎城达成协议，为了妥善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消除蒋介石的顾虑，双方终止公开的联系。毛泽东则闭口不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斯大林的干预这一秘密。他宣布，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所采取的立场，是与他们历来所奉行的与蒋联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相一致的。[32]

张学良被扣以后，国内局势瞬息万变，西安方面有些不知所措了。是仍坚持原来的立场，要求释放少帅，还是尽早解决僵局，实现和平理智的妥协，在这个问题上，东北军将领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正当此时，共产党与国民政府举行了单独的会谈。蒋介石只字不提释放少帅问题，同时把处理共产党的方案提交1937年1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但他却通过张群，把自己的意图转达给周恩来。他的意思是：

如果共产党诚心诚意地服从国民政府，那就可以给他们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33]

关于国共这一时期的来往，苗剑秋曾这样向斯诺描述过：

1月中旬，潘汉年（作为密使）由南京抵达西安。我们怀疑他，把他作为一个“嫌疑犯”逮捕起来，结果，我们从他身上发现了直接与国共谈判有关的文件。其中包括将原来的苏区改编为特区，发给红军士兵军饷，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等。[34]

苗剑秋进一步对斯诺说：东北军将领，尤其是王以哲、何柱国和于学忠“听说周恩来正在与南京谈判，都非常高兴”。[35]

处于绝望中的少壮派军官们，把其谴责的目标转移到共产党身上。他们纷纷扬言，共产党使少帅坠入了圈套。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所组成的三位一体联盟濒临破裂，东北军的少壮派军官已经迫不急待，发动了一场骚乱。1937年1月27日，大约50名少壮派军官挥舞着手中的武器，要求周恩来告诉他们少帅的下落，甚至要杀死周恩来。他们大嚷：共产党唆使他们挑起了“西安事变”，但当事变发生后，又出于自己的私利，主张和平解决。他们与蒋介石一伙达成秘密妥协，出卖了三位一体的同盟，欺骗了东北军。面对这种严重的局势，周恩来发挥了他的全部超凡的能力，才把自己从这一纠纷中解脱出来，平定了骚乱。[36]此后，为了应付万一，周恩来把中共代表团撤出西安，只身留下处理这种棘手的局面。

激进的少壮派军官曾与其将军们配合得很好，在他们之间的利益尚没有发生冲突时，他们曾坚定地跟随自己的上司。少帅12月12日采取扣蒋的断然行动时，曾特别倚重于激进的少壮派集团。现在，这个集团要求坚持他们原来的主张，尤其是坚持释放少帅。对他们来说，解决西安问题如不包括保证释放少帅，就是对他们的领袖和事业的背叛。同时，没有了少帅，他们便失去了靠山，就等于失去了一切，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因为这些少壮派军官们资历不深，根基不牢，他们在东北军中一无实力，二无兵权，他们能出人头地，完全要依靠少帅的提携。而对于那些兵权在手、实力雄厚的老一辈军人，如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等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少帅不回来固然是件痛心的事，但对自己的个人利益尚无太大损害，他们凭借自己手中的实力仍然可以保住高官厚禄的地位。不同的个人利益，不同的利害关系使东北军分裂了。少壮派狂热地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救回少帅，除了对少帅的忠心以外，对个人得失的考虑，也是一个重要的动机，这就使他们难免有假公济私之嫌。这一集团主要由中级军政官员组成，没有形成真正的领导核心。但苗剑秋、应德田和孙铭九，所谓“三剑客”，控制着通讯联络中心和西安城内的特务团，因而成为这一集团中最有影响的人物。[37]在这方面，詹姆斯•贝特兰很了解情况。他是一名英国新闻记者，在“西安事变”以后，曾与苗剑秋一起从北平返回西安，并且在其旅居西安期间，一直同苗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是这样描述少壮派的感情的：

东北军的激进派——包括孙铭九和诸如我的朋友苗剑秋等其他人——属于极端派别。当时，他们把立即释放张学良回西安作为解决“西安事变”的先决条件。……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所要求的是行动；如果他们从南京政府得不到任何切实可行的抗日行动，他们便准备，甚至急于为此而战斗。东北军中出现了明显的分裂，以少壮派军官和士兵为一方，以年岁较大、较为保守的高级将领为另一方。[38]

1月下旬，少壮派占了上风，单凭他们不惜任何代价援救少帅的决心和勇气，就足以使他们的主张得到全军的响应。少帅在东北军官兵的心中所占的分量实在是太重了。一时间，东北军中弥漫着一股誓与中央军拼一死战的悲壮气氛。

杨虎城此时的心境也很苦闷，少帅之被扣证实了他对蒋介石为人的看法，张学良的下场就是他的前车之鉴，故他对和平解决颇有悔意。为此，他曾对在其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南汉宸大发脾气。[39]与此同时，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少壮派军官约见周恩来，痛哭流涕，长跪不起，请求红军帮助他们打仗，与蒋介石拼个高低。此时，他们已完全丧失了理智，对周恩来的劝告全然不听，并扬言，如红军不肯相助，就是出卖朋友。鉴于这种复杂而严重的局面，周恩来分别向杨虎城和东北军少壮派表示：共产党一定会对得起朋友。经中共中央研究后决定，为了维护三位一体的同盟，共产党方面可以暂时保留主和的意见，全力支持东北军和西北军。周恩来通知东北军和西北军，只要你们意见一致，我们就和你们站在一起，绝对不会对不起张先生，对不起你们。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40]

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如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却反对这样做法。他们分析局势，同时为自己的利害得失着想，认为硬拼对于东北军和少帅的命运都十分不利。况且他们都不愿意与共产党搞得过于密切，如果打起仗来，那么他们的命运就只能与共产党紧紧拴在一起了。所以，他们不赞同少壮派的方案，认为从大局考虑，接受潼关和谈的条件是东北军唯一可以采纳的路线。[41]

苗剑秋曾请周恩来警告过东北军高级将领，要保持同盟，不要与南京进行单独的谈判。周恩来确曾劝说过王、何、于三人，要他们考虑到中下级军官们的情绪，但未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周恩来颇为担心，如果在三位一体或东北军内部激起内讧，其结果只能是鹬蚌俱损，而唯独使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42]

1937年1月31日，西安方面召开了三位一体的最高首脑会议。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和周恩来出席了会议，最后决定和战问题。会上东北军三位核心将领首先统一了意见，决定接受和谈条件，从潼关撤兵。杨虎城也以大局为重，表示同意。周恩来更是如愿以偿，因为共产党的本意便是和平解决。于是，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最后决定下来。但是，他们未曾料到，东北军内部正在就和战问题酝酿起一场严重的危机，而这次最高会议通过的主和决议，遂成为引起危机总爆发的导火索。

东北军的高级将领是主和的倡导者，所以少壮派军官们便把他们当作发泄失望与愤怒的对象，他们把和谈与撤军视为对东北军与少帅的背叛。既然是叛徒，当然也就无资格再继续统帅东北军，而实际上已成为东北军的敌人。所以，少壮派军官们决定必须消灭他们。于是，他们开列了一份黑名单，上面的人物有何柱国、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米春霖、鲍文樾、李金洲、徐方、蒋斌和谢诃。[43]

1937年2月2日上午，西安所有的城门紧闭，大肆搜捕黑名单上的人。第一个牺牲者是王以哲，他当时正在家里养病，少壮派军官于文俊带领东北军宪兵队破门而入，当场开枪，把王以哲打死在病床上。[44]王以哲的副官长宋学礼也一同被杀。前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徐方和通讯处长蒋斌也被捕获，然后处死。蒋被指控为截留了南京和西安之间的电讯，而徐的罪名则是与南京秘密勾结。[45]

西安市内的杨公馆。

少壮派激进军官们搜寻的另一主要目标是何柱国，但却未能如愿。何事先察觉风声不对，躲进杨虎城的家里。孙铭九率人包围了杨虎城的新城大楼，这里既是杨虎城的家，也是杨的司令部所在地。孙铭九请杨虎城交出何柱国，杨拒绝，孙铭九无奈，来到于学忠处，要求他下令，东北军全线出击，进攻中央军，于学忠痛哭流涕，陈述曲衷，拒绝这样做。[46]

少壮派军官们不知所措，绝望中跑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镇定自若，义正词严地谴责了他们的所做所为：“你们自以为自己做得正确，岂不知，你们这样做，是在分裂东北军，断送张副司令的性命。”他费了许多口舌向他们解释目前复杂的局势，敦促他们离开西安，躲到共产党的势力范围里去。事变的领导者们被周恩来的人格和分析所打动，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西安。[47]

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三人在暮色中匆匆离开西安，驱车直奔三原附近的红军司令部，彭德怀将军接待了他们。[48]最后，杨虎城出面，签发了一张逮捕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和其他一些人的通缉令，意在稳定军心，挽救西安摇摇欲坠的政局。

于是，东北军中的“左翼”势力土崩瓦解了，但东北军的危机还没有结束。于学忠立刻宣布，他已宣誓就任兰州绥靖公署代理主任，而这一职务是南京本来要委任给王树常的。

担任这一职务以后，于学忠便有权指挥所有的东北军部队了。早在“双十二”颁布戒严令以后，西安城内就弥漫着动乱的气氛。现在，这座古城更是陷于一片恐怖之中。[49]

驻守在潼关前线的缪澂流军长和刘多荃师长都是王以哲的好友。现在，他们擅自撤军，回师西安，扬言要为王军长报仇。[50]根据刘多荃的命令，一○五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逮捕，然后枪决，他是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介绍人。枪杀王以哲的于文俊连长被剖腹挖心，以祭奠王以哲。其他一些少壮派军官，如团长康鸿泰、万毅等人也被逮捕，关进监狱，直到一两个月以后方才获释。中央军占领渭南地区，西安城朝不保夕，东北军一片混乱，大有自相残杀之势。这支封建宗法式的庞大军队，没有了少帅，就失去了重心，作为一个整体，怕维持不了多久了。

2月2日事件是继少帅被扣以后东北军的又一大悲剧，它对“西安事变”的结局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同时，也大大推动了这场惊天动地的历史伟剧尽早收场，它促使东北军尽快接受了潼关会议上提出的和平条件。由于东北军中“左翼”势力已被肃清，少壮派军官们噤若寒蝉，高级将领便可以放手尽快地与南京商讨处理善后问题，而无需顾虑少壮派的反对了。另一方面，通过这次事件，南京方面进一步了解了西安局势的严重和复杂，更愿意尽快解决问题，和平地商讨西安方面的条件。[51]

2月8日，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率领中央军开进西安。在杨虎城和于学忠的协助下，顾祝同开始进行最后的善后工作，解决未定问题，以便准备建立一个新的秩序。[52]

旨在阻止向南京妥协的“二•二”事件失败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最终也破裂了。三方之间的误会解释不清，难以消除，眼见大势已去，他们便各自寻找出路，互相抬高与南京谈判的和平条件。2月4日，于学忠和杨虎城联合发布一个有关“二•二”事件的四点声明，宣布他们接受南京方面提出的要求他们撤军的计划。[53]

到这个时候，中央军已和平进入西安，南京方面的军事调动和部署也按计划取得了顺利的进展。为此，东北军没有因兵变和曾经顽固地抗拒命令而遭到惩罚，它在兵力上也没有被削减。南京为东北军的前途制订了两种方案，根据第一种方案，所有的东北军调到江苏和安徽省，成立江苏绥靖公署，改组安徽省政府，以适当安排东北军的军政官员；根据第二种方案，东北军集结在陕甘边界，于学忠继续担任甘肃省省主席。

张学良（站立者）被关在蒋介石老家的大山里，东北军被调离了西安。

既然三位一体的同盟已不复存在，贫瘠荒凉的西北便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许多东北军将领一致拥护第一方案，反对把东北军集结于陕甘地区的第二方案。为此，东北军领导人派代表去奉化，请示处于蒋介石监视下的少帅张学良。[54]2月14日，何柱国率领一行人由西安抵达奉化，蒋介石立即召见了他。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则宣布，恢复张学良的公民权（军事法庭曾宣判，剥夺张学良五年公民权）。[55]

此时，张学良已被蒋介石带到其老家奉化溪口，在军警的严密监视下，“闭门读书思过”。昔日声名显赫的少帅，如今成为无人理睬的阶下囚。他沮丧、悲哀、愤懑，且又感到有些迷惘。自民国创立以来，各地方军阀拥兵自重。蒋介石统一中国以后，起兵反蒋者，仍不乏其人。数年前震惊海内外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双方杀得天昏地暗，最后，还是他张学良出面，帮助蒋介石制服了冯、阎二人，使得战场上誓不两立的仇敌，握手言和。蒋介石仍做他们的委员长，冯玉样、阎锡山二人仍高官厚禄，声威丝毫不减。远的姑且不论，就在“西安事变”的同一年，两广军阀还在南方起事，通电反蒋，搅得南京政府一片慌乱。尽管蒋介石龙颜大怒，但事后对发难者却无可奈何，李宗仁、白崇禧仍是实力雄厚的桂系领袖，两广地区仍然是鞭长莫及的独立王国。可轮到他自己，结果就不同了。他既无与蒋分庭抗礼之意，亦无取蒋而代之之心，不过是激于民族大义，举行“兵谏”，促使其改弦易辙，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求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之大业。事后，为表赤诚，又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赴都门请罪”，不料，竟招致如此下场，不能不使他怨天尤人，扼腕长叹！

一次，前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前去看他，他对邵力子说：

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为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好戏竟演坏了！[56]

这种坦诚而近乎天真的英雄主义性格，恰好构成了他本身悲剧的全部之所在。少帅继承父业，少年得志，一生花团锦簇，平步青云，从未遇到过任何重大的挫折，因此可以说他涉世未深，阅历尚浅。加之他自幼受西方教育，对中国官场上的那种阴险、狡诈与反复无常体会不透。他刚愎自用且又少年气盛，以诚待人却往往过于单纯幼稚，加上他从其父老帅张作霖那里继承下来一副江湖侠义心肠，这一切使得他怎能是蒋介石的对手呢？因此，他的悲剧，是其全部性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假如老帅张作霖性格中的另一面——江湖无赖的土匪习性传给少帅，哪怕是一点点，那么“西安事变”的结果绝不会是这样，中国的历史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重写。

何柱国见到了自己的上司——被囚禁的少帅。此时此地，少帅接见自己的下属，自然是感慨万千。何向他汇报了西安的局势、东北军的内讧和三位一体联盟的破裂，少帅听罢，黯然神伤。事已至此，少帅也赞同第一方案，即东北军调出陕甘。他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于学忠和东北军诸将领，要求他们“服从中央命令，团结力量作抗日之准备，以遂初衷”。并嘱咐何柱国：

东北军代表离开奉化雪窦山时，和于凤至（中）的合影。

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一个朋友（指共产党——著者注），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57]

他请王卓然随何回西安，把其心愿转达给他的将士们。当时曾盛传东北军思念少帅，军心不稳。所以蒋介石为了安抚军心，允许他们选派六名将领飞抵奉化，与少帅见面。3月25日，六名将领抵达奉化，每个人都受到少帅的单独接见，但每次单独谈话都不得超过20分钟。后来，其中一人在回顾会晤少帅的情景时，把它描绘得不胜伤感、凄楚。六名将领都表示，他们希望少帅早日返回东北军。少帅则要求他们服从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命令，他有朝一日将率领他们打败日本，收复家园。[58]

在返回西安的途中，他们在上海做了短暂的停留，拜会了宋子文，表达了他们对拘禁少帅一事的深深关切，请求宋子文对蒋介石施加影响，使张少帅早日获释。宋子文和蒋夫人一样，是促成释放蒋介石的调解人和担保人，但宋表示他已无能为力了。在聆听了蒋介石的训话以后，这一行人一无所获地返回西安。但是就东北军，尤其是高级将领而言，无论如何，“西安事变”的结果不能算坏。[59]1937年3月2日，东北军发布《移防致陕甘同胞别词》，开始撤离西北。[60]与此同时，于学忠正式就任江苏绥靖公署主任，王树常为开封绥靖公署副主任。安徽省政府也进行了改组，刘尚清——一位老东北军领袖，做了省长。何柱国就任西安行营副主任。

杨虎城一家从欧洲归来后留影。

4月，东北军全部调防进入河南、安徽和江苏。东北军主力处于军务整编委员会的控制之下，该委员会以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首，包括东北军的主要将领组成。[61]

东北军的10余万军队经过这一换防和整编，分散在中原和华东地区，不久便失掉了他们东北军的传统个性，被同化了。这样，“西安事变”的结果不仅标志着一位声威显赫的军阀的倒台，而且也使一支实力雄厚的地方军队消失了。至于西北军，南京政府是这样处置的：首先向杨虎城将军施加压力，迫使他辞去所兼各职，然后安排他出国考察。军阀离开了自己的军队，犹如鱼离开了水一样，这样就便于进一步惩处他了。[62]接着，对十七路军进行了整编，将它缩编为一个军，下辖两个师，由孙蔚如任陕西省主席兼军长。蒋介石处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总原则是，对两支部队的领袖，即张、杨二人采取孤立、报复的手段，以泄其恨；而对其部下则采取收买、拉拢的手段，加官晋禄，使之皆大欢喜。

毛泽东在陕北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解决了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后，南京不得不着手处理共产党的问题了。如上所述，蒋介石是在西安做出停止内战的保证之后，才得获释。作为一个国家领袖，蒋介石必须遵守他的诺言。如果他自食其言，将严重危害他的地位，他将失信于中国人民，失信于地方军阀实力派，失信于西安谈判中的调解人以及西安发动兵变的人们。况且，如果他不守信用，他所面临的敌人就不仅仅是红军，而且还有东北军和西北军。单是红军，就已成为政府的心腹大患，如果三支军队联合起来，中央军焉能应付。

为了讨论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以及因“西安事变”而引起的其他重要问题，2月10日，蒋介石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南京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为“即将到来的国家的和平统一”，向政府表示祝贺，希望政府把国家的和平统一作为基本国策。

与此同时，共产党提出下列主张：

（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2）确认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

（3）召开由各党、各派、各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参加的救亡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报国。

（4）加速完成对日战争的各种具体的准备工作。

（5）改善人民生活。

电报还说，如果上述条件能被接受，共产党将采取下列措施，以表示其团结御侮的诚意：

（1）在全国各地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活动。

（2）中华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指导。

（3）在特区政府所管辖的地区实行普选制，实现民主化。

（4）停止土地改革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63]

共产党在电文的结尾，感情激昂，慷慨陈词，呼吁国民党领袖们捐弃前嫌，共赴国难：

国难日亟，时不我待，本党为国忠诚，可矢天日，诸先生热心为国，定能允许本党之请求，使全民族御侮救亡统一战线，从以实现也。我辈同为炎黄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唯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64]

这份电报意味着，共产党将在原则上、实践上及策略上发生重大的转变，这些变化将结束10年的苏维埃运动和推翻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武装斗争。

中国共产党承认，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在向国民党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考虑到实现抗日战争所涉及的国难，他们认为这些让步是必需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已做出了重大让步，但他们的建议却遭到南京亲日派的阻挠。三中全会于2月15日召开，约200名以汪精卫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出席了大会。汪精卫致开幕词，其中心内容是阐述1936年7月二中全会所制定的“救亡图存”主题。关于共产党，汪精卫说道：

共产党逃窜到西北以后，其处境已如江河日下，最后覆亡，指日可待。不料绥远战争突发，继之以西安事变……所幸蒋介石同志安然返回……但是我们不能让多年来的剿共努力在最后一刻付之东流，消灭共产党是急待解决的紧迫问题。[65]

然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非无人支持，这种支持来自于国民党内左、右两翼势力的领袖们，包括孙中山夫人、孙中山的哲嗣孙科、冯玉祥将军以及梁寒操。[66]1937年2月18日，由孙夫人领头签名的一份联合提案提交给全会，要求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提案指出：1924年对国民党的改组包括孙中山首创的这三大政策，曾对国民党的复兴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不幸的是，由于1927年“统一战线”内部的倾轧，国共合作破裂了，此后三大政策便被全然废弃。该提案强调：国民党应该与共产党再度合作，共同抗日，因为中国共产党也愿意放弃危害国民党统治的活动，支持国家统一、一致抗日的方针。此外，孙夫人为了敦促国民党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一步强调要实行民生主义，结束训政时期，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允许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政治犯。所有这些必将“实现本党已故领袖的遗愿，创造出一个民主的政府”。[67]

最后，孙夫人说：要救亡图存，就必须停止一切内战，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可是，某些政府要员却毫不省悟，对此她表示遗憾。她说：“今天居然还有人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陈词滥调，真是荒唐已极。”[68]

孙夫人提出的议案得到通过，但禁止公开发表。[69]以李宗仁为首的势力雄厚的桂系集团赞同孙夫人的意见，正式提出一项议案，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保卫爱国运动，解放民众，支持救亡运动。李宗仁的议案被搁置起来。此外，杨虎城和于学忠提出了西安八项主张的提案，亦没有得到通过。[70]

2月19日，蒋介石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他生动地描述了如何抵制叛乱者的要求，拒绝签署任何保证的情景。他还讲述了如何劝说叛乱者接受他自己的观点，他们看了他的日记后如何感动得声泪俱下等。最后，他提议全会讨论西安叛乱者的要求。借此机会，蒋介石提交了自己的第三次辞呈，和前两次一样，他的辞呈被“一致驳回”。[71]

与会代表审议了“西安事变”，决定授权蒋介石全权处理西安问题的善后事宜。2月21日，三中全会通过了“根绝赤祸决议案”，其中包括下列四点：

（1）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

（2）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3）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帜志的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各国人民生活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4）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而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折，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72]

关于西安兵变者和共产党人一再恳求的召开国民大会一事，全会决定：将于1937年11月12日召开“国大”，以制定和批准宪法。[73]

全会发表了一项宣言，基本上是以汪精卫为首的起草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对日政策，宣言重申了前一年7月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尽可能采取和平谈判的途径。但是，不能容忍对领土和主权的侵犯，不能签署任何侵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条约。宣言宣称，政府愿意继续努力在“平等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74]

关于内政方面，宣言强调了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国内统一的成就，宣称这是本党的基本原则。这次全会在处理共产党问题方面给了特别考虑，宣言谴责了自1927年以来共产党军队的恐怖活动，“正因如此，国防力量受到削弱，否则，国家可以拥有充分的力量来抗击外来侵略”。[75]

国民党没有直接响应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然而，就在全会休会的当天，2月23日，蒋介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问答中涉及了共产党最近的几点要求，蒋介石论述了下列问题：

（1）言论自由。但有三点例外，即宣传赤化，泄露军事、外交机密和颠倒是非、捏造谣言。蒋强调，言论自由过去一贯是、而且将来仍然是中央政府的政策。

（2）集中人才。中央政府将竭尽全力，广揽人才，尤其是知识分子，吸收他们参加政府，建设国家。但是不能实行共产党所鼓吹的方式，以及所谓“人民阵线”的做法。

（3）赦免政治犯。目前，所谓政治犯只是反对国家，破坏社会的共产党和反动分子。如果他们确有悔改之意，可以担保释放。但是予以宽免的范围只限于确有悔过自新诚意的人，不可能对政治犯进行不加区别、普遍一概的赦免，因为这样做将有违于国家的法纪，有害于社会的安定。[76]

就蒋介石这一公开声明而言，他和汪精卫一样，在有关共产党问题上，保持强硬的立场，虽然他并没有表现出打算满足西安叛变者的要求，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他确实暂时停止了内战；撤销了剿共司令部；受日本教育的张群被免除了外交部长的职务，代之以王宠惠，一个受英国教育的法学家，他也是国民党政客中亲英美派的领袖，这些亲英美派是很受西安领导人欢迎的。[77]

蒋介石还派孔祥熙和宋子文代表中国，出席了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蒋还要求孔祥熙的助手翁文灏和何林在参加典礼之前，邀请各界人士在庐山召开一个国是会议，讨论国家大事。

同年4月，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到杭州；6月又邀请周到牯岭与国民党领导人举行谈判，蒋介石本人、蒋夫人和宋子文等都参加了谈判。[78]南京的代表团也访问了共产党的苏区。国共之间的谈判是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期间公开通过的决议基础上进行的。[79]

共产党方面实现了在致国民党全会的电文中所承担的诺言，停止没收地主的财产，不做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以及试图推翻国民党政府等活动，苏维埃也将准备改名为特区政府，红军也申请编入国民革命军，它所辖的各个师也将按照国民政府武装力量的编制，进行统一编号。南京并未派指挥官到共产党的队伍中，他们仍由自己的军官指挥，但要按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行事，而该委员会的委员长就是蒋介石。

在国民党方面，局势也开始明朗化了。实现国家统一的进程有了长足发展，停止了一切剿共战争，实现了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国家化，包括由中央财政部提供军费和津贴。[80]1937年6月，周恩来在延安向T.A.比森总结了谈判所取得的成就：

抗日战争期间的标语。

和平已经取得，我们之间再也没有战争了，我们可以有机会来为抗日战争做充分的准备了。至于实现民主的问题，这一目标现在只是刚刚开始实现，这要比进行抗日运动更为困难，但它总算在民众中间和南京政府内部开始发展起来，虽然步伐非常缓慢。我们必须要把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和民主看做是自行车的两个轮子，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而不是像黄包车的两个轮子那样，二者并立。这就是说：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要走在前面，而民主运动紧随其后，后者可以推动前者向前移动。两个轮子一起运行，但是抗日运动处于领先地位。[81]

国共之间的公开合作大概是1937年7月15日宣布的，但日本人于7月7日就向卢沟桥发起了军事进攻，抢在国共公开合作的前面。

1937年7月15日，举行了庐山谈话会（庐山会议），会议的原本目的是社会各界人士交换意见。由于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遂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7月19日会议结束，蒋介石当天返回南京。一到首都，他立即发表声明：中国将武装抵抗日本的侵略。[82]

蒋介石声明公开以后，各种反蒋势力的代表，如共产党、地方军阀、桂系集团和所有其他持不同政见的军事将领纷纷抵达南京，或发来电报，宣布支持蒋介石进行抗日战争。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公开宣布：他们将在抗日战争中服从和遵守蒋委员长的指挥。7月21日，桂系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宣布：他们支持蒋介石的领导，这个实力雄厚的地方势力前一年曾因为政府不抗日而激烈地反对蒋介石，现在则不同了。8月4日，白崇禧精神抖擞地来到南京，他非常兴奋，因为他们盼望已久的抗战终于爆发了。其他从前反蒋的军事首脑，如云南省主席龙云、四川省主席刘湘等也抵达南京，表示他们对蒋介石的支持。[83]在全国四面八方的支持下，一场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在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开始了。

中国这个分裂了多年的国家终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自民国建立以来，它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统一。各路政治力量的领袖云集南京，握手言欢，慷慨陈词，纷纷表示要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在抗日战场上大显身手。张学良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可是，曾为这种激动人心的统一战线局面而作出重大贡献的少帅如今却在哪里？此时他仍幽居在奉化雪窦山上。据说他得知全民族抗战已经开始的消息，曾兴奋不已，写信给蒋介石：目前国难当头，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他请求蒋介石允许他率领旧部冲杀到抗日的最前线。蒋介石的回信则是：休问他事，“好好读书”。于是，少帅只得一人向隅，苦度那与世隔绝的寂寞光阴，纵有满腔报国热血，竟向何处抛洒？正所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注释

[1]由于端纳在“西安事变”中的贡献，蒋授予他最高宝石勋章。塞利前引书，第336页。然而，《中央日报》的一篇社论却谴责他背叛中国，报纸要求将他驱逐出境，并不许再来中国。端纳将剪报寄给蒋夫人，她闻讯非常生气，立即飞往奉化（蒋的故乡），向蒋出示这篇文章。蒋阅后，命令参与炮制这篇文章的人向端纳道歉。

[2]塞利前引书，第335页。

[3]见栗又文前引文，载《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95页。

[4]萧作霖：《西安事变时复兴社河南分社的活动》，载《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91页。

[5]塞利前引书，第336页。

[6]关于审判张学良的详情，见李烈钧：《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判张学良的经过》，载《西安事变亲历记》，第362—368页。另见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革命文献》，第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下册，第113—118页。

[7]见逸明前引书，第20—28页。《西安事变史料》，第119页。

[8]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79页。另见《大公报》，1937年1月7日。

[9]右军前引书，第2卷，第36页。

[10]孙铭九前引书，第16页。

[11]蒋被释放后，共产党进入西安时建立的。

[12]贝特兰前引书，第334页。南京确实没有如蒋所允诺的那样，从潼关以东撤军，也没有任何预兆要停止内战。相反，南京一再重申，要动员陕甘全部军队，发动剿共战役，在陈诚的指挥下，“围歼”红军。

[13]这三个人是杨虎城的代表李志刚，东北军的代表阎宝航、米春霖。见贝特兰前引书，第334页。孔祥熙前引书，第2卷，第702页。

[14]这三个人是杨虎城的代表李志刚，东北军的代表阎宝航、米春霖。见贝特兰前引书，第334页。孔祥熙前引书，第2卷，第702页。

[15]《统一战线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斗争》，《中国周报》，1937年1月23日，第188页。

[16]见吴天威前引书，第162页。

[17]见吴天威前引书，第162页。

[18]《大公报》，1937年1月9日。

[19]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8/0559。

[20]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8/0558。

[21]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8/0560。

[22]格雷致胡尔的电报，1937年2月4日，USNA893•00/13964。另见张治中：《三访被幽禁的张学良》，载《西安事变亲历记》，第432页。

[23]《张学良抵达南京等候处罚》，《中国周报》，1937年1月9日，第299页。

[24]《张学良抵达南京等候处罚》，《中国周报》，1937年1月9日，第299页。

[25]见解方前引文，《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173页。另见栗又文前引文，《张学良抵达南京等候处罚》，《中国周报》，第93页。

[26]李金洲前引书，第49—60页。

[27]蒋介石告诉何应钦与张群，他已答应张学良解除他们的职务，安排他们出国。蒋介石这样做的用意是要他们有所戒备。他们立即开始四处活动，反对张学良和整个“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见尼姆•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96页。

[28]《中报》，1937年2月10日。另见李志刚：《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载《西安事变亲历记》，第344页。

[29]《中国周报》，1937年2月13日，第367页。

[30]《中国周报》，1937年2月13日，第367页。

[31]吴天威前引书，第173页。

[32]张国焘前引书，第499页。

[33]张国焘前引书，第2卷，第500页。

[34]斯诺：《漫评》，第7页。

[35]斯诺：《漫评》，第7页。

[36]张国焘前引书，第2卷，第480—490页。

[37]贝特兰前引书，第281页。

[38]贝特兰前引书，第283页。

[39]见申伯纯前引书，第98页。

[40]1月29日，共产党西安代表团周恩来、博古和刘鼎前往彭德怀所部驻地三原磋商。1月30日凌晨4点，周恩来给苗剑秋发来电报，其中宣布“我们已决定，与你们生死与共”。见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89页。另见申伯纯前引书，第200—201页。

[41]斯诺：《漫评》，第8页。

[42]斯诺：《漫评》，第8页。

[43]吴天威前引书，第176页。

[44]李金洲前引书，第53—54页。

[45]李金洲前引书，第53—54页。

[46]贝特兰前引书，第300—301页。斯诺：《漫评》，第10页。李金洲前引书，第53页。

[47]罗瑞卿等前引书，第70页。

[48]贝特兰前引书，第29页。李金洲前引书，第53页。

[49]贝特兰前引书，第298页。

[50]根据新近所发现之研究资料，国民党曾对他们暗中诱惑，许以高官，所以他们才私自撤兵，图与国民党合作。刘多荃、缪澂流被内定为国民党改编东北军后之军长。见《革命文献》下册，第156页。

[51]吴天威前引书，第177页。

[52]罗瑞卿等前引书，第72页。

[53]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7/323—325。

[54]吴天威前引书，第181页。张学良于1月8日被转囚奉化。

[55]右军前引书，第1卷，第74—87页。

[56]邵力子：《西安事变追忆》，载《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93页。

[57]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邵力子：《西安事变追忆》，载《西安事变亲历记》，第7页。

[58]这六位将领是吴克仁、李振唐、霍守义、周福成、唐君尧和张守清。见右军前引书，第1卷，第76—78页。

[59]这六位将领是吴克仁、李振唐、霍守义、周福成、唐君尧和张守清。见右军前引书，第1卷，第76—78页。

[60]《东北军致西北同胞别词》，载王卓然前引书，第25—29页。

[61]《东北军致西北同胞别词》，载王卓然前引书，第26—28页。

[62]1937年末，杨将军自海外归来抗日，即被蒋介石秘密逮捕，经过12年的监禁生涯，于1949年被秘密处决。

[63]共产党致三中全会的电报文件收录在王健民的前引著作，第3卷，第102—103页。《国共合作抗日文献》，第13卷。电报的英文件见《中国周报》，1937年2月27日，第442—443页。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77—78页。另见T.A.比森：《1937年6月的延安：与共产党领袖们的谈话》，美国，柏克莱，1937年，第43—44页。

[64]王健民前引书，第3卷，第103页。英文件见吴天威前引书，第184页。

[65]王健民前引书，第3卷，第103页。英文件见吴天威前引书，，第186页。

[66]冯玉祥前引书，第55页。吴天威前引书，第186页。

[67]宋庆龄：《宋庆龄选集》，香港，1967年，第101页。

[68]宋庆龄：《宋庆龄选集》，香港，1967年，第101页。

[69]冯玉祥前引书，第55页。

[70]《中国周报》，1937年2月27日，第445页。

[71]吴天威前引书，第187页。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93页。《中国周报》，1937年2月27日，第445页。

[72]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55—60页。

[73]《中国周报》，1937年2月27日，第442页。另见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94页。

[74]《申报》，1937年2月23日。

[75]见格雷致胡尔的电报，1937年2月23日，USNA893•00/14016。宣言的部分英译件收于《中国周报》，1937年2月27日，第443—444页。《申报》刊印了公报的全文，1937年2月23日。

[76]吴天威前引书。

[77]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02页。

[78]双方同意建立仲裁委员会，并制订了细则，委员会由六人组成，双方各出三名代表。委员会的任务是在实际工作中调解双方的分歧。见T.A.比森：《1937年6月的延安：与共产党领袖们的谈话》，美国，柏克莱，中国研究中心，1973年，第44页。

[79]塞利前引书，第337页。

[80]比森：《日本在中国》，第183页。

[81]比森：《日本在中国》，第185页。

[82]蒋介石1937年7月在庐山会见了《纽约时报》记者哈雷特•阿班德。蒋介石指出：他很清楚，如果他听任日本人占领华北，不下决心抵抗，不但中国民众不会再支持地，就连他的许多部下也会抛弃他的。见阿班德前引书，第245页。

[83]何连前引书，第3卷，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