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将军”_关于张学良的故事

“不抵抗将军”_关于张学良的故事

第四章　“不抵抗将军”

唯有一点苦衷少帅不便明说，那就是他今日政治生涯中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的不抵抗政策所致。对此少帅只字未提，他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慷慨无私地把一切过失都承担下来……这种带有侠义色彩的举动，其实是悲剧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反常表现。

蒋介石打败阎、冯联盟之后，其声望扶摇直上。他打算召开一次国民大会，通过临时宪法，实行宪政。虽然他得到了某些国民党人士的支持，但却遭到国民党元老，如右翼领导人胡汉民等人的强烈反对。[1]胡的观点来自于孙中山先生，认为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民情，必须首先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一段时期的政治监护（训政）。只有经过有效的训政之后，才能开创一个实行宪政的时代。[2]胡汉民的这一不妥协立场，使他与蒋介石处于公开的矛盾冲突之中。

1931年2月，蒋介石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粤系、桂系、汪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等反蒋者云集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议决成立国民政府，推举汪精卫、邹鲁、孙科、伍朝枢、陈友仁为国民政府委员。此为当时合照。左起伍朝枢、汪精卫、李文范、孙科、陈友仁、邹鲁。

1931年2月28日，胡汉民被迫辞去了立法院院长的职务，蒋介石随即便把他软禁起来。[3]胡的被捕震动了许多国民党元老派成员，使国民党内部又一次突然爆发了危机。4月，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的四位老资格的国民党党员发表一项声明，表示要发动一场弹劾蒋介石运动。[4]许多国民党的领导人都对蒋的专横跋扈表示强烈不满。1931年5月27日，他们在广东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特别会议。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在广东组成一个反对派政府，公然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挑战，中国的内战又将爆发了。(www.guayunfan.com)趁中国内乱之机，日本人于1931年9月18日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事变是由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一手策划的。[5]他们渴望占领东北，把它从中国分离出来，为日本所兼并，从而掠夺其经济资源。正像本书导言所提到的那样，1928年6月4日日本炸死张作霖的幕后动机，就是想要建立这样一个日本控制下的新傀儡国。然而这一目的却未能实现。张学良继承父业之后，加入了国民党阵营，在东北升起了中华民国旗帜，这使得东北与日本的关系更为恶化了。这次“联姻”之后，东北与南京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大大增强，在东北经济发展中，南京开始起到更大的作用。从日本的立场来看这一局势，无疑十分令人沮丧，尤其是日本军人，一想到1905年日俄战争以来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所做出的“牺牲”，便不由得倍觉伤感。因此，少壮派军官们认为，日本军队应再次出兵东北，赶走中国军阀，从而建立一个受日本操纵的新政权。[6]

东京的参谋本部首脑之一的建川将军，这时宣布了日本军人的立场，应采用各种方法使东北懂得自制。而且他强烈地感觉到，除非日本占据东北，否则日本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7]1929年4月，在一次高级会议上，他交给总参谋长一份计划，该计划旨在把东北变成使日本自给自足的基地，强调东北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8]1930年10月，军部的中下级军官组建了“樱花会”，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制订解决东北问题的具体方案。[9]

在东北的关东军内，也发生了类似的进展。从1928年田中内阁垮台到1931年夏末，要求以武力接管东北的军官集团的影响日益增长。他们当中的核心人物是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关东军司令部的全体军官公开参与这个集团的领导。他们觉得使用武力保护日本的利益是无可争议的，他们急于占领东北，建立一个从中国分离出来的政府。整个1931年夏天关东军内要求诉诸武力的呼声一天高过一天，到了夏末秋初的季节，这个问题显然已经确定，出兵东北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10]

正当军队忙于准备进入东北之际，日本思想家大川周明博士为了使满洲密谋获得成功，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宣传。在此以前，他写过两本书，书中散布东西方强国之间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上帝已经选中日本作为亚洲的斗士。作为南满铁路东亚研究台的雇员，大川推断出日本要想自立，它不但需要朝鲜，而且也需要东北。正因如此，他与关东军那群年轻有为的军官们，如土肥原、板垣和石原等人结成了亲密的朋友，这些军官后来都参与了东北的密谋。[11]

1929年，大川周明博士组织了一次国民运动，因为他相信，东北和蒙古的问题既不能交给资本家也不能委托给那些政客们。从1929年4、5月间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在日本各地进行了一系列演说，鼓吹日本应在东北发展经济，以便把日本的生存建立在日满联合的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他还训练了一批说客，再把他们作为宣传员派出去，为军队、地方官员和一般民众讲解东北的局势。到了1931年8月，这些宣传员已经周游了全国，他们的宣传突出强调了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12]

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左）和井杉延太郎（右）。

1930年初，大川在奉天会见了张学良，他建议张学良应该把东北同中国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这一提议被少帅严词拒绝。[13]

一系列的密谋、策划、鼓动和宣传，在日本的朝野上下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许多内阁成员及政治家们都被军队的看法所打动，相信只有使用武力建立一个傀儡政府，才能最终解决东北问题。[14]

1931年夏天，“中村事件”为这一多事之秋带来新的危机，[15]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关东军蓄意出兵东北的意图。在日本人看来，这是一系列标明中国蔑视日本权威的事件中达到登峰造极的一次。关东军及日本国内的右派组织不失时机，大肆渲染，一时间，日本国内舆论大哗。

就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关东军已经集结了部队、弹药和物资，交战的迹象已日益明朗。1931年9月15或16日，自由派领袖币原外相收到了一份来自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电报，[16]电报宣称一周之内将有一场大事件爆发。币原外相向陆相南次郎这位日本军人中最权威的将领之一提出抗议。陆相鉴于政府的压力和天皇的干预，立即派遣建川将军作为特使前往奉天，尽全力阻止关东军的鲁莽行为。[17]

“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

然而，东京企图阻止事变发生的努力未能奏效。1931年9月18日晚上大约10点钟，日本关东军终于下手了，他们炸毁了奉天郊外的一段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士兵所为，乘机炮击东北军驻奉天的北大营，继而攻陷奉天城。当时，日本驻奉天的外交官再三劝说关东军高级参谋，也是这一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和直接指挥者板垣征四郎大佐停止军事行动，[18]等待外交和平解决。但他得到的回答却是：部队按原计划继续出击。板垣还恫吓他，不要指手画脚，乱加干涉。领事馆向这些军人们通报，中国人正在奉行不抵抗政策，故战争无继续打下去的必要。[19]然而，狂热的少壮派军官哪里听得下去，关东军一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直至占领了整个东北。

奉天告急，东北四省岌岌可危。作为东北的最高军政首脑的张学良此时却在何处？在做什么？这自然是人们普遍关切的事情。

1931年6月自南京归来后，张学良就染上伤寒，住进北平协和医院疗养，未能按原计划返回奉天。因此，当奉天事变发生时，少帅未在东北。[20]9月18日夜间日军进攻奉天后，有消息说，少帅的健康状况已经好起来。他已出院去参加庆祝东北军队入关干涉反蒋大战胜利一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晚在英国公使馆就餐。随后，他同夫人、朋友一道观看了中国最伟大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主演的京剧。[21]更有人说“九一八”事变当晚，少帅正在北京六国饭店跳舞。[22]另一条消息报道说当年进攻奉天的消息传到北京他那里时，少帅正在睡觉，由于他病体尚未完全恢复，故侍从们没有叫醒他，因而直到第二天早上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奉天，才获悉这一事变。惊慌失措的中国军队一夜之间没接到任何命令。[23]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接到日本进攻北大营的消息，少帅便和其他东北领导人在北洋军事大本营中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少帅的顾问顾维钧也被召到北平，顾维钧建议少帅应立刻给南京发电，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抗议，呼吁国联召集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24]

张学良立即向南京请求指示，蒋介石的回电为“九一八”事变奠定了基本政策。回电的内容是：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25]因此，少帅指示他的部队自始至终遵循这一不抵抗的政策。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奇耻大辱，全世界也为之瞠目结舌，惶然不解。事变之前，中国东北边防军虽然有相当一部分精锐部队随少帅入关，但东北地区仍有部队约15万之众，而日本关东军兵力不过1万余人，事变后加上朝鲜等地的增兵，也不过2万人左右。双方兵力相差如此悬殊，而关东军竟能一夜之间占领奉天，四个多月占领东北三省，并吞了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的中国领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然而，“奇迹”不奇，因为中国东北军奉命“不抵抗”。张学良说：

我早令我部官兵对于日军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已按照命令，收缴武器存于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我立刻下令收缴军械，不得还击，所以日军进攻北大营与其他各地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的报复行为。[26]

正因为如此，日本关东军浩浩荡荡，一路急行军，除了在黑龙江受到马占山等人的抵抗外，几乎是兵不血刃。对此，张学良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但是，若要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他，则似乎太不公平，因为他仅仅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而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却是南京的蒋介石。

甚至在事件发生前，蒋介石就一再告诫少帅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日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阴谋少帅并不是一无所知。在7月间，东北军的参谋长荣臻将军就已经向他报告说，日本军队企图挑起事端。[27]但在1931年7月12日，在一次电话中，蒋介石指示少帅，要避免引起冲突，现在还不是与日本作战的时候。[28]8月，“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又给张学良发电：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29]

监察院长于右任7月13日也给张学良发电，开头电文便说：

1931年9月，日军占据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署。

中央政府把平定内乱（指共产党）视为其头等职责，东北的同仁必须理解这一国策。[30]

所以，正是根据中央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一贯指示，张学良才命令荣臻将军不要与日本发生冲突，听候谈判解决。[31]

9月19日，事变发生之后，张学良向全国及南京国民政府发表通电，声明大致如下：

据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将军报告，日本军队9月18日晚10点开始向我驻扎在北大营的士兵开火。我们坚持不抵抗政策，没有还击。但是日本缴了中国士兵的械，还放火烧了北大营，这些情况已经向各有关当局作了报告……日本捏造谎言说是中国人炸掉了南满铁路，并声称他们进攻中国的兵营是出于自卫，事实并非如此。甚至连日本人火烧北大营时，我们都没进行抵抗。[32]

不抵抗政策断送了整个东北，张学良由此获得“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受到各方面舆论的奚落和谴责。正如冯玉祥将军后来所说，他是有苦说不出来。[33]众所周知，东北是张家父子的独立王国，是奉系军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对于张学良来说，丧失了东北，便丧失了政治前途，丧失了政治生命，少帅以后的命运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故他怎能不想抵抗？怎能不想和日本人拼个死活？但他深知，日本这样的强国，“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因此，张学良热切地希望南京政府能痛下决心，动员全国之人力物力，实行全民抗战。当东北军向他请战时，少帅激动地说：

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果由余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猛，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它周旋。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沿是义不容辞的。[34]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立即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张良学的澳大利亚顾问威廉•H.端纳建议国民政府请求国际联盟的帮助。依照他的看法，少帅的25万军队的装备根本敌不过日本的现代化战争机器，任何抵抗，甚至举全国之武力都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35]9月21日，南京接受了端纳的建议，正式向国际联盟求援。与此同时，中国请求美国政府行使《九国公约》来抑制日本扩张。[36]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发表讲话，要求国人在国际联盟做出公正裁决之前保持耐心。[37]国际联盟理事会根据中国的呼吁，于9月30日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日本把它的军队从东北的各部，特别是辽宁（以前叫奉天省）省撤回南满铁路沿线。但是，徒有其表、毫无实力的国际联盟并不敢得罪它的这个气势汹汹的常任理事国，因此在敦促日本撤军的同时，又声明日本政府“无领土野心”。对此，日本方面感到满意。10月27日，日本驻国联外交使团首席代表芳泽谦吉向国联理事会提出五项条款，宣布这五项条款是“中日之间直接谈判的基本条件”。五项条款如下：

（1）彼此放弃侵略的政策与行动；

（2）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

（3）完全终止一切有组织的干涉自由贸易和激起国际间仇恨的活动；

（4）有效地保护整个满洲的日本侨民，允许他们从事任何和平的职业和工作；

（5）尊重条约中所规定的日本在东北的各项权利。

日本方面还在这项声明中补充道，日本正准备就这些基本条款问题，就有关日本与中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以及日本把军队撤回南满铁路沿线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这就是日本给国际联盟的有关答复。[38]

这五项条款由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施肇基博士向南京作了汇报，同时，施博士向南京请求指示。日本的提议显然打算向理事会，乃至向整个世界转达这样一个印象，即日本不是侵略性的好战国，它只不过是要保护它在东北的权利与利益而已。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旨在就外交问题，特别是有关日本侵略的迫切问题供政府咨询。所以政府把日本的提议提交给特别外交事务委员会进行研究和讨论。

委员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是否相信和接受日本做出的谈判姿态。委员会赞成谈判，并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召开一次政府高级会议。

会议于1931年10月下旬举行，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起草一个方案，以供在日内瓦的施肇基博士遵照施行。国际联盟卫生署署长理查曼博士也出席了会议，他是蒋介石的妻舅宋子文的亲密助手。理查曼建议中国应当依靠国际联盟，仰仗国联理事会要求日本人从它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上撤军的决议。

蒋介石看来赞同了理查曼的建议，而这个建议与委员会的决定恰恰相反。[39]

南京国民政府对有名无实的国联怀有过高的期望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愈是依赖国联，政府便愈是不想抵抗；反过来，愈是抱定不抵抗的国策，政府便愈加依赖国联。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于9月22日在南京宣布：

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悲，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断。[40]

到了10月，甚至在日本蔑视国联让它撤军的命令，决意以武力占领全部东北以后，蒋介石仍把中国的命运委托给国际联盟，并且保证“要始终如一地与国联合作”。[41]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张学良均寄希望于国联。1932年4月10日，张学良（右）接见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中）、团员麦考伊（左）。

如果国际联盟能够，或者一个第三强国愿意站出来保护中国，那么不抵抗政策也许可能奏效。但事实并非如此，国联是一个松散、软弱无能的国际联合组织，在它背后，没有任何武力作后盾，加之操纵它的各国列强之间的利益各不相同，使国联很难成为统一的、有效的国际权威力量。虽然国际联盟曾两次规定了日本从东北撤军的最后期限，但日本充分看清了国联的无能，采取了不容国联置喙、断然排除第三者干涉的强硬态度。[42]在操纵国联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德、意、日三国沆瀣一气，互相达成了默契；英、法虽有心制裁日本，但若无美国的支持就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而美国不是国联的成员国，况且由于自身正处于空前的经济萧条之中，它也不愿意为中国出面干涉。[43]苏联在中国的东北有着直接的利益，但它当时在国际上备受孤立，不想因中国问题而冒与资本主义列强军事对抗的危险，故采取不干涉的中立立场。对这种国际形势，日本非常清楚：

当时美、英、法在远东的利害关系互相对立，还没有形成遏制日本势力发展的联合体制；苏联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没有兼顾西伯利亚的能力。[44]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却在重温1905年“三国干涉还辽”的迷梦，[45]岂不可悲！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两个月时间里，日本关东军声势逼人，基本上占领了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大片中国领土。在日本人的胜利进军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无可奈何，似乎已被世人遗忘。为了阻止日本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张学良宣布在辽宁西部重镇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任命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米春霖代理辽宁省主席。当时，面对东北支离破碎的残局，少帅只能希望日本东京政府能够阻止关东军在东北的行动，同时希望列强大国使锦州成为一个“非军事区”。法国和美国都支持这个主意，但中国的公众舆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11月份，日本关东军不顾国联和美国的警告，开始大举进犯锦州。[46]

锦州是联系关内外的交通要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占领了锦州，不但扼住了东北的咽喉，保证了对东北的完全占领，而且也打开了平津地区的门户，获得了进犯华北的基地。对此，中国政府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1931年12月25日，张学良接到中央“防守锦州”的命令，这是自日本威胁东北以来国民政府给张下达的第一道令人振奋的命令，不是命令他继续不抵抗，而是敦促他立即行动。这个命令是因为蒋介石已经辞职，[47]而由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做出来的。这时的南京政府既没有国家元首，也没有内阁阁僚。三天以后，新任行政院长孙科才宣布就职。[48]

陈友仁（1875—1944），“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主张对日绝交，后与陈铭枢等人发动“闽变”，任中华民国人民革命政府委员、外交委员会主席。“闽变”失败后避居香港。

孙科和他的外交部长陈友仁对日本采取了强硬政策，要求终止中日外交关系。结果，张学良收到了国民政府关于抵抗日本，保卫锦州的第二道命令。[49]然而，此时才想起抵抗，谈何容易。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彷徨、分化和改组，日本内阁终于确定了灭亡中国的决心。此次进攻锦州，是自“九一八”以来日本内阁、军部和关东军三方第一次协调一致的行动。总共投入4万人的精锐之师，摆出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姿态。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方面的混乱与动摇，蒋介石下野，南京政府群龙无首；孙科的强硬政策遭到政府各方面的怀疑与抵制，军费与援军毫无着落。这些不能不严重影响了前线官兵，包括张学良的决心和士气。况且少帅丧失东北三省，失掉基地，他的声望和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如果他一心在前方用兵，后方河北势必发生大规模的反张运动。少帅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最后不得不忍痛让出锦州，撤兵关内。1932年元旦刚过，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占领了锦州。为此，少帅又迎来了一个谴责他的高潮，他简直成了民族的败类和叛徒。然而，了解内情者，却替少帅鸣不平，就连日本人也看出了少帅的苦衷，认为抗战对张学良来说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50]

国民党领袖，包括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在内，于1932年1月24日在南京召开会议，讨论中日局势。会上人们一致反对陈友仁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的提议。在讨论过程中，这种倾向越来越清楚了。既然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未能向日本宣战，既然现在也不准备这样做，那么就迫切需要制定一项基本国策了。[51]

由于孙科没有赢得像上海银行家和宋子文这类重要人物的支持，因此他未曾给前方提供任何军械物质和援助。[52]况且，他的对日政策没有被其他政府官员所接受，特别是遭到蒋介石、汪精卫的强烈反对，1932年1月25日他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53]由于政府已经赞同缓和政策，拒绝了陈友仁主张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的提议，他也辞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54]

左起：黄郛、蒋介石、汪精卫。

孙科辞职后，汪精卫接替了行政院长职务，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重新任命蒋介石为国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55]据说蒋介石的妻舅宋子文在汪精卫于上海养病期间，用200万银元买到了他对蒋的忠诚。[56]

早在1932年1月，美国国务卿史汀森就提醒世人，美国将拒绝承认任何违反《九国公约》和《凯洛协定》的条约或协议。日本外相向美国保证，日本将尽力保证在东北和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57]但两天后，1932年3月1日，中国清朝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日本人的劝诱之下，接受了伪满洲国执政的职务，[58]一个新的满洲傀儡政权由此诞生。

日本在东北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之后，1932年1月28日进攻上海，在中国挑起了更大的战争。日本军队在东北的辉煌胜利中得到了极大鼓舞，尤其是日本海军，看到陆军在中国获得这样大的成功，也想出点风头，准备在极短时间内，拿下这座远东著名的大都市。然而，日本在上海的军事行动远不如在东北那样顺利，驻守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在其统帅蒋光鼐将军和蔡廷锴将军的率领下，不顾蒋介石、汪精卫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击进犯的日军。他们怀着必死的决心，使不可一世的日军尝到了苦头。十九路军的胜利，使中国军民的抗敌士气大增，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卫大上海”运动。但十九路军终因孤军作战，给养装备均无补给而被迫撤出上海。只是在其他列强的干预下，东北的悲剧才没在上海重演。后来，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到了福建。[59]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荒木贞夫出任犬养毅内阁的陆军大臣，他草拟了一份1933年2月以前全部占领满洲的计划。在日本人看来，满洲国当然要包括热河省，热河省是当时东北唯一没有被日本占领的地区。因此为了大规模入侵，荒木陆相往热河派了援兵。[60]他指示其参谋本部按照政府的政策行事，不要把战火蔓延到东北北部，或违反日本—满洲国议定书。[61]但他却主张派大批部队前往热河，“在极短的时间里解决这个问题”。[62]

1933年2月23日，一切准备就绪后，日本以满洲国的名义给中国下了最后通牒，声称热河不是中国的领土，让中国的军队必须在24小时以内离境，[63]中国当局当然不能接受这一最后通牒，于是，日本军队开始进攻了。

甚至在2月23日日军发动全面进攻之前，日本的部队已经闯入热河境内进行烧杀抢掠，日本的飞机也经常越境，对热河狂轰滥炸。1933年2月5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罗文干给张学良和热河省省长汤玉麟发了电报，电文说道：

……鉴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军用飞机的狂轰滥炸，请设法组织民众自卫，并用英文给日内瓦国际联盟秘书长发报，请求国联制止日本的侵略。[64]

然而这一次少帅的头脑清醒了，态度也很坚决。东北三省的沦陷，不但使他的政治地位骤然下降，而且也使他的良心受到极大的刺激。现在的局势很清楚，作为东北王，热河是他最后一块领地了；作为主持华北军政的北平军委会委员长，热河是华北的最前沿。无论为公为私，他都痛下决心，一定要拼个明白，不然的话，他还有何面目去见国人！同时，少帅这一时期的言行表明，他已对仰仗国联的不抵抗政策失去了信心。2月19日，张学良给南京发了一份如下的电文：

当1931年9月18日危机刚刚爆发之际，考虑到其他强国能主持公道，维持和平和秩序，我忍辱负重，向国联呼吁救援，希望以此能得到公正和正义的结果。结果事实并非如此，日本还在继续侵犯我们的领土。我们相信正义，可我们越是委曲求全，他们越是得寸进尺……现在我的忍耐力已到了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方法。我一直坚定不移地遵循着中央政府的政策，我愿率领我的部下抗击入侵者，保卫我民族和我党，即使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如果热河被日本占领，那将严重威胁到华北的安全。[65]

1933年2月，张学良和宋子文等赴承德视察时与当地军政官员合影。

最后这句话肯定打动了南京政府，热河不保，华北将危在旦夕，南京已非常慷慨地让出了东北，现在，它不能再割让华北了。于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张学良开始积极筹备热河保卫战。

战争开始之后，张学良携其澳大利亚顾问威廉•H.端纳陪同宋子文及其他政府官员视察热河。他们回来之后，1933年2月22日，端纳给南京的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发了一份急电，建议采取强硬行动，要求提供为抵抗日军所需的军备给养。[66]

全国瞩目的热河保卫战开始了，可是此仗委实不太好打。热河的战略城市没有设防，战壕只有膝盖深，不可能使防御者避开空袭。更严重的是，驻守华北的中国军队除了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外，主要是冯玉祥和阎锡山的部队。冯、阎二人与张学良宿怨颇深，因而他们的部下根本不听从少帅的调遣。在部署热河防御的高级军事将领会议上，冯玉祥的旧部宋哲元就公开顶撞少帅，不服差遣。阎锡山也阳奉阴违，迟迟不按预定方案发兵。[67]各派系部队只求自保，无心恋战，与日军稍一接触，便擅自撤退，致使前方全线崩溃。其中东北军的腐朽与贪生尤为突出。张学良的部下，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所部本应最先尽守土之责，可是他的军队却最先溃不成军。汤主席本人更是可恶，大敌当前，丢下军队不管，却征集大批军用汽车，为他转运私人财产和鸦片。汤的行径不但为世人所耻笑，而且也使少帅蒙受了耻辱。

1933年3月6日，端纳又给南京外交部长发了一份紧急电报：

南京，外交部

罗文干部长：

如果政府把那些装备精良，给养充足的军队派来，接管古北口与承德之间的设防地带，他们仍然能击退日本人。

德国顾问汉斯和宋子文熟悉这个地区。在这里，日本的通讯和交通线将被延长，依靠掩蔽物和高射炮，日本飞机也会失去作用。谨提出这点紧急建议，望贵国不要放弃希望。

端纳[68]

然而，南京既没往前线派兵，也没派飞机支援，10天之内日本就占领了全省。省会承德被日军先遣部队轻松地拿下。而此时蒋介石总司令却正在江西指挥围剿共产党的战役。[69]

日军轻而易举地攻下热河，全国舆论大哗。张学良罪责难逃，再次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宋子文了解其中奥妙，他在解释热河失陷的原因时，首先归咎为中国军事体制的弊端。他指出：中国军队装备不良，缺乏训练，根本不能与装备给养供应充足、运输系统高度机动的日军相匹敌。况且，中国军队中的军令从来也没统一过。[70]

日本轻易地征服热河，在中国引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权力转移过程。满洲国成立之后，张学良的政治地位骤然下降，因为他成了南京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各种指责不断向少帅袭来，人们觉得特别气愤的是，他竟然连假装的抵抗都没有做，就把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由于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少帅在中国人民中间已经失去了威信与声望，在热河失陷之后，公众的怨恨进一步加深。

新闻界的指责极其尖锐，把从欺诈到生活放荡等种种丑恶行为，都扣到了少帅的头上。[71]《中国评论家》刊登了一封致少帅的讽刺信，信中，他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因为他是现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主义者和救世主基督的追随者：

张学良刚刚离开承德没几天，日军就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

甚至耶稣本人曾有一次因为他们没把教堂里的花打扫干净而勃然大怒，可这件事与日本人加在你身上的耻辱相比又算得了什么？然而耶稣发怒了，而你却没有。[72]

林语堂，中国著名的作家，向人们讲述了在1932年1月28日夜这一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当有人用电话指示蔡廷锴将军不要抵抗日军侵占中国领土时，他是如何用广东话破口大骂，并摔下电话的情景：

……可是你呢，张学良，你干得真漂亮！……同样也是在一个紧要关头，你却服从了不抵抗命令……你为我们丢失了祖国的大片领土，当然你也为我们保护了许多国宝。[73]

这一说法是指少帅有收集古瓷器的癖好。更有甚者，一些学生演员在北平上演了一出剧，题目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将军”。[74]

对少帅的谴责同样来自政府的高级官员。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也发起了对张学良的抨击，[75]汪发表了他于1932年8月6日给张的要求张辞职的长电。电报指控张学良不抵抗就把奉天和东三省让给了日本，那么显而易见，热河的命运也将类似东三省。

使我们感到十分惊奇的是，他不但不保卫自己统治的领土，反倒把军队都撤了出去，把他的人民交给了敌人，任凭人家宰割。他的这一奇怪的举动，不禁令人产生疑问，我们面前的少帅与在过去10年的历次内战中威名赫赫的少帅是同一个人吗？不然，他就不能在外国强敌面前如此胆怯，以致望风而逃，而与自己的同胞作战时却那么勇敢。[76]

电报还宣称，少帅向中央政府索取资金作为自己部队的军费，可是在保卫祖国，抗击日寇侵略方面却毫无作为。电报宣称，近几个星期，张学良已向南京榨取了大约500万银元装备他的部队。[77]

在电报里，汪精卫还进一步声称：

除了中央政府的军队外，也就属你指挥的部队兵力最多，装备最精良了。然而，敌人正在蹂躏的地区，或者将要蹂躏的地区，正是你的部队驻守的地区。因此，事情很明显，无论是从军队的实力，应负的责任的角度看问题，还是出于地理原因，只要你还在位，绝对没有一个人能替你做显然是你分内的事。[78]

最后，汪精卫要求少帅提出辞职。从而，

用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生命赎回你的过失，为的是使天津和北平可能不会再步东北和锦州的后尘。假如你能做到这一步，便是中国莫大的幸事了。[79]

汪精卫对张学良的敌意，可以追溯到1930年9月，张学良把他的部队开进北平，从而粉碎了阎、冯、汪同盟。从那时起，汪就对少帅形成了刻骨仇恨。[80]张学良立即给中央政府、蒋介石和汪精卫发了电报。在给政府的电报中，少帅表明只有在经过最精心的准备之后才能进行抵抗，他不相信草率行动能对局势有所帮助。他还补充说，他肯定要辞职，但他不希望在没有采取适当的挽回败局的步骤时离开职位。在给汪精卫的电报中，少帅否认了对他关于向政府索取资金的指控。在他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少帅请求指示，因为从法律程序上来说，没有前者的命令，后者不能离开其位。蒋在答复中命令少帅继续任职，并尽力应付困难的局面。[81]

由汪精卫发起的抨击张学良的运动，使中国的政治局势突然陷入了极具戏剧性的危机之中。所有的政府要员，包括汪精卫本人都要求辞职。[82]部长们的辞职使得蒋介石独自承担政府的职责，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在一封措词生硬的训示中，蒋命令他的将军何应钦和朱培德撤回辞职书。[83]

广东和西北的领导人坚决支持汪精卫反对张学良的立场。阎锡山主张应该允许张学良辞职，由国民政府给他一个头衔，送他出国。冯玉祥也同意这个意见。[84]

在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电报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广东分会以尖锐的措词谴责了张学良放弃东北的不抵抗政策，不采取有效措施保卫热河，以及向中央政府勒索资金的行为。[85]

立法院院长孙科对南京新闻界的代表说：

张学良元帅应对中国军队在热河的失败负完全责任，因为他担任华北最高军事长官。

孙科宣称当战争开始时，政府和人民都认为，前方的军队至少应该坚守三个月，甚至连张学良也相信他们能坚守两个月。结果热河在10天之内就失陷了，这简直不可思议。[86]

孙科还指控张学良应对一天就丧失了东北一事负有责任。

张少帅所能做出的最好的选择就是辞职，以便使政府能够任命别人取代他的位置。

最后，孙科表示他希望蒋介石能丢下反共战役，立即动身到华北来。[87]尽管孙科、汪精卫和其他一些人可能因为张学良没有在东北同日本进行战斗，而认为他是个懦夫，但华北的许多将领对少帅的评价却非常高。3月7日，北方军事领袖，包括原国民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在北平集会，考虑少帅的前途问题。会后他们给国民政府发电，强烈要求不让少帅辞职。[88]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何成濬以及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都打电报给少帅，请他不要辞职。[89]

在国内舆论的沉重压力下，张学良与其顾问端纳经过长时间商议之后，决定辞去他本兼各职，把他的部队、飞机和物资移交给蒋介石。[90]1933年3月8日少帅致电南京，引咎辞职：

自东北沦陷，效命行间，原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丧土之责，弗能旁贷，自愿辞职，以报国人。[91]

丧权辱国之罪责，总需有人去领，而少帅此举，正中蒋介石下怀。3月10日，蒋介石匆忙北上，在北平附近的保定专用列车上与少帅会晤。蒋对少帅说：

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俩中间谁离开这小船好呢？

少帅回答：

我离开。[92]

1933年3月11日，张学良正式把国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职务移交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由于张学良辞去了东北边防军总司令的职务，中国东北军被重新组建为四个军：第一军由于学忠任军长；第二军由万福麟任军长；第三军由王以哲任军长；第四军由何柱国任军长。[93]

整个东北军的指挥权授予何应钦，他亲自指挥所有的行动。蒋介石担任华北所有军队的最高统帅，指挥包括宋哲元、庞炳勋将军统率的军队和山西部队。[94]东北海军也在蒋介石的指挥之下。

张学良辞职后，华北的许多重要职位都落到了蒋介石的亲信手里，这在原北方军事领袖中间引起了极大的不满。[95]

在辞职的同一天发表的通电中，张学良说：

热河抗战失败后，张学良脱去了军装，引咎辞职。

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来到北平清河机场，准备离开东北军，直飞上海。刚过而立之年，瞬间仿佛成了一位老人。

在东北保持中国的主权是我已故的父亲（张作霖）和我的共同奋斗目标，我父亲已为此事业而献身。为了实现我已故父亲的遗愿，自从我担任公职以来，就一直为巩固中央政府，实现国家统一而竭尽全力。我始终如一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我已选定的道路上从未动摇过。正是由于考虑到这些目标，我才不顾日本的公开威胁，升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我支持和促进国民党在东北的活动，并且最终于1930年秋率兵入关支持全国统一的大业。我一直坚定地相信，若要抗击外来侵略，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而正确的中央政府。当1931年“九一八”危机爆发时，我因病被困在北平的病床上，我相信向国际联盟呼吁能够得到公正的裁决。当日本侵略热河时，我得到命令保卫这个省，于是迅速派我的部队与敌人交战。战事爆发以来，将士们始终忠实地履行着他们的职责，不管结果如何，我的数万名部下终归为国做出了最后的牺牲。

最近与蒋介石委员长会晤之后，我愈加相信，我此时辞职是巩固中央政府，履行对党和国家的责任所选取的最佳方案。所以我已经最后决定辞职，以谢国人。

然而在这时候辞职，不能不使我由衷地挂念我的同僚和部下。多年来，他们一直为我供职，尽管他们来自东北，但他们并不亚于国家其他部队的士兵。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经在1930年入关支持过国民政府。由于东北失陷，他们绝大部分人已变得无家可归。我相信中央政府能体谅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与困窘，给予他们适当的帮助和指导。在此，我还要冒昧地恳请我的同胞和各地方长官给予他们帮助和接济。

至于我自己，我只希望我的同胞们能够理解我的诚意，原谅我愚蠢无能。虽然我已铸成了许多大错，理应受到最强烈的指责，但我确实已经为我国的利益进行了奋斗，尽管它是徒劳无用的。[96]

依依惜别之情，拳拳报国之心，字里行间，跃然纸上，读罢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唯有一点苦衷少帅不便明说，那就是他今日政治生涯中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的不抵抗政策所致。对此少帅只字未提，他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慷慨无私地把一切过失都承担下来，认为自己注定要当这个替罪羔羊。这种带有侠义色彩的举动，其实是悲剧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反常表现，这种性格影响张学良一生。我们在本书的后面还会看到，正是这一性格，导致了少帅的终生悲剧。在北平所作的致部下告别词里，张学良说道，无论是出于国家利益，还是出于个人原因，他都必须辞职。他指出，对东北的失陷也许可以找出一些借口，因为1931年9月18日的危机完全出于意料之外，就像晴天霹雳一样，但对仅在10天之内就丢掉了热河一事，他怎么能够在国人面前把自己洗刷干净呢？

张学良（右二）与夫人于凤至（前排右四）抵达罗马时情景。

张学良在这间办公室里和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会谈了数次。

张学良（右）从欧洲归来，抵达上海时的照片。

他强调既然事实证明自己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他必须让给别人去做。如果他还紧紧地把住曾给他带来耻辱的、无力胜任的职位不放，那么这简直是不可谅恕的。他说为了个人原因，他也必须辞职，因为他现在的身体状态已不能继续胜任他原来所肩负的责任。最后，少帅对东北军将士说：

蒋介石委员长作为朋友，对我始终是十分友好和信任的。你们必须认识到你们是在为国尽力而不是为我，服从蒋委员长也就是服从我。你们应该忠心为国尽力，我相信蒋委员长是不会亏待你们的。[97]

第二天，张学良乘飞机离开北平前去上海。1933年3月12日下午抵达上海后，少帅又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大意是东北军属于国民革命军，他的辞职包括转让指挥权。他接着说：

我十分宽慰地卸掉了我肩上的重担，使我能致力于实现很久以来的愿望：恢复健康，进一步训练我的头脑，使自己能够履行一名公民的义务。我希望我的朋友和同胞能够在这方面帮助我实现这一愿望。[98]

此后不久，少帅在家人和威廉•H.端纳的陪同下出访欧洲。他们首先去意大利，在那里少帅会见了他非常钦佩的墨索里尼。在德国他见到了希特勒和戈林将军，他们没有给少帅留下太好的印象。他意外地遇见了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这又使他十分渴望访问苏联，但他苏联之行的想法未能如愿。苏联当局以非常委婉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顾虑，如果他们邀请前东北统治者去访问，将在远东国际关系中造成不良影响。[99]

张学良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在欧洲旅行。他打高尔夫球、游泳和骑马，在这一短时期内，他完全恢复了健康。到11月他已抵达哥本哈根，在那里接到一封来自他办公室的电报。电报内容是：

福建已发生叛乱，现在有一种动向在拉我们加入反对蒋介石的派系。务请立即返回。[100]

蒋介石也去函催促他回来。1934年1月8日，少帅抵达上海，又回到了阔别近一年的多灾多难的中国。此次回国，少帅立志除旧布新，干出一番事业。然而不到三年，他便陷入了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随即便又销声匿迹了，只留下一片历史的涟漪以供后人思考。

注释

[1]关于胡汉民的生平，请见鲍曼前引书，第5卷，第286—289页。

[2]立宪政府是中国国民党和共和体制创造人孙中山所阐述的政治制度之一。孙宣布中国的革命过程应分为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和宪政时期。第一阶段，清王朝及其黑暗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须由军事力量来推翻；第二阶段，应该是一个实行自治政府的时期，它是通向充分民主的第一步；最后阶段，才是实行立宪政府的时期。见谭春霖：《20世纪的中国政治思想》（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美国，纽约，1971年，第7—120页。

[3]关于逮捕胡汉民以及这一时期的权力斗争的详细情况，请见雷啸岑前引书，第118—195页。

[4]这四个人是继胡汉民之后任立法院院长的林森，国民党元老谷应芬，海外华侨领袖、胡的老朋友肖佛戍和邓泽如。关于这段详情，见上书，第180—195页。另见梁敬：《奉天事变的凶险局势》（The Sinister Face of the Mukden Incident），美国，纽约，1969年，第89—94页。

[5]这些少壮派军官的年龄一般都在35—45岁之间，只有一位少将参与了这个阴谋，大多数是校官。这四个人是继胡汉民之后任立法院院长的林森，国民党元老谷应芬，海外华侨领袖、胡的老朋友肖佛戍和邓泽如。关于这段详情，见上书，第180—195页。另见梁敬：《奉天事变的凶险局势》（The Sinister Face of the Mukden Incident），美国，纽约，1969年，第89—94页。，第22页。

[6]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论总结》，第A—7页。

[7]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论总结》，第A—22页。

[8]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论总结》，第A—23页。

[9]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论总结》，第A—24页。

[10]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论总结》，第A—23页。

[11]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论总结》，第A—23页。

[12]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论总结》，第A—23页。

[1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论总结》，第H—2页。

[1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论总结》，第D—25页。

[15]中村震太郎是一名负有军事使命的军官，他把自己伪装成农业专家，携带各种药品，包括麻醉剂，全副武装，在大兴安岭一带收集情报。1931年8月，他赴内蒙古为关东军收集情报，并从中国当局骗得假护照。后被中国驻军捕获，被秘密处决，造成中日间所谓“中村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前，关于解决“中村事件”的外交谈判，实际上已取得了很顺利的发展，中国当局在9月18日下午向日本领事馆递交的照会中，承认中国士兵对中村大尉的死亡负有责任。中国方面保证，要立刻以外交方式使这一事件得到圆满解决。中国提出的解决方案包括：（1）提交进一步的调查结果；（2）张学良派专人作为特使赴东京，通过与高级军事人员会谈，寻求解决这一事件的基础；（3）决定由奉天省代主席臧士毅和东北当局“会同日本当局”处理这一事件，不许南京外交部插手；（4）立即缉捕、惩处杀害中村的凶手。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辩护总结起诉的答复》，第2—5页。

[16]币原外相是日本自由派领袖，他坚持主张和平外交和发展国际贸易，主张维持日本现状。

[17]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总结》，第D—29页。

[18]板垣征四郎曾在参谋本部中国课任职，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罪魁之一。事变后历任伪满洲国执政顾问、军政部最高顾问、关东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后出任近卫内阁、平沼内阁的陆军大臣，并兼任对满洲事务局总裁。1939年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1941年任驻朝鲜军司令官。1948年，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处以绞刑。见上书，第H—1页。

[19]塞利前引书，第267页。

[20]当时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和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在北平。见埃德加•斯诺：《远东战线》（Far Eastern Front），美国，纽约，1933年，第72页。

[21]塞利前引书，第267页。

[22]马君武教授为此曾作下列一诗讽刺少帅：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塚，哪管东师入沈阳。

[23]雷丁：《东北义勇军史话》，上海，1932年，第5页。

[24]《纽约时报》口碑史栏，中国口碑史专题，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顾维钧回忆录》，美国，纽约，1974年，第3卷，第312页。

[25]前引书《奉天事变的凶险局势》，第116页。前引书《满洲事变》，第267—271页。克拉伯前引书，第166页。

[26]《国际周报》，第8卷，第38期。当时防守北大营的东北军长官是现在台湾的王铁汉将军，他当时是北大营守军团长，奉命不可抵抗。作者曾于1977年在台湾访问过王铁汉将军，请其详述当时情况。

[27]当日军进攻奉天城时，荣臻将军在城内指挥，他和奉天省政府代主席臧士毅与在北京的少帅经常保持联系。荣臻将军似乎已得到确切情报，即无论中国怎样对“中村事件”做出补救，日军终要进攻。奉天的中国将领邀请外国朋友搬进他们的官邸，以免他们遭到抢掠。见斯诺：《远东战线》，第72页。

[28]梁敬前引书，第147页。

[29]《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4页。

[30]梁敬前引书，第148页。

[31]前引书《满洲事变》，第268页。

[32]张学良的9月19日通电，见罗家伦前引书，第34卷，第1964页。另见“中华民国外交部”：《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台北，“中国外交事务研究所”，1966年，第2卷，第21页。

[33]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19页。

[34]《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4—26页。

[35]塞利前引书，第270页。端纳被中国聘为中日谈判方面的顾问，主要参加了起草日方要求的答复。见科宁海姆致斯蒂文森的电报，1932年1月25日，USNA793•94/3647。

[36]《纽约时报》，1931年9月21日。《九国公约》是1921年签署的为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一个条约。缔约国有如下九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日本、奥地利、意大利和苏联。

[37]罗家伦前引书，第25卷，第1196页。第二天，在纪念孙中山仪式上的讲话中，蒋介石重申必须“以公理对强权”，见“蒋总统集”，台北，1961年，第1卷，第52页。

[38]顾维钧前引书，第3卷，第313页。关于这段详情，见国联1932年特别会议“国联裁决中国和日本在印度支那，官方注释文件”。

[39]顾氏前引书，第3卷，第318—319页。

[40]《暴日占据中国痛史》，第78页。

[41]见蒋介石对中央政务会特别外事委员会的训示，1931年10月29日。另见罗家伦：《革命文献》，第35卷，第1226页。

[42]［日］《现代史资料》，第11辑，第537页。

[43]关于美国在满洲事变中的对华政策的详情，请见亨利•L.斯蒂文森：《远东危机：回忆与观察》（The Far Eastern Crisis：Reco-llection and Observations），美国，纽约，1963年。

[44]粟原宪太郎：《文献昭和史》，第2卷，第87页。

[45]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失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其中规定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日本的贪婪引起俄、德、法三国的不满。三国联合要求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由中国额外赔银3000万两。是为“三国干涉还辽”。

[46]这时，顾维钧做了外交部长。他打算呼吁日本停止进攻，开始谈判。在谈判结果出现以前，日本重兵压境的锦州应暂时成为中立区。他要求日本军队不得进攻锦州，而中国守军也撤离该城，开出锦州地区以外，以免发生任何导致严重敌意的冲突。据此，日本确实暂时停止了对锦州的进犯。顾的方案得到政府赞同，但显然不合民意，也遭到对蒋介石抱有成见的国民党领导人的反对。见顾氏前引书，第3卷，第323页。

[47]约翰森致斯蒂文森的电报，1931年12月20日，USNA793•94/3636。

[48]约翰森致斯蒂文森的电报，1931年12月20日，USNA793•94/3636。

[49]约翰森致斯蒂文森的电报，1932年1月4日，USNA793•94/3640。

[50]前引书《满洲事变》，第385页。

[51]约翰森致斯蒂文森的电报，1932年1月26日，USNA793•94/3642。

[52]鲍曼前引书，第3卷，第164页。

[53]司马桑敦前引文，载《中华日报》，No.701，1974年2月，第60—61页。

[54]约翰森致斯蒂文森的电报，1932年1月26日，USNA893•600/260。

[55]雷啸岑前引书，第221页。另见梁氏前引书，第94—95页。

[56]宋子文到旅馆里拜会了刚出院的汪精卫，他对汪说，他应搬出旅馆，住进公馆里去。汪说公馆对他来说太昂贵了。宋说：“没关系，我这里有你需要的东西。”汪答道：他还不一定需要它。汪的妻子插话，如果他不接受，她就接受。这样，汪精卫便欠了人家极大的人情，在此以前，他一直靠向朋友借贷来供养自己和家庭，维持自己的政治活动。见比克致斯蒂文森的电报，1932年3月12日，USNA893•00/11899。汪于是离开上海旅馆，搬到杭州（西湖城），蒋介石也从家乡赶来，与他会晤。最后，两位老对手言归于好，经过在杭州的几天磋商，蒋汪宣布他们将一起回往南京。汪精卫背着胡汉民与蒋进行了秘密谈判。蒋汪合作一经公开，胡便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南京。见布莱恩•克罗吉尔（Brian Crozier）：《失掉中国的人》（The Man Who Lost China），美国，纽约，1976年，第151页。

[57]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展出文件，第932号。

[58]“满洲国”是在日本占据东北后所成立的傀儡国名字。日本人将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从天津秘密带往长春，拥为这个国家的元首；两年后，日本把他扶上了满洲国皇帝的宝座。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总结》，第H12—H14页。关于爱新觉罗•溥仪的生平，见溥仪：《我的前半生》，香港，1976年。

[59]雷啸岑前引书，第213页。另见前引书《中日外交史料》，第5卷，第18—53页；“中华民国国家档案”，第3—473卷，包括“一•二八事件国府迁都洛阳宣言草稿”。

[60]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展出文件，第192a号。

[61]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展出文件，第36a号。

[62]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副本，第2269号。

[63]最后通牒递交给热河省主席、张学良的部下汤玉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副本，第2269号。

[64]国民党历史委员会档案，第351—377卷，其中收录《日军挑衅热河各方通电，民国二十一年七月至二十二年三月》。

[65]国民党历史委员会档案，第351—377卷，其中收录《日军挑衅热河各方通电，民国二十一年七月至二十二年三月》。

[66]端纳电报的全文，见《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档案》，第351—377卷。

[67]《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266页。

[68]《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档案》，第351—377卷。

[69]克拉伯前引书，第172页。这时南京的军队正在江西进行第四次剿共战争。《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档案》，第198—199页。

[70]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档案，第351—377卷。

[71]《不抵抗政策的失败》，载《中国周报》，1931年12月5日，第59页。

[72]《张学良愿意打日本吗？》，载《中国周报》，1932年8月6日，第346页。

[73]《张学良愿意打日本吗？》，载《中国周报》，1932年8月6日，第346页。

[74]《张学良愿意打日本吗？》，载《中国周报》，1932年8月6日，第346页。

[75]相当于首相。

[76]见《汪精卫、张学良和日本人》，载《中国周报》，第380页，其中载有汪精卫谴责张学良的全文。

[77]见《汪精卫、张学良和日本人》，载《中国周报》，第380页，其中载有汪精卫谴责张学良的全文。

[78]汪精卫的电报引起国内公众舆论大哗。见《汪精卫、张学良和日本人》，载《中国周报》，第380页，其中载有汪精卫谴责张学良的全文。

[79]汪精卫的电报引起国内公众舆论大哗。见《汪精卫、张学良和日本人》，载《中国周报》，第380页，其中载有汪精卫谴责张学良的全文。

[80]见上文，第2章。

[81]《中国周报》，1931年8月12日，第380页。

[82]汪精卫坚持要辞职，张学良已经提出辞呈，行政院的全体部长以财政部长宋子文为首，于1932年8月9日由上海致电洛阳中央政府和南京中央政治局，要求辞职，署名为九名部长和两名委员会主任。《中国周报》，1931年8月12日，第380页。

[83]蒋介石最后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汪先生仍坚持辞职，那么我也辞职。”汪精卫坚持要辞职，张学良已经提出辞呈，行政院的全体部长以财政部长宋子文为首，于1932年8月9日由上海致电洛阳中央政府和南京中央政治局，要求辞职，署名为九名部长和两名委员会主任。《中国周报》，1931年8月12日，第380页。

[84]“张学良将军被允许辞职，汪精卫将军重返南京”，载于《中国周报》，1932年8月21日，第488页。

[85]“张学良将军被允许辞职，汪精卫将军重返南京”，载于《中国周报》，1932年8月21日，第488页。

[86]《张学良对热河失陷罪责难逃》，载《中国周报》，1933年3月1日，第61页。

[87]《张学良对热河失陷罪责难逃》，载《中国周报》，1933年3月1日，第61页。

[88]57名将军签署一份联名电报给少帅，要求他收回辞呈。见《中国周报》，1932年8月9日，第384页。

[89]57名将军签署一份联名电报给少帅，要求他收回辞呈。见《中国周报》，1932年8月9日，第384页。

[90]塞利前引书，第281页。

[91]《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268页。

[92]孙铭九：《我活捉了蒋介石》，香港，1950年，第3页。鲁泌：《论张学良》，香港，1948年，第16页。但是根据国民党的资料，承德陷落后，蒋介石于1933年3月抛下对共产党的第四次围剿战役来到保定，亲自部署反击日本侵略的军事战役。见秦孝仪：《本党八十年来之奋斗》，台北，1977年，第26页。

[93]《何应钦任东北军统帅》，《中国周报》，1932年8月28日，第445页。

[94]这些军队原先属阎锡山和冯玉祥指挥。

[95]《少帅解释他的辞职》，载《中国周报》，1933年3月18日，第92页。

[96]《少帅解释他的辞职》，载《中国周报》，1933年3月18日，第92页。

[97]《中国周报》，1933年3月18日。

[98]《中国周报》，1933年3月18日。少帅的隐退是对许多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的沉重打击。在1000名留学生中，约有500名是由中国的军事将领们负担供给的，其中少帅负担得最多。除了日本留学生之外，少帅还负担了1000名北平学生的生活、学杂费用，他们都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奉天流亡学生。

[99]贝特兰前引书，第98页。

[100]塞利前引书，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