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面的“关键语言”教育战略实施

服务于国防建设与推进国民素质教育并行的“关键语言”战略:美国的“关键语言”教育战略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语言教育战略，服务于国防建设与推进国民素质教育的“关键语言”战略并行是最特别的地方。一方面，“关键语言”本身的特殊使命——服务于国家安全使得“关键语言”教育受联邦政府指挥棒的指导，在国防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因为国民教育的各个领域，如商业、外交、旅游、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着相应的在职人员对外语的需求，因此，“关键语言”在国民教育中也很重要。

因此，在美国学术领域中，人们对“关键语言”这个概念爱恨交织，爱的是“关键语言”背后的经费投入超多，恨的是平平常常的语言教学为什么总是充斥着火药味，似乎总是把那些目的语国家当成是潜在的竞争对手或敌人。

美国的国家语言能力是由学术（Academic）教育、联邦（Federal）教育、私人（Private）教育、家传语（Heritage）教育和海外（Overseas）教育5个部分组成的，就“关键语言”教育来看，目前比较盛行的是学术教育与联邦教育双轨并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联邦语言教育这一块已经具有了较强的语言能力，为那些对语言有着较高要求的近70个机构提供了语言教育，促成这种能力提高的主要机构是美国农业部的美国学校（AmeriSchool）、中央情报局（CIA）、国防语言学院（DLI）、外交服务学院（FSI）及国家情报学校，这些单位为联邦机构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提供训练，同时，它们也储备了在语言学、二语习得、教学法等方面有专长的专家队伍，有些还有着特定的研究单位。

因为这些单位的运作都是基于政府的年度预算来的，这些联邦语言训练设施不能提供一些当前需求量不大的语言，它们不会做一些语言学、二语习得方面的基础研究，这些研究对当前的培训项目也没有任何直接的影响，这些机构或设施也不能为了培养自己专家的目的来支持一些研究生教育，而这些恰恰是美国普通高等院校所发挥的正常功能，只有学术界，以其宽广的教育使命和所拥有的一批有着终身职位的师资队伍，才能在基础研究和项目方面，特别是一些在美国非通用语上作长期的投资。

只有在正常的高校教育中，才能有更宽泛的课程学习、更集中的语言训练来支持语言的学习（如区域研究、文学、历史和政治）和研究（如:认知科学、心理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

总之，对常规的学校教育进行投资，把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关键外语”教育当作美国国家语言能力的蓄水池、储备库，把国家安全语言项目（NSEP）、国防语言学院、外交学院等的“关键外语”教育当作美国国家语言能力的先锋队，这种战略思想是解决美国当前面临的战略困境的一种好办法。因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特别是恐怖分子非常猖獗的情况下，美国必须解决当前市场驱动下的语言需求的供求关系，联邦政府各部门，特别是军方必须紧紧围绕当前市场的实际需求来培养语言人才，因而，像国防语言学院之类机构的语言人才培养目标比较明确；而作为国家语言人才培养基地的各级普通教育机构、家族语社区团体以及私人教育机构等的“关键语言”教育，不会有那么明显的功利性的色彩，但在美国政府的统筹规划和管理下，他们会源源不断地向联邦机构，特别是军方，提供符合社会长期发展需要、保证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语言”人才。事实上，美国当前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途径。

然而，要想更大限度地发挥学术教育对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和促进作用，美国就要抽调回一些放在其他方面的力量，就目前来说，国家语言能力的五大块之间的互动较少，而且富布来特－海斯计划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进这一点。当学术界的语言教学和联邦政府的语言培训都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加强两者间的合作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当前，学术界发现美国学生在外语，特别是在小语种上注册入学的人数越来越少，而联邦政府那里却发现要满足高素质语言人才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样看起来好像双方的合作势在必行，然而这种合作却要受制于双方间的信任，作为常规的普通高校的教师们对于联邦语言项目的资源和专长不熟悉，常常会忽视联邦政府和私人领域对语言的需求，不愿意去与军队或情报机构扯上边，而联邦机构那边的语言培训操作者或管理者，仅仅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对学术界到底能为他们的项目提供什么样的语言教育感到不信任，他们自己认为联邦政府的要求很高、很迫切，也认为自己的做法更能很快地对联邦需求做出回应。在这种程度上，就没有什么部分能填补普通高等教育与联邦教育之间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