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的钱袋子_顾准传_顾准的故事

上海滩的钱袋子_顾准传_顾准的故事

1949年5月，解放军进攻上海。

进攻前夕，陈毅命令攻城部队“不准开炮，不准爆破，就是子弹也要长眼睛，避免误伤市民”。

作为接管上海的干部，顾准和潘汉年、刘晓等人在丹阳县集合待命。

眼看胜利在望，大家都很兴奋，来到一个小饭庄喝酒庆祝。回顾地下党时期冒着生命危险在上海战斗的往事，畅想新中国的明天将何等美好，顾准醉了……

五月二十四日，先头部队攻入上海市区，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1900—1954）在吴淞口登船，仓皇撤离。(www.guayunfan.com)顾准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随接管委员会入驻南京路的金门饭店。

由于需要接管的部门众多，人手不够，上海地下党赶来帮忙。年轻的地下党员顾树桢见到顾准后非常兴奋，对他的年龄发生了兴趣：“顾局长，您究竟多大年纪？”

顾准道：“三十四。”

顾树桢惊讶道：“我念大学时就看你写的《银行会计》，来见你前，猜测至少也有五十岁了。”

顾准笑道：“出书时我十九岁。”

顾树桢这才恍然大悟，对顾准更是敬佩有加。

五月二十七日，顾准率顾树桢等人接管财政局。当他坐在豪华的局长室传唤原国民党财政局局长汪维恒（1896—1971）时，汪突然要求同顾准单独谈一谈。

顾准沉思片刻，答应了。

待旁人退下，汪维恒爆出一个惊天大猛料：其实我是共产党。

1925年，汪维恒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李克农（1899—1962）手下干情报工作，潜伏在胡宗南的三十四集团军。后受陈诚举荐，任少将军需署长，在国共内战时为共产党源源不断地提供军事情报。

上海解放前夕，他秘密策反国民党上海市市长陈良（1896—1971），结果却被陈市长委任为财政局长。

汪维恒告诉顾准，他早已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只等接管领导上门。而且，他还有台湾军事设施和美军顾问团的绝密情报，要立即呈交给自己的上线潘汉年。

顾准打了个“了解”的手势，又使了使眼色，让门外诸人进来。

汪维恒心领神会，当着众人的面对顾准鞠躬行礼。顾准厉声道：“你就是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汪维恒？”

“是。”汪低着头回答。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委员会财经接管委员会，正式接管上海市财政局！”

汪维恒马上让随员递过大印、钥匙和账册，由他双手呈送给顾准。

接管手续完成后，忍俊不禁的顾准派人将汪维恒秘密送往潘汉年处。

他这才舒了口气，并点燃一支自己最爱的飞马牌香烟。

飞马烟是新四军当年生产自救时由二师烟厂创建的品牌，虽说后来同“中华”齐名，但因用料低廉、工艺简陋，事实上是劣质烟。但顾准酷爱这一品牌，对它怀有深厚的革命感情，长期只抽飞马牌香烟，结果死于肺癌。

几天后，新政府在国际饭店的丰泽楼大宴上海各界人士。陈毅市长邀请梅兰芳、周信芳等艺术家为全体军政干部上演了《贵妃醉酒》《打渔杀家》……

新时代开始了。

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物价飞涨的烂摊子，工业也陷入瘫痪状态。一万多家工厂，只有30％维持开工；面粉业由于北运道路不畅，产量不到内战前的十分之一；占工业总产值75％的轻纺业，也因缺原料、无销路，基本停产。

遏止通货膨胀、恢复上海经济，是摆在顾准面前最急迫的重任。

为稳定物价，新政府用人民币从市民手中兑换一钱不值的金圆券。但因物资供应跟不上，成了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

华东局财委和市政府反复研究，提出两个空洞的解决方案：

1.繁荣上海工商业的生产与流通。

2.积极增加政府的税务收入。

问题是，在接管中，尚能盈利的民营企业都被华东财委要走了，留给上海的只有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如自来水厂、发电厂，顾准想要开源节流，异常艰难。

同时，企业家人心惶惶，骑墙观望，都不敢扩大生产。社会矛盾也空前激烈，工人视业主为“反动派”，有的甚至认为应该像土改一样把工厂的资产直接分给工人阶级。

对此，顾准采取的办法是：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打击偷税漏税。

从晚清到民国，税制管理一直十分混乱，偷逃现象严重。逃税越多，税率越高；税率提高，逃税更厉害。

为了正本清源，顾准把过去遗留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悉数废除，并公布了一项新规：允许私营企业按人民币物价重估全部财产价值，使之接近实际情况。

这对饱受多年通胀之苦，账面金额与实际资产严重不符的实业界来说，可谓久旱逢甘霖。

接着，顾准连续在税务局主管的《税务通讯》上撰文，阐述自己试图建立依法征税体制、反对运动式征税的观点。四十多年后，经济学家戴园晨在一篇文章中回顾道：“这种依法还是不依法的争论，当时以顾准的去职告终。而今，税收的随意性仍是经济工作中的陋习。”

而具体的征税方案，顾准则大胆采用了税政处副处长吕若谦的建议：自报实交，轻税重罚。

由于税率很低，给正在复苏的工商业创造了宽松的经营环境，也为暂不熟悉业务的共产党税务人员提供了学习的时间（曾有税务干部看到一家人露天摆了十几桌办喜事，上前查问酒席是否交税）。但在抽查稽核中，遇有瞒报或少报的，则课以重罚。

定下政策后，署有顾准大名的征税公告贴满大街小巷，并在报纸上全文刊登。

时隔二十年，上海市民发现，顾大才子又回来了。

不到两个月，新政旗开得胜，不仅税金大量入库，通胀也有效遏制——顾准的工作得到了陈毅与陈云（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高度认可。

信心满满的他找到地政局长汪维恒，建议同自己联手，以地价税回收外滩的“万国建筑群”。

汪维恒极力支持，同后来官至外交部部长的黄华（1913—2010）一道从旁协助。

由于新中国不承认过往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底气十足的顾准对私有土地估价后征收重税。上海解放后，洋商们陷入经营窘境，此刻又面临天价的税单，一个个直冒冷汗，只好将各自的豪华建筑拱手相让，以抵交欠税，而后溜之大吉。

无须任何没收政策，却肃清了西方列强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顾准的“逼走法”很快被推广到各大城市，外资企业相继以和平的方式离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