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外也曾强硬过_李鸿章的事迹

（一）对外也曾强硬过_李鸿章的事迹

起初，李鸿章对于上海等地洋人的为所欲为深恶痛绝，他曾非常气愤地说“上海虽隶版图，官民久已归心洋人，若不知中国之人尚能办事，中国之兵尚能打仗者”，然而，随着与西方国家交往的深入，以及在官场浸润时间的延续，李鸿章开始渐渐地失去过去的锋芒。

有感于中国军民上下的不团结、官员间结党营私、守旧派势力强大等乱象，李鸿章愈发觉得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差距太大了。因此，为了迅速弥补这个差距，中国可以一忍再忍、一退再退。与西方交流中，除了平等之外，还有什么武器可以利用呢？李鸿章看到了国际法。

美国人惠顿在1836年出版了《国际法原理》一书，李鸿章知道此书后如获至宝，建议总理衙门进行翻译。同治三年（1864年），文祥命令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主持翻译工作。然而，这本书到底能不能称为国家法呢？显而易见不行。其一，这本书的法律体系归属于英美体系，像法国、沙俄、德国、匈牙利等大陆法体系就并不适合；其二，这本书是类似于普及读物或教辅方面的书籍，并不具有任何效力；其三，即使是国际法，在当时丛林法则盛行下的国际社会，国际法中的美丽原则被实现的机会也微乎其微；其四，国际法的解读本身是多样的。

更为致命的是翻译错误，丁韪良将这本书的性质完全改了，由类似于法律说明、法律知识解说性质的图书变成了具有法律效力的——万国公法。总理衙门也认为，要想与西方国家接触，自然要对国际公法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交流、协商。为此，总理衙门竟组织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等机构，先后翻译了多本关于公法的书籍。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国际法的雏形是《威斯特伐利亚协约》。但如果你了解这个协约签订的背景，就会明白：这个协约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场分赃会上因为不均而产生冲突后，共同协商出的一个原则。显然，它是强者乃至强盗间的法律。(www.guayunfan.com)

同治八年（1869年），李鸿章接任湖广总督后，开始处理酉阳教案与遵义教案。从1870年到1895年，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23年又2月（1882年4月，李鸿章遭遇母亲的丧事，1884年9月赴任，期间由淮军将领张树声代理直隶总督），李鸿章主持订立的条约多达24项。从1842年中英签订《江宁条约》后，中国与英、美、法、瑞典、挪威、俄国、德、丹麦、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葡萄牙13国建交。

然而，李鸿章与左宗棠周旋了三十年后，又与慈禧周旋了二十年。最终，他认识到“洋人论势不论理”，才明白他一心坚持的“国际法”在丛林法则下是多么一文不值。反观日本，则一眼看出了欧美列强的本质，从而迅速摆脱了弱势地位。日本这个学生比他的老师更加富有侵略性，终至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