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民族融合举措：“土流结合”_明朝王阳明的故事

新的民族融合举措：“土流结合”_明朝王阳明的故事

从嘉靖六年（1527）十一月到嘉靖七年（1528）十一月，王阳明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平定了广西四处暴乱：用政治手段解决了思恩、田州的土著暴动；以军事手段解决了盘踞八寨、断藤峡达一百年之久的苗民武装叛乱，完成了皇帝要他“夷患珍除，地方安靖”的任务。可仅从军事解决、政治招降方面来看，还不能说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铲除暴乱的社会基础，也许过不了多久，山民又会铤而走险，叛乱又会爆发，前几次不正是这样的么？官军前脚走，山民就接踵而乱。所以，王阳明必须为朝廷寻求一次长久之策，尽管他已到了生命的倒计时阶段，也要拼最后一口气为国家做一件有影响的事情。

王阳明一直坚持他在江西剿匪、平叛的经验，认为山民之所以造反，是他们的“心”出了问题。“心”里有贼、有病，然而心病还得心药治，心贼还得心药除，为除心病、心贼，他在广西采取了以下几条不同于江西的政策举措：

（一）建立土流结合的地方政府机构

为了加强全国管理，从明代开始，准确地说从明太祖开始，就已有“改土归流”这方面的尝试：派沐英镇守云南，实际上是以流官取代土官的初步尝试。流官是中央政府派驻的官员，土官是当地的土酋，经营长久，盘根错节，就连中央政府也奈何不得，也必须封他们一个官以羁绊之，以协助流官治理地方。但效果并不明显，不是流官跋扈、欺压当地土民，就是土官飞扬不服管束，处于独立的状态。所以，如何处理好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土著的关系，确是当时一个棘手的、重要的问题。一直到清代的雍正年间（1726），才最终完成“改土归流”的重大改革，结束了土著民动不动就闹独立的状态。(www.guayunfan.com)

关于如何处理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处理中央与地方土著民的关系，王阳明在广西平乱期间，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深远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现今的民族政策上明显可以看到这方面的痕迹。

平定思恩、田州之乱后，王阳明给嘉靖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名为《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认为之所以设土官、流官，是“风土之气异”，即风俗不同之故，必须因地制宜。是否该设流官、土官，完全应根据形势的需要，不能僵硬固化，不能认为流官已设就不废，土官已废就不能设，必须遵从物议。如果设流官而“夷民服”，何苦不设流官呢？问题不是这样，因为一设流官则“夷民因以骚乱”。如果不设土官而“夷民服”，何苦一定要设土官呢？只是土官一去，“夷民因以背叛”。因此，国家应思考一个“长久之图者”的法子。

不管土官、流官，只要“何者经久利便”，即实际并能长久可行，就不能避嫌、心存固定模式。“心有不尽，谋有不忠”，就会给国家带来损害。王阳明在奏疏中向皇帝报告称，经过他与总镇、镇巡、副参、三司等官还有太监张赐、御史石金等人商议，认为应该制定一项大政，总的指导思想是：“宣仍以土官以顺其情，分土目以散其党，设流官以制其势。”

因为蛮夷之民，如禽兽麋鹿，野性难驯，必要设一牢笼以驯野性，使其“驯忧帖服”，否则，就会“触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骇掷矣”。如野牛进了瓮器店，造成极大破坏。对蛮夷之民亦需如此，既要制以中土之郡如牢笼，绳以流官之法，同时又不能总是关着，还要适当“放之空旷之区，以顺适其旷野之性”。这就是要设土官的原因，目的是“顺适其旷野”的野性。但如果只唯土官所为，“而不思有以散其党与制其猖獗”，就是说一味顺从其粗野之性，让其彼此捆绑在一起，而不把他们彼此分散，势必就会形成势力。好像纵麋鹿于田野之中，没有墙、墉作为限制，或没有童梏制轭为之牵制，任其肆虐，则“终必长奔直窜而无以维挚之矣”，意即没有人可以制驭它了。因此分立土目，就是设立墙墉之限，分其党势，不要让其形成一股势力与朝廷相抗。然而，只是分立土目，设立土官而不设立流官，就好比畜麋鹿于苑囿而没有守视之人，这些野兽势必有一天会“禁其群触，终将踰垣远逝而不知，践禾稼，决藩篱”，而流官就是守视苑囿之人。

王阳明还向皇帝反复说明，他做出这样的决策不是凭头脑一时发热，想当然的结果，而是通过实际调查，征求当地土夷民众的意见才定下的决心：历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经理其城堡”，并“询诸其目长，率皆以为善”，“又以询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为善”，“又以询诸顽钝无耻，厮役下贱之徒，则又亦皆以为善”，“信其可以久行”，才“具本以请”，向皇帝陈情。这些措施有：

第一，设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势。思恩、田州初服，数年之间，定知不可能再有谋反叛逆之事发生，可十年以后或更长一点时间就不好预测了。到那时，问题也许就发生了，办法是设流官知府以制之。控驭之道是：虽不似中土那么管束严格，但必纳其税；虽不如中土控制那么密不透风，但必使其知“有所位慑”，不能无法无天；虽不似中土那样动辄有礼，但须使懂朝会贡献之期，知有所尊奉，即基本的粗略的国家制度王法还是要知道；虽不似中土之法禁，但要让他们有冤必能申讼；等等。

第二，立土官知州以顺土夷之情。已故岑氏世有田州，其系恋之私恩久结于心，今岑猛虽诛，各夷无贤愚老少，莫不悲怆怀思，说明岑氏还是得人心的。为了地方的长治久安，必须要复立其后，立岑猛之子一人，听其土俗自治，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后有政绩授以判官，六年后有政绩授以同知，九年后有政绩授以知州，隶属流官知府。

这样一来，当地远近的土著之民，就会认为岑猛被诛，是“法之正也”。即他罪有应得，罪不及后，还复立其后为“官”，是“仁之至也”；“不绝其祀”，德之厚也；不占其土而复兴其民，义之尽也；义释叛乱之民，恩之极也。于是，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怀德，心悦诚服，信义昭布，那蛮夷从此大定矣。

第三，分设土官巡检以散各夷之党。这一条实际上是土、流之间的权力制衡：知府属下有知州，知州属下设土目，可这土目不隶属知州，只隶属知府，从而避免了土蛮夷之民久则“势并力众”的隐患。具体操作是：在田州、思恩四十甲的范围内，每三甲或二甲（即当时基层区域的编目）立一巡检司，使之隶属流官知府。每司立一巡检员，以土目中有威信者为之，听其各以土俗自治，三年后有政绩，授以冠带，六年后授以土巡检。所有粮税之收入，全纳入流官知府，而不必转输于州之土官，以省其费。而军马车骑之调，亦须由知府发出，不必转发知州之土官。同时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知州、巡检、冠带等土目官职，可以世袭。这样，人人知自珍惜，皈依管束，就不会犯上作乱了。

对此，王阳明总结他的这套做法的效果是：“势分难合，息朋奸济虐之谋；地小易制，绝恃众跋扈之患。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党比以为乱。”（《全集》，485页）据史载，整个田州知府所辖地方共有四十甲，其设十八个巡检司，这些土目大都由投顺王阳明的原叛乱者如卢苏、王受、黄富、陆豹等人担任。这些人不仅心悦诚服王阳明，而且还在攻打八寨、断藤峡的战斗中，冲锋在前，奋不顾身，立有赫赫战功。整个思恩所辖地方共有六十九个城头，共设九个巡检司，其担任土目之人大都是投降的叛军或当地有影响、威信的土著头目，整个社会统治的基础十分牢固。

应该说，这些都是极富政治智慧的治世举措，尤其是在民族矛盾比较复杂的地区，这样做在当时不仅缓和了民族矛盾，发展了生产，恢复了经济，加强了民族和解，对实施民族文化的双向渗透，也是很有意义的。纵观王阳明这些做法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设立县治，兴建各种关隘、要塞

王阳明在江西平叛时，每平定一个地方，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各种县治衙门，如设和平县治、崇义县治等。到广西后，王阳明继续他在江西的这一套做法，如上所述，在解决思恩、田州的暴乱后，王阳明为消乱萌，制定了新的民族和解政策，在政权机构的设置上，采取土流结合、相互牵制的举措，影响深远。

除了在田州、思恩建立新的民族政权外，王阳明对那些以军事手段攻下来的地方，更是重视地方政权的建设。这些政权建设不同于田州、思恩地方政权的做法，而是把建立县治与军事要塞结合起来，既可顺治地方安全，又可防止不法之徒再挑事端。如他在《处置八寨、断藤峡以图永安疏》的奏折中，向皇帝提出了改造八寨、断藤峡的政治方略。

因八寨（今广西东兰、南丹一带）南通交趾，西接云贵，东北与断藤、牛肠、仙台、花相及柳州、肇庆等地相连，广袤两千余里，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地。一百六十多年来，这些苗、瑶之民之所屡剿屡反，完全是仰仗复杂、错综的地理条件。因此，在关键性的中心位置设立县治，对于八寨及断藤峡这些广大地区的长治久安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将来之患，不可以不预防，而事机之会，亦不可以轻失。”于是他提出：“见其形势要害，各有宜改立卫所，开设县治，以断其脉络而扼其咽喉者。”（《全集》，510页）具体措施简述如下：

第一，移筑南丹卫城于八寨。八寨其地东连柳州陇哈、三都岭等贼峒以数十，北连庆远忻城、东欧、莫往、八仙等处，西连东兰等州及夷江、土著等处，南接思恩及来宾上林等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四方贼巢道路之要冲。如在此创一城，隐然足为柳州、庆远间一巨镇。此镇一立，则各贼之脉络断，咽喉绝，自将沮丧震慑，必不敢动。如稍有异动，政府即可据险出兵而扑之，夕发而旦至，各贼之间，彼此不能聚合、相顾。这好比破车轮之轴，而诸辐自解；伐树木之本，而众干自枯。并且王阳明预言：不用十年，则土蛮之民沐浴而化矣。此等军事地形学在王阳明那里，运用自如，如数家珍。只能说王阳明的军事、政治才能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治天下如运掌上。

第二，改筑思恩府于荒田。思恩旧府原在万山之中，水道不便，各夷民采购食盐杂货之道极为不便，地险气恶，使各夷“终不一至府治”。意为与知府衙门少有来往，影响地方自治，易生嫌隙。新的府治在旧址外的六十里的荒田，能商货自集。诸夷所需，皆仰给于府，朝夕络绎，自然日加亲附归向，有利于地方的长治久安。

第三，改风化县治于三里。三里（今广西上林县东北）之地在八寨之间，其间多良田茂林，村舍相望。此地曾有居民十余家，皆极富饶，后为贼所据，使村民逃亡不敢回家二十余年。今贼已灭，遂空其地，如不趁机创设县治，以据其险，若有漏网之贼潜回期间，日渐生息结聚，后阻石门之险，前守外隘之塞，不过数年，又会成为地方上之大患。故今特立县治以扼据地险，改属县以辅府治，这都是安民久治之举措。

第四，添设流官县治于思龙。在南宁所辖之宣化（今广西南宁南部）和田宁（今广西田阳）之间，彼此有十日行程。而与宣化所属的思龙（今广西忻城县东），相去有六日行程，地远村小，民畏官府，粮差被县之宿奸老蠹所盘剥，致使村民逃入夷寨，地日凋残。如果把宣化县思龙处的八个乡合并设立一县治，不仅可以方便穷乡小民之缴纳赋役，而且亦足以镇扼要害，消灭盗贼。其间的村落如那茹、马坳、三颜、那排等久沦入夷民之地，亦逐渐复归流官所辖，而且平居无事，商货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有境外之役，各县彼此道路相通，便于调兵处置，无阻隔之患，实乃安民治国之远举。

第五，增筑镇守于五屯。断藤峡山贼之乱平复后，王阳明认为，“惩恶之余，即宜急为劝善之政”，就是说要收拾这个烂摊子，医治战争的创伤，应立即建立各种“劝善之政”，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于是派军卫有司等官员分头行动，到各村寨张贴告示，慰劳存恤，并分发鱼盐给百姓。同时为之选立酋长，建立行政机构，尤其是在破贼之后，百废待兴，更要细心做各种安民工作，防止“漏珍之彼，借此而摇惑远近”之民，进而又促成激变。因此，一方面要善加抚恤，对于那些漏网之人，果能诚心悔恶，应准其归附，给以改正之机会，而且不能歧视，须待之以良民之诚。另一方面，还需在五屯创建一镇以威慑之。因此地正当风门、佛子诸巢穴，西通府江，北接荔浦诸瑶，是一紧要之处，能控御远近，兵员有一千即可。参将兵备等官员，要经常深入此地巡查、探访，到各个村落了解情况，查看地形，劝督百姓农桑。对那些“顽梗之徒”，要“曲示训惩”，对那些良民要大加优渥、奖赐。百姓有难，要救其实患，百姓有冤，能断其是非，为地方惩恶扬善，扶正去邪，如农夫之去良莠而养嘉禾。对于镇守之兵，要定期轮换，这样既不劳民又不伤财，达到“谋成而敌自败，城完而寇自解，险设而敌自摧，威震而奸自伏”的治理目的。

有关这样的县治措施，在王阳明的奏疏及告谕中还有很多，此处不再细述。历史地看，王阳明这些政权建设措施不失为双赢之举：国抚土著之民可以收统一之功，土著夷民自治可以收小民之惠，土流结合，彼此牵制，相互配合，抓大放小，纲举目张。在文化上以夏变夷，时间一长，夷夏之隔渐消，彼此共为一家，这些都显示了王阳明深远高明的治世智慧和政治远见。翻开中国历史，还没有哪个思想家、政治家或地方大员在处理民族问题、治世举措方面有如此完整、详细的施政措施和统驭方略。实践证明，这些措施都是行之有效而且很有生命力的。尽管朝中大臣如桂萼诸人攻击王阳明的这些奏疏、举措、政策的提出是目无君上，不经请示、报告，是“恩威倒置”，但历史是公正的：王阳明广西之行留下的许多奏章、告谕，不失为处理民族问题的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三）以夏变夷的教育措施

王阳明是深邃的思想家和有远见的战略家，深谙“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千古不变的原理。他认为，要彻底征服对手，仅仅靠战场手段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就是“心”。要征服一支军队只有先征服这支军队的“心”，要征服一个人，也只有征服这个人的“心”，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广西的土著民与中原地区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传统、习俗、宗教、文化迥异，要征服这样的地方，只靠军事征服只会屡征屡反，使政府疲于奔命。

所以，王阳明在广西镇乱后，一系列制度性的措施紧随其后。除了如上述建立一整套如何缓解民族矛盾的政权机构外，他还十分重视学校教育，认为要达到以夏变夷之目的，非教育不可。尽管死神很快就要来接他了，他还是抱病在广西南宁、思恩、田州、八寨、断藤峡等处建立了许多学校。他认为，夷之所以为夷，不是天生如此，是后天教育不够的缘故，只要以华夏的礼义文化熏治这些土著夷人，他们也一样可以成为“王化之民”。正如荀子所言，夷夏的根本区别不在肤色而在于服饰和礼义文化。为此，王阳明逝世前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告谕。

如在《批广西布按二司请建讲堂呈》的公文中批示，应当认真建立校舍，钱不够，可以动支军饷银两，因没有校舍，就“难成讲习之功”。而且广西地处“诸蛮之界，最宜用夏变夷”，尤其是处于战乱刚平、百废待举、人心未稳之际，更应当行文教之事，以怀远人。尽管这些事情只不过是“礼”的一部分，但与夺取战争的胜利关系极大，“实关军旅之机”及地方上的长治久安。在批复思恩府关于《批立社学师耆老名呈》的公谕中，他认为“教民成俗，莫先于学”，作为教育者，要有“视民如子之心”，才能“涵育熏陶，委曲开导”学生，使之“感发奋起”，成为有用之人才。在《案行广西提学道兴举思田学校》的公谕中，他认为，“用夏变夷，宜有学校”。在战乱初复之际，师资生员有限，可以变通处理，可以“但有生员，无拘廪增”。只要有愿意入学求教者，都可以入学，不要担心增加粮舍，师资不够，可暂时“选委教官一员，暂领学事”。教学内容可以灵活多样，“相与讲肄游息，或兴起孝弟，或倡行乡约，随事开引，渐为之兆”。待一两年之后，初有规模，走上正轨，再建正式的学校，各地生员就可正式入学，即将“各生徒返发该学肄业”。

同时，王阳明在《牌行灵山县延师设教》《牌行委官陈逅设教灵山》《牌行南宁府延师设教》《牌行委官季本设教南宁》等公文中，都对尊师重教做出了具体的安排。在《牌行灵山》的公文中，主张聘请原监察御史、后降职为合浦县丞的陈逅为教官，命该县令“日逐供给薪米”，并令其率领师生，虚心求教，“考德问业”，还要不时进行经书论策方面的考核，以求立圣贤身心之功，一洗旧习之陋。其他县的讲师亦可就近听讲，在听讲之时，心忌粗糙。因学绝道丧日久，人皆骇于读书学习之事，所以教者要“色蒙俯就、涵育熏陶”，不要急功近利。这样，就可以收“改化”之功。

在《牌行南宁府》的公谕中，王阳明得知原监察御史、现广东揭阳县主簿季本“久抱温故知新之学，素有成己成物之心”，于是就聘季本为师，“委以师资之任”，希望师生务要专心致志，考德问业。“毋得玩易怠忽，徒应虚文”，要求季本对学生严格要求，要经常拷问学生，出一些经学论策方面的题目作为课程。除了那些要去京城赴考之学生外，其余各生务必朝夕就学。府县官员要为师生解决后顾之忧，多供柴米之物。

在《牌行南宁府延师讲礼》的公谕中，王阳明明确提出自己的教育思想，就是通过教育达到移风易俗的治世目的，以夏变夷。如像他的前任那样，专以剿杀为务，是不可能达到长治之功的。具体教学的内容，王阳明做出了规定：“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冠婚丧祭，固宜家喻户晓”，就是学儒家经典。可如今此学久废不讲，要求改易风俗是办不到的，更何况广西这种“边方远郡，土夷混杂、顽梗成风”之地呢？诸礼不讲，则民风不易，如果有司仅只刑驱势迫，以威吓震恐，这无疑是“以火济火”；如果对之教以礼义廉耻之学，无论夷夏，心同此理，情同此理，其性就会慢慢变善，人如有善心，其乱萌就息了。

可对于以上这些，诸生都束之高阁，饱食嬉游，散漫度日，他们本应该是接受教育的对象。如果这些学生“砥砺切磋”，学有所成，那通过这些人修之于家，“被于里巷，远达于乡村”，那边远之地亦可化为邹鲁之乡，彬彬文明之世就可出现。为此，他聘请福建莆田儒学生员陈大章为“师”，同时命令各府县，诸生中有讲习成绩优良者，应当“从厚措置”，“礼币以申酬谢”。不仅奖励表彰，还应在选拔官员时优先考虑，并要求广西提督学校等官员把他的这些公谕送到各府、州、县，照体实行。施之日久，对于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人心，“亦不为无补”，作用和意义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