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一生的成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时间分水岭：40岁之前，他的生活是平淡的，安稳的，事业上虽没有大的成就，也算小有收获。在思想上总是摇摆于儒、释、道三教之间，没有形成自己清晰的奋斗目标。一句话：他没有很好地给自己定位。40岁之后，他的人生进入事业的巅峰，在学术上成为一代宗师，在事业上成了明王朝以为“重镇”的擎天玉柱，列入古代军事家的行列。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完全得益于生活对他的磨炼，那就是在贵州龙场驿被贬的三年。
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与瘴疠之气及毒虫鬼魅相伴三年，生死悬于一线，最后王阳明克服了生活、命运强加于自己的困难，不仅悟出了学问，同时也悟出了人生要成才的重要因素：须经生活的磨难、历练。日后，他多次与学生谈起事业上的成就时，心有感触地认为完全是拜那三年之“赐”：“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传习录》上）“若只好静，遇事变乱，终无长进。”（《传习录》下）“及谪贵州三年，百难备尝，然后能有所见，始信孟氏生于忧患之言非欺我也。”（《与仁甫书》）“患难忧苦，莫非实学。”（《寄希渊书》）“患难困苦之余，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日有所进，养之以福，正在此时，不得空放过。”（《与陈惟睿书》）“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年谱》）
分析这些言论，可见贵州的经历对王阳明是刻骨铭心的，也是大有收获的。这些收获除了他体会到孟子“生于忧患”的古训的真义及良知之说外，再通过研究王阳明其他的文章、信札就可知道，王阳明之所以反复强调人生要历经磨难，才能对人生有帮助，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说的：立志与立心，是人生成就事业的两道铁门槛。
首先谈立志。(www.guayunfan.com)
王阳明在与友人的信札中，有许多次谈到人生之志有如在大海中航行的“舵柄”一样：“立志者，其本也。有有志而无成者矣，未有无志而能有成者也。”“志立而学半……圣人之学备矣。”“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
“自俗儒之说行，学者惟事口耳讲习，不复知有反身克己之道。善念者，本性也；本性为习气所汨者，由于志之不立也。故凡学者为习所移，气所胜，则惟务痛惩其志……志立而习气渐消，学本于立志，志立而学问之功已过半矣。”（《全集》，259页）
分析上述这些文字可以得出，王阳明谈到了一个有关立志、事功的重要问题：人生之所以有成就者，原因在于它有“志”，有了“志”，就有了奋斗的目标，就不会朝三暮四，就会心意专一。人生有涯，精力、体力都有限，如不专一，伸开巴掌，就会什么也抓不住。什么都想学，结果什么都学不会、学不精。尽管王阳明没有在这方面展开论述，实际上已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和意思。也许人有了志可能没有成就，可有成就的人一定有志，自古就没有未有“志”而有成就者。可这个“志”是什么呢？从孔子至王阳明都没有详述，也许是这个“志”实在太宽泛，说不完全，不好做出定论的缘故。孔子说“三十而立”，这个“立”不是立“业”而是立“志”。只有“志”立了，人生的事业有了主观基础，如树有了根，才会去努力灌溉，方能有效果。从“而立”到“知天命”这二十年中才是事业上有成就的时候，有了“志”才会竞业不倦，所以这个“志”大概是一个人适合于自己的奋斗目标吧！所以，无“志”是睁眼的“盲人”，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就会“因循苟且”，“随俗习非”，最后与世沉浮，一事无成，“归于污下”，终其一生。
知道了立“志”重要，可“志”又是如何“立”起来的呢？不可能早上一觉醒来就立了“志”了，那不叫“志”，叫临时的一些想法。朝三暮四，奋斗目标一日三变，有始无终，这些都不是立“志”。要立“志”，必须先去“习俗”。王阳明一直认为，“习俗移人，如油渍面，虽贤者不免，况尔曹初学小子能无溺乎”（《全集》，787页）。就是说社会中各种陈规陋习往往能遮蔽人的心志，蒙蔽其双眼，使对自己、对社会及周围的人没有正确的认识，自己随“习所移，气所胜”，与之沉浮，所以往往是“志”一日三立，亦一日三变。王阳明认为要去掉此习所染，唯有一法，就是经过生活的磨难。只有经过生活的历练，又不为艰难困苦所折倒，这时才能真实地认识到自己的优劣。人不患无功，但患不自知，正是此意。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才能有效地行动，“知”与“行”才能有机地统一。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豪杰，就是这个道理。也只有到这时，才能发现自己平时的所谓“志”只不过如水上的浮萍，随时会飘散。因为它根本就不适合自己，自己也没有立此“志”的特质，对周围的情况，对自己以前形成的观念就会有一番新的认识。
因此，磨难是一块试金石，是否有“志”，是否真能立“志”，一目了然。只有在患难中立的“志”，才能永远属于自己，这就是王阳明说出的“百死千难”中得来的认识和体会。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年谱》），这也是王阳明从心志中求得的“良知”，他的“学”也从此涌出，一切事功从此“流出”。所以，他反复告诫朋友：人要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他自己经过磨难，心闲气定，遇事有良知，故能在千军万马中如闲庭信步，此是后话。否则，一旦社会出现什么情况就会没有主见，并对自己原先之“志”发生动摇，“遇事便乱”。因此，一旦碰上此磨难之机会，千万不要放过，“养之以福，正在此时”。因此，“立志”不是随便说立就能“立”，立志对于人是一门槛，不是容易的事。
其次谈立心。
“心”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指称比较宽泛的概念，既是“良知”的承载者，又是认知的出发点和归宿，还是善恶的仲裁者。既是精神层面上的“心”，同时又是物质的“心”。在与立志结合在一起分析时，“心”表现为意志、胆识、沉毅等品质，它与“志”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志”因磨难、事上有所“立”，也因事上而有成；人之“心”只有在事上磨，人才能遇事不慌，才能使“志”日有所进，所谓“静亦是，动亦是”。因此，所谓的立“心”指的就是通过“事”去磨炼人的意识、胆识与精神，使“心”能承载常人所不能承载的忧患，类似于人们常说的极稳的心理素质。只有“心”有所“立”，才能使智慧“光明灵觉”，于事事物物方能有所取舍、决断，才能日积月累地不懈地去实现自己的“志”。哪怕历经“百死千难”，这个“心”也能把握好生命之“舵”，不会迷失航向。这样，方能在别人领略不到的时间、地点、环境方面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天地来，这就是成就。这个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哪怕天塌了，地陷了，也永远属于你的。
孟子曾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这就是立“心”的过程，唯有经历这个阶段，人才有所成就、有所担当。所谓的“动心忍性”，就是把“心”放到事上历练，而且历练的程度甚是于人所不能受。从“筋骨”到“心志”，即从肉体到精神、思想，都要像经历炼狱一样进行煎熬，然后能经过这一人生的艰难历程，“心”能承载从身到心的磨炼，人就立住了，就能得到新面目。自古以来有志者多，可成就者少，这是重要原因。也说明从古至今，为什么成就大事业者基本上都是来自生活的底层，是因为血与火的苦坑历练了其常人所不具有的“心”“志”。
人虽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那这些“事”具体指哪一些呢？在王阳明看来，百姓日用，无不是历练之处。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知得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全集》，144页）“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问，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全集》，41页）“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诉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全集》，92页）“修己治人，本无二道，政事虽剧，亦皆学问之地。”（《全集》，145页）“大抵功夫须实落做去，始能有见，料想臆度，未有不自误误人者矣。”（《全集》，170页）“民人社稷，莫非实学。”（《全集》，192页）“穷居独处，无朋友相砥切，最是一大患也。”（《全集》，216页）“将人情物理与良知看作两事，此诚不可以不察也。”（《全集》，217页）
因此，在王阳明的眼里，所谓的“事”囊括了世间的所有事情：家庭日常的琐碎杂事、监狱的诉讼官司、社会上的各种政务事、国计民生，还有与朋友切磋学术也是人生的历练“事”；甚至包括命悬一线的生死考验，如他被刘瑾追杀，在龙场与瘴气、毒虫为伍等，这些都是“劳筋骨”“饿体腹”“乏心志”的人生铁门槛。只有经过了这些“事”的历练，才能“增益其所不能”，才能经风浪、长见识、益精神、广心志。否则，人再有志向，也是空中楼阁，遇事便慌，如室内之花，见光便萎。只有遇过这些“事”，才能“动亦静”，“静亦定”，游刃有余。
所以，王阳明教人要在事上磨炼，实是有价值的人生经验之谈。他自己也曾在这方面有过认真的历练：在贵阳放逐，磨打自己的筋骨和心志。在庐陵当知县，尽管言贱位卑，却认真为老百姓办实事，虽只有短短的八个月，却做了许多便民措施。如为政不事威刑，以开导人心为本，清理囹圄、冤案，绝横征暴敛，立保甲以保治安，建立驿站、客栈以方便南来北往的旅客，建立城市规划，预防火灾，等等。在江西平乱时，政策宽大，只办首恶，胁从不问，建兴学校，正本清源。在广西镇乱时，政治招抚与军事围剿相结合，实行土流结合的民族政策，建立县治、关隘、要塞，兴建学校，“以夏变夷”，等等。正因为有如此的人生体验，王阳明的人生事业最终才有完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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