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须眉，民心所向繁荣昌盛_武则天的事迹

不让须眉，民心所向繁荣昌盛_武则天的事迹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武则天引起历史学家好奇心的地方，在于虽出于很不利的条件之下，但她的作为仍能成功。她做皇后二十八年，皇太后七年，之后又以本人名义做皇帝十五年，除了因她自己而产生的问题之外，国家也未遭受过重大的变故。她在697年诛来俊臣之后，统治已比较和缓。中宗的复辟，仅有极少量的流血。所称‘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以前故事’，就轻而易举可见这些名义和外表上的事物，只是武则天做大独裁者的工具，并不是她施政的真髓。”

而这些，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位男性的帝王来说，都是极不容易做到的。

虽然唐玄宗李隆基把她规定在“顺圣皇后”的行列里，史臣们也把她列入皇后身份的正史中，可她在历史上毕竟真的建立了大周王朝，做了十五年的皇帝、称制也有六年之久。也就是说，武则天实际上做了二十多年的皇帝，还辅佐高宗近三十年。根据史学研究的断限，唐朝前期共有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七位皇帝，那么除去开始七年的战乱，到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共有一百三十年时间。其中竟然有五分之二是武则天当政的时间，武则天当政的时间在自己的生命中占去了三分之二，这段时间，被后世称为唐代的鼎盛时期。

有人曾做过中肯的分析，说：史学研究和新旧史家们把唐代的强大归功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贞观之治的很长一段是隋末历史大混乱的恢复时期，武则天之后才是开元盛世，就是说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分别代表了唐代前期的恢复、发展和鼎盛三个阶段。如果只承认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把武则天执政的五分之二的历史割了去，那么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如何能连得起来？

作为一个女人，武则天显示出了其他女人所未有的魄力与政治才识，她在历史给予自己的这个机遇中奋力一搏，一步一步艰难地走上一个万人仰望的地位。她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都做出了一番光辉的成绩，她重视民生，体察民情，而并不是像一些后世史家所诋毁的那般不堪。(www.guayunfan.com)

在农业方面，武则天命人大兴水利。在她临朝和称帝的二十一年时间里，一共兴修了十九项水利工程，平均下来竟然几乎是每年一项，在唐代诸帝中，仅次于她的孙子唐玄宗李隆基，而其他帝王和武则天比起来，在这方面可谓是望尘莫及。武则天时期兴修的较大的水利工程有：垂拱元年（685年），武则天令将原升源渠延长，引歧水、陇水入长安，解决了长安地区用水及灌溉问题。垂拱四年（688年），在泗州涟水（今江苏涟水）开凿了新漕渠，南连淮水，沟通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沂州（今山东临沂）、密州（今山东诸城）之间的联系。圣历元年（698年），在湖州安吉，则令引天目水入邸阁池、石鼓堰，可以灌溉农田甚多。彭州九陇县（今四川彭州西北）刺史开凿水渠，引沱江水灌溉九陇唐昌农田，当地百姓大受其益。

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现在都知道，民以食为天，而农业对于自然经济体系中的民生有着怎样的影响不难想象。武则天在农业方面的建树泽被一方，这是后世不应抹杀的。

通过移民解决地区间人口与土地的分布不均，也是武则天的惊人魄力和胆识的体现。比如，当年关中地区人口密集，地狭人稠，如果按照唐朝当时的情况推行均田制，则困难重重，因为这里相对来说地窄人稠，一旦农民受田不足，则收成的粮食完全不够养活人口，那就容易产生饥荒。面对这种情况，武则天在天授二年颁布诏书，令各地官吏在百姓自愿的情况下，组织关中居民移民河南道（即今河南洛阳一带）。据统计，当时一共移民数十万户，上百万人，不仅完善地解决了关中地区的压力，也为洛阳以东的地广人稀的地区补充了大量劳动力，对这一地区的开发无疑起了重大作用。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大迁徙，可是后世对这一情况提及的并不多。

再说租税问题，在封建社会里，租税和徭役是农民所面对的主要负担，有着国家编籍的农民一旦脱离户籍，便被称为逃户。如果逃户一旦过多，那么毫无疑问会影响农业生产和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历代帝王对租税和徭役的控制是相当严厉苛刻的。然而武则天不同，她即便对逃户的态度也是很开明的，比如她规定，无论是农工商，如果是因为饥荒的原因逃役的话，在一定时期内自首，都可以获得政府承认，在新的地区开荒，一年之内免租役。又比如当年在河北地区，由于突厥人的入侵，当地百姓被迫为突厥修筑工程，突厥失败后，百姓担心受法律制裁，纷纷逃亡。武则天令狄仁杰为安抚大使，赦免百姓之罪，允许他们重新回乡，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武则天的经济政策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她早在辅佐李治时写出的《建言十二事》中就提出薄赋敛、息干戈、省力役等主张以稳定农业生产。在她执政的这半个世纪里，唐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好的发展，有人统计，到长寿末年，洛阳的粮食堆积如山，考古资料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后来在一些地方出土的有关农业的文物中，都有武则天时期的痕迹。另外，人口的增长也反映了武则天时期经济发展的可观，在建唐之初，户口数为200万，贞观末为300万，而到了则天退位的神龙元年（705年），竟达635万，是贞观年间的两倍多，远远超过了唐太宗时期。仓廪足是衡量一个社会兴旺的关键标尺。可以说，武则天在这一方面巾帼不让须眉，与男性皇帝比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