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胜利者_关于乾隆的事迹

最后的胜利者_关于乾隆的事迹

为了集专制大权于一身，乾隆巧施种种措施，将皇室宗亲赶出了中央权力的核心。他甚至不惜运用严厉手段，惩处了欲有妄举的叔伯兄弟。这虽然有违他亲厚宽仁的作风，但却有效地维护了皇权不受侵犯。

除了皇室宗亲以外，对皇权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朝中重臣了。

皇帝是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大臣们就是他的左右手。皇帝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必须分出一些权力给这些“左右手”。当这些大臣们分到的权力越来越多时，便也能左右朝政了。所以，皇帝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既能利用大臣的才干为自己办事，又能不让他们左右朝政。这也就是说，皇帝必须懂得防范大臣分权。

乾隆同样是防范大臣分权的个中高手。(www.guayunfan.com)雍正末年，朝中大臣里有两大支柱，一是鄂尔泰，一是张廷玉。这两个人，颇得雍正信赖，位高权重。据清史料记载，雍正在弥留之际，特别对鄂尔泰和张廷玉的政治品质予以表彰，并说“朕可保其始终不渝”。他显然对儿子不放心，怕其迫害老臣。为了更加保险，他又以“将来二臣可配享太庙”的方式来保护二人。雍正的苦心，显示了他对这两位大臣的钟爱之心。

鄂尔泰的官做得很大，到雍正末年，他已经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居内阁首辅地位，更是晋爵一等伯。他与雍正的关系非常亲密，常常称雍正为慈父，雍正也对他说：“朕与卿一种君臣相得之情，实不比泛泛。”事实上，鄂尔泰比雍正没小几岁。早年鄂尔泰在官场上并不得志，没有受到康熙的重用。直到雍正即位以后，他才一路高升，做到内阁首辅的位置。他很感激雍正的知遇提携之恩，所以对其非常忠诚。而雍正也因他的“居官奉职，悉秉忠诚”，对他宠信有加。

张廷玉没有在边疆或边地建立过什么殊功，但是他谨慎敏捷、文采出众，且拟旨得体，在内廷帮雍正筹划机务出力很多。还有一点，张廷玉在修《圣祖仁皇帝实录》时删削了许多不利于雍正的文字，因而很得雍正信任。雍正七年（1729）军机处成立时，已经成为保和殿大学士的张廷玉就成为了军机处第一批成员，而且排名第二，仅次于怡亲王允祥。由此可见，雍正对于他的青睐和信任。

因为信任，所以雍正在弥留之际要保护他们；因为信任，所以雍正死后他们成了顾命大臣，辅佐新君。可以说，在乾隆初年，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人，是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百官之上的元老重臣。

本来，皇族中还有几个亲王能与鄂、张二人相互制约。但是，乾隆即位之后实施了新政，把皇室宗亲赶出了中央权力的核心。这样一来，鄂、张二人就真正大权在握了。大清王朝的金字塔，自乾隆以下，就以他们二人居首。

问题也随之而来。中国古代官场，一直存在着互相援引、互相攀附的不良风气。换句话说，就是朝中大臣们多喜欢拉帮结派，寻找靠山。鄂、张二人原本出身不同，受雍正知遇的背景各异，于是两人各有一批追随者。雍正年间，他们两个人都是雍正信赖的人，但由施政理念不同，二人又各有主张，因此常常“阴为角斗”。当然，雍正对这些不可能不知道。不过，雍正并不反对大臣间的明争暗斗，只要不太过分，不影响到朝政，他并没有严加干涉。当然了，雍正是位严厉的君主，他们两人虽然争斗不休，但却一直不敢明目张胆地拉帮结伙。乾隆的即位，使他们的争斗有了生存的空间。他们都是聪明人，看出新君的施政作风与其父大不相同，非常柔仁。

于是，他们凭借前朝老臣的身份，又有拥戴新君之功，便变得嚣张起来。他们开始拉拢党羽，“明争明斗”起来。连乾隆都看得出来，认为当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之门户之习”。所谓“门户之习”，指的就是拉帮结派，互相争斗。

虽然看出来了，但是新即位的乾隆却颇为无奈。原因之一，就是这两位大臣手中握有实权。他必须依靠这两位实权派大臣处理国家事务，稳定政权。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这个时候乾隆的当务之急，是要解除皇族内部的威胁因素，防范后庭失火。所以，对于鄂尔泰和张廷玉的争斗，他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法，容忍了他们。甚至，他还巧妙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争斗，让这两大派系互相制约。

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法。鄂尔泰同张廷玉之间的斗争，已经慢慢影响到了皇帝的权力。乾隆不能容忍这样的分权现象继续下去，他决定要采取行动了。

乾隆四年（1739），乾隆整肃允禄等皇族势力后，开始实施对鄂、张两大权臣的打压计划。当然，鄂、张二人是前朝元老，他不会无缘无故去找他们的麻烦。事实上，当皇帝要想打压大臣的时候，总会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他先打压了鄂尔泰的嚣张气焰。

雍正死后，王公大臣允禄、鄂尔泰等人上奏，准备把雍正的棺木停放在寿皇殿东面果园地方暂时安奉。但是乾隆不满意他们的想法，认为先皇棺木应该停放在雍和宫最为妥当。在他的坚持下，雍正的棺木暂停雍和宫一年之久。后来，雍正安葬易州陵寝，雍和宫便空了下来。

雍和宫系雍正和乾隆两代君主居住的吉地，是龙兴之所，空下来便空下来了，谁也不敢妄加多言。但是，鄂尔泰为了讨得和亲王弘昼的欢心，竟然主张将雍和宫赐给弘昼居住。事情不大，鄂尔泰最多只是提了个建议，采纳与否还得由乾隆决定。但是，这个建议跑到乾隆耳朵里，味道就变了：龙兴之所，鄂尔泰难道不知道吗？赐屋是皇帝专有的权力，鄂尔泰如何能够擅做主张？盛怒之下，乾隆断然拒绝了鄂尔泰的请求，并借机将其痛斥一顿。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但乾隆却已经大挫了鄂尔泰的锋芒，使他知晓君臣之别。

乾隆即位后，违反雍正“弃绝苗疆”的做法，转而对动乱的苗疆用兵。为什么雍正末年苗疆之乱久平不息？根源还在于鄂、张之争。

苗疆动乱发生后，张廷玉一党为打击鄂党，制造舆论，迫使雍正将鄂尔泰革职夺爵。同时，张廷玉党人张照又自请到苗疆督战理事。张照本不是个庸才，原不至于会使平乱频繁失利。只是他到了贵州以后，一心要打倒鄂尔泰，收集其罪状，故而根本就不能专心用兵。这才使得平乱失利，毫无成效。就连“改土归流”的策略，也被他废除了。

乾隆即位后，决心要对贵州苗疆用兵，同时继续施行改土“归流”政策。这个时候，鄂尔泰已重回中央掌权。“改土归流”政策原本是鄂尔泰提出的，所以乾隆又谕示他主持贵州平乱。鄂尔泰派遣心腹张广泗前往贵州平定苗乱，而张照则成了众矢之的，被逮捕下狱。

依照鄂尔泰的平乱策略，张广泗很快就平息了苗变。张广泗腾出手脚，开始在贵州寻找攻击张廷玉党的证据。他们想，张照在苗疆督战时，军需银两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依照大清律例，张照的罪名已经很大了。但奇怪的是，当张广泗将张照的这些罪状呈报给乾隆的时候，乾隆只是略施小惩，便赦免了张照之罪，并让其入值南书房。难道乾隆特别钟爱张照，抑或张廷玉？

都不是！乾隆知道，“鄂尔泰与张廷玉素不相得，两家亦各有私人”。而张照、张廷玉、张广泗和鄂尔泰四人之间的关系，他亦知道得清清楚楚：盖张照即张（廷玉）之所喜而鄂（尔泰）所恶者，张广泗即鄂所喜张所恶者。他更是坦言：“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其实他是心如明镜，懂得如何平衡两派之间的争斗。他知道，张广泗之所以要置张照于死地，还是因为两党争斗。所以，他不能让鄂党占据上风，也不能让张党落于下风，反过来亦然。所以，当张照获罪时，他反而能放其一马，赦免其罪。他的赦免，其实是一记警钟，他在告诉鄂尔泰和张廷玉：你们斗吧！大权最终还是掌握在我手里。

皇帝的警告和震慑，使鄂尔泰和张廷玉开始意识到，这位看起来宽仁敦厚的主子，其实一点儿也不简单。他看似静若处子，实则不“动”则已，一“动”惊人。他们两个，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收敛了，乾隆的“敲山震虎”彻底地“震”醒了两人。

但是，树大了，根叶总是很茂盛，他们想要完全控制住已经很难。

乾隆七年（1742），鄂尔泰长子鄂容安出了问题。陕西道监察御史仲永檀因弹劾步军统领鄂善有功，升任左副都御史。仲永檀是鄂尔泰党人，而鄂善则是张廷玉党人。仲永檀升官之后，气焰极为嚣张，经常与鄂容安私下交通。鄂容安当时在南书房行走，担任詹事府詹事。虽然鄂尔泰多次警告儿子要收敛行事，但鄂容安并不在意，他与仲永檀一起，利用京中与内廷的资料，弹劾打击异己。

这件事最终被乾隆获悉。乾隆怒将他们二人拿问，并斥责鄂尔泰“不能训子以谨饬”，也“不能择门生之贤否”，也将其治罪。

经此打击，鄂尔泰心力交瘁，再也兴不起分毫拉帮结派的念头。乾隆十年（1745），68岁的鄂尔泰因病逝世。乾隆遵行皇父雍正的遗命，准他配享太庙，入贤良祠，并赐“文端”谥号，恩礼隆厚。

至于张廷玉，也早已想退出党争。但是，身居高位，想退也并不容易。自乾隆十三年（1748）以后，张廷玉每每因乞休、配享等事与乾隆发生争执，并遭到猜忌。其实张廷玉是真想告老还乡，但却很难全身而退。鄂党残余大学士史贻直借张廷玉请求归老还乡一事，斥责其一生未建大功，没有资格配享太庙，并上书皇帝从众意罢其庙享。乾隆本有此意，但却极不愿意被大臣左右，因而没有理会史贻直的请求。但自此以后，张廷玉一党也渐渐沉寂下去了。

乾隆二十年（1755），张廷玉卒，谥号文和，配享太庙。在清代，汉大臣配享太庙者，仅其一人而已。

鄂尔泰同张廷玉倒下之后，两党的争斗自然也烟消云散，乾隆又紧紧独揽了大权。权臣会分享皇权，党争会破坏皇权，在集权专制的皇帝看来，这些都必须清除。乾隆的聪明之处在于，不动声色地清除了权臣和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