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思想：面对外侮绝不言和_关于左宗棠事迹

外交思想：面对外侮绝不言和_关于左宗棠事迹

外交史上流传一句话，“弱国无外交”，19世纪的清朝，正是这样一个在外交上几无说话权的政府。打败仗，举国上下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割地、赔款、丧失各种主权；而打胜仗，竟然也要为败战一方埋单，签订不平等条约，同样失去土地、金钱、主权和更重要的尊严。丧权辱国失尊严，这是晚清外交留给我国后人最沉重的悲哀。不过，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外交如此弱势的朝代，也有一些爱国者无畏强权，坚持抗战，左宗棠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左宗棠在外交问题上的态度和言论，总结起来就是不言和、不妥协，驱除外侮，张我国威。这一思想，早在他少年读史时期就已经生根萌芽，并在作为一个教书匠的时候，就对鸦片战争清廷的投降行径进行了痛批。“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左宗棠看到英国等列强的胃口是不会止于一次和战的，反而，清廷的示弱，会让他们的狼子野心更加狂妄。因此，面对在鸦片战争中清廷和投降言和派的言行，面对自己的建议和陈理不被采纳，面对爱国抗战将士问罪被贬，左宗棠痛心疾首，大呼“时事竟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

确实古今所未有，清朝适时正走下坡路，内忧外患、世界变局是国人所不能料想的。但是深谙军事，对“海国故事”稍有研究的左宗棠已经清晰地预见，“夷务屈辱至极，恐将更有不堪者”。因此，他一次又一次地针对时局提出上下一心，誓死抗战，抵御外侮的建议，却无一例外失望一次甚于一次。清廷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对待侵略者抱以坚定的御侮态度，诸多朝廷大臣更不像他建议的那样团结一心忠纯护国。不管是清廷还是臣子，大都可谓各有私心，害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更大的损失而不敢义正词严在谈判桌上斥责侵略者的暴行，相反却寄希望于侵略者就此罢休。后来以镇压太平军著名的曾国藩对此发表看法，称“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颇可以代表当时占大多数的投降派的心声。

谁都不想国破家亡，利益受损，然而这番言论，宁肯屈辱求和，也不敢伸张正义，还自欺欺人以为求和可换得太平，因此为上策，真是可笑又可悲。更可笑可悲的是，当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曾国藩还是不主张抗战，对于左宗棠请求上京勤王的要求，曾国藩虚与委蛇，故意拖耗时间，直等到清廷再次派人议和，曾国藩不悲反喜，以为如此一来他就可以一心一意对付太平军，因此视议和为“至幸”之事。屈于外侮，却热衷于平定同胞内乱，曾国藩日后为人所诟病者，以此为重。与曾国藩同调者，李鸿章也为其一，他们同为当时朝廷重臣，出此言论，而不顾国体与民族尊严，左宗棠无能为力，只好感叹“辱甚矣”。(www.guayunfan.com)第二次鸦片战争议和之后，“借师助剿”这个议题便被呈上案面。投降派和清廷认为列强在和约签订之后遵约行事，果真换得太平，因此值得信赖，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平定太平军为首的内乱。古语有曰，家务事不宜外人插手，然而清廷几经争论却决定借外力以镇乱，并辩解为“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此外，对于助剿之外师，清廷还打算酌量酬谢，“以资联络”。荒谬怯懦至极，直让后人咬牙切齿。而左宗棠后来为人所诟病者，其中较大的方面也源于此。然而世人所不知，他此时为浙江巡抚，对于清廷的命令不能不尊，但是依然上书建言，“主弱客强，终非长久之计”，并已预见“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希望当局者能够引起警惕，能够对洋军要进行限制裁禁。因此，他多次要求裁减、遣散洋军，以为不必借助其力自可平乱。

果不其然，侵略中华者在取得既得利益之后，很快就得寸进尺，在《天津条约》规定的10年后修约之日即将到来之际，要求从中国攫取更大的关税与通商利益。对此，清廷就修约事项征询各地督抚意见，左宗棠就外交礼节、开建新工业和宗教文化差异问题等愤而提出6个问题：“请觐”、“遣使”、“铜钱、铁路”、“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贩盐挖煤”、“开拓传教”等。

在外交礼节上，左宗棠认为清廷不必拘泥于三跪九拜的仪式，因为来觐见者并非清廷属国，其国子民参拜其国君也不用跪拜，因此提出不必强人所难，而当随其民俗的建议。友好国互相遣使本是外交的寻常手段，然而对于受挟遣使西方诸国，朝政者视之为耻辱。丧权辱国不为侮，遣使他国却以为耻的思想，正像韩愈当年所说的“耻以为师”的道理一样。清廷向以天朝自傲，闭关锁国，由是两耳不闻外国事，以为夷狄野蛮、技为淫巧而不足以学习者，因此遣使西学就是屈尊之辱，正如外来请觐不行三跪九拜大礼则为无礼，有损大国容颜一样。宁损实务利益，置人民于水火之中不顾而徒究虚有其表者，岂不可悲乎？左宗棠多年忧从中来，以为当侵略者已经逼上家门口时，就要先放下这些虚表的东西，而以实务强国富民。学实务，驱除外侮，最好的办法就是借此机会派遣精于通商而又精通外语者到诸国考察，以探其虚实，而后学成归国，以其道还治其身，使其不敢再在中华大地上撒野。至于侵华诸国想借此机会干涉清廷内政，进行外交讹诈的叵测居心，我们则可以将计就计，反其道而行之，不为其所困。

至于“铜钱、铁路”“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贩盐挖煤”等方面，左宗棠看到侵略者不仅使用武力侵略，更想通过经济侵略的手段来大量攫取中国的财富，因此要拒绝他们的索求，不予修路、同船和开矿等。虽然左宗棠此时还没有意识到应该自修铁路和开矿，但反对列强的经济侵略这点，却也是有功的。

最后谈到的开拓传教问题，本是历来已久，终因天津教案事件闹得海内外沸沸扬扬。本来西来的基督教、天主教就与我国传统的儒学、道学和佛教有文化上的差异和冲突，而外国传教士更借此欺诈国民，甚至拐骗幼婴致其不明而亡，这让国民义愤填膺，要向教堂讨回公道和说法。孰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反要求崇厚派兵镇压讨教说法的群众，并在崇厚不予理睬的情况下朝他开枪射击，又打伤天津知县随从高升，还捣毁衙门重地。丰大业的蛮横无理彻底激怒了当地群众，遂群起，将其和秘书西蒙打死，并焚毁教堂、领事馆，打死18名外国人。此事最后在英法美俄诸国的威胁下，由曾国藩处死数十名参与此事的群众而收尾。左宗棠对射杀数十名群众以结此案的做法大为不满，更由此看到了列强的狼子野心，因此更担忧海塞防事。他说：“方津事之殷也，彼方虑词恫喝，调兵船入津门，由电线寄信本国，我能无戒备申警乎？彼如思逞，疆吏自当防患未然，岂能束手以待！”由是，他对于海防和塞防的事情更为紧张，一边加紧考察、制造枪械弹药、轮船火器，一方面则加紧练兵，布置边防。在外交事宜上，左宗棠为求“保全国体”，以为不可“尽协夷情”，并由此在言论上几乎是孤军奋战了数十年。

言论不通，当局者最后还是一次次迫于列强的武力威逼而选择一步步妥协退让，左宗棠只好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严抓边防诸事。“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左宗棠高声疾呼。在海防上，左宗棠奏请开船政局自制轮船，海岸城市建设炮台、编练渔团，协助水师御敌。而在塞防上，尤以新疆为重，力主抗俄，收复新疆，夺回伊犁，建制行省，正式划入中华版图。诸如此类，鉴于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因此更要师夷长技，推进洋务运动，振兴经济和民心以强国御侮，张我国威。

坚决御侮绝不言和，矢志求伸张我国威，左宗棠在外交上的卫国心切和强硬态度，不仅赢得国内民众的尊重与赞赏，更令西方国家敬畏，使“外国怕尔之声威”，成为近代西方最为敬重的对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