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思想：大力倡导洋务运动_关于左宗棠的事迹

洋务思想：大力倡导洋务运动_关于左宗棠的事迹

19世纪中后叶，晚清已显出摇摇欲坠之状，内乱虽然渐渐平复，但是清廷也为此元气大耗。与此同时，英、法、美、俄、德、日、意等诸国越洋东来，趁火打劫，一个个张开血盆大口，贪婪地肆虐中华大地，索地索财索主权，意图使中国也成为它们海外的殖民地，任由其为所欲为。而在此刻，如左宗棠等一群爱国志士看到中国积弱积贫受尽欺侮的境况，痛心之余想方设法要求强求富，力图一挽狂澜，复兴中华。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而颇有成效的洋务运动，使颓丧的晚清在即将灭亡前回光返照，焕发出不一样的生机。而在这场意蕴悲沉的运动中，左宗棠作为开创者之一，他的洋务思想对于推动洋务运动，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首先，左宗棠深为中国积弱的现状感到担忧，而这种担忧，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埋于心底。英国可以凭借几艘战艇把清廷打得心惊胆战并屡屡得胜，逼迫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左宗棠对如此蔑视中国的行径感到愤懑不可言。但是，他在悲愤的同时又很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之所以受到洋人此般轻视，根源还在于国家的贫弱不堪一击和自大自满。清廷的自大，在于看不到世界的变化，妄自尊大，而且把他国他族视为夷狄蛮族。这一点，从中外“夷”字之争中就可体现出来。

历来中国多称其周边属国为夷或狄，以示他国他族的蛮横落后与自己的文明先进。然而，19世纪的外国可不接受这种以为有损国威的看法，英国就对此多次声明不准再用夷字。弱肉强食，当中国已不再处于领先地位，就只有被人凌辱而没有轻视别人的份儿了。英国等诸国可以随意欺凌中国，越洋远来我国勒索敲诈和破坏，却还要假装义正词严讲究平等和国家尊严，这其实是何等可笑的事情。这就相当于法国大文豪雨果所说的，强盗来到了富人家中，却以主人自居，掠得富人家的一切，包括其尊严。清廷与英国口舌争论这一个夷字，表面貌似要夺回尊严，其实不过是不敢承认、不想承认自己不再是天朝上国的地位的事实罢了。与尊严其实无关，因为尊严早就被他们的卖国行径丢光了，他们在乎的只是一个虚名，自欺欺人的称呼而已。

而真正在乎尊严，想要夺回尊严的，左宗棠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他不称外国为夷，因为他接受外国的确并非中国的属国，而国力之富强，也远非当时的中国所能比拟的事实。其次，他知道真正夺回尊严的方法并不是要在字面上胜过对方，以为用带有贬义、轻视字眼称呼它们就是有尊严有脸面的事情。相反，一个有修养的国家和民族，是懂得尊重对手的国家和民族。尊重他人即尊重自己，这也许是晚清遭受他国轻蔑的一个因素之一。因此，在左宗棠有着外患意识的时候，他便以“洋事”来称呼与外国打交道的一切事务。而洋务，是在19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一场运动，不单指外交诸事，更包括了或说主要就是指学习西方技术和制造西式器械的事务。(www.guayunfan.com)“师夷长技以制夷”，左宗棠沿袭魏源的思想，首先开办军工企业，学习制造西方的先进器械和运输工具，比如枪、弹、炮、船等，作为自强之法。时人冯桂芬著有《校邠庐抗议》，他更明确地说出洋务的目的就是“得西人之要领而驱之”。可见，洋务运动处于学习西方器具的阶段，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和重要性，觉得西方之所以崛起就在于器具的先进。而后在践行了洋务运动30年而仍旧不能达成所愿之后，有志之士才纷纷又转向制度、文化方面的探讨，而致使20世纪初期，形成了一股反帝、反传统文化的大潮，革新之盛，古今未有。

奕?谓洋务运动“探原之策，在于自强”，韬概亦说“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由此，把自强寄托于洋务运动之上，一时成为风气。即便如投降派李鸿章也深为赞同：“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一时间，官商民实务救国，洋务自强的思想空前统一，以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藩等人为官方代表，陆续开办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探索自强富裕之路。

左宗棠开创军工企业，是把边防、洋务和自强结合起来。我们知道，左宗棠对于边防的担忧是长久有之的，直言自己“于此事思之十余年，诹之洋人，谋之海疆官绅者又已三载”，因此学习制造坚船利炮，以此还击侵略者，那是最好不过的自强之道。左宗棠考察地理，得出“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的结论，为此提出“仿制轮船”，“为海疆长久之计”的主张，并于1866年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后设船政学堂，专门培养造船、驾驶诸技能人才。在左宗棠看来，首先创办轮船，是因为其技术难度远比制造枪支弹炮要大，而欲尽东南水利，做好海防，则必须赖此守卫。轮船可以造出，则其他机械也当不在话下，而侵略者之所以持以为恃者，恰是轮船。左宗棠有此思想，他自言从“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就已萌生。那年恰是林则徐虎门销烟之时，左宗棠方才年28岁。而后在多年的征战与研究、观察中，左宗棠愈发坚定此想，且有了系统而坚定的设想。

就局势而言，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至自造轮机成船，……外国多方阻挠，乃意中必有之事，见在英国领事等屡以造船费大难成，不如买见成船为便宜，此即暗中使坏之一端……惟既能造船，必期能自驾驶，方不至授人以柄。……现在洋人闻有开设船厂之举，明知无可阻挠，多谓事之成否尚未可知，目前浪费可惜者。实乃暗行阻挠之意。合计自始事至威事五年之中，需费至三百万两，可谓多矣，然而果有成，则海防、海运、治水、转漕一切岁需之费所省无数，而内纾国计利民生，外销异患树强援，举乎在此！……惟赖朝廷坚持定见，不为浮言所惑，则事可有成，彼族无所挟以傲我，一切皆自将敛抑。自强之道，此其一端。

从提倡自造轮船开始，西洋诸国多有阻挠，以造船费用巨大、难度大等“浮言”惑众，左宗棠一眼识破其阴谋，知其恐中国造成轮船而与其抗衡。因此，左宗棠更坚定了自造轮船是钳制列强入侵的关键点，因为他们远洋而来扣关，靠的就是装有利炮的火船。左宗棠从敌人之阴谋、造船之困难、事成之利弊等各方面阐述了自造轮船之势在必行，这般系统远见，即使林则徐当年，也未必比得上，更何论曾国藩和李鸿章等原本畏惧列强之徒。虽然曾、李二人也赞成学习洋务以自强，然而决心之大、眼见之深广、心思之纯正，当属左宗棠为先。

力排众难，左宗棠“采西学”以自强，造船造炮，并把此举视为边防，特别是海防的关键所在。他认为适时抵御外侮的重点是“去海之害，收海之利”，“吾中国一大转机，由贫弱而富强，实基于此”。海防稳固，中国就可以解决长久以来有海无防的尴尬处境，并借此稳固边防，不再受海外侵扰。要知道，中国长达22000公里的边防线，海防线就占据其中18000公里。海防之重要，左宗棠正扼住其要。清廷对此颁布“上谕”：

现在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驰，亟宜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恃之计。前据左宗棠奏，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昨据李鸿章奏，仿照西法创设武备学堂各一折，规划周详，均为当务之急。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之筹划备御，亦尝开立船厂，创立水师。

造船造炮造枪弹器械，防海防塞以自强，左宗棠的建议终于为清廷所看重和践行。与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等朝廷重臣一道，在30年的洋务运动中，左宗棠为创建军工企业做出极大的贡献，令海外诸国为中国此一觉醒而感到震惊。

雄狮沉睡千年终醒来，大声一吼求强求富。求强有军工企业，求富则需要依靠民用企业。此前，对于铁路、架线等工程，左宗棠极力反对固有其迂腐的一面，但他有此想法不过是因为就当时情况而言此事还能稍缓一缓，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列强想借此控制中国部分经济的阴谋。这和他反对购买、租借他国轮船的思想是一致的。

修铁路、架电线，这类工程看起来并不直接带动经济发展，因此当时也得不到太多人的支持，被搁置不办。不过对于开矿、办纺织局一类，却为洋务运动主将们所认同。李鸿章就采用了其幕僚薛福成开矿的建议，而左宗棠以“阜民即所以裕国”的求富思想，主张开设就更贴近民生的机器纺织、治河等工程。1879年，左宗棠便于兰州设织呢局，并于稍后几年大兴水利，至死不渝。越到后期，左宗棠越看到民用企业“阜民”“裕国”的重要作用，因此拓宽创办民用企业的范围，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制糖、纺织到开矿、铁路、架线、电报等，左宗棠都积极尝试。

军工企业以自强，民用企业以致富，左宗棠在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中，数十年积极求进，推动了中国近代化和器械化的进程。虽然后来历史证实单纯依靠学习西方器械不能真正自强致富，但是左宗棠的这数十年的努力，仍然对中国近代化贡献极大，而他的求强求富思想，伴随其老去仍然闪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