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正在鲁西南战役展开之际,中共中央军委部署了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分别挺进大别山、豫西、豫皖苏边,在江、河、淮、汉会合,共同经略中原的大战略。7月23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要求他们“下决心不要后方”,挺进大别山。

当时,鲁西南战役进展顺利,邓小平回忆说:“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但是,7月29日,毛泽东“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大意是:“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宗南)军一部”,“陕北不能支持”。这个电报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用了三个A字(最紧急),而且“极秘密”,只供刘邓二人阅,二人看完就立即烧毁。被人称为有“反骨”而且也的确不搞“凡是”的邓小平回忆说:“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这又是顾全大局,顾全更大的大局。因为鲁西南战场毕竟还只是一根“扁担”或用刘伯承的另一个比喻是敌人的“腰部”,而大别山则是敌人的心脏——武汉和南京——部位之一。

越是重心所在的任务就越艰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是一个特别困难的行动。这种困难,除了突破国民党30万大军的合围、脱离后方作战困难和深入敌人心脏地区等因素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因素,那就是水情。黄河、淮河及两大流域间一些主要河流:涡水、颍水、茨水、沙水、泉河等河流的水情,特别是黄河的水情。

1938年国民党曾掘郑州花园口,使黄河水泛滥乱流,主流则经颍水、涡水入淮河再入海。从而在皖北、豫东一带形成了一大片遍地淤泥积水没膝、没腰、没房,荒无人烟的黄泛区。国民党军队在合围刘邓大军“网开一面”,就是要将刘邓大军逼至这个区域加以聚歼。为了防止解放军南下,国民党又于1947年3月9日将花园口堵死,将黄河水引入故道(即今道),并将此称为抵得上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这样,鲁西南战场,北面是刚刚恢复黄河故道,南面是黄泛区,水情非常复杂。当时又到黄河夏汛,被废九年的黄河故道堤防非常脆弱,国民党还经常扬言要炸黄河大堤,这种水情,比敌情更令刘邓担忧。刘伯承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黄河要决堤,你能土屯住吗?”邓小平后来说:“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刻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www.guayunfan.com)8月1日,刘邓向各纵队主要首长传达了中央军委7月23日的命令,要求各纵队准备于8月中旬出发。面对日益险恶的黄河水情,刘邓感到必须提前行动,但决心一时还难以下定。鲁西南战役刚于7月28日打完一个全歼敌军一师的大仗,我军不但辛苦,而且有大批伤员,还俘虏了大批俘虏,休整处理很需要时间。黄泛区怎么过?无后方依托,十几万大军吃什么?黄河以南基本上是国民党的天下,怎么样才能突破围攻堵击?还有一个北方人如何适应南方的生活习惯的问题。后者看来是小事,后来却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邓小平说:“北方人到南方,真不容易。果然一过淮河,好多人拉肚子。……一过淮河,种水稻,走山路,都是南方的生活习惯。原来我们估计不足,只知道北方人到南方有不习惯的问题,过了淮河才知道就是原来的南方人,鄂豫皖的人(129师的前身之一为红四方面军第四、三十一军,出自红军时期的鄂豫皖根据地),在北方过了好多年,也不那么习惯了。”实施大战略,固然要撇开很多枝节问题,但有些看来不起眼的基本问题,则不能忽视。大战略家既要胆大、魄力大,也要细致周密,这里给邓小平留下很深印象的生活习惯问题,是一个典型例子。

为了考虑得更为周密,8月6日,刘邓在野战军作战室召开了一个司令部处科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挺进大别山的问题。这种运筹方式在刘邓指挥史上是很不寻常的,进一步反映这次行动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决心难下。这次军事民主会,热烈地开了一个上午,没有结论。刘邓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宣布休会,各人继续准备意见,等候开会通知。

下午,邓小平带着一位参谋,乘车前去黄河现场观察水情,并与第三、第六两位纵队司令陈锡联、王近山交换意见。刘伯承则在作战室反复研究江、淮、河、汉间的敌情、水情、地形和交通状况,并平易随和地与参谋人员交换着意见。突然,正在沉思中的刘伯承严肃地对参谋人员说,快去把邓政委找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刘邓等首长来到作战室,郑重地宣布,大军提前行动,立即南下。针对广大干部战士试图在鲁西南扩大战果的心理,避免在大胜时突然罢手南下引起的猜测,隐蔽这次行动所具有的保护危难中的党中央这个当时全军只有刘邓二人知道的绝密背景,刘伯承这位大帅诙谐地说,蒋介石实施“开饭馆战术”、“葡萄战术”,想让我军“胀死在鲁西南”,我们不上这个当,明天就出发南下,并部署了行动计划。邓小平接着作了指示:“我们要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邓小平分析说,我军南下,必定引起敌军的调兵回援和北追、南堵、东西截击,这一方面配合了全国各战场上的兄弟部队,有利于彻底扭转全国战局,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本部队的困难,因此,他强调了三点:“第一,一切工作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要教育各级干部和战士,这是一个极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我军战争史上的一个创举,要为此而做出贡献,付出代价,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第二,在淮河以北主要是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力避与敌主力作战和纠缠,千方百计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第三,进入新区要严格遵守党的政策与我军的纪律。”邓小平说完,参谋长李达立即起草上报中央军委的电报和发至全军的命令。据有关人员回忆,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高级干部乘坐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像疾电一样地从四面八方赶来野战军司令部所在的村庄开会,但不到半个小时又都赶了回去。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刘邓作风。

8月7日黄昏,刘邓大军在百多里宽的地面上,排除一切困难,向南(为迷惑敌军,也有的部队往北佯渡黄河)跃进。

对这次行动,刘伯承特别强调了两个“先敌”:“先敌进入大别山,先敌在大别山展开”,“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越早越好,越快越好”。邓小平把这化为一个字——“走”,提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

当时,刘邓大军缴获甚丰,一位后勤人员回忆说,他曾在1947年7月4日一个下午就发放了600辆大车的炮弹,共计48万斤左右。但为了快走,很多大炮、小炮、重机枪、汽车等重装备和一些带不下的好枪、好弹药都丢了,只有部分转交给了县大队等地方武装。邓小平后来不无惋惜地说:“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这对一支长期用土枪土炮还有大刀长矛同拥有飞机大炮机关枪的敌军对抗的部队来说,可不是一件易事。领导下决心不易,执行起来也不容易。

走得快,另一个诀窍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沿途尽可能地不同国民党军主力纠缠和作战。因此,这次千里跃进,打的仗并不多,“除了地方保安部队外,一共只消灭了几个旅。”这也不是一件易事,其一,还是要走得快,抢在敌人堵截大军的前面,其二,不能走大路、好路,只能走小路、险路。因此,“走”也难,很难,很难!

第一大难关,就是那个相当于“死亡区”的黄泛区。野战军司令部的杨国宇回忆(摘要)道:

没有到过黄泛区的人,是很难想象这里的情景的。这里虽然已成了一片死水,但还是一片汪洋。除了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坍塌的民房屋脊和偶尔地从空中掠过的几只野鸭以外,再也看不见什么东西。即使是无水的地方,也尽是稀烂的胶泥,前脚起,后脚陷。有的同志开玩笑地说:“大概军阀队伍跋慢步,就是准备过黄泛区吧!”于是我们这支队伍,排成八路纵队,也被迫开始练习跋慢步,跋不出来的就一屁股坐下,休息一下再跋。刘司令员、邓政委开始还骑了一段马,但马脚一深一浅的,整得人马俱乏,索性也下来跋慢步。越走越困难了,于是个人与个人,班与班,连与连,展开一个大的体力互助。这样,从头一天的黄昏,跋慢步走到第二天的太阳出来,才涉过了二十里的黄泛区。

20里走了整整一个晚上十多个小时,平均一个小时不到1000米,一分钟10来米,可见何等的艰难。这还是刘邓首长与司令部人员走的一段路,也就是经过熟悉地形的当地同志精心挑选的一段路,其他路段,有的宽达三四十里,有的水更深,泥更烂,更加难走。邓小平后来说:“过黄泛区,真困难啊。”

刘邓大军撤离鲁西南时,蒋介石的思维仍停留在国军进攻共军防守的阶段,认为刘邓大军最终的目标是退回晋冀鲁豫解放区,根本没料到刘邓大军会南下作战。刘邓大军越过黄泛区,继而渡过沙河后,蒋介石才从梦中惊醒,立即调集大军南阻北追。并气恼地撤了参谋总长陈诚的职务,自己亲自兼任参谋总长,飞至前线亲自督战。

蒋介石第一个目标是把刘邓大军阻击在汝河以北,先急调整编第85师经平汉路南下,驻守汝河南岸,收缴或砸烂汝河上的所有渡船。继而调集军队自北向南追击,其中作为先头部队的三个整编师在8月24日中午时分由西至东,到达距汝河约50里的油坊店至汝南埠一带。刘邓先头部队第18旅52团趁防守汝河的敌85师立足未稳,至该日下午3时许强渡成功,攻占了汝河南岸的大雷岗。

24日晚,刘邓率指挥部到达汝河北岸,召集前线指挥员召开紧急会议,命令从即时起,不分白天黑夜,不管飞机大炮、枪林弹雨,片刻不停地立即渡河。刘伯承一改往日温文尔雅幽默风趣的风格,大声地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啊!要勇,要猛!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邓小平说:“今天如果打不过去,明天敌人的大军就会赶到,我们就会分散打游击或转回去,也就是完不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战略任务。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没有别的出路。”为了防止意外,减少部队负担,邓小平还下令各部门立即将机密文件全部烧毁。前线指挥员则命令所有的步枪都安上刺刀,每颗手榴弹都揭开盖,看到敌人就打,打完就往前插,并要求先头部队过后,沿途不留一个敌据点和一个敌人。这样,自24日晚到25日下午4时许,刘邓大军共有4万多人渡过了汝河。

紧接着,刘邓于8月25日下午风尘仆仆地赶到淮河北岸的彭店,召集前线指挥员会议。这时的气氛,也没有先天晚上的紧张,刘伯承说:“在关键性的地方要勇、要猛,才能战胜敌人。我们已经粉碎了敌人要把我们消灭在汝河沿岸的企图,现在,敌人肯定是要在汝、淮之间挫我跃进的锋芒,这又是一关呵!大家要牢记,不要恋战,只能抢先渡过淮河。”邓小平说:“我们到大别山还有一道险关——淮河。你们稍微休息一下,明天拂晓前要攻下息县,夺下淮河渡口,准备渡河器材,以便部队迅速进入大别山。”

8月26日凌晨,淮河渡口如期攻下。但渡河速度缓慢,水流湍急,不能徒涉,又架不起浮桥,只有10来只小木船在那里往返过渡。此时,敌军19个旅20万人已尾追前来,先头部队已和刘邓后卫部队接上了火,距淮河渡口仅30里,形势再次变得紧急起来。

刘邓来到淮河边,见此形势,邓小平提出,刘伯承先行渡河指挥部队进入大别山,李达参谋长指挥部队渡河,他率领部队阻击敌人。刘伯承说:“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

随后,刘邓来到先头部队的旅指挥所,详细地了解淮河水的情况。当时,正值雨季,淮河水忽涨忽落,变化很大。刘伯承仔细地询问着,专注地听着,深深地思考着。突然,他问:“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吗?”

“河水很深不能徒涉。”前线指挥员肯定地回答说。

“到处都一样深吗?到处都不能徒涉吗?”刘伯承再问。

“河上的老百姓都这样说,从来都没有人敢在这种时刻徒涉。”

“你们实在亲自侦察或试过没有?”

“先锋团和我们自己都侦察过,试过。”

刘伯承继续询问了一些问题,找不到可以徒涉的依据,只好向河边走去,安排司令部部分指挥人员先渡。他要来一根长竹竿,登上一条船。当时天还没亮,只见刘伯承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随着船的起伏,在那里测量着水深。突然,他大喊:“能架桥呀!快去告诉李参谋长架桥。”随即又写了一封亲笔信:“河水不深,流速甚缓,速告李参谋长架桥。”不一会儿,一位团政委送来急信,说该团一位马夫掉了队,没上成船,后从上游徒涉了过去。刘伯承也送来急信,说他亲眼看到上游有人牵马徒涉过河,请转告李参谋长,不要架桥了,迅速组织部队徒涉。这样,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刘邓大军的千军万马沿着水上的路标,分成数路,陆续踏过了淮河。不久,敌军追到,而此时洪水滚滚而来,别说徒涉,连用船也渡不过了。敌军惊呼:“天意啊!天意!”

邓小平后来兴奋地说:“过淮河,刘伯承去探河,水深在脖子下,刚刚可以过人。这就是机会呀!我们刚过完,水就涨了,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运气好呀。以前,从来不知道淮河能够徒涉,就这么探出条道路来了,真是天助我也!好多故事都是神奇得很。”

8月27日,刘邓大军终于走到了大别山。这一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欣喜地说:“我们总算熬出头了,二十多年来,革命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自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在其后的文章中,他写道:“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邓小平用他的语言说:“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

胜利是伟大的,艰险也是巨大的。20日挺进千里,苦过黄泛区,血战汝河,险渡淮河,天上飞机轰炸,地面大炮呼啸,前面有阻敌,后面有追兵,左右有截击,前景又很不明朗。如此等等,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指挥过邯郸战役、鲁西南战役、淮海战役、进军大西南战役等大战役的邓小平事后也感到惊心动魄,把这次千里跃进大别山视为“最困难”的一次行动。他说:“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他还对自己的家人说:“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邓的女儿说:“说这话时,一向不大形露感情的父亲,声音都略带梗塞了……”

《列子》日:“吞舟之鱼,不入支流。”布热津斯基说,邓小平“最重要的长处是他明确清晰的战略方向感。……邓不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只集中在关键目标上,这一特点使我和卡特既感到敬畏,而又受到吸引。”

“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是邓小平这一“吞舟之鱼”“不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只集中在关键目标上”的一次典型实践。邓小平的领袖气质与大帅风度,在这一事例上也表现得特别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