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之时脱颖而出

在“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之时脱颖而出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曾有人回忆,1920年10月19日邓小平一到法国,就“活泼机灵地跑在前面”,向前来迎接他们的华法教育会代表报告说,船上的重庆学生已分成四组,可以按组上岸。对此,邓小平笑着否认说:“我是那一批八十几个人里面最小的,连发言权都没有。”

1926年1月7日,也就是邓小平秘密离开法国的这一天,法国警方弄到了一封详细的报告,报告准确地介绍了邓小平的出生年月日、籍贯、父亲姓名和母亲姓氏、现住地址、来法国年份、在法国的简历、现工作地等情况,并说“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

邓小平年龄小、个子小,而且就同他1926年为自己所改的名字“小平”一样不太喜欢当头,为什么能在人才济济的留法勤工俭学群体中脱颖而出?从“连发言权都没有”到最后在“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

旅欧中国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1922年6月在巴黎正式成立,时称“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人为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邓小平没有参加成立大会,但在这个夏天参加了少共组织,并很快成为一名活跃人物。1923年2月17日至19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会议,会上决定将组织的名称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有42名代表参加会议,其中一名代表是邓小平。(www.guayunfan.com)邓小平加入组织后,一个主要工作是为少共的机关报《少年》月刊刻蜡板和油印,并因此获得了“油印博士”这个美称。《少年》,创办于1922年8月1日,前期由赵世炎负责编辑,陈延年、陈乔年等负责刻蜡板、油印、装订和发行等工作。1923年3月以后,由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邓小平和李富春、傅钟、李大章等人先后参与该杂志的工作。此外,邓小平还在巴耶支部担任了两届宣传干事,受命与傅烈共同为华工办理工人旬报。

1924年7月,邓小平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与周唯真、余增生共三人组成书记局,负责旅欧共青团的日常行政工作,邓小平分工负责宣传和财务。这也许是邓小平在革命组织中担任的第一个领导职务,按当时的规定,邓小平因此而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担任旅欧共青团负责人后的约半年中,邓小平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办旅欧共青团的机关刊物《赤光》杂志。该杂志于1924年2月1日由《少年》改名而来,改名后,杂志有了一些变化,如由月刊、不定期刊改为半月刊,风格也由偏重理论改为偏重实践,用当时的话说,也就是“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赤光》的封面,是一个正欲跃起的少年,他赤身裸体,手持号角,高擎旗帜,背靠光芒四射的赤光,脚踩无边无际的山川。其文风,用《赤光》第一期所发表的宣言的话说,是“诚恳而忠实的给大家指示出救国的唯一道路”,并反对“其他转弯抹角迂拘而不可能的途径”。

1924年12月,邓小平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成为监察处成员和工会委员会委员,负责工人运动事宜。随即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特派员赴里昂工作,任宣传部副主任兼中共里昂小组组书记。

1925年6月,中共和共青团旅欧组织联合国民党左派,在法国举行了大规模的声援国内“五卅”反帝运动的活动。法国政府自6月22日开始大肆搜捕驱逐旅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几天内,共有20多人被捕,47人被驱逐出境,中共和共青团旅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基本陷入瘫痪。邓小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挺身而出,成为旅欧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当时,邓小平在里昂,对这一过程,他曾这样记述道:“当时,我们与巴黎的消息异常隔绝,只知道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了,进行必甚困难。同时,又因其他同志的催促,我便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到巴黎后,朴生同志(萧朴生,时任巴黎党的书记)尚未被逐,于是商议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不久便又改为非常执行委员会,我均被任为委员。”

邓小平和其他在外地的同志赶到巴黎后,于1925年6月30日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傅钟任秘书(即书记),邓小平、毛遇顺任委员,以上三人组成书记局。同年8月17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由傅钟、邓小平、施去病三人组成书记局。在此期间,邓小平同时还担任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监察委员会书记。据《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所发表的材料,邓希贤(邓小平当时的名字)的名字首先出现在法国警方的密报上是1925年7月3日,这份密报说在前天的一次有70多人参加的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的会议上,“共有八人发言,其中邓希贤的主张为反对帝国主义,应同苏联政府联合。”看来,邓小平从旅法革命青年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央组织”引人注目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

1925年9月15日,中共旅欧支部以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名义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反帝大会,有一千多旅法华人参加,还有法共、越共、非洲黑人代表和一名法国国会议员参加,规模与同年6月7日声援“五卅运动”的大会相当。在这次大会上发言的国民党代表是中共党员施益生,中共代表是萧朴生,共青团代表是傅钟,邓小平做为国共两方的支部领导人员参与领导和组织这次大会,但没有发言。这次大会再次震动法国政府,施益生被捕并被驱逐出境,其他领导者也在搜捕或严密监视之中。在1925年10月25日和11月16日的法国警方情报上,分别记载了邓希贤主持的两个会议,一个是关于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创办刊物的会议,有25人参加。一个是中国国民党纪念被驱逐回国时死于途中的国民党旅欧组织负责人王京歧的会议,有47人参加。正因为如此,法国警方在1926年1月7日整理了一份有关邓小平个人的详细材料,并于当日向他发出驱逐令。

邓小平加入组织后的卓越表现,引起了组织对他的关注。1925年5月,中共旅欧支部决定派一批人赴莫斯科学习,其中包括邓小平。1925年12月,莫斯科方面来信,同意“邓希贤、刘明俨、傅钟、宗锡钧、徐树屏五人接到此信后以尽可能的速度动身前来”。这样,当邓小平等接到法国警方的驱逐令时,正准备上火车赴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之后,邓小平先进入东方大学,不久转入1925年11月才接纳第一批学生的专门为中国学生举办的中山大学。邓小平在第七班,班内同学中共方面有傅钟、李卓然等,国民党方面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屈武等,邓小平曾说,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尖子人物都在一个班组,因此,这个班很有名。当时,中共在学校设支部,在班设党小组,邓小平在七班任党小组长。1926年6月16日,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对党员进行了一次涉及到十几个方面的鉴定,其中对邓小平做的一项鉴定是:“做什么工作是最适合的: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也许,这就是当时的组织与同志对当时还差两个月零6天满22岁的邓小平的才华所做的一个总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