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的幻想破灭

“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的幻想破灭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艰难困苦能将弱者击倒,也能成就意志坚强的丈夫。

卡尔·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中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原则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人的天性本应如此: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和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到达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压不倒我们,因为这是为大家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存在下去,永恒地发挥着作用,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

马克思写这段话的时候17岁,是他写在中学毕业论文中的。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时是16岁。马克思作人生选择的时候选择了为人类的幸福而献身,邓小平作人生选择时选择的是向西方学习,使受人欺凌的祖国和人民强大起来。虽然内容有所差别,但胸怀都同样宽广,境界都同样崇高。他们都不是从狭隘的个人私欲出发,以谋求个人的幸福作为人生的目的。当然,马克思写这段话的时候,更加理性一些,思想更深刻一些。正因为邓小平有了正确的选择,他也如马克思说的,重担压不倒。心态之苦,筋骨之劳,体肤之饿,他在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都经历过,这些都磨砺了他的意志,锻炼了他的思想。

邓小平是1920年10月19日抵达法国马赛的。从上海到马赛航程31000多华里,历时39天。途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等亚欧非多个大港口。在30多天的时间里,邓小平领略到了世界的广大,尤其是目睹了亚洲,非洲广大地区被帝国主义瓜分掠夺,人民遭受奴役剥削的惨景,深刻地感受到人世间存在的种种不平。(www.guayunfan.com)在西贡,他们看到这个法国殖民地上的安南(越南)人,不仅在身体上要受法国人的奴役,而且在精神上也不断遭受摧残。读书要读法文,着鞋也要纳税。他们感到无比气愤:“既灭人家的文字,又要灭人家的种族,正义在哪里?人道又在哪里?”有一个当时同船的同学在回忆这次航行时的情景时写道:

我们在印度洋碰到了一次大风暴,当时,风暴卷着海水,掀起山峰似的巨浪,四万吨的邮船,一会儿被掀上浪尖,一会儿又落到浪谷当中,白天也刮得天昏地暗,宏大的邮船犹如一叶扁舟,在茫茫的海水中漂泊,真是吓人得很,我们不但一点东西也吃不进,就连黄胆都要吐出来了。这样,我们饱受了三天三夜的风暴袭击,算是幸运的过来了。另一方面则是大开了眼界。邮船到了各地大海港,都要停止两三天,装卸货物。有钱人上岸去进餐厅,买东西,我们穷的就上岸去观光游览,饱阅市容,看博物馆、参观名胜古迹,许多城市尽是高楼大厦,也有许多人是西服革履,但也有不少人是破衣褴衫,沿街乞讨,在有的港口,我曾看到一些穷苦的儿童游泳在船舶周围,向乘客们哀告乞讨。有的客人就将硬币抛入海水中,那些穷孩子们就潜入海水里去把硬币摸上来,客人们以此取乐,孩子们则以此谋生,当时看了,真使人心酸,这使我深深感到,世界上的人同住在一个天空之下,却过着两种大相悬殊的生活,到处都是这样的不平。当然,我当时并不了解这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造成的。

这位同学的感受可以代表同船赴法的同学的感受。

真正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本质,并进而树立共产主义信仰是在勤工俭学开始以后。

法国当时被视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典范,向西方学习,法国是具体目标之一。邓小平也是抱着极其美好的愿望到法国的。但勤工俭学的实际却使邓小平看清了法国资本主义的真实状况。

邓小平等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一到法国就陷入了朝不保夕的穷困生活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1920年下半年起,欧洲繁荣景象不再,一片萧条。在法国,由于处于工业由战时到和平时期转变,其经济结构暴露出严重不适应。工业原材料缺乏,工厂部分或全部停产,一些军工企业关闭,因此失业人数剧增。战后法国政府增加税赋,物价猛涨,法郎贬值,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整个法国经济满目凋敝。法国经济的困境,不能不影响到中国勤工俭学学生的生活。到1920年底,在法国16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中,尚在勤工的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到冬季,勤工学生中,失掉工作的又占四分之一,也就是说,无工可勤的占十分之八。勤工俭学的学生的生活陷入困顿之中。一些学生只能栖身于巴黎贫民窟。更多的学生,只好到普安特大街39号的华侨协社,在院中搭起一个长四丈宽五尺的布棚暂时安身,布棚下竟然要安顿40多个人。

这些无业学生的生活费只有华法教育会发给的五法郎生活维持费。这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他们的主食经常是清水煮马铃薯。因为节省燃料,马铃薯煮得半生不熟,吃到肚子里不好消化,时间一长,许多学生病倒了。病了更是无钱治病,有的便客死他乡。而华法教育会的一些工作人员对这些学生的处境漠然视之。有人统计过,因为环境恶劣而生病的、病故的、占勤工俭学学生的十分之二。

邓小平是自费勤工俭学的学生,赴法之前,家里给他筹措的经费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巴黎较外地生活昂贵。因此邓小平在1920年10月底同其他20多个同学来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卡尔瓦多斯的小城巴耶。进入巴耶市立公学学习,尽管节省,食宿费每月仍需200多法郎。而家里再无力寄钱了。5个月后,邓小平不得不回到巴黎的华法教育会,希望得到资助,找一份工作。不久,他和另外10个人招工进入法国南部克鲁梭钢铁厂。邓小平作的是既学不到任何技术,劳动强度又大的散工。每天在车间打杂,还得早、晚、夜三班轮流。年仅16岁的邓小平运煤,搬运钢板,推煤屑,拉钢条,不能停歇,一天下来,精疲力竭,动弹一下都不愿意。勤工俭学的学生,住在离工厂20里的地方,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大屋。宿舍设有食堂,早晚在食堂就餐,午餐只能自带面包在工厂吃,渴时就喝点自来水。生活极苦,工资又低,中国学生18岁以上的,固定工资只有12至14法郎,邓小平未满18岁,每天只有10法郎。中国学生上班还得买工作服,每套要二三十法郎。低廉的工资使他们连日常生活都不能支持。邓小平后来回忆,在克鲁梭钢铁厂,作了一个月的苦工,吃不饱,还倒赔了一百多法郎。本来中国学生到工厂做工,是想以勤工而达到俭学的目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因此在1921年4月23日,邓小平便离开了克鲁梭钢铁厂。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这近一个月的法国工厂的勤工实践,使父亲初次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亲身体验了劳工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地位。资本家的压榨、工头的辱骂,生活的痛苦,使他本来十分单纯的心里,受到了不小的震撼。”

到这个钢铁厂工作,邓小平还有一个重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较他年长的赵世炎、李立三等人。当时赵世炎已经是中共党员,到克鲁梭钢铁厂的目的就是在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中开展工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培养革命骨干。赵世炎和李立三在克鲁梭钢铁厂组织了“华工组合书记部”,并陆续成立了华工工会、工人夜校、华工俱乐部、工余读书会等工人团体,还办起了油印刊物《华工周报》。他们还利用节假日到工棚里与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交谈,介绍国内外时事,揭露反动政府对华工和学生的压迫剥削。

尽管当时不到17岁的邓小平或许未引起赵世炎等人的特别重视。但是他们组织的很多活动,他们宣传的思想,肯定对邓小平这个具有深厚爱国思想的青年有很大影响。

从1921年4月离开克鲁梭钢铁厂一直到1922年2月,年幼的邓小平在法国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他多次当临时工,又多次失业,在饭馆当过招待,在火车站、码头运送过货物,搬运过行李,在建筑工地推过砖,搬过瓦,扛过水泥,做过清洁工,清扫过垃圾等等,甚至作过一般由女工来做的制作纸花的工作。本来没有工作,还可得到法国政府每天五六个法郎的生活维持费,后来也被取消了。有时候,邓小平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生活面临着绝境,他的17岁生日也在这种饥寒交迫的困境中度过。邓小平后来认为他个子之所以矮小,是与青年时代在法国经常吃不饱有关。

所有这些离乡背井,远涉重洋,满抱希望而来的勤工俭学学生,已经从美好幻想的天堂跌进了残酷现实的地狱。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一到法国,听先到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的介绍,知道那时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即创办勤工俭学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太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随着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了确是这样,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

尽管来到法国最初的生活是这般艰苦,以至几十年以后邓小平曾向杨尚昆谈起他在法国的生活时说:“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尽管赴法的目的是求学,但因为经济上的原因,邓小平一直未能进入法国的一个正规学校进行长时间的正规的学习。但是邓小平终其一生都没有对他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有半点后悔。

邓小平坚强的意志在法国得到了反复的磨炼。

邓小平广阔的眼光在赴法时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