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报县日记顾准

读《息县日记》：顾准的文革想象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设计_顾准追思录

我们的讨论就从《息县日记》开始。

顾准把自己在息县“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期间所写的日记，命名为《新生日记》，在1969年6月12日写的第一篇日记里，就开宗明义：“《新生日记》的取名，是为了纪念三期学习班上，决心转变立场，跟毛主席继续干一辈子革命。”[1] 他的这一表态，引发了所谓“两个顾准”的争议，有学者尖锐地批评“《顾准日记》中的这个顾准，其立论显然不是独立思考的，而是奴隶主义的；虽谓日记为‘私人话语’，实则是官方话语的复制”，因而认为，体现在《商城日记》里的顾准五六十年代的思考“包含了许多富有锋芒的思想内容”，在同时期，“除了张中晓，几乎没有人能够写出这样的有识力的文字”；写于“文革”后期（1972—1974）的《北京日记》“虽然简略，却也勾勒了一个思想者晚期紧张思考的轨迹”；唯独《新生日记》放弃了独立思考。这样，“两头高，中间低，顾准思想的发展呈现出了一个‘马鞍形’”。[2] 于是，又有学者强调“只有一个顾准”，《新生日记》是“他的‘思想汇报’或‘思想收获’的底本”，是“写给别人看”的假话，也不排除个别地方“利用日记给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思想留下一些密码，以备日后考察、反刍之用”。[3]这是一场很有意思的争论，并有了“顾准之谜”之说。[4] 这里实际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新生日记》这样的文本？二是如何看待息县时期的顾准及其思想？

1.“众目睽睽”下“有所写，有所不写”的非常态写作

首先要对顾准写作《新生日记》的环境作一个简单的考察。其实，他自己在到达息县后的第一篇日记里，就有明确的交代：“男宿舍在棉花仓库和小学校，后者住一个排。棉花仓库搭了架子，半数以上的人睡‘高铺’，其余的人睡床板，处中间，行李箱笼放在架子下面。”顾准因此说：“这里不可能有办公室和家庭的二重生活，一切都无法隐蔽，于是口头革命派就无所遁其行迹了。”而且“已经走上轨道的生活，是清河饲养场式的秩序，而不是赞皇、商城式的秩序。[5]也有一些区别，清河饲养场的成员普遍情绪低落，普遍患有劳动惩罚论的包袱，这里则是一片蓬勃景象，有活争先恐后地干”。[6] 一切都在众目睽睽之下，“无法隐蔽”，这意味着日记随时可能被别人看见，甚至被公开，这样也就不可能完全畅所欲言：这是随时被警惕的眼睛监视下的写作。而且又身处在这样的人人“争先恐后地干”的革命气氛之下，自然就只能把自己最不合时宜，因而最“反动”也最有价值的思考，隐而不写，而只写在当时条件下可以公开的某些思考。这也就是再不能当“口头革命派”（这显然是顾准的自嘲），即在公开场合显示“革命”，在私下生活中暴露“真实”，而尽量使私密日记与公共表态统一起来。这是我们在之前的《商城日记》与以后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样的研究笔记里相对无所顾忌的写作不同的“有所写，有所不写”，因而有些遮遮掩掩、吞吞吐吐的非常态的写作。但这毕竟又是私人日记，而不同于同时期所写的交代和思想汇报：那是奉命写给别人（审查者、组织）看的。因此，我们如果将同时期写的思想检查与日记对照，就可以发现，那些违心的给自己泼污水的上纲之词，如“从我形成、坚持我的反动世界观之时起，我实质上已经背叛了革命。背叛比逃兵的行为更可耻”[7] 之类，都没有出现在日记里。他的《息县日记》写作依然坚持了尽可能的实事求是，同时也有限度、有选择地尽可能留下一些自己真实的思考的记录，也自有其价值，这也正是需要我们在其既隐蔽，又显露的复杂叙述中细心辨认的。(www.guayunfan.com)2．在“丧失了一切”以后的顺从与坚守

我们更应该细心体察的，是在息县劳动改造期间的顾准的真实处境。这一点，他自己也有明确的交代。就在他表示要“决心转变立场，跟毛主席继续干一辈子革命”时，紧接着就说了一句话：“可悲的是，这种新生的心情，竟不能告诉采秀，而以前，我唯一述说我一切的人，只有她一个人！”“采秀”是顾准的夫人汪壁。这也是一位坚强的老革命者，1952年“三反”运动中，顾准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她都坚持和顾准一起面对与承担苦难，确实是顾准说的唯一可以述说一切的亲人。但当1965年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时，汪壁就再也坚持不住，为了此时已经长大了的孩子们（三个男孩，两个女孩）的前途，她只得与顾准离婚，从此不相往来。顾准从家里搬了出来，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家门。即使是取回家中放着的图书、衣物，家里也事先把东西放在门外，坚不开门。顾准经常自称“丧家之犬”，并以“白虎星”（意思是害了孩子）自责。[8] 在顾准准备下放息县劳动改造时，突然听到了汪壁早在“文革”初期即已自杀的噩耗，他在日记里说自己“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给孩子留下一个‘母自杀’的家庭环境。不觉意外的是，1965年秋，她已写过遗嘱。1967年5月（按：应为1968年4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顾准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哀痛：“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1944年在延安，我为父亲服丧。这一回，我不服丧，因为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我至少还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记忆，至少在我心里还要活二十年”。同一天日记里，顾准还写到自己对孩子的思念，谈到组织上曾准备在他下放前举办一个家庭学习班，让他谈谈思想，但几个孩子都拒绝参加。[9] 而且儿女们始终坚持要与顾准划清界限，表示“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10] 。这样，顾准就如他的六弟陈敏之所说，落入了生命的绝境之中：“他丧失了除他自己以外的一切——名誉，地位，妻子，家庭，儿女……”[11] 。就在这样的地狱般的处境与心境下，顾准宣布，他的《新生日记》“增加了一重意义”：他要借此赎罪。“9日买了二十个信封和二十五张邮票，那是准备给稖头、棣妹（按：他的儿子、女儿的小名）她们写信的，现在把它搁起来，不到她们来找我，我决不用它。她们会来找我的，因为我既然决心新生，有朝一日，她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顾虑就会打消”[12] 。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之所以要“新生”，是为了要重塑一个“改造好了”的自我形象，以“打消”孩子与自己接触的“顾虑”，恢复应有的家庭关系，并以此告慰已经长眠地下的爱妻。对于“丧失了除他自己以外的一切”的顾准，“名誉，地位”可以不要，但“妻子，家庭，儿女”却是无论如何也要找回的。这就是我在研究“右派”的命运时多次遇到的问题：“亲子血缘之情，这是人的本性，人的底线，是人的情感中最神圣，最敏感，也最脆弱之处，可以说是人的精神的一个软肋”，从这里入手，株连家庭、子女，再坚强的人最后也得就范。[13]顾准也是如此，他表示“决心转变立场，跟着毛主席继续干一辈子革命”，以获“新生”，就是为了使自己不至于被“革命”（具体来说，就是眼下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抛弃，至少不要加重罪名，以免进一步连累子女，取得正在“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子女的谅解。他当然明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作出妥协，但这样的妥协，又不能过了自己的底线。因此，在日记里，他又紧接着说：“我绝不做魏连殳，那是一个自暴自弃的人。”[14] 魏连殳是鲁迅小说《孤独者》里的主人公，他原先也是反抗者，但最后自暴自弃，“躬行于先前反对的一切”，彻底背叛了自己。这自然是顾准所不取。面对“文化大革命”，顾准所要做的，既不能公开反对，甚至要作出某种顺从姿态，又不能完全背弃自己，就只能艰难地去寻找自己的基本信念与“文革”之间的某些契合点，哪怕是表面的相通处。也就是说，顾准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理解与解释，实际就是用自己的观念与方式去想象“文革”。

我们在讨论60年代大饥荒时期顾准的思想时，曾经提到，他当时作出了一个“沉默自全，跟着走，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为后世所知”的自我选择与定位。[15] 现在，70年代的“文革”时期，顾准实际上也还是在坚持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沉默自全，跟着走”，另一方面，又凭着“还要活二十年”的信念，做历史的观察者、思考者与记录者。这不仅是出于自身的历史责任感，更是出于对爱妻、子女的永远的怀念与责任。因此，我们仔细读息城《新生日记》，就可以发现，在其平实的记录背后，始终涌动着一股感情的激流，大多隐藏着，只是偶尔喷涌而出：“这些‘家务活动’，过去是写给秀的资料，现在则‘便纵有千种风情，待与何人说’”（1969年7月11日）；[16] “‘人皆有父，翳我独无’，当然不免想到别去五年，不知存亡的老母和孩子们，有几夜，为之深夜不寐”（1970年4月30日）；[17] “节日酒醉，竟导致胃病，其间悼念亡妻，忆念家人，心情凄怆”（1970年5月15 日）；[18] “昨晚梦见采秀，又哭醒了一次。 家里一切人睽隔已久，度今年当一一得知消息。不过只要有思想准备，什么消息我都受得了。充其量不过是死人，最亲爱的人的噩耗我经受过来了，还有什么经受不了的？”（1971年5月26日）；[19] “‘孤老头子’的凄凉感愈来愈深，怀念孩子，怀念死去的采秀”（1971年9月2日）[20] ，等等。正是为了亡妻爱子老母，顾准必须忍辱负重，顺从又坚守，以待来年。此情可感，可哀，可叹，我们应有同情的理解。

于是，我们就注意到，顾准对所谓“新生日记”写作的煞费苦心的设计。如《顾准日记》编者所说，《新生日记》有特殊的“记法”：“前边一页或两页为流水账，逐日记录，一日一行，记满为止，十分简单；接下来是以某个事件或问题为中心的详记文字。如果将这前后两部分视为一个单元，那么整部日记就是由这样一个一个单元组成的，单元内前后两部分在时间上并不是完全对应的，详记部分有时会记下一单元或者上一单元流水账时间里发生的事情。”[21] 这样，顾准日记的每一单元都有两部分：“流水账”的实录，记下的是顾准的实际生活，如某天“打夯，运泥，和泥，抬土”，某天“听赵指导员谈‘五一六’问题”，某天“写思想汇报”，某天开“批判孙冶方大会”[22] ，等等，实录而已，绝不多言具体经过，特别是自己的思想反应。而“详记文字”，倒是写每日所思所想，但绝少涉及现实的具体政治运动和人事关系，顶多记下领导报告的要点，略作公式化的表态，如“这场斗争是彻底清除‘五一六’隐患的斗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今后我国革命建设的一日千里地发展的重要之举。我对‘五一六’的罪行深感发指，对于斗争的胜利热烈欢呼”之类。[23] 这些部分是随时可以公之于众，或被别人查看的。“详记文字”的主要内容，是顾准从报上的消息和他的观察，引发的对国内外大事、中国与世界发展趋势的思考，当然也只是他认为可以公开的部分。这样，即使被注意到，革命群众也会“觉得这与他好想大问题的习惯与身份相一致”[24] ，不至于惹出太大的麻烦。但却给自己今后进一步的思考，留下一些记录，这是顾准写日记的初衷。今天来看，也是顾准息城日记最有价值的部分。在这些思考里，顾准也同样是在煞费苦心地寻找他的追求与“文革”哪怕仅是表面的契合点。

3．《息县日记》里的“文革”想象

顾准在1969年3月写的《假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的“交代”材料里，曾这样谈到自己对“文化大革命”最初的本能的反应：“我不能想象孙冶方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能想象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着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地下独立王国。”他承认自己“对社会主义社会中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毫无思想准备”，因而“对于运动初期出现的许多现象是不理解的、抵触的”。[25] 但同时写的另一篇《思想清算》里顾准也谈到了1969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谈到的“文化大革命”新形势对自己思想的触动。据说从1968年年底前后，“工业生产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新发展，已经在许多重要城市和地区出现。它的来势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它的基础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深厚”。始终关注经济发展的顾准对此“确信不移，并为之欢欣鼓舞”，“再来看看自己对运动的混乱的看法，充其量不过是庸人思想，其实还是害怕革命”，云云。[26] 因为是检查交代，自然有夸大其辞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认还是反映了顾准思想的某些真实：他似乎从毛泽东为“文化大革命”制定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以后还有毛泽东提出的“斗（争）、批（判）、改（革）”的任务里，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在经历“抓革命”、“斗（争）、批（判）”阶段以后，会进入一个以“生产”与“改（革）”为中心的新阶段的前景，这正是顾准所追求的：他真诚地期待着，“抓革命”的结果，真的会“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

可以说，正是这样的“文革”期待与想象，构成了顾准息县《新生日记》的贯穿性内容。他刚到息县，“听李副政委报告河南、信阳、息县、东岳环境”，了解到“第四个五年计划，河南省的电力设备，从50万—150万KW，城市人口将增加二百万人。1975年以后，看来步调还要加速”，立即从他的“经济决定一切”的观念出发，兴奋地作出判断：“这是（抓住）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了”。[27] 以后，他进一步得知包括息县在内的信阳地区和信属各县地方工业在“文革”中有了“巨大发展”，“河南总的前景更为宏伟”，“由河南建设推想全国，三线建设的中心，如西南地区，规模当更为宏伟”，他更加坚信：“建设和备战是一事的两面：十年之后，祖国面貌当焕然一新了”。[28] 顾准反应如此强烈，还因为他在困难时期，就生活在信阳地区，亲历了大饥荒。这次重来，人们还不时谈到当年劳动力大批死亡，“有些生产队整个都不复存在，至今还看得见有些水渠环绕的宅基，那就是这些消失了的生产队的遗址”，而“现在这里机械极普遍，耕作面积扩大，一季蚕豆可收二百斤，人畜两旺，创伤是完全恢复过来了”。[29] 这都给顾准造成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印象，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文化大革命”。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判断与预测——

“盖政治、法律、文化、教育与全部意识形态领域，大破以后，犹有待于大立”，中国将迎来“伟大的70年代”，“未来十年中，可望增长率大大超过50—60年代的日本”。[30]

“[31]971年，这四五的第一年，（总产值）也许将增加30%左右，这样的增长速度，将是空前的记录。开国以来的二十二年间，历经除旧布新，涤荡污浊，二条道路，二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得如此彻底。从此以后，将是精神变物质的时期”[32] 。

“一打三反运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行见社会秩序将趋于十分整齐严肃，如此抓革命之后，生产跃进必将开创新纪元，一个新的时代行将开始了”[33] 。

“听说要传达一个中央文件，是关于增产节约的。自6月初起，报纸上已经出现‘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通栏口号，报道了许多经济战线上的消息。由此推断，全国中心任务，已经开始转入经济上的跃进了”[34] 。

“（听）传达总理在一机部各学习班上的形势报告。1.焦作——枝江铁路已于7月1日通车。2.成昆铁路，于7月1日通车。3.长春第一汽车厂，现在是年产六万辆的汽车厂。二汽规模，也许倍于一汽。4.预计五年内石油、冶金、化肥、电力设备的生产，总量各为三千万吨或千瓦，而1975年的年产量则为八百万吨或千瓦。5.大规模油田除胜利油田外，还有天津油田。看来，当前中心，已经明显无疑地是经济。五七干校，理工大学，教育革命，斗批改，整党建党，只能慢慢来，但是，这些都不会也不能影响经济跃进。其实，经济建设也确是唯一的中心。唯有建设的开展，才能吸收大量劳动力和‘干部’。所以这是社会生活的‘正规化’的唯一道路”[35] 。

“清查‘五一六’运动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恐怕就算是最后阶段了。图穷匕首现，自此以后，路线斗争将进入愈来愈深入的阶段，其中心内容是大寨、大庆、勤俭建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伟大的破和伟大的立”[36] 。

“一种政治安定和全力搞建设的局面已经出现，像现在这种状况不可能长期继续下去”[37] 。

“开始要走一条新路了。以此类推，百万青年下乡的问题也将提上日程，文化、教育、学术的欣欣向荣，已经为期不远了”[38] 。

大破大立，精神变物质，“大破”（意识形态斗争，政治革命）是手段，“大立”（经济建设）才是目的。到了70年代，革命已到“最后阶段”，应该进入“全力搞建设，谋求经济跃进”的新阶段——这大概就是顾准理解的“文化大革命”，他所描述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程，发展前景。

该如何评价顾准的这一“文化大革命”想象？我们可以作四个方面的讨论。

首先，必须承认，他作为依据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建设成就，无论是他听到的周恩来报告里说到的铁路、汽车、石油、电力等多部门的突进，还是他亲眼看见的河南地方工业的发展，三线建设的繁荣，等等，都是事实。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正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经济仍有一定发展这一基本事实。经济学家告诉我们：1965—1975年间，中国经济的GDP增长率在4.7%，保持了中速增长；而且，“文革”期间，钢铁、电子等工业，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农村工业，西部新兴工业城市的建设，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这里有一组数据：1965—1978年间，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3.53倍，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由1965年的36.4%上升为1978年的46.8%；农田灌溉面积在耕地面积的比例由31.9%提高到45.3%，高于同期美国和印度；机耕面积年增长率为7.7%；化肥施用量年均增长率为12.4%；到1978年西部地区工业占全国工业总量的40.28%；西部地区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了1975年的34.7%。这都为80年代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39] 顾准作为一个始终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并有很高期待的经济学家，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即使有些过度，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二，必须看到，顾准对“文革”经济发展的了解，主要是依靠报刊的报道和某些会议的传达，这又是片面的，特别是这些报道与传达都对中国经济的现实有明显的着意遮蔽。这就意味着，顾准作出判断的依据，只是“文革”期间的中国经济实际的部分事实，而不是全部事实，这就造成了他的“文革”理解、期待、想象的先天不足，根本缺陷。

顾准没有看到的被遮蔽的事实，是“文革”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经济资源的大浪费，经济比例的大失调，经济效益的严重下降。据经济学家的计算，“文革”经济决策失误的经济损失，大约占经济增长率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如果按正常发展，增长潜力应在9%左右，现在实现的4.7%的增长率显然与可能达到的相距甚远。而同是1965—1975年间，GDP增长率，日本是8%，台湾9%，新加坡11.2%，韩国11.6%，都远高于中国大陆。在这个意义上，“文革”实际是延误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的。更为严重的事实是，“文革”期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万亿元，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1966—1976年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70%左右，大大高于60%以上的绝对贫困型水平；更不用说“文革”造成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大破坏，以及全民性的政治大迫害。这就是说，“文革”时期即使经济有发展，也是一种以对资源、环境的大摧残，劳动者的大剥夺为代价的破坏性的发展。[40] 顾准的“大破而大立”的“文革”想象，回避甚至遮蔽了这些基本事实，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性的失误：他的判断，并没有建立在全部事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而是仅仅依据部分事实就作出的主观臆测，因此只是一种“想象”。

其实，顾准自己对他的判断的局限也是有所认识的。在一篇日记里，就说到“实际状况的变化，报纸上所登载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其他情况一概不知道，全面的论述并无根据”[41] 。难能可贵的，是顾准依然保持着一种自我质疑的清醒。他有一篇题为《经济发展速度质疑》的日记，说自己“几个晚上细细分析已知材料，结论是，短期内难望‘神武景气’”[42] 。这是针对一个月前，他听说“三峡上马”而“浮想联翩”，断言中国将“猛烈扩大建设规模”，“‘神武景气’将见于我国”的乐观估计。[43] 这一时期顾准日记充满了这样的乐观情绪，诸如“今后两三年将是花团锦簇的二三年”[44] ，“1975前的五年，将是史无前例的大跃进”[45] ，等等。现在冷静下来，“仔细想来，（都）大成疑问”。“举例来说，初到河南听报告，论二三年半内河南发电设备将自50万—150万KW，极其兴奋，甚至以此推测全国。其实增长是由于丹江口水电站，是为全国建设中心，决不可以为全国都将有同样速度”，“又如三峡上马，若10年内能建成1000万KW的水电站，它在理想的‘神武景象’中所占地位还是相对微小的”。结论是：“我要放弃那种轻信态度，要深思，要分析了。”[46]

其三，人们都注意到，顾准在《新生日记》里，不仅轻信经济的发展，而且把这样的经济发展与“文革”中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以经济的发展论证“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从我们前引顾准论述里，确实含有“‘立’是目的，‘破’也有必要”的逻辑。这是有的研究者认为有“两个顾准”的重要依据。[47]但这仍然是一个简单化的说法，我们应该作更复杂的分析。顾准的论断确实有很大的破绽：他只是简单地断定，“大立”是“大破”的结果，却对经济发展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作任何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论证。这显然与顾准的学者身份是不相称的。因此，顾准自己也很清楚，他的论说，并不是在作学术讨论，而是现实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在前文所说的，他要寻找的是自己的信念与“文革”现实之间的哪怕只是表面的契合点。因此，他发现了“文革”中经济建设确有发展的部分事实，就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信念投射于其中，夸大其意义，并指认为“文革”发展的前景与方向。但他又不可能、也不愿意公开否认已经和正在进行，甚至加诸于己的“文革”阶级斗争和专政（如所谓清查“五一六”运动），就只能不顾逻辑地加以抽象肯定，这大概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既定现实的一种顺从，即所谓“跟着走”。但他又立刻预言其已经到了“最后阶段”，而迅速转入自己向往的“全力搞建设”的新时期，这又是肯定中的否定，又有所坚守。

但在这背后，也有顾准一贯的思路。我们在讨论顾准在大饥荒时代的思考时，也谈到他虽然看到了“用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阶级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发展“糊口经济”的非人道性，但又认为“中国除此，别无其他路可走”，“推动历史前进的，本来是恶不是善，毛泽东时代又何能免此？”从而陷入了所谓“人道主义”与“历史必然性”的矛盾中。[48]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顾准再一次用这样的“历史必然性”来说服自己：“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旺发达，中国乱不得，不可以上下内外一齐来，要走，也要慢慢来。何况，一个基础薄弱的国家要建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千万种困难有待于克服，无产阶级专政即使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所谓‘历史必然性’）。民主社会主义是我的理想，但是它的实现，要以高度发达的经济为前提，它的逐步实现，要在二三十年以后。”他还表示：“我认为我在探索的是未来历史发展的道路。当前这个历史阶段是必然要经过的，我决不应该妨碍历史的发展。”[49] 这样，顾准就从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决定论这里找到了他认同“文革”现实的策略性选择的理论依据；而他始终坚持用经济的高速发展来观察、想象“文革”又是出于他在骨子里对民主社会主义理想的坚守。

其四，在我们确认顾准的“大破大立”的“文革”理解与想象，有着他的强烈的主观意向时，还必须注意到，他的这一主观意向，特别是其隐含着的期待：中国将迅速进入“全力搞建设”的新时期，以求“政治安定”，“社会秩序”的恢复，以及“文化、教育、艺术的繁荣”：这些都反映了“文革”发展到70年代人心思定的民意，以及党内外普遍的结束动荡，回到发展经济的正常轨道的心理与愿望。事实上，这也成为党内斗争的一个焦点。就在1969年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政治报告的起草期间，林彪、陈伯达等就提出“文革”应该结束，转入经济建设，被毛泽东认定为鼓吹“唯生产力论”，而遭到批判，这就埋下了以后毛泽东与林彪的分裂的根子。在这样的背景下，顾准的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文革”想象与期待，在党内外都是有广泛的基础，并且是具有一定的反对“文革”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主流意识的批判性的。

4．顾准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设计

但就顾准个人而言，如其所说，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探索未来历史的发展道路，因此，他强调发展经济，着眼点并不仅在其现实指向，他更着意的是由此而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问题。这就是我们对《新生日记》的讨论的第二个重点：顾准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设计。

于是，就注意到《顾准日记》里的这一段话：“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的现代化，究竟遵循孤立主义的和平经济途径呢，还是遵循战时经济的途径？”顾准分析说，“19世纪的美国经济遵循的是和平主义、孤立主义的道路。他们先发展农业，在人力稀缺的基础上，以最高度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吸引人力，直到1940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他们在政治上一直是孤立主义的”，“这样做，美国经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畸形和病态”。顾准同时谈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苏联经济建设，是在和平时期按战时经济模型进行的建设。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苏联长期以来成为国际军火商，农业停滞，消费品生产永远落后于购买力的增长。这种经济上的畸形，延续五十年之后，简直成了苏联经济之癌”。[50] 顾准的关注点，显然在中国：面对美国式现代化和苏联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中国应该走出一条怎样的现代化道路？在1968年所写的读书笔记里，顾准又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一种现代化的方式”的命题。[51] 这就是说，他要探索的是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他首先指出，“东方专制主义是现代化的对立物”，并且具体指出，“中国在1958—1970年，多少是天朝威仪的不成体统的借尸还魂”，也即东方专制主义的复活。在他看来，尽管“这种幻影式的反映旧传统，确实不代表任何传统社会的利益，因为传统社会的利益集团已经被彻底打垮了”，但却有可能“造成新的特权集团”。结论是：“东方专制主义一天存在，福利国家的前景一日不会成为普遍目标，反过来，这就会导致现代化的阻滞。”[52] 顾准的这一论断，是写在其读书笔记，而非日记里，自然是因为他意识到这样的思考的危险性，是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他必须隐而不说的部分，但也许是更能反映他的真实思想的。如这里把中国从1958—1970年的发展路线，都视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复活，这就和他在日记里对“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肯定，大相径庭。而这样的批判，在他的笔记里，还有多处。比如，他尖锐地指出，“中国历朝兴衰”，都是官僚军事机器“不绝腐化更新的历史”，而“十月革命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都是这个官僚的和军事机器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这个机器的彻底的改革过程”。[53] 这就是说，彻底改造官僚军事机器［在另一处笔记里，他概括为“（一）专制主义；（二）中央集权；（三）绝对君权三位一体的体系”[54] ］，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这样的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在日记里，只能含蓄地表现在对苏联式的战时经济的批评上。顾准指出，苏联式的现代化是“国家主义”的现代化，其发展国家经济是“以国家的政治霸权为目标”，其走向片面化的发展军事工业，导致“农业停滞，消费品生产水平落后”的畸形发展，绝不是偶然的。[55] “他们的经济是有发展的，但是，这依然是备战经济体制下的发展”，“这种笨拙窒息的体制的关键是中央集权”，必然“败坏腐烂了社会机体”。[56]

顾准强调，“东方专制主义一天存在，福利国家的前景一日不会成为普遍目标”，这说明他所追求的，是“福利国家”，也即北欧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以建立和发展民主体制为其前提的。[57] 这正是早在60年代他即已期待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高度集中势不可能长期维持，精雕细刻的发挥生产潜力成为迫切的要求，群众的智慧要发生作用，任何事情也就不能在顷刻之间获得定论，自由争论，长期的政治斗争就成为继续发展的生命力。这时候，没有民主主义怎么办”[58] 。在顾准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设计里，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例如1958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不能不走苏联式的“用野蛮的办法在一个野蛮国家里实现文明”的道路[59] ，但到了“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就必须“真正的改弦易辙”，“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来代替目前的用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使命”[60] 。在顾准看来，70年代的中国，正是他期待已久的“改弦易辙”的时机，这是实现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理想的关键一步。[61]

顾准的现代化设计的另一个重点，就是“以经济为中心来建设中国”[62] 。这和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民主化的要求，一起构成了顾准现代化思想的两翼。

作为经济学家，顾准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有一系列的具体设想，但都没有充分展开。我们只能就其日记与笔记里的片言只语，作一个初步的梳理。

（1）中国经济发展要走一条工业和农业全面现代化的道路。顾准谈到，“很长一段时期（包括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是古代的足食足兵，加上广泛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一套自给上的国防工业体系”，连他自己“所敢设想的极限，是一半人口在农业、农产品自给的工农业大国”。但他认为，这“够不上‘现代化’的标准”，“是一种半现代式的设想”，“其实不能摆脱农村贫困和农村人口增殖率无法抑制的困境，也就是永远达不到真正现代化的目的”。顾准认为，“人口与农业资源的平衡，在我国是可以达到的。但必定要通过一个发展工业，仰给外国，然后以十分先进的科学和机械装备农业的过程，即饥饿出口——进口——自给的过程”。[63] 在另一篇日记里，顾准也这样谈到了工、农业发展的关系：“唯有一个富裕的农村，才能提供最大可能的积累”，“问题的最后重点当然不在农业，而对于富裕的农村保证充足的粮食，无限的就业扩大，把中国建成一个最大的工业国，竭泽而渔，苏联可为借鉴”。[64]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村贫困和农村人口增殖率无法抑制”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困境。既不能对农民、农村“竭泽而渔”，又不能满足于“一半人口在农业，农产品自给的工农业大国”的老路，如何走出一条工业、农业全面现代化的道路，确实是发展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关键。顾准在70年代初就及时抓住、提出，这眼光是超前的。

（2）顾准在前引他的日记里，提到中国经济发展要经历“饥饿出口——进口——自给”的过程。且不论他的这一论断是否正确，他对中外贸易问题的关注，表现了他在考察中国经济问题时的世界市场眼光，在那个片面强调“自力更生”的锁国时代，无疑也是超前的。正是这样的世界眼光，使得顾准在1970年报上刊载了“美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以后，立刻联想起之前公布的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印度支那三国会议和朝鲜关系得到改善”的外交事件，迅速作出了“我们外交方针”将发生“大转变”的判断，并预言：“自此以后，形势还将急转直下，联合国问题七月份就要解决，在此前后，中美建交，越战结束，这些大事变都将一一到来。”最重要的是，顾准由此而提出：“我国经济是不是会有什么利用进口技术以加速发展的可能？”[65] 这又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考察中国经济问题时，顾准始终认为，实行经济自我封闭的锁国政策，“愿意援外，而不愿有太多的技术进口”，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现在他终于在外交政策的变化里，发现了改变这一局面的机遇，由此而作出了一个重要预测：“也许今后注意力将逐渐转向对外开放和内部发展”的新时期。[66] 这样，顾准在1971年中国大门刚刚打开的时候，就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历史任务与时代新主题，这同样是超前的。

（3）顾准同时提出了“内部发展”的问题，这也很值得注意。顾准在一篇日记里，就谈到为了经济的健全发展，必须“用制度把群众的创造巩固下来”，他特意谈到“经济核算将是一种群众性的运动。然而企业财务制度，企业内部的情报系统和统筹，以至财政制度、银行制度（如基建生产的划分、基建拨款等等问题），50年代搬进来的一套40年代苏联制度就全部不能适应，而要有大刀阔斧的改革”。[67] 这样，顾准在提出“对外开放”的同时，又提出了“内部的大刀阔斧的改革”的任务。而在他的改革设计里，健全和发展“经济核算运动”又居于核心位置。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其实早在1957年所写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里，顾准即已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并科学地论证了，正是经济核算制度的存在，决定了社会主义必然“存在商品生产”；也因为实行经济核算，“使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与企业盈亏发生程度极为紧密的联系，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从而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是价值生产，价值规律的作用也不能不影响及于经济生活的全过程”，“价值规律在客观上是制约着经济计划的”，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经济核算是运用价值规律的基本方式之一。[68] 研究者指出，顾准“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历史上。第一个完整地解释了价值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他虽然“并没有使用市场经济之类的概念，但市场机制已经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的理论思维和政策思想之中”，因此，“完全可以说，在国内经济学界，顾准是市场经济第一人”。[69] 在70年代“文革”期间，顾准在设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时，再次提到要发动一场“经济核算运动”，要对“50年代搬进来的一套40年代苏联制度”，也就是他在50年代即已指出的否认价值与价值规律的“唯意志论”的计划指令，到70年代造成了经济的僵硬与混乱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的这一思想，在他的笔记里，就有更明确的表述：“甲，我们绝不能指望社会主义回到糊口经济中去。社会再生产过程必须是十分迅速‘成长’的扩大再生产过程，所以，生产必须同时是一个价值增殖过程。乙，既是价值增殖过程，就必定：1.采取工资劳动，社会主义是工资社会主义；2.全社会除一部分不可以采取经济核算的事业——文化、教育、科学、公共行政、社会安全等等和一部分不能采取成本利润计算的物质生活过程，例如道路、桥梁、公共卫生工程等等——而外，绝大部分物质生产与运输及物质分配一律要实行经济核算；3.于是不论中央与地方分权方法如何，这种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国家资本主义’。”[70] 这里所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几乎就预见了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

其实，顾准70年代所作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设计，都是具有预见性的：除了民主制度的建设之外，他所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以及“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由计划经济改革为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即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方案，都在80年代以后的中国，得到了实现。应该指出的是，顾准70年代的这些思考与设计，也并非孤立的现象。我在考察70年代中后期民间思潮时，就注意到当时还是知识青年，后来成为8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的代表人物的张木生，在1968年写了《中国农民问题的学习——关于社会主义体制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几乎与顾准同时提出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治国新路线。[71] 这也可以说是“人同此心”，或者是时代发展趋势吧。

5．更深层面的“强国梦”

对顾准来说，他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设计，还有更深层次的动因，就是他始终萦怀于心的“强国梦”。早在1956年顾准就在他的日记里期待“中国的建设速度在今后二十年内如能保持每年20%（工业），5%—7%（农业）的速度，二十年后我们便将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了”[72] 。我曾说过：“这样的‘强国梦’，对顾准（或许还有他那一代人）是带有根本性的，是深刻影响他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与思考的。”[73] 因此，尽管在20年后70年代的中国，远没有达到他期待的目标，但顾准抓住中国经济得到某些发展的事实，就又继续做强国梦，而且做得更大，并作了这样的判断：“世界（将就）进入‘主要倾向是革命’的新时代。也应该是我国建设进入新的飞跃的新时代”，“在这种形势下，倘我国经济在四五年内进入四五千万吨钢铁，十年内达到和日本相等的程度，经济实力和革命中心的地位就能大体一致了。”[74] 这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后盾的“中国世界中心”梦，几乎贯穿了这一时期顾准的全部日记——

“可以设想另一种前途。亚洲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愈来愈强盛。即使是资本主义的日本，也不敢设想与我抗衡。于是日本甘愿——不，是形势逼迫她不得不成为以中国为盟主的亚洲人的亚洲。而这个亚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在20世纪的末期，都代替西欧北美成为世界的中心”，“在全世界面前宣告亚洲是世界中心，唯有中国才能担当起来，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历史地位的一个方面”。[75]

“今后若干年间，我国将独占世界棉纺织品的出口——也许还包括棉纺织设备的出口”，“这显然是中国雄飞世界的开始”。[76]

“中国肩负世界命运的责任，必须有与此相应的经济实力。日本经济的发展，1964年以前已经是严重的事实。文化革命的几年中，日本经济又向前走了几步，到去年，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事实，已经明显到无可忽视的程度。何况佐藤—中曾根的复活军国主义和保持日美安全体系不变的之政策，不能不是我国的严重隐患。解决之道，是要在十年至十五年内超过日本，而且在工业实力上倍于日本。所以经济问题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四五时期，完成五年计划将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再干二十年，二十年后的中国就是雄飞世界的中国了”。[77]

“我国经济发展将促进世界南方地区——拉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东南亚许多大岛包括澳新在内的精耕农业（一部分是小麦，大部分是水稻）的发展。中国工业对于矿产原料的需求，也将促进这些地区的开发”，“这时候，世界将以中国为中心而活动”，“这些地区的开发，将由本地人、世界各地移民来进行，也不可避免将由一些中国移民来进行。坦赞铁路，是这一长期趋势的序幕”，“后代历史家将要发现，中国（经济上）打败日本站了起来以后，天命中国要雄飞世界”，“这样看待中国的前途，重心其实放在经济发展上，要指望中国成为工业居主位的经济大国，确实要有一些狂想的气概”。[78]

“（在越南战争中）打赢美国，迫使美国承认败局，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平衡的相互关系，然后以三大国（按：指美、苏、中）中的一员活跃于国际舞台，使我成为小国和大西洋诸发达国家革命人民仰望的中心，同时在这种全胜的鼓舞下加速经济发展，以便在十年十五年中超过日本，在再长一点时间内超过美苏。如此功业，彪炳千秋，在我国历史中秦皇汉武唐宗都不能望其项背”。[79]

我们在45年后的今天（2015）回顾1970、1971年间，顾准怀着“狂想的气概”作出的这些规划与预测，不能不有很多的感慨。

首先我们惊异于顾准当年的预言竟是如此的准确：今天的中国，确实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日本、苏联，而直逼美国；今天的亚洲确实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中心”地带；就连顾准想象的细节，如中国经济发展对拉丁美洲、黑非洲、东南亚、澳新地区的影响，中国移民走向非洲，都成为了现实。顾准的预言是建筑在他对自己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自信与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无尽的创造活力的信任基础上的。历史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在70年代初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改革、开放”的设想，在十年之后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成了国家发展的既定国策；再经过30多年的奋斗，他提出的国家发展目标得到了基本实现，尽管比所期待的10年、15年、20年要晚二三十年。像顾准这样的高瞻远瞩，具有预见性的理论家、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真正是独此一人。

同时，我们也感到深深的遗憾，因为顾准这些天才预测，仅仅存在于他的私人日记里，根本不为世人所知，恐怕至今也还不被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界所注意，就更谈不上对历史实际运行产生影响，发挥作用。顾准只能充当历史的观察者、思考者、预测者，而不能成为历史的参与者：这是顾准及其同类知识分子的悲剧所在。这正是中国的现行体制所致：这个体制不仅在政治、思想上认定顾准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为国家安全的隐患而严加防范，而且没有提供公民和知识分子参与国家事务的制度保证，只能思考（因为禁止不了），而无将独立思考的成果转化为实践的权利，特别是这些思考违背了长官意志或不能被认识与认可的时候。这其实就是顾准所期待的民主体制的缺失的直接后果。也就是说，顾准的悲剧的背后，是有制度的原因的。

无可回避的，还有顾准的思考本身的问题。在我看来，主要有二。

首先，顾准的强国梦的核心，是要使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这本身即有“中华中心主义的中华帝国”传统的明显痕迹，这其实就是顾准后来也有所反思的极端民族主义：“强烈的民族情绪，一向具备着发展到征服世界上一切民族这么一个至高点的”[80] ，这是应该引起高度警惕的。特别是当下中国如顾准期待的那样，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就给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与警觉。即使顾准这样独立知识分子、理论天才，也难以避免落入极端民族主义的陷阱，这个事实本身，也很值得深思。

其次，顾准的预测，在具体事实层面上，确实得到了实现，但他所期待的民主体制的建立，以及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却落了空：中国依然是一个他所批判的官僚、军事集权的国家。顾准确实天才地预见了中国经济的“雄飞”，但这样的高速发展，却是以资源的大浪费、环境的大污染，以及严重的两极分化、底层人民利益受损为代价的：依然是一个破坏性的大发展。这都是顾准所没有预见的。原因就在于顾准落入了“发展就是一切”的“经济决定论”的陷阱。顾准强调经济发展的意义，无疑是正确的；但过度夸大经济的作用，就出了问题。我们从前引顾准60年代即已形成，在70年代更加强化的观点，可以看出，顾准始终坚信，只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高度集中势不可能长期维持”，政治和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生活都必然走向“民主主义”，“必将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来代替目前用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的使命”。[81] 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顾准这一“经济发展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设想，不过是他的一个主观幻想。仅有经济的发展，没有相应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体制的改革，中国仍不能真正走向全面现代化的道路。而这也正是当下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用经济的发展来掩盖中国实际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严重问题，依然是一个需要警惕的危险。也就是说，顾准当年的失误（我们也不能苛求顾准毫无失误），在今天，也依然有警醒后人的意义。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历史的现场。1971年9月2 日，顾准用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息县《新生日记》：“幻想消失了。”这里主要是指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于乐观的估计。他意识到，自己不能“缺乏耐心”，而必须“立志要等”，“要等，就要坚毅”[82] ，同时还要“追求真理”[83] ，“放弃那种轻信态度，要深思，要分析”[84] 。由此而开始了他回到北京以后1972—1974年间的在更根本层面上的新的思考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