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学良“劝父不杀李大钊”的若干问题

关于张学良“劝父不杀李大钊”的若干问题_李大钊被捕资料

六、回忆、研究与考证

（一）光荣牺牲——回忆我父亲李大钊烈士被捕的前前后后

李星华

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以后，段祺瑞军政府下令通缉那些领导爱国斗争的所谓“暴徒”。在段政府的通缉令中，名列第一的就是我的父亲李大钊[1]。从那天以后，父亲便暂时转入地下，住在苏联大使馆的兵营里。他每天还是照旧工作，从早上忙到天黑，没有一会儿闲暇的功夫。

那时正是北伐大革命的前夜。可是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反动势力仍然十分嚣张。父亲住进苏联大使馆兵营以后过了三个来月，也就是一九二六年的六月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人的庇护下入关进京。张作霖一到北京，首先就对革命力量来了个下马威：他逮捕了进步报纸《京报》的主笔邵飘萍，把他枪决了；紧接着又处决了另一个进步小报的主编林白水。我记得当时有个画报上有人曾用“萍水相逢百日间”的话来描写张作霖进关后的白色恐怖。一时，整个北方的天空布满了乌云，形势十分险恶。住在苏联大使馆兵营里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工作也更紧张、更繁忙了。为了应付随时都可能突变的形势，在党的安排下，一部分同志从兵营中撤出去，离开了北京。有的去南方参加北伐，有的被派往苏联学习。(www.guayunfan.com)看到那些去苏联学习的同志，我们都十分羡慕。关于苏联和伟大列宁的故事，我们过去从父亲那儿听到过许多，早就向往着能到那个神话般的社会主义国家去看看。于是我还有哥哥，都向父亲提出去苏联学习的要求。可是为了整个革命利益，父亲没有答应我们，他总是和蔼地回答我们：“不忙，你们现在还小，将来有机会，一定送你们去。”我们坚持要去，父亲就风趣地笑着说：“候候有席，候候有席。”

父亲自己也留在北京坚持斗争，他几乎足不出户地整整工作了一年多。

第二年的初春，风声更紧了。有一天，在父亲那里负责交通工作的阎振山同志一早出去送信，到天黑也没见回来，大家都为他没有回来而焦虑。父亲派人到外面去了解，才知道他被捕了。阎振山一被捕，送信、取报的工作就由那位帮父亲他们作饭、打杂的张全印同志担当起来。可是没过几天，张全印上街去买菜时也失踪了。这时，作饭全得由父亲和同志们自己动手，有些事情母亲也帮着做。生炉子、烧开水、切菜、作饭这些事情，父亲他们从来没有做过，但他们并不觉得是负担，倒是干得满有兴头。每到做饭的时候，父亲提着水壶到水管子下面去接水，谭祖尧端起小瓦盆淘米；范鸿劼拿着菜刀切菜。有一次范鸿劼一不小心，用菜刀把食指切破了一层皮，鲜红的血滴到菜叶上。父亲在一旁开玩笑说：

“这倒好，我们正少肉吃呢，今天就吃点荤吧！”

父亲这句话，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他自己笑得特别痛快，似乎危险和紧张的局势全都不存在了。

没有多久，不知道什么人推荐了一个打杂的工人来代替张全印的工作。这个人长得獐头鼠目，行动鬼祟，常见他贼头贼脑地四处乱看。父亲觉察不对头，悄悄对母亲说：

“这个人不老实，要注意他！”

母亲说：“咱们豁着自己多忙一些，还是赶快打发他走吧！”

第二天，父亲就把这个人打发走了。事后才知道这个人确实是反动政府派来的暗探。我们曾给这人起了个外号，叫他“老鼠精”。这个“老鼠精”虽然没能窃走什么机密或文件，但他却窃探到父亲仍然没有离开北京。这时候，东交民巷巷口和苏联大使馆周围，假扮作“东洋车夫”的暗探增多了，他们把车子擦得亮，停在使馆左近，窥测来往行人。

那时，父亲常常在黄昏以后沿着使馆兵营的围墙独自散步。有时候，他慢慢踱到兵营的旗杆下，蹬上升旗子的高台，向四外眺望。谁能想到，这个漫不经心欣赏夕阳的人，正警觉地在那里侦察敌人的行动呢？

有一天，父亲匆匆地回到家里，一句话也没说，走到书桌旁，拉开抽屉，把一支乌黑的手枪放了进去，接着从衣袋里又掏出一支手枪来。

母亲看见父亲拿回来两支手枪，吓了一跳，连忙问父亲说：

“哪儿弄来的？”

“托人买来的，我们正在练习打枪，学会打枪还可以对付一下那些坏东西！”

父亲说到这里，很有信心地瞅了瞅他手里的那支小手枪，两只眼睛亮闪闪的。可是母亲低垂着的眼睛里却充满忧虑。于是一种无名的忧愁也从我的心底升起：今后的日子一定会更加不安宁！

以后，父亲一回来，就喜欢谈起打枪的事，他对我们说：

“瞄准的时候，要把枪握得紧紧的；一不握紧，枪的后座力就会把手腕震痛的。”

母亲在一旁插嘴问：

“好学不好学？”

父亲说：“好学，这没有什么，很好学。现在我已经瞄得很准了。我们的人已经全部学会打枪了。”

说着，他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

在那些日子里，父亲格外忙，他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早晨不知道几时又离开了房间，有时候他也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一些书籍和文件。

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我常常蹲在旁边呆呆地看着。那些书籍和纸片扔进炉子后，立刻冒起一股浓烟，随后“忽”地一下烧着了，它们变成一些深灰色、浅灰色的蝴蝶飞了出来，在空中不住地飘舞盘旋。

父亲的脸上显得十分严肃。我问父亲：

“爹，为什么把它们烧掉呢？怪可惜的。”

父亲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题，待了一会儿才说：

“不要它们了，就把它们烧掉。你小孩子家，不要管这些事。”

父亲对我们永远是慈祥的，从来没有骂过我们，更没有打过我们。我常常爱向父亲提出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怎样忙，对我的问题也总是很感兴趣，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却不知道为什么回答得这样含糊。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许多情况父亲没有告诉我。我看见他是那样地紧张，那样地忙，也就不再问他了。

局势越来越严重，但是父亲并不因为情形恶化而有发愁的样子。他工作完了，还讲些惹人发笑的话。父亲对艰巨的革命事业从来是乐观的。

几天以来，常有父亲的朋友秘密来看父亲，劝他离开北京。父亲对他们的劝告不很在意。母亲也为他担着心，时时向父亲提出劝告。但这也毫无效果。父亲似乎嫌母亲有些罗嗦，态度坚决地对母亲说：“我不是常对你说过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一直说得母亲闭口无言。我虽然也在发愁，但总脱不掉孩子气，自己玩到高兴的时候，会把什么事情都丢到脑后，绝不象母亲那样整天浸在愁苦里。我们就这样在终日不安中过着日子。

被 捕

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六日，那天正是清明节。一早上起来，天气非常温和，我和妹妹愉快地换上了新夹衣。父亲看到了，立刻说：“快到外面玩去吧，真是春天了。”这几天父亲很忙，很少象今天这样得空和我们讲话，但今天他也仅仅和我们说了一句话，就又匆匆地去忙他的工作了。

母亲兴致勃勃地带了妹妹去兵营那边散步，连早饭也没吃。父亲在里间屋里，伏在黑色的桌子上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地一声尖锐的枪声，接着就听见庚子赔款委员会那边发出一阵纷乱的喊叫，接着又听见有许多人从那堵矮小的花墙上跳到我们的院子里来。

“什么？爹！”我瞪着两只受惊的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去看看吧。”他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那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院里走。我们刚走出房们，就看见许多赤手空拳的青年象一群受惊的小鸟似地东奔西撞，找不到适当的去处。刚才就是他们从墙上跳过来的。我紧随父亲身后，走出这座一时充满恐怖的院子，找到一间僻静的小屋，进去后暂时安静下来。

父亲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没说，神情非常冷静，手里握着那唯一的武器。看样子，假如可能抵抗，他一定要抵抗一下的。我也有些胆壮起来。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没有吭气，只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听声音，来的人不在少数，而且已经把这间小屋团团围住。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屋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象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十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父亲和我。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在这许多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那位工友阎振山，被绳子给牢牢地拴住胳膊，由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从那两边披散着的长发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他受过苦刑了。他们把他带来，当然是叫他认人的。

那个粗大身材、满脸横肉、一双阴险眼睛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山：“你认识他吗？”

阎振山只简单地摇一摇头，表示不认识。

“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呢！”胖侦探狡猾而阴险地一笑，“给我搜！”

他手下的那一伙人拥上来，把父亲的全身上下、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他们什么也没得到。这时父亲始终保持着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他轻蔑地望着这群匪徒们，不屑于同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

残暴的匪徒们把父亲绑起来，簇拥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父亲临走时只深情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任何话。他那高大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拐角处。我强忍眼泪，没有哭，也没有喊叫。

匪徒们并不肯放过我这个年仅十几岁的孩子，他们用一条白绳捆住我的胳膊，拉着我飞快地走出东交民巷，往北穿过邮政总局门前，把我从一个便门带到了警察厅。

在高大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院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身上沾满灰尘，也在警察的看押下蹒跚地被带进来了。母亲一见我，几乎哭出声音；一刹那间她又忍住了眼泪，装做不认识我。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各自坐在地上，默默注视着院里发生的一切事情。

那些来来往往的警察和宪兵，象一群捕到猎物的狗，欣喜若狂地忙碌着。他们不时地从那个押我进来的便门，把一筐筐书报和被褥等物抬进院子，然后往东边去了。当他们从我跟前走过时，我认出其中有很多东西是从我们家抄来的。我立刻想起父亲前两天在家里烧文件的情景，哦，原来父亲早有准备，除了这些书和破烂的东西以外，坏蛋们是捞不到什么的，重要的机密早就被父亲销毁了。

回过头，看见母亲的眼睛里也闪着愤怒的光，同时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掠过，我知道母亲准是在惦记父亲的安危。是啊，父亲现在究竟在哪里？那些“牲口”们会怎样折磨他呢？我的心又黯然了。我们眼巴巴盯着来来往往的警察、宪兵，盯着那扇通向外面的便门，希望父亲会突然从那里出现；可是，整整盼了一天，连他的影子也没见到。

下午约摸四、五点钟时，谭祖尧同志的未婚妻李婉玉也被带来了，还有她的妹妹李柔玉。这时候我们一共七个人，都是妇女和孩子。其中有两个在使馆里工作的保姆，我们叫她们“阿妈”。敌人对我们这几个人并不怎么注意，我就慢慢挪动着，和母亲、妹妹凑到一起，小声商量起对策来。

母亲说：

“咱们先别暴露真名，他们如果要问，我就说，我是大使馆里当保姆的，叫王杨氏，你们呢，”她指了指我和妹妹，“就说是我的女儿，从家里来这儿看我的。”随后母亲替我和妹妹编了个假名，我叫“王慧”，妹妹叫“王淑敏”。

黄昏的时候，警察厅院子的便门又开了，一群戒备森严的警察、宪兵拖进一个人来，只见这人浑身是血和泥，衣服已经破烂不堪。起先我们以为是父亲，透过黄昏的余晖，才勉强认出他不是父亲，而是范鸿劼同志。一位最后进来的阿妈向我们说了范鸿劼同志被捕的经过：大搜捕开始后，范鸿劼躲在使馆里的一个花房内，一直没有被发觉。匪徒们不轻易放过一个革命者，搜捕从早晨进行到下午，终于，他们在花房里发现了范鸿劼同志。敌人呼喊，叫他出来，范鸿劼从花房里向匪徒们开枪射击，但最后还是因为寡不敌众，被敌人逮捕了。听到这儿，我更加佩服这些勇敢的革命者，同时也为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捏了一把汗。

清明前后，气候无常。早晨那还是春光明媚的天气，到傍黑突然变冷了，好象老天故意欺负我们这些遭难的人。寒冷的夜风吹透了我们身上单薄的衣衫，一直刺到骨头里。我和妹妹紧紧依偎在母亲身旁，尽管身体蜷曲成一团，也还是不能抵御那阵阵袭来的寒风，禁不住地瑟瑟发抖。

从院子东边不知哪个房子里，传出一阵用惊堂木拍桌子的响声，匪徒们显然正在审问被捕的革命者，我们的亲人肯定是受尽了苦刑折磨。想到这些，我的心象冻僵的身体一样，揪得更紧了。大概是因为敌人忙着审讯，从被押进这座大院里，就没人来过问我们。黑暗笼罩着这个院子，四周是布满电网的高墙，就连头顶上的天空，也被这高墙围成了一个方框框。惊堂木声、审讯的吼叫声，掺杂着墙头上偶然跑过的野猫的叫声，使这个本来就阴森恐怖的警察厅的院子，显得更加阴森可怕。虽然这一天非常累，可是谁也没有睡意，只是坐着、听着。李婉玉和她妹妹低声在哭泣。婉玉还小声咒骂着：“这些暴徒！……这些土匪们！……”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平时胆子很小的人，今天反而什么也不怕了。父亲高大的身影总在我眼前浮起，使我浑身增添了力量。我暗暗想，那些坏蛋会怎样处置我们呢？也许，很快就要把我们都处死吧？于是一个很幼稚的念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处死就处死吧！就这样和父亲、母亲死在一块儿，也挺光荣的。”我开始盼着天快一点儿亮，因为我想，天一亮就什么都知道了。

东方终于微微发白了，几个警察来给我们登记姓名。我们报了事先编好的假名。没过多久，警察提着一盏发出暗淡的亮光的马灯，把我们七个人押送到一个小院子中坐北朝南的女拘留所内，交给了女禁子，并对我们说：“你们就在这儿过夜，不准说话，不准乱动！”说完，女禁子就把我们每人周身搜了一遍，把头绳、发卡、裤腰带都收走了。他们临走时，“砰！”地一声把门关上，把门上了锁。从此，拘留所的生活开始了。

在拘留所里

我们被关进拘留所的女拘留室，这个院子里关押的都是女“犯人”。我们七个一同进来的“政治犯”住在当中的一间，两边关着一些刑事犯。一排三间拘留室，其实是彼此相通的，中间只用两道圆木做的栅栏把它们隔开。从栅栏的缝隙中可以看到两旁屋里的一切，甚至连刑事犯们说话、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这些刑事犯干什么的都有：有杀人放火的、抢劫偷盗的、流氓拐骗的、贩卖人口的……她们中有的是真正的坏人；有的是被生活所迫而被迫“下水”的，还有被拐骗遭受冤屈的。有一个眼睛哭得又红又肿的妇女就是被流氓拐骗的，当时我们都很同情她。这些形形色色的罪犯，都是罪恶社会的产物，使我第一次实际而生动地了解到中国社会的黑暗，也使我记起父亲说过的话：“这个人压迫人的黑暗社会不会太长久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已经在苏俄实现，日后也一定会在我们这里实现。”

小院两侧的厢房，是几个单间拘留室，门口挂着“优待室”的牌子。听女禁子说，那里面关的都是些案情重大的“女政治犯”，她们是前些时候被捕的。第二天“放茅”的时候，优待室也“放茅”，“女政治犯”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们，趁女禁子不注意，她们有意走近我们，悄悄问道：

“你们是从哪里被捕的？”

我说：“在苏联大使馆被捕的。”

“李先生怎样了？”

“也被捕了……”

她们苍白的脸上顿时变得沉重了。她们还要问我们什么话时，女禁子恶狠狠地呵斥道：“不许说话！”我们便赶紧走开了。

回到拘留室，女禁子也跟进来，板起那满是横肉的面孔训斥我们：“你们到这里就得守规矩，不准随便说话！”她看我们不搭理她，又凶神恶煞地喊了一句：“听见没有？”我们还是不理她，女禁子一看没人理睬，就没趣地嘟囔着走出去了。

虽然和那些“女政治犯”素不相识，但我知道她们是父亲的同志，我深信她们也和父亲一样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象她们关心我们一样，我也很关心她们。很快我就知道了她们每个人的名字，不管谁被提审，受讯，我的心都相随而去，直到她们回来为止。这些女同志都和父亲一样坚强乐观，尽管受尽毒刑拷打，但她们绝不低头。有时从那狭小的拘留室窗户里，传出她们深沉的歌声：

“走向前去，

曙光在前！

…………”

听到这熟悉的《少年先锋队歌》时，我的眼前出现了父亲亲切的脸庞，在心里默默合着她们的歌声唱起来。

拘留所的生活艰苦而单调，每天主食两顿棒子面窝头，一碗清水漂着几片咸萝卜算是菜；拘留室潮湿阴暗，空气污浊；七个人睡在一个炕上，挤得要命。这儿使我头一次尝到失去自由的痛苦。白天不许随便走动交谈，即使你说一句话，被凶恶的女禁子发现了也要遭到一通呵斥。看着窗外那自由翱翔的鸟儿，我想，人要是能长两只翅膀多好阿，那我就要从这个窗栏中飞出去，飞到父亲的身旁。

对我们这些“犯人”来讲，唯一可以“自由”一会儿的时间就是一天两次的“放茅”，尽管每次“放茅”只有十分钟，我们还是盼望着。因为唯有这时，我们可以到院子里走走，伸一伸那坐肿了的腿；也唯有这时，我们才能享受一点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温暖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

相对来说，晚上的“自由”倒是更多些。女禁子把门上了锁，回她们自己的房中睡去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悄悄地谈天。我和李婉玉就是在那时候才慢慢熟悉的。婉玉常常爱给我讲她自己的事。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张作霖手下的一名海军大官，很有势力，但是她没有跟着她父亲走，而是参加了革命。她和谭祖尧同志感情很好，事变前当形势恶化时，她曾几次劝谭祖尧化装离开北京，可是谭祖尧说什么也不走，他说；“李先生不走，我也不走，我们要在这里坚持斗争到底。”[2]……我也给她讲起父亲的事。李婉玉天天盼望提审，我和母亲也盼望提审。她盼提审是为了见到谭祖尧，得到谭祖尧的消息；我们盼望提审，是渴望得到父亲的消息。我们每天除了盼望提审，总是得空就谈自己所知道的情况。有时谈到很晚很晚才入睡。

一天早上，警察跑到我们拘留室来，我们以为是要提审呢，可是他恶狠狠地喊叫；“你们都坐好，都坐正！不许动！待会儿外面有人到这儿来参观。”

不一会儿，一群穿着长袍马褂打扮得奇形怪状的人蜂拥而入。看了看我们，又去看一进门右边墙上挂着的人名牌。有个人用侮辱的口吻拉着长调说：“共产——共妻！”说完就往外走。我们听了都气坏了，婉玉生气地骂道：“谁共产共妻？你们才共妻呐！”那些人装做没听见溜掉了。我很佩服婉玉的勇敢，她在拘留室里常常和那些坏家伙们作斗争，连女禁子都有点怕她呢。

就这样，十几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有看见父亲，也无从打听到他的消息，我和母亲每天都沉浸在疑惑里：父亲现在怎样了？是不是发生了意外？或许我们能在法庭上见到他？于是我天天盼着警察喊我们的名字，可是始终没人来叫我们。

有一天，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我们正在吃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就听见警察喊母亲、我和妹妹的名字，说是“提审”。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立刻放下窝头、萝卜汤，和母亲、妹妹下了炕，跟在警察后边走出房门。我一边走一边想：“不管怎样，这回事情总算有了头绪，不会再装在闷葫芦里了。”

在法庭上，我们和父亲见了面。父亲仍穿着他那件灰色旧棉袍，头发长而且乱，稍微遮住他的一部分脸。样子和平常差不多，只是没戴眼镜，脸比从前消瘦了。还是那样沉着，那样平静。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一下哭得瘫在地上，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上拍了一下。

“不许乱喊！”他的手下也跟着喊叫。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脸上的表情非常镇静。

“这是我的妻子，”父亲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女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他最大的孩子。”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怕父亲一不留神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

“不准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将他面前的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不准多嘴！”他的左右也狐假虎威地重复着。

父亲立刻就会意到了，接着说：“是的，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我的孩子们年纪都小，都在上学，可以说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与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不再说了，又望了望我们。

狡猾的法官不相信我们的话，他皱了皱眉就又想出一个鬼主意来，当场出了一道数学题让我算，看我到底是不是学生，我不慌不忙把那道题回答出来了。法官一看没了招，就命令警察：“把她们押下去！”

就这样，同父亲见了一面，就又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见面。回到牢房里以后，父亲在敌人法庭上的那种严峻而坚强的态度，长久回旋在我的脑海里。

以后父亲的情况一点也没有法子知道。沉浸在疑惑、焦虑和挂念里。

不久，李婉玉、李柔玉被释放了。另一个女政治犯，也是父亲的学生，又被关进我们的拘留室。晚上，我们就向她打听一些外面的消息，她说起父亲被捕以后，全北京城、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轰动了。报纸上天天有关于他们的报道。她说报上还登着父亲的照片，是一张很神气的照片，眼睛里闪着慈祥的光，是印在头版显著地位的。她讲得很起劲儿，完全忘了是在深夜，而且忘了是关在没有自由的拘留所里。她谈话的声音不由得高起来，又说报上每天的舆论很多是站在父亲方面，甚至最反动的报纸也不得不虚伪地对父亲的人格和学问表示钦佩。有的劝告当局不要对这样一个人轻易地处治；有的主张立即释放；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终生监禁，让他在监狱里写作。

讲到这里，她又有些失望地加上一句：“我觉得报上不论怎样替李先生说话，恐怕不会有一点效果。”母亲和我一阵兴奋，又是一阵不安。

四月二十八日早上，张挹兰被叫走了，她那天穿得特别整洁、干净，头发梳得也很齐整。我们象往常一样，一整天里都在盼望着她早点回来，可是直到黄昏也没见她回来。

傍晚的时候，警察第二次喊母亲、我和妹妹的名字，这次是叫我们收拾东西出拘留所了。在忙乱中，我帮着母亲，用颤抖的手整理好我们的几件破衣服。一个警官一直把我们押送到大门口。临出大门，门房的警察把我们进来时收走的头绳、腰带等还给了我们，可是母亲唯一的一个金戒指没有还。母亲问他：

“我那只戒指怎么不还给我？我还要用它换钱吃饭呢，还给我吧！”

警察爱搭不理地说：

“没有！”

旁边的一个警察有点同情我们，低声说：

“给她们吧！”那个警察这才把戒指取出来还给了我们。

这时，我焦急想知道父亲的情形怎样，低声地问押送我们出来的警官：

“警官先生，有件事向你打听一下，你知道我父亲……怎样了？”我的声音不自主地有些发抖，眼睛里充满泪水。

“唉！回去吧。回去以后什么都会知道了。”他用一种哀伤的口吻说。

我们走出那座漆黑的大铁门。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站在这座寂静冷落的门前，感到说不出的生疏。周舅老爷[3]听见我们拍门，跑来开门，他一看见我们，意外高兴地向院里高声喊着：“回来了！”帮助母亲照看孩子的雨子妈简直乐得闭不上嘴。“这是老天的保佑！”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家里的东西七零八落、东倒西歪，显然是被搜查过的。母亲看见留在家里的三个孩子，[4]免不了伤心落泪，母子抱头大哭。跑过来看我们的周围的邻居也都落下眼泪。这天晚上谁也没睡，我们只给母亲收拾出一小块地方让她躺下休息，大家就在极度的不安中度过了这漫长的一夜。

第二天一清早，舅老爷就到街上去买报纸，我们在家里不安地等待着他把父亲的消息带回来。老人是哭着从街上回来的。他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纸。我看见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的大标题。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晕倒在床上。醒来时，房里已乱成一团，母亲伤心过度，晕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晕过去了。

我们这一群孩子，象嗷嗷待哺的一窝小燕，团团围在母亲身边。

“妈，妈，……我们在这里。”我们是用那样可怜的声调在母亲的耳边喊着。

“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昨天是几号？”母亲醒过来，低声问我。

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几张零乱的报纸摆在眼前，横下心，咬紧牙齿，那上面清楚地登着父亲他们二十人在昨天上午被绞死的消息。

我把报纸扔在床上，低声向母亲说：

“妈，昨天是四月二十八日。”

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

父亲壮烈牺牲的消息很快就轰动了北京全城。到家里来慰问的人终日不断，其中许多是父亲的朋友们。他们都泣不成声，呜咽着劝慰母亲不要过度伤心，要珍重身体。反动政府为了蛊惑人心，在报上宣传说，他们已经为死者装殓，一般的每人给一口四十元的棺材，唯独对父亲格外“优待”，给一口七十元的棺材。母亲听说这件事以后气极了，忿忿地说：“这些牲口们！人都让他们给害了，还假惺惺地给棺材！谁要他的棺材！我们不要，我们自己买！”

朋友们支持母亲的意见，他们发起募捐，很快就把买棺材的钱筹够了。棺材铺的人听说要给惨遭杀害的李大钊买棺材，对他的遇难很表同情，特意挑选了一口柏木棺材减价卖给我们，以表示他们对革命先驱者的敬意。

有一位父亲的朋友曾含着眼泪低声对我说：

“杀害你父亲的不单是张作霖。蒋介石前些天叛变了革命，听说蒋介石给张作霖来了一个电报，使张作霖很快下了毒手。另外，帝国主义也插手参与了这件事；如果不是外国使团同意，张作霖的军警是不能进到东交民巷使馆区搜捕人的。”他还说，绞刑这种残暴的刑法，中国从来也没有过；就连绞架也是从帝国主义那里运来的。

后来，当我翻阅报纸的时候，发现报上有一则消息说：“最妙者，是南方某要人也有电来京，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证实了那位老伯的话是确实的。杀害我父亲的，绝不只是张作霖，还有人民公敌蒋介石以及帝国主义侵略者。

父亲牺牲后，在我们朝阳里住宅的大门口，流氓、暗探并没减少，反而增多了。有时甚至公开跑到我们家搜查。我们无法在北京生活下去。我们重新把父亲装殓过，将灵柩暂停在宣武门外的浙寺。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弟弟、两个妹妹[5]回到乐亭乡下，哥哥也离开了北京。我们的家庭就这样分散了。

自从父亲入狱一直到他为革命英勇就义，报纸上的报道是非常多的。可是当时我根本不忍心细读这些“消息”。事后翻阅报纸以及从一些消息灵通的朋友那里，才陆续知道了父亲在狱中的一些详细情况。

报上说，父亲在狱中十几日“绝口不提家事”，联想到父亲在法庭上见到我们时的那种冷漠而毫不留恋的态度，我相信这话是真的。尽管当时对父亲的这种冷淡我作梦也没想到，但在事后还是非常能够理解我所敬爱的父亲。他永远爱我们，可是在他坚强的心中，革命事业所占的位置，却要比妻子、儿女、个人的安危重一千倍！重一万倍！

报上还登载了父亲在审讯中要求亲自审阅和修改他的“供词”记录的事。关于他为什么要修改“供词”，父亲的同志和朋友对我说过，而且对他的态度非常称赞。他们说父亲在被捕后曾多次被审讯，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折磨，但他绝不低头，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概。敌人审讯他时所记录的供词多半与他的原意不符，为了不使自己的话被敌人歪曲篡改，他坚决要求亲自审阅和修改他们的全部记录。他在亲笔写的“供词”[6]中，历历叙述了他一生为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为解放天下劳苦大众而英勇斗争的经历。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父亲是北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负责人；但当时共产党同国民党在组织上的界限十分清楚，两个机关走一个大门，相隔不远，但人员要严守纪律，彼此不能往来。早在工友阎振山被捕前，父亲就把我党的文件、名单都烧掉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敌人把从庚子赔款委员会搜查出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印章等等也都当作共产党的罪证公布。父亲在他的“供词”中，利用他在国民党中的公开身份，机智地隐蔽了我党的机密，严守了党的纪律，没有半点损伤共产党人荣誉的地方。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英勇就义时，父亲是第一个走上刑台的。他从容、镇静，面不改色，临刑前还同敌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面对反动法官、刽子手，父亲大义凛然，作了最后一次简短的、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反动政府把父亲视为“罪魁祸首”，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他施绞刑长达四十分钟之久[7]，比其他人每人用二十分钟长一倍。和父亲同时壮烈牺牲的烈士中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左派，共有十九人，他们是：谭祖尧、邓文辉、路友于、张挹兰（女）、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勋、谢承常、莫华、阎振山、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

父亲的英雄形象，他的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永远铭刻在我的脑际，深深地教育着我。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努力奋斗。

（《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7- 136页）

（二）国华：在俄大使馆之李大钊

▲蛰居东交民巷

自共产党在北方有组织有行动以来，李大钊就抛弃了他的公开职务，一向蛰居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专门做CP工作，以革命为他的职业。他的个人私生活，正与在上海靠租界庇身的陈独秀是一样，数年如一日，都是昼伏夜动，过极秘密的日子的。他一举一动，军阀当局对之，都异常注意。在国民军未占据北京以前，他是靠东交民巷铁壁作保护自己的长城！国民军到来，他也依然是以俄大使馆做他的安乐窝！虽然此时，他可以藉着冯玉祥的交情，掩护一切，穿起国民党的外衣去活动，有人可替他保险，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可是这是红毛子和CP铁的纪律不许可的。所以当国民军和国民党的要人先生们，靠了总理在天之光荣，在北京大擂大鼓大张旗鼓的时分，然而那可怜的倒霉又背时的李大钊，他依然还是在那阴沉沉的使馆，过着他的异样生活！[8]既不敢抬头，又不能伸腰，虽然表面上是比往日自由些，但吐气扬眉决不是他的。

▲华北共党一斑

惟李大钊门下一般党徒，所谓华北的共党则大不然。他有的只是幼稚可笑的头脑和短浅无一识的眼光，一见冒牌革命的冯家军到了北京，他就以为是他们的新时代到来，不管一切，左冲右突，骄气所中，到处逼人！他们看不见铁狮子执政府的五色旗，也瞧不起西山碧云寺孙文的青白党徽，他们只老是望着俄大使馆屋上的红旗发着狂笑！的确，他们以为冯玉祥，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革命救星。自国民军到了北京后，他们青年共产党是目无余子，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都半公开的起来了。北大，师大，就是他们的运动场，俄大使馆就是他们的驻足地，长头发和破皮鞋就是CP自身的标记。天安门外每一次群众大会，每一次都是有无数的长头发破皮鞋的人混着在内的。任你走到那儿，前门大街，或南池子北池子，又或者各公寓的门首，只要你稍一留心，也就可以看见他们，这样一批，那样一伙。“洋车！上东交民巷大使馆！”这就是他们来踪去迹之所在。他们的活动是“秘密的公开！”他们和红毛子的来往是“公开的秘密！”因此谁人都知道俄使馆里向所顽的把戏，因此谁都知道李大钊的安乐窝是筑在俄使馆！这里所稳伏的就是后来安乐窝被抄家的悲哀！

▲安乐窝的形态

国民军退出北京后，一般长头发破皮鞋的共产党，都慌了起来，除跻（挤）满了俄使馆，便逃的逃，跑的跑。李大钊当然是身价重大，不容易逃跑的，仍然还是留了在俄使馆。他有一个老妻和两个小女儿，及另一亲眷，都是始终同他一块儿的。俄使馆表面是他的逆旅，实际就是他的老家。使馆内的屋分东西两院，东院是红毛子加拉罕自己居住，西院便是李老头儿一家数口的安乐窝。其余闲杂的屋子，住着的就是那些长发破鞋的CP青年。西院的屋子甚宽敞，李氏老夫妻占的仅是独立的一个小院落，大院落之一部。里面设备周全，布置亦甚妥贴，有卧房，有书室，有客厅，有洗澡间。客厅的装饰很奇特，满壁都张着镰刀斧头的小红旗和各种俄文标语！客来，不论CP或国民党的要人，照例的老李都是在这小客厅延见（在国民军的盛世，张溥泉，于右任，徐季龙诸要人，便是这小客厅的老客）。书室中四面都放着书架，满室都堆着俄文书报，中文文件。李老头儿整天都在书城里面踱着方步，他的贤妻则是老守卧房不出门的；每天三顿西餐，都由西崽恭而敬之送上。要是那些长头发破皮鞋的小同志不和老李拆烂污，张大帅的大兵不前来光顾，李家的小院落，那真是万分安全的安乐窝！

▲李以外的要角

在俄使馆的共产党要人，除李大钊外，尚有一个赵士炎。赵士炎者，假名施英，就是声誉次于李大钊华北共产党的实际首领也。据说他是CP中一个很了不得的脚色！聪明，才智，能力，学问都在李大钊之上。他在共产党的圈子里有莫大的威名，可是外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当日在北方，他就是李大钊唯一的心腹，华北共产党的灵魂，李大钊张国焘都十分敬爱他，加拉罕也看待他比陈独秀还看得起。在俄使馆中，别的CP同志对李大钊，都喊“李先生”，只有赵士炎才可以随便称李先生为“守常”。不过他的身价并没有李大钊那样大，他除晚上在使馆寄宿，白天老是在北京城内到处跑的。

▲大钊的一家人

李大钊夫人，是个十足的老太婆，小脚，包头，兰布大褂，样子和一般江北缝穷妇差不多。实际她也是出身北方农家，凡是到过安乐窝的人，都不相信她就是李太太，常认为是使馆雇的老妈子。李夫人平日除到客厅吃饭外，是老不出卧房门的。可是她两个宝贝似的女儿则大不像阿妈，都活泼玲珑可爱。长女名“李兴”，次女号“李晋”，[9]老夫妇常呼为“兴儿”、“晋儿”。那时俩小孩只十三四岁，在北京某附小念书。后来父亲被害，她们及母亲都由CP送往俄国，现在应该是长大成人了（也有人说李夫人及次女没有去国的，现在尚留北平亲戚家，不知是否）。

▲号称纸烟大王

李大钊夫人，虽是那样一个乡下老太婆，可是他自已却是一个北方很罕见的漂亮的老头子。我虽称他老头子，但他的年纪并不多大，贵庚约在陈独秀与胡适之间。陈独秀是个见着女人便爱的怪物，胡圣人也曾经在美国尝试过女友嘴上的胭脂的。李大钊都在他们之上，可是他却不同陈胡那样好色。据说他生平不谈恋爱，在北大教书时，尽有找女人的许多好机会，他都在忙里错过，心甘情愿把这些好机会让人，他的私德是他一般友朋都不及的。可是像他有他的嗜好，一生除略好杯中物外，顶爱的就是抽纸烟。幽默大家林语堂说：“提笔不吸纸烟，文章做不出，口里不衔雪茄，心上便若有所失”。李守常也是一样，不怕在怎样的繁忙中，他老先生手里都是不离烟卷的。据他自己亲口告诉人，他吸纸烟的大量，每天在三听以上。他满身都带着香烟的气息，两手满给纸烟烧的焦黑。[10]这就是他的爱好中，被人发现的一个奇迹。俄大使加拉罕，也是一个抽纸烟的大王，他和李大钊就是东西两院的瘾君。两人都在一起时，就是英雄遇英雄，云烟缭绕，满屋生雾，教人闷死！

▲李老头子尊容的素描

纸烟大王李守常，也同外交大王陈友仁一样，自小便有“美男子”的雅号，他的尊容是这般样的：一个丰富而漂亮的脸庞，常呈红云似的微笑，两撇仁丹式的胡子，衬出他的英武和庄严，一口流利的京腔，说话从容而有劲，态度温存而敦厚，望之可亲又可敬。他不似陈独秀那样怪气，也不同谭平山那般平凡。他是北人南相，具着汪精卫之才之美，兼有廖仲恺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人尤热情，勇敢，有气节，有操守，不同时下一般布尔塞维克者。燕赵自古本多悲歌慷慨之士，撇开其怀抱不取，李大钊迨其人也。

▲李在被捕以后

自五全到北伐，是中国共产党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什么CP的小瘪三都得过意，扬过眉。只有不幸的李大钊，所谓共产大师者，却没有享受过一点福。十五年七月蒋介石氏率国民革命军出师长江。同时，张作霖亦称大元帅于北京。不久，共党倚若华北长城的李大钊，遂为张作霖所捕杀。一时惨耗所播，举世震惊，津沪各帝国主义的报纸，亦多评为思想界之损失。且此时北方之政府，视国民党与共产党为一，因此国民党要人如路友于高仁山之流亦在内，指戈北向，大有誓黄龙之概。北平可得详言者如次。

▲军警搜抄使馆

先是十五年春国民军退出京津，北京重归军阀政府统治，反动恶势力日盛，革命大受摧残。青年学生，大学教授，因“赤化”、“共产”嫌疑而被捕杀者，日必数起。京尘险恶，人人自危。当横暴未到来之前，人心浮动，变故时生。国民党的要人（如李石曾、顾孟余、张继等），左倾教授学者（如鲁迅、周作人、陈启修等），知大难之到来，都跑去一空。共产党人，见机者亦多冒险逃避，如赵士炎、张国焘、郝光复逃往上海。惟李大钊，因成名大大之故，无法脱逃。其实也是他的责任不容他逃避，不得已仍留居那大难在前的危城中，日夕愁苦。但初犹以为北洋军阀素受帝国主义者所豢养，身居使馆重地，或可以藉辛丑条约东交民巷的铁扉，保护万一。讵知后来事乃大谬不然，北伐胜利，全国狂欢，革命空气一紧，俄国大使馆被指为赤化策源地，巳成为军阀帝国主义众矢之的，遂有张大帅派军警搜查俄使馆之事（十六年七月）[11]，于是李大钊便不免矣。

▲被捕之党要人

当日在俄使馆被捕的党人，据说除李大钊外，尚有路友于、高仁山[12]等二十余人。这些人大概都是北京各校教授和学生，大部分是CP，而路、高为国民党。李及其党徒被捕后，不久都尽数上了天桥断头台。闻诸党人未死前，除受过无数次的苦刑外，中间也都受过相当的审问。军阀加他们“图谋推翻政府，危害中国”的大罪名，他们似乎始终都没有供认。就是共产大师李大钊，也只承认他是国民党左派个人研究社会主义。然而聪明又愚笨的北京政府是不管那些的，还是一个一个将他们送上了断头台，流了血，祭了反抗北伐的五色旗。

▲李大钊之死后

李大钊被害后，北伐军早已占领武汉，进击中原。同时冯玉祥亦自莫斯科归国，在五原誓师。北洋军阀残余恶势，日见崩溃。冯在军中闻李之哀耗，也居然一念当年，老泪纵横，除先后在陕豫为李举行追悼会，且为李发丧，全军带孝！国民党要人，如蔡元培、于右任、张溥泉、顾孟余等也大家同声哀悼，北大学生亦感念之至。惟共产党倒没有若何的表示。盖陈独秀与李不洽，而后辈留俄分子，亦指李为素昔右倾。依照李之为人观之，则在分共之后，共产党杀人放火之时，必能舍弃共产，憬然觉悟。不比陈独秀之迷恋领袖地位，直至身败名裂。此则李大钊之不幸，亦中国革命中之损失也。

（原刊《现代史料》第四册，海天出版社，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初版。）

（三）查抄苏联大使馆内幕

习五一

一九二七年春，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面临了崩溃的局面。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为了维持其军阀统治，加紧同帝国主义勾结，大肆追捕、屠杀革命者，四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查抄苏联使馆事件。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清晨，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急赴荷兰使馆，与领袖公使欧登科秘密接洽。十时，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便衣侦探三百多人赶至大使馆区。陈兴亚向欧登科递交了一份警厅公文，声称：“近来，大批共产党人躲避在大使馆区内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煽动学生、工人，预谋在首都暴动”。“这种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蔓延，必定损害外国人并破坏地方安宁与秩序”。所以，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抄查上述共产党人躲避处”。“请予许可”。[13]十时二十分，荷兰公使欧登科代表公使团在该公文上签字，并通知使馆界捕房：“有中国军警入界，勿得拦阻。”[14]接着，大批军警闯入苏联使馆西侧进行搜索。与此同时，东交民巷的外国巡捕加岗布哨，“维持秩序”。毗邻苏联使馆的英国使馆高墙上，出现了荷枪实弹的士兵。

搜查一开始，军警们便按照事先绘好的地形图，分别把守，“隔绝交通”。这次大搜捕的重点，并非警察厅公函中所指明的三处，而是属于苏联使馆的旧兵营。军警们非法拘捕拦阻搜查的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等十五人。强行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等革命党人三十多名，当日被捕入狱的还有其他一些人。

下午二时，军警正在搜查时，设于旧兵营第一门内的苏联使馆武官室起火。消防队立即赶到现场扑救。据警方报告说：“发现俄人数名盘踞屋内，在彼肆行焚毁文件”，“即行逮捕”，“旋即查获证据多件”。[15]

当日搜查一直持续到晚七时。在远东银行、中东铁路驻京办事处，军警们一无所获，而在使馆所属的旧兵营中，检获枪支、弹药、旗帜、印章以及大批重要文件。连使馆俱乐部内的图书也被洗劫一空。

查获苏联使馆事件，立即成为轰动一时的要闻，对政局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评论说：“虽然，它不能被称为中国对外关系史上转折点的标志，但是，至少大大缓和了”由反帝爱国风暴所引起的列强公使们的“紧张焦虑”。[16]奉系军阀的反共暴行，使列强看到了局面扭转的希望。

奉系军警悍然袭击苏联驻华使馆属地，这一暴行密谋策划的内幕，一直如雾罩云山，模糊迷乱，要识破庐山真面目，必须探赜索隐。

首先应当指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为树立“反赤”领袖的形象，争取帝国主义的更大支持，亲自主谋策划了查抄苏联使馆事件。

在查抄苏联使馆前，张作霖以吴晋为特使，屡次向英国公使蓝普森表示：不惜“破裂与俄国的关系”[17]，加入国际反苏阵线，乞求列强的支持。

三月下旬，张作霖亲自遍访列强驻华使节，“探寻可否由外人协助抗拒布尔希维克主义”[18]。在“南北妥协”、“共同反赤”的叫嚷声中，奉系军阀抢先制造了查抄苏联使馆事件，以此向列强表示，奉系拼凑的北洋政府是国际反苏反共阵线的得力干将。张作霖在同美国公使马慕瑞谈论这次搜查事件时声称：“他正在中国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决心苦战到底！”[19]张作霖在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信函中，把查抄苏联使馆之举作为赫赫战功加以夸耀，并且招摇相告：“赤化流毒，环球共愤”，“深惧神明华胄将就沧胥，故不惜重大牺牲，力图挽救。”[20]

其次应当指出：列强驻华公使为策动反苏反共逆流，实际上参与并策划了查抄苏联使馆的预谋与行动。

苏联史学界一向认为：“这起袭击事件是英美两国策划和领导的”。[21]其实，法、日公使对此应负首责。据当时知情人回忆：“李大钊避居苏联兵营时，被隔壁法国医院的值班人员发现。法国使馆将这一情况通报给外交次长吴晋（亲法派）[22]，同时，也和日本使馆进行联系。日本使馆在御河桥东边，也发现苏联兵营常有人出出进进。”[23]“法国人想知道苏联在中国搞的什么？除了李大钊外，在国际上搞什么？支持这件事的还有日本大使，希望张作霖坐天下，日本得到二十一条利益。”[24]

奉系军警在得悉法日公使提供的密报后，派遣侦探“购线侦查”，获得详情确报，便立即与列强公使商议。虽然各国公使对于搜查苏联使馆皆无异议，但是认为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系违反辛丑条约，应由外交部出面商议。于是，安国军总部将此意通告顾维钧。顾维钧不愿负此责任，便推诿延宕。奉系见此，决定自行交涉，派遣吴晋与列强公使接洽。四月四日，领袖公使欧登科召集列强公使，举行秘密会议。欧登科转告与会公使：“张作霖元帅的随员一再向他提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据说有四千支手枪被偷运入旧俄帝国卫队的兵营，从那里分散给北京的不法分子。”[25]会议结果，一致同意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并授权领袖公使欧登科主持安排。安国军总部与荷兰公使欧登科商定方案后，五日夜晚，召集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等人，密授方略。随即，陈兴亚向军警指示查抄范围，“凡属外人居住处所，除有容纳党人及宣传赤化证据者外，一概不得侵害自由安全。”[26]这项“例外”原则公然明令，为搜捕革命党人，可以无所不往。

搜查事件发生的当日傍晚，首席公使欧登科向外交部递交了一份照会，抗议警方“逾越所准许之权力范围”[27]。这一抗议并非真心实意地反对奉系军警查抄苏联使馆所属的旧兵营，而是唯恐此举成为今后侵犯列强特权的合法先例。

首席公使抗议照会中冠冕堂皇的词句，被事实撕得粉碎：

第一，在公使团会议上，警方对苏联旧兵营已经提出明确的“指控”。而公使们批准警方行动时，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限制。

第二，奉系军警“逾越所准许”的范围，“非法”查抄之后，搜捕的“叛乱”武器不足其指控的百分之一、二。其后，公使团竟然将原先的许可延长两日，以便军警继续搜查。

第三，四月七日，天津军警搜查法租界内苏联驻华贸易处。事前，法国领事接到本国公使电话指示，同意照办。同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外国巡捕包围苏联领事馆举动。

这一切表明，在北京发生的搜查苏联使馆的暴行，决非孤立偶然。中外反动派正在加紧勾结，企图用绞架和刺刀扑灭东方的烈焰。

奉系军阀制造的种种暴行，是国内外反苏反共逆流的产物，反过来它又推动了这股逆流的恶性发展。

在国内，查抄苏联使馆事件发生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台湾历史学家曾毫不掩饰地总结说：“此次北京政府搜查俄国使馆的结果，更促成国民党在南京清党的决心。”[28]同时，日本驻武汉总领事也利用查抄苏联使馆所缴获的文件，策动武汉政府右转。[29]

在国际上，五月十二日，伦敦英国警察步张作霖后尘，搜查了苏联驻英商务代表处。事后，英国外相奥斯汀·张伯伦宣称，共产国际在“世界到处图谋扰乱”，尤其是在中国，所以英国决心“与苏俄断交”。[30]同一时期，日本政府也大肆搜捕苏联侨民，加紧迫害本国进步人士。

由此，奉系军警查抄苏联使馆的暴行，构成了二十年代国际反苏反共政局中罪孽深重的一幕。

（《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2期，第56- 58页）

（四）对所谓《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一件伪证的记忆

张国忱 口述 柴寿安 整理

一九二四年，奉天成立东三省交涉总署，负责对苏外交，我被任命为该署交际处长。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被调到张家口任外交部特派交涉员，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掌握了北京政府大权。

一九二七年四月，张作霖的外交次长吴晋报告，苏联大使馆武官室有人企图颠覆奉张。张作霖获悉后，即派警察总监陈兴亚迅速查办。经查知确有中共党员李大钊等多人隐藏在苏联大使馆内。

这一情报是从法国公使馆传出的。当时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各国使馆的仆役私下都有来往，法国使馆仆役从苏联使馆仆役那里得知此事后，报告给法国公使，又通过法驻沈阳领事克里邦透露给吴晋（吴在沈阳时，曾因向法国购买军火而与克里邦熟识）。

陈兴亚又派俄文科长阿尔巴金，由他进入苏大使馆，买通中国仆役，详细询明李大钊等所在房间及人数，并画好路线图。当时东交民巷为使馆区，有治外法权，中国军队不能入内，即由吴晋以此事关系颠覆中国为由，说通法国公使和领袖公使，同意进入。遂以搜查苏联大使馆武官室为名，逮捕了李大钊，并查抄了全部文件。搜查时，俄国人企图放火焚毁文件，未果，只是大部分文件都已烧焦了边。

这些文件集中在警察厅。他们将警察厅懂外文的人都调来，组成编译委员会，要求尽快将文件译出来。该会由原驻海参威总领事兼奉天代表王之相为编译会主任，沈某（名字忘记）为副主任。张作霖对王之相负责不满意，遂称：“打电报把张国忱找来吧，叫他星夜兼程来京。”

就在查抄苏联大使馆的当天，察哈尔督统署高维岳夜间十一点多钟派人叫我到督统署，拿出一份电报给我看。电报是官印蓝格纸，当中有察哈尔督统署大印，右角用颜体字写“饬张署长”，下盖私章。电文是：“察哈尔高督统：有要件待译，即饬张署长国忱星夜来京。总司令。麻。印。”左下角是监印、校对姓名。高维岳说：“你坐明天车走，拿着这电报，好进中南海新华门。”

我次日动身，傍晚约七、八点钟到京，住王府井交通旅馆。我要了份报纸一看，才知道苏联大使馆武官室被搜查。十点多钟到新华门，值班护兵问：是不是察哈尔张署长？大帅问过“来了没有？”。车子一直开到居仁堂，有人报：“张署长到”，我立即晋见张作霖。当时他正在斗纸牌，坐在财政总长阎廷瑞的对面，左右两位分别是烟酒督办章世恩和红万字会会长苏玉书。张把纸牌放下，走到围屏后，对我说：“他妈的，苏联大使馆武官室叫我给抄了，东西全在警察厅，档案、文件不少。各部、院的洋文人才找来五、六十人，组成一个编译会，我不信任他们，你去当会长。译出东西来，每天油印出来，送十份交承宣司立即送来。”又发给我一枚五十号车牌，可以随时进入新华门。

六、七天后，司法处长蒲志中每天都来问有无关于李大钊的材料？大家都说没有。

十几天后，张作霖又找我去见他，仍走到围屏后，说：“这几天的东西我都看了，材料一般没什么用处，在国际上宣传赤化的材料没有。你要注意查查，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不是白搞了吗？你回去要好好找，找不出来可不行，可交不了差啊！赶紧回去办吧！”我回去一想：听张这么说，是外国公使要这材料，张作霖要这有什么用呢？上头要这材料，没有也得造出来，可事实上谈何容易。因为搜查出来的材料，纸都烧焦了，纸是俄国制造，烧焦后用水一浇都变样了，用新纸哪能行？但事已至此，非伪造不可了。我找了一个白俄记者叫米塔列夫斯基，是哈尔滨喇叭报主编，我在哈尔滨工作时，他和我很熟悉，时常出入我家。这次他也被我约来参加编译会工作。我要他按要求伪造一份文件，他勉强答应了。但提出需要一架与搜查出的文件所用同型号的打字机。打字机总算搞到一架，但纸却没办法解决，只好用新纸，尽量做些假装。

伪造件制成后，由王之相翻译，王在俄文原件上写了“极要文件”四个字，译好后送交张作霖。文件内容已记不清楚，现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将该件译文抄录如下：

极密。莫斯科根据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关于中国问题之议决案致驻华武随员训令（按此件系莫斯科致驻华武随员训令，内容关系国际甚大，业已被火，原文上端左角及下部均已焚毁，仅余全文三分之一）；

兹特附送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通过之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并将根据该项议决案所拟之训令寄发，仰即遵照办理即可也。

一、现时应全力注意增长中国革命运动之国民性质。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必须以国民党为中国国民独立党，而为有利于国民党之宣传。应扩大利用汉口各种事件及英国对于各该事件之态度，资为证据。第一可以证明国民党国民工作之进步，第二可以证明欧洲各国对于中国革命战斗力之显然的薄弱。

二、必须于张作霖军队所占领之地域内造成排欧之纷乱。

三、破坏张作霖之威信，宣传张氏为国际间各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妨害中国国民党自由工作之受雇者。

四、激动反抗欧洲暴行之风潮及英国计划（以下被焚）。

五、必须设定一切方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必须设法获得各国对于国民群众之适用武力战斗。为引起各国之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遇有与欧洲军队冲突事件发生时，更应利用此种机会，实行激动。

六、现时应暂缓实行共产党纲，因此时实行可使张作霖之地位巩固并加重国民党之分裂。吾人已向鲍罗廷严重训令，暂时停止对于资本阶级之过激手段，张作霖失败之前应抱定自己之宗旨，即在国民党内暂行保留国民之各种阶级，资本阶级亦应保留。

七、实行此种排斥欧人之运动时，保存各国间之不协调非常重要。日本能于最短期间派多数军队来华，故令日本与各国隔离尤为特别重要。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于一切运动之中必须严加监视，务使日本侨民无被害之人。但于激动排外风潮之时将日本除外，殊足引起不愉快之观感。故实行激动排外风潮时，必须假托反对不列颠（英国）运动之名义也。

本件抄本迅速分送各分部及指导人员（以下被焚）。

从此，好几天奉张没再找我。

材料快译完时，奉张吩咐要印刷出书，将所译稿件，编成一部《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出版。中、俄文本各印一千册，英、法文本各印二百册。

我今年虽已八十九岁，但对这件伪造的文件记忆犹新。因其对历史研究会有影响，故特做以上交代和说明，以供历史研究者参考。[31]

（《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2期，第73- 75页）

（五）梁漱溟回忆李大钊的被捕与牺牲

记得1927年春，有一次去东交民巷旧俄国使馆内访看守常，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扰他，随即退出。不多日后，就闻知他全家被捕的消息。原来他家大小同在一起，还有些同志亦同住。因而被拘捕时一同遭难者颇有多人，但亦有恰好出门而幸免于难者。当时正是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驻军和执政于北京之时。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张的亲信参谋长杨字霆相熟，他将去见杨，可保守常亦不死。……

当我闻悉守常被害，立即从西郊进入城内，一面看望其家属情况，一面看视他装殓的情况。他家属已回到西城朝阳里故居。我望见守常夫人卧床哀泣不起。我随即留下十元钱，退出来，改往下斜街长椿寺。据闻守常遗体停柩在此。……只见棺材菲薄不堪，即从寺内通电话于章宅吴弱男夫人。盖我夙知守常曾为其子女章可、章用、章因的家庭教师，宾主甚相得。弱男夫人来到时，各方面人士亦陆续而来，共议改行装殓之事。我出寺门，路遇陈博生走来。他是福建人，与守常同主《晨钟报》笔政。……

（梁漱溟：《回忆李大钊先生》，《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六）李大钊殉难目睹记

李大钊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九二五年，余在北京由《京报》社长邵飘萍之介绍获知其人，然并无深交，且不相往来也。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张作霖率带军警闯入东交民巷，包围苏联公使馆，搜捕李大钊等五十余人，并劫走党员名册及其他文件。旋即托词“依法办理”，组织审判员五人合议之特别刑事法庭，以行杀戮。审判长系张作霖之军法处处长颜某，其他审判员四人则由审判厅及军、政机关各指派一人。审判厅指派者为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王振南。审理两次，即行判决，诬以内乱罪名，判处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其余三十人则分别判处徒刑。被绞之前夕，余即至看守所接洽参观。届时前往。晨九时，指挥行刑官莅场查问判决书，命提李大钊及另一受刑人到场，旋由行刑人蜂拥至前。李大钊意气轩昂，胸襟爽朗，不知其为铁窗中人也。指挥行刑官询问姓名、年龄、籍贯、职务、住址，经一一答毕后，告知：“此案经特刑庭判决，你等均处死刑，当已收到判处书？”答：“收到，已准备上诉。”又云：“此案系按特殊程序处理，并无上述办法。现奉上官命令，今日执行。你等对于家属如何处分事件，可缮函代为转交。”李大钊云：“我是祟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家，为主义而死愿也，何函为？！”旋经行刑人拥登绞台在绞绳下铁盖上，其另一受刑人拥登右绞绳下铁盖上，均面南左右并肩立。一位行刑人反接两手，缠缚全身，并折绳结环。（李）神色自若不变。最后，李大钊高呼“为主义而牺牲”者再，毅然延颈就环。行刑人拨动机捩，铁盖立陷。此磊落奇伟之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及其同志，于转瞬间突然下坠，双悬井中，绞赉绝吭，赘志长逝。行刑人取芦席掩覆其上，全场寂然。逾刻许，行刑人提取被刑人之遗体，舁置他处，惨刑告终。若此者陆续推刑，自晨达昏，前后十次，共二十人。时历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也。余观至第三次，恨军阀之无道，痛拯援之乏术，伤心惨目不忍卒观，凄然长叹而出。事后，据服务看守所之陈君言：“受刑者个性虽殊，然莫不同具慷慨激昂，从容蹈死之慨，无一懦怯驽弱而作畏缩状者。”

（何隽：《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中华英烈》，1986年第2期）

（七）到中国首都的第一天（节录）

我们大约在夜里一点多钟到北京。车站邻近使馆界，几分钟以后我们就到了。

天时已晚，使馆界的主要大街——东交民巷半明半暗。我们走了两三分钟，就来到使馆大门。这是一座古典式的石拱门，有两根圆柱，铁栅门上有一排象长矛一样的铁刺。铁灯架上吊着的电灯，只能照到门前的一小块地面。透过栅门可以在夜暗中看到一条宽阔的甭路，路的尽头，高大的白色楼房——大使馆主楼——的大门两侧，有两盏华灯。大门与高围墙相连，墙上方是黑魆魆的树顶。万籁俱寂，四周一切都入睡了。

从白石砌的门卫室里走出一位中国老者。这是大使馆的看门人，……

我们的大使馆是两层楼房，有阳台，正面有圆柱。大门口蹲着两只汉白玉雕刻的中国传统式的狮子，它们圆睁双眼，鬣毛耸立，张牙舞爪。宽敞的露天游廊上没有椅子，但有色彩明丽的烧釉坐墩。楼房那边有一个中国式花园。引人注目的是几只因年深日久而发绿的大鼎，鼎下有石座。可惜，花草早已枯萎，这些镌有高雅图纹的中国古铜器显得十分冷落。沙皇的外交官居然用来栽种花木，真真是糟蹋了这些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物。

房顶正前方的一角有一个正方形的红色底座，底座的两个侧面画着镰刀和锤子。上有一根不高的旗杆，悬着苏联国旗。

主楼左侧，远在花园的尽头，是领事馆。在通向领事馆的路旁是一排中国式平房，还有一个配着红漆木柱的露台，……旁边，在参天古木之中有一座小巧玲珑的使馆教堂，教堂里有小钟楼，……圆柱、雕花的门窗和各式各样的装饰。

整个花园里有许多四合院，里面住着工作人员及其家属。花园右侧还有一些工作区和建筑：旧兵营、中东铁路办事处，中间则是塔斯社代表处、秘书处、武官宿舍和公共食堂。

同驻北京的各外国大使馆一样，苏联大使馆也围着石垒高墙，旧兵营甚至构筑了棱形堡、枪眼炮洞，还有其他遗物。但大门口却和其他外国使馆不同，没有哨兵执勤，只有一位中国老者守门。他很胖，秉性快活.穿着长袍短褂，依然蓄着辫子，但又把辫子藏在马褂的高领子里。

大门前，大树荫凉里，有十多个快活的、牙齿白白的人力车夫悠闲自在，坐在人行道上。其中几个人还没吃完早餐。他们把碗端到唇边，利落地使着筷子，相互打趣玩笑。

第一批来的大使馆工作人员起初不愿意雇人力车。这种剥削形式使他们反感。但人力车夫对此激烈反对，因为他们挣不到钱。苏联使馆区是划给他们的，他们要求工作。为此事几乎没闹出乱子来。

使馆人员出去，人力车夫们纠缠不休，嚷着要他们雇车。有个代表团来访使馆，那些帝国主义者冷眼看着我们的尴尬处境，站在一旁窃窃私笑。当时只得下达指示，可以雇车。

苏联人对待车夫的态度，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截然不同。我们从来不讨价还价，而且总要慷慨得多。我们认为人力车夫是人，我们从不伤害他们的爱国情感或个人尊严。而那些西方“文明”的代表，付车费时常把零钱扔在地上，不屑于递到车夫手里。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车夫，但可惜的是，我们一位同志同常拉他的车夫的友谊反而惹了祸。车夫看到他身上有镰刀和锤子的纹身，也如法炮制，刺了这种花纹。1927年大使馆遭袭击事件发生后，这个车夫由于无法抹掉的亲苏证据，受到了残酷的报复。

使馆门前总是这些车夫。这不奇怪，车夫们通过行会和同乡会分地段拉车。如果有谁不遵守规矩，去拉非本地段的乘客，就要吃苦头。不过，据说我们门前的车夫中间也混有特务，要是没有这等人才是怪事呢。

（旧兵营）这里没有大门，与使馆餐厅并排的高石墙装了一个小铁门，从这里可以穿行过去。现在旧兵营履行着最为和平的职能。军官们集会用的宽敞的二层楼里设有俱乐部，这里是全使馆人员社交活动和经常聚会的中心。这里还有中国职工的工会委员会。专为中国人办的政治、国际形势、俄语和英语学习小组也在这里活动。……（第16—19页）[32]

去餐厅的路上，我们碰到一个老态龙钟、身材矮小的老人。我们这群学生双手按在胸前，毕恭毕敬地向他行中国礼。这就是我们已经听说过的佟先生，人称“俄国汉学的活历史”。几十年来，他教了许多来中国实习的俄国学生和俄国使馆工作人员，培养了不少天才的俄国汉学家。

佟先生面容慈祥，微肿，看得出他有一副好心肠。他已鬓发如霜，下颏和上唇稀疏的长胡须已花白。他非常像现代中国画家笔下的那种中国古代哲人。他动作迟缓，看来步履艰难，穿着丝绸长衫和黑缎马褂，上面织着中国传统图案，茶盘般大小的精细的团栾花纹。头上戴着黑缎瓜皮帽，手中一向执着一把纸扇，上面有他亲笔手书的精妙墨迹，写着他终生信守的中国先贤古训。

佟先生显然热得难受。他同我们谈话时，略微掀起长衫的后下摆。中国的长衫在膝盖以上的两边开衩。他穿着象我们的衬裤一样的白裤子，扎着腿带，按照老人的习惯，大叉开两条腿。佟先生并不避忌跟前的姑娘们，他把手里的“学者”扇伸进敞开的长衫，朝着脊背下面扇风。老实说，我们大家都有点尴尬，虽然知道在中国人看来，这种举动无可非议（后来，我们在北京和其他城市人群熙攘的大街上也常见到这种场面）。不过，我们都没有动声色。

我们尊敬老师，不愿使他难堪。我们知道他博学强记，熟读四书、五经。这九部主要古籍在当时的中国仍是通常进行古典教育的基础，不仅如此，他还有其他多方面的知识。而主要的是，佟老先生既聪慧又十分和善，特别是对我们苏联学生。

唉，我们亲爱的老师由于同苏联人的友谊竟召来了横祸。1927年4月6日，当使馆被搜查之际，他一如往常来上课，被张作霖军警逮捕，身陷囹圄，受非刑拷打后去世。[33]（第22—23页）

在大使馆，我们遇到了许多优秀人物，其中首推列夫·米哈依洛维奇·加拉罕。

他之所以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当然归功于苏联的政策，是苏联自愿放弃前沙皇俄国所攫取的一切特权与权利的结果。但他那出色的演说和外交才能，广泛的社交活动也为他赢得了巨大的个人声望。

加拉罕在北京外交团各公使中间是唯一的大使。帝国主义国家不屑给予中国交换大使级外交代表的荣誉，结果反使他们自己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苏联大使衔级最高，自然成为外交团的领袖，而切齿仇恨苏联的帝国主义国家代表却要向他表示唯有级衔高者才能享受的种种尊崇。同样，北京政府官员不管高兴或不高兴，也不能不承认加拉罕的外交权威，而给予他高于帝国主义国家代表的荣誉。所有这些都给加拉罕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更便于执行我们支持中国社会先进分子反帝要求的政策。（第27页）

开封顾问团的通基赫……内战时期曾在远东任阿塔曼·安年科夫（苏联内战时期西伯利亚地区哥萨克军反革命首领——译者注）的参谋长，……

通基赫回苏联前夕，在1927年4月张作霖袭击使馆时，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被捕。由于他“背叛”了张作霖而受到特别严酷的待遇，将其单独监禁，但他表现很好。听说被捕人员宣布绝食，他也立即站到他们一边。1928年通基赫回莫斯科，继续在军事部门供职，娶了青年时代的恋人为妻。1947年通基赫故去。（第68—69页）

（1927年）4月6日晚间接到通知，说汉口的苏联人居住区可能遭袭击。阿基莫夫从顾问团司令部来，说那里也很乱，正在迁移，打算远离开日租界，日本人已然明目张胆把机枪对准顾问团住所。领事馆里也是一片慌乱。白俄分子已进城，他们召了一批打手准备袭击苏联工作人员。他们携有汉口市区图，凡苏联人的住所都划上了十字标记。有人向一位顾问建议不要在家过夜。苏维埃大楼里的人昼夜轮流值班。就这样过了几天。但没发生袭击事件。只是在天黑时，旧俄租界的街道上有白俄分子成群结伙吵嚷而过，叫喊着威胁我们。

这是我们在华苏联人的危难时期。按照帝国主义的旨意，中国许多城市都组织了反苏挑衅活动，其中张作霖的宪兵袭击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后果最为严重。4月6日上午11时半，五百名宪兵、警察和便衣特务围占了大使馆的一部分地区，这一地区与大使馆主区隔有一条横胡同。所有的出入口都被封锁。有十幢工作人员宿舍的大院、旧兵营和中东铁路办事处（包括该院内的远东银行和商务代表处），都站满了军警。开始搜查、抢掠，进而成为真正的袭击。匪徒们破坏俱乐部、运走图书，抢去银行的簿册，搜查了商务代表处，砸毁了塔斯社分社。武官的办公室和私宅，以及其他私人住宅遭到搜索和劫掠，有一处房子还起了火。大汽车运走了家具、地毯和别的贵重物品。警察们携走许多大包裹。砸锁声和汽车轰隆声响了一整夜。

大部分工作人员在横胡同那一边的主楼工作，因此他们避开了袭击，但所有身在被占地区的人都被捉走。妇女和儿童晚七时半才获释回来，其余的人进了监狱。妇女们的金钱和贵重物品被抢走，受到侮辱和持枪者的威胁。在大使馆区被捕的六十个中国人中，有二十人是共产党员。其中就有李大钊及其两个女儿。亚历山大·伊利英尼奇娜·坎托罗维奇是袭击使馆的目击者，她看到了奉军带走李大钊和其他中共党员的情形。我到莫斯科后才听到她如下的叙述：“丈夫上班去了，我带着婴儿在家。中国侍役跑进来，喊道：‘太太，张作霖的兵来了！’我冲出屋去。看到李大钊被带过来，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五个中国同志。他们反绑着双手，被打得遍体鳞伤，特别是李大钊，已很难认出。我熟悉他，我们常在大使馆花园相遇，我带着小儿子散步，他见面总是要抚爱一番。李大钊十分爱孩子。”

与中国同志同时被捕的还有十五位苏联公民，其中有翻译加姆别尔格（马依斯基）、武官室人员通基赫和伊利亚申科，北京大学俄语教员斯卡特金，看门人格里戈里耶夫，副领事莫罗佐夫等人。暴徒们甚至在大街上当着外国使馆人员的面用枪托殴打所有被捕的俄国人和中国人。这些外国人根本不想干预，恰恰相反，却喜形于色。身患肺结核病的莫罗佐夫被捆着拖向警车。对他特别残忍，仅仅是因为在他的房间查出了李大钊的一个女儿，他原想把她藏匿起来。

苏联政府和张作霖的北京政府交换照会，渺无结果；莫斯科决定召回大使馆全体人员，在北京只留下领事馆和受命保护大使馆财产的几个人。

袭击大使馆最沉痛的后果，就是以李大钊为首的二十位中国同志的牺牲。4月6日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国电讯社——国闻社报道称：“法庭庭长宣布，在讯问时，李大钊坦然承认他的身份是共产党员。他的人格甚至给奉军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中国的大学者。”

李大钊才华横溢，光彩照人，是优秀的党的组织者和政治活动家。他在中国很有名望。一般认为他是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孙中山自1919年起就深知李大钊，是他亲自介绍李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大钊参加过辛亥革命（原文如此——译者注），是1919年“五四”反帝运动的思想领导者之一。1920年他在北京创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成立中国最早的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还出席过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李大钊曾任教的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两校长明知袒护共产党人会遭到残酷迫害，也还是冒着风险去谒见张作霖，[34]陈请释放李大钊的两个女儿并将此案交民事法庭审理，因为李是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卓越学者。但张作霖置社会舆论于不顾，将李大钊及其十九位同志转交特别军事法庭。他们在法庭上坚贞不屈，泰然自若，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他们受了非刑拷打。

1927年4月29日，李大钊和与他同时被捕的共产党员惨遭慢性绞杀的噩耗传遍世界。据英国报道，之所以选择这种中国久已废除的中世纪酷刑，“是为了使共产党有所震悚”。审判持续了两个小时，随后，当着被判刑者的面开始准备处刑。5月1日，警察来到大使馆旧兵营，没收了被处死者的财物。无论中国，或是全世界，五一节的欢庆活动都因痛悼北京牺牲的英雄而黯然失色。

5月1日，汉口三十万人参加游行示威。在广阔的跑马场上，中国共产党代表李立三、邓演达、鲍罗廷、汤姆·曼以及前来该市参加太平洋劳动大会的国际工会运动代表发表了演说。他们都义愤填膺地谈到这次非人酷刑，号召为李大钊及其同志为之捐躯的事业而斗争。

5月1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被绞杀的英雄》的社论，说：“我们今天庆祝五一节，但今天不仅是我们欢庆胜利之日，而且也是我们志哀和号召复仇之日。今天，我们的朋友和同志、学者、战士和共产党人李大钊的身影，以及与他同时被绞死的其他十九位同志的身影历历如在目前。这不是北京的傀儡们，而是他们的主子干的。”[35]

此时，谁是袭击我国大使馆和杀害中国人民优秀儿女的祸首已真相大白了。天津《华北明星报》编辑詹姆斯·福克斯在为美联社写的专文中指出：“据我所知，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为了唆使中国人袭击俄国使馆最卖力气。他同稳坐幕后的主要挑唆者英国公使和允许张作霖发动袭击的使团领袖荷兰公使是串通一气的。”据张作霖的顾问伦诺克斯·辛普森说，大帅颇有怨言，说英国外交官言而无信。本来是满口答应的，如果张袭击苏联大使馆能造成积极干涉的口实，到时候英国一定会趁机行动，但事实上它没有这样做。

事情原来如此。难怪袭击事件发生后，伦敦《每日电讯》报写道，苏联大使馆在北京使馆区设馆本身就是个错误，那里不是悬挂苏联镰刀斧头旗的地方。李大钊和他的十九位同志横遭可怕的极刑，原来是外国帝国主义者一手策划的。

与此同时，殖民主义者中间也是议论纷纷，他们谴责这种政策倒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显然是因为袭击大使馆之举可能成为殃及他们自己的不良先例。

一家美国人在中国办的杂志《密勒氏评论报》，论及中共党员置身苏联大使馆区是否合法时写道：“世界大战时，英国和法国驻北京使馆就是散布反德宣传的中心。美国人搞反日宣传也不算犯罪。1918年安福系亲日政府倒台时，整个内阁逃到日本使馆，部长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月，直到被悄悄送到天津。现在，使馆界是自掘坟墓。另一个政治集团也可能劫掠英国的、美国的或者哪个国家的使馆。既然已有先例，辛丑条约就成了一纸空文。”

中国出的一家英文报纸当提到北京每一个垮台的政府总是逃进使馆界时，也是这样一种笔调。1911年清朝的遗老遗少，1917年张勋，1920年安福系分子等都曾到那里避过风。现在，外国租界当局破坏了以往的秩序。1926年11月，天津外国租界当局曾向张作霖引渡十四名大学生国民党员，这些人被处死了。现在它们又允许袭击苏联大使馆。这是危险的政策。

英国人非但挑唆奉军袭击苏联大使馆，而且还扮演了警察密探的不光彩角色。搜查时，英国士兵就在本使馆与苏联大使馆交界的墙边布成一线，以防被搜捕的中共党员或大使馆工作人员越墙逃跑。

加给被捕苏联公民的罪名是荒唐可笑的：说格里戈里耶夫“无疑帮助了罪犯，否则不会让他当守门人”；斯卡特金“是案犯的同情者，因为他是在旧兵营内宿舍被捕的”；通基赫“掌管秘密文件，为武官在报刊上搜集军事情报，为此，指控他是苏联大使馆的秘密军事间谍”，等等。

长时间不准探视被捕人员。5月3日，他们宣布绝食，经过五天，直到向他们讲明此案已转为普通的公开审理并准予辩护时，他们才停止绝食。此案的开庭审讯屡次拖延。至1928年初，同志们才获释，返回祖国。

在北京袭击大使馆当日，中国别的城市也策划了反苏挑衅事件。如上海就发生了这样的事。4月6日，苏联领事馆被全副武装的白俄分子和英国军队包围，他们试图盘查所有进出领事馆的人，甚至上海中国当局的交涉员也不放过，由于他拒绝侮辱性的检查，不准他去会见总领事林德。[36]

后几日，虽经林德抗议，公共租界巡捕、白俄分子和外国义勇队仍继续搜查来访领事馆者。鞋、帽和内衣都要仔细检查，片纸只字都要仔细过目。楼底一间房的玻璃被人打碎。但没有人敢进入馆内，看来，这是禁令。领事团领袖、挪威领事奥尔接到林德同志电话，前来说他本人一无所知，但是公共租界工商局总董美国人费信惇声称他可以承担全部责任。

包围持续了两个星期。白俄分子和英、美、菲律宾以及穿着华丽民族服装的苏格兰等国籍的帝国主义军队，头戴钢盔，全副武装，不断地换防警卫。全部函电均遭截留。来访者被要求拍照留影，留住址，登记来去时间。这一套做法极其蛮横无礼。白俄分子就更为嚣张。报纸上刊登了几个想进领事馆的同志的照片，我们在照片上认出了被一群武夫包围着的参赞罗果夫。显然他在和这群挑衅者争论，而惊慌失色的妻子正把他往旁边拉去。

如同北京一样，挑衅事件一概出于帝国主义者的操纵。上海的帝国主义报刊寡廉鲜耻，完全丧失了理智。这些报刊连篇累牍地鼓动逮捕和驱逐领事馆人员。它们登载了一些“信件”和声明，说在中国只有一人知道如何采取正确行动，他就是张作霖元帅。白俄的《俄罗斯》报对张表示感恩戴德。在发动反苏挑衅运动的同时，帝国主义者加紧反对武汉。4月中旬，有四十多艘军舰停泊在汉口港上。（第252—259页）

（[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苏联驻华顾问团译员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八）民十六北京搜查俄使馆之经过

沈云龙

搜查之动机及其实况

民国16年春，北京政府形式上以顾维钧任国务总理兼摄大总统职务，实际上则为驻节天津自称安国军总司令之奉军首脑张作霖所掌握。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已底定东南，克复沪宁。苏浙皖赣闽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暨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所部均已败退苏北，而奉军10万人则进入河南，会合吴佩孚残部，谋窥武汉。此时张作霖仍奄有直、鲁、奉、吉、黑、察、热数省地盘，足与国民革命军相抗衡。惟顾虑及京津一带国民党包含共产党人之活动甚烈，后方安全堪虞，乃于三月间大肆逮捕北京各大学学生百余人，以为防微杜渐之计。无如事实上自先一年春冯玉祥之国民军第一军，受奉军及直鲁联军之逼，退出北京开往南口以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即翠花胡同之左派）及其负责人亦卽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俱已迁避东交民巷苏俄大使馆，藉外交庇护，作为华北党务发号施令之根据地，亦久为公开之秘密。迨大捕学生案发生，凡平素从事学运之活跃分子，多已迁入俄馆居住，益促安国军方面之密切注意，于是而有搜查苏俄大使馆之决定。

此项决定办理之初，由安国军方面派员密商驻京各国公使。诸使虽皆无异议，但以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域东交民巷，宜由外交部出面协商，较为郑重。安国军总部遂通告兼外长顾维钧，顾不敢负此重责，下其事于次长王荫泰及条约司长钱泰，咸推诿延宕，久无定议。适京津谣言大炽，外人纷纷撤退，中外群目俄馆为阴谋策源地。安国军总部乃决意自负责任为断然之处置，更派人商之英、法两使。两使初有难色，安国军代表谓吾人前方正与敌人对垒，今总司令部所在地，即有敌人之一大本营在，危险孰甚，无论如何，非办不可。两使乃谓事涉变更条约，容约辛丑条约国各使会议。迨会议结果，允以相当条件，许可中国军警前来，至具体方法，委托使团领袖荷兰公使欧登科主持，由是乃成安国军总部与荷使之交涉。其事均极秘密，除关系国公使本人而外，参赞武官间有知者，其他馆员殆无一人与闻。

安国军方面与荷使商定办法后，于4月5日晚，总部乃召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字介卿，奉天海城人），授以方略，定翌日早晨准备军警300余人，赴东交民巷备用。便衣人等，则以带红线为记。同时令其备一正式公文，声称使馆界内远东银行、中东路办事处、庚款委员会等处，有党人阴谋暴动机关，事机迫切，立须搜查，请予许可等情。6日清晨，安国军总部外交处长吴晋（字少佑，江苏武进人）赴荷兰使馆指挥。10时以前，军警及宪兵齐集，10时20分，由荷使就警厅公文签字，随卽着手搜查。以路径不熟，事前请某国人为之画图。入门以后，军警按图把守。搜查结果，拘获共产党人李大钊等60余人及俄人10余人，检出枪械、子弹及关系苏俄赤化中国之重要文件多起。当是日下午2时，军警正在搜查时，俄使馆武官室，突然起火，盖欲毁灭文件证据，经消防队驰往救灭，然已由俄人纵火焚烧重要文件不少矣！[37]

惟据陶菊隐《六君子传》：谓搜查俄使馆之先，与英、美，日三国公使交涉者，为前外交总长汪大爕与某某3人。时洪宪帝制派筹安会首领杨度，适旅居北京，思想转变为左倾，对共党表同情，于无意中从汪口中探得消息，亟告国民党北京特别市支部书记胡鄂公（湖北江陵人，旧国会议员，在台逝世）。于搜查俄使馆前夕，胡驰赴该馆，促匿居俄兵营中之李大钊等速谋走避。李则以为“消息也许不尽可靠，张作霖无此大胆。即使可靠，只怕便衣侦探早在东交民巷布下天罗地网，要走是不了，一走反去送死。但是同志中有人愿离开的，不妨离开。”当晚便有数人逃走，而李大钊死守不去，亦可见其笃信共产邪说，而具有殉道精神者。迨次日搜捕时，李即在俄兵营第28号房间，与其妻赵氏、女兴华、艳华同时被捕。

搜查后之中俄交涉与全面清党

俄使馆搜查后，北京外交部根据所获各种证物于7日向俄代使赤尔尼提出抗议，谓收容共产党，谋紊乱治安，为国际公法所不许，且违反民国13年5月缔结之中俄协定。俄代使亦于同日向顾兼外长抗议，谓军警侵入使馆房屋，事出非常，违反国际公例，侵犯使馆尊严。荷兰公使则以使馆领袖名义，表示搜查使馆界内房屋之不当，作形式的抗议。惟南京某当局曾于8日致电俄代使慰问，为安国军所扣留。原文谓：

“六日军警于贵馆所施空前骇闻之大暴举，显受帝国主义者之间接指挥。彼帝国主义者，最近目睹我国民革命军已奄有沪宁全线，且更将义旗北指，直捣燕云，深知其在华利益及封建势力之行将根本动摇，于是造谣中伤挑拨离间之不足。竟无所不用其极，明目张胆，运用其最凶险之方法，冀图破坏革命团结，分散革命力量，以遂其苟延残喘之谋。在彼为虎作伥者，际兹途穷日暮，甘冒不韪，求荣卖国，原不足齿。第设因此导火线，致引起国际间之纠纷，则其破坏世界和平之一切重大责任，已有所属。今正值我国民革命势力高涨之际，贵馆适以处于帝国主义及许多封建遗毒反革命分子之恶魔区域范围之内，首遭蹂躏。闻警之余，至深驰系，兹敬以最诚恳之友谊，专电奉慰贵代大使暨全体馆员，至希詧照。”[38]

此电发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等检举共党谋叛证据请查办函之后六日，距宣布实行全面清党前亦仅四日，仍对共党幕后制作机构之俄使馆表示慰问，盖其时对“联俄”政策尚无何变更，而武汉之“容共”，犹在鲍罗廷操纵之中。

嗣苏俄代理外交委员长李维诺夫，于9日向北京政府驻莫斯科代办郑延禧致严重之抗议，谓此举侵犯俄使馆人员之治外法权，提出四项要求：①立即撤退监视之军警；②立即释放所拘俄使馆馆员；③交还使馆武官室抄去之文件；④军警劫去之钱物簿籍，即交还原主。在未得满意答复前，拟撤回驻北京之代使及职员。最后谓此事由于帝国主义者之挑拨，以促成战争。北京内阁，已成帝国主义之工具。惟苏俄政府决不屈服任何人之挑衅，拟以种种方法维持民间之和平。北京外交部对上项抗议，经于16日驳覆，电致郑延禧，转达苏俄政府，谓公使馆之治外法权，不能容许组织助长所驻国内乱机关。此次未搜查使馆，仅于其附属房屋内，查出军火、宣传物品，并捕获重要党人。足证俄人有意扰乱中国治安，破坏中国秩序。所提四项要求，与事实不符，碍难照办。并声明俟所获宣传共产文件翻译告竣，再提严重抗议。[39]

苏俄政府以要求未有结果，遂召回驻京代表赤尔尼率领馆员20余人，请外交部发给护照，于19日乘车出京，取道奉天、哈尔滨回国。至是北京政府与苏俄外交关系中绝。及至7月15日，武汉政权亦决定取缔共党，并遣送俄顾问鲍罗廷返国。而反共与亲共之宁、汉两方遂由分而合，共党则相继于南昌、湘东、海陆丰、广州实行暴动。南京国民政府经先后查封长沙、上海俄领事馆，终且12月14日正式宣布对俄绝交。苏俄亦声明从未承认国民政府为报复，并令上海俄领事下旗归国。中俄关系乃告全面断绝，而所谓“联俄”者遂一变而为“绝俄”矣！

苏俄赤化中国阴谋大暴露

按：此次搜查俄使馆之最大收获，厥为发现苏俄赤化中国之军事、政治秘密文件，达百数十箱之多。经北京当局于4月12日起，陆续公布，择其要者译为中文，次要者举其目录，都百万言，其后辑为《苏俄阴谋文证汇编》一书行世（此书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有一部）。于是世人始了然第三国际、俄共与俄国政府、鲍罗廷与其政治、军事顾问团以及中国共产党，均一脉相通，而实以享有治外法权之俄国使领馆为行使阴谋之策源地。其赤化计划之周密狠毒，对华政局之分析精到，购买密探之遍布全国，使用经费之庞大，虽时隔半世纪以上，情异势迁，然从历史观点言，犹足资国人警惕。兹略举如次：

（一）苏俄政府寄驻华武官训令：据北京警察厅公布，此件系莫斯科致驻华武官随员训令，[40]内容关系国际甚大，业已被火，原文上端左角及下部均已焚毁，仅余全文二分之一。其译文为：

“兹特附送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通过之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并将根据该项议决案所拟定之训令寄发，仰即遵照办理可也。①现时应全力注意增长中国革命运动之国民性质。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必须以国民党为中国国民独立党，而为有利国民党之宣传。应扩大利用汉口各种事件，及英国对于各该事件之态度，资为证据。第一可以证明国民党国民工作之进步。第二可以证明欧洲各国对于中国革命战斗力之显然的薄弱。②必须于张作霖军队所占领之地域内，造成排欧之混乱。③破坏张作霖之威信，宣传张氏为国际间各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妨害中国国民党自由工作之受雇者。④激动反抗欧洲暴行之风潮及英国计划（以下被焚）。⑤必须设定一切方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必须设法获得各国对于国民群众之适用武力战斗。为引起各国之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遇有与欧洲军队冲突事件发生时，更应利用此种机会，实行激动。⑥现时应暂缓实行共产党纲，因此时实行可使张作霖之地位巩固，并加重国民党之分裂。吾人已向鲍罗廷严重训令，暂时停止对于资本阶级之过激手段。张作霖失败以前，应抱定自己之宗旨，即在国民党内，暂行保留国民之各种阶级，资本阶级亦应保留。⑦实行此种排斥欧人之运动时，保存各国间之不协调，非常重要。日本能于最短期间派多数军队来华，故令日本与各国隔离，尤为特别重要。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于一切运动之中，必须严加监视，务使日本侨民无被害之人。但于激动排外风潮之时，将日本除外，殊足以引起不愉快之观感。故实行激动排外风潮时，必须假托反对不列颠（英国）运动之名义也。本件抄本，迅速分送各分部及指导人员（以下被焚）。”[41]

（二）苏俄在华密探之组织：其有关文件载于《苏俄阴谋文证汇编》者凡7件，由是可知苏俄当时在华设有军事及政治两种密探系统，而均直接受莫斯科指挥，在华亦通过使馆互相协助。军事密探组织只有纵的关系，而无横的联系。各地共产国际机构，在国民革命军中苏俄顾问人员，均须协助军事密探工作。中共中央执委会、军委会代表，且接受苏俄训令，参加其北京军事总机关部，以从事研究及计划苏俄在中国之军事行动等项工作。其密探机关部之组织，则规定“各分机关部，彼此均不得知其机关部之所在地及工作人员。各分机关部除得消息后，各自报告北京总机关部，由北京转达莫斯科。在中国之各分机关部，得藏设于使领馆等机关内，以托庇护，有时亦得暗设于市上饭店商号之中。现为节省经费工作便利起见，宜正式藏匿于大使馆或商务代表处等机关，因吾俄人颇不易与华人发生关系故也。又如广东俄国技师、顾问能与该司令部有直接关系者，分机关部卽可藏彼处，以资保障。惟在此种保护之下，无论如何，须以能保全秘密，及随时探寄消息为要。”至密探分机关设立之地点，按照中国疆域及外国人在中国之势力，区分为：[42]奉系方面，为东三省，设哈尔滨、奉天两分机关部：前者管辖吉、黑两省分团，如海拉尔、齐齐哈尔及吉林之处是；后者管辖辽东、四平街、安东、大连、营口、锦州等分团。②直系方面，为扬子江流域，设上海、汉口两分机关部：前者管辖南京、杭州、上海等分团；后者管辖汉口、长沙、宜昌、重庆等分团。③国民军方面，为西北各省，京兆区域，亦在其内，设北京中央机关部，管辖天津、烟台、济南、正定、张家口、郑州、北京等分团。④国民党方面，设广州分机关部，管辖广州、汕头、梧州、云南等分团。分团之下，于重要地点，设密探员及递信员。而核编各分机关之报告文件，则为北京中央密探总部。以上系就外勤而言，复于北京、上海、汉口等处，设有内勤密探部，遣派密探员渗透于军政宪警各机关及兵工厂暨各使领馆，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运作自如，消息迅捷。其谋略之深远，决非他国所能及。①

（三）苏俄在华使用之经费：据北京警察厅公布搜获文件中，有关1925年10月1日至1926年4月1日苏俄在华军政费半年度之预算，计：（甲）对于中国全国之普通经费共美金93852元，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党部军事指导人员经费50000元；（乙）冯玉祥军队经费共美金148830元；（丙）国民二、三军（按即胡景翼、孙岳所部）经费共美金140240元；（丁）广东经费，因缺乏相当报告，未拟定预算。总计除广东外，半年即需耗美金383933元，约合中国大洋100万元。以民国14、15年间物价之低，苏俄所用在华军政及培植共党经费如此之巨，其用心叵测，不难窥知。

捕获共党首领李大钊等之处刑

当搜查苏俄使馆捕获共党李大钊等之初，北京军事当局即有严惩首要之表示。嗣经杨度、胡鄂公、章士钊多方为李营救，均未获许。惟谓当组织军法会审，俾循法律程序，以期毋枉毋纵。李等羁押三周后，至4月27日北京警察厅始正式公表，谓：

“党案发生以来，关于审判机关与审理手续，各主管官署业行迭次会商。现时当局为谋裁判之公平起见，决定由享有法权之各机关，组织联席会议之审判机关。审理之时，采取证据主义。其无相当证据者，概将从宽免究。并予被告人以充分之自由辩护。参与会审之机关如下：（一）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二）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三）京师高等审判厅；（四）京师警察厅。此外凡无法权之机关均不参与。外交部派定二员，系充任临时迻译之职。外间所传加入法官，实系误会。”

公表后次日，即组织特别法庭，于上午在警厅正式开审。惟审判仍取秘密，不准旁听，亦无辩护人之设置。到庭担任审判者，为审判长何丰林（曾任淞沪护军使）、主任法官颜文海（安国军总司令部执法处长）、法官朱同善、傅祖舜（均为安国军总司令部执法官）、王振南（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周启曾（京畿卫戍司令部执法官）、杨耀曾（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官）等七人。法庭除军警外，闲散人等一概禁止入内，由东北宪兵营长高继五亲自照料。至下午一时许，始审理完毕。经法官合议结果，遂判定情节最重者20名一律予以绞刑。其名单如次：

1.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人。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及留日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毕业[43]，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及教授，中共创始人，国民党一届中委。

2.路友于，原名汝悌，以字行，山东诸城人。留日早稻田大学。曾任北京各校教员。国民党一届候补中委[44]，北京政治分会委员，北京特别市党部监察委员。

3.谭祖尧，广东人，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毕业。

4.邓文辉，四川人，北京大学学生。

5.谢伯俞，北京师大毕业。

6.姚彦，湖南人，北京中国大学学生。

7.范鸿劼，湖北鄂城人，北京大学毕业。

8.莫同荣，广东人，北京某私立大学学生。

9.李昆，北京大学学生。

10.方伯务，湖南人，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学生。

11.郑培明，山东人，北京中国大学学生。

12.吴平地，四川人，北京师大学生。

13.张挹兰，女，湖南人，北京大学教育系学生。

14.李银莲，女。[45]余不详。

15.张伯华，不详。

16.阎振三，不详。

17.杨景山，不详。

18.谢承常，不详。

19.英华，不详。

20.陶永立，不详。

判决确定后，立即通知警厅随时执行。其执行地点，亦经商定在司法部后街之地方审判厅看守所执行。由警察雇汽车四辆，将李大钊等押送至行刑地点。自1时50分起，至4时10分止，执行完毕。警厅备棺木20具，李棺代价为60元，余均为20元。入殓之前，由厅派人将尸身一一拍照，殓后暂厝于宣武门外下斜街长椿寺。李之妻女则于当晚释放。越日，李等罪状连同照片公布。其余未经判决之党人，仍押警厅候讯。[46]

29日，特别法庭续判舒启昌、谢光沛、孟祥、郭林一等四名，各处有期徒刑12年；韩子明、赵玉发、吕玉如、张之旺、李云贵、张全印等六名，各处四等有期徒刑2年。即日通知移送第一监狱执行。其余39名，由警厅办理，与案情无关者，卽予释放。[47]另在使馆捕获待审之俄人，原拟交特别法庭军法会审。而5月2日驻俄代办郑延禧致电外部，谓苏俄政府向彼声明，闻被捕俄员有受军法会审之讯，结果或难免与李大钊等陷于同一命运。如有此等情事，苏俄政府将认为重大之事情等语。驻京外使，如荷、法、美、日各使，均劝告希望依照通常法律手续，公开审理。六日，北京政府会议决定，交由京师高等检察厅依法办理。10日下午二时，警厅派大汽车一辆，开始押解至高检厅。先经检察官略为预审，然后送至司法部后街看守所羁押。计在俄使馆逮捕者15名，为依里雅申、瓦心，法门迟思克、葛利国利夫、豆儿可秋夫、光思覃诺夫、克司乐夫、甘布克、维拉克尔丁、萨木萨可夫，萨阿特清、马勒索夫、奥钮夫、莫洛作夫、图基喝等；以及3月1日在浦口俄轮为张宗昌部查获之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之妻发年、及外交信差阎克哩勒、格雷依布斯、谢列喀拉等4名，经解赴济南，复于5月2日自济南押往北京，遂与前述十五名同受预审及羁押。[48]迨6月16日，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设军政府，曾于7月2日宣布大赦。12日，北京高等审判厅推事何隽，遂利用大赦令，擅将鲍罗廷妻及外交信差三名释放[49]后弃职潜逃。厅长沈家彛于16日引咎辞职未获准，仅奉命将何隽先行褫职，务速缉获依法严惩而已。[50]至其他15名俄人最后如何发落，缺乏资料可考，尚待查证。

有关李大钊身后子女之悬疑

李大钊在未绞死以前，具有国、共两党党籍的双重身分，但对中、俄共似已有怀疑的预感。他曾和亲密的友人谈起，深深觉得“循着苏俄发展之迹，怕要走上沙皇的老路！”[51]此说果确，正足以表明一个知识分子误踏贼船欲罢不能的悲哀心情。然而其所怀疑的，毕竟俱成为事实。史达林、毛泽东在世时，对内凶狠残暴的残害异己，和对外扩张世界革命的狂妄野心，还不是与沙皇如出一辙。假如李不早死，可能至少要遭遇与陈独秀、张国焘一样为中共开除党籍的命运！甚而如刘少奇、林彪的同一下场，亦属可能。

由于李大钊与北京教育界关系密切，一些朋友对他的惨死非命，不无寄予惋惜的同情。因而对其家属的照顾，也是事理之常。如曾任北大教授及抗战时期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晚年的《知堂回想录》中所说：

“我最初认识守常的时候；他正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还没有加入共产党。……到了他加入共产党，中国局势也渐形紧张，我便很少与他闲谈的机会，图书馆主任室里不大能够找到他了。那时的孔德学校，是蔡孑民及北大同仁所创办，教法比较新颖，北大同事的子弟多在里读书。守常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都在内。那时我担任孔德高中的一年国文，守常的儿子就在我这班里。最初有时候还问他父亲安好，后来末了这几个月，连他儿子也多告假不来。其时已经很近危险了，但是一般还不知道。有一回我到北大去上课，有一个学生走来找我，说他已进了共产党，请我给他向李先生找点事办。想起来这个学生也实在太疏忽，到教员休息室来说这样的话。但是也想见到李葆华，叫他把这件事告诉他父亲知道。可是大约有一个月，却终于没有这机会。

“那一天我还记得很清楚，是清明节（按：搜查俄使馆为4 月6日，即阴历三月初五日为清明节）的这天，那时称作植树节，学校放假一日。是日，我们几个人约齐了，同往海甸去找（沈）尹默的老兄士远，同时下一辈的在孔德的学生也往那里找他们的旧同学。这天守常的儿子也凑巧一同去，并且在海甸的沈家住下了。我们回到城里，看报大吃一惊，原来张作霖大元帅就在当日前夜下手，袭击苏联大使馆，将国共合作的人们一网打尽了。尹默赶紧打电话给他老兄，叫隐匿守常的儿子，暂勿进城，亦不可外出。这样的过了有两个星期，但是海甸的侦缉队就在士远家近旁，深感不便。尹默又对我说，叫去燕京大学上课的时候，顺便带他进城，住在我那里，还比较隐僻。我于次日便照办。……可是到了次日我们看报，这天是4月29日，又是吃了一惊。守常已于前一日执行了死刑，报上大书特书，而且他和路友于、张挹兰几个人照相，就登载在报上第一面。如何告诉他儿子知道呢？过一会儿他总是要过来看报的，这又使得我没有办法，便叫电话去请教尹默。他回答说就来，因为我们朋友里还是他会得想办法。尹默来了之后，大家商量一番，让他说话，先来安慰几句，如说令尊为主义而牺牲，本是预先有觉悟的。及至说了，乃等于没有说，因为他的镇定有觉悟，远在说话人之上。听了之后，又仔细看报，默然退去。守常的儿子以后住在我家有一个多月，后由尹默为经营，化名为杨震，送往日本留学。及济南事件发生，与孔德去的同学这才都回来了。”

据上所述，李有一子一女在孔德学校读书，子名葆华，曾化名杨震赴日读书；其女何名则不详。若如陶菊隐《六君子传》所说，则与李在俄兵营同时被捕者，有其妻赵氏及两女：艳华、兴华。

又李立明《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李大钊》文中所叙，李“有子女六人：宝华、荣华、光华、欣华、星华（适贾芝）、炎华（女）。”[52]

然林语堂主编之《宇宙风》第9期（民国23年8月出版），载有刘半农所书《李守常夫妇墓碣》拓本二帧（见右上图），正中分书隶体大字“李先生墓”及“李夫人墓”，前者右方镌文为“先生讳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六日，死于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春秋三十有九。”后者右方镌文为“夫人，李守常先生之德配，母姓赵氏，讳纫兰，河北乐亭县人。生于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春秋五十有一。”其两碣左下方均镌有“子女：荣华、星华、炎华、光华、欣华”等字，系自右至左顺序，统称子女，大抵以长幼依次排列。

如与李立明文中所称子女六人相对照，则独少一“宝华”（谅即周作人回想录中之“葆华”），而陶菊隐所指之“兴华”“艷华”，当为“星华”“炎华”之音误。依习俗而言，死者子女，自以墓碣为准，则李葆华是否为李大钊之子，顿成疑问；而周作人又言之凿凿，则墓碣何以漏列？其间自必有故，亦值研究。

（原载于台湾《传记文学》总第193号（1978年），《析世鉴》对文中讹误作过订正。）

（九）从容就义

1926年3月17、18两日，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联络组织了抗议美、英、日等8个《辛丑条约》关系国公使因“大沽口事件”提出的“最后通牒”的请愿、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运动。李大钊作为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了18日的国民大会和游行。游行群众在铁狮子胡同临时执政府门前遭到事先埋伏的卫队的血腥镇压，是为“三一八”惨案。

18日晚，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等在段宅开会，决定对集会游行的群众领袖从严惩办。次日，政府发布了逮捕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

此时，北方政治形势已经恶化。几个月前，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在“拥段反奉”的旗帜下，发动了讨奉战争，同时联合一些皖、直军阀包括国民军首领电请吴佩孚组织讨奉联军。但吴佩孚在汉口宣布就任14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后，不忘前仇，以冯玉祥国民军为讨伐对象。奉系内部郭松龄倒戈失败后，吴佩孚与张作霖取得谅解，形成奉军、直军、直鲁联军共同进攻国民军之势。在此期间，国共两党发动了大规模的拥护国民军，反对奉系军阀，推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群众运动。皖、奉军阀对国共两党，特别是对共产党人恨之入骨，反动压迫因之愈加猛烈。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标榜为国民效力的国民军并没有给人民以保护和支持。事后，由国民军将领李鸣钟担任司令的北京警备司令部亦发布禁止群众集会的命令。这使国民党的领导者有理由认为，国民军有“脱离民众而与安福系勾结”[53]的倾向。李大钊考虑得更为深远。他同国民党驻北京的另外两名主要负责人李石曾、徐谦讨论后认为：段祺瑞政府的通缉令表明“他们决定要对国民党发起攻势，迫使冯玉祥明确表示他与我们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军必须撤到南口，在那里修筑防御工事。国民军撤退之前必须粉碎“安福俱乐部”，赶走段祺瑞。国民党应当帮助国民军保存有生力量。[54]

不管是出于对国民军倒向反动派的担心，还是准备应付国民军撤出北京后来自政府的更大压力，都有必要考虑从事地下工作的问题。因此，李大钊等于1926年3月下旬，关闭了设在翠花胡同的国民党党部办公处所，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搬进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一个旧兵营内。李大钊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一同住到苏联使馆内。

似乎是李大钊等的建议起了作用，4月9日夜，驻北京的国民军鹿钟麟部包围了国务院，推倒了段祺瑞政府。但鹿同时恢复了曹锟的自由，并电请吴佩孚入京“主持一切”，仍打算实现国民军和直系军阀联合，共同制奉的局面。结果在遭到吴的再次拒绝后，国民军才终于不得不撤出北京，退往南口。几天后奉军和直鲁联军开进北京。

在奉系和直系军阀的高压之下，北京已无法开展群众工作。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徐谦、顾孟余等相继离京南下，中共中央也准备调李大钊去武汉。但李大钊认为北京的工作仍很重要，坚持留下来。

在苏联使馆内居住的一年多时间里，李大钊除了在中共北方区委主办的《政治生活》上继续发表一些文章外，投入较大精力的是配合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继续从事北方非奉、直系军队的统战工作。他曾委托于右任去苏联说服在那里考察的冯玉祥，致使冯下决心回国，发动了“五原誓师”。他还致信晋系军阀阎锡山，劝其参加北伐。这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阎锡山后来将自己的军队改称国民革命军，山西改悬青天白日旗。他并非帮助共产党人，而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保住和扩大自己的地盘。冯玉祥后来充当了国民党宁汉两方的调停角色，亦丝毫没有给危难中的共产党人以帮助。尽管如此，他们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予以了支持，加速了奉、直两系军阀的灭亡。

1927年4月，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在经过较长时间侦察，发现了李大钊等人的行踪。6日上午，全副武装的军警300余人包围了苏联使馆。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连同滞留北京地区的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及苏方人员共60余人一同被捕。此后22天，李大钊在警察厅的看守所里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时光。

没有什么确凿的材料证明，李大钊在看守所或审判中受到了“严刑拷打”；[55]也没有什么材料确证奉系军阀采取后来国共对立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待被捕的共产党领导人那样的作法：让李大钊写一份脱离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声明或“自白书”之类，作为恢复其自由的条件。[56]但有一点，张作霖与后来的蒋介石是相同的，就是对于李大钊这样的人物是杀还是放，取决于他在当时的形势下想要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李大钊被捕后，表现出了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无私无畏的英勇气概，他“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57]；“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58]。他“在狱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当他在审讯处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自己的妻子、女儿时，只静静地看了看她们，没有对她们说一句话。[59]

他的这种无私无畏，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仰和对中华民族一定会独立，社会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实现的信心，也来自他对人生的透彻看法。

在他看来，一个人的生命不过是宇宙那川流不息的大实在和那宇宙无限的青春的一部分。

他在1920年时写下的一篇散文中说道：

死与生同是全生命的一部，生死相间（即相交替），才成无死无终的大生命，死同生一样是大自然中的自然的现象。

对于自然的现象的“生”，既不感什么可以恐怖；那么，对于自然的现象的“死”，也不应该感什么可以恐怖。我们直可以断定死是没有什么可以恐怖的。

死既与生同是自然的现象.那么死如果是可悲哀的，生也是可悲哀的；死如果是有痛苦的，生也是有痛苦的。生死相较，没有多大的区别。[60]

他认为：人的乐生怕死，是由于有一种“依恋”的“惰性”：由旧居迁到新居，总不免留恋故居，其实新居未必比旧居有什么不好；“冬天早起，临行冷水浴，望见冷水总觉得有些战栗。跳入其中，沐浴顷刻，也还有一种的佳境。出浴后，更觉得严寒的空气与春风一样和暖。人对于死依恋生，也是一样的心理。”[61]

对于生死这样的豁达，对于死甚且有“跳入其中，……也还有一种的佳境”的想象，使他勇敢地面对人生，更勇敢地面对死亡。不过，诚如人们所熟知的，他并不赞成无谓的死，而是主张发展生命，美化人生。他只是提倡为了真理，为了美好人生的创造才去牺牲。那种牺牲才是一种“佳境”：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专在壮烈的牺牲中。[62]

这不仅是他的散文、他的诗歌，更是他的观念、信仰、追求！

面对审判的他也许想到了生还的可能，他要为自己，尤其为自己的同志争取生还的机会，因为生存才能继续为他追求的革命事业而斗争。

他也想到了死，他对死亡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因为死亡会使他和同死的同志们的行为更为壮烈，会使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亦即那革命的、进步的大我生命放射出更加耀眼夺目的光华。

他一生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自信自己的事业言行有益于国家、社会、民族、人民，有益于全世界、全人类。无须掩盖，无须隐藏，无须曲饰。因此，他在《狱中自述》中回顾自己为挽救民族，振奋国群而求学、留洋、探索真理、献身革命的一生的同时，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在国民党中从事的组织活动。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诛连，则钊感且不尽矣！[63]

与此同时，他在两份“供词”（其中一份长达5000余字）中，几乎问答了审讯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其中包括“（国民党）特别市党部有几处及其组织内容”、“北方区共设市党部若干处”、“（国民）党中派别及分合情形”、“你所抱之目的及近年经过情形”、“革命步骤”、“（国民党）与苏俄如何接洽”、北京国民党组织的情况、活动经费来源和收支情况、“南北军政各情如何传达”及传达方式、被查抄文件所载会议记录所涉人员、“北京左联会是何情形”、与冯玉祥、阎锡山交涉情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内幕如何”、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组织情况、“CP是何符号”、“大学或民校”字样含义、第三国际共产党与“黄色”工团问题等等。[64]

李大钊的供词是坦率的，同时也是巧妙的，充满智慧的。他固然如实讲出了国民党市党部在全国和北方设立的情况，但当时奉、直军阀控制的地区仅局于北方，即使张作霖知道了国民党在广州、上海、汉口设立党部及其大体组织情况，亦对之无可奈何。对于北方国民党地方组织“区党部”、“区分部”情形，李大钊则以“说不清”对之。这就使奉、直军阀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也无法确知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活动实情。他固然讲到了国民党一度在北京地区工作的要员的姓名，但同时说到这些人现在均已离京南下，有下落者在革命政府中任职，无下落者便无从追踪查找。他在问答“革命步骤”的问题时，大谈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而回避具体活动。他坦然承认反对现政府，但对于请求俄人“设法助军火在东北起事”一事和有“联俄反奉”、集中哥老会等内容的中共北方区通告却予以否认或回避。他既回答了共青团的情况，却否认与团组织接头，否认了解团组织的情况……这些大概就是当时报刊上说“李无确供”的原因。

正如在《狱中自述》中没有谈到共产党，在“供词”中，他亦尽可能不谈或少谈这方面的问题。当审判官问到“你是左派首领，左派与共产混合，当然你就是北方共产首领”时，李大钊回答说：“我是左派首领，惟我所主张共产主义与一般人所主张不同。例如英国矿山事业极为发达，应用合法手续转移为国家管理，以免为一二人所垄断。并不是如外间所说，他人之产业即强为我之产业，我之产业他人强作自己产业。盖共产意义，原为共同生产……我是拥护农工利益，要完成中国国民革命。”他当然并不否认自己亦是共产派的首领——从当时外间的报道来看，这一点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但他谈的大多是国民党的情况，涉及共产党组织时，也尽可能地和国民党的情况一块来谈。这固然是因为国共合作后两党的工作多是在一起做的，同时的确表现出他有意无意地回避共产党情况的倾向。这大抵是因为国民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公开活动的组织，国民党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思想在当时有着更多的同情者。甚至当孙中山在世时，尚有一度与奉、皖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反对直系的历史。李大钊采取这样的态度，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共产党保守秘密（国民党的活动相对来说，无秘密或少有秘密可言），又可能争取到有利于自己和其他被捕同志的形势。这是李大钊在敌人面前大智大勇的表现。

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李大钊被捕后，北京大学等九所国立大学和若干私立学校的校长两次讨论营救李大钊的办法，并派代表谒见张学良，请将李大钊交法庭依法审讯。同时，经己在孙中山从事第二次护法期间转向支持革命的杨度活动，北洋政府政治讨论委员会推举梁士诒、杨度两人为代表、约同司法部长罗文干一同往见张作霖，陈述该会讨论后的意见：请将李大钊一案移交法庭审判，“依法处理，以彰公允”。因为该事件“较为重大，各国观瞻所系，若非正式交付法庭，而仅由军法审判，其结果将贻法权委员会以领事裁判权不宜交还之重大口实，实于国家前途贻害甚大”。[65]此外，公民李公侠等、李大钊的同乡白眉初等均上书请求宽赦、释放李大钊；陕西国民军通电警告北京政府不得杀害李大钊；京津不少报纸为李大钊呼吁。

与此同时，军阀们却大多主张杀害李大钊。据《顺天时报》报道，张作霖曾为如何处置李大钊一事电询张宗昌、韩麟春、孙传芳、吴俊升、张作相、阎锡山、吴佩孚7人，复电结果是“五电严办、一电法办、阎无复电”。其中张宗昌在复电中甚至说道：“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66]

对于张作霖来说，北京教育界及市民的要求不算什么，梁士诒的政治讨论会所述理由虽然重要，但搜查苏联使馆既已得到荷兰公使所谓“俄国不在辛丑条约签字国之列，故外交团亦无法制止中国军警搜查其在东交巷区域内所设立之机关”的“谅解”，那么，处置几个“共产”分子，当然也不会遭到外国人的干涉。此外，据《晨报》报道“南方某要人”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汉口《民国日报》记者证实此“要人”就是蒋介石。不管这个消息确实与否，蒋介石已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清党事变，向共产党员举起屠刀，他当然也不会反对张作霖杀掉共产党人李大钊。至于来自国民军方面的警告和京津舆论界的呼吁，在张作霖看来，正好给他—个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展示自己铁腕的机会。

4月28日上午11时，由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戌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所、京师警察厅组成的特别法庭进行“军法会审”，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刑。下午2时，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年龄尚未满38岁的李大钊“首登绞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伟人逝去，巨星陨落。

然而，他的遗文仍在，他的精神永存！

他在“红楼”中为“振奋国群”发出的声声呐喊，有如晨钟之声回荡在祖国的天空；

他点播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种子已经在祖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朱志敏：《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 - 497页）

（十）李大钊同志被捕和就义纪实

李义彬

李大钊在敌人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情况下，临危不惧，坚守战斗岗位；身陷囹圄，仍关心着党的事业和同志们的安全，把个人的生命和家庭的安危置之度外，在敌人的监狱里、法庭上和绞刑架下，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最后从容就义为党献身。

第一，李大钊长期战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心脏——北京。他领导的北方群众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直接威胁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因此，敌人一直把李大钊视为“心腹大患”，多次下令通缉他。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段祺瑞反动政府即下达紧急令，再次通缉他。为了保存革命实力，1926年3月底他带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敌人为了逮捕他，绞尽脑汁，展开了一系列阴谋活动：派遣特务监视行动；派暗探打入内部；收买在他身边工作的李渤海。李渤海“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党分子名单供出”，后来“并引导警察厅人员携带消防队设法将李捕获。”[67]（《访问搜查俄使馆法官沈维翰先生》，载《传记文学》第32卷第6期）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奉系军阀和“京师检察厅”的300多名军队、警察、宪兵、侦探，全副武装，身佩红线为记，于1927年4月6日上午11时半进入东交民巷。他们首先把住各个路口，随后就进入苏联大使馆及旧俄兵营内进行搜捕。李大钊及夫人、两个女儿落入了反动派的魔爪。同时被捕的共有60余人。在此之前，他将部分同志调离北京，而自己却坚守战斗岗位，继续领导着北方的革命斗争。

第二，李大钊铮铮铁骨，一片丹心，在狱中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在敌人的严刑拷打[68]面前，他坚贞不屈，没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没说一句有损于革命的话。为了保护同时被捕青年，他在《自述》中表示“负其全责”，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体现了一个革命者舍己救人，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高贵品质。北方铁路工人组织劫狱队计划营救[69]，他看出没有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不愿意工人做无益的牺牲，因此拒绝这个行动。

在教育界，广大学生、教师和学者纷纷起来营救李大钊同志。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各界的营救，统治阶级对迫害李大钊等革命者有所顾忌，内部产生了分歧。但反动势力的怂恿，特别是蒋介石的公开叛变，促使张作霖下决心杀害李大钊同志。张作霖害怕李大钊在群众中的威望，不敢举行公开审判，就导演了一出“军法会审”的凶残丑剧。“会审”由安国军司令部、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庭和京师警察厅组成。4月28日上午11时，在警察厅南院大客厅正式开庭，整个“会审”没超过70分钟，仓促宣布判李大钊等20人死刑。紧接着，敌人用极其野蛮的绞刑杀害了赤胆忠心、为国为民的革命者。首登绞刑架者，为李大钊同志。

他神色不变，从容就义。

（摘自《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十一）对李大钊被杀害事件有关史实的考证

晓 迈

第一，与李大钊同时被捕的有八十余人。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出军警和宪兵二三百人，包围搜查了在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及其附属机关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了李大钊等人。多年来流行的一致说法是，李大钊等六十余人被捕，这主要是根据《晨报》的最初的报道。但是，最近发现的原始材料，否定了被捕六十余人的传统说法。在北京档案馆所藏京师警察厅（当时此案的承办机关）有关档案中，有一份手书的被捕人员花名单。人数总共八十七人，内有俄人十五名。已注明“交领”或“开释”的有十二人。这个名单是说明被捕人数的可靠依据。可以与此相印证的是一块埋在地下几十年的李大钊墓碑。碑文中有一段文字：“在帝国主义的直接指挥下，于四月六日大举反共运动，勾结张作霖搜查苏联大使馆，拘捕李大钊等同志八十余人。”碑文的落款是“一九三三年·四月念三，北京市民革命各团体为李大钊同志举行公葬于香山万安公墓”。这墓碑直到1983年在香山万安公墓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时才被发现。

第二，同时被杀害的人数及姓名。4月28日，临时军法会审开庭判决之后，李大钊等人被押解到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惨遭绞杀。有一些史书说：“与李大钊共同遇难的革命先烈共二十余人”。现在确切地知道，包括李大钊被杀害的是二十人。他们是：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山、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这里写的名字及其排列顺序是根据军法会审的宣判名单（京师警察厅档案）。《晨报》4月29日报道和4月30日所载29日安国军（为对抗北伐军，1926年11月奉、鲁、孙传芳组成“安国军”，张作霖任总司令）总司令部布告，与宣判名单完全一样。二十人中的英华，有的史书和文章误写成“莫华”。根据当时警方尸棺办理记录：英华灵柩认领人为其族兄英志，系正蓝蒙旗人（京师警察厅档案），并核对各种原始名单，实为英华。二十人中女性只有张挹兰一人。当时《申报》4月29日报道说：“党案今日下午二时判决死刑二十人，李大钊……又女张挹兰、李银莲，均在地方看守所绞毙。”但李银莲实应是李银连，并不是女性。据当时区警察局给司法处的报告说：“二十八日前夜八时余……押送李大钊等灵柩计男十九具女一具至属界下斜街长椿寺庙内停放”（京师警察厅档案）。4月29日《晨报》和5月6日《申报》也明确记述着：“绞决之党人二十名（中有女子一名）”；“尸身一具即张挹兰也。”因此说李银连也是女子纯系误传。

第三，二十人之中主要者的身份。遇难的二十人中有：中共北方区委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书记李大钊，宣传部长范鸿劼，组织部长杨景山。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十一个领导中主要的七位：中共党员、市党部三常委之一谭祖尧，市党部三常委之一邓文辉，中共党员、市党部组织部长谢伯俞，中共党员、市党部农民部长莫同荣，市党部商民部长路友于（未就职），市党部商民部长姚彦，市党部妇女部长张挹兰（接替刘清扬）。

本文第一、二点所考证的史书中史实性的失误，在1983年9月中共中央为李大钊撰写的碑文中，都得到纠正，作出了正确的记述。

（摘自《党史通讯》1985年第10期）

（十二）李大钊在刑场上不曾作过演讲

晓 迈

建国以来出版了不少有关李大钊生平的书。有的书说，李大钊临刑时作过一个演讲，而且有具体的演讲词。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

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李大钊传》中说，李大钊在绞刑架下发表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这种说法也许不始于此书，以后有些书也沿袭了这种说法，而且有些关于李大钊的故事书，对这—演说的内容还写的更多些。

李大钊是被敌人突然而迅速地杀害的。据1927年5月9日的《申报》记载，1927年4月28日，敌人为李大钊等人特设的所谓“军法会审”特别法庭突然开庭，“开庭后即将李等提讯，至午讯完，当即判决”，“即送司法部街后身之看守所刑场执行。”“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可见李大钊被杀害时，是处于一种秘密的、非公开的、没有群众的场合。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李大钊不大可能作什么演讲。

解放初，张次溪在编著第一本比较系统介绍李大钊生平事迹的书——《李大钊先生传》时，做过许多调查，收集了不少资料。在书的《遇难前后》一章记录了狱卒所提供的情况：“在临刑前，他要向群众（恐指在场的狱卒等——引者注）发表最后的说话，但却被押解的士兵，一拳击倒在地上，”“送上绞台，先生拟留遗嘱，亦不得允许。”在书的另一处还提到，在当时被杀害的20个人中，李大钊是第一个被送上绞台的，李先生见此情况，泰然无动，乃云“请以笔墨来俟写遗嘱，执行者曰：此时已晚，由不得你。先生无言，神色不变。”“先生步上刑台的时候，三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些情节与1927年4月29日《晨报》的报道：“首登绞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末变，从容就死”可以相互印证。以上情况表明，临刑时李大钊曾高呼过口号，曾经想说些什么或留遗嘱，但被押解、执行者强行制止。

直到近几年，在出版的有些书中才出现了李大钊临刑时的演讲词。但我们根据上述的材料可以看出李大钊就义时，大义凛然，神色从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出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壮烈气概。过去说李大钊临刑时作过演讲，可能是把过去李大钊说过的一些话凑在一起，搬到了刑场上附合而成的。

因为李大钊临刑演讲是不确凿的。所以，在1983年3月中共中央为李大钊撰写的碑文中没有写上这一段演讲。

（摘自《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十三）谁是杀害李大钊的凶手

该文作者为马学武，原载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炮击天安门阴谋案侦破记》一书。《文汇报》1991年4月3日在“真相大白”栏刊出。

该文披露，当时去抓捕李大钊的是警察局侦缉处长吴郁文，警署总监陈兴亚。现将有关情节摘录于下：

“1926年9月，京师警察总署北苑分署在北苑西南一个小村东口，抓到一名身上带有共产党‘赤化宣传’印刷品的人。此人招认是中共北方区委的交通员，并将另一名负责人李渤海供出。由于李渤海的叛变，使敌人获悉：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及主要负责人李大钊等均隐蔽在苏联大使馆西院旧俄兵营内。”[70]

“不久，派出的特务抓到了一名经常出入苏联使馆传送信件和宣传品的交通员，这人叫李大成。特务们把李大成押到前门内顺成街警察署司法处。吴郁文同司法处长蒲志中亲自审讯，威逼利诱。在吴郁文的软硬兼施下，李大成向他们说出了苏联使馆西院旧俄兵营内的详细情况[71]：中共区委机关在兵营北楼，南楼是苏联的‘打仗房’（第三国际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李大钊及眷属住在兵营路西的洋房内。”

“李大钊被捕后，被关押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今人民大会堂南门一带）。”

该文还提供了京师警察总监在今历史、革命博物馆所在地；苏联使馆在今最高人民法院所在地。罪犯吴郁文经群众揭发，于1951年6月间从北京旧鼓楼大街四号抓获归案。

（李权兴等主编：《李大钊研究辞典》，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

（十四）李大钊在最后的日子里

聂元素 东 方

李大钊在人生旅途的最后一刻，仍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念，仍不顾个人安危，仍对党、对人民、对同志忠贞不二。

第一，李大钊在异常艰苦和险恶的环境里，毫不畏惧，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1926年4月，奉系军阀占踞北京后，把镇压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在直奉军阀的残暴统治下，北方的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李大钊和北方区委住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的旧兵营。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并取得很大成绩。就是在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由董季皋同志任支部书记，他的公开身份是张作霖大帅府秘书。李大钊的表姑曾经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吗？”李大钊回答道：“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堵墙给捣垮的。”又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象庄稼人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会起来，没有关系。”1927年初，隐蔽在张作霖大帅府里的我地下党支部得悉，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同志。董季皋同志劝李大钊离开北京，而李大钊却让许多同志化装转移，而自己却留下来坚持工作。

第二，李大钊被捕后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敌人用尽了种种酷刑、威胁和利诱，把竹签扎进指甲缝里，最后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李大钊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亲自前来劝降，妄图用高官厚禄来收买李大钊。李大钊严词答道：大丈夫生于世间，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72]

第三，李大钊的英勇就义。1927年4月28日，对李大钊等20多名革命志士的秘密审判，于上午11时在警察厅正式开庭，至12时10分始毕。然后由军车4辆押送至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执行死刑。行刑用的新式绞刑机据说也是反动政府从美国运来的。李大钊神色末变，从容地首先走向绞刑台。当他准备用生命的最后一刻来继续唤起民众时，执刑人把他推进一个发亮的金属制的长方形架子中，架子的上边正中有一个小圆圈正卡在颈中，旁边有一把柄，刽子手握住把柄，逐渐绞下去，直到舌头吐出，眼睛凸出，眼角流出血。刽子手松开把柄，将李大钊拉出，围绕刑台走了一圈，然后用冷水往李大钊脸上喷，等他苏醒过来，又开始第二次绞刑，共继续了三次，施刑长达40分钟之久。[73]刽子手就用这种惨无人道、灭绝人寰的手段杀害了李大钊同志。冯玉祥将军惊悉噩耗，当即电令全军官兵人人戴孝以致哀悼，并称李大钊是“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界的泰斗”，是“在北方指导国民革命运动最忠实、最努力和最有力之领袖。”

李大钊就是这样走完了人生旅途的最后一刻。他死的壮烈，死得其所。他用自己的鲜血唤起了更多人的觉醒。

（《纵横》1986年第2期）

（十五）李大钊英勇就义的真实情景

董宝瑞

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奉系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城走上绞刑台，用壮烈的牺牲谱写了自己生命的音响和光华。关于李大钊英勇就义的情景，当时的报纸留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报道，多年来介绍、研究李大钊的著述及文章亦有一些相应的追述与描写。然而，由于种种缘故，当时的报道并非不够详尽，而后来的追述与描写在力求再现当时的真实情景时，却似乎有意无意地加进了某些主观臆测和想像的内容。如今，李大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洒血捐躯已经整整80个春秋了，理应厘清当时真实、客观的情景。

《世界日报》、《北洋画报》、《民国日报》等报的记述

李大钊壮烈牺牲以后，最先对李大钊的罹难经过作出比较详细报道的是北京的《世界日报》；随后，天津的《北洋画报》和汉口的《民国日报》也发表了角度不同的记述。

《世界日报》是著名报人、北京大学国文系肄业生成舍我（1898- 1991）在1925年2月10日创办的民营报纸。《世界日报》有着较强的进步倾向，在“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爆发时均曾及时发表大量报道，向来以“要说自己想说的话”、“要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出名。1927年4月29日，在李大钊死难的第二天，连日追踪报道李大钊等人被捕、受审情况的《世界日报》，就以《李大钊等二十人昨被绞决》为题，报道了李大钊等人被处以绞刑的经过：

当局办理党案，自特别法庭成立后，审判长何丰林及各个法官，曾在警厅屡次检阅证据及李大钊等供单。其关系较重者，并由何等亲提审问，核对前后供词，商量判决办法。至前晚上，大致即经商定，遂于昨日上午十时，在警厅正式开庭。出庭之法官为审判长何丰林、主席法官颜文海（安国军执法处长）、法官朱同善、傅祖舜（安国军执法官）、王振南（高等厅推事）、周启曾（卫戍部执法官）、检察官杨耀曾等七人。开庭后，即将李等提讯，至下午一时许讯定，即判决。所有情节最重之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等二十人，一概绞决。当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桂五为监刑官，由警厅调集刑车（即火车式之木栏二马所拖之车）[74]五辆，将李等装入车内，每车有押车警士二人。前后并有保安队一大队、手枪队一队，及卫戍团等甚多。二时由警厅出发，直赴司法部后之地方厅看守所刑场，沿途观者甚众。二时四十分至场。场中有绞杆数挺，即由保安队等护场。因杆少人多，故分批执行。第一批为李大钊、路友于等，因绞刑极费手续，故至下午四时十分始执行完毕，分别棺殓。警厅于事前已备就棺木二十具，闻每具价约在六十元上下。棺殓前，先由警厅派人将尸体一一照相，再行入殓。于昨日下午八时俱抬送长椿寺。闻所有照片罪状等，均将于今日同时公布。其余被逮捕之党员，据闻有四人处无期徒刑，三人处三等有期徒刑[75]，均押送第一第二监狱分别执行。其他罪名较轻者，当可一律释放。至所捕俄人十五名如何发落，亦为时人所注意。据关系方面所云，俄人为另一问题，日内亦有分晓云云。

同日，该报又以《张作霖决处绞刑》为题，报道了相关背景情况：“据复旦社云：关系方面传出消息，军法会审各委员，系采证据主义，凡无证据者，拟概予免究。最先只将证据较为充分之李大钊、张伯华二人判死刑，其余则未加可否。惟因某将领前晚来一急电，谓前方既宣明讨赤，后方捕获赤化要犯，久延不杀，恐不足以服各将领之心。张作霖乃命各审判官重为审讯，遂决定将李大钊等二十名处以绞死罪，即于前晚汇送安国军总司令判阅，张比画行云。”紧接，《世界日报》又在1927年4月30日追加报道：“又据复旦社云：某方确息，安国军司令部军法会审处，此次审讯党案，纯以证据为主。按照证据，平日工作最多者，应以张伯华、方伯务两人为首。张曾游历各处，并在天津开设机关，有时化装到外办事，所任职务，确为最高侦探。方伯务系调查党人工作，每星期必有一函报告党员工作之勤惰，及应该奖惩或联络方法。审核原书，文笔尚书通顺，书法亦清秀。闻前日安国军方面，决定将李等按律执行死刑，命令到后，即提出验身画供。李大钊首先签字，其余各人，亦均依次画押。当以汽车送入地方看守所时，表面上虽云是移送法庭，实际李等已明白矣。比因李毫不恐怖，即以相当礼貌送入汽车，其余则均有绳绊。到看守所之后，由地方厅每二人合照一相，照完之后，即送入刑台。刑事以隔离为原则，彼此不能看见。李就刑时，则呼天字。张挹兰则喊哎哟。其余亦有微微呼声。死后有伸舌者，有鼻中向外流血者。官方事前对李大钊特预嘱买一上等棺木盛殓，其余十九人则用中等。所用棺木，均由内右一区在西单同顺木厂所购。闻李之棺木，价洋七十元，其余则四十元上下。但同顺只存有十四具，临时由同顺代购六具。前晚五时，即抬至法部后身看守所旁门之外陈列。每殓一尸，即抬至下斜街长椿寺。尸上粘有布条，上写姓名，棺外亦然。昨晨四时半始竣事。李之灵柩系十六人抬之，其余则十二人。灵柩到寺，俱搁于最后院之三间南房内。李柩及某某两柩单列，其余则重列。如张挹兰柩底即搁李银连之柩。”同时，《世界日报》还全文转发了“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发布的关于共产党人李大钊等被判决及各处死刑的《安国军司令部布告》。

1927年4月29日，及时对李大钊等人死难作出报道的，还有前身为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于1917年8月在北京创办的《晨钟报》的《晨报》。《晨报》以《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发表快讯：“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二十名已被绞决矣。据云此次军法会审，因所有案情经警察厅司法处审问整理，早已明晰，无再行详细审讯之必要。且连日审判长何丰林，审判官颜文海、朱同善、傅祖舜、王振南、周启曾等均在警厅提讯各重要党人，而各人口供皆与侦辑处所供毫无差异。而前晚又得前方某重要将领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最妙者，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显然，此报道侧重的是“判决”的背景新闻。

当时，对李大钊等人牺牲的情景记述较详的，还有1926年7 月7日在天津创刊的以图文并茂著称的《北洋画报》。1927年5 月7日，《北洋画报》在第2版下方发表了署名“王郎自京师寄”的通讯《处决李大钊等琐闻》：

共产党李大钊等二十人，已于四月廿八日午后二时在西交民巷地方看守所执行绞决。闻未经军法会审开庭以前，连日审判长何丰林、审判官颜文海等，均已在警厅提讯重要共产党人数次，李大钊直供由孙中山西山会议以后，北方一切共产党员，即已完全归其统辖。彼谓孙中山对于学说，向主若无背叛国民党行为，率许自由研究，以是吾得（李自指）养成今日之势。余除报告一切工作外，对于北方有若何阴谋，则始终似未陈说也。

军法会审于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在警厅南院总监大客厅上正式开庭，至一时十分始毕，宣告死刑判决。事先秘不可知，故由警厅抵看守所时，女党员张挹兰，所乘为第四辆汽车，张系剪发，下车时身段极活泼，首左右顾，发随之动，面色自然。盖犹未知死神已临其头上也。殆兵警拥入所内，始就缚。当时某犯大呼曰：“我们受审判来，需此何为者。”此地何地，似尚未知。时兵警都未答，惟嘱其勿声。未几执刑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李见此，知已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刑者曰，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李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二十分钟始绝。余人见此情形，尽失色，都知无望，乃顿足长嚎。为时计三钟许，始一一处刑完毕，随其首领，以“共”于黄泉中去矣。

此外，当时的国民革命中心——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民国日报》在1927年5月12日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详细报道了李大钊等烈士就义的经过。

从这些当时的新闻媒介报道看，李大钊是当日在20个共同赴难的烈士中，第一个登上绞刑台的。他是神色未变，从容就义的。在临刑时，李大钊曾索要纸笔，“俟书一遗嘱”；执刑者不允，他不再说话，神色自若地上了绞刑台。在受刑时，“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他“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堪称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这当是李大钊英勇就义的真实场景。

李大钊上绞刑台时有无发表临终演说

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出版的《李大钊传》是一部全面记述李大钊生平事迹的著作。这部再现李大钊壮烈一生和光辉形象的人物传记，是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在1960年初建议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编写的。北京市委党校十分重视《李大钊传》的编写工作，校长赵征夫亲自主持，在1960年夏天由袁谦、朱乔森、黄真、张仲豪、杨芹、李美瑞等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李大钊传》草稿。后来，朱乔森、黄真历时三载，执笔写出全书初稿。“文革”开始后，邓拓、赵征夫等相继被迫害致死，袁谦和朱乔森、黄真等《李大钊传》的编写者均受到打击，这部讴歌李大钊历史功勋的书稿也遭到无理挞伐，致使书稿的修改和定稿工作中断有十余年之久。粉碎“四人帮”后，朱乔森、黄真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修订和补充，终于使之在纪念李大钊英勇就义52周年之际得以同广大读者见面，成为纪念李大钊诞辰90周年的献礼。

《李大钊传》在第九章《大节凛不辱 浩气贯长虹》，专门辟出《绞死了我，绞不死伟大的共产主义！》一节，追述了李大钊在1927年4月28日下午在北京壮烈牺牲的经过：

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敌人的所谓特别法庭，突然开庭判决：对大钊同志等立即处以绞刑。敌人不敢举行公开的审判，而由所谓的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所、京师警察厅所组成的“军法会审”，竟是偷偷地在警察总监的一间客厅里匆忙进行的。当下午大钊同志等被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杀害时，更是“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如临大敌。反动派害怕大钊同志及其一同殉难者在群众中的巨大威望，害怕革命人民的力量，他们只敢在阴暗的角落里偷偷摸摸地进行这一罪恶的勾当。

绞刑架，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新式杀人刑具。野蛮无耻的封建统治者把绞架远道从国外运来，对付忠心耿耿的革命者。但是，当大钊同志拖着被酷刑折磨的沉重的身体，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的目光，含着让人永远难忘的坚定的笑容，第一个从容地、昂然地走上绞刑台的时候，在这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面前，那绞架和一群刽子手显得多么渺小啊！

就在这绞刑架下，在杀人的刑台上，大钊同志发表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他对死亡和对反动派最大的蔑视，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嘲笑那些杀害他的匪徒“好像热锅里的游鱼一样，还想昏头晕脑地来演丑戏”。他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在世界，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大钊同志战斗了一生，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牺牲的时候，年仅三十八岁。

应当说，这段充满深情的记述是对李大钊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的由衷礼赞，也是异常生动的描写。只是，其中的记述却带有明显的“硬伤”。“硬伤”主要涉及李大钊在刑场上是否发表过“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有没有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对此，《李大钊传》出版不久，一些研究李大钊的专家、学者就提出了质疑。很显然，查阅当年的报道，是没有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的记述的，也无从查找有关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的回忆文章，更遑论李大钊的演说内容了。没有确凿的史料表明，当时李大钊发表了临终演说。一是当时的刑场是封闭的，除了执刑者和戒备的宪兵、军警，未放进任何群众围观，也没有允许进入刑场采访的记者，李大钊无以向谁发表临终演说；一是李大钊果真发表演说的话，当时显然是寻访过执刑者，了解有关情况的报道不会只字不露。据笔者了解，能找到的惟一说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的资料，是乐亭县档案馆收藏的1942年编纂的《乐亭县志》重修稿（未刊印），曾与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同学的主纂者韩作舟，新中国成立后补写李大钊传，在记述李大钊壮烈牺牲的情景时写道：“最后法院提审，令其脱除党籍，宽以死刑，笑曰：‘头颅不惜，个人主义，未便牺牲。’遂被绞杀，时同月二十八日事也。”“临刑慷慨步上刑台，请作简单演说，申明革命正义，与民生社会关系，洋洋娓娓，听者为之动容，并为后起革命者留一种深刻印象及认识。”这篇传稿用语充满崇仰之情，限于史料的掌握，一些地方却多有不确之处，特别是临刑演说一段，极可能是主观臆测与想像的。比较而言，《北洋画报》当时发表的署名“王郎自京师寄”的通讯《处决李大钊等琐闻》，所云“未几执行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李见此，知已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刑者曰，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李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二十分钟始绝”，应是当时真实的情况。也就是说，李大钊就义时曾经准备和要求书写一份“遗嘱”，未得允许，遂“无言”地引颈走上了绞刑台；上绞刑架时，他的神色“未变”，被执刑者套进绞刑索时，“厥态殊从容”。从中可知，李大钊临刑时的表现，堪称是从容、镇定，毫无畏惧的。

另外，新中国建立之初，张次溪先生在编著比较系统地介绍李大钊生平事迹的《李大钊先生传》时，在《遇难前后》一章，曾经记录了当年一个狱卒提供的情况：“在临刑前，他要向群众发表最后的说话，但却被押解的士兵，一拳击倒在地上，”“送上绞台，先生拟留遗嘱，亦不得允许。”（所谓“群众”当是在场的狱卒等）这是一个李大钊临终未能发表演说的直接证言。

据笔者多年了解，《李大钊传》编写组主要成员、《李大钊传》主要执笔者之一，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朱乔森先生，在《李大钊传》出版不久，就曾向研究李大钊的著名专家张静如等坦言，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的情节是根据推测“编写”的，李大钊说的那段话也是根据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话语“编写”的，为的是显示李大钊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理想。据有关回忆文章介绍，在当时斗争环境越来越险恶的情况下，李大钊的表姑曾经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吗？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吗？”李大钊当时的回答是：“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堵墙给捣垮的。”又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起来，没有关系。”后面的这句话，当是“编写”李大钊临终遗言的主要“蓝本”。“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这极可能是李大钊在走上绞刑台时的最后的心音，但他却无以，也用不着对刽子手们说这样的话。这当是当时的真实情景。

此外，李大钊极可能既未发表临终演说，亦未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李大钊临终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情节，出自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的《遇难前后》一章，其中写道：“先生步上刑台的时候，三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而实际情况是，李大钊被捕后，并未刻意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人，但他主要是以国民党北方地区负责人面目出现的。他在狱中先后三次写出“自述”（即三易其稿的《狱中自述》），也接受了“审判长何丰林、审判官颜文海”等人的反复讯问。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市档案馆从旧京师高等检察厅的档案中发现了李大钊1927年4月6日被捕后接受审讯的两件口供笔录材料；供词为抄件，是当时的京师警察厅抄送给高等检察厅的，被警察厅称之为“李大钊供词全份”。1989年第3期《北京档案史料》以《李大钊狱中“供词”》为题，发表了这两件李大钊的口供笔录材料；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李大钊全集》，将这两件李大钊的口供笔录材料全文辑入，列题《狱中供词》。从《狱中自述》和《狱中供词》看，李大钊在狱中自述和在法庭应答的所谓“供词”，讲的几乎都是当时北方国民革命的公开活动，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没有涉及国共两党，特别是共产党地下活动的任何机密，也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供词”。为此，那些负责审判他的“审判长”和“审判官”都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向报界承认：“李无确供。”当时的报纸也报道说，李大钊在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李大钊在自己的心海深处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是极可能的。但说他临刑时高呼这一口号，似乎尚缺乏必要的历史依据。

李大钊可能是被用残酷的“三绞处决法”杀害的

绞刑在中国古已有之，并曾流行极其残酷的“三绞处决法”，即在执刑时翻来覆去地折磨受刑者。而绞刑，在西方的历史上和近代也比较流行。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绞刑基本废止，对判处死刑的犯人多沿袭旧时广为采用的砍头法执刑。时至1919年，在袁世凯死去以后继任总统的黎元洪下令禁止用砍头法执行死刑，民国政府遂从英国进口一架绞刑机，开始改用西式绞刑代替砍头。

绞死李大钊的绞刑机，是否是1919年从英国进口那架，已无从查考。从当时的报道看，坐落在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刑场摆设有两架绞刑机，李大钊是第一个被执行绞刑的人，用时较长。《国民日报》的报道说受刑时“每人约费时十八分始绝命”，《北洋画报》的报道说李大钊受刑时“二十分钟始绝”。据有关人员回忆，李大钊受刑的时间可能是“二十分钟”的两倍，约有40分钟。当年也被抓进监狱的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英勇就义》一节说：“反动政府把父亲视为‘罪魁祸首’，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刑二十分钟，而对他施刑长达四十分钟之久。”李大钊之所以被施刑时间较长，从当时的传闻和一些迹象分析，应该是刽子手对李大钊实行了古已有之的异常残酷的“三绞处决法”。对此，长期生活、工作在李大钊故乡的原乐亭县文联主席、作家张建国在《伟大的播种者——李大钊的故事》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的《从容就义》一节曾经作出描写：

愚蠢的敌人第一次把大钊绞昏了，又放下来，仍然劝他“悔过”。大钊同志苏醒过来，愤恨地说：“你们把我绞死，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

敌人又第二次把他绞了上去，然后又把他放下，还是劝他“悔过”。大钊慢慢地睁开眼睛，冷笑一声说：“力求速办！”

敌人的妄想完全破灭了，这才第三次把他绞上去。大钊同志终于为共产主义、为革命献出了他那只有三十九岁的宝贵生命！

此外，张建国在此节又记述道：“大钊死后，他的七窍流血。他生前一个姓周的好友，找了医生，为他擦去血迹，还仍是面貌如生。”

李大钊在受刑时说的话语已无从考究，但“力求速办！”，很可能是他最后留下的声音。

另据笔者多年寻访，李大钊的同乡好友白眉初收养的女儿白汝漪生前曾多次讲过，李大钊牺牲后，脖颈上勒有三道深深的血痕。

据此，笔者认为，李大钊极可能是被刽子手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绞死的。[76]只有是这样的情况，整个施刑过程才可能多达40分钟。但当时的景况究竟如何，尚需进一步考证、研究。

（《党史博采》2007年第4期）

（十六）碧血春花——李大钊就义前后

侯健美

2007年4月28日，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英勇就义80年纪念日。

“斯人气尚雄，江流自千古。碧血几春花，零泪一抔土。”

近年来，有关李大钊之死的档案陆续被发现，更多亲历者的讲述见诸报端，这使得当初大量缺失的真相与细节日渐显露出来。那段慷慨悲歌、令神州色变的死难历程，如今正变得完整而清晰。

黑云压城

屠刀其实早在1926年就举起来了。

这年的4月间，直奉鲁豫联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地开进了北京。对于城中的革命者，连年混战的反动军阀们表现出难得的一致。联军随即公布的治安条例里特别规定：“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

虐政屠刀之下，北京城里封禁报馆，钳制舆论，共产主义和一切不符合军阀心意的言论都成了杀头的罪名。《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先后遇害。400余名爱国学生上了被通缉的黑名单，说他们有“赤化嫌疑”。受军阀掌控的宪兵团、军警和密探增加了4万余人，他们在京城的学校、报馆、机关、邮局里四处打探，闻风而动。一时间，北方群众运动陷入低谷，革命领导人纷纷南下。

尽管如此，奉系军阀张作霖“讨赤”的心意仍不满足，这位“讨赤联军总司令”自从1926年6月进京之后便执掌了北京政权，年底又自我擢升为“安国军总司令”。他早就和军阀头子们商量好，将捕杀邵飘萍、李大钊等人列为特别紧迫的军事行动。

张作霖等军阀头子对李大钊的痛恨是与恐惧交织在一起的。

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四面受敌，东有张作霖，西有阎锡山，南边还有吴佩孚的人马。危急下，多亏李大钊及时出面，通过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恳请苏联提供军火援助。有了李大钊的奔走，国民军不断扩充军源，并得到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这才具备了与北方军阀相抗衡的资本。

当时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时期，李大钊兼任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领导着京、直、鲁、豫等北方15个省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北方群众运动一波连一波，高潮迭起。军阀们当然将李大钊视作北方的头号“赤敌”。

眼下，邵飘萍已然被除掉，李大钊又在哪里呢？张作霖觉着骨鲠在喉。

李大钊当时并没有离开北京，就待在东交民巷，距离被张作霖当做大元帅府的顺承王府不远。

自打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东交民巷一直就是各国驻华使馆区和兵营的所在地。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未经许可不得擅入，若要进入，必须解除武装。所以，东交民巷成了落难国人的避风港。变法失败了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去过；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仪去过；“辫帅”张勋被讨逆军追得无处可藏时也去过。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严令通缉李大钊等人，说他们“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了躲避通缉，李大钊带着两党机关以及一家老小，搬进了苏联使馆地界儿上的俄国兵营（现在的“苏联豁子”巷以西）[77]，此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法日使馆“举报”

苏联使馆东边、隔着御河就是日本使馆。站岗的日本卫兵最早注意到苏联使馆不大对劲儿，常有中国人频繁出入。他们觉得奇怪，但也不明其理。苏联使馆的西边毗邻一家法国医院，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听到隔壁俄国兵营的院子里半夜老有动静，有什么人深更半夜里讲话和争论，仿佛忙得顾不上休息，也不知疲倦。

1926年夏天，躲在俄国兵营里的李大钊的确很忙。彼时，国民军与“讨赤”联军正在北京南口鏖战，奉直晋三大军阀的42个师、47个旅、890门大炮、946挺机枪、59万人马陷在南口的崇山峻岭间。同时，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誓师北伐，很快打到湖南，直逼武汉，锐不可当。

当时的中国乱成一团，从北到南，一路战火不休，信息不畅。坚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俄国兵营里那座小院，再秘密地分转出去。情报的正面写上些不相干的话，背面用牛奶书写，火一烤才显得出字迹。

北方革命力量此时的发展也如火如荼。从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北方的共产党党员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国民党党员由2200多人发展到4300多人。就连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发展了中共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大帅府秘书董季皋。

苏联使馆里的“动静”引起了法日使馆的注意。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将这一发现告诉了当时张作霖的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次长吴晋。这个吴晋曾经在法国炮兵工程学校留学，任过驻法国使馆参赞，是个亲法派。他很快将“苏联使馆内可能有赤色活动”的消息汇报了上去。

东交民巷里之后就多了一些一天到晚趴活儿的“车夫”。他们把本就不脏的人力车擦了一遍又一遍，却对招揽客人从不热心；他们漫不经心地闲聊、歇脚，眼睛却一刻不离地盯着东交民巷西口北边的苏联使馆。

叛徒供出藏身地点（1）

李大钊住在俄国兵营是许多人知道的事情。但他的具体地址30号院，本来只有北方区委委员、地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团区委书记等少数领导同志才晓得。

但谁知道，党组织内部竟然出了一个叛徒。他就在李大钊身边工作，还是李大钊的学生。

当时已是冬去春来。但在帝国主义的联络下，蒋介石、张作霖二人合作反共的说法甚嚣尘上，北京城里的风声一天紧过一天。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使馆内外联络工作的阎振山，有一天出去送信再也没有回来。送信、取报工作就由帮大家做饭、打杂的张全印肩负起来，可没过几天，张全印上街买菜的时候也失踪了。而大家还不知道，京师警察厅派出的4名暗探早已借招工之机扮成杂役混进了俄国兵营，专盯着兵营里中国人的一举一动。

但只凭所收集到的表面情况，警察厅还不敢贸然行动。

1927年3月的一天，警察厅里突然躁动起来。西交民巷有情况！

警察迅速赶到，当场拘捕7人，搜出了正在分发的秘密传单。恐怖随即蔓延开去，党的6处秘密机关暴露，100多人被捕。反动军警一下来了精神，“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沈维翰亲自出马，连续审讯了3个昼夜，终于发现有一个叫李渤海的嫌犯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且就在李大钊身边工作。

李渤海，山东人，1920年夏天入北京大学读书，是李大钊的学生。1923年，他由高君宇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一度前往山东开展革命工作。1925年秋天，李渤海被调到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工作，当过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宣传部长。李大钊避难后，俄国兵营内的共产党组织以及李大钊同外界的联系，多由他承担。

李渤海被捕后叛变的情形，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沈维翰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回忆往事时，才道出多年鲜为人知的内幕。他说李渤海“经多方劝导，颇能合作，将李大钊藏匿在东交民巷苏联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产人员名单供出”。沈维翰如获至宝，因为李渤海是唯一一个被捕并叛变、而且又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作的人物，熟悉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为避免打草惊蛇，警厅悄悄释放了李渤海。[78]除了当事人，此事再无人知晓。

所以，这个李渤海在李大钊牺牲之后还当过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1927年10月，他再一次被捕叛变。后来，李渤海改名黎天才，追随张学良左右，深得少帅信赖与赏识。1955年，身居上海的黎天才以“叛徒、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重新审理此案，撤销原判，改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此时，李渤海已死去20年。

叛徒供出藏身地点（2）

此外，1991年4月3日的《文汇报》上还有一种说法，与沈维翰的回忆类似又不尽相同，但也提到了李渤海的叛变：1926年9月，京师警察总署北苑分署在北苑西南一个小村口，抓到一名身上带有“赤化宣传”印刷品的人。此人招认是中共北方区委交通员，并将负责人李渤海供出。李渤海的叛变使敌人获悉：中共北方区委及李大钊等均隐蔽在俄国兵营内。不久，特务抓到了一名经常出入苏联使馆的交通员，这人叫李大成。特务们把李大成押到前门内顺成街警察署司法处，警察局侦缉处长吴郁文亲自审讯，软硬兼施。李大成就把他知道的情况稀里哗啦全招供了。

最后的脱身机会（1）

进入4月，内外情况都摸清楚了，敌人随时可能收网。但直到最后一刻，李大钊其实还有脱身机会。

张作霖一直有个很大的顾虑：全副武装冲进去抓人，这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历史上尚无先例。就算是打着“讨赤”的旗号，列强们能答应么？为防横生枝节，张作霖决定先派人与苏联之外的各国使馆联系。

4月4日，直鲁联军的总参议杨度听到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杨度，字皙子，民国时期的名士。他组织过为袁世凯称帝鼓吹的“筹安会”，也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高官，此时是联军总参议，暗地里却帮着国民党在各军阀之间周旋。那天，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朋友女儿的婚宴，正好碰上了当过外交部总长的汪大燮。杨度有意无意地攀谈：“外交方面可有新闻？”汪大燮回答：“亦可说有，亦可说无。”“此话怎讲？”杨度追问。汪大燮说：“张大帅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要派人进入俄国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

得知此讯，杨度找了个托辞，赶紧离席。

汪大燮并不知道，杨度早在1922年就在孙中山家里结识了李大钊，还常常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李大钊了解军政内幕。俄国兵营里住着李大钊，杨度是知道的。当晚，杨度就把从汪大燮那里听来的消息告诉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并传进了俄国兵营。据说，接到消息，4名革命者马上离开了俄国兵营。可惜的是，李大钊却没有走。

李大钊为什么没走？对这个问题，80年后几经争论，迄无定论。

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李大钊先生传》里提到过王德周（追随李大钊多年，当时是党在天津的负责人）的一段回忆：“在1927年元旦，我和李先生谈，北方区办公地点需要赶快想办法，因为在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以内，去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事情，应趁早迁出。当时李先生的答复是，不要太胆小了，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东交民巷，不容许中国武装入内，是载在条约上的，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绝不是问题的全部。李大钊之女李星华回忆：“那些日子里，父亲格外忙。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星华常常蹲在旁边呆呆地看着。那些书籍和纸片扔进炉子后，立刻冒起一股浓烟，随后“忽”地一下烧着了，变成一些深灰色、浅灰色的蝴蝶飞了出来，在空中不断地飘舞盘旋。

既然已经在销毁文件，就说明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在王德周的印象里：“二十八号小门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并不是毫无准备，把所有文件，放在炸药的下边，在小门里边看着，如果特务们来了，或发现枪声，就马上用电流通电把它们都烧毁。”

最后的脱身机会（2）

其实，早在杨度之前，就不断有同志、学生、亲人、友人劝李大钊离开北京，也不断有人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到南方参加北伐战争，或者被派往苏联学习。李大钊却总说：“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呢？”

这个“事”是什么事？今天已无从知晓。它可能是指策应北伐的各项工作，也可能是某件具体事情。但它一定与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大业息息相关，与北伐战争的成败息息相关。与它相比，李大钊觉得自己的安危是次要的。

被捕（1）

因为涉及外国使团，警察厅这次的行动可谓煞费苦心。

动手前，为保万无一失，他们派出一个名叫吉世安的警察，最后一次确认李大钊在不在俄国兵营里。这个吉世安从译学馆毕业后，曾被分配到京师警察厅做外事工作，跟驻华的各国使馆都有公私来往。他跑到苏联大使馆，先以私人关系找到了使馆秘书毕德诺，假称自己跟李大钊是朋友，有封信要交给李大钊，但他自己不便跑到俄国兵营里去，想请毕德诺代转。

所谓的信其实就是便条一张，上面写着“外面对你风声甚紧，请多加注意”，没有上下款。毕德诺一看也没多想，就叫了自己的中国仆人来，让他把信送去西院的俄国兵营，交给李大钊。吉世安由此确定，李大钊彼时确在俄国兵营里。安国军总司令部便命警察总监陈兴亚、宪兵司令王琦等人第二天马上动手。

1927年4月6日，恰好是清明节，天清气朗。一早起来，星华、炎华姐妹高高兴兴地换上了新夹衣。母亲赵纫兰带了炎华去兵营空场上散步，星华坐在外间长椅上看报，李大钊在里间屋里伏案工作。

吉世安这天也起得很早。因为身负特殊任务，他一起来就换上了中式斜大襟蓝褂子，布褂长及膝下——平日里耀武扬威的警察，打扮得像个仆人。

包括吉世安在内，京师警察厅这天派出了300多人的行动队伍。带头的人揣着一份正式公文，公文上称：“苏联使馆内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局办事处、庚款委员会等处有共产党阴谋暴动的组织机关，须立即搜捕，事出紧迫，请各国公使准许。”

这当然就是做个样子，因为张作霖早已获得了以驻京公使团团长、荷兰公使欧登科为代表的各国公使的默许。据说，这位张大帅派人对公使团一通吓唬，说是苏联使馆里至少有4000多支枪械，共产党可能要搞暴动，对公使团很不利。对红色苏联本就充满敌意的公使团，也就以“苏联不在辛丑条约签字国之列”的托辞答应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当时的《晨报》上有详细的记载：上午10 时30分左右，东交民巷东西北各路口突然来了好多洋车夫和穿便服的行路者，过往行人都觉着不大对劲儿。11时，150多名警察、100多名宪兵全副武装，从警察厅出发分路直扑东交民巷。一部分人把守各路口，剩下的人包围了苏联大使馆。

李星华当时就和父亲在一起，她在回忆录里清晰地记录下当时的情景：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座小屋子……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被捕（2）

在这许多军警中间，我发现了被捕的那位工友阎振山，被绳子牢牢地拴住胳膊……他们把他带来，当然是叫他认人的。那个身材粗大、满脸横肉、长着一双恶狼般眼睛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山：“你认识他吗？”阎振山只简单地摇一摇头，表示不认识。“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呢！”胖侦探狡猾而阴险地一笑。

警察们在绑走李大钊的同时，也没有放过李星华。他们用一条白绳捆住星华的胳膊，拉着她飞快地走出东交民巷，往北穿过邮政总局门前，把她从一个便门带进了警察厅。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赵纫兰母子[79]等33人，以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

从敌人的角度上讲，这次突袭搜捕行动很成功，可谓“人赃并获”。为此，吉世安带着十几名仆人打扮的便衣，在大部队之前就赶到了苏联使馆。他们在领口右边的扣子上拴一根一寸长的白线条，以作识别。10个人首先跳墙进去，外面巡风的人就装作在马路边上晒太阳。这些人的任务就是在行动开始时迅速搜查和保护“证据”。

吉世安在解放后交代说，他们闯进去时，屋内正在烧文件。但文件只烧毁了很少一部分。因为是上等纸印的，不爱着火，没有烧透。而且，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因为抓捕队居然是带着消防车来的！消防队员还特别装备了水银，用水银灭火，以防对纸质的文件造成伤害。

据说，当天从苏联使馆里拉走了7车文件。李星华看着警察和宪兵来来往往地把一筐筐书报和文件抬进了警察厅的院子。他们像一群捕到猎物的狗，欣喜若狂地忙碌着。

各方营救（1）

军阀料想了搜捕时的种种，大概没有料想到引发的社会影响之大。

事发后，京津各报社评，都为李大钊呼吁。营救李大钊的人亦多方努力，有人论法理，有人道人情，有人捐款，有人奔忙。

4月9日，政府校务讨论会[80]召开，席间提议“李大钊虽属共产党员，究系迷信学说，与故意扰乱治安者情形微有出入，应请当局略迹原情，贷其一死”。9所国立大学校长商定自10日起分途营救。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随后前往文昌胡同8号拜访张学良。

政府政治讨论会也在9日召开，全场推举讨论会会长梁士诒、杨度为代表，赴顺承王府向张作霖陈述意见。第二天，两人约同当时的司法总长罗文干一同会见张作霖，也提出将此案移交法庭。杨度将自己在北京的爱宅“悦庐”变卖，所得的4000多大洋全部用来营救李大钊。

章士钊则找到了张作霖身边的红人、奉系元老杨宇霆，历数李大钊得名之盛，言辞恳切地奉劝杨宇霆“切不为以一时之意气，杀戮国士，而遗千载恶名”。据说，杨宇霆“闻之悚然，乃向张作霖陈说”。

河北乐亭同乡白眉初、李时等300多人此时联名上书陈情，请求军方保全李大钊的性命，并先行释放赵纫兰母子。陈情书里说李大钊“生长僻壤，游学津门，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如是者数载，继而去国东渡，留学日本。东瀛归来，任北京大学及男女两师大教授，其钻研之苦心，更不减于在津门时”。他们天真地以为，军阀也会讲人情。

此时，西方各国对张作霖的做法也颇有微词。照张作霖的说法，苏联使馆里收藏的枪支不下4000支，而实际搜出来的连1%都不到；警察厅本来说的是搜查苏联使馆附属的远东银行、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地，结果却闯进了苏联使馆的直属领地俄国兵营。各国倒并非担心李大钊等人的安危，只是不愿接受被张作霖连蒙带吓、同意其违反《辛丑条约》的事实。

在英国众议院，一名劳工党议员当众质问外相张伯伦对于北京公使团允准侵入苏联使馆的意见。张伯伦只好含糊其辞，说保障安全的权利不能赋予反抗当局的阴谋派。法国的《渥伦特报》认为，苏联在边境厚积军力，张作霖与苏联素有积怨，才有此行动。

苏联人更是怒气冲冲，事件一发生就向北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苏联代理驻华大使率领馆员30余人数日后离华，扬言断交。苏联首都莫斯科发生了10万工人、职员大游行，抗议军阀擅闯大使馆，行凶抓人。各国站在不同立场上纷纷敦促张作霖尽快拿出切实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李大钊等人蓄意暴动、反抗政府。

各方营救（2）

在外界压力之下，张作霖赶紧加派人手整理证据。最重要的证据其实就是从使馆搜得的大批文件，堆了满满两间屋。文件有中文的，大部分都是俄文的。

前任哈尔滨交涉署署长张国忱精熟俄文，张作霖特意召他进京成立了“搜查苏联阴谋文件编译会”，但凡懂点俄文的政府工作人员几乎全被调用。编译会的人日夜加班，搞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发现组织暴动的计划。张国忱没有办法，就趁晚上陪张作霖吸鸦片烟的时候进言，说这么重要的事情，哪能一下子搞完，求张作霖多给些时间。

重要文件在20日左右编译完毕。日、英、美、法等国使馆的工作人员被允许进入警察厅的俄文检查室拍照，以便将“罪证”送往各国发表。苏联则发表声明称，那些文件都很普通，在任何一国的使馆里都能搜得出来。编译出的文件目录还被陆续地刊登在报纸上。

就在张国忱忙于翻译时，京师警察厅也没闲着，委派了15人专门负责审理。

4月8日的《世界日报》上说：“李著灰棉袍，青布马褂，满脸髭须，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马克斯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云云。”

李大钊光明磊落，问到后来，他干脆说：“你们拿纸笔来，我自己写好了。”于是，就有了后来被广为传诵的“狱中自述”。李大钊三易其稿，最后的成稿有2700余字。

终日为革命奔走忙碌的李大钊，终于借这个机会梳理了自己的一生。对于共产主义学说，李大钊承认“崇信不讳”。他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一片赤胆忠心，襟怀坦荡。

除了“狱中自述”，其实还有一份“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里，至今尚未公开。[81]字里行间，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跃然纸上，他讲出伟大抱负和革命主张，也“供”出了国民党在北京、广州、武汉的一些情况和头面人物，不过，这在当时都是公开的。

力主“讨赤反共”的张作霖想要的绝不是这些。他甚至派出自己手下、李大钊的同乡杨宇霆做说客，许以高官厚禄，但也没能从李大钊口中得到苏联“赤化”中国的证据和共产党组织工农运动的情况。所以，警察厅一方面对外界宣称“李大钊口供颇多”，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认“李无确供”。

神秘的“前方来电”（1）

“李无确供”怎么判刑？

警察总监陈兴亚在警厅与顺承王府间来回奔波，送证物、送口供，请示张作霖到底要怎么办。张作霖似乎也没了主意。

张作霖的身边人这时分成两派。一方主张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国家司法机关审理裁判，以示尊重国家法律。张作霖亲信杨宇霆也建议保李大钊性命，认为李大钊本为北方著名学者，不如判个终身监禁，让他在奉天的监狱里继续研究《资本论》。

这种意见在当时呼声最高，所以报纸上的用词也大多倾向乐观：“安国军方面各要人对于本案，其欲依法办理取宽大主义，张作霖亦极赞同”；“但闻顺承王府对于此项建议，因其为政治讨论会提出，甚为重视”；“党案移交法庭说渐有力”；“党案处置办法仍未决定，据传被捕党人均无生命危险”；“然最重亦不过无期徒刑，决无生命之虞”……

还有一种意见是军法论处，理由为“共产党在北方显有扰乱阴谋，则依照军法处分，自属适当”。张作霖给军阀张宗昌、孙传芳及前方各路将领都拍了电报，说“本地军警，今晨在使馆界内拘获著名共产党首领李大钊及同党三十五名”，“倘有意见，可即电告”。后来，张宗昌、孙传芳等6名军阀给张作霖的回电中，只有一人“电请量情法办”，其余5人均主张“严办”，山西军阀阎锡山没有回电。

为堵悠悠众口，4月23日，张作霖最终决定派参议何丰林就任审判长，组成由军方一手控制的特别法庭。何丰林是张作霖大元帅府军事部长兼安国军模范军团司令，连他自己都承认“军人出身，对于法律，素未研究”。

然而，事态的发展还是出乎了人们的意料。4月28日上午，特别法庭突然开庭，草草审理了70分钟，便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决，立即执行。而当天出版的《世界日报》还称：“再经三次预审后，即可正式开审，其为期当在下星期一、二两日。”……

张作霖为何突然下定决心，残忍杀害了李大钊和另外19位革命志士？有种说法：是来自前方将领的一封电报影响了张作霖。

4月29日的《世界日报》报道称：“军法会审各委员……最先只将证据较为充分之李大钊、张伯华二人判死刑，其余则未加可否。惟因某将领前晚来一急电谓前方既宣明讨赤，后方捕获赤化要犯，久延不杀，恐不足以服各将领之心。张作霖乃命各审判官重为审讯，遂决定将李大钊等二十名处以绞死罪，即于前晚呈送安国军总司令判阅。”

同日出版的《晨报》也发表了快讯“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称：“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二十名已被绞决矣。”快讯里也提到这样一个细节：“而前晚又得前方某重要将领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最妙者，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神秘的“前方来电”（2）

这个拍电报来的“某将领”和“南方某要人”究竟是谁？1927年5月12日出版的《民国日报》（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报道了此事，并提出“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根据这篇报道，“南方某要人”是指两手刚刚沾满“四一二”死难志士鲜血的蒋介石，而前方某将领是张学良。

张次溪则在《李大钊先生传》中提到，“李先生遂丧命于张宗昌一电之下”，说是“张宗昌忽由山东前线拍来一电，谓李大钊是北方革命领袖，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究危险”。

这个用一封电报将李大钊等人置于死地的“某将领”究竟是谁，至今也没有定论。

事实上，张作霖本就是绿林出身，匪性不改，对“文明”、“法制”那一套本就无所顾忌。他当时一心想做“大总统”，认为只有反苏反共，才能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并获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再加上反赤将领的怂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榜样”力量，仓促做出杀害李大钊等人的决定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容就义（1）

1927年4月28日12时30分，6辆汽车押送着李大钊等人，从京师警察厅出来，开进了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附近马路遂宣告戒严。

李大钊等一下车就被宪兵拥进了看守所，大铁门随之紧闭，前来探听消息的人通通被阻隔在外。有人扒着门缝往里看，但是什么也看不见。

京师看守所，正是明清两代的刑部监狱。明嘉靖年间，这里关过有名的忠臣杨椒山[82]。这个人笃实刚正，不畏权势，弹劾大奸相严嵩未果反遭杀害。杨椒山曾留下一个名对——“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李大钊在1916年创办《晨钟报》时，每期刊头都用一条警语以醒国人，第6期的警语“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最得李大钊喜爱，并将其作为一生的追求。清朝末年，另一位仁人志士也曾被关押在此，并在墙壁上题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而后慷慨赴死。这个人叫谭嗣同。

30年后，李大钊来到了这里。也有人说他就像谭嗣同一样，决意成仁。

张作霖不敢在天桥刑场公开处死李大钊，便决定使用从国外进口的绞刑架（这个绞刑架解放后被送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馆里的001号文物），在看守所里秘密进行。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架，英勇就义，时年38岁。

至于临刑前的种种，有各种传言和说法。有人说，刽子手用残忍的“三绞法”杀害了李大钊，绞一会儿就放他下来用冷水浇醒，连续3次以延长他的痛苦；有人说，李大钊曾想讲话，却被宪兵一拳打倒；也有人说，李大钊曾要求纸笔写遗书没有得到允许，他便不再说话，神色未变。

如今，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李大钊临终前的模样，有就义前为其拍摄的照片为证。照片上的李大钊身着布棉袍，淡定从容。

赵纫兰母子在李大钊被害当天获释，第二天才知噩耗。报纸上说“李大钊身后事凄凉”，“李妻闻耗悲痛而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五人环榻哀号，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5月6日，督军潼关的冯玉祥才得知此讯，放声大哭。就在一天前，他刚刚发表宣言称：“李大钊等数十同志之生命即本军三十万将士全体之生命，誓必竭力保障，不容任何人擅加危害。”当天，冯玉祥召开追悼大会，令各机关、各部队下半旗一日，中级官长以上戴黑纱一周。

李大钊的一生无私无畏，与人肝胆相照。刘半农曾为李大钊撰写碑文，赞他“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章士钊则说“守常之强，其诚挚性之感人深也”，“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李大钊曾身兼5所高校的教授，薪金不菲，但他把工资或资助贫苦学生，或作为革命经费，或捐给公益事业。以至于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不得不嘱咐会计科的办事人员，每月发薪时将部分工资直接交给夫人赵纫兰，以做全家度日之用。

从容就义（2）

因此，才有那么多人愿为他的性命奔走，后来又继续照顾孤儿寡母。

李大钊被捕当日，大儿子李葆华恰好外出郊游，躲过搜捕。多亏周作人冒险将葆华安排在自己家里，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李大钊牺牲后，是同乡白眉初等人带着星华姐妹赶往下斜街长椿寺收尸，并为先生更换了一口崭新的红柏木棺材。新棺材则是梁漱溟等人帮忙张罗的，棺材铺师傅用了20多斤松香和桐油熬在一起刷了里子，又买了十几斤黑生大漆，把石子打成小碎块，搅拌在大漆中，前后共上了5道漆。[83]

李大钊的文集也有人悄悄地收集起来。这个人叫李乐光，是李大钊的同乡晚辈，在清华大学念书。李大钊牺牲以后，他立志搜编遗稿。据李星华的丈夫贾芝回忆，李乐光一开始躲在清华大学的地窖里编书，后来又转移到岳母赵老太太家。老人家白天把一包文稿埋在几株向日葵下，晚上再把文稿挖出来。李乐光就坐下来摊一桌子稿子，继续抄写、编纂。这批文稿后来交到周作人手上。周作人曾写信给友人曹聚仁欲将文稿出版，曹聚仁力邀鲁迅作序，这倒促成了已然反目的周氏兄弟的一次合作。尽管文稿与鲁迅所作的《 <守常全集> 题记》当时没能出版，但绝大部分遗稿就此保存下来，没有散失。

1950年，《守常文集》首次出版发行。在其基础上重新编纂的《李大钊文集》在1999年李大钊诞辰110周年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84]厚厚的5卷本，据说在出版社便销售一空，都没来得及运进书店。

地下的墓碑

牺牲之后，李大钊的灵柩在宣武区的浙寺里存放了6年。

1933年4月中旬，蒋梦麟、章士钊、白眉初等北大教授、民主人士共同发起为李大钊举行公葬。蒋梦麟等人组成了筹备委员会，至于具体工作，其实都是由党领导下的左派组织革命互济会做的，社会各界纷纷捐款。

94岁高龄的刘导生是当年公葬的参加者，提起往事，老人还能说上不少。他说：“互济会负责筹备，在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购买了墓地。出殡前，浙寺堆满了花圈、挽联。出殡的队伍有100来人，主要是革命学生，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北京8大左派组织也去了不少人。”

队伍从浙寺出发，沿宣武门、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前进。在西单路口，队伍突然停下来，有人拿出一面早已准备好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盖在李大钊的棺木上。胡适本来也在送殡队伍里，见此情景，很是不悦，便临时退出。

据张次溪在《李大钊先生传》中的记载，这时有人抬出3张桌子，搭起高台，有人站上去，大声疾呼李大钊的事迹和精神。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国民党宪兵三团就在西四牌楼架起机枪，将队伍冲散，还抓了不少学生。混乱过后，灵柩才继续启程，刘导生的姑母刘静君当时与赵纫兰同坐一辆马车，因为是亲属才得以放行。

等众人护送灵柩到了万安公墓，公墓看坟人跑过来说：“今天一大早，有一辆骡车拉来了一块石碑，说是给李先生坟前立的。”大家围上来一看，石碑的顶端刻着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内刻镰刀斧头，碑文是“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之墓”。大家商量再三，觉得在当时的情形下不便将这样的墓碑立于墓前，于是便埋在了墓旁地下。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万安公墓内建立李大钊烈士陵园。移灵安葬时，人们想起那块墓碑，一挖果然挖到了，如今就保存在陵园的纪念馆里。

2007年4月28日，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修复竣工，万安公墓的李大钊陵园里也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纪念仪式。这一天，北京天气晴好，春意融融，阳光顺着李大钊的白色大理石塑像倾泻下来，平和而安详。墓园宁静，正好听我们将80年前的往事细细诉说。

斯人气尚雄，江流自千古。

碧血几春花，零泪一抔土。

不闻叱咤声，但听呜咽水。

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

1913年，22岁的李大钊为悼念同窗亡友蒋卫平写了一首诗。这不也是他自己的人生写照吗？

（2007年6月12日《北京日报》）

（十七）失去了的灰墙——李大钊殉难地寻觅记

李 洁

一夜强冷空气，把壅蔽于京城上空多日的阴霾荡涤得无影无踪，1999年11月14日这一天，就成了一个晴得让人发晕的日子。午后，我和朋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约齐，去天安门广场西边找一段灰色的高墙。《北京党史》编辑部的陆兵先生告诉过我：几年前，他曾骑自行车来找过北洋时代京师看守所的遗址，但只有一截灰色的高墙尚存于世了。

我们想寻李大钊先生的殉难地。

关于李大钊，我从小就听得很熟了：他是二十世纪初的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引进并传播到中国各地的思想先驱，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人之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方地区的领袖，1927年4月28日被把持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绞死，年仅三十八岁。

想起大钊先生殉难时的年纪，我曾几次生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这位导师没在盛年时遇害，而是活到一片“赤旗的世界”（李大钊语）的1949年，那么，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一个共产党国家在东方诞生的人会不会不再是他的学生？1949年的李大钊，刚好六十岁，正是治国安邦的黄金年龄啊！

在李大钊殉难后的第二十二个春天，他手下的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与天津南开学校的周恩来等学生们意气风发地入主北京城。途中，毛泽东曾对身边人说：三十年前我就来过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李大钊，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坐定古都后，新政权的有关部门便将旧时代看守所里的那台绞杀了李大钊生命的绞刑架搬进故宫午门下的一间平房里，供新中国各单位前往参观。我认识的一位“老北京”就曾随所在部队参观过，他回忆说：那个绞刑架是袁世凯当大总统时从德国进口的，个头很大，机械很复杂，像一部小汽车似的，上面还有一块块暗红色的血痕呢！我听得心惊肉跳，想去中国革命博物馆一睹那座杀人机器的欲望一点儿也没有了——据说那是“革博”收藏的第一件文物，馆内文物编号为001。

大会堂西街迤西，是一排排相似的灰瓦灰砖的平房，北部是一道一直延伸到长安街的长长的大墙——平房是皇城根儿百姓们的拥挤住宅群，而大墙则是北京诸多不便标明其单位名称的禁地。深秋的寒风一把一把地捋着街树上的叶子，萧瑟中我记起了这条街的旧名，叫刑部街。

清时，这条街上有大理寺、都察院和刑部。朝代更迭后，新主人一般都是一边大骂前朝统治者混蛋一边却恬然享用人家的物质遗产甚至精神遗产。所以，中华民国的京师警察厅、法院和看守所继续借用封建王朝的外壳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只是，那一堵仅存的灰色大墙在哪里呢？

我想，这堵残存的大墙，应该是专制、禁锢、残暴、昏庸和没落的具体体现。我只想找到它，当面踹它两脚。

冷风中，目光也冷。我们走进最南端的西交民巷，开始了冷冷的审视。

西交民巷与东交民巷遥遥相对，那边是使馆街，这边是金融街——早年的大清银行、金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都在这条巷子里，如同现在的西二环路。

寂寂小街上，有个小小的邮政所是老房子，虽说不大的门脸儿是用铝合金与深蓝玻璃新装修的，但门楣上方的三个模糊了的凿痕，还是让我辨出了繁体的“邮电所”几个字。北洋时代的旧址，似乎仅此一处了。

回到大会堂西街，我不死心，又朝北边的高碑胡同深处走去。

高碑胡同已是一片狼藉——不断有搬家公司的民工在搬迁户的监护下从陋巷窄院里抬出冰箱、彩电和家具塞在泊在街口的小卡车上；而众多的拾荒者则在兴奋地东奔西走，每一处搬空的房子都成了他们的天堂。

墙上的一纸布告告诉了我谜底：

北京市房屋拆迁公告西房拆告字[99]第117号

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西拆迁字（99）第117号规定，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在西城区（县）东起人民大会堂西侧路，西至兵部洼胡同，北起东绒线胡同，南至高碑胡同（在图内的）地区的范围内，进行国家大剧院工程建设，需对上述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进行拆迁。本地区拆迁价格为每平方米6500元。

被拆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城市建设的需要，在99年11 月6日至99年11月30日内完成搬迁。特此通告。

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

原来，这里要建国家大剧院了，这里要传出最为动听的人声与乐声了。或急切或舒缓的旋律，会讲述好多年前的一个让人悚然的故事吗？

民国十六年（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年。这一年，尸山血海。4月12日，北伐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先生麾下的军队借口调处工人内讧突然朝“友党”大开杀戒，上海滩的闹市口很快陈列起身首异处的共产党人的尸骸。就在“四·一二”惨案发生后仅十六天，就在我呆着的这个地方，甚至也是这样一个日头偏西的时候，北方也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集体处决——“过激党领袖”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张作霖任大元帅的安国军政府特别法庭执行了绞刑。在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天平上，北方折断的这颗头颅，抵得上南方多少牺牲者的重量？

“要奋斗”为什么一定“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在中国为什么“是经常发生的”？毛泽东所总结的这些中国现代历史现象何以出现的？每一次社会进步的代价为什么注定是层层叠叠的先驱者的尸骸？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难道非要在酷烈的阶级仇杀中起步不可？……

沐着二十世纪末的夕晖，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之地，我默默地想着这些好沉好重又好难找到头绪的问题。

我去过最早的北京大学校园——景山东街的马神庙遗址。民国初年的北大，躲在现在的沙滩后街的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里，只余门口墙上的一方文物保护纪念牌在讲述当初的辉煌。

民国六年（1917年）年末，李大钊就是从这个已经开始衰败了的庙门外走了进来，一直走到院子的最北头，那儿有座乾隆皇帝的某位女儿遗下的梳妆楼，当时被改为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他的良师益友章士钊把兼任的图书馆主任（馆长）让给了他。于是，翌年初春，从善如流的蔡元培校长便把聘书发给了年方二十八的李大钊。

从二十八岁进入北大，到三十八岁殉身主义，李大钊人生的最后十年都是在北大度过的。这十年，正是其生命大放灿烂之辉的十年。只是，我看到的这座大杂院儿，墙挨着墙，户挤着户，早先的图书馆早已不复存在，一排排教室也尽沦为拥挤的住宅。八十年前一个极不寻常的人文的渊薮，现已成了京城里极为寻常的居民大院儿。

两个戴着“巡逻”黄袖标的老太太告诉我说：这儿是中宣部宿舍。

1889年，在距北京以东百余公里外的河北乐亭县一户地主家里，一个遗腹子哇哇降生人间。只一岁多，他母亲又病逝了。是爷爷养大了他。富裕而开明的爷爷让他六岁即进了私塾，使他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大名——李耆年。等他长到十岁时，爷爷又让他与本村的赵纫兰姑娘完婚。比比小丈夫，十六岁的新娘真是花样年华。但等丈夫到了十六岁那年，却离开妻子远行了，因为他要去考秀才，后来因科举制被废才不得不改入了新式中学。

读李大钊身世，突然联想到这样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即：李大钊与其堪称一代人杰的北大同事们，竟都有相同的家庭背景——他们都出身于殷实人家，但却既不是豪门巨富之后更决非贫下中农子弟，他们都有自幼受传统教育的较好家境，却又都因家庭的变故不得不过早地品尝了生活的辛酸；而且，巧的是，他们都早早失去了父亲！诗云：“无父何怙？”怙就是依靠，自小失了依靠的男孩子，在其人生最可塑的阶段，不得不使自己的性格变得格外内向与坚韧。除了超人的天资外（这当然是前提），他们靠自强自立的处世态度和敏而好学的进取意识，使自己一踏入社会便有了极高的起点，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成为一呼百应的领袖人物。

不信你看——

校长蔡元培，出身于绍兴城里的钱庄之家，十一岁丧父。

与蔡同在绍兴城长大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也是当地的高门坎里的子弟，但其父辞世那年长子周树人也不过十六岁。

陈独秀是当高官的叔父的嗣子，因为他不满两岁时生父即死于疫疾。

而胡适的父亲先后宦游台湾与上海，父亲死时他仅四岁。

比比他的同事们，李大钊“失怙”最早，家境也最庄户——他是靠爷爷那九十亩耕地的地租喂大的农家后代。

农家后代为什么不在故土河北乐亭县好生读书，却只身去了大都市天津读什么“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刻，人们才在他写于狱中的文字中知道了他早年离乡游学的原委：

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

这时的李大钊，仅仅十八岁。

没像城里人那样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新思潮，却也不乏救国之鸿志。每当我们民族走向衰弱时，总有几位精英如旭日破云出世照亮整个神州。走出家门的李大钊，就是这样一轮越来越耀眼的旭日。

北洋法政学堂的创办者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袁氏在拉扯起一支全新的北洋军队的同时，还不忘培养未来的行政、司法管理人员。于是，一心救国的李耆年便选择了这所学校。凭较好的成绩考入该校后，他把学名“耆年”和字“寿昌”都改了，改成了日后响彻中国近代史的“大钊”[85]与“守常”。原先的名与字都是期盼长寿不复蹈父母短命之意，但这位志存高远的人不在乎是否活得长久，一心勉励自己要成为坚韧不拔的有为者——“钊”意为勉励，“守常”与“寿昌”同音但取持之以恒之意。他入校不久就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不仅参加了罢课请愿活动，还开始发表见解独到的政论文章，其文采赢得人们尊敬，甚至被公认为“北洋三杰”之一。

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法政学堂的创办人袁世凯成为大总统，但国民却并未当家作主。血气方刚的李大钊根本不顾及自己乃袁氏门下的“高贵出身”，公开在文章中喊出了“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的悲愤质疑。

此时，拉扯他长大的祖父已经过世，他已断了经济来源。幸有赏识他才干的朋友的资助，他随留学大潮去了日本，转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本科。在日本，他因给《甲寅》杂志投稿而与比他大八岁的章士钊结识。章已为名扬海内外的政论家，其政治观点与写作文风均使李大钊受到影响，以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他列为“甲寅派”。借得《甲寅》这个习武场，这个颇有燕赵古侠士气的留学生领袖让人们看到了其不凡的身手。尤其当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的消息传至日本时，他奋笔写下《警告全国父老书》，此“书”不仅在日本留学生中广为流传，而且还被传回国内并引起反响。

时隔八十多年后的一个阳光柔和的冬日，我坐在青岛的一座高楼的书斋中，捧着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硬壳本《李大钊选集》，找到这篇文章，犹能感受到一股正气在字里行间铿铿锵锵地律动着。而对我的家乡青岛早年何以成为日德交战之地，日本为何要在“二十一条”中尽收前德国租借地的利益，年仅二十六岁的李大钊分析得极为精辟：

夫青岛孤悬一隅，德人不过几千，兵舰不过数艘，仅足自卫，乌敢犯人？讵能扰乱东亚之平和，阻塞过商之要路？日本必欲取之者，非报德也，非助英也，盖欲伺瑕导隙，借以问鼎神州，包举禹域之河山耳……

留日学生李大钊的政治见解，已经远比北京政府里的许多高官高超。在动荡的年代，这位杰出的思想家脱俗而出，成了中华民族最前排的探路者之一。

不过，似乎应了“一心不能二用”的老话，李大钊不安于课桌的结果是，他被“早稻田”开除了，他的学籍表上盖的最后一个图章是“长期欠席，除名”。而他的学习成绩也实在不怎么样：丙。若按现在的优、良、及、不及四档来套，丙算及格，中下等也。

李大钊没拿到洋文凭就回国了。回国后，他先在章士钊的推荐下主持了《晨钟》[86]，后又为章氏的《甲寅》当了主笔，其间开始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作品。他与陈的交往也始于留学日本期间。再后来，极重情义的章士钊把自己兼的校图书馆主任职位让给了他，使他得以跻身于中国知识界的最高台阶上，和蔡元培、陈独秀、沈尹默、刘半农、周氏兄弟、胡适等著名文化人成了同事与朋友。

看眼前，想当年，小小的马神庙怎能盛得下这样一伙儿伟丈夫的冲天才气？兼容并包的人文阳光终于涨破了这座大院，后来建在沙滩（地名）的北大红楼便成了李大钊施展人生抱负的更大的舞台。

我曾两进红楼，却一次也没如愿。一楼曾是李大钊主持的北大图书馆，但现在的红楼主人国家文物局机关却把一楼东头的那间屋子锁了起来，只在门上方悬着一方“李大钊毛泽东同志工作室遗址”的牌匾，并称“不对外参观”。

我怀疑国家最高文物保护机构并不真懂文物：他们竟然把当年堂堂图书馆主任的办公室与区区助理员的工作岗位（顶多一张桌子）合并在了一起！“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这是毛泽东说的。毛泽东的话当然不会像林彪吹捧的那样“句句是真理”，但他的这句话倒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后来，我见过一份当时的北大教职员工们的薪水表复制品。领导与老师之间、教学一线与行政后勤之间，真有天壤之别：分管登记新报刊和借阅者姓名的毛泽东，月薪八元；主持工作的李大钊，月薪一百二十元。两人相差十五倍！若按二十世纪初的银元与二十世纪末的人民币的1∶100的比值来算，那就是在大陆现有物价不变的前提下，毛泽东的月收入是八百元，而他的头儿居然拿到了一万二千元！然而，不在教学一线的李大钊比教授们还差得远，教授们拿得更多，低的一百八十元，多的二百元，而文科学长（系主任）陈独秀名下，竟然三百元！就等于现在每月有三万元的进项呐！

“自由、平等、博爱”是当年精英们孜孜追求的目标，但从一张小小的工资表上即可看出，在人类社会中，哪有绝对的平等？

“在阶级地位中生活”的李大钊凭自己的才干与为人而使自己越走越高。当初被章士钊推荐来北大时，曾受到不少同事的颇不友好的眼神的质疑，因为，他没有大学文凭，而且，土气。很快人们就刮目高看这位留着平头的青年人了。他既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工作，是享有较高声誉的作家，又把图书馆整治得井井有条。八十年过后，美国人在权威的《世界图书情报百科全书》中称李大钊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显然是经过详尽考证的。

后来，李大钊被聘为了教授，社会地位与个人收入自然也增了不少，但他依然过着“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清淡的日子。他没心思讲究物欲，更没像陈独秀那样有欲望去逛“八大胡同”（京城红灯区），他的全部兴趣只是思想，只是工作。“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大钊先生题写给别人的这帧集古人句的对联，正是他追求人格完美的写真。

当年红楼里的李大钊办公室，是个热闹非凡的去处。当年的北大学生领袖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即有一段详细的记载：

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图书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和急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一九二零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

晚清以来，国运式微，自古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起而探求救国之道。无论康梁的“变法”，还是孙中山的“革命”，概莫例外。满清既倒，民国已立，但国家依然动荡，列强仍旧猖狂。正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1917年深秋成立的苏俄新政权，号称是世界上第一个农民工人当家作主的政权，这自然引起了中国探索者们的极大兴趣！而1919年7月25日苏俄新政权发布的《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决定无条件放弃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更使得半殖民地国度的先进国民们喜出望外甚至感激涕零！

谁不向往那个平等待我中华之庞大邻国？哪个爱国者不想看到强邻归还本属我们的大片疆土的这一天？在中国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之政权本来不就是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梦寐以求的天大好事？于是乎，思想更为先进的李大钊、陈独秀和一班热血学生们便率先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在人们清楚了，列宁等俄国革命党人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尽管高举起国际主义的大旗，但首先还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家园。它们的外交出发点也和别国并无二致，也是首先要维护本国之利益，它们的信誓旦旦的外交声明每每也只是权宜之计。弱时乞怜强时逞凶，斯为天理，岂有例外？所以，说要归还的沙皇时代鲸吞我中华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就一直没归还；那条横在我东北地区的中东铁路，也一直像剑一样搁在东三省的腹上，随时都可以割得我们鲜血如注。俄国的新当家人面临的大环境并不美妙——前门外有更为强大的西方国家的环峙，后院有狡猾的日本人的觊觎（日俄战争的惨败让他们一直对日本人心有余悸），更兼有大批沙皇时代的军人、贵族们亦即所谓的“白俄”逃到了远东的中国，这不全是隐患？他们实在无力两头应付，故把中国培养成苏联的稳定后院便成为其远东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于是，他们的公开或秘密的使节便纷至沓来，且都受到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他们的驻华公使，竟然是从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任上下派的加拉罕！但那位加拉罕入主了前沙俄在东交民巷里的使馆和旧兵营、中东铁路办事处后，却不便把那里公开变成传播列宁主义的大本营。因为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所以，反对“赤化”。所以，民国九年（1920年）4月，一位叫维经斯基的特使又衔命而来，他的陪同者是一位具有俄共党员身份的山东平度籍华侨杨明斋。

是一位北大俄籍教授把来自海参崴的“记者”“吴廷康”（维经斯基的中国名字）介绍给李大钊的。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向往是人所共知的，他协助《晨报》开辟过一个《马克思研究》的专栏，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更被人目为中国第一篇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所以，由他出面接待苏俄来客是顺理成章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其实李大钊不光并不知晓这位“吴先生”的真实身份乃俄共远东局的情报人员，而且也根本不知道他的那位俄籍同事本身也是共产国际的秘密通讯员！

李大钊应客人要求，在自己的图书馆里为其操办了几个座谈会，把章士钊等朋友和热衷于新事物的弟子们都喊来，让“吴先生”很是开心地介绍了苏维埃政权的先进理论和伟大实践。那位奉命来华觅找合适的政治伙伴的特使先生一激动，当场宣布：在座各位都是共产党员了！好在李大钊清醒，觉得不妥，便请客人南下，持他写的介绍信去上海与已在那里的更具资格的陈独秀先生会商。

这才有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新解密的苏联史料披露，其实，“远方”（当时中共党人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称）的最初选择还不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甚至他们都不知道在中国思想界有两位享有盛誉的教授“南陈北李”。他们只知道本国新政权已经深得中国知识界的欢迎，尤其列宁同志签署的那个关于放弃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声明，更令中国读书人无比感奋！一时间，研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泛滥于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甚至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袖姚作宾即率先在京成立过“中国共产党”，并曾派专人去海参崴找俄共主动联络。这位姚先生的探索为何没了下文，或者说当初苏共为何没扶持姚氏的“中共”，人们已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二十年后的青岛第二任汉奸市长，正是一个叫姚作宾的人。此题外话也。

红楼里的李大钊，其实岁数并不大，不过三十出头。只比手下的毛泽东大四岁，比在校大学生张国焘也不过大八岁。他的思想裂变，他的政治能量，也正是在这红楼里发生和积攒起来的。六年的图书室主任生涯，对一个刚及而立之年的思想者来说，太重要了！

就是在这红楼里，执着的李大钊一步步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从校图书馆主任，到教授；从一开始不被人们看重的青年教师，到北京大学评议会（最高商决机构）成员；从热衷于在刊物上写文章的政论家，到有职有权的校长室秘书（那时没那么多的副校长[87]，故秘书权力甚大），李大钊每一步都很扎实地登上了知识阶级领袖的台阶。

章士钊回忆过：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为守常之马首是瞻？

认识一个人需要时间，认识一个寡言的伟人更需要足够的空间。

章士钊与李大钊交谊“亘十有四年，从无间断，始终情同昆季”。在我读过的诸多赞颂大钊先生的文字之中，章氏的评价可能是最直言不讳却也是最准确到位的。他在为《李大钊先生传》写的序中说过：

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

是的，论才华，他不比鲁迅、胡适、刘半农等人高；论见解，可能也比不了陈独秀、章士钊等人。大钊先生是以自己近乎完美的道德力量赢得人们钦敬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李大钊。

对现今的人们来说，李大钊是个遥远的存在，遥远得已经不太真实了。

照片上的李大钊，平顶、圆脸，一副敦厚长者模样，而最明显的是他唇上的那一抹浓密的胡子。长时间我有一种错觉，认为这位中共的创始者是一位年岁不小的长者。是胡子连累了他。

李大钊是不讲究穿戴的。但他对自己的胡须倒是很在意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中国人是很在意自身生长的任何东西的——包括毛发。而清末民初，男子蓄胡是有身份的人的一种时尚。不信你看，从北方的大总统袁世凯，到他之后的北洋大帅、将军们，大都是威风凛凛一把胡子；而南方的革命党首领孙中山、黄兴、廖仲恺等人，也无不是这般留胡节不辱的尊容；学者们也多以蓄胡为美，鲁迅就曾在回国返乡时被绍兴老乡错认成日本人，只因他鼻子下面有一抹如同隶书“一”的黑胡髭。也许古戏文里的白面书生让人看腻了？彼时有条件留须的军政学界男子，多以拂髯为美。胡子成了民国初年有身份者的“身份证”。

我读过许多张李大钊的照片，从不同时代的留影来看，他留胡子的历史竟近生命的一半之久！早在北洋法政学校时，他就开始留须。那时，他不过才二十岁上下，照片上的同学们没有一个像他这般模样。倒是在日本时的一张照片上，他的脸上没了胡须，脸庞如同常人一般清爽。不知是在异国他的审美观发生过动摇，还是屈从于严格的日本国教育制度不得不暂剃？回国后的照片，他都是一把大胡子的傲岸样子，无论是与报刊同仁们还是与“少年中国学会”同志们的合影，总是他一个人留着标新立异的胡子，让人一眼就能从众人中认出他来。

在没有电视与大量报刊的时代，剪掉胡子甚至可能剪掉一个政治人物的的恶运！此有二例：

革命党首领黄兴在上海租界内从事秘密活动时，因书呆子气的章士钊的不慎而遭逮捕。恰巧捕前他刚刚剃光了自己的标志性的胡须，所以会审时，尽管洋法官觉得面前的嫌疑犯有些像清政府通缉照片上的要犯黄兴，但他就是咬定自己是被误捕的某军官的随员李某。洋人本来就分不太清中国人的模样，见下巴光光的“李某”一喊冤，便稀里糊涂地把人放走。黄兴因之逃过一劫。

还有那北洋时期已沦为落伍者的康有为，在参与张勋复辟案后遭政府追捕时，也不得不剃光了胡子才得以逃出京城。为此，报章将其狠狠羞辱了一通。

但李大钊没有改变形象。有资料说，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4月6日那天，京师的警察和宪兵们冲进苏俄使馆的旧兵营后，并不是马上就认出了李大钊，正是这傲然不驯的大胡子暴露了这位著名的党人的真实面目。确是胡子连累了他！

越来越多的材料显示，李大钊是有可能幸免于难的。

本来，军阀政府对学人们是敬而远之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士”的社会地位突然有点像回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很可以指点江山乱说一气的。自古天下兴亡士人自觉有责，到了民国，北京的教授们更已天下为己任，议论朝政，畅所欲言，无所畏惧。公允而言，那时，政府赐给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比之后来的“党国”时代实在要大得多，不然，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思想领域就不会有空前的繁荣。

近代的北洋时期确是颠三倒四的乱世，但主政的武夫们对文人们的宽容却也是不容否认的。

读李大钊当时发表的文章，真如大热天儿里痛饮散啤一样爽快！你会暗自吃惊：军阀政府怎么会容忍一个大学教授的这么“放肆”的“恶毒攻击”？他直言反对军阀政府与督军和检阅使制，呼吁解散安福俱乐部，揭露外交方面的秘密交涉，倡导召开国民大会以取代国会，为工人争八小时工作制，为妇女争翻身平等之权。真是方方面面，无所不干预。仅以民国十一年（1922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里，他在《晨报》副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结尾，就可一拭那个时代之脉搏：

我们有几句重要的话要外交当局仔细听着：

要即日无条件的承认劳农政府！（指苏维埃政府——引者注）

要即日无条件的开始中俄会议！

不许一味仰承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团的意旨来办理对俄处交！

不许沿用媚强欺弱的帝国主义式的无耻的外交手段来办理对俄外交！

我们要严重的监视外交当局的对俄外交！

一介穿着布长袍的先生，敢令军人政府“仔细听着”，而且还要“严重的监视”他们是否照自己提议的办法做，这底气实在太足！

他对执政者的训斥源自他对民主的理解。这位布衣思想家深邃地说过：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

这就是彼时的李大钊。绝少服人的鲁迅肯奉小他许多岁的守常先生为“革命的前驱”，实可见李大钊的思想已经远远超出同侪之上。

而且，知识阶级的领袖不光敢说，还敢做。李大钊就曾以北京八高校代理联席会议主席身份领导了“索薪事件”：

民国十年（1921年）3月，教育部拖欠各校的经费三个半月了。学校领不到经费，老师们就拿不到薪水，于是，就罢教。那时的中央政府，真是寒酸。国家机关各部的工资，竟是靠借钱发下的！各地割据的军阀们，捞点钱就去置枪置炮，哪有谁上缴国家财政！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又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李大钊等教授们以退为进，发出《全体辞职请愿书》和《敬告国人书》，并随数百学生往中南海的正门新华门求见总理靳云鹏。上将军靳总理居然怕书生，死活不敢露面。请愿者遂与卫兵发生冲突，被卫兵殴伤多人。这一天是6月3日，故时称“六三索薪事件”。

总理无奈书生何！堂堂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没以思想钳制和行政惩处为武器来收拾书生们，却不耻为原告，起诉教职员代表。不料李大钊等毫不畏惧，反向检察厅提出控告，起诉总理与主持教育部工作的次长，还捎带上了国家的警察总监（那时当警察总监真够倒霉的！），告他们“破坏教育”！

而教书匠状告中央政府的官司，检察厅也真就受理了。结果，政府理亏，托人调解，并派专人向教育界慰问，为受伤者报销医疗费，并筹款二百万元设教育准备金等。学界的要求一一落实。

智识阶级大获全胜！那时的知识界被写为智识界，有智有识，理应比只有知识层次更高。可能后来的学人们在酷烈的政治迫害下渐渐丧了“智”，只靠一己之“知”谋生，故“智识”才沦为“知识”。恕我瞎蒙。

你看，那时的“智识界”是何等的威风！据朱志敏先生的《李大钊传》中披露，民国十三年（1924年）3月，北大举行二十五周年校庆活动时搞过一项民意测验，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几位？”，学生们选出了这几位：孙中山、黄兴、段祺瑞、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梁启超、李大钊、章太炎。列位“大人物”中，李大钊资历最浅，却也得到学子们的拥戴，而且排名于国学大师章太炎之前，甚是了得！九位人员，革命党领袖占了头两把交椅，做学问的占去了六席。而那些不可一世的军阀巨头，除一个在朝的段总理外，其余统统不值一提！

北洋时代，知识阶级整体地位真是不得了！

再来读读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23日《民国日报》上的一则消息：

《北京学界招待俄代表》

苏维埃俄国代表越飞君抵京以来，已引起各界之注意。本月十八日下午八时，北京大学蔡校长、李守常教授等十余人，设席东方饭店招待越氏，……首由李守常教授致词，略谓越飞君及俄代表团来华，意在与中国及中国国民建设友谊的关系。吾人代表中国智识界，得与负有真正责任之俄国代表诸君共聚一堂，深引为幸。……

你看，知识阶级已经成为北洋时代的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而三十三岁的李大钊已经成为这种势力的公认的领袖。

沿北京复兴门西行，会不断遇上以“坟”为地名的地方，公主坟就是一例。逾公主坟再往西，有共和国最重要的陵园——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除毛、刘、周三巨头之外，共和国几乎所有重要人物的骨灰悉安放于此，甚至于包括了建国前被蒋介石枪毙的中共下台领袖瞿秋白的遗骸。

但八宝山里没有李大钊的遗骸，中共第一烈士的墓穴在八宝山不远处的万安公墓。

1998年9月24日下午，我第一次去看万安公墓。

无论在北京地图上还是在海淀公路上，万安公墓都没有标志，是穿行在一片苹果园中的柏油路上意外看到了“李大钊烈士陵园”的牌子，我才确信，此即安葬了众多名流的万安公墓。

资料告诉我，李大钊的遗体是在宣武门的长椿寺里停厝了六年后才安葬于此的。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初，李夫人赵纫兰从故乡回到北平，求北京大学代办丧事。北大故交们义不容辞，校长蒋梦麟、教授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等十三位大钊先生的生前友好发起公葬，并每人捐款二十元。未参与发起的梁漱溟和在外地的鲁迅等故交，每人捐了五十元。当政者对国共合作时的北方领袖也表示了悼念，当年与他同时被北洋政府通缉的现政府部长级人物也赶来参加公祭仪式，汪精卫甚至派人送来一千元以志慰唁。但国民党当局没料到的是，4月23日送葬的数百人的队伍中间，忽然响起了《国际歌》之声；而且，空中飘起了写着“打倒国民党！”“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共产党万岁！”等标语的纸钱！一时间，军警逮捕了好多人，但大钊的灵柩还是安抵万安公墓，并与西山的落日一道下放进冥冥之中。

万安公墓原为私营墓地，1956年“公私合营”后才收为北京市民政局所有。这里虽不比八宝山尊贵，但四五千座墓中，可以一说的历史人物也颇不少，像民国的段祺瑞、韩复榘、马占山，像1954年自杀身亡的共和国副主席高岗，像著名的文艺家朱自清、王雪涛、刘继卣、王力、萧军等。但众多名流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李大钊了。军阀可以通过战争来建立大小政权，文艺家可以通过笔墨创作来陶冶人心，但谁能比得上思想家对社会的影响深远呢？

李大钊的归宿很好找，陵园入口处即有明显标志。从一方方规整得十分有序的坟地间的阔路上走进公墓深处，一座被松柏包围着的院落立即让我心头释然——石雕的李大钊就站在迎面的中央空地上。雕像前的“一串红”摆得很满，红花前一束黄花开得正盛，显然是有人刚献的。

我曾在北大校园里见过李大钊的雕塑，那一尊半身塑像很符合我想象的老成持重的模样。但这一尊立像，却令我暗惊，虽也是两撇大胡子左右横扫，但容颜却十分年轻！因年轻而富有了朝气，因朝气而具有了活力。这一个李大钊像真的一样！

是啊，他蒙难时还不满三十八岁，凭什么要把他刻画得那么老？

字典中的“老”字条下，有“老实”、“老成”、“老到”、“老练”等词条，也许，正是这些似乎都能体现李大钊特点的词条让人每每忘了死者的真实年龄？

真实的李大钊到底什么样儿？我梳理着他的生平，觉得与其说这位以授课写作为业的导师是坐而论道的鸿儒，倒不如说他是一位风风火火的实干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中央公园（现北京中山公园）发表过著名的演讲《庶民的胜利》，过后又把演讲稿登上了《新青年》。从字数上看，该文不到两千字，若空口念，几分钟即完。但他不善言辞却是大家公认的，陈独秀、鲁迅等都在回忆文章里提到这一点；章士钊更直接说他“木讷”。可见大钊不是健谈的人，甚至还有点大智若愚的书呆子相（有林伯渠诗为凭：“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只不过为了斗争的需要，他才一次次登高疾呼。数数看，从到北大开始，他就不惮抛头露面，多次公开号召推翻现政府，尽管其间曾被明令通缉。他胆大，而且心细。当陈独秀面临第二次被捕的危急关口，他竟然会把陈先生包装成戴毡帽、穿油花花的厨子背心的“病人”，自己则像年关收账的生意人一样，乘骡车送独秀先生逃离北京——据说，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惊天擘划，就是这两个人在颠簸的出逃路上议定的。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随着国共合作的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李大钊亲自担任北京的国民大会的主席之一，率领学生和市民一次次向政府发起声势越来越大的示威运动。

是年的3月18日，是他公开露面的最后一次了。连李大钊也没想到，执政府的卫队会悍然朝游行的人群开枪！那一天，大钊的头与手部负了伤，侥幸没成为这一天的第四十八位烈士。遭通缉的革命党领袖们不得不关闭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转入了东交民巷里的苏联使馆中继续工作。

按国际惯例，使馆区是外国人的飞地，未经许可，本国人不得入内；尤其是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不得擅入使馆区；失意的军人若进入其间避难，则必须解除武装。洋人们深恐战火殃及到他们身上。所以，东交民巷里的使馆和饭店、医院，就都成了北京的落难钜子们的避风港，一有风云变幻，他们就会跑到使馆区去避祸。满清末时，变法失败了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去过；民国以后，前来请袁世凯南下当总统的蔡元培等南方代表们被乱兵吓得去过，遭冯玉祥的国民军追捕的临时执政段祺瑞去过，被冯的大兵赶出皇宫的逊帝溥仪去过，被各路大军讨伐的复辟祸首“辫帅”张勋也去过，甚至连鲁迅这样没有政坛身份的教师也在那里避过祸。只要进入了东交民巷，性命就保住了。使馆区就是避风港。

我读过旧的东交民巷使馆图，约略明白了当时的布局：败于八国联军的中国政府，不得不同意每个驻华使馆都附带拥有一座占地面积更大的兵营，以保护他们的外交使节和本国侨民。俄国使馆和兵营的地盘最大，位置也很好，就在胡同西口处的北边，与美国使馆与兵营斜对门儿。

北京市东城区文物局的王鸿年先生说：他们已经准备在原俄国使馆内立一块“李大钊烈士被俘地”当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只是，现在那里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院，外人是不可能进去的。

李大钊等在苏联使馆中依然忙碌着，发展的国共党员人数成倍增长就是佐证。北大同事梁漱溟曾去看望过老友，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一切如李大钊在北大时一样。

段祺瑞走了，张作霖来了。皖系、直系，都已没“戏”。南方的“党军”（国民革命军）攻得正起劲，北洋各系只有合力拥戴尚有五十万大兵的“奉张”，才能力保江山不失。于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年末的张作霖，就被推举为了中华民国安国军总司令。

传统的说法是，奉张政府通过长时间的跟踪，发现了被上一届政府通缉的李大钊的藏身之处。于是，在帝国主义驻华使馆的支持下，强行闯入苏联使馆，抓到了李大钊；并在“南方某要人”蒋介石的默许下，悍然杀害了这位共产党领袖。

张作霖因杀害了李大钊而使他后来的惨死在共和国史籍上变得活该倒霉。

不过，越来越多的史料在证明着另一种事实：即北京政府出兵苏俄使馆并不专为逮捕这位“过激党”的首领。应该从更大背景上看待这一近代史上的严重事件。

那位曾在上海滩办英文报纸的鲍威尔先生，晚年是这样回忆这一事件的：

1927年4月6日，在北京东交民巷外交使团的卫兵们的协助下，张作霖的警察突然搜查了苏联驻华使馆。

对苏联使馆的突袭，曾搜出了大量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刊和文件，还逮捕了几十名在使馆中的俄国人和中国人。消息传出后，苏联政府立即抗议这种搜查是“空前未有的、公然践踏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暴行。”张大帅对此不理不睬，相反，还将从苏联使馆中搜来的文件一一影印，分送给新闻界和其他使领馆，藉此证明苏联人准备“赤化”中国的阴谋。公布的文件还表明，苏联使馆的官员也卷入了这一阴谋。这样一来，事情变得相当棘手。因为根据1924年的北京协定，苏联政府表示不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而这些文件却表明他们违反了协定。事情的结果是苏联召回了驻华使馆的代办（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罕已经于年前被驱逐回国——引者注），而中国方面则通过草草的军事审判，把被捕的共产党领导人枪毙了事。

读了这段文字以后，我才悟出，以前听惯了的说法，完全是站在苏联人立场上的讲述。如果挪开一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作为中国东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张作霖对有着漫长边界的“老毛子”的警惕与憎恨是可想而知的。况且，贯穿东北腹地的那条由俄国人控制的“中东铁路”一直像导火索一样在中国人身边滋滋冒着战争的青烟。担任了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最高领导后，张作霖对强悍邻国的真正心思也许看得比其他人更透。苏联人染指中国内政并一直图谋颠覆现政府已是不争的事实：外蒙古已经被他们的红军强行侵占，南方的国共合作局面是他们暗中操纵的，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是他们的军事顾问团和巨额卢布在起作用的。

近年才公开的俄文史料证实，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人曾为中国国、共两党和北方的冯玉祥提供过上亿元卢布的支持。其用意只有一个：推翻中国现政府，另起炉灶，建立一个符合苏维埃国家利益的中央政权。

长期生活在老毛子阴影里的张作霖知道，沙俄就是沙俄，不管他们打什么旗号换什么国体，在远东攫他们自己的利益，才是其真正的目标。于是，在掌握了确凿证据、并与驻华外交使团打好招呼后，张作霖下令对苏联人采取了这一行动。

行动本身是成功的，军警们扑灭了正被苏联人焚烧的机密材料，然后，把这些材料装了足有七卡车！很快，这些被整理出来的颠覆中国政府的证据被提供给了中外各报馆。安国军政府的目的达到了：让苏联人的阴谋破产，同时摧毁了存身于他们保护下的南方革命党在北方的总堡垒。

窃以为，这才是“四·六事件”的真正原委。

至于说蒋介石与张作霖合谋杀害了李大钊一说，则不合情理。北洋军阀们根本分不清国共两党有何区别，他们把南方革命党统称为“南赤”，把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称为“北赤”。尤其张作霖，深知若无俄国人的全力支持，广州的那个割据政权哪会一下子有了这么强大的力量来攻打中央政府！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蒋介石是比大学教授李大钊更为可怕的“赤化”代表，他老张哪会为杀一个自己管制下的教书匠而专门去试探一下敌军总司令的意思？矢志反对外来势力的“赤化”，是被传统文化养大的中国统治者的天性，尤其当自己的政权受到严重威胁时。“得到南方某要人默许”一说，只是当时《晨报》的一家之言，并无确凿证明。相信并认定此说，不过是后来人的一种心理需求而已，即：北洋军阀与新军阀（蒋介石集团）都是反共的一丘之貉。

被捕前的李大钊并非高枕无忧。他和同志们从交通员的失踪、应聘而来的伙夫面目可疑等迹象上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着越来越不祥的气息。为防止不虞，他甚至买来了手枪，并很快学会了使用它。

然而，手枪并没派上用场。李大钊被捕的那一刻，尽管一直握着那支手枪，却并没扳一下扳机。

同时被捕的大钊之女李星华回忆过那个惊心动魂的时刻：

……就听见一声尖锐的枪声，接着就听见庚子赔款委员会那边发出一阵纷乱的喊叫，接着又听见有许多人从那堵矮小的花墙上跳到我们的院子里来。

“什么？爹！”我瞪着两只受惊的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去看看吧。”他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那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院里走。我们刚走出房门，就看见许多赤手空拳的青年像一群受惊的小鸟似的东奔西撞，找不到适当的去处。刚才就是他们从墙上跳过来的。我紧随父亲身后，走出这座一时充满恐怖的院子，找到一间僻静的小屋，进去后暂时安静下来。

父亲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没说，神情非常冷静，手里握着那唯一的武器。看样子，假如可能抵抗，他一定要抵抗一下的。我也有些胆壮起来。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没有吭气，只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听声音，来的人不在少数，而且已经把这间小屋团团围住。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十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父亲和我。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残暴的匪徒们把父亲绑起来，簇拥着走了。

开始，我总以为，李大钊并不知道这一天要大祸临头。

因为，李大钊并非如人们想象得那么老成持重，他也急躁过。他的学生回顾亲历的“三·一八”事件时写过：临去执政府示威时，众人怕政府弹压，但李大钊登高疾呼：他们不敢把我们怎样！众人信赖之，遂随其而去，这才有了子弹共血肉横飞的惨痛史案。无法否认，成熟的革命家也有不成熟的时候，统治者宽容的底线是谁也不能推翻其统治。

关于李大钊的被难，是不是他的又一次判断失误？

就在事发两天前，那位名士朋友杨度已经托章士钊转告他了：张作霖已派外交部与外国使团打好招呼，近日将搜查苏俄使馆及兵营！章夫人吴弱男曾为此专门进入了苏俄使馆劝其化装离馆遁往天津暂避风头。李大钊只说自己尚有工作走不开，让别的同志先走了。

大钊坠入地狱了。有可能躲避而没有躲避，仅仅因为大意吗？

关于李大钊被捕，我想了一些时间。有一天，终于恍然大悟：这一天，他是知道的，他有点儿像等待被诛的谭嗣同。

李大钊在看守所里，有时间细溯一下自己的历史了。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他写着《狱中自述》，反省着自己的生命历程。

他被关在门口挂着“优待室”木牌的单间里。《晨报》报道，蒙难的李大钊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慨”；“闻在厅甚受优待，唯看守特别严重。”狱中，女儿李星华曾随一同入狱的母亲见过爹爹一面，是过堂时核实一下身份，爹爹的极为冷漠的表情曾令小星华颇感不解甚至愤懑。当时的报纸上说，李大钊“在狱二十余日，绝口不提家事。”为何冰冷如霜？也许只能有一种解释，即他主意已定，决意要赴天国。

绝大多数写李大钊入狱后的文字都说他曾被严刑拷打、受尽酷刑。手头一份最新出版的《人物》杂志上说得更狠：“凶残的敌人施以酷刑，用竹签钉进他的指缝，拔掉他的指甲，……”

恰在我思索着八十多年前这些掌故的真伪的时候，妻在另一间屋看宋春丽和陈宝国等人主演的电视剧《红岩》，而且正看到了不敢看下去的情节：国民党军统局的看守所“渣滓洞”里，审讯者丧尽人性地把竹签扎进了江姐的手指尖上。

可是，说李大钊也遭受过这一刑罚却让我难以置信。与他同时入狱的女儿没说，反倒有刚才引过的“闻在厅甚受优待”的消息。扎竹签拔指甲之类的办法不是用来对付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大人物的。一入敌狱必遭酷刑，这是1949年以来艺术作品的一种模式，于是乎，人们就跟着作家、编剧们相信了：只要好人被坏人抓起来，就必然要坐老虎凳、被灌辣椒水，遭皮鞭抽，挨冷水泼。我和我的同代人从小就背熟这个公式了。岁数渐大，读书渐多，思索渐深，便渐对因袭的说法有了怀疑。也许并不绝对吧：阶级敌人也不是逢人便打，逮谁揍谁。那样的话，他们也忒简单了点儿。专制体制的残暴是全方位的，肉刑是一种残暴，感化也是一种残暴——让你放弃原有的信仰背弃人生的选择出卖自己的同志去跟他们同流合污，让你的后半生一直处于良心的自责之中。这不也是一种残暴？而且是更难抵御的残暴！李大钊乃社会贤达，知名教授。对这样一位政治犯，当局理当不会像一般刑事犯一样对待；况且，一个意志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是视死如归的，岂是吊打或扎指头所能屈服的？

不妨举几个例子：先李大钊入过北洋政府监狱的中共首届中央局成员张国焘，曾被风传遭严刑被打折了一条胳膊。但当他出狱到上海后，却对关心此事的同志否认道：我未受刑啊！令人颇感意外。后来的国民党政权对落入己手的共产党人的摧残甚于军阀政府，但他们对中共重要人物也并非个个大刑伺候。陈独秀服刑期间，不光独处一室有人伺候，而且还不断接待来客，甚至还能写信给蔡元培为其他政治犯求情。瞿秋白被人指认出来以后，也没遭虐待。他一直被看管于国军第三十六师师部里，生活上受着优待不说，而且还有足够的时间伏案写作，不然那本弥足珍贵的《多余的话》也就不会传世。先是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长、后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托派”）中央常委的郑超麟曾两次被关进骇人听闻的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但他也从没受过刑，倒是写下“强盗确是受罪犯待遇，我们则仿佛是客人”的文字。在初入监狱时，他听到旁边屋里有受审者在惨叫，居然“想跑过去看看，一个包打听（便衣特务）阻止我，他说：‘你们看不得。’完全是好意的阻止。”

当然，对上层共产党人士不施刑并不一定说明统治者的仁慈，瞿秋白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不就被枪毙了吗？对政治犯的留与杀完全是按统治者自订的法律和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定的，有时并不非要有理由才动手。

李大钊应该没有被刑讯。刑讯往往因被审者拒绝回答问题而被强施，可李大钊不是，他不屑于隐瞒自己的信念与工作情况。他很痛快地回答了法官的提问；而且，每次审讯结束时，都坚持要来审讯纪录细看一遍，把被记错的意思写错的字一一改正之。[88]尤其那篇传世的《狱中自述》，更是披肝沥胆，磊落坦荡。他的态度是：

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

既然已经如此，那就只有实话实说——他自己说得明明白白嘛！

“党案”发，举国惊。“党魁”守常先生乃社会名流，北大教授，落入军阀之手，自是凶多吉少，况且有前不久张宗昌处决著名报人林白水为例。于是，安国军总司令部里，处事一向果断的张作霖总司令被各界的说项闹得挠起头来——

北京大学等京城九所高校的校长们联袂求见“少帅”张学良，请其向他转致宽恕李大钊之意。被他倚为心腹的杨宇霆也来转达了曾任前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的章士钊的说情，而杨本人也主张对李大钊宽大处理。被袁世凯所倚重的杨度则代表政府智囊团“政治讨论委员会”与司法总长同来求见，要求将“党案”移交法庭依法处理。颇得言论自由的报纸更是说三道四：有的对李大钊的人格和学问表示钦佩，劝当局不要轻易处置这样一个人；有的主张终生监禁李大钊让其在狱中写作；也有人主张杀一儆百。

张作霖举棋不定，便驰电询问远离京城的吴佩孚和正在前方带兵打仗的张宗昌、孙传芳等将领们的意见。正在拼死抵抗北伐军的部将们还能说什么好话？尤其那位担任安国军副总司令的张宗昌，甚至怒气冲冲地反问老领导：“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于是，张作霖不再犹豫，颁发了“杀无赦”的命令。

李大钊是直言不讳的旧文化与现政府的掘墓人，是能够掀起民众运动巨浪的政治领袖。这样一个人落入统治者之手，其生死完全取决于当政者对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的考虑，这与他在狱中表现如何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4月28日下午2时至5时，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军法会审依据《陆军刑事条例》第二条第七项之规定，宣判死刑。次日的《晨报》披露：

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而其他则不免望刑而畏，面无人色矣。

我真是一个喜欢以后人之心度前人之腹的探究者，还爱对既定的结论自己再考证一番。正因此，我才在李大钊墓前揣想这位堪称完人的共产主义者从被捕后到被处决的最后二十二天。

我常想到的是这样一个被研究者们忽略但却又极为重要的问题——李大钊在党内的威望与职位为什么不相符？换言之：他为什么一直不是中共的最高领导？

民国十年（1921年）七月末，中共“一大”时，他和另一位最该到会的陈独秀都没出现在上海滩的那座石库门房子里。都说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但真等到首届党代会召开了，他们却一南一北，双双缺席了——“南陈”在割据的广东政府当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只派了个代表包惠僧与会；“北李”则正在北京忙于参与教育界向政府的“索薪”，连代表他的人也没有。陈独秀没来，却当选为中共第一届中央局第一任书记。而李大钊呢？什么也不是。

翌年7月，中共“二大”在沪秘密召开，李大钊还是没有到会。本届党代会产生了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与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人成为中执委委员，而李大钊仅为三名候补委员之一。陈由中央局书记改任委员长，而陈之后的那四位年轻的执委差不多全是李大钊在北京的学生啊！导师李大钊只是北方区负责人之一，但还不是一把手，北方区委员长的位子有人坐了。

第三年的中共“三大”，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这也是李大钊唯一参加的本党代表大会。迟到这时，他才被选入扩大至九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依然没被留在中枢主持工作，而是继续以“驻京委员”名义回了北京。

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中共“四大”，又回到上海开，不知何故，他仍然没出席。

民国十五年（1926年）2月，中共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资料告诉我们，参加这次重要会议的有瞿秋白、陈延年、谭平山、任弼时等十二人，却没有正在北京的他们的导师李大钊！[89]

中共“五大”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会议召开的第二天，李大钊即去了天国。张国焘在会上宣布了噩耗，举座皆惊，默哀遥祭。呜呼！中共名单里永远不会再有“李大钊”三个字了。

公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为什么很少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因为这位领袖级的北大教授没太拿党当回事儿，还是把持历届党代会的“国际”代表们不愿召他前来？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了，毛泽东之前的历届中共党代会及党的重要会议，都是由洋特使一手操办并在场监督的。他们不光为中共的高层聚首提供充裕的资金，更要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具体的路线图。

李大钊曾参加过一次党的高层决策会议，那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中共“二大”召开之后的一个极小范围又极其重要的会议，因开会地点在杭州，故称“杭州会议”。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把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四位中执委委员和不是执委的李大钊找到西子湖畔[90]，要他们接受斯大林业已批准的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让两个政治纲领相抵的政党搀和到一块儿去？让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人加入到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里去？头一天，除马林的翻译、年轻英俊的常州青年张太雷外，与会者都坚决反对这项怪诞的决定，性情直率的陈独秀的反应尤为激烈，这就使得斯大林的使者马林先生十分尴尬。但第二天，是顾全大局的李大钊最先被说服进而帮助马林说服了其他同志，国共合作的大政方针才确定下来。

“南陈北李”为执行苏联人的意图忍受了太多的责难——最早领着维经斯基来华探路的那个大个子华侨杨明斋为此与他所敬重的陈独秀拍了桌子，并一气之下回了北方。而德高望重的李大钊也在回京传达国共合作政策时当场遭到不少同志的质问和责难，以致素有好脾气著称的他竟然愤然离去！[91]

李大钊谢世前，国民党右派领袖蒋介石已经开始在上海滩发动了血腥的“清党”运动；在他死难后不到三个月，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的武汉革命政府也开始向CP举起了屠刀——CP乃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字母，时人以“CP”或“老西”代称中共。李大钊哪里会知道，就在4月6日他被捕的那一天，远方的斯大林还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大谈中国问题。这位联共（布）的一把手狠狠嘲笑了党内反对派首领托洛茨基要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奋起抗争的意见。斯大林颇为自信地说：

蒋介石可能并不同情革命，但他掌握着军队，正好可以作反帝斗争之用……我们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

可悲复可笑的是，斯大林的“挤柠檬汁”的话音尚未传到中国，蒋介石就先把他给“挤干以后再扔掉”了——如若不是苏联提供的大批军火和苏军顾问的直接指挥，区区国民党何至于一下子膨胀起来不光打出了广东而且有了问鼎中原的实力？

紧接着，汪精卫也把斯大林“扔掉”了——汪要斯大林兑现已经答应给武汉政府的一千五百万元卢布的资助，他称，只要得到这笔钱，他将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并军事讨蒋。但斯大林却自食其言，还价为三百至五百万卢布。双方差距实在太大！

北方的冯玉祥，也是大大地赚了苏联人的大批军火与卢布后，开始反共，一大批苏联顾问连同二百多位中共代表都被“礼送出境”，这其中，就有刚从莫斯科来到冯军担任中山军事学院政治处处长的邓希贤。邓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与蒋介石的长子和冯玉祥的女儿同班，现在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他被迫离开西安后，潜至武汉，开始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并改名邓小平。此题外话也。

你看，被“充分利用”后又扔得远远的，正是斯大林啊！

李大钊不可能听到斯大林的那番可笑的预言了，也不会知道“远方”制订并督促他和同志们力行的“国共合作”大业已经彻底失败。在此后白云苍狗风狂雨骤的岁月里，他只能一直像雕像一般沉默着了。

绕沉默着的烈士雕像走了一遍，我仰望着神色平静的先驱的脸，不由得心底隐痛起来。

雕像后，是李大钊与赵纫兰的墓，双墓并列，均称“同志”。

赵纫兰死于李大钊下葬后的三十几天。恐是忧悒而死。她与本村李大钊结婚时，丈夫还是个未发育的儿童呐！她跟着丈夫受了一辈子的苦：从当媳妇起即长时间独守空房，靠艰苦度日来供应丈夫在外地和外国上学；来京后也跟着担惊受怕，数次逃难，直至最后随之被捕。丈夫殉难后，她“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她死后的第二个月，即被中共河北省委追认为中共党员。所以，对她也称“同志”。

李大钊是忠贞之士，这不光表现在他对认定的主义决不动摇，还表现在他对自己妻子也忠贞不二。在近代的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里，如大钊先生这般对政治理想和个人生活都忠贞如一者，实在稀罕！

民国七年（1918年）年初，也许是为了加强对名士同事们的自我约束，蔡元培发起成立了“进德会”，将会员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为最容易做到的，只要不嫖、不赌、不纳妾即可；乙种除了以上“三不”，还得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丙种最严格，“五不”之外还得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陈独秀、章士钊、沈尹默、李大钊等教师都入了会，成了甲种会员。但事实是大多数的名士们连最起码的不嫖、不赌、不纳妾都做不到，只有被推举为纠察员的李大钊是问心无愧的真君子。

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这是后来在狱中的陈独秀对同案犯回忆起李大钊时说的话。陈先生夸得很由衷。说完这番话后，陈独秀颇羞愧地喟叹：

“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但是，北斗一样光芒照人的李大钊，怎么就总是不被信任呢？

老实说，我很困惑。

墓后，即墓碑，一方横卧着的黑色巨碑，泛着幽幽的光。金字碑文是邓小平先生题写的：

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同志永垂不朽

背面，是一篇宏文墓表，详尽介绍了烈士的生平。落款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也许，这是世界上惟一一块以这个至高无上的名义署名的墓表？我大概地数了数，墓表长达两千多字。字写得很耐看，后来得知，这是书界名家杨萱庭所书。

碑后，是四株青松和四面翠竹。

再北，是一排新建的平房，灰瓦红檐，还原了北京四合院儿的风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题写的“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红匾悬在檐下，门两边挂着四块红底白字的铁牌，分别是北京市政府、民政部、共青团中央颁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巧的是，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陈列室的大门锁了。

我伏窗而望。

室内是四壁展览的图片和几方有题词的石屏，有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和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等领导人的题词。在活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可能只有邓颖超与彭真二位见过李大钊——学生时代的邓颖超是天津学界女杰，曾与同窗兼同志周恩来等一道在天津的“觉悟社”面聆过大钊先生的教诲；而青年时的彭真曾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属下工作过。

除了四壁的题词外，正中地上的一块旧石碑让人瞩目，我睁大眼睛，仔细瞅着，看清墓碑上首刻着一颗红星和黑色的镰刀斧头图案，碑中央镌刻着“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落款是“北平市各革命团体”。

这一定是那块儿随大钊先生灵柩一起下葬的石碑。

公葬那天，灵柩抵达这里后，有人用骡车拉来一块用棉被包着的墓碑，正面如我所见，背面有一通情绪激昂的碑文。为避免招来当局的毁坏，众人将此碑与棺木同时下了葬。不料，迟至共产党人坐定天下后的二十多年，这块碑还是未被刨出并堂而皇之地立起。原因何在？那位看过绞死李大钊刑具的离休干部告诉过我，只是因为挖出来会对毛泽东创立了中共一说添麻烦，所以才一直深埋地下。我听得似是而非。

其实最早的墓碑也不是这一块儿，而是烈士生前同事刘半农教授撰写的，碑上只有死者的名讳与生卒年月。本来碑后要刻铭文的，因驻守北平的正是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所以碑文才没刻。后来，我查到了“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刘先生撰写的碑文：

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城中。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以同游六十余名，而令何丰林（时任安国军政府军事部长、“党人案”军法会审审判长——引者注）按其狱。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辉等二十人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伤哉。

呜呼伤哉！怀着凄怆的心情，我走出这座陵园，沿墙西拐，来找烈士原先的墓穴。

紧傍砖墙，两块小石碑竖在地上，上面标着：

此处为李大钊烈士1933年4月23日公葬地址原貌，灵柩于1983年3月18日移葬于李大钊烈士陵园。

在万安公墓的四五千座墓中，李大钊夫妇的墓地并不特别显赫，水泥方圹，寻常旧墓。附近是与他同时罹难的邓文辉、路友于两座烈士墓。

李大钊墓也曾遭劫，不过，并不是北洋丘八，也不是“国军”士兵，而恰恰毛泽东时代的红卫兵！

“文革”妖风起时，天下大乱，万安公墓被破了“四旧”，李大钊夫妇的墓碑也被推倒。那个年代，从李大钊的《狱中自述》里找出点乞降的嫌疑不是太费事儿的事。瞿秋白不就因遗书《多余的话》而被掘了在八宝山的墓吗？直到“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二年，李星华女士来此祭祀父母，看到的还是一片横七竖八的残碑呢！

不知为什么，看完李大钊先生陵墓后，我特别想去看看同葬本院的段祺瑞的坟丘。遂找到万安公墓办公室。

业务部开着门。进门后见两位女子在接待一位询墓地价位的客户，见我进来，笑脸相迎，但一听我不是来买墓地的，便换了冷面：“大热天儿的，看段祺瑞的墓干嘛？”她们反复告诉我，不好找，没有标记。“我们这儿都是私人墓地，不能随便参观！”她们干脆下了逐客令。我只好一个人凭感觉踽踽找去。

就在寻找段墓的途中，我突然感到恍然大悟：苏联人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李大钊！是的，一定是以名士面目享誉京华的李大钊与军阀和政客们的说不清的关系使“远方”终感疑虑，进而影响了他在党内的地位！而且，随着苏联人“联吴”设想的失败，多次奉命与吴佩孚联络过的李大钊不可能不成为替罪羊！

李大钊乃社会名流。民初，社会名流俨然一独立势力，其社会地位既高于之前的封建王朝时的御用翰林，更超然于之后的党国时的窝憋文人，统治者都拿你当个事儿。李大钊就曾是黎元洪的座上客，还多次专程谒访过直系的吴佩孚、冯玉祥等人，与投入段祺瑞幕府的那个章士钊关系更铁，北方的好多政客和军人都与他有联系。

起先，苏联人并不是要中共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而是要“亲吴（佩孚）疏孙（中山）”。李大钊曾在北洋法政学校的同窗引荐下前往保定拜访过吴佩孚，过后曾对胡适说过“吴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点”的感受。等吴佩孚下令弹压了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后，苏联人又开始“联孙倒吴”。忠厚的李大钊再一次成为一名过河卒，被毛葺葺的大手推到长江以南，成为“国共合作”的力行者。他不得不亲往上海莫里哀路上的孙中山寓所，接受了孙博士的主盟，成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头一号中共党员。民国十三年（1924年）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这个“国父”指名的代表之一，甚至当上主席团五成员之一、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比在本党内的官还大呢！），会后具体负责北京执行部（负责整个北方地区）的党务指导与监督。虽说那幅影响很大的国共合作的“蜜月照”近年才被证实与孙中山并行的蓄胡者并非李大钊，但他在国民党那边的地位之高是无庸置疑的——他之被难，其实也和轰轰烈烈的国民党北京党部的工作有关。

和同时代的共产党人相比，李大钊与苏联人的接触最早。是他第一个公开欢呼布尔塞维克的胜利的，是他无条件地接受并广为传播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是他第一个接待来华建立中共的苏俄特使并将其介绍给陈独秀的，是他坚决拥护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的各项决定并勉力而行的；他还亲自带队去过苏联，是秘密化装成老工人模样潜行至满洲里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

然而，他倾注心血努力从事的“联吴反段”工作和后来的“国共合作”事业，无不以中国共产党被屠戮而惨遭失败。

“远方”只能怨自己再次看错了人——蒋介石、汪精卫比吴佩孚还不是东西。吴佩孚只在“二·七”那天处决了施洋、林祥谦两位中共党员就使得共产国际大叹晦气，而蒋、汪二位却“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地满世界追杀中共党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人的东方棋局彻底输了。所以，他们恼羞成怒，便弃掉老将，另设士相。李大钊与陈独秀一样，都是不曾在莫斯科喝过牛奶的中共“老人”，而且又都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思想家；他更是奉苏联人之命亲往吴佩孚处说项的亲历者。所以，被洋人送上俎板也就是早晚的事了。

李大钊曾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率团出席过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在苏联呆了长达四、五个月的时间，但却没有被斯大林等联共领导人召见过的记载！苏联人对他的冷淡委实令人心寒。须知，那一段时间，正是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展开残酷迫害的日子。李大钊一直向往的苏联共产党内竟然出现了他从未预料到的陷害与毁灭，这位讷于言而敏于思的中国人能无动于衷吗？时下，苏联人一手撮起的“国共合作”已经彻底破裂，友党已经向本党举起了屠刀，陈独秀被轰下台来只是时间问题了。他作为陈独秀在党内最忠实的朋友，一个最卖力地履行国共合作路线的中共第一国民党员，一个有着复杂上层关系的社会名流，能不知道即将面临着什么样的裁决吗？

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高潮始退，激情过去，思想者李大钊一定会痛苦而透彻地反思失败的原委。

他能知道列宁生前曾对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留下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吗：

中国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它永远保持沸腾！

世界无产阶级导师让中国“永远保持沸腾”的目的是什么？置身革命风暴漩涡里的中共党人可能根本不会想这些大逆不道的问题，倒是在华的西方人士对此看得很清楚。那位鲍威尔就曾一针见血地说破：

这些行动的背后，还隐藏着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欲望，即通过瓦解美英和其他欧洲国家控制的远东殖民地，与列强竞争，争取得分。

这一切，李大钊知道吗？陈独秀知道吗？他们之后的那些年轻气盛的“洋房子先生”们知道吗？——“洋房子先生”是毛泽东背地里给涌入江西苏区的上海中央领导人起的绰号，他们都是住惯洋房子、满口俄语又言必称“国际”的年轻人。

被关在真相外面的人，即使再富有智慧，也永远不知屋里藏的究竟是什么货色。

1993年，俄罗斯国家档案开始向公众开放，迟至这时，对中国现代史有兴趣的人，才惊愕地获知：早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苏共中央就成立过一个直属政治局的“中国委员会”！从那之后的所有对中国的工作，均是由那个委员会里的七八个洋人草拟并具体承办的。

当得知前苏联人不经意地甩出了这样一个天大的秘密时，我不禁为我们忠厚的李大钊先生的凄然谢幕而感到悲愤，为一代先哲在大旗下无谓的奉献而感到无奈！

中国委员会，这个比共产国际远东局还像太上皇的联共内部机构，不光决定了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命运，而且还包办了那个时期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如成立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如在西北紧急援助冯玉祥，等等。大到为哪个政治势力提供成百上千万资金（卢布、美元或中国银元），小到如何把秘密人员与器材通过何种方式运送到中国。这个委员会，不光有苏联高级党务工作者和苏军高级将领，也不光有维经斯基等前驻中国特使，而且，还有苏军总部侦察局局长！

作为大学教授，李大钊比一般的同志富足，他还能每月捐出八十元工资充实本党的活动经费。但对既要搞工运又要走上层的地方党组织来说，这点钱实在是杯水车薪。从陈独秀亲自报给共产国际的一份经费申请表上可知，那时，各地每个在编的党的工作者每月有三十元的活动经费，而这笔钱几乎全是“远方”提供的。如此算来，李大钊的捐献只够不到两个同志的活动经费。作为整个北方区党的负责人，他能匡算出俄共的巨大付出。但如果他一旦知道了这种巨大付出的背后竟是为了与列强争夺远东并控制中国，这位党性极强的先哲会作怎样的人生抉择呢？

哦哦，我明白了，尽管两天前就从朋友那儿知道大祸将临，尽管有足够的办法和时间逃避祸患，但李大钊哪儿也没去，从容得像谭嗣同先生一样等来了缉捕者。他神色平静地走上了绞刑架，他的灵魂永远地离开了越来越躁动的尘世。

他安宁了，永恒了。

早在民国八年（1919年），他就在一篇堪称散文诗经典的《牺牲》中如此写道：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早就持有这种生死观的人，奈何以死惧之？大钊先生实践了自己的信念，所以，叫“视死如归”；也因此，他确实该“流芳百世”。

“流芳百世”是中国人对死者的一种良好祈愿，而且总是只出现在碑上，但能配享这个“称号”的人绝少。万安公墓里的坟林如烟，有几个可以真正“流芳”的呢？

那天下午，我终于在万安公墓里找到了权倾一时的段祺瑞的归宿。而且，墓碑竟是死者与李大钊共同的好友章士钊先生所写的！我看得哭笑不得，直念叨那句俗语：山不转水转！

不待言，与大钊的宏大的陵园相比，段墓极其简陋，当然，也决不会流芳。

天色越来越暗，深秋的暮色来得很突然，尤其在旧房密挤的曲巷里。在即将被拆的原京师警察厅和法院一带，此时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一直走到了胡同头，我和同伴也没找见那堵禁锢和窒息过一位杰出思想家的灰墙。想必它早已被拆除了。腐恶遗存消失了，连诅咒它的机会也没有了。

忽地一阵冷风掠过，似吹开了我的心扉，令我对那堵业已消失了的高墙有了新的认识，即：它不仅是北洋军阀们从封建王朝里接过来的囚禁人身的建筑物，也是前西方强邻借用中国知识精英的爱国热情偷偷造就的一道思想牢笼。二者共同谋杀了李大钊，也谋杀了陈独秀，谋杀了许许多多追随“南陈北李”的中华热血男儿！没有那一堵灰色的高墙矗立在二十世纪的当口，我们民族不是可以更快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早该拆除了，所有囚禁思想的牢笼！

想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久已不唱了的《国际歌》，想起那段“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悲壮旋律。是啊！李大钊和中国的第一代共产主义者们宁抛头颅也不愿放弃的，不正是对这样美好境界的追求？他们之所以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自觉地“以俄为师”，自觉地高唱着法国无产阶级谱写的《国际歌》，不正是希望经他们开始的苦斗，能使古老的中华大地早日成为这样的理想之邦？

刚想到这儿，就到胡同口了。

高碑胡同外，横着南北向的兵部洼胡同。旧王朝的兵部当然早无影无踪了，在卖菜卖饭卖烤地瓜的商贩的吆喝声中，日子又生动起来。往南一拐，即是车水马龙的前门西大街。

（李洁：《1912—1928文武北洋》（增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十八）关于张学良“劝父不杀李大钊”的若干问题

宋 霖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确立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了贯彻执行党的纲领和决议，支持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等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决定实行联俄联共，并邀请共产党员帮助改组国民党。8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9月，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由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成立后，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孙中山任大会主席，李大钊被指定为主席团5名成员之一。在大会选举中，李大钊等3名共产党员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祖涵（伯渠）、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7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李大钊成了国共两党在北方地区的领导人。

李大钊领导北方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反动统治的斗争。以张作霖为首领的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中最强悍的军事政治集团。

1927年4月，李大钊和他的国共两党的战友们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杀害或判处徒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史学界对这一事件的研究与记述，除了涉及张学良的部分有所避讳和回护之外，总体上是清楚的。

近几年来，随着张学良研究的深入和张学良宣传的升温，在间有精品力作面世的同时，也刮起了一股浮夸粉饰之风，不适当地拔高张学良，不适当地粉饰张作霖，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混淆了是非，这是应予客观正视和认真应对的。

一、“新说”的提出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执政府3月19日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的罪名，通缉李大钊等人。3月下旬，时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李大钊，率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继续领导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段祺瑞倒台后，张作霖奉军及吴佩孚、张宗昌直鲁联军于4月18日占领北京，更加将反共“讨赤”的大旗高举入云。5月2日，北京卫戍总司令发布《保卫治安办法十七条》，其中有：“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92]北京沉浸在恐怖氛围中。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奉系军阀悍然派军警包围苏联大使馆，搜查苏联远东银行、中东铁路驻京办事处及其他房舍，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抢去大量档案，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各界人士积极营救李大钊，张作霖一概置之不理。有营救者认为张学良“头脑新颖”，前往求助，张学良发表公开信声明：“我们讨赤，是讨共产党及赤化主义者。”[93]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被军法会审处死刑。死难者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或跨党党员，北方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摧残。桩桩史证俱在，这一段历史是清楚的。

然而，在李大钊就义75年后，“新说”出现了。王书君著《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第21章开篇引言为：“李大钊是个有用的人才，不应该把他杀掉。”正文表述道：“张作霖竟不顾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悍然下令调动大批军警，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数十名革命者，对其进行严刑拷打。张学良曾向张作霖建议说：‘李大钊是个有用的人才，不应该把他杀掉。’正当张作霖犹豫不决的时候，南方‘某要人’突然打来电报，催促将所捕共产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94]接着，王书君征引回忆材料，指明“某要人”是蒋介石。

“新说”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张学良在李大钊被捕后，曾经劝说父亲不杀李大钊；第二，张作霖听了劝说后，曾经犹豫不决；第三，是蒋介石的催促，使张作霖不再犹豫，杀害了李大钊。

兹事体大。如果“新说”成立，历史将要改写。笔者认为，“新说”根本不能成立。

二、“新说”不是张学良的口述实录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一书能获得读者信任的主要原因，有两点是：第一，强调了是张学良的口述实录；第二，署上了“访录者（美）唐德刚”。唐德刚是著名历史学家，“口述历史”事业的杰出开创者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由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一书，风靡了华文世界。由当事人张学良口述，由唐德刚亲自访录，能不可信吗？

其实，对该书的成书经过，唐德刚的《代序》和王书君的《引子》及《后记》都交待得很清楚：1989年12月27日，唐德刚到台湾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1990年1月在郭冠英和王一方的安排下，与张学良见面。张有意请唐为他的回忆录捉刀。从3月21日到5月3日，他们相聚十多次，一起吃了十几顿饭，边吃边谈边录音，“共非正式地录制了11盘录音带”。唐初拟好写作大纲，曾将第一章草稿送张学良阅，并且计划进一步访谈下去。后因政治原因，此事不了了之。1994年9月，王书君赴美做访问学者，“对张学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素喜提携后进的唐德刚教授欣然将11盘录音带交给王书君，王整理成文字，然后参考海内外多种张学良传记、专题研究文章和相关回忆录，写成了这部90万字的书。书中共有张学良的“口述实录”约6万字。

在书中，王书君对张学良的约6万字口述材料作了特别的处理：一、用第一人称“我”，即以张学良的口吻作表述；二、用楷体字排印，以与王书君著述所排的宋体字相区分。从该书看，“新说”显然不是张学良的口述，而是王书君的著述。

王书君在《后记》中说：“开章一律选用有案可查的张将军的原话。”其实，仅仅是原话是不够的，还要看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对什么人说。同样一句话，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说出，含意会差之千里，有时甚至会相反。孤零零一句“李大钊是个有用的人才，不应该把他杀掉”，与“新说”的铺陈是有根本区别的。这句话也可能是张学良晚年忆及往事时的痛惜之语。笔者认为，即使真有这句话，也绝非张学良在李大钊被杀害之前向张作霖的建言。何以证？惟看张学良当年的言和行。

三、李大钊被捕前一年间的张学良

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奉军和直鲁联军占领北京。

4月24日，京师警察厅封闭《京报》报馆，逮捕社长邵飘萍。25日下午3时，北京新闻界集会商量营救办法，选出记者代表13人，于5时许赴石老娘胡同面见张学良，请求他救助邵飘萍。张学良答称：“逮捕飘萍一事，老帅（按：指张作霖）与子玉（按：吴佩孚字子玉）及各将领早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恶，惟此次要办飘萍，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在不赦，碍难挽回。”[95]其语坚定而且绝决。13位代表坚持不走，“恳请两小时之久，无效。”[96]次日，邵飘萍被奉军执法处枪杀于北京天桥。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素重友情，对“私交亦不恶”的邵飘萍都断然拒绝为其说情，岂能为毫无私交的共产“赤化”的“首领”、更加“罪在不赦”的李大钊说话？

接下来，奉系军阀反共“讨赤”的杀伐之声愈来愈狞厉。4 月26日，奉军与直鲁联军以“扑灭赤化”为口号，派军队搜查国立九校。白色恐怖严重，北京大学师生大批请假离校，校长蒋梦麟于前一日夜离开北京。5月2日，北京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发布前已征引的杀气腾腾的布告：“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5月4日，北京军警奉命“严拿宣传赤化及主张赤化者”，从当日起，搜查中国大学、中俄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女师大等校。5月10日，北京举行各军“反赤联合办事处”成立大会，张学良、张宗昌等出席大会，各军皆派代表参加。6月28日，张作霖、吴佩孚联名发布《讨赤总攻击令》。[97]张学良此时，对乃父亦步亦趋，反共“讨赤”的政治立场完全一致。

7月9日，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讨伐的对象是包含张作霖奉系军阀在内的北洋军阀。北伐军中有许多共产党员担任要职，张作霖称北伐军为“党军”。冯玉祥国民军是北伐军的友军，张作霖称国民军为“赤贼”、“冯逆”。随着北伐军的胜利推进，张作霖奉系军阀的反共“讨赤”更加绝决——8月5日，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宣判北京大学学生明仲祺有期徒刑4年。同日，严令北京各校将在“北大学生总会”名册上列名的学生一律开除。8月6日，逮捕北京《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不到3个小时就将其枪杀于北京天桥，距邵飘萍在天桥殉难刚好100天，时人哀称“萍水相逢百日间”。8月7日，查封北京《民立晚报》社，逮经理成济安未获，将其弟、《世界日报》社社长成舍我逮捕。[98]幸得孙宝琦向张宗昌求情，成舍我才幸免于难。[99]这一时期，任第三方面军军团长的张学良，与“赤贼”冯玉祥作战，屡屡得手，晋陆军上将衔。

9月19日，张学良在天津接见国闻社记者，“纵谈时局”。记者问：“对于蒋中正用兵之感情如何？”张学良答称：蒋善战，头脑亦尚属新颖，但“听从俄人之驱使”为“大失计也”。记者问：“时局将来之变化如何，将军可一言决之否？”张学良答：不敢轻下断语，他接着说：“邪说横行、青年丧志，诚为国家一大隐忧。”他呼吁：“所望海内拥有实力者，早息内争，共御外侮。共产之学，不传自消。过激之论，不攻自破。试观一班血气未定之青年，经媚外军阀之诱惑，难免不为赤化主义所朦蔽，自害害人，自误误国，则祸乱将靡所底止。我辈分属军人，又焉能袖手作壁上观哉！”[100]张学良的最后一句话，分明是以武力相恫吓了。

11月29日，驻京英使麻克类访张作霖，明确表示：希望中国能有强有力之政府，以防“赤化”，并允列强当予以援助。[101]

12月1日，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组建了含3厅9处的有变相政府组织形式的“安国军总司令部”。同日，张作霖主持军事会议，决定：张学良负责警备北京、天津。[102]6日，张作霖发表反共宣言，宣称：“非灭绝赤化不可！”[103]8日，张学良在天津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他强硬地说：“实告君，吾人确有讨赤作战决心，只要党军驱除俄国人，且不再到处鼓动工潮，提倡工会，使举世骚然，人人危惧，则奉军对党军本无仇恨之意，否则为国家、社会计，不惜与之一拚，不得最后解决不止也！”[104]27日，张学良陪同张作霖及其五姨太及总部职员乘专列由天津入京，张作霖住顺承郡王府行辕，张学良住文昌胡同私宅。

12月30日，张学良陪同张作霖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逐一拜访荷、英、日、法、美驻京公使，致意四事：（一）拟组织强固之中央政府；　（二）安国军对外债虽不全认，亦不否认；（三）希各国援助打倒赤化；（四）修约问题，主张渐进。[105]他们图谋自称“中央”，对列强既施以威胁利诱，又直白地请求援助反共“讨赤”，毫不掩饰。

1927年1月21日，张作霖致电英国伦敦《每日新闻》，称：“本上将军决意对布什维克主义奋战到底，一切牺牲本上将军亦在所不惜！外间所称吾与粤派提携一说，绝对的为无稽之谈。”3 月22日，张学良在郑州前线与韩麟春联衔发表通电，提出停止内战、息争御外，主旨是吁请共同反共“讨赤”。[106]

帝国主义列强践诺，给奉系军阀以援助。日本满铁会社拿出300万元、香港和上海的英商拿出500万英镑给安国军。美国政府则卖给安国军100架飞机和价值1000万美元的军需品。[107]

4月1日，张学良从河南前线返回北京。当晚和次日均在张作霖处参加会议。3日，张学良在文昌胡同私宅答国闻社记者问，在谈及息争御外时，他“对此问，沉吟许久始答：我为军人，只知服从，且余甚迷信旧道德，忠孝二字绝对遵守，永无变更”。[108]他还说：“见报载蒋介石亦有觉悟。”他说的“觉悟”，是蒋介石已经开始反共。

此时，距逮捕李大钊等“党人”只有3天了。

四、李大钊被捕后到就义前的张学良

4月6日，李大钊等人被捕，时称“党案”。这是经过了周密部署的抓捕行动。

几十年来各种史书皆表述为“张作霖派武装军警300余人”实施逮捕行动。独有《张学良年谱》记述：是“军团部派”的300余人。[109]而张学良时任安国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主负警备京津地区之责，在光明殿设有军团部。[110]显然，由张学良派军警逮捕李大钊等人，是合理的。第一、如此重大的涉外任务，“老帅”交给儿子“少帅”办，最为放心。第二、河南战场战事方殷，张学良却于4月1日返回北京，4月6日“党案”发生后，12日凌晨又匆匆赶回河南，继续指挥作战，他可能是为完成抓捕李大钊等人的任务而专门回京的。——当然，由谁派军警和指挥抓捕行动并不重要，因为张氏父子政治立场完全相同。让我们再看李大钊等人被捕之后张学良的言和行。

当天下午，张学良和杨宇霆、陈兴亚、邢士廉、吴晋、赵欣伯等奉系大员，紧急集议“党案”处置方法，决议按三步办理：（一）派吴、赵向各使馆说明；（二）酌派军警警备；（三）撰拟通电及布告，通告各方，嫌疑轻者释放，其余一律移送法庭办理。[111]其中第一步是继续求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

当日晚，安国军总部致电各将领，电文张学良不可能不知道。电文摘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本地军警今晨在使馆界内，拘获著名共产党首领李大钊，及同党三十五名，搜出军火枪弹，及宣传品多件，此次被捕人等，将付惩罚。然须指明者，即此项扰乱之徒，实负宣传共产及蹂躏之责，其罪不可恕。北京维持治安前途之大多危险，现已移去，被捕各人将按情定。”[112]非常清楚，此项重大行动的第一目标，就是逮捕李大钊。电文对抓获李大钊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要说张学良能向张作霖建议说“李大钊是个有用的人才，不应该把他杀掉”，无异于天方夜谭。“罪不可恕”是何含意，是不用诠释的。

7日，京师警察厅发出布告，北京《晨报》全文刊载。其中有：“……缉获赤党首领李大钊等数十人。除将李大钊等严密鞫讯，依法惩办，并将证据检查、另行详细公布外，所有情节较轻人犯，概不珠[株]连，以示宽大。”[113]尽管各方营救呼声甚高，尽管许多人提出李大钊究属文人，不是军人，不应交付军法审判，但是，张作霖奉系军阀仍然于此日决定派参议何丰林为审判长，由安国军总部、司法部、高等检察厅、卫戍司令部、京师警察厅等派员组成特别法庭[114]，对“党案”进行军法会审，必欲置李大钊于死地。

9日下午7时，国立九校校长开会，商定营救办法五条。第五条为：“张军团长学良头脑新颖，特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于10日向张陈述。并预先致张一函，说明拜访之意。”[115]

10日上午10时，余、张两校长赴文昌胡同8号访张学良。张学良外出，没能见到。下午4时再去，张学良正要外出，他未予接谈，派叶秘书代见。余、张两校长提出五点要求，其中第四点为“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第五点为“李大钊之两女，请即释放”。叶秘书作答如仪。

——其实，此时的求见已经全无意义了。因为这天的北京《晨报》已经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张学良的公开信。令笔者诧异和不解的是，在笔者所见到的相关史著和资料集中，都没有收录这份非常重要的材料，而北京《晨报》是都能查得到的。全文如下：

侠骨先生：

你要求我在晨报发表意见回答你的信，我现在照办。

（一）你说：应该从速宣布李大钊勾引赤俄扰乱中国的证据，定为叛国罪，处以死刑。这件事，军警当局此时正在分别审讯，自当等候依法办理。

（二）你说：对民党应从宽处置。那正与我们的宗旨相合。孙中山先生曾同奉天有合作的历史，我们自然以友谊看待。我们讨赤，是讨共产党及赤化主义者，与纯正的民党并不反对。现在北京政府，以及军警当局中，民党人员，就很多呢。（其余暂不详答）。

请你明示通信地址，再当将我的意见详细奉告。更欢迎你的同我会面，详细谈一谈。因为你所说的话，有许多，与我的意见相合，但是你的不明瞭现在局势的地方，我愿意告诉与你。

张学良四、三

“张学良”三字用大号铅字排印，非常醒目。而且，此信在《晨报》显著位置反复登载了三天。[116]为何如此大张旗鼓？笔者以为是：参与营救李大钊的各界人士太多，张学良挑出一封主张杀害李大钊的信（或者本没有这封信，只是作个话头）作答，是向各方表明自己的立场，请各界营救者无庸多言。

11日，张学良与韩麟春联衔致电北京国务院及各部将领，通报“据探报，赤党左右派分裂”和“蒋（介石）拟联奉制赤、联日制俄赤”的情况。[117]

同日下午6时，北京国立和私立25所大学校长开会，讨论援救学生、营救李大钊办法。[118]然而，他们谁都不可能再见到有“头脑新颖”之名的少帅张学良了。

12日凌晨5时，张学良乘专车离北京南下指挥军事。

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

张学良虽已离京，但投书给他的人仍然很多。他从21日起，连续7天在北京《晨报》发表《张学良启事》，称“对于通信讨论犹所欢迎”。但对匿名信件不再答复，“（来信）请以真名及住址相示，良虽不敏，亦必倾怀酬答也。”[119]

28日，李大钊等人被处死。《张学良启事》亦不再刊登，没有必要刊登了。

29日《晨报》报道的大字标题为：《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一律在看守所绞决/李大钊首登绞刑台》。世事如棋。就在李大钊就义的同一天，张学良在郑州部署抗击“赤逆”。同日，于凤至发起组织的“太太慰劳队”前往郑州。

5月10日，张学良因“身体不适”从前线乘专列返抵北京，下午会见记者，称将去西山等处休养两周。就在张学良与记者会面的同时，已经哭干了眼泪的李大钊夫人赵纫兰被京师警察厅勒令离京。她带着长女星华、次女炎华、次子光华和出生刚刚6个月还在襁褓之中的幼子欣华，凄然出京，返回渤海边上的乐亭老家去。她回望京城，心如油煎，不知道长子葆华的生死和下落。此刻，李葆华被北大教授沈尹默和周作人等人掩护着，隐藏在西城八道湾11号周作人家的后院中。此后，沈尹默、周作人等北大教授和北大校长蒋梦麟，是给李大钊遗属帮助最多的人。[120]

5月13日，张学良领衔致电各地军政长官，文曰：“赤逆祸国，到处潜滋，畿原鼎沸，几无净土。良等本列帅救国卫民之心，申声罪讨赤之义，措国家于磐石，登斯民于衽席”云云。[121]

李大钊等20人殉难了，另有10人被判了徒刑，北方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摧残。死者长已矣。但，在张学良那里，“党案”还没有完，从4月16日起，以《党案秘密文件》为总标题，在北京《晨报》陆续发表搜查所得的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文件，至年底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张学良作《序》，劈头第一句就是：“赤祸之烈也，始自苏俄”，通篇尽皆汹汹反共“讨赤”、热烈歌颂张作霖圣德武功的文字。[122]

张学良“劝父不杀李大钊”之说完全不能成立，已属昭然。

至于他成为千古功臣，那是9年之后的事。史家绝不应该为了迎合“现实需要”而编造历史。

五、张作霖杀害李大钊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在拔高张学良的同时，他的父亲张作霖也被粉饰。

在张作霖和张学良的生命史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郭松龄。郭松龄是奉天（今沈阳）人，1883年生，1906年入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后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考入北京陆军大学第三期，1917年去广州投奔孙中山，护法运动失败后回到奉天。先任督军署参谋，后任东北讲武堂教官。郭松龄与在东北讲武堂读过书的张学良有师生之谊。张学良极佩服郭松龄，“盛称松龄能于其父”。后来，他俩皆成奉军高级将领，彼此引为好友。张学良常常对人说：“我就是茂宸（郭松龄的字），茂宸就是我。”郭松龄对张学良是铁心拥护，却对张作霖甚为不满。张作霖也因为他当过革命党，不信任他。1925年10月，郭松龄任奉军首席代表去日本观操，得知张作霖准备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的大量军火援助。郭松龄是个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军人，从日本归国不久，就与冯玉祥签订密约，筹划联合反奉，但是，他坚持“反父不反子”。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通电请张作霖下野，将东三省军政交给张学良接管。25日，冯玉祥致电张作霖，敦促其下野。战争爆发后，郭军攻势凌厉，连克秦皇岛、山海关、绥中、兴城、连山、锦州，奉天城内人心惶惶，张作霖已准备弃城逃跑。此期间，为与冯玉祥国民军呼应，郭松龄改所部为东北国民军。郭松龄曾致电劝张学良主持东北军政，张学良复信说：“承兄愿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乃父？……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千秋忤逆之名！”[123]后，郭松龄因部属叛降和日本关东军公然掣肘而兵败，于12月24日被杀。在乱军中中流弹而死的还有郭的重要幕僚林长民。张作霖为泄愤，将郭松龄夫妇遗体运回沈阳，陈尸于小花园，任市民参观。[124]

前述邵飘萍被杀，原因是他在郭松龄反奉期间，帮助郭痛斥张作霖，极力支持冯玉祥国民军，并且在《京报》上揭露张作霖卖国以换取日本支持的内幕，而遭到张作霖的痛恨。

李大钊呢？在支持郭松龄反奉、支持冯玉祥国民军、揭露张作霖奉系军阀罪行等方面，皆远远甚于邵飘萍。

在郭松龄倒戈反奉6天后，李大钊于1925年11月28日在北京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首都革命”，宣布“推翻卖国政府，建设国民政府”，虽未成功，已令军阀们胆颤心惊。[125]郭松龄兵败被杀后，1926年1月13日，李大钊应北京国民反日大会邀请，在民国大学发表讲演。[126]14日，北京各团体在天安门前举行反日示威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出兵援助奉系军阀张作霖，喊出了“打倒奉系军阀”、“反对奉直勾结”的口号。同日，东三省留日学生300余人离日回国，以反对日本出兵援奉。[127]15日，张作霖奉军与冯玉祥国民军在山海关附近交战。同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反对日本出兵满洲宣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公然派兵入奉，干涉中国内政，扶助最反动之军阀张作霖，枪杀郭松龄，蹂躏中国人民的罪行；号召人民武装起来，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死战，达到最后之解放。[128]27日下午，北京国民反日进兵南满大会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社稷坛召开追悼郭松龄大会，李大钊在大会上发表讲演。[129]31日，北京各界在天安门前举行讨张（作霖）反日国民大会，200余团体及东三省留日学生讨张反日团代表参加。大会通过决议10项，会后游行，散发传单5万份。[130]2月4日北京《晨报》发表消息：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大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日，北京各团体讨张反日大会举行公开讲演大会，李大钊等13人为讲演员。[131]4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见直奉军阀在进攻冯玉祥国民军的作战中，奉军失利，竟公然派军舰闯入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被迫自卫还击。13日，日本公使居然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抗议，16日，日、英、美、法、意、荷、比、西八国公使蛮横地提出“最后通牒”。由是激发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怒潮，并接连发生了李大钊18日率群众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执政府开枪屠杀造成了“三一八”惨案、执政府通缉李大钊等人、李大钊率北京国共两党领导机关避居苏联大使馆西院旧兵营这一连串的事。其后一年间，李大钊在东交民巷使馆区旧兵营中坚持领导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如中流砥柱一般。

对张作霖来说，李大钊不但是他发誓要扑灭的共产“赤化”在北方的最大的“首领”，而且还是奉系和他张作霖本人的最强悍、最危险的死敌。令张作霖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的是，李大钊就在北京城中！东交民巷距顺承郡王府仅数箭之地。他要抓要杀李大钊，比杀邵飘萍要坚决得多、也急迫得多，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不决”。换句话说，即使没有蒋介石的电报“催促”，张作霖也必杀李大钊无疑。此理至清至明。

历史有时会纠缠如乱麻，有时也会澄澈如秋水。在逮捕杀害李大钊等人的历史事件中，张作霖和张学良都是罪魁。历史多情，历史也无情，这是没有法子的事。笔者认为，因为张学良9年后成了千古功臣，就用“倒算账”的方法刻意美化、拔高他，是荒谬的行为；还要爱屋及乌，把凶残暴虐的张作霖涂抹得温柔起来、“犹豫不决”起来，则是欺凌历史，也亵渎了李大钊等20位被虐杀的革命先烈的英灵！

有三重终极意义的是：一、1928年6月2日，被北伐军打入穷途末路的张作霖通电宣布退出北京，通电最后说：“惟望中华国祚，不自我而斩；共产赤化，不自我而兴；此则可告无罪于天下后世者也！”[132]这是张作霖在这个世界上发表的最后一个通电，也是最终的政治宣言。他为反共“讨赤”而大肆杀戮的坚定与绝决，至死无有丝毫的更改。二、3日凌晨1时15分，张作霖率随员及六夫人等30余人乘专列黯然离京，这标志着北洋军阀政府的覆灭。三、4日凌晨，张作霖在沈阳城郊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伤，旋即不治而死。

六、致电主张杀害李大钊的有蒋介石也有张学良

4月6日北京“党案”发生。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其他革命者。说此后蒋介石致电张作霖主张杀害李大钊等人，是符合历史逻辑的。然而，王书君称“正当张作霖犹豫不决的时候，南方‘某要人’突然打来电报，催促将所捕共产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就过高地估计了蒋介石的作用，而且与历史环境相冲突。

首先，张作霖杀害李大钊，根本毋须人劝。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手制造轰动世界的“党案”，首要的目标就是抓获并杀害李大钊。第二，说蒋介石“催促”处决“共产党人”，也过于“现代”。“党人”中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和其他革命者。在被处死的20人中，国民党党员、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党员至少有14人，占70%之多。第三，说“催促”显然与历史情势相悖。当是时也，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张作霖是安国军总司令，两军交战，拚死搏杀，是敌对的两方。虽然新老军阀间有暗中的勾结和交易，但是，他们之间，断然没有亲密到可以“催促”对方做什么事的程度。历史资料记述蒋介石是“主张”如此办，这才是准确的表述。第四，如果没有蒋介石表示意见，张作霖也必杀李大钊无疑。

因为张作霖是张学良的父亲，就用子虚乌有的“犹豫不决”冲淡、甚至部分遮盖他的罪孽；因为蒋介石转向反共，后来成了“人民公敌”，就夸大他在杀害李大钊等人中的作用和罪责；皆非负责任的史家所应为。

事实上，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俩从来都是把制造“党案”作为一件了不起的功绩来看待的。他们从来不曾把这份“功绩”分一杯羹给其他人，包括蒋介石。

张作霖至死以“共产赤化，不自我而兴”而自我炫耀。张学良如何？就在王书君著《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出版的次月，张学良1957年亲笔撰写的回忆录《 <杂忆随感漫录> 的初稿》在台湾发表。[133]再过一个月，张学良原著、张之宇校注的《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书》在台湾出版。[134]张学良本人给了我们答案。

他在《前言》中写道：“我在这十几年来，甚喜浏览历史，而深感中国史书，不只是古代史，就如最近之现代史，疑云重重，记载上多有不真实之处。然此并非皆由于写史者有意歪曲，而真实之史料，实在是难得访求也。有之传闻失实，有之记述讳隐，有之自我夸张，或者泯灭无可察考。此之对于后世之人，诚为重大之遗憾。我今山居幽闲，不揣冒昧，拟将亲身所经历，有关可供为历史的资料，真实记述，以供史学家之参考，或者有戒于后人。”他还说，不能排除自己观念和目下心情的影响，但，“我力求避免上述不实、讳隐、夸张之弊，而存其真。”在《我的父亲》一章，有《搜察苏俄大使馆逮捕北方共产党之元凶》一节，全文照录如下：

民国十六年间据确报，北方共产党的大本营潜藏在东交民巷苏俄大使馆内。我父亲怒苏俄违反中俄和奉俄协定，干涉我内政，藉外交特权，掩护共产党人。遂秘遣军警，突然

进入东交民巷之苏俄大使馆。此为满清以来，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乃为首次，逮捕了李大钊等人。搜获甚多苏俄对中国阴谋之文件，惜当时有一部分的文件，正在开始焚烧中，军警虽竭力抢救，但有一些已竟烧毁矣，公布之文件乃为一小部分，大部分皆存于北京宪兵司令部。李大钊等交于北京之地方法院，审讯法办。

直到时隔30年之后，张学良仍然满怀敌意地称李大钊为“北方共产党之元凶”，并且夸耀其父张作霖的罪恶行径。我们当然应该考虑到他写回忆录时在台湾的处境，蒋介石对他的“管束”尚未解除，他难免会作违心之论。但，这段文字也并非全不可信，至少，与他1927年为《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所写的《序》是完全一致的。

对蒋介石致电张作霖主张处决所捕党人一事，在大陆已出版的各种相关史著中，均有记载。其实，张作霖真正看重的，是自己营垒中诸高级将领的意见。在李大钊等被捕8天后，4月14日《顺天时报》载：“李大钊等捕获后，张作霖曾电张宗昌、韩麟春、孙传芳、吴俊升、张作相、阎锡山、吴佩孚七人，征询意见，已接复电。五电严办，一电法办，阎无复电。”张学良职位高于韩麟春，张作霖为何不询问张学良？笔者认为，当是张作霖以为不必问也。

能证明张学良对如何处置李大钊等人的态度和意见的历史资料，是有的。让我们来正视。4月29日北京《晨报》载：“前晚又得前方某重要将领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最妙者，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故前晚即决定于昨日，先将首领处刑，其余再陆续办理。”这个以激烈的态度坚决主张严办的“前方某重要将领”是谁？

当时在武汉，国共合作尚在维持，还在一致反对蒋介石。1927年5月12日《汉口民国日报》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揭开了谜底：“北京四月三十日快函云：前日方传所谓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二十八日下午李大钊先生及其他十九同志，已被万恶军阀惨绞毙命矣。据云前晚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记者按此讯甚确，二十九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惟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故张作霖即决定于二十八日，先将李大钊等处刑，其余再陆续办理。”原来如此！

原来，“前方某重要将领”是张学良。笔者认为，在蒋介石与张学良两人中，唯有张学良才能当得起“催促”二字。这一重要资料，大多数相关史书皆不予收录，亦未见有人证其伪，都在回避。笔者唯见张静如、马模贞、廖英、钱自强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一书作了收录。[135]

在主张杀害李大钊等人这一点上，张学良与蒋介石的主张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张学良意见更坚决、态度更激烈，对张作霖催促的作用更大。难道不是这样么？

七、肯定张学良历史功绩毋需改铸他的历史

总观张学良的一生，他不愧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1928年 12月29日，主政东北的张学良领衔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易帜，服从国民政府，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妄想把东北三省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罪恶图谋，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唐德刚认为此举“不仅在三千年国史上史无前例，在世界史上也鲜有其俦”，他评价张学良是有“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笔者赞同唐德刚教授的观点。1936年张学良与中共有了亲密交往。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停止“剿共”战争，促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局面的形成。周恩来评价他是“千古功臣”，江泽民评价他是“伟大的爱国者”、“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136]均为的当之论。

研究和评述历史人物，应严格地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英雄人物并非生来就是英雄，一生都是完人。人是能变的，有的变好，有的变坏。不应用“倒算账”的方法评价历史人物。更不能把历史当成可以捏扁亦可以搓圆的无锡惠山泥。历史靠事实说话。对历史当怀敬畏之心，不能抱亵玩之意。当然，史家也是人，些许的避讳或曲笔从来不能全免，但底线应是不虚构、不作伪、不曲学以阿世，宁付阙如也绝不伪造！以随意编造历史为能事、却又打着“历史真实”旗号的“戏说历史”，消解着历史的存在价值，造成了失信失重和虚无，是近年间愈演愈烈的坏现象。关于张学良，避讳和夸饰过多，有的已经演进到了荒唐的程度。其实，过分的涂抹和编选，只能得到相反的效果，连张学良本人都曾斥之为“放屁”。

对编造和夸饰之辞，张学良是不满意的，有时是极为厌恶的。他在《杂忆随感漫录》一书《后叙》中写道：“我进[近]十年来使我觉着历史上的记载疑案重重，就如我这个人还活着的，对于有关我这个人的记述，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多不正确。我这个性格毫不护短，我有我的缺点劣点，我有我的短处，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事，我所听见外间记载、传闻我的事情，常使我大笑不止。”他正是因此才动念写回忆录的。[137]据与他日夕相处6年的张之宇说，1992年后的某一日，张学良对她说：“我自己认为唯一长处，我不作伪。你看我说的话，没有前后矛盾的事。”[138]张之宇在该书《序言》中说：“其他诸多作品中，张氏甚至以‘放屁’嗤之以鼻，往往使一部巨著由于一件叙史失实，波及全书，实觉可惜。”[139]

有启发意义的是，张学良之所以请素昧平生的华人旅美学者唐德刚为他的回忆录捉刀，是因为读了唐德刚发表在台湾《中国时报》上的文章《花花公子、军事家、政治家———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读后非常欣赏。[140]如果按照时下流行做法，为尊者讳，将“花花公子”改作“有志青年”或“俊彦少帅”，张学良多半要一笑置之甚至是嗤之以鼻了。因为不尊重历史，虽出于“善良”愿望、却做出让当事人“大笑不止”或“嗤之以鼻”的事来，这样的例证和恶劣后果，还少吗？

历史不可能纯粹单一。对历史人物亦复应作如是观。以张学良1928年领导东北易帜、维护了祖国的统一的伟大壮举为例，张学良领衔发表的通电全文为：

“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在癸亥甲子之际，先大元帅（按：指张作霖）赞助最早，提携合作，海内共知。自共党横施阴谋，流毒海内，不特中外皆为疾首，即中国国民党及总理之主义，亦几为之不彰。先大元帅发起讨赤之师，首先述明与中山先生合作历史，词旨诚切，专注反共，本无黩武之意。五月佳日，又有息争通电，临终复以力主和平、促成统一为嘱，苦心远虑，益复昭然。现在国府诸公，反共清党，与此间宗旨相同，彼此使者往来，一切真相，更加明澈。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伏祈诸公，不遗在远，时赐明教，无任祷盼。”[141]

在通电中三呼劣迹昭彰的“先大元帅”张作霖，反复强调反共宗旨。

笔者以为，评价历史人物，应当首看其民族大义和爱国大节。张学良在思想和政治立场上发生根本性变化，是在1936年前后，[142]不必将其任意提前。总之，肯定张学良的历史功绩，完全不必要、也不容许无根据地改铸他的历史。

王书君在《后记》中说，他是“以忠于历史、注重史料、去芜存菁、辩伪鉴真为治学原则，反复勘证，撰成此书。”但是，他没有完全做到上述诸点，在重大史事的记述上出现了硬伤，是笔者颇为他感到可惜的。

作者附记：本文原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6期。《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4年8月9日）以《英雄不是完人》为题，摘要发表了本文的部分内容。后收入拙著《李大钊家族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注释】

[1]据查，李大钊名列第二。名列第一的是徐谦。

[2]据谭祖尧烈士的同学江善朝回忆：谭是四川人，当时肄业于北京艺专，追随李大钊同志参加革命。谭已和同学李婉玉订婚。李婉玉的父亲在北洋政府供职，消息比较灵通，知道张作霖仇恨共产党人，要下毒手，因而嘱咐婉玉，让谭躲避一下，并准备在广州代谋一事，作为安身之处。谭回复说：“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坚决跟李先生干革命，决不回头；李先生不离开北京，我也不离开北京。”不久即被捕遇害。

[3]周舅老爷，名周玉春，李大钊的舅舅，李星华等人的舅姥爷。——本书编者注。

[4]应为留在家里的两个孩子，即光华和欣华。——本书编者注。

[5]应为“一个妹妹”，即炎华。——本书编者注。

[6]即李大钊的《狱中自述》。

[7]李大钊临刑前发表演说，及被施绞刑长达40分钟等说法，无切实根据。——本书编者注。

[8]在1926年3月底之前，李大钊并未常驻苏联大使馆的旧兵营。——本书编者注。

[9]应为李星华，李炎华。

[10]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李大钊基本上不吸烟。

[11]应为十六年四月，即1927年4月。

[12]高仁山被捕于1927年9月28日，并非与李大钊同时被捕于苏联使馆。

[13]《京师警察厅致首席公使函》（1927年4月6日），《英国外交部机要文书·中国事务》（F. O. Confidential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China）卷XCVⅢ，第336页。

[14]《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1927年4月10日）第4页。

[15]《京师警察厅侦缉处为遵饬抄办俄使馆旁庚款委员会等处情形报总监呈文》（1927年4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以下简称《警察厅报总监呈文》。

[16]《驻华公使（马慕瑞）致国务卿》（1927年5月10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 States》）1927年，卷Ⅱ，第9页。

[17]《蓝普森致奥斯汀·张伯伦电》（1927年4月11日），《英国外交部机要文书·中国事务》卷XCVⅢ，第333- 334页。

[18]《申报》1927年3月31日。

[19]《驻华公使（马慕瑞）致国务卿电》（1927年5月10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27年，卷Ⅱ，第10页。

[20]《张作霖致田中义一函》（1927年春）日本山口县文书馆藏档。

[21]C·IO·维兹戈基等编《外交史》第三卷，第482页。

[22]当时的外交次长是王荫泰。吴晋的职务是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1927 年6月，张作霖组织安国军政府时，吴晋才被任命为外交次长。

[23]王之相口述，白晶泉、武育文整理《我所了解的张作霖及其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经过》，《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35页。

[24]《柴寿安同志与张国忱先生谈话记录》（1978年9月7日），未刊稿。

[25]《蓝普森致奥斯汀·张伯伦电》（1927年4月11日），《英国外交部机要文书·中国事务》卷XCVⅢ，第334页。

[26]《警察厅报总监呈文》。

[27]《首席公使欧登科致外交部照会》（1927年4月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

[28]中华民国史料中心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27年1- 6月，台北1977年版，第580页。

[29]《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1927 年4月25日。

[30]《益世报》1927年5月28日。

[31]参见习五一：《苏联“阴谋”文证 <致驻华武官训令> 辨伪》，《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32]此页码是原书的页码，为本书编者所加，下同。

[33]当时的有关报道，未提及有中国被捕者“受非刑拷打后去世”。

[34]1927年4月10日，北京九所大学为营救李大钊等人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去见张学良。见1927年4月11日《晨报》。——译者

[3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日也为此事在该报发表告全世界工人、农民和劳动人民书。——译者

[36]据1927年4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载：当日，“国民政府驻沪特派交涉员郭泰祺乘车至俄领馆边门……守卫之巡捕告以必须搜查后始能入，郭交涉员大不谓然，声称断不受此侮辱。”——译者

[37]参考《国闻周报》4卷15期：懒泉：《俄使馆党案始末记》及同期“大事述评”；《革命文献》第9辑，田鹏：《从俄使馆案至国民党清共》。

[38]引自懒泉：《俄使馆党案始末记》。

[39]参阅《东方杂志》24卷12号：“时事日志”。

[40]据张国忱回忆，此件系伪造。参见本书第六编第（四）节。——本书编者注。

[41]转引自懒泉著：《俄使馆党案始末记》。

[42]参阅《苏俄在华密探局组织法》及《苏俄在华特务组织系统表》，均载于《苏俄阴谋文证汇编》或《共匪祸国史料汇编》。

[43]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未毕业。——本书编者注。

[44]路友于系国民党二届候补中委。——本书编者注。

[45]应为李银连，男。——本书编者注。

[46]参阅《国闻周报》4卷16期“大事述评”及陶菊隐：《六君子传》。

[47]见《国闻周报》4卷17期“大事述评”。

[48]见《国闻周报》4卷18期“大事述评”。

[49]见《民国大事日志》上册。

[50]见《政府公报》。

[51]见毛以亨：《俄蒙回忆录》。

[52]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16年1至6月。

[53]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4页。

[54][苏]维·马·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转自韩一德、姚维斗《李大钊生平纪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55]据当时的报刊报道，李大钊被捕后，奉系军阀内就有杨宇霆、赵欣伯等“主张取宽大主义”。赵等“谓思想犯与廉耻犯，情形不同”，李大钊是著名学者，北大教授，与军人不同，对于“党人可威化而使其觉悟，不可高压而使其走险”。这种主张一度还很“有力”（《世界日报》1927年4月8日；《晨报》，1927年4月18日，转自《李大钊史事综录》，第873、875页）。这种情况和各界营救李大钊及舆论为李大钊呼吁形成的局面，使对李大钊用刑—事令人很难想象。另外，审判时用刑通常是受审者“拒不交待”时发生的，李大钊并不是这样，详见后文。因此，《晨报》报道的“闻在厅甚受优待，唯看守特别严重”（转自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286页）是较可信的。同时被捕的李星华回忆说，拘留所里对于案情重大的犯人是在单间“优待室”中关押的（《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194页）。可为一有力证明。

[56]张次溪的《李大钊先生传》说当时的审讯官“受上峰指使”，要李大钊“供出党人之行止”，但没有要求写投降书之类。至于有材料说到杨宇霆曾亲自“劝降”（《李大钊传》第215、216页），尚需更多的材料证实。

[57]《晨报》，1927年4月8日。转自《李大钊年谱》第241页。

[58]《世界日报》，1927年4月8日，转自《李大钊史事综录》第873页。

[59]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199页。

[60]《自然与人生》，《李大钊文集》下册，第237页。

[61]《自然与人生》，《李大钊文集》下册，第237页。

[62]《牺牲》，《李大钊文集》下册，第118页。

[63]《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93页。

[64]祝力军编选：《李大钊狱中供词》，载《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第3期。

[65]《晨报》，1927年4月11日，转自《李大钊史事综录》第872页。

[66]转自编写组：《李大钊年谱》第244页。

[67]此说应不确。李渤海被捕叛变于李大钊牺牲之后的1927年10月。——本书编者注。

[68]李大钊被捕后并未受到“严刑拷打”。

[69]现在看来，此说的根据不够充分。

[70]从现有史料来看，李渤海被捕和叛变是在1927年下半年，而非李大钊被捕牺牲之前。——本书编者注。

[71]李大成其人，及其被捕叛变的情况，尚无其他资料的印证。——本书编者注。

[72]李大钊被剥去双手指甲，及拒绝杨宇霆劝降，未见确切证据。

[73]此文所述绞刑架的构造，及李大钊被三绞长达40分钟而死，应无切实根据。——本书编者注。

[74]当时的有关报道，大多说监刑官为高继武，刑车为汽车。——本书编者注。

[75]此种传闻有误。实际的判处结果为，四人判一等有期徒刑12年，六人判四等有期徒刑2年。——本书编者注。

[76]本书编者认为，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李大钊并非被“三绞”杀害。行刑时间达40分钟的说法也根据不足。

[77]李大钊住进俄国兵营后，其家人住在北京府右街朝阳里，并经常去看望李大钊；但应非长住俄国兵营。

[78]1927年3月李渤海被捕、叛变之事，似无确切根据。——本书编者注。

[79]赵纫兰母子，应为赵纫兰母女。

[80]原文如此。应为国立高校校务讨论会。——本书编者注。

[81]已发表于《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第3期。——本书编者注

[82]杨椒山，即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本书编者注。

[83]此说似无切实根据。李大钊牺牲于4月28日，家人知其死讯在29日，为其改殓的时间是5月1日，确定为其改殓并联系新棺则应在4月30日或29日下午。照此来看，棺材铺似乎来不及对李大钊的新棺做如此费力的加工。——本书编者注。

[84]李大钊的文稿经李乐光收集整理，其中30篇于1933年辗转交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题名《守常全集》，并约请鲁迅作序，但在国民党统治下未能出版。1939 年4月北新书局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印出初版，但当即为租界当局没收。1949 年7月仍由北新书局重印出书，改名为《守常文集》上册。此后，人民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了《李大钊选集》，1984年出版了《李大钊文集》（上、下），1989年出版了《李大钊文集》（续），1999年出版了《李大钊文集》五卷本，2006年出版了《李大钊全集》五卷本。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了《李大钊诗文选集》，河北教育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了《李大钊全集》四卷本。——本书编者注。

[85]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学堂后，先改名李钊。1913年6月毕业前后改名李大钊。

[86]推荐李大钊担任《晨钟报》编辑主任的应为汤化龙、孙洪伊等人。

[87]当时的北京大学，没有副校长。校长蔡元培，也时常不在其位。

[88]从当时的有关报道看，李大钊有过这样的要求，却未能实现。——本书编者注。

[89]李大钊应该参加了这次会议。——本书编者注。

[90]唐山市学者冯铁金认为，就在这次西湖会议上，李大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见《北京党史》2010年第2期。——本书编者注。

[91]此为1923年12月20日前后之事。——本书编者注。

[92]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3页。

[93]北京《晨报》1927年4月10日、11日、12日。

[94]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4月版，上卷第196页。该书署“访录者（美）唐德刚、著述者（美）王书君”。版权页上半部独署“（美）王书君著”。

[95]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2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781页。另，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514页载：“张学良毫不隐讳地（对13位记者代表）说：取缔宣传赤化分子，早经奉天军事会议决定，警厅奉令执行，邵飘萍不过其中之一人而已。”再，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7页载：张学良在说这一番话的时候，“还以手做了个砍头的动作”。

[96]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

[97]《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460、463、464、466、481页。

[98]《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491页。

[99]《北洋政府简史》下册，第1257页。

[100]《张学良年谱》上卷，第178- 180页。

[101]《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535页。

[102]《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536页。

[103]《北洋政府简史》下册，第1277页。

[104]《张学良年谱》上卷，第193页。

[105]《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548页。《张学良年谱》上卷第196页所载有异，在第一项中，“中央政府”作“政府”，无“中央”二字；在第三项中，无“希各国援助”5字。所无之字俱极重要，是不应该删去的。

[106]《张学良年谱》上卷，第200、210、211页。

[107]王新生、孙启泰主编：《中国军阀史词典》，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页。

[108]《张学良年谱》上卷，第214页。

[109]《张学良年谱》上卷，第216页。

[110]辽宁省档案馆编、来新夏选录：《奉系军阀密电（选录）》，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1页。

[111]《张学良年谱》上卷，第216页。

[112]北京《晨报》1927年4月8日。

[113]北京《晨报》1927年4月8日。

[114]《张学良年谱》上卷，第216页。

[115]北京《晨报》1927年4月10日。

[116]北京《晨报》1927年4月10日、11日、12日。信末“四、三”，疑非日期，是否四、三军团之意？待考。

[117]《张学良年谱》上卷，第217页。

[118]北京《晨报》1927年4月13日。

[119]北京《晨报》1927年4月21日、22日、23日、24日、25日、26日、27日。

[120]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9日；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64、472、518页。

[121]《张学良年谱》上卷，第221- 222页。

[122]台湾《历史》月刊，2002年第5期。

[123]《张学良年谱》上卷，第140页；《北洋政府简史》下册，第1237页。两书所载文字有异，但意思相同。

[124]《北洋军阀》（四），第433页。林长民曾任民国大学校长、司法总长，以文章书法名世，他是林徽音的父亲。

[125]《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401页。

[126]北京《晨报》1926年1月14日。

[127]北京《晨报》1926年1月15日；《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422页。

[128]《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422页至423页。

[129]《京报》1926年1月27日、28日；《李大钊年谱》，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4页。

[130]《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429页。

[131]北京《晨报》1926年2月5日。

[132]《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北洋军阀》（四），第209页。引文标点系笔者所改加。

[133]台湾《历史》月刊，2002年第5期。

[134]台湾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6月版。

[13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页。

[136]1990年6月6日，由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等八团体在沈阳联合举办庆祝张学良将军90寿辰大会，大会在致张学良的祝寿电文中称“中共中央领导高度评价您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张学良年谱》下卷，第1437页）究竟是哪一位“中共中央领导”评价他为“民族英雄”？待考。

[137]《杂忆随感漫录》，第177页。

[138]《杂忆随感漫录》，第173页。

[139]《杂忆随感漫录》，第6页。

[140]《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卷，第2页。

[141]《张学良年谱》上卷，第327页。

[142]阎明复：《我为张学良将军送葬———将军的中共党员身份考略》一文，重提1936年12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不同意吸收张学良入党旧事。文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