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缙与亭林公祭_顾炎武的事迹

胡玉缙与亭林公祭_顾炎武的事迹

光宣之际，胡玉缙是对亭林祭祀最热心的人之一。胡玉缙，字绥之，江苏元和人，光绪十七年举人，二十九年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次年赴日本考察政治，三十二年补学部主事，升员外郎，三十四年任礼学馆纂修，宣统间任京师大学堂讲习。光绪三十三年春祭，胡玉缙首次与祭，除了当年的秋祭之外，胡玉缙参与了全部在苏太谊园举行的公祭亭林的活动，而且，他也是1919—1921年顾祠末期活动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胡玉缙后来成为非常重要的目录学家，他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研究是近代目录学史上的重要成绩。在光绪末年的胡玉缙，如果以政治立场来划分的话，应该算作坚定的“立宪派”。他极为向慕顾炎武的主要原因，既非学术上的私淑，也不是出于对乡贤的揄扬，而是因为顾炎武的政治理论“合乎立宪之精义”。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一日，顾炎武从祀孔庙，次年胡玉缙在顾祠《题名卷子》上说：在这篇题记里，胡玉缙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回应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引发的顾炎武所长在“经史”还是“经济”的问题：“先生抗心希古，尝谓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故潘次耕撰《日知录》序，盛称其经济，而纪文达犹以为非笃论，则时机之尚有待也”，时局的变化，终于让顾炎武跳出了“经史”与“经济”的框架，以新的政治理念代言人的形象重新出现。

昔阮文达辑《国史儒林传》，以亭林先生首列，人曰儒林而已；近朝廷允言官之请，从祀两庑，人亦曰从祀而已。玉缙则谓先生上下古今，具绝大学问，绝大经济，实开光绪以来变法之原，而尤合立宪之精意。如云“圣人者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又云“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非所谓欲求公德，必先养成私德者乎？又云“‘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故盘庚之诰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国有大疑，卜诸庶民之从逆”，又云“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非所谓人民得与参政权者乎？[80]

但是，胡玉缙所持并非一种简单的“西学中源”说的态度。除了说明宪政之说合于顾炎武的主张，他特别强调在日危的时局之下，时人所应当继承于顾炎武的，一是“勿护己短而昧人长”，因为顾炎武曾说“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不如外国者有之，外国之不能胜于中国者，惟其简易而已也”；二是“勿嫉学堂而恋科举”，三是“勿外经术而谈理学”，四是“勿以模棱为能事”，五是“勿以利禄为私图”，六是“勿以词华为绝技”，如此才能“人才出而内政修、而外交善，而国基乃得巩固。”[81]这六条标准，是胡玉缙希望士大夫应具的素养，亦可目之为清季所需的新通儒。(www.guayunfan.com)庚申（1920）五月顾祠会祭题名卷首。这是目前留存的唯一一份顾祠会祭题名原件，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