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悔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李必雨

（当代作家，1959年云大中文系毕业）

整理书柜，偶然在一本老相册里翻出我上大学时的一张照片。背景是巍峨的会泽楼，一个穿长衫的老人正从侧门走出来。老人只在照片右下角占了一丁点地位，连眉目都看不清楚，然而我却如受雷击，呆坐着凝视这已变得灰蒙蒙的照片，思绪一下子飞回到四十多年前。

1955年那个难忘的夏天，我悬着一颗心熬过若干个漫长的白昼和不眠之夜，终于盼到了那封沉甸甸的信。手颤抖地拆开一看，除了“录取通知书”，还有一份名为“云南大学”的图文并茂的学校情况介绍。这份“介绍”讲到中文系的时候，特别指出，系里拥有被周总理誉为“国宝”的老教授刘文典先生以及其他著名教授。我心花怒放，心中一片清甜。“名师出高徒”，能够成为刘先生和那几位著名教授的弟子，经他们耳提面命，成才之路还能不坦坦荡荡？(www.guayunfan.com)九月初到了学校。中文系召开了迎新会。会议开始不久，一个瘦小枯干的老人踱着方步走进了会场。他穿着一件蓝布长衫、黑布鞋，手里拿着一把瓷茶壶、两包“大重九”香烟。50年代，已经很少有人穿长袍了，这位老人的服装却依旧如此传统。见到这衣着，我猛地想起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就是这样子？不过，这位老人的头发没有鲁迅先生的那么多，也没蓄胡子；也许是牙齿剩得不多了吧，嘴有些瘪。虽然脸上有皱纹，眼睛也小，但目光炯炯，并不显得龙钟。老师们和高年级同学们纷纷起立，热烈鼓掌。我们也跟着站起来。

系主任刘尧民教授介绍道：“这位便是刘文典先生。刘先生学识广博。古典文学的造诣尤其渊深，对《庄子》的研究更是独辟蹊径、成就超卓。现在请刘先生给大家讲讲话！”

掌声犹如暴风骤雨。我把手掌都拍痛了。

刘先生微笑着点点头：“我一向不参加这类活动。听说这一届新生的入学成绩不错，我心里高兴，破一次例，来看望看望大家。我不教你们，教的是你们老师的老师。说到《庄子》，不是什么研究的蹊径问题。古今中外的那些‘学者’不论经由什么蹊径，皓首穷经，勉强算是挨近了《庄子》的，寥寥可数。算起来，全世界真正懂得《庄子》的人，总共有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他并未指明另外一个是谁，只是扫视全场，微微一笑。不过大家心里都明白，那当然只能是他老先生了。他继续说：“我虽然不教你们，不过要是遇到了国学上的难题，你们可以来问。我喜欢勤学好问的学生。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嗯，就说这些。”

又响起了掌声，但没有刚才那么热烈。大概是得知不能听他老先生的课，新同学们都大为失望了吧。

会后，我与接待我们的高班同学谈起这位“国宝”，才知道他老先生这么说，并非狂妄。他的胸中可以说盛着中国古典文学浩瀚的大海。那位高班同学写了“疋”二字，问道：“认得这两个字不？”

我瞠目结舌：“汉字里有这两个字？”

那位同学笑笑：“我刚进校的时候，高班的同学也写过这两个字叫我认。我当然不识，便‘秀才认字读半边’，念成了‘卡疋’。不过倒也没有哪个笑我，因为大家都读不出来。刘先生名文典，字‘卡疋’，读作‘叔雅’。那以后，我们班的同学背地里都把他叫作‘卡疋先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昵称。他倒也不是绝对不教本科生。三、四年级开设的《楚辞》《庄子》选修课他隔一两年也教一个班。选了这两门，运气好的也能听到他的课。他上课从来不带讲义。右手端一壶茶，指缝里夹两支粉笔，左手拿两包‘大重九’就上了讲台。有时候一个字可以讲好几天。”

我暗下决心：三、四年级时一定要选修这两门课。

刘先生的奇闻趣事实在多。校园里流传着有关他的好些新“民间传说”。既然是“传说”，其真实程度当然就难以考定。不过，我相信这些传说绝大多数的绝大部分都不是虚构的。

据说，他问过学生们：“世界上，谁打过蒋介石耳光？”

学生们想：那自然是蒋介石的爸爸喽，此外还有谁能动这个手？

不料他老先生竟指指自己说：“我！”

这很有可能。他当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蒋介石尚未发迹，还在孙先生麾下办事的时候，挨过他的耳光倒也并不稀奇。以后，蒋介石一怒之下，把他关进了班房。刘先生身陷诏狱之事绝对事实，鲁迅先生提到过，并载之于《鲁迅全集》。蒋介石也许是为了雪那一掴之恨吧！

有这么一桩趣事。这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滇南茶乡的绅耆慕刘先生之名，请他到普洱讲学。讲学完毕，打道回昆。因为土匪猖獗，普洱派了个科长带了一个班护送。即使这样，也还不敢单独上路，跟着一伙既在江湖上有头有脸又有枪手保护的大马帮走。大概是由于刘先生乘坐了装饰华丽的“滑竿”，又带了那么多卫士，被土匪的“吊线人”误认为腰缠万贯，或者讲学所获程仪甚丰吧，竟盯上了他。到了“大开门”峡道，坡上三声枪响，两边山林中突然冒出了好几百人。黑压压的一大片，穿什么的都有。忽然，一声长哨，那些人倏地隐没。显然，这是等着“打活”。马帮的“锅头”上去了。过了好一阵，才哭丧着脸折回来：“刘先生，人家是特为找你老者来的。要这个数。”他伸出巴掌，再加上另一只手的大拇指。

刘先生皱起眉头：“六十块‘半开’？”

“锅头”苦笑：“六千！”

刘先生气得嘴唇直抖：“我，我只有一套宋版《庄子》，唔，还有一套脂批《红楼梦》敦诚手抄本，无价之宝，唔，无价之宝！六万六十万都买不到。去，问他们要不要？要，我忍痛割爱。”

“锅头”的脸皱得像风干的佛手瓜：“刘先生！那些人，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得，要书去做什么？裹烟抽嫌软，揩屁股嫌硬……”

刘先生狠狠瞪他。“锅头”只好垂头退开。刘先生想了想，取出纸笔，龙飞凤舞地写了一张条子，递给护送他的科长：“附近哪里有军队？去，叫来，把这些蟊贼撵开！”科长也心知，这位连龙主席都奉为上宾的刘先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的脑袋只怕也保不住，便立即命令班长带领两名士兵拿了刘先生的信去求救。随即把刘先生护送到一处死角。枪手们也找了大树、石岩作掩护，与土匪对峙。

土匪并不认真进攻，只是朝刘先生躲藏的地方不时抬高枪口开一阵枪。他们似乎知道不会有人来援，有恃无恐；也像是不愿伤害刘先生，一心要以又困又吓的方式逼他拿出钱来，得了钱就罢手。但刘先生哪来这么多钱？普洱茶倒带了不少，那马帮驮的也是普洱茶。

刘先生的条子还真管用。过了两个多小时，一个连的正规军赶来了。四挺轻机枪，近百支步枪，砰砰嘣嘣，打得山上枝叶乱飞。

“锅头”吓青了脸，快速爬过来：“刘先生，这怎么得了？军队不来还好一点，他们哪打得过土匪？”

刘先生不以为然：“正规军都打不过，谁打得过？”

“锅头”道：“保警队。”那科长也证实“保警队”确定神通广大。

刘先生又笔走龙蛇写了一张条子，要那科长和“锅头”去请。

又过了两个多钟头，“保警队”赶来了，扛的全都是“老套筒”。一到，就请正规军停止射击。“保警队”一个排举枪对天来了一次齐射。

土匪的枪声立即停止。

“保警队”又朝天开了一排枪。山坡上响起三声长哨，随即寂然。

“保警队”的头儿跑过来敬了礼：“刘先生，土匪打跑了！”

刘先生大为诧异：“你们和这些山大王是……朋友？”

“不是，不是朋友！他们是怕我们……怕我们的‘老套筒’。”

刘先生这次脱险，相当侥幸。不过从这也可以看出他在云南声望之高。前几年普洱两位老人对我谈起此事时，仍眉飞色舞。

这位老先生酷爱戏曲，听戏也别具一格：端一壶浓茶，带两包香烟，坐到“场面”（台边伴奏席）上去听。听得悠然陶然。那些小剧场大概也很乐意请他到台边去坐：他老先生不是最好的广告么？

还有一件事，很能反映出他的孤傲。大概，沉迷于某一领域的研究到了痴迷程度的人，总是不那么通世事，而且都有些怪癖吧！据说，有一次周总理请他到北京开会。启程那天，学校的总务长到了他家，很抱歉地说：“刘先生，实在对不起，校长的小车不在家，那辆华沙牌副书记坐出去了，只好委屈先生乘吉普车去机场。这是我的失误，请先生原谅……”50年代，即使是大学，轿车也并不多。

刘先生淡淡一笑：“我本来就不想去。车不方便，不去也罢。”

总务长大惊：“哎呀，那怎么行？这是总理请你老人家……”

刘先生斜了他一眼：“不去不行？那，你背我去。”

总务长不得已，只好又去借了书记的车，送他到了机场。

如果这个传说属实，那只能叹惋他不识时务。

“反右”时，他也许是由于“两耳不闻窗外事”，只虔心治学，没有“鸣放”出什么“右派言论”吧，居然逃过了“灭顶之灾”。但那以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他终于没能躲脱厄运。记得“拔白旗”时，动员报告说：资产阶级学者传授给学生的大都是“九分无用一分陈旧”的知识，说资产阶级专家学者大多具有“贪”“妄”“骗”的特点，号召破除对这些权威的迷信。那时我对这些话哪还有半点怀疑？心想《庄子》研究得再深，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又能有多少裨益？他所掌握的那些不正是“九分无用一分陈旧”的货色？于是我开始相信刘先生是我们系最大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中文系师生批判他的时候，我由于没听过他的课，对他并不了解，只好根据别人的“揭发”，画了几幅丑化他的漫画。

傍晚，听说他被勒令在系办公室写检查；我拿着漫画到大字报栏去贴的时候，绕路到系办公室门口看了看。办公室里，他坐在木沙发上，低着头，缩成一团一动不动，形若泥塑木雕。除他外，办公室阒无一人。我感到自己的心一个劲地往下沉。他那么大的年纪，检查满可以让他在家里写嘛……随即我一惊：呀，我这是怎么了，难道这不正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千万要站稳立场！

尽管这样自我宽解，但心情依旧不安，贴漫画也提不起劲头。

知识分子有“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傲气，尤其是像刘先生那样孤傲的人，践踏人格也许比判处死刑更令他难受。那以后，我就没再见过刘先生。

刘文典写给刘平章的信：擦皮鞋者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中学教书。辗转听说刘先生已经含忿去世，临终吩咐家人，把他的藏书全部捐赠给安徽大学……

噩运终于也降临到我头上。1966年，我因一个剧本被打成了“反革命”，充分领略了“红色恐怖”的滋味。见到“红卫兵”们盯着我时那喷火的眼睛，我理解他们。他们真以为我是“反革命”，他们也一腔热血、满腹虔诚。于是我懂得了刘先生从“拔白旗”到弥留时的心境。

一场噩梦总算终结了。但我再也没去过母校的校本部。我怕见会泽院的红墙。墙前的大字报栏，是以前我贴过漫画的地方；我怕见会泽院后的那栋小楼，那里曾经是中文系的办公室。不知刘先生看到我那几幅漫画没有？但无论如何，那总是往他心灵补上的一刀。忧患余生，懂了事，想要稍作弥补，却已经为时太晚，只能抱憾终生了。

我真诚地忏悔了。刘先生，您听见了吗？

摘自《边疆文学》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