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时期日记作者和作品

同光时期日记作者和作品

同治、光绪以迄清末近五十年间，日记作者先后辈出，作品更是极其繁多，有不少著述既反映了先见远识，又以文笔优美，刻划自然见胜。兹就此一时期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略分数类，浅述如下。

一、长编日记的代表作

同光以至清末，宇数百万左右的日记长著，更仆难数。略如王闿运、叶昌炽、袁昶、张謇、薛福成、王迺誉、皮锡瑞、孙宝瑄、康有为、吴虞等皆是。

王闿运（1832—1916），字壬叔，湘南湘潭人。光绪初，营建湘绮楼于长沙，称湘绮先生。先后主讲四川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山船山书院。治经学，主今文学，廖季平深受影响。造述宏富，有《湘军志》《湘绮楼诗文集》《楚辞释》等。事具《清史稿》。(www.guayunfan.com)《湘绮楼日记》卅二册，起同治八年（1869），迄一九一六年。书后跋称：“凡所记载，有关学术掌故甚多。先生刻苦励学，寒暑无间。经史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遇有心得，随笔记述。”跋文概叙此四十七年日记的内容梗概，湘绮日读诗文、词赋、曲本、笔记、小说等，多记心得。特别是论列《楚辞》，及清末诗文集，持论有独到处。

读《楚辞》者，除备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洪兴祖《楚辞补注》、王夫之《楚辞通释》外，再进而参考引用，则推湘绮《楚辞释》。实则湘绮日记若干纂录，若考屈原生卒年代、《离骚》第五章内女媭一段话的确切理解，释《九歌》论其弱秦复楚之策等，堪资采撷。

湘绮论列清末诗词，服膺邓辅纶诸作。辅纶字弥之，新化人。曾隶兰林词社，工五言诗，撰《白香亭诗文集》，湘绮自愧弗如。如宣统三年八月十二日记云：

余少时，与邓弥之游祝融，邓诗语雄奇，余心愧之。怀之卅年，乃得《登岱》诗，压倒白香亭矣。古今华山诗，推魏默深。余诗较从容，亦稍胜也。

按默深即魏源，与龚自珍齐名，撰《诗古微》，有声于世。湘绮自谓压倒弥之，稍胜魏源，何自负乃尔。

次于擅长诗赋之汤鹏，誉为诗家所无。光绪五年正月十一日记云：

七言百韵，诗家所无，所见唯汤海翁集中有之。今始见宋薛田《成都书事百韵》诗，可谓何代无才者也。

按鹏字海秋，清末诗家，诗文以多悲愤沉痛，蜚声文坛，海翁《百韵诗》盖晚年之作也。

湘绮日记始自同治，止于民国初，牵涉到近五十年的时事掌故，已为治史者所引用。还应值得注意的，是所叙广泛的人事交往，单写学生业有专擅者，数逾几十，若王兆涵（镜芙）、易扬铸（稚清）、李金戣（砥卿）、齐璜（白石）、袁守愚、彭畯五等。守愚雅擅词章，常为湘绮代庖；画家齐白石时为雕花匠，艺术精诣，尤为湘绮座上客，深受器重。他如记与诗人樊樊山、易实甫、日本汉学家盐谷温之交往，类似故实，无异是文坛史话。

叶昌炽（1847—1917），是清末金石学家藏书家，字鞠裳，元和人。晚年取《庄子》“为善无近名，缘督以为经”之义，自号缘督庐主人。光绪进士。累官翰林院侍讲、国史馆提调、甘肃学政。以裁缺归，著书终老。撰有《语石》《藏书纪事诗》等。事具《清史稿》。

《缘督庐日记》四十三册，起同治九年（1870），止民国丙辰（1916），后经王季烈节钞，由蟫隐庐印行。昌炽通四部，擅金石，兼长文字声韵之学，每有心得，辄写在日记中。此外还笔触数十年时政掌故，如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之缔结、曹锟兵变、辛亥革命之经过，均一一濡笔涉及。特别是光绪甲午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三个时期，皆目击其事，故更翔实。撰者所著《诗》一书，即按此三个时期编卷，分咏当时之事。

关于鞠裳治学动态，大量散见记中。其金石方面著述——《语石》十卷，论列古今石刻，识者多之。《语石》撰写动机，在光绪辛丑七月廿四日日记，有简单说明，称：

阅《蕊珠卷》毕，碑额志盖，尚有知者。幢座像龛，无非扣槃扪烛，金石之学殆绝矣。此《语石》一书，所以亟欲出而问世也。

昌炽治金石学，首重实物研究，除广事庋藏隋唐经幢石刻外，得自友助居多。以刻《灵鹣阁丛书》驰名之江标（建霞），即为其不断提供研究条件。记称：

得建霞书，寄赠佛像幢拓本共六面，魏元象元年张敬造。凡分三层：上刻佛像，中造像人姓名，下序赞。笔法精整，北书中之上品。

建霞招番膳，纵观唐人写经十余卷及元刻《集千家注杜诗》。

类此经幢内容或收藏者，叶氏知见所及，皆全盘照录，如杭州经幢转托卢榘代办，记曰：“榘嗜金石，疏犯不羁，亦今之振奇人也！”

昌炽邃精版本，得力于转益多友，与李盛铎、吴大澂、缪荃孙、沈曾植、夏孙桐、徐乃昌、刘承幹等，过从频密，遍览珍藏孤本名椠，交流有关经验，寻找访求线索。如坐李木斋寓，读宋刻《朱子全集》、元刻《马石田集》、徐兴公校《文心雕龙》一类善本，并艳羡木斋有幽静读书环境。称：

其寓为明嘉定伯周奎旧第，有林泉之胜。乔木百年，楼台四面，瀹茗静对，尘襟尽涤。

日记中有较多篇幅，缕述攸关访书、藏书、翻书、读书、校书等事，文长不再赘引。

昌炽曾综论历代藏书原委，成《藏书纪事诗》七卷，光绪廿三年正月十五校毕，颇有改定。如何增改，记谓：

又增宋荣王宗一首，楼攻媿一首。近杨幼云一首，附以崇语铃、方伯明、姚翔卿，下添附（姚）彦侍方伯乔梓。

越九载，尝以此和海外朋友，作为文化交流礼物。光绪卅二年，日本考勘家岛田君，将《古文旧书考》四册，宋本《寒山诗》、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合一册，寄赠昌炽。叶即以《藏书纪事诗》一部相奉答。两人皆服膺钱曾（字遵王，撰《读书敏求记》）、季振宜（号沧苇，著《季沧苇书目》）、钱大昕（号竹汀，有《金石文跋尾》）、顾广圻（号涧蘋，精校雠）等人学术研究之成果，谓岛田：

徧校内府书，校雠簿录之学，与鄙人同嗜我国钱遵王、季沧苇、钱竹汀、顾涧蘋诸家之言，皆肄业及之。楮印精恶，版幅宽广，行字之大小疏密，宋讳误夺，辨析毫芒，精湛无与为比。

昌炽所记近代史事，从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为止，耳闻且睹，言之凿凿。复历据邸钞、国史馆内幕消息、当事者陈述谈论、友朋函札传递实况，故翔实有据，堪属可靠史料。单以戊戌政变史实而论，一是变法伊始时史实。二是政变后见闻，撰者载及袁世凯及荣禄策划镇压，使慈禧再出训政，幽光绪于瀛台。时叶鞠裳在史馆堂期，及时从内阁抄见上谕，御史宋伯鲁以力保维新派，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同日，步军统领崇礼搜抄康有为寓邸。记云：

初七日。闻昨日拏问康水部，已远飏矣！崇金吾亲至南海馆，搜出书函百余封，门簿一本，获其弟及记室一人，僮仆三人。张樵野侍郎查抄讹传，惟恐康匿其邸。锡蜡胡同东西两头，逻卒络绎，因而误为勘产也。

越数日，闻徐致靖、杨深秀皆被逮，遇陆润庠、汪朝朴、秦绶卿、吴郁生等，各证所闻。至于逮捕康党前，后党如何布置，记亦载及：

知莘伯（即顽固派杨崇伊）发难无疑义，并闻先商之王（文韶）、廖（寿恒）两枢臣，皆不敢发。复赴津，与荣中堂（即荣禄）定策，其摺由庆邸递入，系请皇太后训政，并劾新进诸君植党营私，莠言乱政也。

三是戊戌六君子临刑见闻。如十一日西市刑人，叶氏和秦佩鹤误为新政诸公临刑，惄焉忧之！记云：

闻西市刑人，大街观者如堵墙。询之，知处决内监四人，为新政诸公捏一把汗也。

八月十三日，杨锐等六君子就刑于菜市（北京宣武门外），撰者深惜丧失隽才，而尤痛杨锐叔峤之死。曰：

午后经菜市，见人头拥挤，知为行刑。急询之，则云决官犯六人，并有徐年丈在，惊惨几欲放声。急从铁门绕道至淮海寓，佩鹤已出，见揆初（即叶景揆），始知六人者，新政四章京，及杨侍御。康广仁也。为徐年丈幸，又为叔峤大恸。以叔峤之学行，而竞罹大辟。……

紧接着，昌炽分析政变之国际背景，环绕变法有关内幕秘辛，富具史料价值。如

（同月）初七日。子静（按即潘志俊）自津来，云：康梁变法，意在联英、日以自固。此次皇太后训政，俄国实为之主谋，故仓猝变发，而英日未敢出而干预。此则京师所未闻也。

重阳日。……闻子丹云：皇上所幸珍嫔，皇太后禁之高墙，穴一窦，以通饮食。皇后系皇太后之侄女，不能有逮下之德，皇太后左右之，以是母子夫妇之间，积不相能。然则康梁之案，新旧相争，旗汉相争，英俄相争，实则母子相争。追溯履霜之渐，则又出于嫡庶之争。

日记还节录邸钞，保存大量戊戌变法史料。诸若翁同龢往往力陈变法，在光绪皇帝面前，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百倍云云。撰者排日纂事，有不少史事细节，辄为正史所缺载。

笔者寓目日记钞，辑者王季烈已将梓行之古今体诗，暨米盐凌杂，往还酬酢之言，以及不顾告人之事，咸加删节，得原稿十之四，闻全稿现藏苏州市图书馆，由潘景郑先生捐献。

袁昶（1846—1900），字爽秋，浙江桐庐人。桐庐滨渐江西，爰号渐西村人。著《于湖文录》《渐西村人初集》《水明楼集》等。

昶著《渐西村人日记》未刊稿七十二册，起同治六年（1867），止光绪二十三年（1897），凡三十载。爽秋博览群书，诗文饮誉海内外，并时国内、国外学者，乐与相接，探讨学术，扬榷文艺，几无虚日，必逐一及时详录。从而概见晚清文坛动态之一角。姑举数例如下：

王先谦《荀子集解》，播传学林，影响深广，是书付梓前，寄视爽秋，征求意见。光绪十八年二月廿八日云：“得王逸吾祭酒长沙来书，并寄眎所著《荀子集解》、校本《盐铁论》。又云：谋合刻戴笺赵笺《水经注》。”三年后，又寄《汉书补注》一书，请再裁定。

孙诒让，字仲容，擅长周礼古籀，是清末著名考据家，在学术研究上是卓有建树的。日记称其《周礼疏》写定，时在光绪十六年，又谓诒让《周礼正义》的定稿，则时在光绪十八年二月。类似著作年月，俱加称述。爽秋雅善楹联，为孙拟七言联，不敢率尔落笔。句斟字酌，力求切其姓名与特长。如：“同治十一年四月，为叔迟撰赠孙仲颂一联云：永嘉学脉轨正则，《尔雅》宗铨明叔然。上句切温州，下句切姓。仲颂喜治小学。”

黄遵宪，字公度，诗才横逸，识见明捷，梁任公《饮冰室文集》四四，予以高度评介，尤为爽秋衷心折服。日记中一再推誉《人境庐诗》，学杜而富独创。

光绪廿一年八月十一日。读公度《人境庐诗集》，格律学杜，长于议论，时有独到语。

十四日。连日阅《人境庐集》，至第三卷止，稍加评勘。……君致力于此最深。海外诗尤雄深兀奡。

此外，爽秋对公度《日本国志》极力称崇，叹为不朽之作。一再称述其刊行情况。如：

光绪十四年七月三十日。入城，晤公度共饭，云《日本国志》已刊成，尚待校印。

十二月十六日。答候黄公度，其所著《日本国志》，翔实甚有关系。

乙酉五月廿八日。……各国史学堂必须购备者：黄遵宪《日本国志》。

据日记，袁黄两人互投书札，析赏诗文，持论公允。光绪廿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所记至详，录之如下：

答公度札。论牧斋渔洋以下之为诗，利病尽之，而不能凛凛有正气。古今诗人或长于工律，或长于情韵，与识度气势诸美，不能兼有，此无如何者也。如杜韩之五言古，长于气势，变尽唐初四杰之风格，而四杰情韵胜处，则亦非杜韩之所能兼有。北宋欧苏王半山黄山谷之七言古，长于识度，一扫宋初西昆之声病，而西昆工力之胜处，则非欧苏之能有。……姜夔创为四种高妙之说（言尽意不尽，意尽言不尽，意言俱尽，意言俱不尽）。皆第为工律情韵言之，而未赅括识度气势之变。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著《春在堂全集》，卷帙浩繁，久已脍炙人口。晚岁治学，更见勤劬，爽秋曾作具体描绘。同治十一年十月记曰：“闻俞编修樾近住湖上精舍，杜门晚食，手不释卷，汗不挥扇，甚是可敬。”从而得到启示，是长期思考，致力笔耕，有助于增强体质。故时隔廿载后，再去拜见这位年且七十的曲园老人，还是那样风貌依然。他在光绪十二年三月初五日，就作了有关的叙述：

德清俞荫甫先生以送文孙会试入都，住潘家河沿井东，今日往谒，年幾七十，而颜色敷腴，听聪视憭，此稽古之力得道，固非慧业丈人不办也。

张廉卿（裕钊）工古文，书法并擅胜场，临《吊比干文》《礼器碑》，达五十年。爽秋在日记中，突出肯定了他的治学谨严、临池不懈的态度。乙酉腊八日记称：“闻张廉卿每晨早起临《礼器碑》一通，率反覆有字而后易纸，不轻为人作八分，然大楷由是日进，瘦劲有力，何蝯叟（绍基）后不易得也。”

据日记，廉卿挥毫疾书，炉火纯青，能用中楷入巨幅楹联，布局得体，爽秋见之绝叹弥襟，尤其赞同他的书法理论，认为所持执笔无定法的见解，是颠扑不破的。详见光绪十四年八月初八日日记。

沈曾植，精辽金元史及舆地之学，有《海日楼诗文集》，善遣佛典入诗，在清末诗坛上，独树异帜，曾评爽秋诗作，谓：“蟠际一干，朴老扶疏，发撝枝叶，离纚郁茂。”（光绪十年十二月初五日日记）两人交谊情深，相互倾其珍藏，析赏品评。如：

光绪十四年中秋节。……子培来，共观《磁州无量义经北齐石刻》，嘉定钱氏、阳湖孙氏、青浦王氏（案指钱大昕、孙星衍、王昶）皆未著录，……取径镵秀，箭锋相直，颇有人马应弦之韵。

樊增祥，字云门，号樊山，清代中晚唐派诗人。与周树模、左绍佐，号楚中三老。诗思敏捷，时出新意。尝作《前后彩云曲》艳体诗，最为时诵。爽秋推崇备至，竟比之李贺、白居易、温庭筠，李商隐。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记云：

阅《云门集》竟。唐人言：太白仙才绝，昌谷鬼才绝，香山人才绝。云门颇出入于昌谷、香山、飞卿、玉溪之间。

云门工文，爽秋并重其墨札，装池二巨册，备致揄扬，谓：“得云门书，笔仗纵横，曲尽事势，吾无间然。《庄子·天下篇》云：墨子才士也。夫如云门始可谓之才士。”

与爽秋订文字交者，尚有叶昌炽，薛时雨、杨铎（碑帖藏家）、莫友芝、邵芝岩（擅制笔）、杨文会（熟内典）、张謇、洪钧、王闿运、法云上人、僧侣雪航、静焘、息心等，以文会友，涉面至广。

唐代日本国相长屋曾赋“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诗句，替中日文化交流而讴歌，征诸同光间爽秋的海外交游，何独不然。他和日本汉学家冈千仞、中岛雄等均属莫逆交，这些异国友朋也是“学得中州语，能为外国书（此指汉文）”，成年累月，互相赠答。记称：

光绪十年九月。日本冈君鹿门以星吾（指杨守敬）手书见访，并馈所著《日本近事本末记》，载笔亦不俗。……拟写纨扇一柄，并字书一册报之，所以征示文字相同之意。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亶州中岛大夫饷《宕阴存稿》一部，答以怀素自叙草书帖数纸，集猎碣字联两副。

综观袁氏日记内容，其一，概论书法、鉴赏名画、记述知见碑帖；其二，评骘历代诗文，颇类《复堂日记》；其三，历叙校讐之事，比勘得失；其四，谈同光间经学研究概况。基于交游多经学家，若钟文蒸著《穀梁补注》、左绍佐笺疏《大戴礼记》，闻见既拓，持论不囿一隅。在浩瀚篇幅内，展现出同光间学术界的盛事，确属文献足征。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南通人。著《张季子九录》《张謇函稿》《张謇日记》《啬翁自订年谱》等。

《张謇日记》，据《年谱》，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迄于1926年。日记分订十五册者，系张氏后人保存之后半部分日记。196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本。中经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等重要历史事件，是研究张謇思想、活动及我国近代、现代史的参考资料。

以戊戌政变前后见闻为例，张謇谓光绪变法诏书，出于翁同龢手笔（见虞山所拟变法谕旨）。继主大学堂兴办办法，由謇自拟。称：“宜分内外院，内院已仕，外院未仕。宜分初中上三等，宜有植物动物苑，宜有博物苑，宜分类设堂，宜参延东洋教习，宜定学生膏火，……宜就南苑择地，宜即用南苑工费，宜专派大臣，宜先画图。”及政变失败后，称“连日京电不通”，参与变法者遭遇，纷传不一，如一说文芸阁（廷式）“被刑南昌”，一说“李柳溪自日本回，知文道希在日本”，堪资参考。据日记，謇与文廷式交契最深。丙申闰二月，李鸿章使俄，上折列名五十七人请禁勿用，第一即文道希，謇亦厕名前列，两人谊同胶漆，又是一证。

戊戌后二年，变法者仍受株连。张之洞《劝学篇》，仍不免被讥为因袭康说。记云：

晤张君立（权）。君立南皮子也。言徐相疵南皮《劝学篇》尽康说。南皮此书本旨，专持新旧之平。论者诮为骑墙，犹为近似。何沃生（启）有《劝学篇书后》，专讦此意。若责为全是康说，真并此书只字未见者矣。搜索株连，至今未已。

其次，撰者还参与发起清末立宪运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公推苏堪（郑孝胥）为会长，蛰先（汤寿潜）与余副之。”嗣又当选谘议局长。1909年日记，凡关涉江宁、上海等地立宪活动，秉笔甚详。八月三十日云：

与瑞中丞及雷继兴、杨翼之、盂庸生、许久香诸君议：由中丞联合督抚请速组织责任内阁。由咨议局联合奉、黑、吉、直东、浙、闽、粤、桂、皖、赣、湖、鄂十四省谘议局，请速开国会。议定翼之、唯一、庸生三人行。联合督抚，瑞任之，联合各谘议局，余任之。别派凌植之去湘、鄂、皖、赣，议盐业银馀事。

厥后又多次会议。讨论立宪，事涉綦广，凡是实业征税，法政学校经费诸问题，均属议谈之列。

张謇一生致力实业，尝与张元济论实业救国，系当务之急。关涉开拓实业之记录，不绝于书。诸如在南通创大生纱厂、办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新面粉公司、资生铁冶公司、淮海实业银行等企业，并投资苏省铁路公司、大生轮船公司、镇江大照电灯厂等企业。张謇逐日缕写如何擘划兴办、厘订章程、筹集资本、勘定厂址、督视工程、核算赢亏，既详其本末，复析其利弊，有着不少经营管理的经验。

日记涉及晚清知名人士，不下数百，若汪康年、康有为、张之洞、翁同龢、文廷式、徐乃昌、范当世、杨儒、魏光焘、柳翼谋、蒯礼卿、王丹揆、朱孝臧、伍廷芳、黄克强等，从往还活动中，留存了大量故实。

一如光绪三十年五月，翁同龢自撰联，遗嘱倩张謇书写。“二十六日。得翁宅赴。二十一日子正，松禅师易箦，遗命以自联属书，又命草遗疏。联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下语微婉，而令謇书，附事尤切。”

二如至交除文廷式外，尚有范当世。工诗文，兼苏黄之长，有《范伯子诗》，驰誉文苑。岁甲辰（1904）腊月初十，肯堂卒于上海，謇怆痛曷已。先五日，深表关注曰：“闻肯堂昨吐血瓯许，大狼狈。”“闻肯堂此次自编诗文已成。论其诗文非独吾州二百五十年来无此手笔，即与并世英杰相衡，亦未容多让。”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江苏无锡人。光绪十五年，任出使英法义比大臣，次年成行。福成擅古文辞，曲尽事理，尤工论事记述，著《庸庵文编》《笔记》《海外文编》等。《清史稿》有传。

《出使英法义比日记》六卷，起光绪十六年（1890）正月，止次年二月底。《续刻》十卷，起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止二十年（1894）五月，凡五年。俱载《庸盦全集》，传经楼校本。

薛福成生活年代，正值鸦片战争后，又经历英法联军之役，面临内忧外患，深知非学习西方科技，谋求自强之道不可。他在日记《凡例》申论之曰：“所以遣使之故，在默察西国之情势，亦期裨益中国之要务。”要能“开拓心胸，综览全局”。《跋》又述记日记之范围，谓“凡舟车之程途，中外之交涉，大而富强立国之要，细而器械利用之原，莫不笔之于书，以为日记。”

他以较多笔触，表达必须开放，了解西方物质文明，包括工业、交通、军事、科技等方面，不仅分别作出考察介绍，而且探索其迅猛发展之原因。他在考察英国轮船构制及发展历史后，论列其为富强之要图曰：“用为商船，则贸易独盛；用为兵船，则水师尤精。”（见光绪十六年三月初六日记）他还看到开发能源之重要，认为矿产资源，必有销竭之时，要重视“化学家又研思化水之质，用水之法”。“将来可激水力以驶舟车，用代火力。”（详同上十九日日记）薛氏听到英美拟合制飞船，“翼角有叶，如火船之车叶，可升可降；船头有拨，以主进退；船尾有舵，以主前后”。（同上六月十一日记）他在距今约一百年前，已预见通空路，“必有乘云御风之一日”。值得注意者之一，撰者途经香港、新加坡，目睹开辟商港后，“瑰货骈集，阛阓云连”的繁荣景象，发出商为“握四民之纲”的精辟议论，确具远见卓识。

撰者出于爱国热忱，为了了解世界，还注意英法二馆存卷（档案），发现光绪丙子至庚寅间，交涉要件，件可考者，已阅十有五年，为薛氏研究国外形势，提供参证。

薛福成是同光间富有才华的文章家，文笔清新流畅，具绘形绘声绘色之妙。用较大篇幅，绘写异域之风俗历史、湖山胜景，诸若法国蜡人馆、油画院、加尔西尼宫（在意都罗马）、瑞士阿耳魄士山等篇，均善遣辞，极见遒丽。兹节录阿耳魄士山有关描述山景一段如下：

山中吐纳万景，变幻不可名状，搜奇挹胜，俄顷忽殊。纵眺诸峰，或遥障如城墉，或巍峨如殿阙，或攒簇如列笏，或分峙如置棋，或雄踞如虎豹，或蜿蜒如龙蛇，或旋折如蜗螺，或昂企如狮象。或楼阁如镵云，或溪涧如轰雷，或喷瀑如拖练，或漱石如鸣玉，或密林如帷幄，或吐花如锦绣，或麦畴如翻浪，或松风如洪涛。青霭迎人，湖光饮渌，宜其名胜甲于欧洲。

作者在海外访问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怀着民族自豪感，具体地议论中西医各有特长，谓西医专长在外科治理，中医所长则在内科治疗，其言曰：

西医所长在实事求是，凡人之脏腑筋络骨节，皆考验极微，互相授受。又有显微镜，以窥人所难见之物。或竟饮人以闷药，用刀剜人之腹，视其脏腑之秽浊，为之洗刷，然后依旧安置，再用线缝其腹，敷以药水，弥月即平复如常。……

西医……用药但有温性，而无寒凉敛散升降补泻之用。以视古医书之精者，如张仲景（按系后汉时内科名医，著《伤寒论》）、孙思邈（按即唐代最早临床学家，著《千金要方》）、王叔和（按即晋代研究方脉专家，著《脉经》《脉诀》等）之方，金元四大家（按即刘守真、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之论，近代喻嘉言（即喻昌，著《医门法律》）、陈修园（名念祖，医学著作之多，世推巨擘）之说，其深妙之处，似犹未之得也。

中国科学发展，历史悠久，作为炎黄子孙应引以自豪。薛福成对此论列较多，如论中国算术之起源、代数学之源流，并列举历代数学家的名著，若宋秦九韶《算学九章》，元郭守敬、朱世杰之发展，元李治《测圆镜海》、清梅瑴成《赤水遗珠》等，分析中国数学之演进，得出结论是“夫谁谓中国之才人学士，不逮西人之智力哉”！

王乃誉（1847—1906），王国维之父。字与言，号蓴斋。晚字承宰，号娱庐，浙江海宁人。早岁习贾于上海茶漆肆。后自设肆于沪，继迁硖石。余事书画篆刻，诗古文辞。曾遍游吴越，尽窥大江南北之收藏。自宋元明清名家书画，以逮零金残石，苟有所闻，必事造访。其书法初宗褚遂良、米芾，晚学董其昌。著诗集、文稿及《游目录》。事具王国维《先太学君行状》。

其日记稿十七册，起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止卅一年乙巳（1905）。综览全稿，侧重四方面：一是对王国维进行教育的实况。撰者居沪时，教子甚严，逢春节，令国维穿门拜年，写家信，令其必须认真。时静安年事尚幼，所拟联，屡被指摘。承宰并常往杭州，阅王国维所作崇文书院卷。承宰及年五十，王国维亦年及冠，认为其应酬之作，大有进境。

戊戌政变后，静安案头上时备报纸《时务报》《中州日报》《昌言报》《知新报》，以及书刊若《盛世危言》等。乃誉看后，在日记中时发忧国之思，凡此说明王静安对其父晚年思想上，起了一点影响。随着维新之风甚盛，对新学堂新书刊，日益感到兴趣，认为是有用之书，1903年前后，静安已擅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研究，此时乃誉时“与静论文艺”。观此，撰者随着静安在学术上不断进展，而对静儿态度亦渐趋变化。由严格教育逐渐变为受到儿子影响。此记确是为研究王国维生平，提供了新鲜资料。

二是自述长期的书画活动。乃誉工书画，除尝寓目宋元明名作外，对清代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名家所作，如张问陶、赵之琛、赵之谦、钱杜、杨沂孙等，更多揣摩。乃誉擅山水花卉、枯木竹石，五十二岁后，笔路与吴伯滔相近，其书画不能腾誉艺林，揆其原因之一，缺乏有力者推挽。其在日记中，借石谷有王烟客、恽南田之识拔，而得驰名，借以抒发感慨。光绪二十七年五月朔记云：

石谷生而好学，固不可及，亦由当其时遗逸退老，与夫新转诸用事。既皆同乡至好，识者又用烟客、廉州、南田三大家，识拔精微，故能名播远也。

按常熟王石谷名翚，山水师王时敏，初恽南田寿平以山水自负，见石谷画，乃改写生，让之独步。王烟客名时敏，为清初画宗，四方士得其指授，石谷尤见奖掖。王廉州名鉴，与王时敏、王翚、王原祁，称四王。乃誉记及获知音若此三人，盖有以自叹际遇，名遂不彰云。

三是缕载庋藏古器物之日常嗜好。宋洪遵《泉志》是我国最早有关古钱专著之一，历来嗜此者，大多研究钱币形制、书体、重量及成分等。王乃誉第一嗜好，允推庋藏古钱，赏鉴古钱，除著《古钱考》及《古钱拓片》两稿外，平时获见汉以来钱币，必逐一记在日记中，并依原样绘录。他所藏古币，既多又精，常反复检视析赏，俱载记中。

四是光绪间物价实录。王国维为乃父写《行状》，谓“自光绪之初，睹世变日亟，亦喜谈经世之学”。凡当时具体物价之涨跌，日常用品具体之标价，到店中盘算查看账目，均反映在日记中，不失为光绪间经济史料。试看光绪十九年八月三十，承宰在南京夫子庙，“遇雨，于靴店市半假雨靴一双，价一元二角，付一元。令上油粉，藉以避雨”记载，再比较同时其他物价，可知雨鞋价格并不低廉。

据日记，光绪十七年五月，久旱不雨，米价腾踊。“十五。晴。霉雨久不见下，人心防旱，米谷日增价矣。”“十六。晴。天久不雨，米价日增至三千一百文。下河水如沟浍，大为可虑。”及光绪廿四年五月，米价又一度大幅度上涨。如：“初四。晴。米价日涨二百，可怕。”“十一日。到店，阅报，知米大昂。”

皮锡瑞（1850—1908），清末著名今文学家。字鹿门，湖南善化人。工诗文、擅长经学。在南昌经训书院主讲七年，得士为多。平居垂意时政，多所议论，尤于甲午中日战败后，清王朝订立丧权辱国之《马关条约》，为之愤慨！

鹿门向往康梁变法，光绪廿五年，清廷勒令逐其回籍，厥后，遂从事著作，执教于湖南高等学堂。刊有《师伏堂遗书》数十种，如《师伏堂骈文》《师伏堂诗草》《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等。事具闵尔昌《碑传集补》。

《师伏堂日记》未刊稿，起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止卅四年戊申（1908），计十七年。其间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均就闻见，逐日纂录。举其荦荦大者，略述如下：

戊戌前后，皮氏交游中，有坚持变法及反对变法两派，壁垒分明，鹿门周旋其间，独标声援变法之旗帜。与梁启超商榷学术，过从切磋。初遇于黄遵宪饮席，称其外貌云：“梁貌不甚扬，亦不善谈。”继而常抵时务学堂，倾听任公讲学。梁每有新著梓行，亦必投赠鹿门，冀得评论。据日记，鹿门对梁所撰《读春秋界说》，以为“文笔甚畅”，“发明公羊家言”，第意或未尽，踵其声华，作《春秋义说》十五篇，以互相发明。

任公主《时务报》笔政，持论纵横，抨击清政失当，旧俄野心勃勃，鹿门逐日披览，每年购合订本以藏之。关于变法，臧否人物，与任公所见略同。光绪廿三年十月十六日记云：

阅所携《时务报》《知新报》——江西寄来者，梁卓如痛言中国变法，止知讲求船只枪炮，徒为西人利；不知讲求学校、科举、官制；西人无所利于此，故不以此劝变法，可谓探源之论。

维新派在长沙尚办《湘报》，光绪戊戌正月廿四记云：“秉三所办湘报馆，活字机器皆备。请戴宣乔主政，二月初即出版，属人撰文，每日一纸，不易也。”按秉三即熊希龄，宣乔即参加南学会，并任《湘报》撰述之戴德诚。二月初六，《湘报》已由黻丞（即唐才常）主持。三月间，复常赴该报馆，与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畅论时事，对唐发表《热力论》加以揄扬。

此一期间，梁谭唐诸人，在湖南办学堂、开学会、作演讲、写文章，鹿门均加支持并参加。

撰者鉴于列强觊觎我国国权，惄焉忧之。其时德人窥南边铁路，法人亦有由龙州开铁路过湘到汉之议。鹿门与谭嗣同痛清廷积弱不振，归咎西太后穷奢极侈，有以致之。谓：

电报又至，复生即起身，到公度、少穆、秉三诸人处议，时事之急如此，岂吾辈宴饮时乎？而长信（指西太后）又做寿，二百万修圆明园，宜为外人玩视。

鹿门朋辈中，反对变法者，若王闿运、易佩绅（记作笏山）、刘凤苞（记作采九）、叶德辉（记作焕彬）、唐赞衮（记作之）、张祖同等。对鹿门倾向变法，辄加非议。如王闿运詈鹿门“与梁卓如在此讲学，为挂皮梁横牌”。叶德辉、汪槩在唐鲁英家，劝鹿门“勿入学会”。类此称引，凡十数见。

鹿门以今文学，崛起晚清间。更借黄公度之口，自我揭橥。初则论述廖平、康有为著作之本源递变。其言曰：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梁卓如送来《新学伪经考》，又从黄麓泉假廖季平《古学考》《王制订》《群经凡例》《经诂甲篇》，康学出于廖，合观其书，可以考其源流矣。

继则记及如何撰写《春秋义说》，与廖康书相互印证。

同上十二月二十六日。作《春秋义说》一条。计之共得十五篇，约万余言，岁事匆匆，不能再续，且大义亦略明，似与廖氏、康氏书可互相证矣。

综观鹿门谈学术，崇尚今文学；论时政，服膺变法，揆其原因，则为清代中叶，外国资本输入，政治经济受到激荡，治今文学者，托古改制，遂成为改良主义者变法革新之理论依据。如鹿门一再提及之廖平，早岁受王闿运影响，专治今文，撰《今文学考》，流风所被，康有为亦有《新学伪经考》，鹿门忧国事蜩螗，同情变法，以今文学说，阐发微言大义，语散见于未刊稿中。

戊戌变法失败前后，参劾诋毁康梁，阻挠变法，传说纷纭。据是年六七月日记所载，若《时务日报》列文悌参康有为疏，谓孔子改制亦非满人所知，讲学不应昌言国亡及申民权、去拜跪之类。并时湖南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山长聚议，阻挠新法。山东候补道梅启熙（记作梅九），诋毁江标（记作建霞）所议书院章程非是。夏敬观（记作干臣，鹿门弟子）造匿名书二函，以鄙词骂梅九。

八月初八，鹿门风闻有“太后临朝，朕躬不豫”之谕。越六日，皮承庆（记作少村，鹿门之侄）走告“徐致靖、谭嗣同皆处刑。康党免株连。汪鸣銮、文廷式访拿”的噩讯。及十九日，知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等就刑。撰人既眷念康、文行踪之安危，复夜梦谭嗣同，歌也有思，哭也有怀，赋“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之句。枕上作诗哀六君子，有云：“沧海横流酷，人间大可哀！”即此可觇其志概矣。

孙宝瑄（1874—1924），字仲玙，浙江钱塘人。曾任邮传部庶务司主稿。兄宝琦，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仲玙却淡于名利，不求显达。穷研经史，旁及佛道，由于生活在西方书籍、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新事物进入中国之时，广览有关政治，历史、哲学、科学等译著，向往民权，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其所交游，若章炳麟、贵翰香、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严复、张元济，以及英国李提摩太等，相互纵论时事，切磋学术，均详载于日记中。

作者撰《忘山庐日记》，今存者起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止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中有缺失。其日记初名《梧竹山房日记》，后取释家“见道忘山”之义，易名为《忘山庐日记》。

作者生活时代，经历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戊戌变法、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均就所见闻，排日记事，并抒所感。兹据戊戌、辛亥时所记，略加浅谈。

孙宝瑄虽非直接参预戊戌变法的一员，但思想也倾向维新，并和维新党人有所往来，也出席过有关的活动。如同年五月间，浙省义学改用新法教授，宝瑄曾到时务报馆议蒙学事，决定：一、先立师范学；二、蒙学分已成、未成两班；三、译书编书。其目的盖在开民智，兴民学。按该报系强学会所办，主笔梁启超，鼓吹革新有力。宝瑄参加座谈，即支持维新运动的表现。变法失败后，他多次主持忘山庐雅集，广集同志，继续对新政进行探讨，记及会议地点、人物活动、纵谈内容。参加者为姚文倬、赵仲宣、宋燕生等，向往于明治维新，赞同废止八股文诸事。自称“我海上三五同志渺怀孤诣，不忍与之俱息”。可见他代表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反对倒退，希望改变现状的一种要求。

变法中不少人物，是和宝瑄有交往的，常捭阖纵横，论谈不休。从日记的字里行间来看，知其极关心他们的行止和安危，八月（农历）变法失败，传闻缉捕十六人，谭嗣同等均已下狱，为之忧心忡忡，叹“朝局大变”。此后续载有关时事，如十四日从碑版收藏者严信厚处，悉康广仁、谭嗣同被杀。廿七日知慈禧勒令复用四书文取士，且封禁各处报馆，捕拿主笔，为之扼腕。其间笔触较多的推张元济，九月三十日记云：“阴。张菊生至自津，旅中虹桥。往视，谈都事，惆怅久之！”他还对张所创的《外交报》，赞扬备至。谓：“历年来留心国事者，莫不争先快睹。其报多载交涉文牍，及译东西人名论，要皆关系于国际者。而五洲之形势，如指诸掌焉。”

辛亥革命前，有些志士为了推翻清朝，而殒身不恤。宝瑄以大量篇幅记所闻见，单以丁未（1907）而言，不断叙写徐锡麟刺死皖抚恩铭后，清政府种种的倒行逆施。前一年，蔡元培参加同盟会，从此光复会由徐领导，为了深入清政府内部，捐官道台，任巡警局会办，乘机刺死恩铭。据日记，知由是清廷上下，慄慄自危，于是废引见之礼，改为验放；当局不敢留用江南武备学堂毕业生，防蹈覆辙；再欲混合满汉，不分畛域；风闻内外大臣有更调之说，并欲组织内阁，盖为革命党人声势所动摇。类此防范，不一而足，宝瑄认为革命力量，是无法遏止的，有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类似记述，着重于革命党人对清朝官僚进行暗杀的恐怖活动，使得清朝统治者惶恐万状，作者给以尖锐的嘲讽和抨击，从中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

距此不久，各地人民群起反对外国侵占我国路权，抗议清政府丧权辱国。九月后日记赓续载录了有关民情激愤的消息。如

九月廿四日。报至，阅之。余昨已见杏儿持入一纸，即浙人谋拒绝英人外债书。盖苏杭甬铁路草约，我国欲废久矣，英人始终未允，今忽变计，曰：路任尔自办，吾以百数十万之款借尔用之，将来仍取偿于兹路，然又须以他项作抵也。外部诺之。浙人闻之惶急，曰：此引虎入门也。急联名争之。今日览报，称政府王大臣决意允英借款，以苏杭甬代表人力争之电词意太激，怒甚，将改为官办，未知确否。

十月二十五日。晴。迩来江浙人士开会，拒借款，粤人则为西江捕盗事亦开会，拒外人干预。我国民气，可谓大伸。

不仅如此，宝瑄曾充邮传部庶务司主稿，目击官场腐败，十五年的日记稿中，揭出了不少的黑暗面。抨击官场腐朽，语见下列数则：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三十日。晴，无风。览《官场现形记》，终日不去手。是书写今日外省官场中内容，可谓穷形尽相，维妙维肖。噫！我国政界腐朽至此，尚何言哉！……

十月一日。晴。《官场现形记》所记，多实有其事，并非捏造。余所知者即有数条，然易姓改名，隐约其词而已。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光绪进士，授工部主事。曾七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岁戊戌，发动变法维新运动，受到慈禧太后镇压，逃亡出国。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印行者尚有蒋贵麟所辑《万木草堂遗稿》《遗稿外编》等五种。

戊戌政变以后，康梁俱出游国外，著有日记，称长编者推南海日记——《欧洲十一国游记》，经编定的，有意、瑞士、奥地利、法、匈、德、丹麦、瑞典、比利时、荷兰、英国等十一国所记，惟印行不全。蒋贵麟（南海弟子）辑印《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纂补较全，足资循览。据称康出亡后，漫游十六载，足涉卅一国。

光绪廿七年（1901）十一月，南海赴印度，撰《印度游记》。作者自言中国人熟习印度文化，而涉足印度者，继“自秦景、法显、三藏、惠云而后千年，至吾为第五人矣”。综观所记，一为有关与印度上层人士之接触。随行者次女康同璧，以其通英文可任译事。如：

八日。十时与女同璧妾婉络访印王。深入印人内地，巷隘几难容大车，又污秽，乃下车步行。入高楼，皆四五层，红石为之，阶皆分二楼，皆周石。至第四重，见王席地无几，铺以地毯，中设一大几，如中土大炕桌者，则王坐也。从官令吾坐毯上，吾不肯。王知吾意，令觅三几来与对坐。赠吾油点心一篓，银香盒一具，吾答之以绣扇，越日又使其弟索吾影像。

二是有关印度华侨生活，自述赴华人街，参加讲演，夷考清初杨大昭到印度后之影响，是印度华侨史崭新之一页，看来在于激发华侨之爱国热忱。记云：

是夕到支那街天后庙演说，吾国人之来印者，自香山杨大昭始，在乾隆时矣。杨以贩茶乏利，乃以其茶尽送英印度公司总办，总办厚待之。时新得印度，荒地无垠，当与同车游海滨，问杨所欲，杨指眼前地，总办恣其所欲得，听杨跨马一周，尽马所至地以与杨。盖周五十里，地名唐园，今其土地祠，即祠杨者也。

三如详写印度华侨之分布网及其人数，以及从事商业之分类，支那街华侨保存之中土习俗，记曰：

广州人皆聚居支那街，百货具备，无一非中国用物。其岁时宴会，红帽长衣，鼓乐爆竹，俨如内地，几若忘在外域者。

光绪三十年（1905）五月，游意大利，撰《意大利游记》。南海在奈波里城，目睹居民“褴褛之情，颠流之状”，爰有欧洲并非想象中人皆富有之叹，曰：“来游欧洲者，想其地皆琼楼玉宇”，“岂知其垢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

南海观察罗马宫室殿庙及博物院之宏伟，用比较法，将当地建筑艺术、绘画艺术，与中国作比较，论列其特色。其所见罗马大教堂一百数十所，“皆宏丽崇严”，便联想到晚唐诗人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句，两相比较，何尝逊色！南海参观罗马古建筑以后，身处清末，政治腐败，深叹中国保存古物不及罗马，愧对列祖列宗。但应引以自豪者，远在三千年前，中国已能采用“在木架中筑土为墙”，掌握先进技术，确比罗马为早。

南海除大量笔触意大利建筑艺术外，还记述了意国之绘画艺术。如意大利第一画家拉飞尔，于四百年前，创绘油画，南海游意时遍见之，“凡数千百幅，生气远出，神妙逼真”。南海兼以拉飞尔与我国文徵明作比，曰：

拉生于西历一千五百八年也。基多利腻、拉飞尔，与明之文徵明、董其昌同时，皆为变画大家。但基、拉则变为油画，加以精深华妙。文、董则变为意笔，以清微淡远胜，而宋元写真之画反失。

作者进一步认为以画论，曾见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印度之画，均“不能比吾宋元名家”，“在四五百年前，吾中国几占第一位矣”。又认为意大利艺术之所以发达，实源政府之尊崇，如画师拉飞尔与意国王棺并列，堪证“意人之尊艺术亦至矣，宜其画学之冠大地也”。

此外，有关中意文化之比较者，如意大利人物铁画与中国花卉铁画，意大利数千年石刻像略近武梁初画相，罗马与中国汉代文明之比较，中国文化与埃及、巴比伦之比较，康氏行文无异是已启比较学之嚆矢。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南海抵法，撰《法兰西游记》。在其笔下，率先对当时巴黎之评价，以为远不及柏林之广洁，纽约之瑰丽，当时巴黎之马车电车，街道之设施，几与上海“泥城桥至愚园西园等处，颇相仿佛，但逊其阔大耳”。全书濡墨较多者，为名胜古迹、历史人物、民情风俗、创始沿革等。康南海所叙重点之一，在于载述举世闻名之历史建筑，如用一千六百字，描绘巴黎铁塔为天下之大观，且以中国著名古塔、亚洲及欧美名塔作比，从而得出铁塔冠绝宇内之结论。非有渊博知识、精湛见地不克臻此。略如：

天下之大观伟制，莫若巴黎之铁塔矣，当首登之以望巴黎焉。……吾少从先祖述之公登五层楼，于连州登画不如楼。昔游江南登雨花台，游扬州吾登琼花楼蕃厘观，游西湖先登吴山，游武昌吾登望江门巡城而至黄鹤楼，游桂林吾登独秀山，所至各国皆是。以吾所登之塔，若吾粤梁时之花塔，镇江金山之雷峰塔，北京则西苑内之白塔，城外之天宁寺塔，西山之碧云寺后魏氏白塔，而手扪西湖之净慈塔，多数千百年古物，而上海若龙华寺塔，则不足数。若游日本江户，登其浅草之凌云塔，至缅甸登其王宫之木塔，游锡兰登其古寺之千年旧塔，游印度所登塔尤多，而舍卫城中鹫岭顶之塔，及佛祗树给孤独园前七百年前之回王所筑塔，而加拉吉打公园中之英人纪功塔，尤高峻矣。欧美高塔尤夥，其在德则议院前之纪功塔，若瑞典之思间慎公园顶塔，英水晶宫之塔，若美则华盛顿之方塔，波士顿之纪功塔。若是者皆宏工巨构，四十余层，高数百尺，并有名于宇内。若印度之阿育大王筑八万四千塔。吾手扪其数塔焉，而宏规大起，杰构千尺，未有若巴黎铁塔之博大恢奇者。盖有意作奇，冠绝宇内，真可谓观止而蔑以加者也。

南海重点叙写之二，游欹规味博物院，见所藏中国内府庋藏图器珍物，而玉玺尤多，有若太上皇帝归政玉印、乾隆御笔白玉方玺、保合太和碧玉玺、听平观察碧玉玺（此批复刑部奏疏之玺）等大量国宝。触目心伤，不禁慨叹咸丰庚申（1860）英法联军侵占圆明园之后，大肆掠夺，致流落珍宝于此。又不禁联想，回忆圆明园劫后尚存一些精巧建筑，称“记十年前曾游圆明园，虽蔓草断砾，荒凉满目，而寿山福海，尚有无数殿亭，有白头宫监守之。竟日仅能游其一角，有白石楼一座三层，玲珑门户，刻划花卉，并是欧式，盖圣祖所创，当时南怀仁、汤若望之流所日侍处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自瑞典行，再至德国，写《柏林再游记》。作者曾九至柏林，频贯穿其数十都邑，赞美德国从三四十年之小国杂乱，百政不修，而今武备，政治、文学、医术、工艺、商务乃至音乐，均居世界第一，进步之速，要归功强固治权。此记笔触再度游博物院，见有不少康熙间内府珍宝，俱因联军侵华时劫掠流落至此者，伤心极目，濡笔记之曰：

吾国物有四大玉瓶刻钟鼎，皆康熙年物，有御制西番莲诗玉册，乾隆玉茶碗三，有八寸绿松石屏，画刻兽之碧露犀三寸许，有乾隆丁巳御题玉册，皆内府难睹之珍品，伤心哉何以至此！

莱茵河名驰全球之欧洲大河之一，南海详记循河西行，弥望一路风光旖旎，宛如长幅画卷，在此不再赘引。

其他短篇日记，尚有一、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六月底，由罗马尼亚抵土耳其，颜日记名曰《突厥日记》，略志其地理位置、法律、官制、民情风俗、货币物产等。二、此前往游塞耳维亚（南斯拉夫最大之成员共和国），保加利亚，均有所记。三、同年七月，以“希腊为欧洲文明之祖”，遂往游希腊雅典，日记载述希腊戏场遗址规模之宏伟，文石大戏场“层高一百三十五级，可坐四万八千人”，惊叹二千年前竟有如此宏伟之建筑，能以简赅之笔，曲达妙处之所在。

吴虞（1872—1949），字又陵，四川新繁人。清末成都尊经书院肄业，鼓吹非儒学说，撰文反封建反孔，为成都讲新学之先行者。嗣游学日本，归国后，任成都《政进报》主笔，并先后应北大、北师大等校教授之聘。有《吴虞文录》《吴虞文续录别录》《秋水集》等。

《吴虞日记》起宣统三年（1911），止1947年。据日记，虞广交游，过从频密者凡数百人，一如忘年交廖平，掌教尊经书院，从王闿运治今文经学，经常关怀又陵行止，赠以近作。当传闻廖在沪溺赛金花，虞为之惋惜不已。二如黄侃（季刚），记及侃在北大讲授国文之重点及教法，谓讲赋甚多，次及《文选》中论、序、《文心雕龙》及《诗品》。“其讲国文先训诂，次事实，于警策之句必为举出。”“谓文须熟读，其意义声调神采乃可得见。”三如谢无量。相互商榷学术，精语纷陈。所录谢简论所好诸书曰：“《盐铁论》是西汉完作。《潜夫》《昌言》亹亹可观。《论衡自序》为伯喈文所出。”四如柳亚子。少吴虞十岁，以兄相称，属莫逆交。经柳氏之介，入南社，且致函深表欢迎，有惠然肯来，可以助我张目云云。附柳氏自述治学途径一函，具参考价值。略称：

才毕《六经》，《文选》亦未上口，唐人诗集只读毕少陵、义山，元则遗山，明则卧子、存古、梅村、牧斋，清则渔洋、竹垞，如是而已。最近乃喜定庵。

作者又记及另一挚友为梁漱溟，日记引述梁先生之语有关国文教学者，称：

梁漱溟云：教授国文，不宜杂取古今各代之文。各代之文气体各异，今其所取上起三代，下逮现世，相去数千载，气体愈远，摹习不专，都无所类。而一篇之中，举词如此，构句如彼，至呈异现，故取材莫若限于一代二代，时不相远，气体仿佛，学者耳目所染，不出乎此；行文吐词，不期而循成规矩矣。

作者在日记中，连续记述写作编辑活动，是攸关清末民初报刊史料。如1911年正月廿三，“作《政进报》发刊词二千一百零三字”。四月谓《公论日报》载孙中山《孔教批》及《如是我闻》。孙少荆拟请任主笔。又替《女界》杂志，作《提倡女子国民捐》，并应约撰写时评。《女界》第二号售至七百余份，据说：在当时销路尚属可以。次年九月廿二，接受《日日新闻》编辑关书，并撰发刊词。十二月十三，收到《政报》编辑月薪八十元。据所载，详列蜀中报刊名称、主持者姓名、兼任编辑薪金数，堪资考镜。此外，吴虞联系之报刊，有《法政杂志》、《共和》杂志、《大中华》杂志、《学艺》杂志、《国民公报》、《蜀报》、《小说月刊》、《新青年》等，涉及甚广，内容具体，询属近现代中国报刊史资料。

吴虞称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反抗其父逆子”。类似《儒家大同之议本于老子说》《反对家族制度》《吃人与礼教》等文，大多载于《新青年》，当代史家评者已多，此不具述。

吴虞广泛阅读近代所出哲学、法律、经济，以及报刊上政论时评。及观后期日记。知其自誓“此后当以佛学为归宿”。博览佛典，几日定程课。《五灯会元》列为昕夕攻读之书，吸收佛学研究者之成果，对其人其事，必详加纂录。其一若杨文会（仁山）系清末佛学功臣，尝寓书日本南条文雄，广求中国失传古本。虞既购《杨仁山居士全集》，又从杨开列之书单中，寻找研究方法及途径。称：

此后读佛书暂依杨仁山释氏学堂课程所列之书，就予所购得者以次读之，不必东问西问，反无主脑也。

日记特点之一，内容广泛，包罗万象，吴虞日记即为一例。综览其书，纂录了富有意义之书林掌故。曾引述胡适之语，力主要重视清人精心校勘之书，不容忽视其价值，称：

适之言上海现木刻章氏（实斋）全书，将来可卖，当买之。清朝人校勘考证之书，将来价值必百倍于宋本。宋本固有佳者，亦多谬者。

吴虞记载几十年间物价，特别是书价，赖以考见书价之递变。如1918年六月《宋六十名家词》，价十一元。《灵鹣阁丛书》，价仅八元。按照吴虞夫人曾香祖发表于《小说月报》之《孽缘》，七千字稿费十四元，以之购江标主辑的丛书，尚绰绰有余，足征当时书价仍较低廉。

其次，虞还重点叙写南社成员动态，文献足征。其一柳亚子平时言行，作者随录最多，如谓诗界革命数龚定庵、马君武、吴虞三人。亚子印就《南社姓名录》，即寄与曾香祖，香祖既逝，柳拟将遗像，印入《南社二十一集》。

日记涉及蜀中戏曲演出逾百余则，凡戏院、剧种、剧名，演员及顾曲短评，秉笔极详。着重分析蜀舞台戏班之间，各立派系。称：

陈碧秀、王鸿卿、曹春仙、邓笑群诸人为一党；李春林、唐双双、许蕙仙辈为一党；谭芸仙则与小生等为一党。

吴虞在演员中，和碧秀最有交往，胪列拿手好戏，超二十齣，如《斩四姑》《挡幽》《拐魁》《桂香阁》等。其于顾曲之余，往往赋诗，逐一作月旦评。如伶人康子林。

骨相寒伧，故演《奇棍打瓜》《扫华堂》诸剧，则穷形毕相。记附一绝：世界尘尘总寂寥，舞台赢得鬓萧骚。虞翻骨相寒如此，只合青衫唱破窑。

二、学术日记代表作

同光之际，学者日记为数至多，或谈词曲，或谈戏剧，或叙诗事，或述方志，或记甲骨收藏，或录治学心得，要皆与学术有关，试举下列数例，略见近四十年间学术日记之梗概。

日记之谈子史诗词者推《复堂日记》，撰者谭献（1832—1901），字仲修，号复堂，仁和人。同治六年举人。历官歙、全椒、合肥、宿松等县知县。告归后，主讲武昌经心书院，厉学不倦，好为南朝骈俪文。廿六岁后，潜研经史百家，盛推章实斋、庄方耕系当代绝学。聚书数万卷，世称善本。造述勤劬，积稿盈尺，刊者十不逮一。撰诗文词，合编成《复堂类稿》，又有《复堂日记》，事具《清史稿》《碑传集补》。

此《复堂日记》八卷，起同治元年（1862），止光绪十七年（1891），共三十年。《清史稿》称其“读书日有程课，凡所论著，隐括于所为日记”。内读子史，读诗词部分，均擅胜场。其尤邃于词，与丹徒庄棫交，并称谭庄，故论列填词选词上问题，无不深中肯綮。

词学递传至清代，摆脱元、明时之衰落状态，重振两宋坠绪，一时词家辈出，风格上显然有了继承和发展。复堂于清代词人专集，涉猎迨遍，钻研特深。是词家，也是词学评论者，说者比之于蒋敦复、庄棫、王鹏运。献与浙派词家相反，主张以周邦彦为正鹄，走常州词派之词学路线。根据评词此一准绳，高度赞许项鸿祚、蒋春霖的作品。如：

阅项莲生《忆云词》。篇旨清峻，讬体甚高，一扫浙中喘腻破碎之习。莲生仰窥北宋，而天赋殊近南唐，《丁稿》一卷，徧和五代词，合者果无愧色。

阅蒋鹿潭《水云楼词》，婉约深至，时造虚浑，要为第一流矣。

除项、蒋两家外，清代词作趋向周邦彦者，皆出佳评。如盛称金坛冯煦，则曰：

阅《蒙香室词》，趋向在清真（周邦彦）、梦窗（吴文英），门径甚正，心思甚邃。得涩意，惟由涩笔，时有累句。能入而不能出，此病当救以虚浑。单词小令，上不侵诗，下不坠曲，高情远韵，少许胜多。残唐北宋，后成罕格。梦华有意于此，深入容若（纳兰性德）、竹垞之室，此不易到。

又如揄扬郑文倬《瘦碧词》，谓“持论甚高，摛藻绮密。由梦窗以跂清真，近时作手颇难其匹”。其他认为江宁邓廷桢《双研斋词》，“才气韵度，与周稚圭（周之琦，著《金梁梦月词》）伯仲”。仁和钱枚《微波亭词》，“一往情深，似谢朓、柳浑（梁代诗人）诗篇”。何兆瀛《心庵词存》，“骀宕丽逸，如见六朝人物”。归安严元照《柯家山馆词》，“婉约可歌”。袁棠《珧琼馆词》，“秀润如秋露中牵牛花”。类似词话，载于日记者，层见叠出。

选词此一工作，虽不类作词那样是创作，但在词学研究之范围内，却为不可或少之环节，引起清代词人之重视。复堂尝先后简记自己甄录《箧中词》零星情况，如谓辛亥年况蕙风客杭州，闻声过从，承视苏汝谦词稿，拟撷采入《箧中词续》云云。其中还对别人选词，较多论列。若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等，皆曾选编前人词作。复堂则谓编纂水平，仍有轩轾。说：

甲戌十一年赴官安庆，道出嘉善。金眉生都转（金安清）招饮，中坐以周保绪（济）《宋四家词选》见贻，潘侍郎（祖荫）新刻。周先生有《词辨》十卷，稿本亡失。潘季玉（曾玮）观察刻二卷，版亦燬失。此四家初选，为后来定本。陈义甚高，胜于《宛邻词选》（张惠言及其弟琦所选）。即潘四农（潘德舆）亦无可诋淇矣。以有寄讬入，以无寄讬出。千古辞章之能事尽，岂独填词为然。

按常州词派，张惠言兄弟导之于前，至周济以后坚其壁垒，复堂较论得失，本有所自。因此，对沿着另一条词学路线之蒋重光，相反便不无微辞。说：

阅蒋氏《词选》。蒋重光子宣与张玉穀、沈光裕、张朱（彝尊）、陈（维崧）之馀绪，意在鲜妍奔放，不为大雅。其采康熙以前，与《词综》详略互备。康熙末，乾隆初，则远不如王兰泉之雅驯。

并世词选本，复堂最持异议者，推无锡丁绍仪《国朝词综补》稿本，以为集中辈行错落，闻见浅陋，自己见到之近人词，多丁所未见。推而上之，对宋人词选之检验，仍一本己见，坚持以是否符合柔厚之旨，为臧否准的。其一盛誉周密《绝妙好词笺》，善于抉择。曰：

庚午。读《绝妙好词笺》。南宋乐府清词妙句，略尽于此，高于唐人选唐诗矣。泗水潜夫（周密号）填词名家，善别择，非《花间》（赵崇祚编）、《草堂》（即南宋人编《草堂诗馀》）之繁猥。南宋人词，情语不如景语，而融法使才，高者亦有合于柔厚之旨。

历代诗文每多奇兀奔放，复堂服膺者唯此，辄以“扬扢百代”自居，远则如写《文赋》驰名之晋代文家陆机，辞藻宏丽，才思横溢。记云：“阅骈体文，忽悟士衡《连珠》，文小而曲尽事理，学骈文者以此为法，自无浮靡之失。”近则推誉诗才奇肆之黄景仁，称：

阅黄仲则（按即景仁字）《两当轩诗》，天才既超，风格矜重，生气远出，而泽于古，当时果无第二手也。

复堂评述诗文，一以才识为准绳。尝谓《梦陔堂诗》作者黄春谷（名承吉），才智远逾王渔洋。其言曰：

杨卧云借《梦陔堂诗》去，初不谓然。今日言始知其不露锋锷，自然神到。诗学至此，良非易易。……春谷先生服膺渔洋，亦几智过其师，是真能传法者。

章实斋（学诚）《文史通义》《校讐通义》，是从事学术研究者应备之书。复堂尤加折服，以为“章氏之识，冠绝古今”。而《实斋遗书》之所以得辑佚补残，再行问世者，胥赖复堂一人之力。据日记，岁甲子，撰人于书客故纸中，搜得两书残本。往在京师，借叶润臣藏本，在厦门借孙梦九家钞本读之。岁癸酉，又转辗访求《实斋遗书》。记云：“章氏遗书板至残佚五十四叶，取予藏本上木翻刻补定，此书终以予故，得再行于世矣。”岁癸酉（1873），复堂获陶方琦书，访得《文史通义》等二书，谓“版刻在周氏，同年介孚名福清之族人也”。

日记保存湘剧史料者，推《坦园日记》。作者杨恩寿（1835—1891），系同治间杰出的戏曲作家、理论家。字鹤俦，号蓬海，湖南长沙人。在云贵作幕宾多年。著述浩富，著名者有《六种曲》，见吴梅《顾曲麈谈》、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已刊入《坦园丛稿》者，为《词馀丛话》《理灵坡》《再来人》《坦园杂剧》《坦园诗录》《坦园词录》。又撰《续词馀丛话》及《麻滩驿》，也都梓行。三十年前由其后人杨瑾琤藏，今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起同治元年（1862），止同治十三年（1874）。

综览全书，一是谈顾曲评曲事。大抵系往还郴州长沙之作，沿途到处聆赏各种剧曲，经秉笔赏析的，共一百四五十齣，戏院戏班并分别著录。其中谈湘剧居多，用简赅之笔，发抒了议论，为近代戏曲史之珍贵资料。像看了《斩黄袍》，赞誉韩素梅风神甚隽；观了《闹金阶》，激赏曹妹演技的宛转生姿，为衡州艺人的翘楚。路过梧州，对岸粤东天乐部，“缚席为台，灯光如海，演《六国封相》，登台者百余人，金碧辉煌，花团锦簇”。场面布景，蔚为伟观。又他赴广西时，自桂林泛舟至阳朔，留意粤中土歌，随时采风，附载记内。如：

同治乙丑三月十四日。阴。……舟子，粤人也，时唱土歌。初听之，不甚了了。依枕细绎，其中有绝妙者。如“苦竹山高苦竹低，贫穷莫讨富贵妻。苦竹山低苦竹高，贫穷莫结富贵交。”虽古诗不过如是。又有：“五更鸡，莫乱啼。你若五更啼得早，拆散姻缘早分离。”三百篇之遗风也。记之足补《粤述》之缺。

又有自叙其研究剧曲的情况者，若：

同治元年四月初五日。阴，微雨。……祥泰演《一捧雪》全本。自开塾后未尝一观也。忆自十余年来，颇有戏癖。在家闲住，行止自如：路无论远近，时不分寒暑，天不问晴雨，戏不拘昆乱，笙歌岁月，粉黛年华，虽曰荒嬉，聊以适志。……

二是反映作者一生中重要阶段的生活。遍检清史传记，都付阙如。而这部日记却抒写了一个阶段的日常起居，侧面也表露出他一生的志趣。叙平素交往频密，一同品诗论文的，有吴南屏、王先谦、邓辅纶、王闿运、江松龄等，俱系当时文坛宿儒。次之，日记涉及面颇广，谈到各地风俗（如僮族习俗、广西灯市）、土产、物价，兼附诗词，藉以抒感，且多《坦园诗录》所未收。此外，更多肺腑语，其中有说十数年来屡试不第的苦闷者。同治元年记云：

自六月廿七日始，每日作时文一首，杜门却扫，仅于黄昏时归家一定省焉。至八月初五日襥被回家，初八日即入矮屋矣。十六日场事既毕，始出应酬。闰秋六日揭晓，名落孙山，废然若失。及见落卷，始知为恩小农（荣）所点，小农与余，旧好也，入闱之前，或以奔竞劝者。余自以得失有定，而气节不可不矜，谢而勿往。今果被放，谁之罪欤？

及庚午九月，一旦中式，欢喜若狂，欣然濡笔曰：

酒未阑，而报喜人至，始知余中二十一名。二更时，薄醉而归。家中已高烧华烛矣。少顷榜发，龙阳陈保真领解，余所列名次，与报者相符，爆竹之声，轰腾达旦。（录庚午九月初七日日记）

记末还附《得第口占》一诗，有“顷刻声名众口传，回思往事最堪怜。青衫留得伤心泪，一第蹉跎十七年”之句。杨恩寿庚午（1870）中式，时年三十六，不禁感慨系之。此种真实思想的流露，只能于日记中看到，颇可供编写杨氏传记时作参考。

王诒寿（1829—1881），字眉子，山阴人。骈文家。间为南宋人小词，辄工稳。尤精骈体文，芳润缜密，如梁陈人。杭州奏开书局，延往校理，同人服其赡博。刻有《缦雅堂骈体文》，附《笙月词》《花景词》。传详仁和谭献《复堂亡友传》。

他所写《缦雅堂日记》稿本四册，前钤“山阴王眉子”白文印。起同治十一年（1872），止光绪四年（1878）。时作者任职杭州书局校勘，所校若《荀子》《墨子》《晏子》《吕氏春秋》《宋史》《晋书》《南北史》等，以子史为多。日与往还者，为俞荫甫（樾）、陶子珍（方琦）等，析诗论文，几无虚日。日记经常附录所拟骈文诗词，便于读他作品时，进一步了解作品写作时日与背景。且所录诗词，往往与刻本互异，盖未经点改的缘故。

例如《缦雅堂骈体文》卷五《秋舫填词图自序》，有“以抚军杨石泉中丞之辟”句，日记原作“以中丞关西公之辟”。集作“轻装往来”，记作“轻装蹔归”。集作“自解西陵之缆”，记作“固陵之缆”。集作“水木明瑟，乌篷八尺，坐卧杂以酒缾青山，一窗烟云供其画本。兴之所至，辄谱小词，触盼流声，不假锤琢，用以酬清景、写渺景也”，记原作“水木明瑟，往来既敷，吟趣斯洽，水窗展眄，辄谱小词，触景吐声，旋得不假锤琢，用以答云物、记津邮也”。又附录诗文，有刻本所未收，如《重建龙山书院碑记》，代杜莲衢作。

他对于当时剧曲，多所研究。如所写《秋魁》《金鸡图》《街亭》《空城计》《空姻缘》，草台戏中的《挑帘杀嫂》《倭袍》《救母记》诸则，即发表了一些顾曲的见解。其余日常见闻，若所闻杨乃武案，所见题壁诗，亦并录。

周家楣（1835—1887），字小棠，宜兴人。咸丰九年进士。光绪初，任四川学政，久充顺天府尹，创修府志。著《期不负斋集》，事具江阴夏孙桐《观所尚斋文集》卷五。

《期不负斋日记》稿本十六册，起光绪二年（1876），止光绪十二年（1886）。首册系光绪二年使蜀时作，详途中知见，兼附所拟诗篇；既入蜀，缕述考场中事。二至三册，颜曰《日史》，记光绪三、四年间，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时的生活。四至七册，书端题《读礼日记》，母死返宜兴时所写，特详《顺天府志》纂修经过及光绪五至六年的各地水灾严重情况。八册署《谏台日记》，为七年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时审案日录。九至十三册为《治畿日记》，用“期不负斋制”红格纸，系任顺天府尹兼兵部户部左侍郎时撰，于顺天水灾、殿试内幕，载述最多。十四至十六册，未题名，谈折衷库颜料库内取付例规。

此书涉面极广泛，较多落笔的，首推纂修《顺天府志》的一件大事，先后不断地大书特书。试观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日记一则：

……香涛来观音院，面交修志，拟请纂修四位：钱竾仙侍郎（振常）、袁爽秋户部（昶），詹黼廷礼部（鸿谟），刘博泉侍御（恩溥）。……香涛云：此时虽不分总纂、分纂，然必有参互考订商量折衷之人，小山可当其任。且非一人所能，必须有同为之者，楣以自应其名，而请小山暂代其实，与商可否。香涛云：然而谓与之共任者，则有钱君振常，渠学问甚好，办事可靠，性极真实，毫无脾气，若请办长编，必能终其事；请与参与折衷，必能详审直存。小山和婉，竾仙质直，恰可相济有成。……又谓刘溥泉必能按章程按条例，不负所任，将来须督催以功课，或有名士而习懒者，不能不督催也。须调和诸名士，同著一书，必有意见各殊之处，不能不调和也。

按小山即翰林院侍讲恽彦彬，张之洞拟请几位纂修，了解极其清楚，曾从实际工作作周密考虑。从中还可以看到：光绪五年《顺天府志》着手编纂，仍未分总纂、分纂，仅衡量纂者特点，加以分工而已。在编纂过程中，家楣又从文集中，采集传记，以备斟酌。如光绪六年阅《小仓山房文》，有陈鹏曾其人，备顺天志局酌核。阅方望溪文集《陈驭虚墓志铭》，考虑应否列入府志。类此载录，不失为地方志史料。

其次，较多地记载时政掌故。案家楣先后任四川学政及殿试读卷大臣，日记特多此中情事，如光绪二年八月初进四川贡院，有种种礼数，接着如何分定各房官，如何出题、刻题、刷印、防泄漏、定名额、写榜，并称贡院地大，从清白堂到严肃堂，犹需乘轿，及任殿试读卷大臣，与李高阳、张幼樵同阅卷箇中情事，颇多涉及。又从日记中，获知家楣很关心光绪间水旱灾况，如言五年山东河口久涸，哀鸿嗷嗷，九年六月顺天水灾严重，竟至“墙壁各处倒坍，轰然之声不绝”的地步，七月底，“晴霁甫旬，虽于岁收无望，究竟水可稍涸”，可见当时水患及民生疾苦情况。

日记作者擅序跋楹联以及其他酬酢之作，均附日记后。他平素藏画较丰，购求所得，必加记录，如得仇十洲画八骏，极工，文衡山题七古一首。又购黄鹤山樵山水长卷，精妙绝伦。但从全稿比例来看，只占极小的一部分。

文廷式（1856—1904），字芸阁，号道希，江西萍乡人。以举人入京会试，与王懿荣、张謇、曾之撰称四大公车。庚寅进士。嗣因赞同变法，被递职。戊戌后，流徙江湖而死。工骈文，名重文苑。事具《碑传集补》。

今存日记有五：“一《南旋日记》，光绪十二年（1886）应礼部试南归时所撰。二《湘行日记》，光绪十四年在长沙所记。三《旅江日记》，光绪十七年由广东抵江西时所作。四《南轺日记》，叶恭绰藏。光绪十九年从粉子胡同京寓，取道山东，而至江宁府署主试事所写。五《东游日记》，光绪廿五、六年赴日本时所志。诸记内容，约有数端：

芸阁自述治学门径，得自钱大昕启迪。谓：

余幼时，读钱辛楣先生《潜研堂集》，乃得门径。今途中复读此书，服其用力之勤，见闻之博，非洪景卢、王伯厚（按即洪迈、王应麟）之所能及，无论馀子也。

芸阁几经衡量，扬钱而抑洪王，自具创见。其论清词章之学，推崇王士禛，朱彝尊，而贬沈德潜。曰：

词章之学，国初极盛，有明人之神韵风采，而一去其轻佻粗犷之习。王朱并称，济以博瞻。至沈归愚诸人出，谬讬正宗，全无诗意。变才人为学究，其咎良有所归，于时文网稍密。才智之士悉心经史，而不复留意篇章，故文体日归平实，而诗中之比兴亡矣。

按其交游皆当世名流，丙戌赴京应试不第，出都门，杨锐等送行，愁绪萦怀，赋《蝶恋花》，有“惆怅玉箫催别意”之句。经上海，与陈三立（伯严）等往还，伯严尝参加变法，系同光体主要作家。芸阁强欢不怡，吟姜白石“老夫无味已多时”句，聊以自况。越二载，与袁昶、沈曾植、缪荃孙、蒯光典相遇，欲仿白香山《秦中吟》，先列题廿六，历数清廷弊政。及趋江宁，往拜李垣，述其生活简况，以及送行投赠之深情。三月初七记云：“晴。往拜李黼堂方伯，其所撰《耆献类徵》已成书。目虽瞽，记忆之性尚佳。”四月初一又云：“晴。李黼堂来送行。病瞽远来，又赠菜赠书，意甚殷厚。”

日记撰者复多东瀛文友，己亥出国前，在沪和扶桑诗人本田幸之助等，纵论古今，商榷学术。在日本参加彼邦汉学家发起之三次诗会（地点在八百松间、乐园、植半樱）。旧雨新知中，若国际问题专家冈千仞、名僧南条文雄等数十辈，或见贻新著，或出视庋藏，或事联吟唱和，或谈日本时政，凝结友谊于翰墨，不失为中日文化交流之故实。

刘鹗（1857—1909），清末小说家。字铁云，笔名鸿都百练生，江苏丹徒（镇江）人。官候补知府，除擅治河、天算、乐律、词章、医学、兵法外，曾师事仪徵李龙川光炘，接受“太谷学派”哲学思想（按安徽石埭周谷，字太谷，讲学扬州，崇尚实行）。有《铁云藏龟》《老残游记》《勾殷天元草》《铁云诗存》等。事具《丹徒县志抚馀》、刘蕙孙《铁云先生年谱长编》。

残存刘鹗日记四册，起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止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现已辑入《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一九八五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梓行。

刘铁云生平广交游，与“太谷学派”中人多所往还，笔触所及若学派南宗黄葆年、学派北宗蒋文田，以及乔茂轩、诸乃芳等数十人，审其行止，是研究刘鹗与晚清此一民间政治学术之关系，提供极具价值之第一手资料。又和刘鹗相识之名士凡百余见，若汪康年、沈卫、吴挚甫、易实甫、狄楚青、李经迈、叶景葵等。特别是梁启超用文言翻译《十五小豪杰传》，尝以译稿恳请刘氏审读，并乞书名题签。

铁云嗜收藏，精鉴别，莫逆之交、谊结金兰者，推藏家王孝禹。相与评骘碑拓、析赏龟甲，几无虚日。岁戊申，袁世凯密电端方以私购仓粟等罪名，坐使刘鹗遣戍新疆，王孝禹忧心忡忡，为之传递信息，洵属管鲍之交。

刘鹗集藏研究甲骨，旁及其他古器物。据日记，日常忙于访求、购置、借阅、展玩、考订、勘释、题跋诸事。其检点古泉，摩挲古泉，竟至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他濡笔最多者，允推访求甲骨龟板之经过情况。常“至王孝禹处畅谈，并访龟板原委”。一次从范姓处买龟骨三百余斤，连同古戟古币，“共价洋一百五十元”。类似上述记载，赖以考见刘铁云之购求研究龟板，仰赖于此中行家王孝禹，而当时收进甲骨之实际价格并不昂贵，一片之值仅数角而已。

作者操琴，始师事劳泮颉，继问业周烈卿，鼓《平沙流泉》等。兼有顾曲之好，客沪时，驻足于张园。又嗜诗战（诗钟），屡主诗坛。旁及诗词书画，兼工创作评论，玩味布局意境，凡此种种，为创作《老残游记》，奠定扎实基础。关于《老残游记》部分章节完成之时间，载诸日记者共五则。据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所记，至少说明一点，即利用空隙时间，断断续续地写成，一般是在晚间秉笔。

末了，使人领悟到收藏家至少要略备经济条件，方能充实其庋藏。尽管刘鹗广交国内外实业界，经营实业，多次垂成而败。但毕竟能够斥资购求古董，成为藏龟甲、陶器之专门家。

胡适（1891—1962），现代学者。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提倡文学改革，并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治学方法，对学术界颇有影响，为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有关胡适之评介，论者甚多。在此不再赘引。著有《胡适文存》《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

《胡适日记》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开端《藏晖室日记》系宣统元年至二年（1909—1910）所作，时客沪上，往还者有王云五、吴恂昌、林恕、程瑶笙、朱经农、胡二梅、陈祥云等。瑶笙为近代名画家，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缺载。胡适所记，对程极其推崇，谓其于诗文绘事外，复擅自然科学，堪资补缺。己酉十二月十五日记云：

程瑶笙见访。五时与君墨（林恕）、亮孙同至小华园，赴瑶笙先生约也。坐定，瑶笙亦至，遂同饮。……瑶笙送余归，道中互论诗文，甚欢。瑶笙先生幼年废学，学贾十年，年二十二始发愤读书，遂能诗文，尤工画，专治动植矿化诸学，近日海上学者，莫能先焉。此真不易及，余对之甚愧也。

胡适擅戏曲研究。其时海上名伶云集，其常驻足剧院，首推春贵部，次为天仙部、丽仙部。论列演员小桃红、小喜禄、贵俊卿、李顺来、常春恒、花瑞英等。盛誉小桃红演技高超，出乎意外。记曰：

剑龙（贾征）尝为余言，小桃红能演《空城计》。小桃红者，菊部花旦，予前为作诗所谓最是动人心魄处，一腔血泪染桃花者是也。初不意其能羽扇纶巾作武乡侯，遂不之信。……是夜余负矣，遂与林吴贾唐四人观剧天仙部。

继而又赞贵俊卿主演《空城计》，为著名京剧演员刘鸿声所勿逮。曰：

其城楼一节，飘洒风流。吾昔刘鸿升唱此戏，辄叹为飘飘欲仙，今贵卿之风神乃驾刘而上之。

胡适自述早年精读之书，首先是桐城马通伯（其昶）《抱润轩文集》，曰：“说理至精辟，近代古文家一巨子也。”其次是狄更司作品，时写阅后心得。如称“读迭更司《冰雪因缘》六册竟。是书叙一孝女所历身世，极悲怨苍凉，较之前所见《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耐儿传》等书尤佳”。

观其五四后四年日记，更具学术价值。记及尝参观京师图书馆，看《永乐大典》，谓《大典》于庚子被毁前，幸赖康熙、雍正时辑了许多入《图书集成》，经乾隆时，又辑出佚书五六百种，“已可算是很徼幸了”。撰者获见系嘉靖时写本，卷尾有高拱等名。认为“此书的结集始于永乐而成于嘉靖”，详见1921年五月十一日日记。

是年笔触最多的，自述《红楼梦》研究动态。诸如注意别人（顾颉刚等）探索之成果。发现《楝亭文钞》，蕴藏着“最多可用之资料”，赖以推断曹雪芹生卒年月暨成书年代。还用较多篇幅，屡载在撰写《红楼考证》时，先承严范孙悉心指正，嗣蒙南阳张嘉谋提供杨钟羲《雪桥诗话》中攸关曹雪芹事迹。综览全书，尚对当代学术界人物，多所评论，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三、面对世界的文献——星轺日记大量涌现

清代星使乘槎异国，往来频繁，一般均有日记，取白香山“早风吹土满长衢，驿骑星轺尽疾驱”句意，总名之为星轺日记。

按晚清出访日记，大致分三类：一是根据光绪三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今外交部）规定，凡出使之外交官，回国后一律要交日记备查。如何如璋、刘锡鸿、陈兰彬、曾纪泽、李凤苞、张荫桓、薛福成、崔国因、戴鸿慈等日记皆是。

二是单纯考察访问的日记。如李圭、王之春、黄庆澄、缪荃孙，钱单士厘、李宝洤、盛宣怀等日记皆是。

三是游历日记。如张德彝、王芝、王韬（《扶桑游记》）、李筱圃，马建忠、缪祐孙、陈春瀛、梁启超等出国日记皆是。

1．中亚文化的交往

中亚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单以清代而言，有关内容载于日记的，纷见叠出。

涉及印度的，除康有为《印度游记》外，《清史稿》协修吴广霈《南行日记》（1881），作者随马眉叔赴印度办理“洋务”，谈到四个印度问题：一、有关印度如何被英国输入鸦片的情况；二、英法两国在印度等有关殖民政策问题；三、论列《印度地志考证》和魏源《五印度总述》两书之异同；四、印度南洋等地政治、文化、宗教、风俗，以及华侨概况。

涉及柬埔寨的，如1890年，薛福成出使四国，取道柬国，志所见闻。其一考国名别称。

柬埔寨国，土音转为金波乍国，又因金波之音，转为金边国。或曰：该国建国金边埠，因其俗尚佛教，多建高塔，饰之以金，故又名金塔国，亦曰甘索智国，实即古之真腊国也。又因地产棉花，土名高棉国，而地图或遂讹为高蛮国。

薛氏目睹此图，谓有高蛮的讹称，为一般文献所未详。

叙述新加坡的。如光绪间，刘锡鸿日记（1875）介绍该国地理、物产，及华侨分布情况。薛福成访问四国，途经新加坡，除记其官制、人物、风习外，还抒写了居新数世之华侨陈金钟（创萃英书院），两记详往访胡氏花园，园系“前领事黄埔胡璇泽故园”。类似笔触，具参考价值。

专记缅甸的首推王芝《海客日谭》六卷，说者认为堪与傅显《缅甸琐记》、龚柴《缅甸考略》相互参证。1871—1872年，撰者随仲父王月渔自云南腾越启程，至缅甸蒲甘，日记载述国名由来、地理位置、国都新城、城门名称，以及中缅友好故实。关于缅甸国名递变，记称：

缅甸古朱波，汉谓之掸（《后汉书·西南夷传》：掸国西南通大秦。掸音檀）。唐谓之骠（音票，无平音），宋以来皆谓之缅，谓其去中国山川邈远。然其国固多平原，漫衍相属，弥望千里，故又曰缅甸。

其次绘写缅甸乐曲。如同治十年十月所见女乐，有关歌舞声态，乐器制作，伴奏情况等。略称：

丙戌。缅甸王宴月渔先生，……观《奢》，《奢》，缅甸女乐也。歌与舞相间，作乱鸣，鸣乐器以佐其声态。乐器制颇异，有木琴，镂木为槽，高阔皆尺许。骈嵌二十四木板于槽，槽长约三尺，用竹版击之，鸣甚清越。……

此外，诠释缅甸地名读音、事物称谓等，亦颇赅备。

晚清日记中的中日文化交流实录

“鳌身映天红，鱼眼射波红”——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句，仿佛眼前展现一幅中日通航夜景图，令人想见当时中日两国人士交往频密。

以晚清文人而言，买棹东游者络绎不绝，留存日记，数量最多，内容最详。略举数例于下：

光绪三年（1877），我国最早驻日使节何如璋《使东述略》，叙述了和黄遵宪、杨枢、杨守敬在日本的一系列活动，并考察明治维新的若干改革。光绪廿五年（1899）沈翊清、光绪廿九年（1903）蒋黼所撰《东游日记》，以及王景禧、李宝洤、贺纶夔等访日日记，均又涉及考察彼邦科技、经济诸方面事实。光绪间中日两国沟通文化的掌故，从而也可觇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王韬、刘学询、盛宣怀等访日日记，涉及中日文化交流，益形集中，兹分述如下：

王韬除《蘅华馆日记》外，光绪五年（1879）还撰写《扶桑游记》。

据日记，日本朋友勤于著述的凡数十人。擅以汉文创作者，有竹添渐卿、佐田白茅、藤醇处厚、藤野海南等。竹添渐卿，名光鸿，系俞樾海外交游之一，曾游西蜀，溯大江而南，著《栈云峡雨日记》及诗钞。佐田白茅创设大来文社，招贤纳俊，撰《花竹堂集》，韬为之校勘。藤醇处厚诗画兼绝，有《淇影湘香室诗稿》，以情韵见长。藤野海南究研宋代散文，深具卓识，见其《苏子瞻文集论》中。王韬笔下日本巨儒从事学术论著的，除《清史擥要》作者增田贡，《清史逸话》作者本多正讷外，尚有安井衡精通经籍，著作等身，刊行的如《左传辑释》《论语通》《管子纂诂》《息轩文稿》等。

王韬游日期间，遇到的我国学者深获邻邦人士的崇敬，其一黄遵宪（公度），为宫岛诚一《粟香诗钞》点窜润饰，腾誉扶桑。《清史稿》外交方面文章执笔者吴广霈（瀚涛），“年少有才，踔厉风发”，尤蜚声东瀛。书家卫铸生，挟其一艺之长，东游鬻书，称“乞字者颇多，自八九月至今，已得千金”。中日文界友谊，凝结于翰墨因缘。

日记撰者复垂意我国文献东流，谓日本巨儒重野安绎出示清初孙豹人《溉堂文集》，称“此集在中土甚少，不知何年流入日本也”。接着，在东京林信书肆，获读钱牧斋《初学堂集》原刊本，诧为海内孤本善椠。

刘学询，香山人。赐同进士出身，道员。光绪二十五年（1899），以花翎二品衔，特派专使日本考查商务，著有《游历日本考察商务日记》二卷，己亥长至香山刘氏上海印行本。

日记最大特点之一，是刘学询边考察，边询问，边分析，边研究，在叙写事实中，使人得出成功之经验何在。如所记三井银行一则，先肯定该行之经营目的、一整套管理方法，继又论列银行兼营各种事业，攸关国计民生者，如何达到预期妥捷之效。在此不失为供持改革者作考镜。六月十三日记云：

赴三井银行查考该银行规制，又查看三井绸缎庄及观造铁行工程，并银行抵押货物仓库。按三井银行创造在延宝年间（中国康熙初年）。当时日本闭关谢客，商务未兴，无人知有银号汇兑之法。惟三井宗族创银行于江户（今改东京），及大阪之三府，资本殷实，名誉灼然。明治维新后，新定银行律例，遂遵章改两替店汇兑银号而为银行，并参酌西法，以变通尽善。迨政府重订商法律，专为保护商民一切营运产业，该银行复遵法律，推广经营，以裨商政，而益国库，而三井银行遂为国内最大银行中之一。……三井氏于银行外，尚有经营各种事业，曰三井物产公司，……曰三井矿务局，……曰三井绸缎庄，……曰三井地段局，……三井工务局，……现又改造铁行工程，已阅三年，再逾二年而始成。全用铁质，工费浩繁，拟将各业办事处，归并一起，以期气脉相通，而收妥捷之效。

据日记，近几十年来，众所熟知三菱、三井，始终执日本商业之牛耳，论其原因所在，见诸六月二十五日日记。“三菱公司东主岩崎弥之助男爵来晤，论及亚东时局，甚形亲爱。当其国家维新时，与三井曾毁家纾难，故日本商务以两家为巨擘，而国家亦极力保护之。叔侄二人积有家资数千万，实为日本巨家。”由见两家有功于改革，政府亦大力保障，始终不渝云。

日本学者研究我国唐律，专家辈出。据刘氏调询，知明治维新后，乃采用我国明律，明律对日本影响，为研究中国法制史者不容忽视。六月二十九日，作者参观司法机构之后，论述了日本历代制法之依据。其言曰：

按日本刑法，旧依唐律，及王室衰微，政在幕府，刑罚或轻或重，惟长官之意。数百年来，专尚严酷，窃盗诽谤，罪均至死。明治维新乃采用明律，迭有增损，著为《新律纲领》一书，颁行国内。八年五月改设大审院，及诸裁判所，厘定职务事务章程，颁发控诉规则、上告规则，乃稍参两律。十年二月又有更改，自外交订约后，泰西流寓商民，均归领事官管辖，日本欲依通例，改归地方官。而泰西各国佥谓日本法律不充，其笞杖斩杀之刑，不足以治外人。日本政府遂一意改用西律，敕元老院依拟法国之律，略参本国规制，纂定诸律，曰治罪法，曰刑法，于十四年二月一律颁行。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江苏武进人。讲求洋务。曾任招商局会办，邮传部尚书，营萍乡煤矿、大冶铁矿等。著有《愚斋存稿》。

《愚斋东游日记》系光绪卅四年戊申（1908）游历日本时作。其间与国际问题专家冈千仞相遇，纵论形势。从多方接触中，获悉光绪初，我国古籍充斥东京市肆，杨守敬趁随使之便，收购殆遍，称为最早最多。继之者推李盛铎、黄绍箕等。光绪末叶，帝国图书馆广为搜罗，重价以求，因此坊间善本，百无一二。盛宣怀此行，从书贩处，才购进数百种，内以钱谦益选刻之杜诗、《列朝诗集》、明刻之《管子》，及仿宋本之《李白全集》为最，类似上述数部日记的内容称述，堪证汉学东渐，沟通文化。

2．中欧文化的交往

（1）使德日记的浅探　日记有偏重叙述赴德见闻者，如光绪廿九年（1903），蒋煦《西游日记》记赴德、比后，悉心考察玻璃制造、造纸、煤矿、煤气、枪弹等工业，为谋求国内兴实业作参考。而着重中德文化之交流者，推李凤苞日记。

李凤苞（1834—1887）字丹厓，崇明人。精测绘，擅历算，光绪四年，任出使德国大臣，旋兼使奥、义、荷三国。著《西国政闻汇编》《文藻斋诗文集》，事具《清史稿》。

光绪四年（1878）使德，撰《使德日记》，阐述彼邦地理、文化、外交、军事，有关十九世纪德国概况。还重点缕列清光绪间德国汉学家，如何研究中国文化：一为参观柏林书库，特详所珍藏我国古籍，有《大清会典》《三才图会》《汲古阁十七史》《元史类编》《明史稿》《尔雅图》等，不乏善本名椠。二为德国拜书楼正监督里白休士，纵论春秋前有无信史问题，且谓北无入声，各国古音皆然，美利坚土番亦然，谅是天地元音云云。里夫人亦参加讨论中国叶韵始于何时问题。凤苞认为四千年前，《虞书》有明良叶韵，至诗三百篇而叶韵更多。里夫人进而曰：“不过是借用之韵，本无一定，希腊古诗多有之。”由见当时德人已开始注意研究古韵。三为德国学士芍克，年近八旬，曾用德文撰写《中国文法》《中国古语考》。又通清语、蒙古语，手自编纂者数十册，“出《三合便览》《清文汇》见示，多旁行小注，手订歧误。……且云拟译辽金元三史”。可知当时德人已知整理汉籍，非熟悉校勘学不可。又《新报》主笔爱孛尔博士发表中埃（及）古文同源之说，能掌握文字学中象形、转注、假借，训诂学中的反训，并对德国汉学家治学态度严谨，予以肯定。

综上所述，百余年前彼等致力中国文献，或从事文字音韵之探索，或勤于训诂校勘学之研究，或着手编纂译著之工作，在在显示出中华民族文化，是何等光辉灿烂！

（2）使法日记中的珍贵史料　晚清出国日记，属于写赴法见闻者，为数宏富。除康有为《法兰西游记》外，若薛福成发现光绪丙子至庚寅间英法两馆存卷，其中交涉要件，件可考者，约十五年，日记所载，乃有关1876—1890年外交档案。光绪五年初，曾纪泽抵巴黎以后，作广泛接触，深感法国官民对中国古器物，十分酷爱，中国应当研究仿制，重视出口贸易，实属“富民通商”之计。光绪五年二月初二日记云：

偕兰亭、（黎）莼斋、子振至小赛奇会，一观法国瓷器丝绣，……家家皆酷嗜中国古瓷、顾绣，其理甚不可解。人方欣羡吾之所有，自愧弗如，而日事探讨，差不独民间好之，国之官长亦留意经营。……若中国有留心时事者，于此等细微器物，亦肯整理而精进焉。或亦富民通商之一助也。

又如光绪二十年（1894）福建陈春瀛《回颿日记》，详载抵法见闻，并述甲午战役前后，西报论见及国外反应。

特别应加重视的，是两部中国人目击巴黎公社起义的日记，兹分述如下：

（一）1980年在北京发现张德彝《随使法国记》手稿（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梓行）。按德彝（1847—1918），字在初，辽宁铁岭人。任兵部员外郎。其《随使法国记》系同治十年（1871）随兵部左侍郎崇厚出使法国时日记。作者目睹巴黎公社起义情景，实录“三一八”那天，“会堂公议，出示逐散巴里各乡民勇；又各营派兵四万，携带火器，前往北卫（伯利维尔）、比述梦、苇莱暨纲马山下（蒙马特尔高地）四路，拟取回大炮四百余门，因此四处皆系乡勇看守”。当官兵到时，巴黎人民的革命武装国民自卫队深得兵民拥护，“将军出令施放火器，众兵抗而不遵，倒戈相向”。次日，“叛勇行令，官兵皆倒举火枪，以示无与战意”。由此可见起义军声威大盛。及政府迁往凡尔赛后，越十二日，作者亦自巴黎乘火车至凡尔赛，途见官兵不与战，遂改用水师情况，“当晚兵马云集，人语喧哗。因官兵不与叛勇战，故调水师来此，蓝衣草帽，不甚整齐”。其时美国人高富尔，任伦敦新报采访使，镇日在此搜罗新闻。

日记还绘写法兰西英雄儿女的革命壮举，如四月十五日，记曰：

申初，又由楼下解叛勇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女子二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

四月十六日，又见：

解过叛勇二千二百余人，有吸烟者，有唱歌者，盖虽被擒，以示无忧惧也。

类似客观实录，英雄图谱，尚有大量篇幅，允是一部中国人目击起义之珍贵记录。

（二）最近北京图书馆韩承铎研究员又发现了崇厚《使德日记》。崇厚（1826—1893），同治时任三国通商大臣，满洲镶黄旗人完颜氏，字地山。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后，英美法七国向清抗议，崇以钦差大臣赴法“谢罪”。作者于同治十年二月十日（1871年3月30日）进入凡尔赛，在事实面前，亦作出若干真实情况的叙写。如五月廿四“偕惕庵、在初游特野农，见巴黎烟火甚大”。还谓此日公社检查长果里全副武装，走上街垒，浴血奋战，不幸牺牲。二十多处叙写巴黎起义，不少简录中，可见起义军之誓死不屈。（以上据郭素芝《目睹巴黎公社起义的中国人》一文，载《中国近代史月刊》1987年12月号。）

（3）访俄日记三例　在清代外交史上，未给中国带来失败和屈辱的仅有的代表，推曾纪泽。纪泽（1839—1890）字劼剐，湖南湘乡人。曾奉使英、法（1880年后又兼使俄国），达八年半之久。事具俞樾《春在堂杂文五编五》及钟叔河《曾纪泽在外交上的贡献》。

他在出使期间，撰《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起光绪四年（1878）四月，止光绪十二年（1886）十一月，共六十五万字。

先此，崇厚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丧权辱国，激起公愤，举国要求必须改订。撰者此行目的在于改约，任务艰巨。日记屡载光绪六年八月为译署拟照会稿，定好改约的基调，接着与俄外部有关人物，作广泛深入接触，和布策、热梅尼等多次会晤，一方面，核阅过去涉交档案，自绘地图加批，经过长时期深思熟虑，并在当年除夕，和许多人共商改订条约章程的字句。终于在次年正月廿六，由中俄双方在改约上签字，争回了一部分领土主权，后来新疆建省即是一例。由此可见曾纪泽的外交才能为何如了。

后七年，缪祐孙奉使游历俄国，著《俄游日记》（1887—1889）四卷，上海秀文书局石印本。书详取道新加坡、锡兰、意大利、德国而入俄境的所见所闻。侧重叙录俄国汉学家治学的动态。略如颗利索甫曾译满文《通鉴纲目》，格倭尔几耶甫司克通十多国文字，曾经为《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作考证。又谓中国《性理精义》《朱子全书》等，均有俄译本。古今列国书库内，庋藏汉文典籍甚多，类似云云，不失为中俄文化交往的史料。

再后五年，王之春有《使俄日记》之作。之春字芍棠，清泉人。光绪间以湖北布政使使俄。官至广西巡抚。有《通商始末记》《使俄草》《瀛海巵言》。

日记八卷，袖珍木刻本四册一函。起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止次年乙未（1895）。此行奉旨以湖北布政使资格，前往俄国吊唁阿咧克桑德尔第三逝世，庆贺新主嗣位。频行，郑观应、王韬等饯送，依依惜别，并为其研究帕米尔界务，考证归属问题。提供了一些必要参考。

王之春驻足俄国凡二月，时俄君以父丧未行加冕礼，偕襄办杨宜治、翻译李寿田递送国书时，仪式较简。事后游皇宫、博物院、造纸局等处，均有所记。其间撰《俄京竹枝词》，附于篇末。

（4）中英文化的交往　在同光间使英日记为数不少，叙写较详者之一，推《英轺私记》。作者刘锡鸿，字云生，番禺（今广州市）人。擅文章，曾任刑部员外郎。光绪初，郭嵩焘出使英国，刘任副使，著《英轺私记》。论者以为可与当时陈兰彬、李圭、郭嵩焘等所写出使日记媲美，也是有关洋务活动的历史资料。

此记起光绪二年（1876）八月奉使之日，至次年止。以较多篇幅，叙写中国人物在英国的影响，及侨寓伦敦的我国人士的一些谈论。以林则徐而言，领导禁烟运动，为举世所崇敬。光绪三年正月元旦记云：

午后，与正使及参赞各员观于蜡人馆。入门右首，则林文忠公（则徐）像也。馆凡三层，前两层摹其历代贤国主及列国名人像，……文忠前有小案，摊书一卷，为禁鸦片烟条约。上华文，下洋文。夫文忠办禁烟事，几窘英人；然而彼固重之者。为其忠正勇毅，不以苟且图息肩也，可谓知所敬。

在英国，日本井上馨论林则徐曰：“我闻林公指挥区画，滴滴皆血，他人思力所不能及，得非所谓血性乎。”堪见百年前，国际舆论认为林之宏才硕德，世罕与匹俦。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远播东瀛西欧、南洋北美，不仅系祖国文化宝库，亦且为世界共同的精神财富。刘氏英伦之行，瞩目于古籍流传于海外者，五月初一日记云：

再到播犁地士母席庵，观其所蓄中国书也，禧在明偕往。典书之德葛兰士、善将兵之傅理兰，咸相接陪。其书之最要者，则有《十三经注疏》、《七经》、《钦定皇清经解》、《二十四史》、《通鉴纲目》、康雍上谕、《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中枢政考》、《六部则例》、《康熙字典》、《朱子全书》、《性理大全》、杜佑《通典》、《续通典》、《通志》、《通考》、《佩文韵府》、《渊鉴类函》、殿版之四书五经、《西清古鉴》等类。其余如群儒诸子、道释杂教、各省府州县之志、地舆疆域之纪、兵法律例之编、示谕册帖尺牍之式、古今诗赋文艺之刻、经策之学、琴棋图画之谱、方技百家、词曲小说，无不各备一种。至于粤逆伪诏伪示，亦珍藏焉。不能区别，各自为类，而错杂庋阁之。

他如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戴鸿慈赴英所记。鸿慈字少怀，广东南海人。光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往欧西各国考察政治，是出洋的“五大臣”之一。

著有《出使九国日记》，起光绪卅一年乙巳（1905），止次年六月。丙午初，鸿慈至伦敦，“驻使汪大燮伯堂出迎”。至则考察英国议院制度，参观银行、造币局、现代铜厂、铸金厂、博物院等处。作者艳羡议院对“共定法律”，仍视舆论为转移。而痛嗟参观博物院，“中国室内，则有内廷玉玺两方存焉。吾国宫内宝物流传外间者不少，此其一矣”。盖列强凭凌，国宝外流，不禁有“铭心刻骨，永不能忘之一纪念物”之叹。

叙短期访英之事者更多，其一推《十八国游历日记》，作者金绍城（1877—1926），字拱北，号北楼，南浔人。曾负笈英国，入王家书院，攻习政治经济，嗣遍历欧洲诸国，游美国而归。曾任大理院刑庭推事。工书画，著《藕庐诗草》《北楼论画》等。

日记起宣统二年（1910），止次年三月。十月初六至伦敦，驻足母校，并谒拜导师，记曰：

至英王书院，即予从前读书处也。见旧业师韦勃伦敦，风景与七年前，无甚差池，盖英人性喜保守故也。

初七日。阴。到英王书院，见旧化学教习爵克森，赠以乾隆窑磁墨床一只，古占卜龟板一匣；又见汤姆生，赠以景泰蓝扣带一。……

北楼邃精法律，此行考察重点乃在监狱，先往观“威姆斯监狱、屋夺监狱，……乃一千八百七十余年时所造”。继而遍观潘痕得痕维尔监狱、圣拉沙女狱、孙德轻罪监，所记叙中有议，仅供参考。撰者又工诗文，垂意典籍，闻法国东方学名家微希叶、伯希和二君，新得敦煌秘籍，函商往观。此游英部分，仅一月日记，颇有可观者。

（5）访问西班牙之见闻录　星轺日记中详写西班牙之风光、政俗者，推《出使美日秘日记》。作者崔国因，字惠人，自号宣叟，安徽太平县（今黄山市）人。同治进士，补翰林院侍读。光绪十五年，继张荫桓后，任驻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大臣，撰有《出使美日秘日记》，起光绪十五年（1889）九月，止十九年（1893）八月，约共四十六七万字。

光绪十六年五月后，作者所记在西班牙闻见，除畅谈西班牙国势外，着重记述了：一、比较西班牙与美国风气之不同。谓“此间风气与华盛顿异，知使者递国书，送花络绎。今日尚有送者，一律给赏”。又对照两国使馆收费之差异，谓“到西班牙，赴使馆，馆较华盛顿为新敞，而租价只四分之一，可见美国用项之费”。二、载述该国披尔制造潜水艇之功能。略谓：

日斯巴尼亚国都司披尔曾造水底潜行之船一艘，即以其人名之。试行数次，悉中人意。今日政府议造同式较大者数艘，以能容水手二十人，至五十人为率云。

3．中美文化的交往

有关中美文化交往之日记，著称者不少，若李圭、陈兰彬、梁启超、戴鸿慈等所作皆是。兹略举数例于下：

李圭，字小池，江宁（今江苏省江宁县）人。曾任宁波海关文牍，浙江海宁州知州等职。擅文章，撰《环游地球新录》《蠡测罪言》等。事具缪荃孙《续碑传集》。

光绪二年（1876），美国举行开国百年大庆，圭以总税务司赴美考察，撰《东行日记》。

访美期间，游历美国纽约、费城等地，兼事考察外交、经济、司法、邮政、图书馆等机构，绘写綦详。如记费城一段，历叙其经济位次、城市建筑、城市特点、华侨概状、园林盛观等，仅遣六百余字，加以尽情表达。九月初一日云：

回费城。美国富庶之区，皆萃于东北各省。各省中又以三大城称最。一曰纽约，二曰费里地费，三曰波士登。此就贸易之繁盛而次序之。若地方之大，屋宇之多，街道之广，费城实居第一。再以地球各大都会言之，则居第十二焉。今年为美开基百载之期，创设大会，以识庆典。会即设于费城，盖取意立国时，华盛顿与英定盟处也。街道纵横，其直如矢，宽自六七丈至十丈。城中一街，名伯罗恩剔利，译即宽街。南北长三十余里，适中处新建费城梅尔署，宏巨华赡，云费一百五十万金。各街中砌鹅卵石，并仿轮车铁路法，平铺铁条，专行马车，左右稍低，夹植树木，疏风荫日，行人皆就两旁砖石路来往，亦甚宽展。屋宇或砌红砖，或砌美石，自二三层，高至五六层。桥梁多以精铁为之，有长至百余丈，宽至七八丈者，均极坚固灵巧，而尤以城西“志尔乃而”一桥为特绝。轮车铁路约十余条，或径穿城而过，电线木竿，几于举目皆是，难更仆数。有一竿上悬电线多至五六十条者，气候与山左略同，皆沙土，无湿气，多树木，居处宜人。居民八十一万七千有寄，民房十五万一千余所。工厂店铺城内居多。扯里司、汪纳二街，贸易尤繁盛。华人来此者三百余人，洗衣卷烟为业。近有粤人郑姓由三藩谢司戈城，来就扯司里街赁屋设铺，售中华物，日本人亦设有店铺焉。

综览日记，笔触海外华侨及旅居者，凡若干则。而我国最早留学生之一容闳，时任驻美使节，陪同咨询制造枪炮等事。记中屡次赞扬容闳邃精外语，洞悉国际情况。如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五日记云：

容公甚为西人敬服，庆我国任得其人。嗣后，岂惟华人在外者，举有依赖，而中外交涉通商诸务，益畅达悠久。此由容公洞悉西国政令民俗商情，与夫山川事务，罔弗瞭然！盖容公读西国书数十年，是以能臻此也。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与其师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称康梁。主编《时务报》，著《变法通议》，批评时政；辑《西政丛书》，阐扬西学。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曾主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有《饮冰室合集》。

其《新大陆游记》是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访美日记。综观内容，有如下述：

一、记述旅美人物。是年四月梁任公由纽约至哈佛，深感欣慰者是与我国外交家容闳相遇，造谒旅次，倾聆宏论，为之折服，曰：“时容纯甫先生闳隐居此市，余至后一入旅馆，即往谒焉。先生今年七十六，而矍铄犹昔，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余造谒两时许，先生所以教督之劝勉之者良厚，策国家之将来，示党论之方针，条理秩然，使人钦佩。翌日乡人请余演说，容先生亦至。”时南海之女康同璧，与梁启勋（任公之弟）均留学于美，同璧则肄业于哈佛大学。任公由容闳导游该校，复于七月初八，在西雅图（记作舍路）遇见二人，相见甚欢。

二、记述华侨史料。除先记总的华人分布网及人数外，梁任公就所至二十多城市，知旅美华侨约十二万人。重点记述了当时在美华侨分布各地之具体人数，其中以旧金山三万、纽约八万、波士顿四千、芝加哥西雅图各三千为较多。又列表分述从事工业商业杂务等人数。工业以洗衣业（约四万人）渔业（约万余人）为最多；商业以开杂货店（共六千多人）者居多，次为开饮食店者约五千余人。类似云云，堪资美国华侨史研究者所参考。

任公考察所得，“华人团体最多者，度未有过于旧金山”。曾分类列表说明，略知华人会馆有三邑、冈州、宁阳、合和、肇庆、恩开、阳和、人和等八大会馆。公共慈善团体，则有东华医院、卫良会。商界团体，则有昭一公所，客商会馆。族制团体有颍川堂（姓别：陈）等廿四团体。他若联族团体九，秘密团体廿六，文明团体五（如保皇会，学生会等）。凡此确为研究清末华侨史、团体史者不容忽视。

三、重点记叙海外中国维新会之起源、选举法、组织形式及分布网等，是有关中国政党史资料。任公称“华人爱国心颇重，海外中国维新会实起点于是。自己亥年（1899）此会设立以来，至今蒸蒸日上，温哥华入会者十而六七，域多利（维多利亚）则殆过半，纽威士绵士打（即新韦斯特明斯特）几无一人不入会者”。美国各地多有中国维新会之设，其一即最早设立之波士顿分会，任公至其地，即偕留学生徐建侯，“为中国国旗演说，及波士顿历史之演说，听者颇感动”。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梁任公于1903年游美期间，还曾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相晤于白宫。罗斯福以生平未见康有为引为憾事。五月十七日记云：

访大统领卢斯福于白宫。时卢氏巡行国内初归，坐客阗溢。导余别室，会晤约两刻。无甚深谈，惟言常接我会电报，且见章程，深佩其宗旨及其热忱。

又言，深以未得见康南海为憾事，嘱余代致意。且嘱有欲陈之言，悉告海氏（按即外务大臣约翰海），与彼无异云。

其时还与纽约社会党人如哈利逊氏相晤谈，接触到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略见四月廿九日日记。称：

纽约社会主义丛报总撰述哈利逊氏来访。余在美洲，社会党员来谒者凡四次。一在域多利，一在纽约，一在气连拿（按即赫勒拿），一在碧架雪地。其来意皆甚殷殷，大率相劝以中国若行改革，必须从社会主义着手云云。

作者所记，时在戊戌政变后之第五年，对社会主义缺乏认识，故有“不达于中国之内情”的错误看法。另一方面，梁任公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社会主义的一点影响。所以又说：“若近来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者，其思想日趋于健全，中国可采用者甚多。”“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墨子所谓强聒不舍，庶乎近之矣。”

任公记及哈利逊阅读马克思之著书，崇拜之，信奉之。哈氏亦为言举世社会党人人数之多，及其迅猛发展之趋势，梁亦为之首肯，记云：

哈利逊为余言，现在全地球社会党之投票权，合各国计之，已共有九百余万。而近一二年来，其党员以几何级数增加，不及十年，将为全地球政治界第一大势力云。此其言虽不无太过，然其盛大之情况，固在意计中也。近来国际社会党最发达，此亦人类统一之一征兆。哈氏言日本人入党者已有九百余人，而中国尚无一。以余所闻，在美洲有余君表进者，社会主义党员之一人也，余君亲为余言之，特未能为该党有所尽力耳。想曾入其党者，尚不止此数，哈氏或未确知耳。

梁氏此记系最早向中国介绍马克思著作之一。日记最大特色是写景文字绝少，凡在海外见闻各种政治、军事、文化情况，往往联系本国情势作比较，就文字言，兼记叙议论之长。

四、试官日记数例

同光间试官日记，或记科举制度，或谈科场掌故，或叙考官外出的供应，由于作者身历其境，所记之事较为翔实。兹举数例于下：

专叙科场的日记，首推李慈铭《癸巳琐院旬日记》（稿本）。此记系光绪十九年（1893）秋，以御史派充顺天乡试内监试时所写。首述科场故实，至为详悉，如翻阅首场首艺，深感八股文窒息思路，流弊实深，慨叹“时文之弊，大率不求文从字顺，上者务诡异，下者务声调，至二三场，则捆载书籍，牛腰巨箧，牵挽以入，十五为朋。钞袭成之”。

其述浙江科场纳贿舞弊一案，牵连到周介孚（鲁迅先生的祖父），见九月初五日日记。谓：

晤小川晖庭，言浙江科场事，以送关节，牵连同乡周介孚舍人，为之骇然。出一纸告家人，十一日晚具车马来接。夜，阅邸钞，上谕：昨据御史褚成博奏，浙江正考官殷如璋行抵苏州，忽有人投递书函，中有考生五人姓名，并银票一万两，嘱与关节取中，经殷如璋将其人扣留，交苏州府看管，转解浙江，请饬究办。当经谕令崧骏严切根究。本日据崧骏奏，据臬司赵舒翘禀称，准江苏臬司移咨此案，并将投递书函之家丁陶阿顺解交浙省，讯据陶阿顺供称，系周福清令伊投信。查周福清系丁忧内阁中书，请饬革职归案审讯等语。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根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著即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

特别是末一日填榜时情形，写来历历如绘，可补《清代科举史话》所未详。兹全录于下：

十一日。庚寅。晴和。五更，出坐聚奎堂，灯火粲然矣。启门，延监临良詹事、孙府尹、提调李府丞、外监试唐给谏、讷侍御入。（留外监试和、王两君守至公堂。）仍封前后门，拆弥封，填榜。主考南面。监临在主考之西，亦南面。满内外监试二人坐东楹，汉内外监试提调坐西楹，皆北面。堂中故事，以南北相对为居中之位，皆设帷案。东西两旁，分坐十八房，各九案（今年左祇八案），不设帷。东房之后，北隅为外收掌官案。西房之后，为内收掌官案。外收掌主对红号。内收掌主写试录。主考、监考中间，横设五桌，为写榜之案，旁列两桌，为拆弥封之案，皆书吏分职之。先从第六名超，既拆封，吏以朱墨卷，呈主考、监临、监试、提调验讫，付本房核对朱墨卷，写名条，然后一吏持条，周回唱名，声引而长，唱毕，始书榜。凡朱墨卷面姓名，主考分书之。房官所书之条，监临以朱笔点之。日中日晡，各设点心一巡，晚设酒馔果席，皆官给也。是年只十七魁，建德周生学熙以南官中第十八。浙江中者八人，沈庆平山阴监生，孟洵奎会稽附贡生，皆不知其人。馀杭吴正声炳声兄弟同登，皆礼部吴郎中景祺子。天津书院生徒陶哲甡等，中者十八人。中皿都为四川灌县监生夏冕，南皿河为江苏元和副贡生杨光昌，皆名下士。百一名为牛棨，河南唐县增贡生。百五名为杨灦生，奉天吉林府学附生（即葆良房之夹察九）。破题辟老氏者，为八十九名湖南长沙监生章华，年止十八岁。夜饭后，始填五魁，灯烛数百枝。南元为孙师郑同康，出黄学士卓元房，济宁所中也。解元马镇桐，冀州新河县廪生。一更后，填副榜，人倦甚矣。其末为四川韩廷杰，收掌官错对红号，误拆弥封，遂以为方以直，亦四川人，德阳恩贡生，既本房核对墨卷不符，始更正焉。顺天乡试，直隶生员为贝字号。贡、监皆为北皿字号，河南、山东、山西、陕、甘五省附焉。满洲、蒙古为满字号。汉军为合字号。奉天为夹字号。宣化府别为旦字号。承德府别为承字号。江南、浙、闽、江西、两湖贡、监为南皿字号。广东、广西、四川、云贵为中皿字号。官卷分北官、贝官、南官、中官、满官、合官字号。满官十人中一，不得过三名。南官、北官、中官、贝官、合官皆十五人取一，南官不得过二名。北官、中官、贝官、合官皆不得过一人。今年贝官、合官俱不成，仍散入民卷中。凡官卷取中，皆于民额拨出。此皆科场掌故，世所当知者。三更，对榜毕，监临钤印，每名俱以朱笔点之，始送榜出，并进呈试录。以中卷交礼部。与主司各官揖别，先后出闱，间亦有留俟明晨者。

此记起九月初一，止同月十一日，仅寥寥近万字，除载有关清末考试制度外，还记文苑人物掌故，间亦附所拟诗篇。《旬日记》所载，当时相往还者凡五十余人，像吴士鉴、周介孚、王同愈、朱祖谋等，一同评骘古籍，指出袁枚《新齐谐》，引证古书的讹谬，肯定叶昌炽《藏书绝句》（写本）七百首，罗列古今大藏书家甚为赅备，叙述清词家朱祖谋《南北朝会要》、曾孟朴《续汉书艺文志》等成书之日期，均具参考价值。

厥后，以考官日记驰称者，推《庚子赴行在日记》。撰者吴庆坻（1848—1922）字子修，浙江钱塘人。历充翰林院编修，四川、云南、湖南学政。擅长诗文，曾编纂《杭州府志》、续修《浙江通志》。著作甚多，有《蕉廊脞录》《补松庐诗录》《悔馀生诗录》《入蜀纪程》等。

《庚子赴行在日记》系作者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所记，时任四川学政。按照清代制度，各省学政在这一年都要更换，但由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和光绪帝逃奔西安，作者在这年冬天卸任后，到第二年正月，才从四川抵达西安行在觐见交差。

作者不过是以学政资格路过各地。但地方官仍盛宴欢迎，铺张浪费，而另一面由于旱灾和兵祸，陕西境内可说十室九空。所记当时民间的贫困和饥饿情状，以及陕西人民因种植和吸食鸦片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都是比较真实的写照。下附日记二则，以见一斑。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入武功县境。五里杏林铺，宿旅店，湫隘已极。闻久旱，井多竭，须二十里外汲河水为饮。买麦饼一，值钱二十四文，向来只六文耳。灯下作《致武功县令书》云：“过客停骖，本不敢重劳厨传；饥黎载路，复何忍餍饫珍馐。自留凤以东，目击灾状，日甚一日。每令家人传语，谢却供张，而东道情深，往往仍叨盛设，对案惭悚，辍箸咨嗟。诚以官庖一席之资，足供穷檐百口之食，自顾无从拯救，何堪复此馋杈。用特专函烦陈，务乞俯如所请。……并仪从迎送鸣锣举炮，均宜一切屏除。

二十六日。……二十五里咸阳县，宿。县令严德贞（字文渡，河南人）亦赴省。咸阳街市稍稍整齐，自去年冬，派兵三哨驻札于此。余招一土人，问以灾状。则云：自去年春夏乏雨，全境歉收，冬令饥冻，死者无算，其故由于多种罂粟。家有一顷地者，必以五十亩种罂粟；有三十亩者，必以二十亩种之；即有五六亩者，亦以三亩种之，故粮食愈少，丰岁无盖藏，歉岁安得不饿死，又况种烟者即吸烟耶。似此敝俗，若不及早设法整顿，更数十年，秦民无噍类矣！

先此六年，有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修字范孙，天津人。光绪癸未进士。廿年以编修任贵州学政，著诗集、手札。事具徐沅等撰《清秘续闻再续》。其写日记凡数十年，计分翰苑时期、督学贵州时期、侍郎时期、退老时期。此使黔部分，起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八月初一，止廿四年戊戌（1898）五月。揆其内容，有如下列：

一是使黔行程，事涉学差出行例规。据称：向例学使往往多索车马，一般可得十马二车，范孙此行因仆从不多，仅用七马。当时交通梗阻，马经长途跋涉，未至涿州，已毙其一，想见黔道之难。嗣入湖北樊城，有称为“中轿”“小轿”者，是两种低质量、造价廉，广泛使用之交通工具，尽管轿子简劣，但是入黔途中，谁有资格坐中轿，谁只能登上小轿，仍是根据等级地位来决定。

二是督学视事，关涉科举掌故。如谓文武生应考，穿着服饰均作统一规定，即“凡生童正场皆蟒袍补褂，武童正场初日蟒袍补褂，次日以后可去蟒袍”。日记除详考场成规外，考生交卷时间可延至傍晚，学政有权酌情再延，令其补足。严修擅术数之学，在贵州若干县童生试中，还附代数术四十三款，及演算式，凡此均属加考范围。他如记生童覆试时，须用竹本填写亲供（类似履历），记每县考棚兴建历史，记黔中读音多误，工诗者少，类似云云，堪供考镜。

全书内容，值得注意者，即严修下车伊始，即拜见三大书院山长，即：正本书院徐步銮、贵山书院邓希濂、学古书院熊湛英。嗣于五月十五日，下榻贵州省玉屏县之玉屏书院，应邀书联额。日记顺考该书院简史。

按清代日记载及书院者，盛推郭嵩焘日记，谈及湖南近三十所书院，文字约占二万字。而严修此记详叙贵州科举掌故，重点在书院史料，可称各擅胜场。但作者一不评说时事，二不臧否人物，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免缺乏一些肺腑之谈。

五、涉及时政的日记

同光之际，中历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之役、辛亥革命等历史时期，几乎都有涉及时政的日记。由于前边所举日记已有所绍介，兹就中法战争、辛亥革命时日记，略举数例：

专记中法战争之事者，推《请缨日记》。作者唐景崧（1840—1902）字维卿，广西灌阳人。同治四年进士，任吏部主事十五年。光绪八年，法越事起，景崧自请出国到越南，招致刘永福，败法军于宣光。及中法和议成，遂入关。官至台湾巡抚。事详《清史稿》。

《请缨日记》十卷，光绪癸巳台湾布政使署刊本。前有《凡例》略称：“凡关此次军务，除记越事较详，己事尤详。此外如闽台浙江，亦据邸钞军报友书大略采录，以备此次用兵之本末。其有不关军务者，间亦摘存，聊志鸿爪。”

日记颜名请缨，缘谢子石赠图，题诗有“一旦请缨行万里”句。自光绪八年（1882）七月出京起，至十一年九月止。

全书涉及内容，约有数端：

一、赴越途中及入越所见。作者进入越南首都顺化后，诸凡越南边防、官民服饰、风俗习惯、市廛建筑、名胜古迹、宴会礼数，均一一详述。尤其是府尹设宴时，“所歌皆唐人诗古文词，尤多乐府诗。……府尹击歌，敬上宾礼也”。堪征我国诗文影响面之广。

二、入谅山后，唐景崧在越南北圻之山西省，会见刘永福。除刻划刘之外貌简历外，还详叙到来时之仪仗。如：

中国游击衔、捐二品封典、越南三宣副提督刘永福，率亲兵队乘舟至山西。旗纯黑，有三宣提督军务旗、篆书刘字旗、七星旗、八卦旗、洋枪、刀斧手、角声乌乌。马蹄蹴踏，不闻军，市人欢呼刘提督。

三、具体描绘光绪九年（1883）联刘以后，卒能一胜于纸桥（河内城西二里）、再胜于怀德（府名）、三胜于丹凤（越南北圻之县名，属山西省），往往在“鏖战未已，枪弹已竭”情况下，诸军密切配合，转败为胜。故日记涉及永福之一举一动，皆大书特书。

四、光绪十年甲申（1884）北宁（南越北圻之省份）失守，唐景崧在日记中，分析症结之所在；（1）统帅处置之失当。如徐晓山中丞初视敌太轻，又虑清廷之畏战，故迟疑寡断，辄为左右所弄权。（2）诸帅意见之分歧。军令朝颁夕更，使刘军将士，有难以循从之虞。二月初九日记云：“晓帅来书，欲以刘军攻嘉林；彦帅来书，欲刘军扎永祥、安朗一带。”（3）清军待遇之轩轾。清廷对正统军与非正统军（指招抚军）之调遣，恒多不平等的措施。（4）各军相互猜忌。先是越黄佐炎与永福有隙，继则刘团被困山西，桂军黄桂兰坐视不救，永福憾之深。至是唐景崧力事排解，始往率战。永福心实未甘，束手厌战，致有北宁之败。

五、日记除涉及山西战役、洮河之捷外，还缕载光绪十一年（1885）清政府一意罢战议和，将刘永福调离保胜。次年撰人坐视请缨之愿未偿，赴台勘界，语多不详，自此封笔。

辛亥革命前后，涉及革命内容的日记，为数不少，兹略举数种如下：

宋教仁（1882—1913）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曾与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组华兴会，策动起义未成，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嗣参加同盟会，办《民报》。武昌起义后，积极促成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起义，筹建临时政府。先后任法制院总裁、农林总长。1913年，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上海，著有日记。

此《我之历史》六册，仿春秋编年体，以黄帝纪元。实始于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迄于三十三年丁未（1907），系在东瀛时间所书日记。开端渔父自述参加湖南革命事泄，得自曹亚伯密语相告，并促速走东瀛。日记所载当时省城内气氛紧张，情状恐怖，活现于楮墨间。且被杀之游得胜、萧贵生临刑前，已供出宋姓，渔父转移日本，势在速行。

东渡以前，武昌戒严，以防华兴会乘机起义，正访查革命党人胡经武来历，情势岌岌可危。宋渔父在此与之不期而遇，偕至黄鹤楼畔茶肆，遇有“素识余者”，知已不可久留，乃抵上海一行。时黄庆午、刘林生在上海新马路余庆里，办启华译书局，实一革命团体也。抵沪，知书局内，人已大半被捕。仅晤及杨笃生、杨皙子二人。记云：“一即启华译书局之人，一则万福华案被嫌疑，皆赴东者也。”（按皙子即湘潭杨度之字）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宋教仁乘桴泛海，屡记其革命交游、革命活动。一是与孙中山交游。1905年七月二十八日，孙逸仙托程翰生代约于当天下午会晤，看来，此为二人初次接触。孙殷殷垂询，畅谈形势，指明方向。这天的日记中称：

晴。接程润生来信，称孙逸仙约余今日下午至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晤面，务必践约云。未初余遂至该社，孙逸仙与宫崎滔天已先在。余既见面，逸仙问此间同志多少、如何。时陈君星台亦在座。余未及答，星台乃将去岁湖南风潮事，稍谈一二。逸仙乃纵谈现今大势，乃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言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以后凡是孙中山演说，宋教仁几乎次次参加，间或还在演说会上主持会议。详见七月三十日、八月十三日记中。

二如秋瑾。宋与秋瑾相识，深于情谊，非泛泛交。一则为主动参加秋瑾组织之演说会。乙巳一月十三日云：

巳正，至秋璇卿（秋瑾字）寓，谭良久。时秋君与诸同志组织一演说练习会，每月开会演说一次，并出《白话报》一册，现已出第二册。余向秋君言，愿入此会，秋君诺之。戌初回。

宋氏抵晤秋瑾，秋瑾常臧否人物在先，相遇其人在后，如云：

乙巳二月十六日。晴。辰正抵大阪。午初王薇伯来寓，薇伯山西籍，而生长苏，与（沈）强汉友善。余前日曾闻秋瑾言，及其为人，至是始晤之。

至于宋教仁在日本进行之革命活动，甚为频繁。以1905年为例，组织难以数计之杂志会议，致函高天梅嘱其速作《募建洪秀全铜像启》，以激发国民。与革命同志（如胡经武、杨度、黄庆午）之密切联系。自述不断写革命时评（如《呜呼汉奴》）之背景和动机，以及《二十世纪之支那》停办后，改筹《民报》之前后本末。

末了，应该一提的，是宋渔父诗才超轶，早岁即喜唐杜甫、宋真山民之诗。据日记，年十六七岁，“曾于一夜得一联云：月来窗纸薄，露下客衣单”。在县中读书时，登城晚眺，亦有诗，句为：“晚烟绿隐临江村，早稻黄催负郭田。楼阁参差余落日，关河萧索咽残蝉。”在此体现作者桑梓之思，怀国之想，跃然于楮墨间。

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军职人员因同情革命，而戍新疆者，若温世霖、刘雨沛等均撰日记，详叙遣戍生活，分别笔触备受沿途州县官之优遇，无异提供辛亥革命之新鲜史料。以《昆仑旅行日记》为例。作者温世霖，字子英，天津人。曾创天津普育女子学校，办《醒俗人》《镜自由》等报，鼓吹新政，唤醒同胞。又主缩短预备立宪年限，不意触怒清廷大吏，被直隶总督陈夔龙所奏参，遣戍新疆。武昌起义后，任新疆都督。晚年戢影家居，以书篆隶自遣，成《新疆风俗考》。

其《昆仑旅行日记》，起宣统二年（1910），止次年五月，系谪戍时所作。此行时在革命前，形势初露端倪，识时务者揆度趋势，对迁谪之士同情者有之，暗递秋波者有之。据日记，其自天津启程，取道保定，“闻东站聚集学生二千余人，欲劫余回津，解委因不准停车，直赴枕头（即石家庄）宿焉”。沿途解委悉心照料，俱作详记。嗣经彰德、洛阳，渑池、陕州，历函谷关、潼关，而抵华山庙下榻。“室中陈设雅洁，帘帐被褥均新制，极华丽。”“进茗点，燕菜一瓯，佐以糖饼，极其适口。招待周至，令人欣感。”到此第一站，县令设法款待，并托解委代达不拜访之衷曲。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记云：

县令四川籍人，极开通。……闻予道经此间，极欲一面，以恐招物议而罢。其招待特别优异者，非无故也。

特别是赴陕途中，馈送路菜，络绎不绝。如井崧生之薰鸭酱肉，孟沛然之橘柚一筐，朱仔钟之鲍鱼茶叶，甚至松解委“送到黄河鲤、蟹黄等四品，为其岳母所做，味极甘美”。类此纂录，不一而足，堪征事非寻常，有其用意在焉。

辛亥正月，温氏途遇甘省臬宪，系陈夔龙胞叔，正为之焦虑。数日后，孙中山自香港派人保护，恐遭不测。宣统三年正月廿七日云：

甘肃电报局领班电员桂君宝鋆来访，并介见陈君克义，云顷从香港来，奉同盟会孙会长逸仙先生之命，因闻有遣戍新疆之旨，恐途中或有意外，特派沿途保护。

日记还载及清末各省徭役苛重，地方官办差，辄向民间百端勒索，河南陕西等省，其弊窦毒害，民生惨怛，如同一辙，凡此不失为晚清政治史料。此外，多笔触陕甘风俗、戏剧，如观甘肃民间草台戏，演奏古之西凉腔。谓：

街中搭小戏台，如小屋然。台上两旁坐有鼓乐者五六人，中设桌椅各一，余地已无多矣。所演者皆二三人之小戏，音调似甚古雅。

所记多涉及戏台规模，却少正面评述。

继温世霖之后，尚有《西戍途中日记》。作者刘雨沛，安徽桐城人。为俞恪士之弟子，工五言诗，撰有《宋元明读史兵略》十八卷。

宣统三年（1911），雨沛因部下倡举革命，受到牵连，谪戍新疆。四月下旬，坐陆军部官车，自燕京启程，经卢沟桥，取道河北省定兴、保定，而入山西闻喜、永济，再向陕西潼关进发，历甘肃、哈密，傍天山南麓行，而至新疆。其间按日记事，名之日《西戍途中日记》。

作者于遣戍途中，放眼田园荒芜，蒿目时艰，为之感慨万千。自定兴进发，“沿途麦苗桔黄，豆粟多槁”。过新乐县，县位于河北省西部，素以盛产小麦等著称。时值旱灾，“县城荒凉，衙署茅茨。连日所经各州县，地俱干旱，农民于麦畦掘井，而麦苗黄枯如故，愁叹之声，不绝于耳”。民生疾苦，于此可见。

自五月至九月，在赴疆途中，设筵饯行、馈赠川资者不绝。前者如庆州牧、赵城县令、永济县令、乾州牧等送席张宴，柿酒珍肴，土产风味，谪者远戍，别具深情。后者如同乡集川资百金，河北州役沿途备马备轿，上岭上车，一路护送。作者感激之余，不禁记曰“不因沦落轻人也”。

据日记，途中旧雨新知，闻声过从慰藉，堪称尤莫逆者得若干人：一为其师诗文家俞恪士，时任甘肃省提学使，短暂逗留，五度往还，均慰问殷殷。如：

闰六月初六日。见俞恪士师，云为予介绍于赵观察维熙，嘱翌日往拜。

初九日。……持俞恪士师手书，谒赵观察维熙。赵甚谦恭，亦风尘俗吏中之不多得者也。

二如途经甘肃，擅诗之邱昆玉、刘继书与之订交。萍水相逢，引为知己。闰六月十一日记云：

有素未谋面之邱君昆玉，号冈甫；刘君继书，号润楼来访，见面方知伊在甘督署，得阅予旅次感怀诗，故慕名而来，亦文字因缘也。冈甫举孝廉方正，以县丞分发甘省，川产也。刘乃陕人，京师法政毕业生，亦以县丞分发至此。噫，予自投笔从戎久矣，毛锥高搁，今因部下倡举革命，被议谪戍，东师马背船唇毫无意味，乃收拾水声山色，入我诗囊，盖藉以浇胸中之块垒，而字句之工拙，知音之有无，俱不计焉。

—九一二年四月，孙中山先生被迫解去大总统职务，袁世凯窃据政权。刘雨沛忧愤填膺，谓“新者风声鹤唳，依然草木皆兵”，赋七律一章，以抒抑郁之怀，曰：

烽烟莽莽满神州，长夜行师兴不侔。两鬓霜飞尘扑面，三军甲耀月当头。天山石勒元戎绩，星海风波汉吏愁。横槊赋诗醉斫地，忧时儒将有谁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