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高位一身清廉,为民除害臻于太平

身居高位一身清廉,为民除害臻于太平

——姚崇传

姚崇是中国盛唐时期的著名宰相，是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他历事武则天、唐中宗、睿宗、玄宗诸朝，敢言直谏，知人善任，治事明敏，办了不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好事。尤其是辅佐玄宗皇帝实现中兴大业，革除了许多弊政，开创了“开元盛世”，促使唐王朝进入了鼎盛时期，其突出贡献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一、崭露头角，初登相位

姚崇（650—721），本名元崇，字元之。武则天时，因与一反叛的突厥人同名，故只称其字。开元元年（713），因避年号“元”字之讳，又改“崇”。他是陕州硖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南陕县）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在少年时期，他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成年之后，他为人豪放，重视气节，而且才干出众。进入仕途后，一帆风顺，青云直上。起初，姚崇授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旧城）司仓，掌管地方上的仓储出纳，后逐渐得到重用，被调到中央历任兵部要职。武则天当政期间，姚崇任夏官（即兵部）郎中。这时东北的契丹族不断内犯，攻陷唐朝河北数州。武则天一再派大兵抵御，因此兵部的事务自然十分繁忙。姚崇的才干在这时得到了充分发挥。那纷繁复杂的事务，到了他的手里，处理得干净利落，井井有条。武则天很爱才，对姚崇十分赏识，并立即“超迁”（越级提拔）为夏官侍郎（即兵部首长之副），协助兵部首长掌管全国的军政。

姚崇做了侍郎，就可以直接参与朝政了。武则天称制时，曾重用酷吏，滥施刑威。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凶狠残暴，告密罗织，大兴冤狱，许多朝臣和李泌氏宗室被无辜杀死。因此，朝臣人人自危。甚至每次上朝前，都要与家人诀别，担心人命朝不保夕。姚崇和一些正直大臣将酷吏的恶迹委婉地告知武则天，使武则天果断地将周兴、来俊臣等人处死，大快人心。一天，武则天对朝臣们说：“前些时候，周兴、来俊臣审理案件，多牵连到朝廷大臣，说他们反叛；国家法律摆在这里，谋反者必须处死，我怎么能够违背呢？其中有的我也怀疑是冤枉的，是滥用刑罚造成的。我派近臣到狱中去审问，得到他们亲手写的供状，都承认自己有罪，我因此就不加怀疑了，自从周兴、来俊臣死后，再也听不到谋反的事了，在以前被杀的人中，是不是有冤枉的呢？”姚崇对这方面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对武则天也比较了解，知道她重用过一些坏人，滥杀无辜，然而姜尚未完全被坏人控制。她也任用一些贤吏良臣主管刑法，并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听得进不同的意见。他针对武则天提的问题，直率而又诚恳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自垂拱（685—688）以来，被告得家破人亡的，都属冤枉，都是自诬。告密的人因此而立功，天下都在罗织罪名，这种情况比汉朝的党锢之祸还要厉害。陛下派近臣到监狱中查问，被派去的人自身也难于保全，怎么敢去动摇原案呢？被问的人若要翻案，又惧怕遭到那些主审人的毒手，将军张虔勖、李泌安静等都属这种情况。全靠老天保佑，皇上您醒悟过来，诛杀了坏人，朝廷才安定下来。从今以后，我以自身及全家百余口人的性命担保，现在内外官员中再也没有谋反的人。恳请陛下，今后如果再得到告状，只是把它收存起来，不要再去追问就是了。假若以后发现了证据，真的有人谋反，我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姚崇当着武则天的面，一方面勇敢地揭露了酷吏之害，朝廷内外大开告密之门，放纵了无赖官吏罗织罪名，陷害无辜，造成大量冤狱；另一方面，他机智地赞扬了则天女皇头脑清醒、及时矫枉的优点，使其不至于因为尖锐的批评而发火儿。姚崇用自己及全家人的性命做赌注，更使武则天看到了他的诚恳。因此她听后很高兴，说道：“以前大臣们顺着既成的事实，害得我成了个滥施刑罚的君主。听了你的一席话，很是符合我的心意。”武则天对姚崇这种敢言直谏、反对滥施刑威的精神，给予了赞赏，并赐给他白银千两。公元702年，针对来俊臣等酷吏造成的冤假错案，朝廷为受害的官员“伸其枉滥”，因此得以昭雪的人甚多。(www.guayunfan.com)公元698年，姚崇被升任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相当于中书门下平章事，实即宰相）。在此期间，他往往兼任兵部姜尚书，所以对兵部的职掌非常熟悉。凡是边防哨卡，军营分布，士兵情况，兵器储备，他都熟记在心，在姚崇的执掌下，兵部这台机器按部就班地运转着，军队的战斗力也空前提高。契丹族自此不敢小觑中原，很长时间没敢南侵。

不久，姚崇得罪了武则天的宠男张易之，被调出京城，去做灵武道大总管。临行前，武则天要他推荐一位宰相，他就推荐了张柬之。以前，狄仁杰曾两次向武则天推荐张柬之。张每被推荐一次，就升一次官，但始终未登上宰相的官职。这一次姚崇再次推荐，张柬之很快就当上了宰相，时年已八十。此后不久，张柬之联合朝中大臣，迫使武则天将皇位让与其子李泌显，粉碎了武氏集团继位的阴谋。可以说，姚崇推荐张柬之的意义十分重大。如果皇权落入武承嗣等人之手，那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一场全国性动乱，对全国上下都将是一场大灾难。

二、量才适用，反对特权

景云元年（710），睿宗即位，姚崇任宰相。

当时官僚机构臃肿，百官泛滥，铨官制度十分紊乱。特别是公主、后妃们，依势干政，大搞“斜封官”。所谓斜封官，就是皇帝受公主、后妃等的请谒，任意颁下敕书任命官员，用斜封交付中书省。她们的这种“无涯之请”、“以公器为私用”，目的是卖官利己，鬻法徇私，进而搞裙带关系，各树朋党，扰乱吏治，致使“政出多门”。掌管官员升降的机构形同虚设。庸碌之徒花钱就可以买到官。这些人占据官位后，遇到政事不知如何处理，而且恃仗权势公开犯法，“无益时政”。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官职设得太多，宰相、御史及员外官办公时连座位都没有，被戏称为“三无坐处”。政府机构的工作难以正常开展，混乱状况亟待整治。姚崇对此痛心不已，他联合宋璟等人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睿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立即罢免了斜封官数千人。同时，睿宗又以姚崇为兵部姜尚书，与宋璟两人负责铨选文武官吏。他们不畏强权，对“选举混淆，无复纲纪”的混乱状况大力整治，杜绝向皇帝请谒讨官的各种途径，使吏治大有改善，出现了“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的清新局面。

当时，太平公主干预朝政，而且颇有势力。太平公主是睿宗的妹妹，即武则天的亲生女儿，长得也特别像武则天，一贯深受武则天的宠爱。她也想走武则天的老路，要当女皇帝。她与诸王结为朋党，危害政局。时宋王李泌成器为闲厩使，歧王李泌范雎、薛王李泌业皆掌禁兵兵权，与太平公主互通声气，外议以为不便。为了防患于未然，姚崇与宋璟联名上奏睿宗，建议将太平公主搬到洛阳去住，并将李泌成器等几个掌握兵权的王派到地方上去当刺史，以安人心。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巩固唐王朝的中央集权，姚崇的计策不失为明智之举。而睿宗昏庸无能，竟如实地将这些话转告给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听后大怒，指控姚崇挑拨皇上与兄妹之间的关系。于是，姚崇被贬为地方刺史。

太平公主的势力越来越膨胀，活动也越来越肆无忌惮。太子李泌隆基再也按捺不住了，乃瞒着睿宗，一举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清除掉。不久，李泌隆基执政，是为玄宗，他要召姚崇为宰相。姚崇闻知后，并未马上应召，而是提出了许多条件，看玄宗是否能够应允。姚崇在朝中为官多年，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险恶，故不愿再卷入矛盾的旋涡中。正因如此，他提出的条件就显得特别尖锐。他自己虽然不贪图高位，但唐玄宗深知其能，故全部答应了他的要求。姚崇深感唐玄宗锐意求治，遂再次入京，出任宰相。唐玄宗感到他不是贪图禄位之人，对他反而格外倚信。姚崇为玄宗辅政，大力整肃吏治，任人唯贤，量材授职。他严格铨选制度，继续罢免以前的斜封官。对于用请托等不正当手段谋取官职的人，无论是谁，姚崇都坚决予以制止。

开元二年（714）二月，申王李泌成义向玄宗请托，要求把他府中的阎楚珪由录事破格提拔为参军，玄宗答应照顾。按唐制，亲王府录事的官阶是从九品上的流外官，参军则是正七品上。姚崇坚决反对这种任人唯亲、违反官吏提拔程序的做法。他与另一位宰相卢怀慎一起上书，指出量材授官的权力应归属官吏任命部门，反对因亲故之恩就得以升官晋爵，覆前朝冗官泛滥之辙，扰乱国家法纪。因此，申王成义擅自提升亲信的企图未能得逞。以后，唐玄宗又采纳姚崇的建议，制定了“量材授官”的升降官员制度。自此，向皇帝请谒讨官的恶习大为收敛。

同一年的正月间，薛王李泌业的舅父王仙童，恃仗李泌业是皇戚，侵暴百姓，强夺民田。御史弹奏了王仙童的罪行。薛王为舅父极力开脱罪责，向玄宗说情。玄宗也想宽释王仙童。姚崇据理力争，与卢怀慎等奏道：“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唐玄宗接受姚崇等人的正确意见，使王仙童依法得到应有的惩治。

在任人唯贤方面，姚崇和唐玄宗都能说到做到，身体力行。姚崇在唐玄宗开元初期当宰相数年之后，推荐广州都督宋璟代替自己担任宰相职务。宋璟也精于吏治，执法不阿，成为唐玄宗治国的一位得力助手。正如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所说：“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开元初期，由于唐玄宗采纳了姚崇等人的建议，废弃了任意赏赐官爵的“任人唯亲”的陈规陋俗，能够“任人唯贤”“量材授官”，信用姚崇、宋璟等比较正直、比较有作为的大臣，善于听取他们的正确意见，因此能够进行一些改革，促进了当时封建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使唐朝进入极盛时期。

三、革除弊政，上“十事”建议

公元713年，刚刚即位的玄宗皇帝到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讲武（类似现代的军事检阅）。按照传统，皇帝出巡，方圆300里内的州郡长官都要去朝见。姚崇因得罪睿宗和太平公主，被贬到同州（今陕西大荔县）任刺史。姚崇去朝见的时候，玄宗正在打猎。玄宗问他会不会此道，他说从小就会，到20岁时，常以呼鹰逐兽为乐，虽然老了还能行，于是姚崇就参加了玄宗的打猎行列。他在猎场上追逐自如，很得玄宗的喜欢。罢猎之后，玄宗征求他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姚崇侃侃而谈，不知疲倦。玄宗听了，说道：“你应该做我的宰相。”姚崇想试探一下唐玄宗的真实想法，没有行礼谢恩，也就是没有马上答应。玄宗感到很奇怪。姚崇说：“我有十点意见要奏明皇上。陛下如果做不到，那我就不能做这个宰相。”玄宗要他说说看。

姚崇不紧不慢地说：“自垂拱以来，朝廷以严刑峻法治理天下；我恳请圣上，改成以仁义先行，可以吗？”玄宗说：“我衷心希姜望这样做。”姚崇接着说：“朝廷自从在青海被吐蕃战败以来，从来没有后悔之意；我请求数十年内不求边功，可以吗？”玄宗答应照办。“第三，自从则天太后临朝称制以来，往往由宦官代表朝廷发言；我请求今后不要让宦官参预公事，可以吗？”玄宗说：“这个问题我考虑很久了。”“第四，自从武氏诸亲窃据显要官职，继之以韦庶人（中宗的皇后，被清除后去掉皇后称号）、安乐公主（中宗、韦庶人的女儿，与韦庶人一起被铲除）、太平公主用事，官场秩序很混乱；我请求以后不准皇亲国戚在朝廷要害部门做官，以前凡是有斜封、待阙、员外等巧立名目任命的官吏一律撤销罢免，可以吗？”玄宗说：“我早就想这样做了。”“第五，近来，亲近佞幸之徒，触犯法律的，都因为是宠臣而免于惩处；我请求以后依法办事，可以吗？”玄宗说：“我对此早已切齿痛恨了。”姚崇说：“第六，近年以来，那些豪门贵族，不断地向上送礼行贿，以至公卿、方镇也这么干；我请求除租、庸、调等赋税之外，其他一切摊派都要杜绝，可以吗？”玄宗说：“我愿意这么做。”“第七，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指睿宗）造金仙、玉真观，皆耗费百万巨资，百姓受苦；我恳请陛下禁止建造寺观宫殿，可以吗？”玄宗说：“我每次看到这些现象，心里就感到不安，又怎么敢再这样做呢？”“第八，前朝皇帝玩弄大臣，有损君臣之间互相尊敬的常礼；我希姜望陛下对朝臣们以礼相待，可以吗？”玄宗说：“事情就应该这么做，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第九，以前大臣们直言进谏者，有的丢了性命，从而忠臣都感到灰心沮丧；我请求陛下，凡是做臣子的，都可以犯颜直谏，无所忌讳，可以吗？”玄宗说：“我不但能够容忍大臣这样对待我，而且还可以按照他们的忠言去做。”“第十，吕氏家族几乎危及西汉的生存，马、窦、阎、梁也使东汉大乱，外戚乱政，后世感到寒心，而我们当今的外戚专政，则更加厉害；我请求陛下将我朝的这种事情写在史册上，永远作为前车之鉴，成为万世不能重犯之法，可以吗？”玄宗听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良久才说道：“这真是刻骨铭心的一点啊！”

这就是著名的“十事”建议，也称十项治国建议。此中可以发现姚崇的机智和过人的谋略。他看准时机，在玄宗要任命他做宰相之时，没有马上答应，而是提出了一系列积极建议，使玄宗对他更加佩服。结果，他的建议逐条被采纳，而且官复原职，姚崇靠他的智慧取得了胜利。从唐玄宗、姚崇君臣二人围绕“十事”建议一问一答来看，他们都具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成了“千载一遇”、情投意合的圣君、贤相。被唐玄宗采纳的这“十事”建议，都是极有价值的治国之道。针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种弊政，将十项治国建议综合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既要行仁政，又要以法治国，而行法必自身边违法者开始。这十项建议包括了缓和剥削、用人唯贤、刑罚得当、反对宗教迷信等方面的内容。它成了玄宗开元时期的重要施政纲领。

玄宗正式任命姚崇为宰相后，“以天下事委姚崇”，使其独当重任。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国家政简刑清、赋税宽平、百姓富庶，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

北宋司马光在主持编写《资治通鉴》时，对姚崇提出“十事”建议持半信半疑的态度，所以只是极为概括地写了几句，这未免有点儿拘谨。姚崇在武则天时期，曾做过相王（即后来的睿宗）府长史，早就认识相王的儿子李泌隆基；被贬到遥远的异地他乡后，再次见到已即帝位的李泌隆基，他将自己多年的亲身感受，当面向皇上陈述，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对于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及她们党羽的胡作非为，他更是深恶痛绝。姚崇是唐王朝的一个能臣，也是一个头脑清醒、注重实际、怀有理想的封建政治家。在他看来，唐朝要振兴，就必须清除掉那些多年积存下来的流弊，这样国家才能真正强盛起来。

四、反对佛教，破除迷信

自武则天以后，佛教盛行。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无不利用宗教捞取好处。公主、外戚争相出钱建造寺院，大量度人为僧尼，许多劳动人手流入寺院，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对此，姚崇深知其弊，便极力加以抑制。

中宗时，信佛之风更为流行，一些富户纷纷出家。因为按当时制度，凡出家人，即可免除赋役。姚崇在做了玄宗的宰相之后，就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他上书玄宗，指陈崇佛之弊，并劝谏玄宗禁止妄度。他提出的理由是：对佛教的信仰，主要是在内心的虔诚，而不在于外表的形式；以往一些信仰佛教的帝王权贵，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只要心怀慈悲，做的事有利于人民，使人民得到安乐，就是符合佛教的要旨，何必妄度坏人为僧尼，反而破坏了佛法呢？玄宗听取了姚崇的意见，下令暗中进行调查，将12000多冒充的和滥度的僧尼还俗为农。后又规定，今后禁止创建佛寺，禁止文武百官与僧人、尼姑、道士来往，禁止民间铸佛、写经。对于宗教流弊，姚崇直到死的时候，也还是持反对态度。他在遗嘱里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用正反对比的方法，戳穿了佛教僧徒所宣扬的一些预言；他坚持佛即是觉的观点，信仰在乎内心，只要行善不行恶，就可以了；他无情地揭露了那种将佛教的宣传当作事实的无知行径，以及那种抄经写像、破业倾家、施舍自身、为死人造像追福等愚昧风俗。他指出，这都是“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余”；他嘲笑了那些所谓通才达识之士，也不免于流俗，成了上述种种怪现象的俘虏；他认为佛教的宗教活动，乃是有害于苍生的弊端。他要他的子侄们警惕，不要上当，在办他的丧事时，即使不能完全摆脱佛教陈规陋习的束缚，在斋祭、布施方面，也只可略事敷衍，不必铺张浪费。这种着眼于实际的求实精神，对宗教所持的否定态度，离无神论已不太远了。

开元五年（717）正月，玄宗决定到东都洛阳去。这不完全是为了巡幸，而是因为关中收成不好。皇帝去东都，可以减轻其粮运负担。不巧，就在这时，太庙的四个房屋倒塌了，这在当时成为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许多人认为是不祥之兆，应停止去洛阳。玄宗召见宰相宋璟等人，问他们这是什么缘故。他们解释说，太上皇去世还不到一年，三年的丧期未满，不应该行幸；大凡灾异的发生，皆为上天的告诫，陛下应当遵守礼制，以答复上天，还是不要去东都了吧！玄宗听后犹豫不决，又问已经引退的姚崇：“太庙无故崩塌，这是不是神灵告诫我不要去东都呢？”姚崇不以为然地说道，山上的石头年久腐朽了，姜尚不免要崩塌下来，更何况房屋的木材。太庙殿本是前秦苻坚时建造，隋文帝创建新都，将北周宇文氏殿移到这里，建造此庙，唐朝又利用了隋朝的旧殿，积年累月，朽木难支，故而倒塌，太庙塌坏的时间与陛下的行期相合，没有必然联系。姚崇将太庙的建造历史讲与玄宗，他的解释正合乎玄宗的心意。玄宗信服，终于促成此行，从而为百姓减少了许多运粮之苦。

开元九年（721），姚崇以72岁的高龄死去。当时，国家经济状况比较好，社会上厚葬成风。三朝宰相姚崇却不随波逐流。去世前，他告诫子孙不准崇佛敬道，不准为他厚葬。他要求子孙在自己死后，只穿平常的衣服，不要抄经写像。对于所谓为亡人造像是为其追福的说法，姚崇认为那都是虚妄之谈。他最后嘱咐子孙：“吾亡后不得为此弊法。”更值得指出的是，他不但自己反对宗教迷信，也要求子孙后代走这一条路，其用心可谓深远。姚崇这么勤俭地安排自己及子孙后代的丧事，虽属于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无疑起到了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作用。

五、灭蝗抗灾，造福人民

开元三年（715），山东（泛指崤山以东，大致包括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发生蝗灾，灾情十分严重。当时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缚，认为蝗虫是神虫，不敢捕杀，而是在田旁烧香祈祷，眼看着蝗虫漫天横飞，吃掉一片片庄稼。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姚崇立即上奏玄宗，引《诗经》及汉光武诏书，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历朝历代以来，有时候所以捕杀不尽，那是由于人不努力。只要齐心协力，就可除尽蝗虫。玄宗听后，面露难色，说道：“蝗是天灾，是由于德政不修所致，你要捕杀，能行吗？”姚崇委婉而有力地劝道：“捕杀蝗虫，古人行之于前，陛下行之于后，除害安农，这是国家的大事，请陛下认真考虑。”玄宗终于被说服了。当时朝廷内外议论纷纷，皆以驱蝗为不便，或以为蝗虫众多，不能除尽。玄宗说：“我已同宰相讨论过此事，决定驱蝗，今后谁再反对，即行处死。”反对捕蝗的议论暂时平息下来。

接着，如何有效地消灭蝗虫，成为姚崇日夜苦思冥想的问题。他不止一次地率员奔赴山东受灾地区。经过细致的观察，姚崇基本上了解了蝗虫的生活习性。不久，他上书玄宗：“蝗虫怕人，容易驱逐；禾苗和庄稼都有主人在，所以保护的人必定会很卖力；蝗虫能飞，夜间见火，必定飞往；捕杀时，只要在田旁设置火堆，在火边挖掘大坑，蝗虫定会自投罗网，那时边焚边埋，一定可以除尽蝗虫。”玄宗采纳了姚崇的建议，派遣御史分道督促，发动蝗区民众一致行动起来，齐心协力地推行焚瘗之法——即用火烧土埋的办法灭蝗，还规定他们把各州县捕蝗勤惰情况上报。实践证明，姚崇倡导民众用焚瘗之法消灭蝗虫的效果很好，山东地区当年农业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第二年，山东地区又发生蝗灾。姚崇按照老办法，派专使到各地捕杀。此时，朝廷内外议论又起。有些地方官员对捕蝗态度消极，认为捕蝗会遭灾祸，朝廷派往各州县的督察大员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玄宗也怀疑捕蝗工作能否再进行下去，又同姚崇商量。姚崇坚决主张劝民捕蝗，他说：“有些官吏们死抠书本，根本不懂得变通之道。凡事有时要违反经典而顺乎潮流，有时又要违反潮流而合权宜之计。”姚崇列举了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蝗灾，后果都很可怕。又说：“今山东蝗虫，孳生之处，遍地都是，倘若农田没有收成，人民必定会四处迁移，事关国家安危，不可再拘守常规。纵使除之不尽。也比养着成灾强得多。陛下好生恶杀，此事不用你下诏，请允许我下文处理就行了。如果除不得蝗虫，老臣身上所有的官爵，请陛下一概削除。”玄宗见姚崇说得如此坚决，而且再三权衡利弊，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在捕蝗过程中，姚崇面对的阻力是相当大的。当朝的另一位宰相卢怀慎劝阻姚祟不要管这种事，搞不好要招祸。他说：“蝗虫是天灾，怎么可以用人力来制止呢？外面的议论，都认为捕杀蝗虫是不对的。况且杀虫太多，有伤和气。现在如果停止的话，还来得及。姜望公三思而后行。”姚崇力驳其谬，列举古代帝王及孔子为例，证明为了人的安全，在不违礼制的情况下，是可以杀生的。他坚定地说道：“如今蝗虫极盛，只有加以驱除，才可消灭；如果放纵蝗虫吞食禾苗、庄稼，则其所过之处都要为之一空。我们怎么能够坐视山东百姓饿死而不管呢？这件事我已同皇上商量好了，请你以后不要再说。倘若因此而得祸，我愿意独自承担，与你无关。”

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捕蝗命令，还说什么：“蝗乃天灾，应通过修德来感动上天。”并以“十六国时汉国皇帝刘聪既除不得，为害更深”为借口，拒绝应命。姚崇得知后勃然大怒，他在牒报中严厉批评倪若水：“古时州郡有好官吏，蝗虫即不入境。如果修德可以免除蝗灾，那么你那里蝗灾的出现，就是无德造成的了！现在你身为朝廷命官，怎么能坐视蝗虫吃食禾苗而忍心不救呢？要是因此而造成饥荒，你将何以自安？”姚崇还说道：“刘聪是著名的昏庸之君，当今皇上贤明仁德，拿刘聪来与当今皇上相比，岂不是大不敬吗！”倪若水十分害怕，不敢再抗命，只好急忙指挥捕杀蝗虫。结果证明，他所捕杀的蝗虫共达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使当地未出现饥荒。

姚崇身为宰相，他为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着想，发起和领导了历史上这次非同寻常的捕蝗活动。在这件事情上，姚崇不仅表现出了坚定的决心，而且表现出了高人一筹的见识和智慧。灭蝗的结果，既减轻了灾情，又纠正了当时禳祭蝗虫的世俗迷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姚崇倡导民众灭蝗的事迹，对后世产生了良好影响，受到了一致的肯定和赞扬。例如，除了《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历史著作作了详细记述和肯定之外，明代进步历史学家李泌贽在《史纲评要》中也因此赞颂他是“救时宰相”。

六、严于律己，不谋私利

姚崇作为武则天、睿宗和玄宗的三朝宰相，不仅智慧过人，而且能顾全大局，以国事为重。他一生严于律己，不谋私利，清正为官，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姚崇因母亲年事已高，上表太后，请求解职回原籍侍养老母。武则天难违其意，即拜他为相王府长史，罢知政事。同一月，武则天又令姚崇兼知夏官姜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崇对此深感不安，立即上书：“我侍奉相王，不便于管理全国的兵马军队等事。而且这样对相王也没有好处。恳请陛下解臣之职。”武则天深受感动，便改任姚崇兼春官姜尚书（相当于礼部姜尚书），令其掌管国家典礼等事。

唐玄宗开元时期，姚崇虽身居宰相要职，但他并没有自己的宅第，全家人住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政事后往往不能回家，只得就近住在一个叫极寺的寺院里。因此，有时就不得不在寺院里处理政务。有一次，姚崇得了疟疾，只好叫家人到极寺来照料他。在寺里，他还带病协助源乾曜处理政务。据《资治通鉴》记载：“姚崇无居第，寓居极寺，以病（疟疾）谒告。上遣使问饮食起居状，日数十辈。源乾曜奏事，或称旨，上辄曰：‘此必姚崇之谋也。’或不称旨，辄曰：‘何不与姚崇议之！’乾曜常谢实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问崇。”源乾曜和姚崇接触比较多，对于姚崇严于律己、勤俭廉洁的作风十分敬佩。他奏请玄宗让姚崇搬进四方馆（属中书省）住，仍然可以让家人进入照料。玄宗当即批准。姚崇感到四方馆豪华，又藏有公文，不便病人住进去，坚决谢绝。玄宗感动地说：“朝廷设四方馆，就是要让大臣居住。我让爱卿居住于此，是为国家社稷着想啊！我恨不得让你住进宫中，住进四方馆又何足推辞呢？”在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中，姚崇这种身居要职而能严于律己、不谋私利的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早在开元二年（714），玄宗令魏徵知古任吏部姜尚书，往东都洛阳，负责考选取士。魏徵知古也是当时的一个名人，他原为姚崇所引荐，后来与姚崇并列相位。姚崇有两个儿子在东都任职，知道魏徵知古是自己父亲提拔过的，就想请魏徵知古为自己谋取私利。后来魏徵知古到长安，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报告给了玄宗。有一天，玄宗装作不经意地问姚崇：“你的儿子才能与品德怎么样？现在做什么官？”姚崇很坦率地介绍了两个儿子的情况，说他们为人贪欲，又不谨慎。他估计两个儿子在东都会走魏徵知古的门路。玄宗原以为姚崇要为儿子隐瞒，在听了姚崇的话后，很是高兴。玄宗又问姚崇，他是怎么知道的。姚崇答道：“魏徵知古本是小吏，我保护过他、提拔过他，并引荐为宰相。我的两个儿子一定以为魏徵知古会出于感激我的心理，为他们开后门，答应他们的请托，容忍他们为非作歹。”玄宗听了，更加佩服姚崇。同时，他又觉得魏徵知古太不给宰相姚崇面子了，遂鄙薄魏徵知古的为人，要罢他的官。姚崇请求玄宗说：“我的儿子在外面胡闹，犯了法，陛下赦免了他们的罪已是很万幸了；若是因为这件事而罢了魏徵知古的官，天下必定以为陛下是出于对我的私人感情而这样做，这会连累了陛下的声誉啊。”玄宗见姚崇说得情真意切，便没有处罚魏徵知古。

作为“救时宰相”，姚崇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冲破传统观念，坚韧不拔，政绩可观，是很值得称道的。有一次，姚崇问紫微（中书省）舍人齐瀚：“我作为一个宰相，可以比得上历史上什么人？”齐瀚没有回答。姚崇问：“能否比得上管仲和晏子？”齐瀚说：“管、晏之政，虽然不能施行到后世，但还可以保到他们自己死的时候；你的政令，随时都在更改，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问：“那么究竟可以和谁相比呢？”齐瀚对他说：“你可以算得上是个救时之相。”姚崇听后感到很高兴，遂投笔写道：“救时之相，难道就容易得到吗？”

姚崇一生言行一致，多有善举，不仅为当时人所赞许，而且也影响到了后代，后来，唐宪宗问宰相崔群：“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回答说，玄宗用姚崇、宋璟则理，用李泌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对姚崇和宋璟的为政还念念不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姚崇的业绩是卓著的，对促成“开元盛世”的历史功绩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姚崇历事四帝，政坛波诡云谲，不知多少大臣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他却能进退俗如。他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清廉的作风，不仅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而且使政敌对他无懈可击，善始善终，成为一代名相。

（王振富）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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