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书中康熙有颂扬刚刚继政就生怕有人夺他的话

文字冤狱

康熙皇帝刚刚继位，就生怕有人夺他的皇位，于是时刻防范各种反对朝廷、反对他本人的言论。他任命专人检查所有的书刊和考试题，还派特务四处偷听，发现有什么“不轨”的言论文字，马上加以惩处。实际上，在这种意识形态控制中，许多事都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有的则是被争权夺利者利用来打击对手，因此制造出许多冤假错案。这就是历史上讲的“文字狱”。

还在顺治年问，有个叫庄廷拢（1óng）的人刊印了一部书，叫《明书》，也就是写明朝历史的。这本书原来是明熹宗时的相国李国祯写的，书名叫《明史概》。李国祯很有学问，他写的大部分书稿都刊印出来了，唯独《明书》一稿还缺些材料没有补齐，所以也没有刊印。李国祯死后家道衰败。正好庄廷拢这时很想干件大事业，可是他自己害病瞎了双眼，能干什么呢？想来想去，记起《史记》中讲“左丘明失明，厥有《国语》”一句，心里一亮：左丘明瞎了眼还写《国语》，我难道就不能编一本好书吗？他于是和父亲庄允诚商量，父亲一听觉得很好，就建议他出钱买别人已写好的书稿，然后以他的名义来印。父子俩到处打听有没有人卖书稿，就碰到有卖明史稿的，于是很高兴地买了来。

庄廷拢买来书稿后，用重金聘来许多文人帮忙把它写完，这些文人大多是很著名的学者，比如茅元铭、吴炎、吴之铭、张隽、唐元楼、严云起、韦金祜、蒋麟征等等。经过讨论、修改、补编、校对，书稿终于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公开刊印，定名为《明史辑略》。读书人听说有明史书出版了，一时间都争着去买，书价马上涨了起来，庄廷拢果然既出了名，又发了财，高兴得不得了。他哪里想到，自己很快便由此书带来了大祸，而且还连累了许多为此书出力的人。

当时有个县官叫吴之荣，整天游手好闲，惹事生非，被关进监狱判了死刑，碰巧遇上康熙皇帝的大赦令被放了出来。他出狱后当不了官，却想发财，就重新干他的老本行——敲诈别人。吴之荣知道清廷思想文化抓得很紧，就到处打听，看有没有空子可钻。他见了《明史辑略》，心想，这下发财的机会到了，于是揣着书找到庄廷拢府上，大模大样地说：“你们好大的胆子，竟然刊印美化明王朝的书，真是罪该万死！我看你们是书香门第，不忍心见死不救，快拿些银子来，让我上下打通关系，保你们平安无事。”谁想到，庄廷拢家见官见多了，根本不把吴之荣这个大赦释放的人看在眼里，立刻叫家里的仆人把他赶了出去。

吴之荣见讹诈不成，就去找当官的、有钱的、有势的人家，不仅要他们帮助去敲诈庄廷拢的钱，而且要这些人也拿出钱来，否则他吴之荣连他们一起揭发。事情闹到湖州守道张武烈那里，他听了大怒，派人捉住吴之荣，痛打一顿赶出了湖州地界。张武烈万万没有想到，他这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

吴之荣被赶走后，索性跑到北京告状，说他发现了造反写逆书的重大案子，而且湖州地方官官相卫，实在是无视大清律法。结果，刑部衙门把状子呈送康熙皇帝，皇帝立刻派人把《明史辑略》找来审查，发现书中果然有颂扬明朝政绩的话，便下旨刑部严办。刑部接到圣旨，派人日夜兼程赶到湖州去处理。这时，庄廷拢突然病死了，钦差监督当地官府把他尸体挖出来，砍成几段，抛弃荒野，然后把庄家所有的男人、参加编书的所有名士文人、甚至刻印书的人、卖书的人，以及朱国祯的后代朱佑明全家、镇浙将军柯奎、松江提督梁化风、湖州守道张武烈等与此事有牵连的人共200多全都抓了起来，有的斩首，有的绞死，有的凌迟。他们这些人家的妇女被发配到边疆做苦工。

类似庄廷拢“明史案”这样的文字狱，仅康熙年间就有过好几起。雍正四年（1726年）的查嗣庭出试题“维民所止”一案最为强词夺理。当时，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查嗣庭被派到江西当正考官，他从《诗经》中找出一个题目，叫做“维民所止”，意思是当官的如何从老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可是，偏偏有人要拍雍正皇帝的马屁，参劾查嗣庭，说“维止”二字把“雍正”上边的一横都丢掉了，也就是想杀皇帝的头！雍正皇帝本来就觉得查嗣庭与隆科多接近，正想找机会收拾查嗣庭，就下旨把他关进了大牢。不久，查嗣庭在牢中病死，雍正皇帝又下令斩他的尸体，杀他的儿子，把他的家属发配边疆。

雍正皇帝在大兴文字狱中，又软硬兼施，让那些被迫害的人写悔过书，帮清廷说话，雍正皇帝便判他们无罪释放。但却把他们在狱中所说的许多听命和颂扬清朝的话，以及雍正皇帝自己关于国体、治国、破除华夷之别等问题的议论，收在一块儿，以《大义觉迷录》为名出版。

清朝廷严格控制思想文化，对文入学士采取高压和拉拢并用的手法，结果一方面大搞文化一统，另一方面则越来越少思想自由。康熙皇帝想繁荣文化，但又不许自由争鸣，想来想去，借口汉字需要整理统一，就叫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张玉书和经筵讲官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为总阅官，组织一大批文人学士编一部大字典。经过五年的紧张工作，字典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完成，定名为《康熙字典》，共收字457025个，加上重复的古文1995个，总共收字459020个，是我国那时最大最完备的一部字典。

乾隆年间，思想控制同样严密，不过形式有了变化。《四库全书》编成之后，人们既看到乾隆盛世的文化繁荣，更体验到清廷思想文化控制的严酷无情。不要说编篡《四库全书》时销毁那么多的书、删改那么多不合清廷口味的内容和文字，就连康熙皇帝为了装门面以示宽容而释放了的曾静、张熙，在乾隆年间还是被皇帝下旨杀掉了。因此，人们对如何谈《四库全书》，如何去研究反而犯了愁，怕万一理解和阐释有不同于朝廷政策之外，会引来杀身之祸。于是，干脆少谈书中的思想内容，多去考证字、诗、句的来历，辨别作者的真伪，年代的准确与否等等。后来学术界所谓的“乾嘉学派”，就是由这样去读、去理解、去研究《四库全书》而逐渐形成的。这既形成了做学问的严谨态度，更造成了思想上的疆化呆板，甚至闹出许多笑话。

当时有个人叫阮元，先后做过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学术名气也很大，可是，由于考据钻牛角尖，闹了两个大笑话。

阮元喜欢收集古董，其中有不少古代的钟鼎等青铜器和石器碑刻。阮元把上面的花纹和文字用墨拓印下来，编成一部书，叫《金石索》。阮元请著名经学家和史学家汪中帮他搜集资料，谁想汪中故意要考考他的学问。

一天，汪中拿了一块古色斑斓的碎石片给阮元看，并说：“您老是要我找古董，这片宝贝是我花一千两银子从古玩店买来的。”阮元听了，把那块石片拿到太阳下，看来看去，连声说：“值得！太值得了！这可是上古三代的石器残片啊！”同时又指着石片的花纹说：“你看，这是篆文的天字，这是篆文的地字。”说完，阮元叫家人拿一千两银子给汪中，还取些银子重谢汪中。

几天后，汪中又来见阮元，问他是否把那块残石片编入《金石索》了。阮元说，不仅编入了，而且恰好2017-02-16 刚付印完。汪中一听，觉得玩笑开大了，连忙说：“啊呀，那块碎石片是我在河滩上捡的，根本不是什么古董！”阮元一听急了，要汪中带他去看。到了河滩，汪中果然又捡到与上次一样的石片十多块。可是，《金石索》已经印出去了，这岂不是要名誉扫地吗？想来想去，阮元拿出一大堆银子，递给汪中说：“你的玩笑开得太离谱了。不过事已如此，我们不如将错就错。这三千两银子你收下，求你千万别把这件事让第三个人知道。”汪中真想不到开个玩笑竟得到四千两银子，当然答应不告诉别人。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长了，这件事还是被人们知道了。

另一个笑话，是阮元做浙江巡抚时闹的。有一天，阮元的学生进京赶考，肚子饿了，就买块烧饼来充饥。他吃了一口，忽然发现烧饼背面的纹路像古文字一样，就想捉弄一下自己的老师。他把烧饼咬得像一个古鼎腰部的形状，然后用墨拓了下来，寄给阮元。信中说他在通州的古董店发现一个古鼎，上面有古文字，但不知是哪个朝代的，而自己又没钱买那个古鼎，就只好把古鼎腰部的一些文字拓下来，请老师鉴定。

阮元看到拓片，信以为真，十分高兴地请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严小雅、张叔未等人共同鉴定。结果，有的说是商朝的古鼎，有的说是周朝的古鼎，有的竟引经据典，说它表示什么意思。后来，阮元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认为是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刊印的《宣和博古图》中所收的一个鼎。于是，阮元为这个拓片专门写了一篇长达六千字的跋，还写信要他那个学生告诉古董店老板，把那个古鼎留着，等他有时间就去买。

这些笑话，看起来不像文字狱那样残酷，其实反映了禁锢思想、做死学问的迂腐风气对文化学术的毒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