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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小字的惊现和解读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时间:2022-07-03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契丹小字的惊现和解读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契丹字是古契丹人用以记录民族语言的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此后契丹字仅通行于西辽地区,蒙古灭西辽后,逐渐成为无人认识的死文字。这些契丹字和器皿文物大都发掘于辽宁、内蒙古、河北一带。、十 此二字,出现于保山市隆阳区辛街乡龙洞村蒋氏契丹后裔祖坟地。[7]为何迷失已千年的契丹小字会在保山市契丹后裔的墓志上?

契丹小字的惊现和解读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契丹字是古契丹人用以记录民族语言的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

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契丹改国号为辽之前。耶律阿保机即组织耶律突吕布和耶律鲁不古以及一些汉族人士于神册五年(920年)创造文字,即谓“契丹大字”。后因文字书写复杂,阿保机又命其弟制定了笔画简单的文字,即“契丹小字”,又称“小简字”(见《辽文汇·补遗·郑恪墓志》)。契丹小字是以一个方体字代表一个音节,它不像大字那样合叠成多音节的方块字。

两种契丹文字创制后,契丹字和汉文同时流行于契丹人居住区。金灭辽后,两种文字和女真文字通用于我国北方200年,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十一月“诏罢契丹字”[6]止。此后契丹字仅通行于西辽地区,蒙古灭西辽后,逐渐成为无人认识的死文字。

契丹字的书写者,除宋人王易《燕王录》中描摹的符牌上有5个契丹字外,传于后世的契丹字资料绝大多数是20世纪出土发掘而得。更多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土发掘的。契丹小字只有墓志和一些印章、符牌、银币、铜币、铜镜边款铭文,鱼符、墨书题字等。这些契丹字和器皿文物大都发掘于辽宁、内蒙古、河北一带。契丹字的发现对我国文字学和语言学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www.guayunfan.com)值得惊叹的是迷失千年的古契丹文字,意外地在滇西契丹后裔的墓志铭中频频出现。1990年至1992年间,我们“云南契丹后裔考察组”几位研究人员,先后在保山、昌宁、施甸的契丹人古墓中发现21个“怪字”,经过详细查核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契丹语学者陈乃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契丹文字的专家刘凤翥实地考证,无论从音值、对应汉字、意义和契丹原字拟音等方面研究,都证实是契丹小字。

这些墓碑上的契丹小字,都是零星地个别出现的,必然有其含义:有的是说明墓主人的身份,有的是对墓主的尊称,有的是墓中人物辈分等。现概述于下。

穴、二字常联一起。“穴”共出现三次,“”出现二次。此二字是刻在元末施甸长官司第一、二任长官司长官阿苏鲁和阿龙的墓志上。据《道宗哀册》中的穴、,具有“正”“首”“第一”之义。在满语、蒙古语、达斡尔语的含义是第一长官。二字读音为mada,恰与阿苏鲁之长官司正长官吻合。

、出自施甸县仁和镇卖糖村“明故显妣孺人蒋门李氏”之墓,立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二字,刻在碑志正中顶上,碑之左右上角,还各刻“十”字。“”的词义为“高贵的太太(奶奶)”。此墓主是明代施甸长官司第八代长官蒋崇德的母亲,后世子孙们称他母亲为“高贵的太太”这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所以,、二字出现在她的墓碑顶上,不足为奇。

太 借用的汉字,出现在施甸由旺镇木瓜榔祖坟地“皇清待赠孝友醇谨祖考蒋老大人”之墓,在墓志铭正中头顶上,端正明显地刻着“太”字,这里太字音值为ung,释义是“爷爷”“祖父”“公公”等,它是用契丹小字“太”来代表。

图31﹣1 施甸长官阿龙墓碑上的契丹文

出现二次。一处刻于木瓜榔祖坟地“皇清待赠孝友颜显考蒋老府君”之墓,刻碑时间是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一处刻于施甸东山大庙村确儿得“阿龙之墓”,阿龙是施甸长官司第二代正长官,管理着十八位土司(土官),所以在穴、二字下面刻着字,表示他是王一级的首长。此外,还有、、丁、、、、、等八个字与、穴、共十一个字,都刻于“阿龙之墓”一块残碑上。残碑长约14厘米,上端宽约9厘米,呈三角状。诸字都分别刻于穴、二字的上下两端,安排有序,惜有些字迹模糊,很难辨识。

禾 此字发现于施甸田基村山坡,原是长官司行宫遗址,为该村一位农民在荒芜的遗址挖地时发掘出来的。此物呈古铜色、属合金制品,直径40毫米,厚度13毫米,它不像是契丹古铜币、符牌,可能是辽皇时的遗物,由蒙古军中的契丹将士随身携带,后戍守边疆,由后裔在修建田基村长官司官邸时,将它埋藏在木柱下基石凿穴里,同埋处还有一串古铜钱,不像汉字。

此二字出现在昌宁县卡斯镇蒋家山墓地蒋德昌墓,碑墓立于清嘉庆八年(1803年),“”字刻于碑志正文第18行第10个字位;字刻在第10行第25个字位上。从一世祖阿苏鲁至蒋德昌,共十三世,使用字暗示始祖之名,意为“好”“佳”等。

、十 此二字,出现于保山市隆阳区辛街乡龙洞村蒋氏契丹后裔祖坟地。“十”是借用汉字。先后出现于龙洞村蒋氏祖坟地和施甸卖糖村蒋氏祖坟地。“”出现过一次,它与“十”共刻于“皇明诰封百夫长二世祖讳保阿将军太君墓”。而“十”刻于“明皇诰封百夫长始祖讳都鲁阿(即阿都鲁)将军太君墓”,两墓都立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十”字日本学者爱岩松男作为契丹小字原字拟音为“y”“a”,但不知释义。“”字是“全体”“都”“各个”之义。它符合碑文中长幼二支子孙们严守族规的意图。

我们在保山市三县区契丹墓志的考察中,共发现21个契丹小字,其中包括8个墨书字,属辽代遗存实物的1个。出自明墓的占12个,最早在正统七年(1442年),最晚在天启元年(1621年);出自清墓的占8个,最早在康熙甲申年(1704年),最晚在道光癸卯年(1843年)。[7]

为何迷失已千年的契丹小字会在保山市契丹后裔的墓志上?零星出现契丹小字,只能说明金朝禁用契丹文,但是随蒙古军征战川滇的契丹将士,为使其子孙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辽皇耶律阿保机的后代,又怕明清朝廷镇压,遂令子孙一定要刻下几个契丹小字,表示永不忘怀契丹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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