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后裔的服饰与发式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契丹后裔的服饰与发式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契丹人的服饰和发式随着历史的变革而有所变更，远在辽朝时期的契丹族，因受汉文化影响，一般在正式场合穿戴两套服饰，即辽之国服和汉服，通常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汉服是五代、后晋的遗制；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即“胡服”（包括契丹服装）。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概括的胡服特点也包括了契丹服饰。《辽史·仪卫志二》把国服即契丹服饰，分为六类：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猎服和吊服。每一类按皇帝、臣僚服饰分别加以介绍，但未提及布衣服饰。发式是“髡头”，饰品有金、银、铜制的步摇、耳环、簪、钗、戒指、指套等；非金属制品以琥珀、水晶、玉石、玛瑙为主。自公元13世纪，契丹的将士、官员随蒙古军南征川、滇，后落籍云南。在元明时期，他们仍着“胡服”，留“髡发”，在明李思聪、钱古训所著《百夷传》亦有记载。清末到民国以来，除融合于山区穿着民族服饰外，居于坝区的契丹后裔所着服饰及发式均与汉族相同。

图24﹣1　古契丹人的髡发与服饰

1.服饰和发式的变更(www.guayunfan.com)自契丹将士和官员随蒙古军征战云南以后，元明时期仍然保留着本民族的服饰和发式。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明王朝派遣李思聪、钱古训出使缅甸及百夷地区，返回时在所著的《百夷传》中曾叙述金齿百夷（今德宏州）出现穿着“胡服”、留“髡发”的民族，他们的服饰不同于当地金齿各民族。其中有关“胡服”的记载，系指落籍于云南的蒙古人、契丹人而言，而更多的是指契丹人。钱古训《百夷传》载云：

男子衣服多效胡服，或衣宽袖长衫，不识裙袴。其首皆髡，胫皆黥。不髡者杀之，不黥者众叱笑，比之妇人。妇人髻绾于后，不谙脂粉，衣窄袖衫，皂统裙，白裹头，白行缠，跣足。

李思聪《百夷传》载云：

男子皆衣长衫，宽襦而无裙，官民皆髡首黥足。有不髡者，则酋长杀之；不黥足者，则众皆嗤之曰：“妇人也，非百夷种类也。”妇人则绾髻于脑后，以白布裹之，不施脂粉。身穿窄袖白布衫，皂布桶裙，白行缠、跣足，贵者以锦绣为桶裙，其制作甚陋。

两部《百夷传》对金齿百夷服饰、发式的记载，既与《蛮书》和《中堂记事》载元代前的服饰、发式不同，又与元李京《云南志略》所载金齿百夷男女的服饰、发式亦不同。钱本云：“（男子）衣宽袖长衫，不识裙袴”。衫“指短袖单衣”，“袴”为“裤”的异体字。“不识裙袴”，并不是说不穿裙，不穿裤。“裙袴”连用，只是说裙裤不分，也穿类似于裙的“笼基”。李本说：“男子皆衣长衫，宽襦而无裙”，是说男子都穿长衫，衣服宽大，而不穿裙。这与元初以前金齿百夷所穿“贯头衣”各异，也与古代汉族不分男女都穿裙不同，从有关文献和传留至今的墓葬壁画资料观之，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特征的古代蒙古、契丹人也不穿裙。［5］

笔者在施甸考察契丹后裔历史的过程中，发现木瓜榔契丹人武略祠（蒋氏宗祠）内有六扇精致的契丹人生活的浮雕窗棂，为明初所雕，内容是“二十四孝”，与锦西辽墓出土的画像石刻的二十四孝《孟宗哭竹》《王祥卧冰求鲤》等不仅画面酷似，而且重要的人物体形、表情、服饰、发式等均十分相类。可以看出，元明时落籍滇西南的契丹人与北方辽朝契丹的平民服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蒋氏武略祠窗棂所刻的人物群像浮雕中，真实反映了契丹人的服饰和生活。所有契丹男子皆身着圆领，套长袖长衫，长衫上部有对襟痕迹，头戴椭圆毡帽或是秃头，右边束发，有的人物戴一顶小竹斗笠，腰中扎一条腰带，长衫至膝部，下身着短裤；有的登套鞋，有的赤足，身躯健壮，面庞宽大，额骨突出，具有典型的阿尔泰语系人种特征；而锦西辽墓的画像，则表现契丹男女亦着圆领，衫长至足，足蹬长靴，头戴小圆毡帽，两者服饰基本相近。

自清末以来，契丹人服饰基本是两种类型：一种是早已迁居山区并与当地民族融合者，着当地民族服饰；一种是聚居坝区的契丹人，已改着汉族服饰。

居山区的契丹妇女，上身着土蓝布或白布衫，为高领、长袖、大面斜襟式。长袖上绣红绿花布横条，高领绣花，外系一条有十余银泡镶嵌的项带。项颈前别着一朵银花，十分耀眼。斜面襟上领和袖口镶贴红蓝白三色花边，外罩一短衫。衫襟镶钉15～20对银币纽扣，与通海县蒙古族妇女衣着相同。老年妇女喜着青布、黑布短衫，少女喜着花布或洁白布衫，领向下翻，各挂一条银链，分别吊着银针筒和银挖耳筒，作为装饰品；胸前系围腰，长达膝前，不着裙，而穿大长裤，扎裹腿，登布鞋或跣足。

清末时，云南契丹人男子服饰上着圆领大面襟，钉着银纽扣，裤脚肥大，短及膝盖。据《龙陵县志》记载：“男女皆束发为髻，男以青布包头，腰缠绵绳，妇人以花布围腰为裙。”

新中国成立前，男子逐渐改着汉服，而妇女民族服饰仍继续沿用。［6］契丹发式为髡发，另外，从辽代壁画墓中还可证实，契丹男子发式多样，但普遍是将头顶的头发剃光，两鬓或前额留下少量头发作为装饰，有的额两侧留有各不相连的一绺长发，将其他处头发剪去。留发如根部剪成圆桃形，两绺头发自然下垂或结成发辫。

契丹妇女不同于男子的头式发型，往往将头颅顶的束发结扎在一起。这种发式当是契丹发式的一大特点。

蒙元时期蒙古人和契丹人进入云南后仍保留原有发式，明初李思聪和钱古训先后在金齿百夷（今德宏州）发现身着“胡服”、留“髡发”的民族，并记其习俗。钱本《百夷传》云：“其首皆髡”“不髡者杀之”；李本《百夷传》说：“官民皆髡首”，“有不髡者，则酋长杀之”。说明“髡首”不是金齿百夷的传统发式，但酋长为了崇尚这种发式，对大多数金齿百夷等民族，竟不惜以处以极刑来强制推行。清末以后不复见这种发式。值得惊叹的是，当今在芒市三台山已发现在德昂族“花崩龙”支系的妇女中，却剃光头顶，或蓄着“髡发”，她们把头顶四周剃光，顶部留一撮束成一根细长辫子，然后盘缠于头顶，再用头帕包住。这种“髡头”，是否为契丹后裔承袭下来，还待考证。

民国以来，契丹妇女皆束发为髡，男子用青布或黑布包头。永德县契丹妇女头发挽髻，上缠包头，称为“帕克”。包头分两层，内层为粉蓝色；外层为用蓝靛染制的青布，长丈余。与喜用白布缠头的傣族妇女不同，头缠两幅丈余的青布，包头则折叠成三角状，外扎一道彩珠带，接合部位吊一个绒球，前额露出一绺刘海。

聚居坝区的契丹男女，服饰受汉文化影响较大，多着汉装。男子在庆典或办喜事时，着长衫马褂，戴黑缎瓜皮帽，帽顶系一红玻璃珠，内衣着白布对襟短衫，下着青布或白布宽裤，足穿白布袜、黑布袜。在日常生活或劳动时，着白布对襟短衫，下着白布长裤，着装十分潇洒。妇女喜着蓝布或青布大面襟，左衽，衫长至膝，下着宽裤，系围腰。部分地区还缠足。

2.妇女装饰品

契丹人的装饰品主要是妇女佩戴，辽皇时代便已盛行，其中有头饰、项饰、胸饰和手饰等。饰品多用金属和非金属，如琥珀、玛瑙、水晶、玉石等制成。在契丹贵族墓葬出土中有珍贵饰品，有水晶琥珀项链、金耳坠等，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公主双耳戴一对金丝串联的珍珠琥珀耳坠，领上佩有银丝串联的珍珠项链，两腕戴金钏两对，双手共戴金戒指11枚。

契丹民族因居北方，冬季气候严寒，妇女多施用佛妆护面。宋人张舜民《使辽录》云：“北妇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佛妆。”宋人庄绰《鸡肋篇》提到北方妇女时说：“冬月以栝蒌涂面，谓之佛妆，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妇女冬季使用的护面妆是为了防止天寒季节皮肤皲裂，而落籍于滇西南的契丹妇女，因地处亚热带，无此妆，只使用雪花膏或油脂搽面及手，防止皲裂。

云南契丹后裔的饰品，数山区妇女装饰品繁多而精美，除头饰有彩色玻璃珠带和红色绒球外，还有头链，其他多为项饰、胸饰和手饰。头链多缠于少女头部，是由黄、蓝、青、白、红、紫、灰七色玻璃珠串成，共有4条，合扎为一束。若是已婚妇女，则系一条彩色玻璃珠带，或用银币镶嵌的布带。

图24﹣2　辽朝时期契丹妇女服饰

图24﹣3　契丹后裔“本人”妇女服饰

其他饰品还有银项扣、项链、耳坠、针筒、三须、手镯、手链、戒指等。银项扣是妇女扣于高领的一条扣带，用黑布缝制，宽约10厘米，长尺许，布带衣部镶一条红色或淡绿色的丝绒滚边，边角镶10颗银泡，带的两端各钉一副银扣，扣铸一朵银梅花。佩银带时，要扣紧高领外的脖颈，银梅花要正对衣襟。银项链，用三角形白玻璃珠串联，汉语称“白水珠”，为系于姑娘项颈的饰品。银耳坠，契丹人称“格日”，由2～3台小银片和银梅花组成。一台为银圈，梅花镀紫绿蓝三色，梅花下吊一根短银链，下垂一个三角银片，又在银圈下吊1～2台小银梅花和银片。银针筒由银环、银链、银筒三部分组成，银环两边各串一条银链，长约30厘米，下垂银针筒，筒又分两个小筒，专放银针。银三须由银环、银链、银币、银挖耳组成。耳环下吊一条银链，长约15厘米，下端吊银币，银币凿三孔，各挂一条短项链，链下再挂挖耳器等3种银具。银手镯肥粗，中间突出，雕镂花纹精致，镯内平滑，可套入手腕。银手链是妇女特殊的手饰，银链长短不一，长约50～70厘米，手链一端有银扣，一端挂短线。戴手链时，缠于手腕数道，再用短线拴住银扣，不易脱落。银戒指，形状较多，一种称“卡芝”，用银环雕刻成梅花等各种花纹，套于手指；一种称“手箍”，无花纹，为一银圈；另一种银圈很粗，结构简单。［6］

坝区契丹妇女饰品较少，通常是发插银簪，戴银耳坠，手腕戴玉镯，围腰用银链拴挂，衣饰较为简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