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商州诗情感特质之差异性

论白居易商州诗的审美性^[1]——兼论白居易、元稹商州诗情感特质之差异性

付兴林　马玉霞

位于陕西省东南部、秦岭南麓的商州，自古就是连接西北与东南的一条交通要道。在唐代，它更是一条由政治经济中心长安通往东南楚越的必经之路。在这里，曾留下了无数文人士子的希冀、憧憬，也留下了他们的失意与惆怅。白居易这位唐代颇具影响力的伟大诗人、文学家，分别于元和十年( 815)秋被贬江州、元和十四年( 819)冬由忠州诏还入京和长庆二年( 822)七月除刺杭州，三次往复经过商州，并留下了与商州相关的诗歌18首。商山路无论对于白居易的人生还是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特殊意义。从此路开始，他由皇帝身边的文学侍臣踏上了贬谪、外放之路，其诗歌创作也由先前意激气烈、志在“兼济”的讽喻诗转向了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感伤诗、闲适诗。商州诗歌正是白居易这段人生变奏曲中的滑音，真切记录了诗人思想发展、情感变化的脉络，从一个横断面上展示了诗人“官隐”思想形成的心路历程。在此，笔者拟从山水文化篇、友情篇、仕途心路篇等多维视角中，对白居易商州诗的审美性加以考察，并将白居易与其好友元稹的商州诗略加比较，以见出两人商州诗情感特质的差异性。

一、山水文化编——我有商山君未见，清泉白石在胸中

元和十年( 815)秋，带着遭贬被黜的伤痛，白居易踏上了商山道。商州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厚重的文化内蕴给白居易以慰藉，化解着他的纠结与迷茫，使诗人于徜徉山水间及隐逸思想的启迪中，获得了心灵的宁静与自由。

贬谪江州初经商州时，白居易在《仙娥峰下作》一诗中，即为我们描绘了商山秀美怡人的风景:“我为东南行，始登商山道。商山无数峰，最爱仙娥好。参差树若插，匼匝云如抱。渴望寒玉泉，香闻紫芝草。青崖屏削碧，白石床铺缟。”商山群峰林立，仙娥峰上更是树木参差、云环雾绕;泉清如玉，令人思饮如渴，紫芝幽香，使人闻香欲醉;更奇特的是，崖壁陡立似碧玉削成之屏风，巨石平坦犹展素铺缟之床席——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人间仙境。“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白居易陶醉于商山超凡脱俗的奇秀、清幽之境，禁不住发出“归山何不早”的感叹。这既是商山可移情换性、贴慰心灵的魅力体现，也是白居易寄情山水的“出世”思想在诗中的闪现。即使在东归洛阳后，白居易还在《答崔十八》一诗中满含深情地追忆道:“我有商山君未见，清泉白石在胸中。”以“清泉”“白石”这些最具个性的景致，概括了商山山清、水秀、石奇的特点，展示了地处秦岭南麓的商州所特有的地理地貌、山水风光，表达了对商山美景的无限怀念、喜爱与向往之情。

商山四皓庙在今丹凤县商镇，是历代文人凭吊游赏的地方，白居易也留下了多首吟咏四皓的诗歌，并借此抒发了他对仕途、人生的态度。白居易曾在元和五年( 810)写给元稹的《答四皓庙》一诗中，详述了秦末汉初四皓隐居商山的故事，高度评价了四皓安定汉王朝的历史作用和“功成弃如遗”的高洁品格，以及“出隐两逶迤”的人生境界。白居易亲临商山四皓庙，是在元和十年( 815)贬谪江州途中。在七绝《题四皓庙》一诗中，他以自嘲的口吻写道:“卧逃秦乱起安刘，舒卷如云得自由。若有精灵应笑我，不成一事谪江州。”诗中难掩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伤感，同时，也流露出对“舒卷如云得自由”的人生境遇的向往。

白居易真正效法四皓是在其东归洛阳后，吟咏四皓的诗歌也在此达到了高潮，如《题岐王旧山池石壁》有句云:“黄绮更归何处去?洛阳城内有商山。”《晚归香山寺因咏所怀》中有句云:“巢悟入箕颍，皓知返商颜。岂唯乐肥遁，聊复祛忧患。吾亦从此去，终老伊嵩间。”有时，他以四皓自喻自拟，如《秋日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有句云:“商岭老人自追逐，蓬丘逸士相逢迎。”《自咏》有句云:“白衣居士紫芝仙，半醉行歌半坐禅。今日维摩兼饮酒，当时绮季不请钱。”在以上诗句中，流露出诗人对商山及商山四皓的怀想，并表达了他效仿商山四皓以求归隐的思想和知足保和的生活态度。由此可见，白居易后期“官隐”思想的形成和“官隐”生活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商山四皓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看似消极的隐退，在某种程度上又可视为是一种积极心态的展现，因为在中唐那样的政治氛围中，不添乱、不搅浑水、不助纣为虐，起码可视为是一种良知未泯、有助政治稳定的善意正行吧。

二、相知友情编——近来文卷里，半是忆君诗

白居易交友甚广，其中与元稹交往尤深，唱和极多，“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白居易与元稹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的依从、互敬关系，使得彼此的友谊更为深厚，而以诗相和又为他们的友谊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白居易商州诗歌中，也留下了他与友人特别是元稹的深情吟唱。

于元稹贬谪江陵期间，白居易曾创作许多首针对元稹的和答诗，如《和〈分水岭〉》《和〈思归乐〉》《和〈阳城驿〉》等，由衷赞美元稹忠贞、坚毅的品格并寄予期许之意。在《初与元九别后忽梦见之及寤而书适至兼寄桐花诗怅然感怀因以此寄》中，更是“千里神交，若合符契”，惦念之情，溢于肺腑。

元和十年( 815)，当白居易因谪贬踏上商山道，行走在元稹曾经走过的贬谪路上时，元稹昔年此地创作的诗歌，便成为白居易重要的搜索目标和逗起他发抒感慨的触媒。如《蓝桥驿见元九诗》写道:“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当看到元稹的题壁诗，诗人禁不住生出惊喜与感慨，如《武关南见元九题山石榴花见寄》写道:“往来同路不同时，前后相思两不知。行过关门三四里，榴花不见见君诗。”漫漫贬谪路，郁郁商山道，只有岩壁的题诗记录着他们的愁苦与彼此间穿越时空的思念。元和十五年( 820)，当白居易由忠州归京路过商州时，又禁不住写下了《商山路驿桐树昔与微之前后题名处》一诗。诗云:“与君前后多迁谪，五度经过此路隅。笑问中庭老桐树，这回归去免来无?”驿路边的桐树见证了两人多次的迁谪，睹物思人，触景生情，惺惺相惜、同病相怜之感油然而生，调侃幽默之中包孕着多少世事难料、前程难卜的酸楚。长庆二年( 822)由京出刺赴杭，诗人在《桐树馆重题》中写道:“阶前下马时，梁上题诗处。惨淡病使君，萧疏老松树。自嗟还自哂，又向杭州去。”梁上的题诗怎不勾起对昔日友情的回忆?但时局动荡，理想再次碰壁，元稹罢相，这一切都促使诗人不得不自请外放，于形神惨淡间、自嗟自哂中，蕴含着多少失意之悲、无奈之感、命运遭遇捉弄之慨。

白居易途径商州吟咏友人的诗还有很多，如《棣华驿见杨八题梦兄弟诗》《赴杭州重宿棣华驿见杨八旧诗感题一绝》《重过寿泉忆与杨九别时因题店壁》等，表现了白居易与杨虞卿、杨汉公之间心心相印、互念互惜的诚挚友谊。而当友人亡故后，商山路上又洒下了诗人多少点点滴滴的酸泪，激发出诗人几多追忆之情和沧桑之感，如《商山路有感》云:“忆昨征还日，三人归路同。此生都是梦，前事旋成空。杓直泉埋玉，虞平烛过风。唯残乐天在，头白向江东。”

患难之中见真情，只有经得起考验的友谊才是真正的友谊。商山成为白居易与友人友情的天然纪念碑，商州苦旅成为白居易与友人友谊的催化剂、发酵剂。

三、仕宦心路编——七年三往复，何得笑他人

白居易的商州诗记录了其贬官、外放的经历，谱绘出一幅坎坷酸辛的仕宦曲线图，显现了其由青年时期积极进取到遭贬时苦闷迷茫及最终选择“官隐”的心路历程。

元和十五年( 815)赴贬地途中，白居易在《初贬官过望秦岭》一诗中写道:“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望秦岭上回头立，无限秋风吹白须。”按大唐律令，“应流贬之人，皆负谴罪，如闻在路多作逗留，郡县阿容，许其停滞。自今以后，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日驰十驿以上赴任”。因此，白居易草草辞别亲友，只身匆匆离开长安，马不停蹄地赶往江州。但此去等待自己的又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呢?登临秦岭，在瑟瑟秋风中，诗人禁不住伫立回首，抒发了去国怀乡之情以及对前途的忧虑、迷茫。《发商州》一诗写道:“商州馆里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若比李三犹自胜，儿啼妇哭不闻声。”诗人在商州稍得喘息，三日后，在儿啼妇哭声中又继续前行。本来遭贬被黜，形势险峻，心情抑郁，但诗人却以命归黄泉的李三为比照体，以此安慰自己虽苦却能赖活着，尚有机会感闻儿啼妇哭之声的痛楚灵魂。显然，欣慰与释然的背后，潜藏着诗人无限的酸痛和无以言告的悲哀。

元和十五年( 820)，白居易自忠州归京途中，在《商山路有感》一诗中感叹道:“万里路长在，六年身始归。所经多旧馆，大半主人非。”诗人从元和十年( 815)江州之贬到元和十五年忠州归来，历时六年，经行之处早已物是人非，苍凉之感、生命短促之叹禁不住沛然盈怀。在《商山路驿桐树昔与微之前后题名处》一诗写道:“与君前后多迁谪，五度经过此路隅。笑问中庭老桐树，这回归去免来无?”诗中以纪实的手法交代了商山路上往来经行的次数，以调侃的口吻揭示了人生命运的浮沉难定。

长庆二年( 822)，白居易除杭州刺史，第三次途经商山。在经过了被贬江州、量移忠州、返京任职、复乞事不听等一系列事情后，诗人渐渐仕情索寞，只得转而追求“独善其身”、诗酒歌饮的生活了。在《自望秦赴五松驿马上偶睡睡觉成吟》中，诗人抒发了人生如梦的感慨;在《桐树馆重题》《宿阳城驿对月》中，则虽有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的失落，但更多了一份苦苦挣扎后的豁达。

白居易由早年倾力创作有补于世的讽喻诗，不惜廷折面争吐忠进谏，到贬官外放，数度历经商州，他的济世安民之心在荒山野水中一次次消磨，他的佐君致圣之志在一次次挫败中黯然收缩。从这里我们亦可理解，白居易为何在中晚年追求躬行“隐在留司官”“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的半官半隐的“中隐”生活了。可以说，白居易进退出处仕宦心态的变化，是中唐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叠加交织影响的结果，而这种变化演变的历程在商州诗中已初露端倪。

四、白居易、元稹商州诗情感特质略较

白居易志同道合的好友元稹一生也三次经过商州，分别是元和五年( 810)三月贬官江陵途中，元和九年( 814)三月由江陵返长安途中，以及元和十年( 815)三月由长安赴通州途中，并留下了十四首与商州相关的诗歌。白居易与元稹同经商山路，同历宦海沉浮，但二人商州诗歌所体现出的情感特质却不尽相同。

元稹遭贬路过商州时所写的诗歌，除了一首思念亡妻之作是首七绝外，大都为长篇巨制的古体诗，这一点，与白诗在体式上多为较短的律诗、绝句截然不同。在表现手法上，元稹之诗多托物寄志，白诗则多直抒胸臆。在情感特质上，元稹多体现出鲜明的政治色彩和郁勃的个性特征，而白居易则多体现为忧虑迷茫却不愤激、喜忧参半却淡定平易的特征。

元稹在贬江陵途中写的较多的是抒愤明志之作。如《思归乐》中，写自己虽遭贬谪却无常人之伤感、凄凄，而是宠辱不惊，贬谪之途亦可成留恋观景的快意之旅，并想象到郡之日将是舒适、顺意之生活，最后以“金埋无土色，玉坠无瓦声。剑折有寸利，镜破有片明。我可俘为囚，我可刃为兵。我心终不死，金石贯以诚”自表心迹。但愈是竭力展示平静，愈是显出内心的波澜，不屈即是抗争，诗歌以一种反向的方式表达着内心的愤激与不平。《春蝉》则通过“虫豸百种鸣”“蜩螗沸如羹”，隐喻当时宦官集团和朝中权贵、地方割据势力相互勾结打击忠直的朝臣，以“岂无朝阳凤，羞与微物争”来暗透自己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的正直与高洁，并期待一场“天上雨”——宪宗能以海河倾倒之势来荡涤这一暗浊局面，迎来一片清明。《青云驿》则与其说是表现了诗人的参悟、达观，毋宁说是对忠善被残、浊秽当道的黑恶社会的映射、鞭挞和对自己坚守节操的忠贞品格的肯定和揄扬。另有《桐花》诗，表达了诗人不甘闲置、期望被重用的意愿;《阳城驿》则更是借题发挥、假彼抒怀，借对忠直之士阳城的赞颂，来表达自己坚守正直节操的信念。

而元稹返京路过商州时创作的诗歌，往往呈现出衰景中见出生机、感慨中蕴含兴奋、畅意中透着急切的抒情特点，如《西归绝句十二首》之二、十二“五年江上损容颜，今日春风到武关。两纸京书临水读，小桃花树满商山”“寒花带雪满山腰，着柳冰珠满碧条。天色渐明回一望，玉尘随马度蓝桥”等诗句。

总之，元稹的商州诗歌无论是遭贬时的愤激、抗争，或是归京时的喜悦、感慨，都表现出了对政治理想的强烈追求和志意饱满、不甘屈服的个性特点，商州之旅激发了他的斗志和勇气;白居易则是遭贬时忧虑、茫然相伴随，归京时感慨、淡然相交融，赴杭途中释然、达观兼有之，商州之旅更表现出他对仕途人生的反思与调整。很显然，白诗是抒怀的工具，元诗是战斗的武器。

总之，商州诗歌是白居易在人生最动荡不定的十三年间留下的深情吟叹，也是白居易留给商州的珍贵礼物。商州，因着伟大诗人白居易的过往而更具魅力。

【注释】

[1]陕西省教育厅汉水文化省级重点研究基地科研项目:汉水中上游作家作品研究( 2010JZ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