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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堂教育的课程“十三大经”

时间:2022-03-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经堂教育课本虽无统一规定,各地区、各学派不尽相同,但一般说来,“十三部大经”约定俗成的在各地经堂成为必修课目,它们已在中国流传了500多年。该经被认为是学习阿拉伯语语法理论的杰作,深受回族穆斯林的重视。同时,在各地穆斯林群众中也有多种翻印本流传。该经典被伊斯兰世界公认为是伊斯兰教哲学的杰作,是认主学的最高理论。
经堂教育的课程“十三大经”_多元融通的回族文化

一、经堂教育的课程“十三大经”

经堂教育的全部课程,分为基础课与专业课两大类。基础课包括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三门,都是学习阿拉伯语的工具课,基本没有宗教内容。因此,在学习基础课期间,学员的宗教知识、操守、修养等,主要通过日常宗教生活的实践去获得和培养。专业课包括认主学、教法学、圣训学、哲学、波斯文法、波斯文学、《古兰经》及其经注。

经堂教育课本虽无统一规定,各地区、各学派不尽相同,但一般说来,“十三部大经”约定俗成的在各地经堂成为必修课目,它们已在中国流传了500多年。这十三部大经如下。

一是《连五本》,是回族穆斯林对《素尔夫》《穆尔则》《咱加尼》《米额台·阿米里》《米素巴哈》这5卷的统称,原名《艾萨苏·欧鲁姆》,意为“基础知识”,是学习阿拉伯语词法、句法的基础课本。以上5卷有杨仲明阿洪(1870~1952年)的简译中文本,称《中阿初婚》;虎嵩山阿洪(1880~1955年)的原文修订本《文学基础》。

二是《遭五·米素巴哈》,是阿拉伯文基础课教学中承上启下的一本入门书,是对《连五本》卷5《米素巴哈》的诠释。《遭五·米素巴哈》意为“挑亮明灯”,作者是波斯著名学者艾布·法塔赫·纳司尔丁·穆斯图勒孜(1143~1213年)。全书通过对《米素巴哈》的进一步注解,说明构成句子的条件和句子的主格、宾格、属格及状语句、形容句的变化规律,是对《连五本》的简洁概括和总结,在语法、修辞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故有“学了‘遭五’不用教,不学‘遭五’乱糟糟”的说法在经堂师生和穆斯林大众中流传。

三是《满俩》,又称《舍拉哈·卡非耶》,是伊斯兰世界公认的阿拉伯语语法理论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是伊斯兰教著名哲学家、苏非哲人、波斯诗人、语言大师阿卜杜·拉赫曼·加米(1397~1477年),是对所著语法著作《卡非》的诠释。该经被认为是学习阿拉伯语语法理论的杰作,深受回族穆斯林的重视。

四是《白亚尼》,又名《台洛黑素·米夫特哈》,作者是中亚呼罗珊著名学者赛尔德丁·台夫塔札尼(1321~1389年)。“白亚尼”为阿拉伯语音译,意为“阐明”“解释”。《白亚尼》是阿拉伯语历史上迄今为止屈指可数的修辞学名著之一,是我国穆斯林学习和研究阿拉伯文仅有的几种教材之一,长期以来经堂教育师生视其为重点课程教材。它不仅是研究阿拉伯语修辞学的基础教材和名著,也是研究《古兰经》、“圣训”不可或缺的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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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宁夏同心清真大寺

五是《阿戛依杜·伊斯俩目》,又名《阿戛依杜·奈赛斐》,作者是欧麦尔·奈赛戛(1068~1142年),“阿戛依杜”系阿拉伯语音译,意为“信仰”,通译为“认主学”。《阿戛依杜·伊斯俩目》是伊斯兰世界公认的一部认主学杰作。清康熙年间,刘智著作《天方典礼·采辑书目》中称《阿戛依杜·伊斯俩目》为“教典释难”。后曾由云南马复初刊印,分上下两册,称为《教典释难经解》。光绪十九年(1893年)马致本刊印了《赛氏注释》的节选本,称为《天方释难要言》。天津杨仲明阿洪(1870~1952年)的汉译本《教心经注》,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由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君(骏)图捐资刊印于上海,民国三十年(1941年)由河北马越千先生捐资重印于桂林。当代回族伊斯兰著名学者马坚(1906~1978年)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在云南养正学校任教时,边教书边翻译,历时半年,取名《教义学大纲》,翌年刊印于昆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马坚教授根据昆明版本进行校勘和增订后,改名为《教典诠释》,由上海交通书局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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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杜哇”(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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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山区回族女学生

六是《舍来哈·伟戛业》,是伊斯兰教哈乃斐学派的教法著作。作者是麦哈木德(?~1346年),注释者是麦哈穆德的孙子率德仑·设里尔。《舍来哈·伟戛业》完成于伊斯兰历637年(1259年),主要取材于《希达耶问答》(刘智《天方典礼·采辑书目》中列有《希达耶》,汉语意译为《礼法正宗》),麦哈木德编著的这部教法经典在当时以其编排体例新颖,内容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伊斯兰教教法的全部内容而著称于世。这部经典流传到各地,深受阿拉伯世界和非阿拉伯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及中亚地区在内的广大穆斯林的欢迎。《舍来哈·伟戛业》在我国有王静斋阿洪(1879~1948年)的节译本,称《选译详解伟戛业》(1931年6月和1935年天津伊光报社出版;1988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七是《虎托布》,原著为阿拉伯文,后被译为波斯文流传,是对40段阿拉伯文“圣训”的波斯文注解,“圣训”编选者是圣训学家伊本·沃德安(?~594年,伊斯兰教历),波斯文译著者不详。清康熙年间刘智《天方典礼·采辑书目》中列有《胡托卜》,汉译名《圣训谕》,流传至今的汉译本有1923年天津兴明书社印行的李虞宸阿洪(?~1936年)的《圣谕详解》。

八是《艾尔白欧》,波斯文本,作者是哈萨谟丁,是对40段“圣训”的注解。《虎托布》偏重于道学,本书偏重于理学。

九是《米尔萨德》,波斯文本,是专讲修身养性、近主之道的哲学著作。作者是伊朗德黑兰人阿卜杜拉·艾布·伯克尔,成书于13世纪中叶。此经分5门40篇,其中第1门有3篇,讲此经的纲目与题旨;第2门有5篇,讲人身性命的造化根源;第3门共20篇,讲今世调养性命的正事;第4门有4篇,讲善恶之人的不同归宿;第5门有8篇,讲士农工商各种人的职业与修持。

清初伍遵契(约1598~1698年)将《米尔萨德》按中国伊斯兰经堂语及中国学者所熟知的概念直译为白话,并加扼要注释。伍遵契译本取名《归真要道释义》,大约完成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现有康熙十七年(1678年)撰写的多篇序文,但未能刊印推广。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蒋春华增注刊刻,分四册,约15万余字。1934年由太原中国伊斯兰布道会重印。同时,在各地穆斯林群众中也有多种翻印本流传。

十一是《海瓦依·米诺哈吉》,即《波斯文法》。书名系阿拉伯文音译,意为“道路的方向”。是我国清真寺及经堂教育中使用最早的一部波斯语基础语法教科书,由山东济宁回族穆斯林学者、著名经师常志美(约1610~1670年)用波斯文著成。

《海瓦依·米诺哈吉》是常志美在边教学边研究过程中为学生编写的一部波斯语法集成,以便帮助经堂学生尽快掌握波斯语。该书最初盛行于山东一带,后传播到各地,成为经堂教学的入门教材。1978年夏,伊朗学者谢里亚特为编写《波斯语大词典》来北京收集资料,他在北京市东四清真寺发现了《海瓦依·米诺哈吉》手抄本,并发现该书动词分类法属世界首创。经谢里亚特大量考证,证实该书是世界上独立创作的最古老的波斯语语法著作。该书经他整理,已于1981年在伊朗伊斯法罕出版,使其重现光芒,进一步证明了这部著作珍贵的学术地位和价值。

十二是《古洛斯坦》,是伊斯兰教哲理诗著作,经堂教育中波斯文学读本,是世界文学名著之一。《古洛斯坦》乃波斯文音译,意为“花园”“园圃”。

《古洛斯坦》的作者萨迪(1200~1290年)是13世纪波斯诗人,伊朗民族传统思想与语言文化屈指可数的奠基人之一,又是长于辞令的传道者和伟大思想家、善于雄辩的演说家,被誉为“诗圣”。他一生创作的诗歌内容宏富、形式多样,诗集不下20种,尤以《古洛斯坦》饮誉中古时期的世界文坛。

《古洛斯坦》成书于1258年,全书由8门(章)277个小故事及一篇序言构成。书中包含了作者近30多年在苦行与周游列国中各地奇闻和圣人训谕、故事诗歌、帝王言行等,其中熔铸着作者自己的不少生活体验,书中充满了对现实世界中美与丑、光明与黑暗、幸福与灾难的强烈对比,还有苏非主义者为近主爱主而备尝甘苦的描述。《古洛斯坦》传入中国已有600年历史,流传广、影响大,作为我国经堂教学中学生必修的波斯文课本,深受穆斯林大众的推崇和喜爱。汉译本有两种:王静斋大阿洪的译本取名《真境花园》(1947年4月,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印行单行本);水建馥从英文版转译,取名《蔷薇园》(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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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庄重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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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香

十三是《古兰经》。《古兰经》是伊斯兰教唯一的根本经典。它是先知穆罕默德在23年的传教过程中陆续宣布的“安拉启示”的汇集。“古兰”一词系阿拉伯语Qur’an的音译,意为“宣读”“诵读”或“读物”。中国旧译为《古尔阿尼》《可兰经》《古兰真经》《宝命真经》等。伊斯兰教认为《古兰经》是安拉“神圣的语言”,是一部“永久法典”。它是伊斯兰教信仰和教义的最高准则,是伊斯兰教法的渊源和立法的首要依据,是穆斯林社会生活、宗教生活和道德行为的准绳,也是伊斯兰教各学科和各派别学说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古兰经》是阿拉伯有史以来第一部用阿拉伯文书写的典籍,其文体是一种非常绝妙的韵体文,具有独特优美的风格。

《古兰经》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长期以来,其内容流传同样靠学习原文和教职人员的口头讲解,而且仅限于穆斯林当中。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对所引证的《古兰经》段落进行过汉译,但还未发现有人进行过通译。19世纪中末叶出现了马致本翻译的《孩提解释》(即《古兰经》节选本)和马复初的《宝命真经直解》五卷。最早的《古兰经》通译本是由非穆斯林翻译的,1927年在北京出版的李铁铮根据日文转译的《可兰经》,和1931年在上海出版的姬觉弥等人根据英文转译的《汉译古兰经》即属于此类。

中国非穆斯林翻译《古兰经》促使穆斯林认识到有必要自己将经典译成汉文,以供教内外人士了解和研究。20世纪20年代,在京、津、沪等地,开始出现了由穆斯林学者集体或个人进行的译经活动。截至1949年,先后有以下几种汉文通译本。王静斋于1941年开始先后用文言文、白话文进行了3次尝试,于1932年、1943年和1946年印出甲、乙、丙3个译本,而以1946年出版于上海的《古兰经译解(丙)》洋洋百余万言,较为完善。该版本用白话体,除列举参考的著名经注著作、编译章节、综合注释“略解”和列有1943条注解外,还对经文涉及的一些问题旁征博引,阐发自己的见解,称之为“附说”。此外还有1943年出版于北平的刘锦标译本《可兰经汉译附传》;杨敬修译《古兰经大义》,1947年由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印行,为文言文。

从上述这些教材可以看出,“十三部大经”在中国回族经堂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主导地位。同时在经堂教育的大学阶段,注重阿拉伯语、波斯语并授,使大学经堂学生对伊斯兰教经典有较为全面、深入的理解和较为广阔的知识视野。几百年来,回族穆斯林在不同地区、教派的经堂学习中,对上述十三部经典有所侧重,有所增损,从而形成不同教学风格的经堂教育派别,但从全国来讲都是大同小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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