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学的框架

二、《穆斯林在中国》：一个社会学的框架

如上所述，以斯拉列有关中国穆斯林的研究，以其1980年出版的《穆斯林在中国》一书最为重要。因此，本文对以斯拉列有关中国穆斯林研究的介绍与讨论，将主要以对这本文献的讨论为基础。

以斯拉列此项研究，试图在文化层面上来讨论中国内地穆斯林与汉人之间的关系。以斯拉列自己是这样界定他的研究的：“本书所涉及的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人与作为少数民族的穆斯林之间文化层面的关系，作者将回汉之间的关系与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相比照，指出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差别，源自教义的差别，而穆斯林与汉人的差别则是社会性的。这种差别，理想地认为穆斯林应当是一个穆斯林（伊斯兰）国家的一部分———交织在一起，因此，中国穆斯林同时兼具两种倾向：成为国际伊斯兰的一部分，以及过一种不同于其汉人邻居的生活。本书分析了两个阶段的文化冲突：19世纪之前，主体与少数的关系；19世纪与20世纪时期分裂性的起义事件及其原因”（Israeli，1994：40）。

以斯拉列在文化层面上对回汉关系的讨论，主要基于其所谓“主体—少数关系”（Majority-Minority Relations）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主体”与“少数”之间的关系呈一种动态过程。“主体”处于一种优势的地位，通常对“少数”有偏见和歧视，而“少数”处于劣势地位，通常会遭受来自“主体”的各种偏见和歧视。借用辛普森（Simpson）和英格尔（Yinger）的理论，在这样一种对峙状态中，主体对少数可能采取的政策包括：同化（assimilation）、多元社会（Pluralist society）、对少数民族的法律保护（Legal protection）、人口迁移（Population transfers）、持续性镇压（continued subjugation）以及灭绝政策（Extermination）。根据沃思（Louis Wirth）的分类，“少数”可能对“主体”作出的回应包括：多元并置（Pluralistic）、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cessionist）以及应战（Militant）。“主体”的六种政策以及“客体”的四种反应策略可能同时并存或依次出现。

上述为社会学中“主体—少数”关系的社会学分析框架的简单概括。以斯拉列在这一框架之上，又增加了所谓“主文化—客文化（host-guest culture）”的分析层面，即“主体—少数”的族群关系与“主文化—客文化”的文化关系相对应。同时，这二者又与现实中的“主要民族—少数民族”关系相对应。具体到以斯拉列的研究，汉人作为“主体”，对应的是作为“主文化”的汉文化，穆斯林作为“少数”，对应的是作为“客文化”的伊斯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