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古代士与妓的关系

第二节古代士与妓的关系

自古以来，美人与两种人最相配：一是英雄，二是名士。英雄难觅，如项羽那样“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更是千载罕见。名士却多如过江之鲫，例如在有些年头，会饮酒、会清谈、会读《离骚》，就可跻身名士之列。因此，历史上英雄与美人的故事屈指可数，名士与美人的艳事却层出不穷——石崇和绿珠、白居易和樊素小蛮、元稹和薛涛、苏东坡和王朝云、秦少游和长沙妓、周邦彦和李师师、冒襄和董小宛、钱谦益和柳如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社会现象：为什么与这些一流名士相配的居然是青楼名妓？不仅如此，千百年来，名士名妓的风流韵事流布于诗词、戏剧、小说及其他艺术作品中，蔚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洋洋大观。形成这种文化现象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名士迷恋名妓的社会和审美原因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文人虽然高度评价夫妇之间的“琴瑟之好”，甚至把它说成是“王道之始”，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忠诚于婚姻关系规定的合法妻子。中国古代社会允许士大夫文人纳妾嫖娼，是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凡是男子居绝对支配地位的社会，多妻制永远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而明媒正娶的妻子，不过是显贵者的管家婆罢了。恩格斯在论述希腊英雄时代的妇女与男子的婚姻关系时说：“对于正式的妻子，则要她容忍这一切，要她自己严格保持贞操和夫妻的忠诚。虽然英雄时代的希腊妇女比文明时代的妇女更受尊重，但是归根结蒂，她对于男子来说仍不过是他的婚生的嗣子的母亲、他的主要的管家婆和女奴隶的总管而已，他可以随意纳这些女奴隶为妾，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4]中国古代的情况也是如此。显贵者和士大夫文人畜妓纳妾，犹不满足，再涉足烟花柳巷，四处寻欢逐乐。

除了“寻爱的享乐”之外，古代名士爱名妓还有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原因。这就是名妓是女性审美的最易见易得的标本。毫无疑问，娼妓制度产生肮脏与罪恶，但同时又产生色艺超群的名妓。她们的姿色、才智和技艺，超出封建时代一般妇女的水平。诚然，女性形体美是无可企及的美，但具有美学意义的女性美应该是肉体与精神的统一。评判一个娼妓够不够名妓的资格，名士历来所持的标准大概就是“色艺俱佳”四字。“倡为女乐”、“妓为美女”，娼妓两字的原始意义表明，在遥远的古代，有权有钱有闲阶级就对这些低贱的女子规定了色艺俱佳的标准。

在这一基本审美取向的指导下，中国古代文学曾创造出许多尽善尽美的歌妓形象。她们无不具有两大审美特征，即形体之美与才艺之美。早在屈原的奇文《招魂》中，就已生动描写过楚宫女乐的精彩迷人，那些女子螓首蛾眉，歌喉宛转，可以吸引远离故土的人们回到她们的身边。而女性的形体之美，会引发快乐，会增添情趣，甚至会激起艺术的创造力量，这也成为古代文人迷恋名妓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致自中唐以后，中国士大夫文人的进取精神从总体说来渐渐衰退，许多人沉迷歌舞声色，追求心境的安逸宁静。于是，在风流名士的日常生活和审美活动中，青楼名妓成了不可或缺的点缀。无论是灯前夜读、研墨赋诗，还是寻幽探胜、清夜玩月，有美人衬托其间，则笺上诗、山间花、水中月，凡世间一切可喜可悦之物，即变得更美更迷人。风流名士从名妓那儿得到的不仅仅是爱的享受，而且还有一片愉悦的心境，一份艺术的美感。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名士认为晤对名妓可以娱情，可以永年；为什么红粉佳人可作知己，甚至称青楼为“韵地”了。上述这种性心理及审美情趣上的需求，正是青楼文学产生与发展的原动力。

二、名妓钟情名士的心理与文化因素

从唐宋到明清的古典青楼名妓，几乎无不钟情于风流名士。这种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两点：

一是男女性爱的基本法则。俗谚云：“鸨母爱钞，娘儿爱俏。”前一句指出了娼门的“经营原则”，后一句就涉及性爱的法则。娼妓虽然不得不送往迎来，内心深处却从未泯灭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一旦遇上风流俊雅的文人学士，就很自然地产生托付终身的念头，甚至为了与爱人长相厮守，不惜香消玉殒。从六朝到明清，名妓钟情名士成了古典青楼的一种文化传统。无论是唐代的新进士还是明清的雅士，是文坛巨子还是落魄文人，都常是柳巷花陌中大受欢迎的人物。反映在古典文学中，风流才子风月场中独占花魁的故事层出不穷。

二是娼妓出于抬高身价的目的。这种世俗功利的需要，对于认识和解释名妓独钟情于名士的现象，更值得注意和探讨。一方面，不应该讳言上面所说的性爱法则，因为娼妓也是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她们渴望两情相悦的真正爱情，甚至比一般女子来得更强烈。另一方面，更应该指出娼妓是病态社会的毒瘤，娼门实在是最势利的地方。如前所说，作为一个名妓，除姿容出众之外，还要擅长音乐、诗歌等各种技艺。古典青楼一般都很注重文学艺术的修养，而名士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娼门最主要的客人。既然如此，娼妓当然得礼敬名士了。如果把诗艺歌舞、琴棋书画比作锋利的剪刀，把娼妓的天赋比作花树，那么拿剪刀修剪花树上的枝枝桠桠，花树便会更妩媚动人。而得到这把剪刀最便捷的办法，就是亲近名士。所以一个娼妓要成为名妓，非得与文人学士交往不可。耳濡目染，自然能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正如名士有名妓相伴愈显其雅一样，名妓爱名士便愈有名、身价愈高。历史上的大名士，如白居易、柳永、苏东坡、钱谦益、袁枚这些“风流教主”，哪一个不被娼妓奉若神明？他们若肯光顾，娼家就似“福星”照临，满壁生辉。如果不见大名士之面，娼妓就会忐忑不安，自认晦气，名士成了衡量名姬身价的砝码，是倚门贱娼修炼成青楼名妓的“灵丹”。所以名妓的“名”，多半是由名士捧出来的，离开了名士的品题和鼓吹，也就没有名妓。从唐至清，名士对娼家的品评或题咏始终被视为“韵事”。文人士子的一支笔确实了不得，真可谓尊之则为名花，卑之则为劣妓。一些原先不出名的娼妓，有幸经名士品题，顿时声誉鹊起。因为娼妓的本质不过是寄生的一群高级玩物。娼妓倘不对名士情有独钟，她们就会永远落在低贱肮脏的沟壑。

三、名士名妓两相得的奇情妙趣

名士名妓两相得，是古典青楼文化最主要的特征。或者说，名士名妓是古典青楼文化的创造者与体现者。名士名妓的互相吸引和爱悦，是文化与女性美的邂逅和结合，从而孕育了爱情与璀璨的文学艺术之花。

中国古代的娼妓制度，给士大夫文人提供了欣赏和享受女性美的极大便利，随之，表现女性美也成为文学艺术家审美活动的一个“热点”。士大夫文人携妓遨游，青山绿水之间，点缀着窈窕佳人，真是一幅情趣盎然的绝妙图画。饮酒赋诗，有红巾翠袖侍立一旁，说不定真会文思泉涌。当然，不必指望文人“微闻香泽”之际会写出“出神入鬼，惊天动地”的鸿文。佳人在侧，文人写出来的多半是香艳侬软的绮语。

名士才子与青楼名妓的诗赋酬唱，是古典青楼文学繁盛的重要原因。士大夫文人与美人之间的文字往来，多了异性的美妙气息，还可以产生缠绵的爱情，这与文人之间的酬唱相比有迥然不同的趣味。在中国古代，名门闺秀擅诗赋者不乏其人，但碍于礼制，文人很难与她们诗笺传情。央红娘传书，曲折且难于尽情。踰墙幽会，披“色贼”之恶名，稍一不慎，还会折肱断股。而与青楼才妓诗赋酬唱，却不犯法，不违礼，还可借诗文以通殷勤之意。另一方面，青楼丽人并非笼中之鸟式的大家闺秀，她们的职责便是侍奉士大夫。在古代的女性中，只有她们几乎独占了与名士文人交往酬唱的便利。所以，名士名妓的会合，投赠酬唱，犹如风水相激，伴随性的愉悦而来的，必然是艳诗艳词的腾涌。

中国文学史上究竟出现过多少咏唱歌妓的作品？这绝对是个惊人的大数目。以南齐钱塘名娼苏小小为例即可看出，有关她的诗词、小说之多，可以编成多卷的专集。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刘禹锡、张祜、李贺、温庭筠，都有吟唱苏小小的非常出色的诗篇。到宋明时，苏小小的真面目已经非常模糊了，名声却越来越大。在笔记和小说中，作家根据久远的传闻再加上艺术想象，于是苏小小的形象被仙化或鬼化，在文学的创造活动中，苏小小具有无限丰富的美感特征：她有时哀伤，有时热烈，有时妩媚，有时冷艳，有时化作一缕香魂，有时成了莫测的神女……她出入三世，来往三界，完全超越了时空，像一首永远唱不完的美丽长诗，具有无限丰富的美感特征。无数有关苏小小的文学作品有力表明：美人是作家灵感的源泉之一，青楼名妓是文人最喜欢表现的题材之一。

换句话说，美人给了文人灵感，文人给了美人永恒。于是，历史上一流名妓的美色与才情，为一代又一代的文人描写和歌唱着。美人色、美人情、美人字、美人画、美人冢……无论是真实还是虚构，清晰还是朦胧，似是而非还是无中生有。总之，有关美人的一切，都会引起文人的激奋或伤怀。遍观中国古代文学中灿烂夺目的女性形象，青楼歌妓不在少数。时至今日，仍有好事者不断将她们搬上舞台和银幕，让众人倾之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