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隐逸文化对文学的影响

第三节隐逸文化对文学的影响

隐逸作为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对古代文人的人格追求和文学艺术活动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隐逸生活有利于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文士们在较多摆脱世务干扰，过着较为悠闲生活的过程中，有更充足的时间去观察大自然与人世，更深刻地领略其中的滋味，从而触动心思与灵感，引起他们以创作表现自己隐逸生活与情感的欲望。而研究隐逸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能够更好地认识隐逸文化的精神内核，更清晰地了解文学发展的底蕴，更透彻地把握隐逸对文学创作主题与题材的影响。^[9]

一、以诗文展现隐逸生活和情态

由于隐居者多避开喧闹的朝市，隐于秀丽幽僻的园林山墅，或深藏于名山大川、岩壑山林之中，所以，隐逸诗文多以隐者的闲适生活和隐逸情趣为题材，有关诗文创作与文士清闲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仅从诗歌的题目就可略知一、二。例如雍陶的《庐岳闲居十韵》，王维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辋川闲居三首》，顾况的《闲居自述》，白居易的《闲卧有所思二首》，姚合的《闲居遣怀十首》，陆龟蒙的《夏日闲居作四声诗寄袭美》、《闲居杂题五首》，贯休的《桐江闲居作十二首》，方干的《镜湖西岛闲居》，张祜的《闲居作五首》，司空图的《闲步》、《闲夜二首》，韩偓的《江岸闲步》、《闲居》、《闲兴》等，上述诗人大多有过隐逸生活，故其诗中多以闲居、闲步、闲兴为题，诗即多作于隐逸的清闲之中。仅从诗题中表现的这一点，我们不难领悟到文士隐逸生活的清闲，这一闲暇对其创作确实可起到促进作用。

从唐代的诗文中，我们也可以印证这一事实。在《全唐诗》、《全唐文》中，有一大部分诗文乃作于各位作家的隐逸生活中（包含非隐居的闲逸生活）。如现存的《王无功文集》，其中大部分诗文均为隐居时的作品；《全唐诗·司空图集》中诗，亦大多乃其隐逸时所作，并展现出其隐逸生活与情思；《全唐诗·陆龟蒙集》诗作众多，也基本上是他隐居松江甫里，以及隐逸时与皮日休的唱和闲咏之作；皮日休的《鹿门隐书六十篇》，乃著于他隐居鹿门时；卢鸿的《嵩山十志十首》，亦乃其隐于嵩山闲中所咏；王维的《辋川集》，则咏于他亦官亦隐，闲居辋川、与裴迪浮舟往来，题咏唱和时；张志和的渔歌之撰，亦成于他隐于湖上，自称“烟波钓徒”时。这类在隐逸生活之中著书歌咏的记载颇为多见，足以说明文士的隐居生活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由于多数隐逸者乃置身于仕途之外，少有官场世俗的尘累，过着较为超脱闲逸的生活。因而超脱闲逸的生活，便成为他们歌咏的基本素材，他们的创作自然也就多围绕日常闲逸的生活而展开，虽然这样的创作内容和主题显得有些狭隘、单调，但是由于多数隐逸者热爱并陶醉于隐逸生活，以自由放逸的生活态度隐然傲视着世俗奔波、汲汲于名利的忙碌生活，进而体味到忙碌尘世中难以体味到的情趣与适意。因而他们常常别有会心地将这一抹过心灵的情趣与闲适意趣及时地捕捉下来，形之于笔墨中，因而，他们笔下反映其隐逸生活情事的诗文颇具特色。唐末处士杨夔，曾长年过着草堂修竹的隐逸生活，他的《小池记》一文，让我们领略到他与常人不同的独特情趣：“宏农子始卜居于前溪，得地数亩，构草堂竹斋，植修篁竹斋之前。有地周三十步，命僮执锸穴为池焉。逗前溪馀派以涨之流。或时涸，则汲井以满。环池树菊及诸菜果，可以左右俎机者。暇则散襟曳筇，修吟自怡。或从风微澜，或因雨暗溢，则江湖之思满目矣。宏农子性洁不喜淆杂，故一卉一木，爽静在眼前……”（董诰《全唐文》卷867）尽管一方小池在常人眼中极为平常，甚至认为“小而无用”，但却为作者所独喜。他能在小池的清爽宁静中“散襟曳筇，修吟自怡”，感受到满目的“江湖之思”。他喜静中之趣，而不乐人为的喧嚣挠攘。以此小池之洁静“以镜其心”，使“吾性终始对此而不渝”。可以看到杨夔对这方小池的喜爱，是基于他对隐逸怡静生活的追求。他从小池中所获得的情趣，自然也基于他的隐逸生活，这一隐逸生活实际上又熏陶了他不同于一般世俗之人的情趣。

这种描写歌咏隐逸生活及其思想情趣的文学作品，在其他隐逸者中也时时可见。比如盛唐的吴绮，其现存的赋作如《思还淳赋》、《岩栖赋》、《洗心赋》、《元猿赋》、《逸人赋》等即是描述歌咏隐逸生活、追求遗世超俗之境的作品。具有这种情志的士人，在唐代为数不少。唐末的陆龟蒙就有不少此类诗作，如其《闲居杂题五首》。其中《野态真》云：“君如有意耽田里，予亦无机向艺能。心迹所便唯是直，人间闻道最先憎。”《松间斟》云：“子山园静怜幽木，公干词清咏荜门。月上风微萧洒甚，斗醪何惜置盈尊。”而其《江湖散人歌》、《丁隐君歌》、《紫溪翁歌》等大量诗作，均不仅可见其隐逸生活情景，亦多寓其隐中思想情趣。

在隐逸文士的大量诗文中，我们不仅可以见到为数众多的如上述表现其情趣志向为主的作品，而且可以见到更大量的展示其隐逸生活具体情态的诗文。比如《全唐诗》所收晚唐方干处士诗凡348首，而其中反映隐居生活的相关诗作，如与僧人道士往返、题咏诗庙道观者52首，与山人、逸人、处士、隐者有关的诗凡25首，题咏别业、山居、禅居、江居、隐者居，以及林亭、小池、江阁的诗作达42首，而较集中直接描写咏唱自己隐居生活的也有27首。以上数类诗作合计可达146首次，这还不包括数量不少的题咏水墨松石、花竹瀑布、春日秋月以及节令山水的诗作。这一约略的统计数字可以表明，与隐逸生活有关的诗作，在其诗歌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可见隐逸生活对其诗歌题材内容的直接影响。

白居易虽一生为官，但其晚年的中隐生活，也使他多有描摹歌咏隐逸闲适生活之作。如其《醉吟先生传》即是一篇他隐逸自放生活的写真，其诗中更有大量的此类生活情态的描写，如《喜闲》：“萧洒伊嵩下，优游黄绮间。未曾一日闷，已得六年闲。鱼鸟为徒侣，烟霞是往还。伴僧禅闭目，迎客笑开颜。兴发宵游寺，慵时昼掩关。夜来风月好，悔不宿香山。”其他的如《醉游平泉》、《闲卧有所思二首》、《小宅》、《闲园独赏》等诗，均体现了他闲适隐逸生活的情致。

并未真正隐居，仅是“中隐”的白居易，即有此类不胜枚举的表现其隐逸生活及其情趣的诗文。而那些真正的隐逸之士，以诗文展现其隐逸生活与情态，就更不足为怪了。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隐逸生活对文学创作题材和主题的影响是深广的。

二、隐逸促进山水田园诗的发展

隐逸之士多好山川名胜之游，来往游览于别墅园林，徜徉于岩边溪侧，观赏于菊丛兰苑之中，悠游于山寺亭阁之间……这一切乃是其兴致所钟，也是他们吟诗作赋的绝好题材。另外，隐士们除了读书吟咏、弹琴下棋、品茗饮酒等日常生活之外，有一部分人尚要躬亲农事，或种稻植桑，或栽花艺果，或捕鱼养殖，这些田园农家的劳作，也自然要表现在其作品中。他们对山水田园的喜爱，对放旷悠游于山水田园生活的热爱，也促使他们兴发起浓浓的诗意诗兴，笔酣墨饱地歌唱与他们日夕相处相亲的山水和田园，及与其有关的人与事。王绩、王维、孟浩然、李白、顾况、张祜、张志和、陆龟蒙、方干等诗人均是如此。这里我们姑且以人们不太熟悉的方干为例来加以说明。

方干前后隐居睦州和浙东镜湖，他的诗歌里有大量描山摹水、题咏山川亭阁、园林湖溪风光景色的诗作，在这些诗中，他用彩笔描绘山川名胜的不同景观及特色，展现大自然的迷人风貌，给人以美的享受。如《桐庐江阁》：“风烟百变无定态，缅想画人虚损心。卷箔槛前沙鸟散，垂钩床下锦鳞沉。白云野寺凌晨磐，红树孤村遥夜砧。此地四时抛不得，非唯盛暑事开襟。”再如《题越州袁秀才林亭》：“清邃林亭指画开，幽岩别派像天台。坐牵蕉叶题诗句，醉触藤花落酒杯。白鸟不归山里去，红鳞多自镜中来。终年此地为吟伴，早起寻君薄暮回。”方干这类诗作的大量出现，正是他在长期隐居生活中，沉浸于大自然及山川名胜之中的必然结果。

唐代隐逸诗人在诗作中表现出他们对山水深挚的热望与酷嗜。这一方面是出于他们性爱丘山、禽鹿不羁的天性，另一方面更多的则是厌恶仕途轩冕、追求任性自得的心灵和谐所作的无奈抉择，故在山水田园诗中每每抒发他们归隐山野的情志。“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的孟浩然所作《夜归鹿门歌》，其隐逸之情、淡泊之慨自肺腑流出，毫不做作。顾况晚年隐居茅山创作的山水田园诗，也颇含意蕴。其《临平坞杂题》之《芙蓉榭》云：“风摆莲衣干，月背鸟巢寒。文鱼翻乱叶，翠羽上危栏。”描写风吹荷叶、月暗鸟巢、文鱼游动、翠鸟上栏，万物归依自然，流露出的是他隐逸山水的陶然之乐。此外，杜荀鹤在《送福昌周繇少府归宁兼谋隐》中说：“一路水云生隐思，几山猿鸟认吟声。”陆龟蒙在《王先辈草堂》中说：“松径竹隈到静堂，杏花临涧水流香。身从乱后全家隐，日校人间一倍长。”也都表现了意欲在山水林野中潇洒终身的愿望。由此可见，山水田园早已成为隐逸文人心中向往的美丽乐园，或者说是文人追求的另一种生活境界的象征和寄托。所以说隐逸生活确实促进了山水田园诗的发展，使其成为隐逸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

三、隐逸为禅诗带来“清奇”之风

一般说来，道、释两家的共同思想旨意都在于对自然的亲善，因为山水常被视为人物才情品性的象征，被视为人的美好精神的外化形式，因此历代释家僧侣都热衷于深山远水处修身论禅，而借诗歌创作自述心性的诗僧们，更是将自然当做诗与禅的交汇处，创制了大量语带禅机的隐逸山水诗。皎然、贯休、齐己，以及宋代“九僧”、元代“三隐”等，无不以抒写“入禅”之诗而名满天下，如宋僧智觉的《无题》：“孤猿叫落中岩月，野客吟残半夜灯。此境此时谁得意，白云深处坐禅僧。”全诗神韵悠远，纯粹的禅境与纯然的禅意提供给人的是一种虚无落寞与寂寥孤独之感。那种幽悠清奇之韵如清茶淡酒，虽淡犹浓，若无若有，绵延不绝。又如灵一的《宜丰新泉》：“泉源新涌出，洞澈映纤云。稍落芙蓉沼，初淹苔藓文。素将空意合，净与从流分。每到清宵月，泠泠梦里闻。”佛门炼心到达清虚空寂之时，非普通言语能表其中真意。“泉源新涌出，洞澈映纤云”，这种澄净莹彻的境界或可为禅意的自然流露，诗人用精美的语言描述了自然的物象，从而也唤起欣赏者的审美情绪，在净化自我意识、获得美的享受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跨入“素将空意合，净与众流分”的真心境界，诗中禅佛空、了、净的思想展露无遗，极富野逸高蹈之趣，无怪乎清代谢启昆论及灵一时云：“诗僧江右数灵一，振振澄源孤韵幽。吊客无人书寄犬，白云明月满汀洲。”（《读全唐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一百首》）

“本自无缚，不用求解。”（《大珠禅师语录》）禅宗以为，悟道非通过禁欲、苦行、坐禅、念佛求得解脱，而只要将禅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以随缘任运的态度加以对待便可。随着这种禅宗观念的深入，神僧亦僧亦俗士大夫化以及士大夫亦俗亦僧神僧化的现象日趋普通寻常。反映到他们的作品中，则神僧有红尘之意，士大夫亦有入禅之语。前者如宋僧慧洪之《上元诗》：“上元独宿寒岩寺，卧看篝灯映薄纱。夜久雪猿啼岳顶，梦回清月在梅花。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心未到家。却忆少年行乐处，软风香雾喷东华”。后者如常建的“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题破山寺后禅院》）；储光羲的“疏钟清月殿，幽梵静花台”（《教外至龙兴院作》）；綦毋潜的“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题灵隐寺山顶禅院》），这些诗句无不体现了禅宗“对境无心”、“无住为本”的旨意。

王维是佛家隐逸文人的宗师，人称“当代诗匠，又精禅理”（苑咸《酬王维》），他的诗是“语入禅境”的典范之作。据《旧唐书》本传记载：“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其母“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10]，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加上时代重禅思潮的浸染，习禅自然而然地成为王维重要的生活内容，而后的仕途沉浮更使他萌生了退隐归佛的念头。进入中年以后，王维的诗歌更显耀出一片禅光佛影，如《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诗歌前半篇描绘的绝然是一幅老僧静夜坐禅图，而诗的后半篇则是明白直露地宣扬了释家经义。但王维之所以被后人称作“诗佛”，并不在于他的那些言佛理之作，而主要是因为他的大量山水田园诗中都融溶着深深的佛理。不论是“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还是“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诗中充溢的都是一片绝无物欲尘累的天籁天机。无事功，无欲求，无时空，亦无因果，诗人在非我非物的摆脱和超越中获得了委运任化的自由洒脱。明代胡应麟曾评王维曰：“太白五言绝句，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读之身世两忘，万念俱寂，不谓声律之中，有此妙诠。”（《诗薮》内篇卷六）禅悟本是一种绝言诠、超思维、智与理冥、境与神会的运思方式，而王维却能于诗歌中以平常之语参证了“凡所有相，皆是虚空”的禅宗要义，使其作品中常氤氲着一种安禅静穆、闲适优游的气氛。而作品时空浑整、万象浑化的境界，亦使其成为诗人中完美体现般若思想境界的第一人。

但要于文坛上独辟一片佛门净地，以王维一人之力，似乎难担此任。事实上，历代以诗语禅，以禅理作为隐逸思想基础的诗人举不胜举。王士禛《渔洋诗话》中就列举了不少诗人作为印证。他说：“予谓不独坡、谷，唐人如王摩诘、孟浩然、刘眘虚、常建、王昌龄诸人之诗，皆可语禅。”宋人苏轼同样也是一位善以禅趣入诗的文坛大家。禅宗的生死观、宇宙观、观物态度，乃至观物方式，无一不深深地影响苏轼的人生观与创作观。“胶胶岩下泉，无人还自诘。不用比三星，清光同一月。”（《三泉》）“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前者直接化用了禅语“一切水现一切月”，诗境空灵澄彻，不即不离，甚有镜花水月之妙。而后者则将其独特的人生体验妙化于词中，清晰地表露其超旷的精神和浓郁的禅宗旨趣。

但是，苏轼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佛教徒，他不仅以禅宗美学“见象而离相”审美方式影响着自己，同时也崇尚老庄返璞归真、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而且，他更是一位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的士大夫。儒、道、释三者在他身上体现了一种极为融洽的共存，而这种共存也因此形成了他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影响到他的作品中，则体现出各种不同的思想内涵和风格特征。事实上，中国古代诗人往往都是集儒、道、释于一身的，他们常常随着生命际遇的变化，或者时儒时释时道，或者既儒且道又释，又或者合三家而偏诸一端。而自魏晋以来三教的日趋交流合融，更使中国古代士人广阔地兼容了各教的精神内核，他们的作品因此也表现出一种三教互补精神对主体审美心理结构的有机铸合。

四、隐士及其故事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

隐逸文化对文学内容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创作以隐士及其隐逸故事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兴盛。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是一篇直接表现隐逸生活及情趣的文字，史载：“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其略曰……”（《晋书·阮籍列传》）虽然在文章中，阮籍借大人先生之口，否定了隐逸行为，可那只是庄子精神的继承和发挥而已。在庄子看来，所谓“无江海而闲”才是真正“无待”（《刻意》）的，而“有江海而闲”的隐逸尚属“有待”的表现，并不值得肯定。可很显然的，那种完全“无待”的境界与追求，其实是在更高层次上的隐逸，故其终究是与隐逸文化相关联的。

此后，皇甫谧更明确地直接以“传”的形式来描写历史上的许多隐士，史载其为“高士、逸士”等传，其取材来自先秦诸子以及各种史料当中，但又不无自己的艺术加工。每则文字虽不多，但总有一个主旨，即所写人物在哪方面特别突出者便着力写之，故往往是寥寥数笔，就活画出了一个个生动的隐逸形象。并且，每则故事的结尾处还以四言诗体作结，既表现出个人对所写人物的评价，又强化了故事的艺术情趣：“被衣者，尧时人也。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啮缺，啮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啮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和，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言未卒，啮缺睡寐。被衣大悦，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彼何人哉？’大道不凿，至人秀世。被衣冠出，超然释智。啮公聆教，无言相契。畅怿长歌，冥筌排去。”（皇甫谧《高士传》卷上）这则故事中，被衣和啮缺两人的形象都异常鲜明生动：啮缺问道于被衣，自己却睡着了；而被衣不仅不以为意，反是“大悦，行歌而去”。那种万事不存于心的洒落韵致，判然可见。而皇甫谧更以其四言诗小结，进一步点出两人间“无言相契”，以表现隐逸那种与道冥合无间的精神境界与追求。

另一方面，则是隐士及其故事作为材料而进入作品当中。这种表现在前面我们所谈到的种种隐逸文学中，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了。特别是越到后来，前面时代的隐士形象和隐逸故事，总被后来者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加以运用。

关于此，我们通过隐逸文化中的“渔父”形象在文学史上的演变可得到证实。“渔父”形象的第一次出现，乃是在先秦时期。《楚辞》里有“渔父”篇。王逸题解云：“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洪兴祖《楚辞补注》卷七）可见从一开始，“渔父”即以隐逸者的形象出现在文学史上。篇中，渔父的“不凝滞于物，而与世推移”的通达与解脱，同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抗身不屈、执著地忠诚于家国形成强烈而鲜明的对比。特别是听了屈原的一番表白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的描写，更是把渔父的自得自足刻画得淋漓尽致，鲜明生动。

到阮籍那里，则又赋予渔父形象以新的含义：“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以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竟悠悠。齐景升丘山，涕酒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阮籍集》卷下）很显然，阮籍是在《楚辞》基础上运用这一题材的。但阮籍所强调的，或其所看重的渔父形象，已同《楚辞》有异；《楚辞》所注重的是渔父的通达自得，而阮籍则是从渔父“知世患”而避世这一点上运用这一题材的。这自然跟阮籍所处乃“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阮籍列传》）的时代有直接关系。

《南史》里也有个渔父形象：“渔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许人也。太康孙缅为寻阳太守，落日逍遥渚际，见一轻舟陵波隐显。俄而渔父至，神韵萧洒，垂纶长啸，缅甚异之。乃问：‘有鱼卖乎？’渔父笑而答曰：‘其钓非钓，宁卖鱼者邪？’缅益怪焉。遂裹裳涉水，谓曰：‘窃观先生有道者也，终朝鼓枻，良亦劳止。吾闻黄金白璧，重利也，驷马高车，荣势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隐鳞之士，靡然向风。子胡不赞缉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渔父曰：‘仆山海狂人，不达世务，未辨贱贫，无论荣贵。’乃歌曰：‘竹竿籊，河水浟浟。相忘为乐，贪饵吞钩。非夷非惠，聊以忘忧。’于是悠然鼓棹而去。”（《南史·隐逸》）很难说这个“渔父”跟前面那个“渔父”没有必然联系，但就形象的取舍上，已大为不同。前面的“渔父”形象，从《楚辞》的重其与屈原对比而有的通达自得，到阮籍那里的避世患而隐，到这里，则完全消解了“隐”背后的这些内容，而一意写其隐逸的悠然自得。这种演变的意义且不论，但它显然说明了隐逸题材之如何进入文学表现领域，以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创作者那里如何发生影响和变化的。

以上我们讨论了隐逸文化对文学在主题、题材等方面的不同影响。其实，不管是哪种情形，都扩充了文学表现的内容，使文学在极力抒写社会事功、爱情婚姻、战争徭役等内容之外，别开一番天地，既丰富了文学作品中对社会生活的描写，又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文学和文学家的地位，其贡献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