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学研究的恢复与发展

第二节　博物馆学研究的恢复与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甘肃省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逐步走上了正轨。广大博物馆工作者从几十年的正反经验中认识到，开展博物馆学研究，对进一步发展博物馆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十多年来发表关于博物馆学研究或涉及这一方面的文章有90余篇，其中专门研究博物馆学基础理论的有54篇，工作研究、经验总结有37篇。除分散刊于各类报刊和收入编辑成书的论文集外，大多发表于中国博物馆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中国博物馆》和《中国博物馆通讯》。研究范围涉及博物馆业务工作的各个方面，如体制结构、藏品保管、陈列设计学、群众教育、理论研究等。

一、博物馆事业及功能研究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甘肃博物馆事业进行了研究总结。李永平、李天铭在《甘肃博物馆事业发展述略》（《中国博物馆》1988年第4期）文中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甘肃博物馆事业能处于全国前列，可归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抗战爆发后，一些爱国有识之士提出开发西北、科学救国的口号，促使国民党政府有所行动；其次，抗战爆发后，兰州一度成为西北救亡运动中心，文化高潮的到来带动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1982年中国博物馆学会的诞生，适应了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需要，对推动甘肃博物馆学研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鉴于博物馆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多年束缚，一场博物馆性质的大讨论迫在眉睫。林国全《博物馆教育职能初论》（《中国博物馆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6年）一文，阐述一个博物馆如果只有收藏和科学研究，还不能称之为博物馆。只有当收藏（藏品）和科学研究（成果）用于以教育为目的的博物馆活动中去，博物馆的性质最终才能被确立。基于这一认识，林文认为：教育是构成博物馆特征的具有本质意义的要素。李华译文《提高公众对博物馆的认识》（《群工简讯》1986年第4期），对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重新认识我国博物馆现状和性质有一定帮助。这篇译文也是本省博物馆学研究方面较早发表的译文之一。

博物馆收藏并加以利用的文物、自然标本，从本质上说是属于整个人类的财产。而且它的收藏和利用的职责，不只是为了过去和现今的社会，也还为了后世子子孙孙。所以，博物馆为社会提供的服务，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属性。这种属性首先应反映在陈列展览中。以往讲述陈列展览多为经验之谈，在对外开放，改革搞活形势下，把这些经验上升至理论高度认识。林国全《关于陈列空间的感想》（《中国博物馆》1985年第3期）一文，提出博物馆陈列空间的概念和它的三个基本形态，提出“陈列空间感受”论。尽管立论后其他学者有不同看法，但毕竟是从新的理论角度探讨陈列形式设计这一课题。1990年徐祖蕃在赴日本秋田县参加《中国甘肃文物展》过程中，在学术交流活动中也多次提出“寻找文物的最佳位置陈列”论，并用这一论点对日方的陈列设计形式进行了较大修改，获得日方专家赞赏（《日本秋田·中国甘肃展览学术交流座谈纪要》1990年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之际，省博物馆举办的《甘肃自然富源》大型展览问世，总结办展经验，结合陈列设计理论，谢骏义、张行、薛俊彦等3人分别撰写了《从〈甘肃自然富源展览〉的筹办，试谈地方博物馆自然之部基本陈列的内容》、《突出地方资源特点是办好自然基本陈列的宗旨——兼论自然展览中矿产资源陈列》、《装配式自然标本陈列柜的设计与制作》，三篇论文全部入选第三届博物馆学学术讨论会。从陈列形式这个角度引申，分别论证了初级乡土教育式展览，逐步向专题陈列过渡的可能，使其更规范化，力争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在当时条件下坚持“重视地方资源，照顾地方特点，以我为主”，再结合博物馆学理论，是陈列展览的科研宗旨。同时达到宣传甘肃，振奋精神，振兴甘肃的目的。对自然标本的陈列方式和陈列设备也提出一些意见、看法，而在此前这类文章很少。陈列要求高标准，对展品要求也同样，尤其是制作更要精益求精。宋修礼《从黄河象的装架展出谈大型哺乳动物化石装架的几点认识》（《甘肃省古生物学会会讯》1983年第1期），从具体展品制作上阐明，这项工作并非简单的组装工程，它涉及博物馆美学、动物解剖学、陈列艺术等多学科，知识结构不完善者，制作工艺、效果都达不到陈列标准，降低博物馆的整个形象。

二、博物馆陈列及技术研究

陈列设计、对外展出，目的就是通过宣传教育群众，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以便取得较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加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张行《浅议博物馆事业的效益问题》（《兰州学刊》1990年第1期），强调针对社会求“新”求“变”的心态，经常更换陈列展览是取得高社会效益的途径。作者还指出谈博物馆的社会效益并不是不讲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社会系统管理工作中必须重视的问题。经济效益的获得首先要理顺机构，整顿内部，把责、权、利与每一个人结合。有了风险意识，然后改善管理工作，围绕“大文化”做文章，挖潜力、找效益。

从陈列展览到获得社会、经济效益之间的纽带是博物馆的群众教育工作。杜晓帆《试议当前博物馆群众工作》（《群工简讯》1986年第3期）认为，群众教育工作是博物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担当着社会教育重任。但目前国内博物馆普遍对群众工作重视不够，要在认识上，调整关系，采用现代化宣传工具和重视群众工作科研性四个方面加强群众工作。科研的重点应放在对本身业务工作规律和观众的研究上，把如何扩大博物馆的社会效益作为主要课题。尤宝铭《来自参观者愿望》（《群工简讯》1986年第4期）一文，在认真分析参观者心理后，对群众工作改进提出具体方法和步骤。博物馆是开放性的，应同工厂、机关、学校挂钩，通过讲座、辅导课等形式，弥补参观陈列的不足。认识虽肤浅些，却也是一条思路。张林《对博物馆观众参观率的一点想法》（《群工简讯》1986年第5期），也指出要改变过去呆板的陈列状态，在动感、趣味性上下功夫，广泛吸收先进科学技术，采用声像、音响、光电等技术，把不会动的陈列品，用活的辅助手段加以补充，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该文还提出博物馆在办好固定陈列的同时，多搞临时性展览。通过分析观众心理，借鉴兄弟馆经验，搞活博物馆工作，提高两个效益。关于观众与陈列之间的关系，陈列的预先效应问题。李华《陈列与观众》（《群教简讯》1988年第1期）一文，探讨了这一问题，作者认为，在陈列展览产生前，有必要对其进行效果试验。先用一些廉价的现代材料制成模型，组成临时性陈列，然后根据展览的主要对象对展览的反应进行删减、修饰，最后形成永久性陈列。这种方法构成了博物馆反馈循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可节省时间和资金，然而却大大增强了陈列的教育效果。

讲解工作可以说是博物馆业务中的第一线工作。它使博物馆从阳春白雪的楼阁走向社会，使民众了解自己的国家，了解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便于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效益，从而亦提高了博物馆的社会地位。郭晓瑛《对讲解工作的认识》（《群工简讯》1986年第4期），论证了讲解与观众的辩证关系。黄坤《浅谈讲解员的文化素质》（《群教简讯》1988年第1期）又进一步指出，讲解质量的高低，好与否不仅要从讲解的熟练程度、声音的甜美、姿态的大方等基本技巧方面来衡量，根本还应从讲解的内容是否丰富，是否准确表达了所陈述的事实（实物）来评定。要做到内容丰富、生动，就要求讲解员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可说是达到“因人施讲”的物质基础。

陈列是形式，讲解是手段，目的是教育。博物馆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它的特点在于创造出一个在博物馆以外所没有或很少有的从直接感性上来认识事物的条件。谢骏义《发挥优势辅助教学——由〈黄河古象〉展览谈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通讯》1990年9卷1期）述评，认为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博物馆模式，并非一无是处，它具有优良的教育传统，使博物馆教育成为整个社会教育大系统中的一个部分。以黄河古象展出为例，论证学校需要博物馆直观、生动的课外阵地给予辅助；而博物馆服务教学能以长期吸引观众，实施了自己面向社会教育的传统职能。李永平《建立起博物馆和高校之间的桥梁》（《群工简讯》1986年第5期）一文，对博物馆教育则有不同认识。认为当今世界，高校与博物馆之间紧密结合已成为一种趋势。而调查甘肃高校的结果是，大多数内地来兰和至少半数本省学生主观认为甘肃“一穷二土”，如果博物馆能把丰富的自然资源、多彩的历史文物展现出来，用事实告诉同学甘肃大有希望，增加对陇原的了解，这种联系就显得非常必要。反过来，高校信息灵通，学术思想活跃，许多学科与博物馆学研究领域相吻合，在文化领域内进行横向联系，架起桥梁必将提高博物馆研究水准。由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纪念馆撰写的论文《充分发挥八路军纪念馆的革命传统教育作用》（《文物工作》1990年第2期），针对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论述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新时期要赋以新内容、新形式，这就需要进行科学研究，一方面研究纪念馆工作，另一方面研究参观者。该馆从组织考察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到苏联的第三国际交通线，获取了大量实物和文字资料，同时广泛征求了观众对馆工作的要求，更坚定认为纪念馆在新形势下亦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观念，其他办馆经验在纪念馆难于施行。

综观发表的论文、述评，对博物馆教育认识有很大进步，把认识、感知、发挥、再创造有机结合起来。张行《社会发展需要与博物馆工作结合问题的探讨》（《中国博物馆通讯》1986年第8期），是提交1986年“全国博物馆社会效益与服务学术讨论会”论文，概括总结博物馆教育各说。提出博物馆教育是通过实物的客观物质性和实物所表现的科学内容来体现的。一方面实物作为直观的、形象化的材料，是人们通过感性认识来感受客观现实世界的直接材料；另一方面，实物又是一种历史真实的见证物，是人们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来认识客观真理的可靠材料。

三、博物馆的发展问题研究

信息时代仅仅以陈列达到教育目的，显得单调又不全面。其实，有时博物馆本身就是极好的教材和信息创造者。张行《遗址博物馆的发展与保护问题的探讨》（《中国博物馆》1990年第1期），论及一种以废墟形式存在的独具特色的遗址博物馆。如北京故宫、圆明园遗址，甘肃敦煌、秦安大地湾等；又如被称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的博物馆，实际上保持着古建筑的废墟面貌。虽然它们以遗址废墟形式存在，却最客观真实地把历史镌刻在大地上。作为完整的建筑实体它们已不复存在，但它们留下的历史、文化价值早已超过了建筑本身。这种废墟遗址正是观众在想像中创造原建筑的“酵母”。在遗址上重修、重建后的博物馆都不具备这种遗址废墟的魅力。因为重建，把观众无限的想象余地凝固在一种样式上，从而束缚住人们想象即“再创造”的可能性。

遗址博物馆需要从环境、控制游客等方面加以保护，但更重要的是馆藏文物的安全，特别是80年代以来盗窃馆藏文物几乎成风。针对严重形势必须研究对策，严厉打击犯罪活动。仲骥《甘肃、陕西两省馆藏文物安全工作情况》（《中国博物馆通讯》1989年第10期），分析甘陕几例案情，着重强调加强文物安全归根结底决定于领导思想是否真正的重视。人的因素第一，但安全设施同样不可偏废。采取积极的方法保护馆藏文物。指出一些馆把一、二级品从展室撤入库房，降低了陈列水准，影响了文物利用。应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技术上等方面强化文物安全工作，创造陈列展品的绝对安全条件，这是一种更为积极的办法。

甘肃博物馆学研究与全国发展形势基本一致，对一个问题的研究认识总有反复。杜晓帆《试论地志性博物馆将走向消亡——与杨之余同志商榷》（《中国博物馆》1987年第3期），陈述“地方综合性”和“地志性”博物馆的异同。指出地志性博物馆的体制不利于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在学科、门类上片面求全，而人力、财力又受客观限制，各学科在深度和广度上未能很好发展；它内部的各业务部门之间独立性很强，发展壮大的最后结果，必然走向各自的分化和独立，这与知识体系或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一样。进而作者结论地志性博物馆将走向解体，它的消亡预示着新的博物馆出现，预示着我国博物馆类型更加丰富。

关于未来博物馆的发展，也有学者进行了研究探讨。李永平《关于丝绸之路博物馆》（《中国博物馆》1990年第2期），从“丝绸之路热”中表明，丝绸之路作为文化遗产已为许多国家学者所注目。本世纪初至今丝绸之路沿线出土了大量重要文物，用现代化的手段系统地对文物进行管理，是很迫切的任务。作者认为由于构成我国博物馆基本体系的地方综合性博物馆拘泥一隅，学术气氛淡薄。建立一个寓学术研究于其中的丝绸之路博物馆，对丝路学研究无疑是有益的。建立这样一个大馆要依国力而行，但博物馆界整体地、战略性地对未来进行规划和研究是义不容辞的。

杜晓帆《对近年来国内博物馆学研究工作的回顾》（《文物工作》1986年第4期）文章，总结全国范围开展博物馆学研究以来的得失，认为近几年博物馆学研究工作是徘徊不前的。或经验谈，或空谈，对博物馆事业发展起作用文章不多。提出加强理论研究，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学风，引进新的方法论，如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行为科学以及计算机等，开拓博物馆学研究的新领域。建议今后召开的学术讨论会，最好限定一个讨论范围，以便促进对某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讨论。同时要鼓励就某些问题进行争鸣，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改变现时不太活跃的研究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