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族神话传说

第三节　哲学思想

哲学有层次性，即哲学的发展过程为：哲学观念——哲学思想——哲学。各个民族哲学发展程度不同，有的停留在观念上，是哲学观念，在观念上又有些系统，这就是哲学思想；不停留在哲学思想上，而从理论上较抽象地回答终极问题，用以解释世界，说明人的、社会的命运趋向什么，这就是哲学。我们只有从这个认识出发，客观地观察、分析、研究京族哲学处于哪一层次，才可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

一、思想特征

京族的生存环境被海洋所包围，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思想观念，既有开放性又有封闭性。浩瀚的大海，潮涨潮落，日复一日，就像一个永不疲倦的哲学老人，启迪人们辩证地思考关于海洋世界及人类生存的种种问题。大海是孕育生命的摇篮，是京族人的衣食之源，给人们带来财富，给予人类世界的恩泽难以尽述。另一方面，海洋又能吞噬生命，是生命的坟场，给人们带来灾难。因此，京族人看问题的角度有了辩证法的一些特点，他们已经认识到万物是相互关联的。在看待万物的“动”与“静”上，有这样的认识：“潮涨潮退不离海，风吹云走不离天；大路不断牛脚印，海上不断钓鱼船。”这些像喻型思考，无不体现辩证法的雏形。

在漫长的与中原文化直接或间接的交流中，儒家传统思想已经深入京族人的精神深处。在农村公社的背景下从土地意识和血缘情结中产生的处理社会关系的潜意识以及对自己“根源”的依恋心使得这种思想得到了较好的保留与传承。同时，渔业生产的开拓性、冒险性、功利性又在无形中改变着僵化的儒家思想的教条教规。

原始性、辩证性、封闭性、单一性、功用性，这些特点是京族传统社会下哲学观念思想的主要特征。

二、神话传说里的哲学内涵

哲学是从“发生”的观念开始的，“发生”的观念是哲学思想的最初萌芽。天地是怎样形成的？万事万物是如何出现的？人类从哪里来？这是哲学上第一个碰到的“发生”观念，而这些观念大都体现在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初民来到世上，要获得物质生活资料，一开始就必须与自然界进行斗争：自然界一方面赐给人们阳光雨露，给人们提供衣食住行的资源，另一方面也会给人类降下灾难。这些现象必然会引起初民的疑惑、恐惧，进而进行探索。由于受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他们对自然界的解释十分幼稚，往往是将自然现象与人自身进行类比，根据人有思想、有意志、有感情的事实，设想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是有思想、有意志、有感情的。这种猜测反映在神话中就是解释自然的神话。正如鲁迅所说:“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7]这种原始的万物有灵的观念，就是初民的朴素自然观。

在京族的民间文学中没有发现与天地形成、人类来源有关的神话传说或史诗，倒是有日月神话、三岛由来的传说、红树林由来的传说。

(一)日月神话

有关日月的神话，流传于三岛尾村。说的是很早以前，太阳和月亮总是一起结伴出行，然而有一天，太阳和月亮就“什么最美”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太阳认为向日葵最美，月亮则说人类最美。两厢争执不下，从此各自分道。这才形成了我们现今看到的太阳在白天出现、月亮在晚上升起的局面。这个神话是京族人民对宇宙天象的解释。

(二)三岛由来的传说

京岛由来传说有10余种版本，可归纳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仙人点化说。如陈琦芳整理的《京岛传说》，讲述的是“一个仙人从天降临……用宝剑在海面划三个小圈冒出三堆白沙，由小变大，长成三个小岛”。一类是宝物神化说。如邓弦收集整理的《三岛的来历》，讲述的是海神的女儿如何将三颗宝珠“变成了三个小岛：巫头岛、山心岛和尾岛”。一类是神仙镇妖说。如龙旦城收集的《三岛传说》，讲述的是乞丐(神仙，有的说是镇海大王)如何将兴风作浪的蜈蚣精，“尸断三截，化成三岛”^[8]。

(三)红树林由来的传说

红树又称山榄，“山榄探海”的传说就是对红树林由来的解释。这个解释体现了京族人民朴素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由于受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特定的生活环境、民族传统及原始的教育条件限制，人们不可能对世界作出科学说明，而只能借助于想象，在幻想中构造世界的各种图式，建立起幼稚而形象化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就包含在原始宗教和古代神话之中。马克思指出:“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最初在意识的宗教中形成。”^[9]这就告诉我们，原始宗教和神话是文明时代哲学的胚胎，包含有哲学思想最初的萌芽。

几乎所有的神话传说都产生于人类的童年时代，但不是绝对的“上古”或“远古”，经考据，京族的神话传说都是京族来到现今的居住地后才产生的。这说明凡是未开化的社群，或是思想素朴单纯的集体，都可能孕生出神话。如果以知识的成分来看，神话可能是最初的知识、最初的科学、最初的哲学。知识层次较低的“民间”，会集体性地不自觉产生神话，自然相信神话、传播神话。这些关于生存环境生成的猜测，带有浓厚的“神迷”性，是京族古代人民结合生产、生活实践而产生的对生存环境的朦胧认识，包含着大量“神迷”意识，是京族古代哲学的前史。总之，京族神话故事中包含的哲学思想因素是十分丰富的，这些哲学思想因素是京族哲学思想发展的胚胎。

三、道德观

人们生活在世界上，不仅要与自然发生关系，还要与社会、与他人发生关系。新中国成立前的京族社会，已进入阶级社会，但由于处在主权国家管理的边缘地带，京族人之间又多为宗族关系，因此还保留了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这就决定了人们之间是平等互助、友好合作的关系。从总体上看，京族的伦理道德，仍然具有较浓厚的原始社会伦理道德的特征：一是生产资料公有观念突出。如长时间存在的“众山”“公林”“公田”等。二是原始集体观念强烈。由于族体成员以单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完成大型劳作及抵抗外族的侵扰，他们作为族体成员之一，总是天然地把自己融合在宗族、村落的整体观念之中，总是把个人的利益和群体的利益，乃至把个人的生命同群体的生命融为一体。三是原始平等思想浓郁。在各项物质生产活动中，除老弱病残及小孩外都坚持共同劳动。与此同时，在对待劳动成果即对产品的分配上，坚持人人平等，人人有份，共同劳动，同等消费。“寄赖”习俗中强调“见者有份”的观念亦显得特别鲜明和突出。

然而京族社会毕竟已经出现了阶级的分化，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特别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被少数人占有，私人利益的出现，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矛盾会更突出一些。这就产生了应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问题。京族人在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中，慢慢形成了自身的道德观念，并按自己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人们的行为，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真善美与假恶丑。从一些反映人与人关系内容的民间传说与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京族人民的道德情感和鲜明的道德观念:对有功于人民的英雄进行热情歌颂；对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进行无情鞭挞；对邪恶势力则幻想有神物帮助辨认并加以惩处；对自私自利的人，必将给一个咎由自取的结局。步入阶级社会以后，京族的伦理道德观念已烙上了阶级社会的鲜明印记。就丰富的程度而言，它不仅要从理论上向人们提出一整套道德体系和道德规范，而且还要详细地加以论证和说明，并在提出了“应该怎么做”的道德立论之后，还要以说理和教化的方式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以使伦理道德成为干预民族社会生活的理性认识与实际行为的“精神调节器”。如京族的伦理歌《德圣公》：

德圣公，
身降人间了解民情，
谁善恶，

告知朝廷。
德圣公，曾教诲三句话，
为国理事，
不能废礼仪：
一是佛，洁净二字；
二是汉人，不分民族你我；
三是心愿，福德处处均是。

通过“徳圣公”“朝廷”的权威来规范各层级的修身行事标准，其目的在于借助神灵和国家权力对族人进行道德规范，社会理想、家庭伦常是最重要的表现，这受汉族思想文化的影响，提倡、表彰和践行“孝悌”也成为京族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孝的思想有时被明确记录在家训、族规、乡约文书中，有时则通过民间口耳相传的各种故事得以流传，如《三兄弟》教育年轻人和儿女应该怎样对待父母和老人，“孝悌”要求家族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明伦理，尊宗敬祖，强调家族成员之间应情同手足，互让互谅，相互支持。子女见了长辈首先问候致敬，在家起立让座、端茶送水，道路相遇则须主动让道或提供帮助。在春节，要求子女们向老人恭祝新年。视不孝为大逆不道，并严惩不孝者。对社会而言，京族伦理具有维护和控制的功能，以“劝”“戒”“禁”和“惩”等方式规范民族成员的思想、行为，提倡尊老爱幼、勤俭持家、互助互爱等善行，反对挥霍无度、骄奢淫逸、道德败坏等恶行，并且禁止嫖、赌、斗殴等。千家万户的门风汇集起来，便形成了社会公认的道德舆论。

四、生命观

“儿童时代的天真”给予京族哲学观念以根源性的影响，“神迷”性贯穿了京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因此，更为广泛的“万物有灵”“祖先崇拜”思想贯穿了京族生命观的始终，加之京族人的海上生产方式有及时劳作与休整的对立统一，和将“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生”转化为“死”，静中有动，动与静相互转化等辩证的观念，他们强调万物均有“出处来历”，有彼此相对立的矛盾，又在同一世界中互相依存，彼此都有应有的地位，扮演相应角色。因此，京族人的生命观就是：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生死交替，循环不已。比如在对待生死问题上，京族人认为一个人死去了，他的亡灵仍对生者有影响力，生与死，其实不是截然分开的。亲人死后，灵魂会经常回家，驻于供桌上，时刻关注人世间的亲人并在需要的时候保佑他们。阴间的生活与阳世完全一样，因此须“事死如事生”，按时祭祀保障祖先的生活需要。

因为相信生物肉体死但灵魂不灭，因此京族人善待生灵，也敬畏亡灵。出海捕鱼，打到的第一尾鱼得扔回海中，这里边就有朴素的生命观在起作用；相信灵魂不灭，亡灵可庇佑也可加害于生者，因此整个社会同时又有“不畏死”“尚鬼”“崇鬼”之风气。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尚鬼”“崇鬼”，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新中国成立前的京族人民已经有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如民间叙事诗《十三哥卖鬼》描述了主人公敢于捉鬼、卖鬼的动人故事，具有较强的思想性，标志着京族人民思想中的神鬼观念有所动摇。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对有“尚鬼”传统的京族人来说，人定胜鬼的思想，可以说是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的萌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破四旧”“树新风”活动的开展，京族人的唯物思想发展到了一个顶峰，那就是坚信“人定胜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无神论”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激情，占据着尾村京族人的精神空间。

五、生态观

总的来说，京族的精神生活受到渔业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始终未能形成一套思想意识上明确的哲学理论体系，而只是在世代相传的原始思想和民间智慧、道德传统的基础上吸收、选择、融合、改变着佛教、道教和儒教的思想内容。尤其是不同时期来自汉族的传统思想道德、哲学观念对京族的影响是动态的、发展的和历史的。儒家的线性单向思维模式重视纵向发展而轻视横向的伸延，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更多地体现出注重上与下的关系，不得逾越规矩，以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与此同时，根植于京族人思维深处的源于百越的海洋文化，具有开放性的吸收心理，既不用外来文化排斥传统文化，也不用传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它的单一性表现在：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只注重运用而不注重思想的吸收。这也许是京族未能形成一套哲学理论体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