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民族人楼下养牲畜

第二节　族际往来

保安族人民世世代代居住在隆务河边，与周围的汉、藏、回、土等各兄弟民族，朝夕相处，与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开发了这片土地，同时也建立了亲如兄弟般的民族友情。然而，直到清咸丰末年和同治初年，保安族的聚居区仍是土司、头人、边官武吏交叉统治的地区。由于当地土司头人和寺院上层喇嘛等地方势力的不断扩展，且清朝统治者采用扶此抑彼“分而治之”的政策，利用同仁地区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制造民族间的矛盾。如保安族与当地藏族因水渠问题引起纠纷，矛盾激化；同仁地区的统治者为扩张势力，强迫信仰伊斯兰教的保安族人民改信喇嘛教等。可以说，这些是迫使保安族举族东迁的直接原因。

尽管由于各种矛盾及清朝统治者的处理不善，与有的民族部落发生摩擦甚至械斗和流血事件，迫使保安人离开故土，迁到今甘肃省积石山县，但他们与故地各族人民建立了宝贵的世代友好关系。

一、与汉族人的关系

和其他民族和谐相处、互敬互爱是保安人民世代相传的美好传统习俗。今天，在保安人民中间，还流传着“三邻居”的传说，这个传说反映了保安族人民渴望民族团结、友好相处的美好愿望。保安族人民深深懂得民族团结的重要和民族友谊的珍贵。

由于保安族世代传承各民族之间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的传统，所以，早在清朝同治年间，保安人从青海逃命的时候，就得到附近朗加藏族部落的保护。从此，保安人迁徙到大河家后，十分珍惜民族间的友谊，祖祖辈辈同周围的汉、回、撒拉等族和睦相处，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佳话。

保安族聚居的大河家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历代反动统治者一贯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纠纷，造成了许多惨痛的仇杀事件。从清乾隆年间到1949年前后，曾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民族斗争，虽然如此，各民族人民之间不乏友好相处、团结和睦的动人事例；每当民族矛盾爆发，各族人民互相掩护、互相解救的事比比皆是。

1949年，当地残匪猖狂地枪杀大河家一带的汉民时，大墩村的几十名保安人拿着刀枪日夜守护着邻近的汉民郭家村。据该村郭殿成回忆说：“由于保安人的保护，新中国成立前夕最乱的时候我们村没伤亡一个人。”

尽管反动地主、军阀百般地挑拨和破坏，但是保安族和汉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团结互助不仅没被切断，反而愈加亲密了。

马结邦（1860～1931年），保安族。积石山大河家乡大墩人。1928年，因驻守河州的国民军将领赵席聘故意挑起回、汉民族间的矛盾，大墩尹家山村的汉族农民张五月保便成为附近起事回族追捕的目标。马结邦得知后，冒着生命危险把张五月保接至自己家中，藏在家中的地窖10多天，使其躲过了这场灾难。马结邦救出张姓汉族的事迹，是积石山一带保安族与汉族之间和睦团结的典型事例。

据梅坡村的一位保安族老人回忆：“梅坡村新中国成立前约有100户保安人，附近有个15户的汉民村庄。民国18年（1929年），国民军来了，要枪杀穆斯林，是这15户汉民保住了我们的命。1949年反动的回族头人煽动我们杀汉民，我们梅坡村的保安人又保护了15户汉民。旧社会，我们保安族和汉民就是这样，一家保一家，一家护一家，团结得很好。”

新中国成立后，保安族同其他民族的团结又揭开了新篇章。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地，在分配胜利果实时，各民族、各乡互让互选友爱倍增。大河家地区因是“马家王朝”历代居住之地，土豪官僚较多，没收的财产也多，而居住在积石山关外的循化孟达乡的撒拉族、藏族人民生活困难，保安族群众提议，孟达是大河家通往循化的交通要道，长期以来大河家各族人民同这里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应该让他们也分享胜利的果实。于是，大河家地区在1952年4月20日，派了7名代表送胜利果实至积石关时，循化县派7名代表前来迎接；21日循化县召开大会，将大河家送的毡、毯、衣服、家具、现金等分送给孟达乡的群众。撒拉族农民马四力高兴地说：“今天分配的东西我们老五辈的人没见过，关内的弟兄对我们太好了。”

高赵家村气候较热，耕作比沿山一带早，但是缺牲口。汉民居住的河崖村靠近积石山，气候凉、耕作迟、耕地多而劳力缺。因此，每年在春耕时，河崖村的汉民便赶着牲口下山帮高赵家村保安人春播；夏收时高赵家村的保安人上山帮助河崖汉民收麦子。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更为团结，逢年过节都互相拜见问候，像亲戚一样地来往。30多年来保安族同周围汉族、回族群众一起，对有损于民族团结互助的行为都严肃批评。老人们经常用过去互相团结友爱的事例教育后代珍惜民族感情，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在这种世代相好的传统影响下，各民族之间互相关心、解囊相助的事情层出不穷。

1981年春节有个汉族村的汉族群众准备扭秧歌、闹社火，梅坡的保安族群众捐助资金，支持他们置办道具。落实宗教政策后，修复了清真寺，汉族群众自动筹集小麦、现金以及花茶、被面等礼品前去祝贺。保安族群众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相处得真像亲兄弟一样啊！梅坡村第十合作社只有马世祥家一户保安族，其余全为汉族。30多年来汉族群众对马世祥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马世祥的弟弟参军，汉族群众像欢送自己的亲人一样给他披红戴花；马世祥结婚，汉族老乡送礼放炮、热烈贺喜。马世祥曾多次被人劝说搬到保安人多的庄子落户，他总是说：我实在舍不下汉族乡亲们。像这样民族团结友爱的事例，在保安族、汉族杂居的村庄举不胜举。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人践踏党的民族政策，强迫保安族养猪，不允许保安族妇女带盖头，周围的汉族群众对这种违反民族风俗习惯的做法非常不满，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有一部分汉族悄悄把保安人养的猪赶到自己家里。“文化大革命”中揪斗保安族干部，多数汉族都采取明斗暗保的方法，汉族干部挨斗时保安族群众也没有一个上台去斗的。各民族之间结成的这种凝聚力是很强大的，任何人都破坏不了这种民族间的神圣友谊。

在同自然灾害作斗争，各族人民也表现了团结互助的高尚风格。在1981年8月的抗洪中，充分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团结。非险区的大墩村保安族群众调配农机具和劳力，帮助险区的汉族、回族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共出工215人，帮助抢碾小麦21000斤。近几年来，在保安族中涌现了一大批维护民族团结、积极投身“四化”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1983年9月，有7名保安族代表光荣出席了临夏回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表彰大会；保安族社员马麻乃还被树立为全州民族团结的典型。进入21世纪后，当地汉族同胞和保安族同胞互相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年64岁的汉族医生何世英44年来坚持如一日，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用自己的医术帮助保安族群众，经她接生的保安族新生儿就有600多名，许多家庭两代人都是她接生的，成为保安群众爱戴的“白衣天使”和“好妈妈”，同时她还负责了5500多名保安村民的医疗保健工作。多年来，每逢过年过节，经她治疗帮助过的保安族同胞都会结伴去看望何医生，不仅把她当成了一名医生，更当成了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亲人。2010年，新华网、《甘肃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何世英的先进事迹，在她的精神感召下，先后有22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加入到了服务积石山、服务保安族同胞的行列，极大地改善了保安族群众的医疗卫生水平。

保安族历史上虽然也务农，但耕作是粗放型的，施肥播种都是“乱肥乱子”。到大河家定居后，在汉族群众的帮助下，保安人逐渐掌握了调茬种地的耕作方式。如去年种豆子或杂合（大麦、豆子）的地，今年种麦子最适宜；去年种麦子的地，今年种豆子或杂合最好。夏天作物地种洋芋最好，老麦、佛手麦不可种在洋芋秋田里。开花田（指种荞麦、豆子等的地）种大小麦最适宜，如果第二年和第三年种麦子，第四年再种豆子，以后结得很好。糜子地里种豆子也很好，故当地有这样的谚语：“糜茬里的豆，一镰割不透。”

此外，种地还要看时令，清明前后适宜种胡麻，谷雨时节种大谷、小谷最适宜。以前每年开春下种时，保安人民总习惯“九”完了才种，可是汉民在“七”“八”“九”里就下种，“九”尽了，庄稼也种完了。这样早种早收，可使庄稼在成熟季节少受自然灾害的突然袭击。现在的保安族人接受了这样的经验，提早了播种时间。以前保安族定居的大墩、梅坡、甘河滩等村因大部分是旱地，所以不种冬麦，而今因为政府投资引来了山峡水，每个村水浇地面积增多了，所以种冬麦的农户多了起来。

保安人在来大河家之前，所种的粮食作物只有青稞、麦子、荞麦、豆子、胡麻等；来到大河家之后，通过向汉族人民学习，又增加了白麦、蓝麦、佛手麦、老麦、大燕麦、豆子、大黄糜、黑糜、黑谷、白谷等许多作物品种。原来的保安人没有种菜和吃菜的习惯，在汉族的影响下，现在常种的蔬菜有白菜、青菜、莲花菜、韭菜、菠菜、萝卜、葱、蒜、辣子等。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保安人的物质生活。

以前种地时，保安人不重视选种，往往在地边或场上随便选一些作物种子，没等晒干就堆砌起来，因此，每年总有一些种子霉烂，庄稼总有不少黑穗（即空穗），特别影响产量。后来，在汉族农民的帮助下，保安族人民重视选种，并学会了拌种技术，如麦种用清油混上些房檐上的尘土拌，洋芋种用炕洞的小灰拌，大麦种拌上牛羊粪等，这对苗全苗旺很有好处。

在犁地上，保安人原先只是每年一次，学习汉族人民的经验后，现在已是三犁三耙，当地有谚语“庄稼三犁三耙哩，买卖要照本做哩”。第一次犁耙地是在庄稼收割后立即进行，犁过后让太阳晒上五六天，最为理想，如果地刚犁过就下了雨，还须补犁；第二次犁耙地是在第一次犁耙地的10天后；一个月后再犁耙第三次。庄稼经过三犁三耙后，产量可显著提高。

在锄草上保安人原先使用的是较笨重的铲子，铲草时要弯腰，很费力。同时由于锄草、刨土是向后的，很容易压坏幼苗。汉人的锄子小巧灵活，适宜坐在地上锄草，这样又快又省力。同时由于是向前锄的，可以避免刨出的土压坏禾苗。现在保安族人民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过去保安人民施肥不掺土，直接就薄薄地乱撒在田里。迁徙大河家后，学会了汉民的办法，天天垫换牲口厩房和粪坑的土，将这些粪土堆起来经太阳照晒发酵，快到春耕时，把粪土砸细，均匀地摊在田地里。

在农具上，保安族原先用二牛抬杠，杠很长，并为直形的，很不灵活，转弯不便，地边的四角犁不到。后改用了汉族短小灵活的杠犁，地边四角也能犁到了。

保安族原先不用耙子，犁过地只用榔头随便将地拨平一下。到大河家后，他们也使用耙子磨地了。连枷也是保安人来到大河家以后才使用的，原先保安族在打场脱粒时，使用的是一种长长的皮条，既费力又危险。现在使用连枷，又方便又省力。保安人原先用的木铣把子很短，用起来弯腰费力，现在也已改用汉族的长把木铣了。在青海同仁时，保安族用来碾场的碌碡较小，现在也改用了汉族的十二个齿棱的大碌碡。

在收割庄稼的时候，过去保安族人总是要等地里的庄稼黄透熟透才收割，而且时间也抓得不紧。这样，若遇雷雨或冰雹，庄稼损失很大。现在，他们接受了汉族农民的“田黄一时，龙口里夺舌”“黄田不能等，随黄随收”的收割经验，也采用了早收快收的办法。

保安人以前是刚割完庄稼就碾场。后来，他们学习了汉族的碾场方法：庄稼收割后，先整齐地堆起来，让太阳晒几天后再碾，这样可使粮食的颗粒更加饱满。

在汉族的热情帮助下，保安人的农业生产技术得到了很快的提高，现在他们所种的庄稼和汉族相比，毫不逊色，并且在保安人当中也出现了不少种庄稼的能手。

二、与藏族、土族、撒拉族的关系

在明末清初之际，保安族居住的今青海省同仁县已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大杂居的“四寨子”（又称“四屯”，即尕撒尔、年都乎、吴屯、保安）。在保安城内杂居着保安、回、汉等民族，多为历代“守边防番”的“营伍人”和他们的后代。城外有上、下两庄，上庄住有土族，称为“五坊头”，下庄由保安族居住，俗称“四坊头”，又称“四坊马家”（意为下庄的四个马姓家族）。尕撒尔住有保安族、土族等民族。年都乎主要居住着土族，也有少数回、汉、撒拉等族杂居。

保安族聚居的尕撒尔、保安（妥加）、下庄三地被称为“保安三庄”。四周邻庄均为藏族、土族部落，即称之为“同仁十二族”(意为同仁地方的十二个以藏族、土族居民为主的大部落)。

清咸丰末年和同治初年间，保安族响应西北回民起义，反抗清朝的反动统治，同仁地区的统治者怕回民起义的烽火燃烧到他们统治的辖区内，于是挑动部分藏族部落头人鼓动不明真相的牧民群众迫使保安族迁走。

据说在民族纠纷发生后，部分藏族部落集兵，要侵袭保安人，藏族另一部落“吴屯”的头人“吴屯王爷”速传讯给保安人。朗加部落群众接应了由保安城北水洞逃脱的部分保安人，并与下庄出逃的保安人一同护送，使他们顺利到达今青海省循化地区。从此保安族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家园，流落到循化街子一带。

居住在隆务河西岸尕撒尔村庄的保安人，听到保安城和下庄的保安人被迫东迁的消息，感到势孤力单，难以继续在此居住，于是他们在马牙拉、马三哥、马六十（一说马三十）等老人的率领下，在附近藏族、土族部落“浩仑那卡”的护送下，舍弃家园，随后也来到了循化地区。

传说保安族迁到循化地区后，受到当地撒拉族人民的热情款待，被安置在循化城西韩姓“上四工”（街子工、查家工、苏只工、查汗大寺工）的许多群众家中。后因当地人多地少等原因，两年后保安族再次东迁，于清朝同治元年至二年（1862～1863年）过积石关，来到了今甘肃省大河家地区。

保安人初到大河家地区时，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芜地、人口稀少，且主要是汉族居住。他们被安置在回族较多的癿藏地方居住。后因癿藏地方经济生活条件差、人多地少，当时又因清朝对太平天国用兵，西北地区苛捐杂税繁重，各族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同时，整个河州地区又卷入西北回民起义的巨浪，造成刚到此地的保安族人民深受社会动荡之苦，生活极不安定，于是他们重返大河家。原尕撒尔的保安人住在大河家的大墩村，保安城的保安人（妥加入）落户梅坡，下庄的保安人一部分到了甘河滩居住，另一部分再回到癿藏的甘藏沟、麻巴、旧城落脚。这部分人不久又被安置在柳沟乡的尕集、斜套和刘集乡的高李定居。至此，保安族离开青海同仁地区辗转迁徙5年左右，最后定居大河家等地，形成了新的保安族聚居区。

下庄、尕撒尔的保安人在没有迁徙到甘肃大河家以前，就和周边的藏民部落郎加关系很好。马克文（保安族）、蔡湘在1959年采访同仁县保安地区土、藏、回、汉等族的老人，调查整理的《青海省同仁县保安地区的历史调查材料》中写到：“下庄、尕沙日（即尕撒尔）的保安回民在未迁徙至甘肃大河家以前，就和周围的藏民部落浪（郎）加关系很好。浪（郎）加藏族在修经堂庙宇时曾向回回化布施，保安人也给了不少的布施钱。当下庄保安人与下庄土族发生战争时，下庄和尕沙日的保安人要迁走，藏族马巴部落不给他们让路，因为马巴部落是站在土族一边的。而站在保安人一边的郎（浪）加部落却给回回修了一条路，回民才走成。回民迁往大河家时，先经过多多曼日山（记音）至郎（浪）加，郎（浪）加六庄的人（即日公马、日雄马、牙日、沙哨马、家毛堂、麻日）全部出动送行。保安人很感激，曾将靠近郎（浪）加山上的土地赠送给郎（浪）加。目前这块土地，郎（浪）加人称‘加用木’（记音），意思是保安人送给的。至大河家的保安人皆感激郎（浪）加的护送，从此双方往来十分亲密友好。”到了大河家后的保安人十分感谢朗加部落的护送，双方继续保持友好关系。每过一两年，保安人就带上花茶、糖、水果等礼物到青海同仁去拜访藏族人；藏族寺院落成开光，他们也会前去祝贺；有时还把“阿旺仓”请到家中，大加款待，以表感激之情。朗加的藏民也经常到保安族聚居的大河家地区做客。保安人牢记古训，永远不忘朗加人的救命之恩，表示要与之世代友好下去，否则被认为不是保安人的后代。马世仁先生的《在“田野”中发现历史——保安族历史与文化研究》记载了他采访朗加麻日村65岁的李甲（藏族）、玛果村77岁的旦振（藏族）、亚日村88岁的劳哲（藏族）的口碑资料，他们回忆说：老人们说过，原先居住在保安堡一带的保安族，我们叫“锁乎吉脱伽”，跟我们朗加的先人们是好朋友，但朗加红布与隆务寺的“囊索”（总管）和加吾部落的红布长期不和。当年隆务寺的“囊索”（总管）下达命令，把保安堡东面朗加部落的路口堵死，防止保安族逃跑，朗加的红布不听他们的命令，不但不堵，反而冒着生命危险要营救保安族。当时召集所辖六庄即麻日、亚日、日工玛、日秀玛、撒索玛、加毛堂的红布达吉、安古洼、阿克华力旦、阿克力曾等人进行商议。开始，各庄的头人意见不一致，怕违抗隆务寺“囊索”（总管）和加吾红布的命令，营救保安族会给本部落带来灾难。但朗加达吉红布是位有胆略、识大体的人物，他说：“现在马伽仓战败了，把财产和土地留给了你们，按照佛教和藏族习惯，对手失去战斗力时要让开一条生路，而不是斩尽杀绝。想办法营救保安族朋友符合佛教大义和藏族战争规则。”在他的坚持和反复说服下，形成了一致意见。当即决定，一面秘密派人与保安族联系，做好突围准备；一面组织男女青壮年用镢头和铲子，在城东烟墩山东南最偏僻的烧人沟山坡上，挖出一条小路，帮助保安族人逃离。围困在城内的保安族，在同族的舍艾卜、麦拉西、尕拉考、潇屯、里达、王秀、保山嘎、尕六哥等人的带领下，从城南的排水洞秘密出逃，顺着保安小河北岸向东南顺着朗加人挖出的小路（这条小路当地人叫“马伽曼尔”，保安语意为“马伽路”），爬上烟墩山顶，从浪朗对面下山，经过撒索玛村东面的朗加东山“兰木尕若”（藏语意为“白色的路”），奔向与循化交界的尕楞口。朗加六庄的青壮年全部出动，帮助出逃的难民背东西、抱小孩、扶老人，试图在天亮之前越过尕楞口地界。天刚亮时，土族、藏族武装人员进入城内，发现年轻力壮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老弱病残躲藏在清真寺里。他们四处打听，得知城里的大部分保安族被朗加部落救走了，于是他们立即组织武装人员进行追击。出逃的人群快到达循化与保安的分水岭，海拔3315米的尕楞山口时，土族、藏族追兵赶上来了。朗加部落护送的武装人员隐蔽在山巅豁口两边的草丛中，为避免误伤追兵中不明真相的乡亲，他们朝天开枪示警。但是，追兵仍不停止追赶，而且向逃难的人群和朗加护送的人开枪射击，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朗加武装全力劝阻追兵的过程中伤亡30多人，其余人员引领难民撤离，翻越尕楞口到达了循化地界。

对于这段历史，记载虽然不尽统一，但可信和值得称颂的是保安人和朗加藏族关系融洽，朗加藏族同情保安人，用鲜血和生命拯救、保护了保安人，并给他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保安人定居到今甘肃省积石山县后，甘河滩和梅坡保安人仍然把朗加藏族称做“阿旺仓”（救命恩人），双方经常往来，关系亲密。每当朗加藏族人来时，保安族人民一定宰牛宰羊，盛情款待。

居住在隆务河西岸尕撒尔的保安人迁徙时，也受到当地土族群众的帮助。保安城、撒尔塔大庄的保安人被迫逃离家园后，尕撒尔的保安人在把土地和财产变卖或送给本村的土族群众后，由土族哈仑那卡部落护送到循化街子一带。马克文、蔡湘在1959年调查整理的《青海省同仁县保安地区年都乎等地区的历史调查材料》中写到：“什哈伦河以西的尕撒尔‘回回八十家’虽未曾和周围的藏民发生冲突，但他们见下庄回民迁走，自己怕孤立，就自动地迁到甘肃临夏大河家的大墩。临走之际，尕撒尔的土族皆留恋不舍，纷纷送行。土族仁琴色楞的奶奶曾经一直将尕撒尔的回民送到甘肃临夏大河家的大墩村，皓伦那卡的藏民也都去送行，据说双方惜别时，有很多人流下了眼泪。这段文字记述了大墩的保安族人民生活在尕撒尔时与当地土族和藏族的深厚情谊和友好关系。

由于历史原因，保安人离开故土青海同仁地区给他们的心灵刻下了永远抹不去的伤痛，但保安族人民与当地的藏、土等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建立了亲人般友好的民族关系，共同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

三、新中国成立后保安人的民族团结事业

1950年4月25日，大河家、吹麻滩、居集、癿藏等地的2.7万多群众集会听取赴朝慰问团的报告。会后，各族人民掀起捐献飞机、大炮的高潮，捐献12370.04万元（含临夏县，旧人民币），折合飞机一架，并被命名为“临夏县各族各界团结号”。

1950年5月10日，甘藏沟保安族民兵中队长马六十三为抢救群众，在与土匪作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6岁。中共临夏县委根据马六十三生前的遗愿，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临夏县人民政府决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1958年9月20日，临夏县个别地方发生武装叛乱，是日，吹麻滩叛匪陈如山带领12人，去放哨民兵驻地石家村伪装查哨之名，企图抢夺枪支，打死了放哨民兵马化龙，并抢走三八步枪一支。当时民兵队长韩福祥（保安族，柳沟乡袁家村人）闻讯持枪赶到，与匪徒展开激烈搏斗，身负重伤11处，最后以惊人的毅力将陈如山刺来的刀用牙齿紧紧咬住，陈见势不妙，弃刀逃跑。为表彰韩福祥对敌斗争的勇敢精神，1958年10月8日临夏县政法党组给他记一等功；1960年4月，韩福祥出席全国治安模范、民兵英雄大会，国家军事委员会授予“少数民族民兵英雄”称号，奖给半自动步枪1支，并光荣地受到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84年2月20日，甘肃省第一次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兰州举行，团省委副书记马少青（保安族）、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柳沟乡袁家村农民马麻乃（保安族）受到大会表彰。

1988年4月25日，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作为先进集体受到表彰。

1988年11月28日，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召开的第二次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兰州举行，团省委副书记马少青、国营202厂职工医院儿科医师马延智（保安族）、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邮电局局长马占良（保安族，癿藏村人）受到表彰。

1992年10月3日，甘肃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民族工作会议暨第三次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兰州宁卧庄礼堂举行。大会表彰了148个先进集体、266名先进个人，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吹麻滩镇、省侨办副主任马少青，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邮电局局长马占良，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刀具厂厂长马吉（保安族，大河家乡甘河滩人）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受到大会表彰。

1993年6月28日，全国各族青年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先进个人特邀代表马丽云（保安族）参加了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瑞环、朱镕基等同志在中南海会见了全体代表。

1994年9月29日，国务院第二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模范个人代表马克斌（保安族，大河家乡甘河滩村党支部书记）受到大会表彰，并在国庆之夜登上天安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1994年10月22日，甘肃省第四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兰州举行，153个先进集体，272名先进个人受到大会表彰。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民政局、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中心卫生院、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县长马文成受大会表彰。

1998年10月14日，国家民委、甘肃省人民政府联合表彰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发展民族经济文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乡人民政府、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县长陕成义分别荣获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称号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

1999年9月29日，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郭干小学代课教师马继梅（女，保安族，大河家乡梅坡村人）参加大会，并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

2005年5月，积石山县被国务院评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马文科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2009年9月，马丽云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保安族民俗与处于同一地区的兄弟民族的习俗关系比较密切。在过去，保安族的服饰深受蒙、藏服饰的影响；在喜庆节日的礼俗中，民族间相互道贺的一些礼节规矩也被彼此接受，久而久之形成了保安族独特的习俗。比如说在保安人的婚礼上放鞭炮、赛马竞技、唱宴席曲等活动都与相邻族群的习俗有共同之处。历史上保安人的先民从西域、中亚带来的文化传统，伊斯兰教的影响，保安族形成后的社会地位和遭遇，在多民族聚居区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环境中陶冶并培养了保安人特有的民族风俗、心理特征和精神气质。他们具有扬善惩恶、尊老爱幼、团结奋进的优良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