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元易代
至元十六年(1279年)，南宋军民的抵抗最终被元军粉碎，至此，元廷完成了对大江南北的统一。王朝易代，新的统治秩序尚未稳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就已不断出现。一方面，战争中不可避免的烧杀劫掠行为遭到江南民众的强烈反抗，许多抵抗在宋亡后仍在进行，再者，宋元易代并没有给江南地区旧有的生产关系带来适当调整，土地兼并趋势继续发展，宋时未得到有效解决的诸多社会矛盾随着王朝鼎革而一并遗存下来。许多地方盗贼作乱，暴力横行，所谓“南土新附之初，山薮寇聚，官不能治”，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此种情况下，元廷一方面调兵镇压，同时也“委重有谋有力之家”[137]来协助维护地方秩序。变乱时期，精英们又肩负起维护地方安全的责任。
婺州路东阳人王安国生于南宋官宦世家，“倜傥有志略”[138]，有着创立一番事业的志愿，无奈“宋祚将倾，知有材无所可用”，只能慨叹“衰世之熊虎，孰与治世之鸾凤哉”，“闭门隐居以教子”。元朝虽统一江南，但“人心犹危疑未辑”，尽快巩固统治秩序、树立新朝权威是统治者的当务之急。但是，治理地方不能完全依靠武力压服，还是需要倚重并委托一些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暂时代为管理。安国于是呈献计策，元帅采纳其建议并任命其为县尉，主管地方治安，安国遂得以发挥其才能，“时法令未一，安国能布威立信，以驭其民”。他配合统治者镇压了多次反元起义，经常是“诣军前告以方略，亲入贼窟，以计诱之，手缚其渠魁以献”。即便已去官还乡，仍不忘职司，当有起义发生时，安国“觇其势”，“率乡兵据要害拒之”。最终，反元力量被官府与民间武装联合镇压下去。王安国对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维护出力甚多，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元政府在地方的统治。
民间武装在元初维护地方安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积极支持配合元政府镇压地方的反元势力，巩固新朝在江南地区的统治。许多士人为元军镇压反叛出谋划策，提供信息情报，如吉安路庐陵县刘子清，值“南土降附之初，有不安新政，潜谋作乱者，君不能止，则密白郡侯，先其未发而剪除之”[139]。温州路平阳州人韩浩，号玉溪处士，尤负材望。元至元二十七年，“括大盗詹老鹞与温盗林雄等合，势张甚。江浙行省参政高公兴统军讨之，闻处士名，延致军中，与之坐，问计”。韩浩献瓦解起义军之计，元将从之，“由是贼党争去逆效顺”，“兵不劳而首恶就诛”[140]。还有一些人为元军充当向导，组织乡兵武装直接参与对反元势力的打击行动。至元二十四年，“独山民夏仍二与其众用钲鼓刀槊为寇，致官军不能收”，衢州路开化县民刘彦章，时年十九，“以计诱贼入隘，贼穷就缚，以功授处州路缙云县仙都乡巡检，盗不敢入其境”[141]。江西龙泉邑西，巨寇出没，“行省官提重兵，督郡之军民官同力剿捕，地势险恶，莫敢前进”。庐陵刘子清时以“宿望而与(元军)偕行。君选精劲民丁百人，直捣巢穴，擒其渠魁，残蘖悉平，不受公赏，自以私财酬赉其众”[142]。动乱时期，一些精英能够出任地方，维护地方秩序，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树立新朝的统治威信。婺州路永康县吕懋，尝为宋官，“遭值江南新附，官府未立，毅然出任县事(永康知县——引者注)而弗辞。既抚定其民，使无失业，且为之捍卫，以备非常，人恃以安。及朝廷为置吏，即奉身而退，盖志在用权以全其乡井，不籍是为进取之阶也。其后大盗窃发，官军进讨，复强起之，以为向导。府君(懋子吕汲——引者注)甫逾弱冠，实预在行，身践重山密林、荒昧阻绝之境，而直探其巢穴，事平，口不言功”[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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