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媒体规律受众心理的把握和欣赏欲的激发

媒体规律受众心理的把握和欣赏欲的激发

时间:2023-08-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而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心理过程存在着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随后,北京台的《BTV回声》节目和《北京广播电视报》联合举办了《皇城根儿》一剧的征文活动,收到来稿二百多件。

第二节 媒体规律受众心理的把握和欣赏欲的激发

在本书的第四章,我已经说到,电子技术化的视听符号是电视剧演剧艺术的载体,进而说到摄制技巧和生产流程影响了画面造型艺术,还特别说到,传播途径和接受方式生成了电视剧审美创造的特征。这最后一点,我引用叶家铮《电视传播的艺术》一书,概述了传播活动的特质、特性,一般地说到了电视剧观众的普遍心理。应该注意的是,观众的欣赏动机不是随时都有的,这种动机有一个启发激动的过程。现在,我从另一个侧面,即电视剧要能激发观众的欣赏欲望,要能驱动观众参与电视剧的审美创造,从这个侧面来说说媒体规律和受众心理的问题。

从媒体规律来说,我们要明确的是:

第一,电视剧的传播是视听符号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剧的创作者就是电视剧视听符号的制作者,电视剧的观众就是电视剧视听符号的接收者。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电视剧艺术活动或者说电视剧文化现象,也就是一种符号传播的活动,或者说符号文化现象。它把电视剧观众无法亲临实地去看到的、听到的东西通过画面的、音乐音响的、语言的符号,变成他们如临实地的、具体可感的事物,传递给观众。观众也就靠着这个符号系统来把握自己的认识。这当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人使用符号是和生理的、心理的现象相关的。而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心理过程存在着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这种心理结构,又是和符号的功能相对应的。

第二,这种符号系统有着如下的特性:

1.其包涵的符号种类,在所有的传播媒介中,为数最多,唯其数多,信息量也就大,大得其他传播媒介无法相比。

2.它传播渠道短,中转环节少,传播速度快,传播方式又具有直接性,体现了信息传播最优化的效率原则。

3.电视剧视听符号传播的多维性,使得电视剧观众易于准确地还原传播符号负载的信息,理解这些视听符号所包蕴的意义。

4.由于电视剧靠固定的电视机收看,电视台播放电视剧节目时间还实现了规范化,观众除非是看录像带,不然,就得在规定的时间里到一定的场合去收看。这样,电视剧声像符号的传播就给人以强制性,使得观众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了。

第三,在电视剧视听符号传播的过程中,要实现这种传播的意图,或者说,实现这些视听符号的功能,关键的关键,是传播者的编码和接受者的释码一致,电视剧制作者的感受和电视剧接受者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即“同构”。同构,就实现了真正的传播;不同构,就实现不了真正的传播。传播不能真正实现,视听符号功能不能真正实现,观众在电视剧观赏中凝聚的意识和创作者的意识倾向,就不能产生意识上的共鸣。

我们不妨看看《皇城根儿》的传播。

《皇城根儿》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后,北京城里有过一阵非凡的热闹。先是部分演员和《爱你没商量》的部分演员一起,被北京台请上了一台春节晚会,与观众见面。跟着,春节后,又应中央电视台的《正大综艺》节目邀请,以嘉宾身份出现在荧屏上。随后,北京台的《BTV回声》节目和《北京广播电视报》联合举办了《皇城根儿》一剧的征文活动,收到来稿二百多件。《BTV回声》还先后六次邀请观众代表在荧屏上对这部电视剧评优说劣。

从编码和释码的是否一致来谈论这种播后现象之先,有必要说明一下这部电视剧的内容。

长达30集的《皇城根儿》,说的是北京城中一座典型的四合院——金家大院里,围绕着老中医金一趟所持的祖传“再造金丹”的秘方,发生了一连串的奇奇怪怪的故事。金一趟治病方式奇特,与众不同,更显得“再造金丹”无比神秘。眼看金一趟年事已高,膝下无子,嫡传秘方便发生了危机。于是,“金丹”秘方落于谁人之手成了金家大院的一个焦点事件。怪事接踵而至了。金一趟的入赘女婿中医张全义婚后三年无子。金家正为没有传人而发愁的时候,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抱回一个弃婴,在金家大院惹起了一阵风波。金一趟炮制金丹,向师傅徐太医遗像顶礼膜拜的时候,却连抽三次凶签,不祥之兆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不料,大门口,又送来一封匿名信,附有一张数十年前的京剧花旦剧照。她是谁?另外,金家大院里的老佣人杨妈,也收到一个纸盒,里面装有一盒录音带,除一段京剧花旦唱腔外,还有一个老者的嘶哑说话声音。这个老者又是什么人?跟着,金一趟的医案上出现了一副来历不明的玉镯。杨妈在金一趟的另一个得意的门生周仁的办公桌里发现了一份再造金丹的配方成分的材料。金一趟的小女儿金枝得到了一粒来历不明的金丹。开公司的徐伯贤跟吴老板和歌星陈玉英围绕着金家忙了起来。失踪了整整40年的金一趟的师傅的大少爷徐承宗,突然出现在金家大院,要讨回再造金丹的秘方。围绕着再造金丹的继承权这根主线,《皇城根儿》还穿插了好几条副线。比如,张全义和金秀、陈玉英之间的婚恋瓜葛,金枝和玉喜、大力之间的婚恋瓜葛,徐伯贤和李丽的家庭矛盾,陈玉英、金枝与吴老板之间的矛盾,徐伯贤与吴老板之间的矛盾,等等。

作为这部连续剧传播的编码一方,创作者们还是十分乐观的。比如,编剧之一的陈建功在导演赵宝刚对剧本作了“很大的改动”之后就说,改得“后15集堪称精彩绝伦,有声有色”。陈建功还说,“针对《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的手法的单调,赵宝刚有意在《皇城根儿》剧中实现大的突破。从镜头画面可见《皇城根儿》明显缤纷了许多。热闹的街道,涌动的车流,霓虹灯闪烁下的城市夜景……洋溢着一种时代的气息。赵导演说过‘力求拍得新’,显见他力求新颖的艺术追求,用心良苦。”[1]尽管这和人们已知的陈建功在观摩座谈研讨会上的失望、不满和愤怒很矛盾,我还当他是一种称许。

作为《皇城根儿》传播的释码一方,观众和评论家的反应里,当然也有和编码一致的。

1993年1月12日的《北京广播电视报》上发表的“三优杯”《我看〈皇城根儿〉》有奖征文之一,德福的《品罢金丹道期盼》一文就说,这部戏“成功地塑造了围绕金家大院和再造金丹的一个十分活跃的群像。包括几十年生活、冲突的两代人;也包括社会的三教九流。每人都有不同的脸谱、心灵、谈吐和行为。……真可谓音容笑貌,举手投足皆出自然,叫观众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创作,表演高潮艺术手法的成功。”还说,这部戏“浓缩几十年社会生活的纠葛,集中表现在极有限的时空和人物群中,几条主干线索彼此交织,缠绕、渗透,构成了一幅结构紧凑的画卷,……荧屏上节里扣节,浪后涌浪,悬念珠串,高潮迭起。叫人越看越来劲。《渴望》以其情打动人心;《编辑部的故事》以其生动的诙谐吸引观众;而《皇》剧则以其构思的精妙和人物塑造的功力创造了更高一级的艺术成就。”

又比如,1993年第4期的南京《剧影月报》上发表的范华群《〈皇城根儿〉的戏剧性在哪里》一文就说,“《皇城根儿》所写的题材,虽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传奇故事,但剧中人物的思想与行为,最后表现的与他们的结局,却是另外一个面貌。”张全义、金秀、周仁、金枝等几个主要人物身上,“充满了新的时代气息,与振作起来的可喜的精神面貌。”结构上,这篇文章还以第27集为例说这一集在金家大院将要向张全义正式传授金丹秘方,主要人物全部出场,“像编织大网一般地一下子全部理顺收拢。全剧所有有关人物全部有所牵连,人人都被卷入了戏剧的矛盾漩涡之中,达到了戏剧冲突的最高潮,出现了精彩纷呈的动人场面。足见编剧高超的戏剧结构技巧与高人一筹的收尾功力,是为全剧最为精彩之处”。

再比如,这同一期刊物上发表的汤振海的《沉郁舒徐的〈皇城根儿〉》一文,也说,“由《渴望》起家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创作班子在讲完《编辑部的故事》之后,新近推出了他们的《皇城根儿》。这是一部精致细腻的电视连续剧;它已经明显地摆脱了前两部的肤浅而显出深沉成熟。”“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传递出深沉的思想意蕴和文化内涵……古老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思想意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终将土崩瓦解。全剧以金家为缩影、以金丹为起因,较为深入细腻地反映出这一渐变演进的历史过程。”“人物的性格特征已经摆脱了《渴望》里人物形象异常单一、绝对的类型化倾向,而较为充分地展示出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和复杂性。”这种“复杂错综、难以捉摸”,“正是两个时代、两种文明交织聚汇的结果。生活在‘皇城’里的人们挟裹着封建传统的遗传,同时又被纷至沓来的现代文明撞击得晕头转向,无一能够抵抗其摄魂夺魄的诱惑。《皇城根儿》较为深刻地表现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里人们性格的多重组合与蜕化变质。”

然而,更多的观众和评论家,在收看《皇城根儿》之后,释码和编码却难以一致。

比如,1993年1月5日的《北京广播电视报》发表的贺广同《〈皇城根儿〉的遗憾》一文说,“编导为了维护其众多的悬念,反而使剧情被肢解得七零八落,东一榔头,西一棒棰。使观众不得要领,甚至失去耐心。……假如把《皇》剧中的悬念解掉,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子。”“人物塑造,有似曾相识之感。”1月26日的《北京广播电视报》上发表的林涵表的《绕弯子讲故事的得失》一文说,“《皇城根儿》的弯子‘绕’得够多的,到了末三四集才大抖包袱,把观众‘憋’得直叫唤,甚至还有人看了一半便烦了。……它带来了场景上某些过分人为雕饰的不自然色彩,显得作家过分卖弄技法。一大群演员围着金一趟在那儿装假做戏,我不知道他们有多么难受,真希望金一趟早一点晕倒”。这家报纸的1993年2月9日一期上发表的魏山人的《“水”漫〈皇城根儿〉》一文说:“当用一个个镜头苦心垒起的《皇城根儿》期望得到鲜花和掌声,意想不到迎面扑来的,却是一股似乎可称汹涌的‘洪水’。这股‘洪水’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被沸扬的传媒筑就的并不坚固的堤坝,进而使《皇城根儿》的墙体多处坍塌而变得有些惨不忍睹。”魏山人说,这股“洪水”的源头在于《皇城根儿》自身,“在于其建筑师们对历史的迷恋之情”。“对金丹拥有的神秘氛围和围绕其展开争夺所产生之悬念的迷恋,是驱除电视机前观众的缘由之一……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将诸多的笔墨倾之以一个大多数人并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无疑等于在电视剧和观众之间横开了一条隔膜的渠沟。”另外,魏山人还说,要是“与观众心态不太同步的悬念设置成了该剧的首要失误”的话,“迷恋于《渴望》的成功,则成了摧毁其坚固的根本所在。”“它可诠释出的是编导对现代生活缺乏独特的观察和体验。”

另外,早在这些文章之前,1992年12月1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蒙蒙的《未卜先知:金家人的表情通病》一文就说了:“金家大院可以用三个字概括:假、大、空,……金家父女的表情显然为此提供了生动的事实根据。”我在本书《总绪论》里说到过《皇城根儿》观摩座谈会上编剧陈建功、赵大年的失望、不满和愤怒。披露这一内情的《中国电视》1993年第1期上的郑里的《〈皇城根儿〉何以坍塌》一文,则从理论上指出了,《皇城根儿》的败笔有以下几处:悬念,蒙太奇,性格,主题,结构,观念,置景。郑里的意思是,《皇城根儿》的悬念是在故弄玄虚,过长,指错了方向,“观众和剧中人一样糊里糊涂,一惊一吓,剧情虚张声势,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套用刘慧芳的话说是:想看的全没看着,不想看的全看见了。”蒙太奇,问题是,“每场戏里的角色、台词、情节、关系、导演设计都呆不住,只好避实就虚来回‘蒙’。本想讨捷径,反倒短路了。”性格,问题是,“人物的心理、形象都暧昧不清。……引人莫名其妙,来无影、去无踪……晦涩暧昧取代了血肉丰满,使观众感情无所适从。”主题,问题是,“从原作的困惑变成了诱惑。一字之差,千里之别。而导演对诱惑的解释极其简单化,带有空想的虚假性。似乎一切皆因欲(诱惑)而生。……似乎金丹不在、万事皆休。导演的批判明显是个人化、情绪化、概念化的。”结构,则“基本是对众多作品模仿的结果”。观念,也“几乎完全失去了它前边一些制作不自觉中流露出来的现实精神和平民气息。”至于表演,则“随着电影化的调整、镜头互相较着劲,放松不下来”。置景,则“费力不讨好”,“毫无气氛,奢华冰冷,空旷地充任着那个‘隐喻和象征’,像那粒金丹一样乏味,像那个捡来的孩子一样毫无特色。它从一出现就预示了该剧的失败。因为它远离我们的生活,是用概念搭制出来的,而非来自人间生活。”

这都说明,不管《皇城根儿》的创作者们和为它说好话的人怎么样费力地证实他们编码的美善到了什么样高超的境地,人们还是难以按照他们的愿望予以释码,去准确地还原它的信息。

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说明《皇城根儿》的传播过程中编码、释码的不一致,是想认定,电视剧的创作者,预先就要为了这编码和释码的一致而周密地加以考虑和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剧要充分体现出鲜明的电视媒体意识。电视剧的视听符号要易于和观众发生传播同构,使观众易于准确地还原这些传播符号所负载的信息,理解这些符号所包蕴的意义,并与电视剧传播符号的制作者——剧作家和艺术家们,产生共鸣。

当然,这除了编码,还有一个在传播过程中艺术地激发受众的欣赏欲的问题。本来,欣赏欲的因势利导的、向上的、向前的激发,就是电视剧的固有的特性之一。

这,又必然地和受众心理的把握有关。

我在上一节说到了电视剧观众的审美要求、审美心理结构、审美功能、审美趋向、审美评价问题,说到了对象意识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受众心理的问题了。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电视剧的创作和播放过程,就是剧作者和电视剧艺术家们和电视剧观众的心理交流的过程,是剧作家和电视剧艺术家依据观众的这种受众欣赏心理,按照电视剧艺术的特有规律,有效地控制全剧的创作活动,以求观众对这部电视剧产生共鸣的过程。因此,把握受众的心理就成了电视剧激发并且强化观众欣赏欲望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把握受众的欣赏心理,要认定如下的事实:

第一,受众经常欣赏电视剧,会积累下来很多的欣赏经验。这种欣赏经验有感性的,也有理性的。这些欣赏经验,是受众进一步欣赏电视剧的必要准备和基础。凭着这种准备和基础,受众能在欣赏新的电视剧时又去发现、判断它的历史认识价值和审美艺术价值,参与到这部电视剧里去,并在这个过程中能动地进行美的创造活动。所以,欣赏,也是一种欣赏者的再创造。作为电视剧的创作者,作家、艺术家们就要看到这种欣赏经验的积累的情景,并把握住这一点去创作电视剧艺术作品。

比如,受众欣赏《编辑部的故事》就有一个欣赏经验的问题。

25集的《编辑部的故事》是个系列喜剧,包括18个独立成篇的小故事,即:《谁主沉浮》、《我不是坏女孩》、《侵权之争》、《水淹七军》、《一朝权在手》、《小保姆》、《无中生有》、《歌星双双》、《甜蜜的腐蚀》、《飞来的星星》、《吃不消》、《谁是谁非》、《寻子记》、《胖子的烦恼》、《有人办好事》、《人工智能人》、《娶个什么好》、《人民帮人民一把》。1992年1月20日首播《飞来的星星》,说的是,当时,社会上不断流传着地球毁灭的谣言,夏羽兆跑到《人间指南》编辑部说是有颗星星要撞地球,消息来源是一家外国广播电台。这,当然谁都不信。编辑部的冬宝正想把这个夏羽兆往公安局送,编辑部又闯进来一位贾玉炎。贾玉炎声称,他已经看见了那飞速而来的灾星。众编辑在他那自制的天文望远镜中也似乎瞧着了飞速逼近的灭顶之灾。这一来,刘书友不再省吃俭用,居然买了两份红烧肉。然而,他吃不下去。牛大姐这时真希望领导上能来做大家的主心骨,只可惜陈主编外出开会不在家。她于是准备召开家庭联系会,要处理后事。当然,在年轻的编辑面前,她也不失稳重。李冬宝呢,不想孤身一人告别今世,再一次向戈玲发出了爱的信息。到这种时候了,戈玲也觉得有点对不起冬宝的一往情深,心想干脆成全他得了。就在编辑部被搞得方寸大乱,编辑们一片悲哀之时,电视台郑重辟谣,倒叫那个余德利看了场大笑话。这倒不是他余德利没信谣言,只不过,他一反常态什么都没说罢了。众编辑虚惊一场,依然如故。只有李冬宝,希望那谣言是真的,或者,哪怕晚点辟谣也好,那样的话,他跟戈玲不就成了吗?这一下,又没戏了。

首播那一天,由于新闻界早就介入,消息不胫而走,白天里,人们就相约晚上看它了。当天,《北京晚报》又恰到好处地推出了《“编辑部”大家谈》征文启事,要“给观众一个说话的地方”,“欢迎大家各抒己见、评头品足、直言不讳。”《中国青年报》还预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搞一篇“首播风采”的报道,20日一大早就把记者撒出去了。北京电视台副总编辑李牧,这部系列剧的作曲雷蕾、导演赵宝刚、演员吕丽萍和葛优,都很乐观。晚上,正在播出的时候,记者又电话采访了十名观众。

然而,这头一炮,没有打响。虽然播出时观众也有说“挺棒”、“挺开心”、“真过瘾”、“咱也像人家那么会说话就好了”的,但是,也有说太闹、过于表面化的。一个个体户还说:“不就是臭贫吗?这种人我见得多了,没实在的。”第二天的《北京晚报》上,还有一篇短文《无聊的“编辑部”》,干脆说《编辑部的故事》太贫、太闹、太虚假,看了令人失望,以后决不再看。后来,还有人告状,说《编辑部的故事》“丑化现实”,“讽刺社会主义”。北京电视台打乱了原来的播出计划,拼命地赶播。上午播,下午也播,一天要播好几集,像是要在“上面”发话“停播”之前抢播完毕。有的地方台则干脆停播了。直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等人,2月1日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视察、祝贺春节,表态说“这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对电视剧来说是一次突破,没有问题”,局面才完全改观。

后来的情景,就不一样了。比如,当年2月20日,应《今晚报》的邀请,《编辑部的故事》剧组冯小刚、赵宝刚、葛优、张瞳一行14人,到天津去座谈联欢。天津电视台当时的播出已经掀起一股热潮。一些古装剧和外国剧的观众都被争夺过来了。天津的广播电台和几家报纸,几乎天天都有评论文章。剧组到来的消息,《今晚报》是18日预告的。预告时,报社说,19日上午9点半赠送100张入场券。结果,19日清晨6点,排队等候的就有1000多人了。剧组在天津24小时,报社、旅馆、商场、街道,所到之处,都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当天下午,剧组和天津新闻界、评论界座谈,人们都说,这部戏形式新颖,别具一格,敢于触及当前的许多热门话题,说明作者思想解放,了解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心态。有人说,这部戏语言极有魅力,可谓妙语连珠,光彩四射。天津市文联秘书长张连群最后说,这是一部真正的喜剧。

撇开别的因素不说,光是这“喜剧”,就说明,《编辑部的故事》开播以后的景观里,真有一个观众的欣赏经验的积累问题。

当时,先播《飞来的星星》是想表现,《人间指南》编辑部就是一个没有经过整顿的编辑部,一片混乱。却不料,观众在没有必要的喜剧欣赏经验的情况下,难以接受,至少是很不习惯了。1986年10月1日,中央电视台曾经从各地选送的20多部电视剧喜剧作品中精选出五部,搞了一次喜剧展播。重庆电视台的《平庸之辈》,上海电视台的《主仆颠倒》、《万元户主和猫》、《虎打武松》、《多棱镜》等作品,虽然也让人见识到电视剧的喜剧,但对喜剧的欣赏,却没有在观众欣赏心理中养成什么必要的审美经验。

等到看了《飞来的星星》,看了《谁主沉浮》,再看第3集《我不是坏女孩》,广大受众的情绪就开始变化了。上、下集的《我不是坏女孩》说的是,女大学生刘小红爱上了有妇之夫的老师而陷入单相思不能自拔,要以自杀身死来证明自己的一片痴情。她打电话告诉了“知音大姐”。李冬宝立刻对小红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相处之中,大家满以为小红爱上了冬宝,唯有戈玲的心中像是倒了五味瓶。最后,刘小红体会到人间的温暖,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看完之后,观众越来越赞扬了。人们开始看到了《编辑部的故事》的价值和意义。《北京日报》1992年7月10日发表该报记者彭俐的《电视喜剧正逢其时》说得好,这价值和意义,“对于中国电视喜剧的发展来说,可用‘划时代’三个字来形容。这部作品挥洒自如,谈笑自若,表明年轻的创作者本身具有一个自由、宽松、敞亮的心理空间。幽默是自信心的展示,喜剧是精神的游戏,两者都需要智慧的、俯瞰的目光。这部作品第一次把自嘲的机制引入,把自己放进去,正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应该说,这也是受众不断积累喜剧欣赏经验的结果。

当然,这种积累,更多地是表现在题材相似、主题相似、人物相似、屏幕演剧艺术相似的不同的电视剧作品的先后观赏过程中。这种情形,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我就不多说了。

第二,受众欣赏电视剧,会产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活动。这是一种由视觉和听觉引发出来的加进了贮存的记忆的思维活动,也就是说,受众会带着被电视剧所唤起的全部激情和想象,理智和思索,以积极进取的精神,把自己的经验体会、思想感情溶进电视剧的画面里去,主动发现一些画面上没有的,甚至剧作家、艺术家们也没有认识到的东西。这就是受众的“再创造”作用了。

通常,这种联想和想象还可以使观众移情自譬。

比如,看了《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年轮》,当年上过山、下过乡的受众,就会联想起自己的那一段“知青”生活。又比如,看了《让我们荡起双桨》,现在50—6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观众,都会想起自己当年的学生生活。甚至于,看儿童电视剧《亲亲我老师》,稚气十足,也足以引起今日一大批成年观众的兴趣,带着他们回到自己童年生活的记忆中去,令他们浮想联翩,生出许多的感慨来。还有,看《半边楼》,今日的大学教师观众,对剧中的住房分配、职称评定等热门问题的感同身受,也会令人遐思不止。

值得注意的是,在联想和想象的作用下,电视剧观众不仅从电视符号中理解它表达的信息,还可以由此而产生更深层次的文化含义。

比如《半边楼》。这是一部由陕西电视台和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联合录制的22集的连续剧,延艺云编剧,苟良总导演,龙图执导,杨立新、徐正运、王若荔等主演。这部电视剧,说的是西北古城一所大学里,一座拆了一部分的教工宿舍“半边楼”里,同一楼道上,住着5个家庭的12口人。他们之中,徐正运饰演的黄耕算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他度日尴尬,生活贫困,却又人如其名,对事业、对工作,就像一头辛勤耕耘、不知疲倦、不计得失的老黄牛。杨立新饰演的呼延东,是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他的青春虽然在政治风云席卷祖国大地时已经失落,他的家庭也终于在妻子奔向大洋彼岸寻梦时解体,然而,在生活的漩涡中沉浮而又挣扎,经受了各色各样的潮头的冲击,面对社会和世人,他依然执着地固守着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保持着始终不渝的热情。只是,不同于黄耕,他更看重成功,注重现实。他要求在一个公平的尺度下去进取,去抗争。他像是用一个哲人的头脑去洞察世故人情,却也有来自于凡胎凡骨的难以超脱的凡人的苦衷。牛宝军饰演的范志远和郭凤芳饰演的黄小歌、陈莎莎饰演的何娜等人,算是潜在的下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理想,却又缺乏生活,显得人生贫乏稚嫩,还显得浮躁脆弱,但是,只要几番风雨锻炼,充实了还嫌苍白的心灵,他们就会带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真诚热情,还有坚定的信心,去艰苦跋涉,创造光明的前途。看这部电视剧,你找不到离奇曲折的情节,引人入胜的故事,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你也看不到时髦的公司、别墅和饭店、歌厅,听不到时兴的“调侃”味道的人物语言。剧中,人物平凡,命运普通,画面上,90%的场面也只是那灰濛濛的“半边楼”。然而,低工资使生活负担沉重,低投入使教职工住房拥挤,经费短缺使科研条件缺陋,体制弊端使职称评定困难,新鲜的题材和剧中人物在诸多困难条件下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还有浓厚的悲剧色彩,打动了观众。尤其是大学教师和社会上关注知识分子命运的观众,而获得好评,荣获那个年度的第十三届“飞天奖”中长篇电视连续剧的一等奖。

《半边楼》的创作者,对这部连续剧的立意,如总导演苟良在《抓好一剧之本——创作〈半边楼〉的点滴体会》一文里所说的,“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既要真实生动地反映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和他们的酸辣苦甜,又要注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催人奋发激人向上;二是既要表现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矛盾、问题、想法、说法,又要注意作品内涵和表述的分寸,谋求积极的社会效果。”而观众,在联想和想象中却产生了更为丰富的文化蕴含。

比如,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建军在收看之后写了一篇题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的观后感,就说,这部连续剧“并未着意表现我国高等学校知识分子在贫困夹击中的生存状况,它只不过把真实的环境和背景,作出了一些必要的交待,这不能不唤起社会的严重注意。”这“注意”就是:“对这种情况熟视无睹,或者无动于衷,听任这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科学研究将会受到严重的危害,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的危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刘建军教授还说,这部电视剧“着力表现的不是知识分子贫困的生存状况,而是在这种生存状况下他们的奋进,他们真实的思想状态。”这种思想状态,刘建军教授感受到的是,这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有着共同的精神追求,他们献身事业、献身科学、献身于祖国的繁荣富强,他们都共同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献身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人的聪明才智和潜能,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有了这种精神,人生价值才能得到最后的实现;有了这种精神,人们必然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和友爱。”所以,这部电视剧虽然说的都是一些平凡普通的人,日常生活的事,却“都牵扯到如何走自己的人生道路的大问题”。

又比如,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畅广元,也在他的观后感文章《对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透视——观电视连续剧〈半边楼〉》里谈到了他的深层次的、丰富的文化发现。他说:“《半边楼》展示出的知识分子‘苦恼中见精神’、‘竞争中显人格’、‘痛苦中做强人’和‘挫折中求新生’的一幅幅人生画面,蕴涵着一种关于人的深刻的价值观念。”剧中,有一场戏是黄耕充满情感地教育二虎时,提醒他:“你也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要忘记自己是个人!”畅广元教授对此颇有感慨地说:“‘是个人’,这太平凡了,然而却有号召力。半边楼上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们都是认认真真地在做人。他们把科学研究中矢志不移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做一个有价值的人紧密地结合起来,自由自觉地劳动着,并在这种劳动中实现‘以天下为己任’的自我。尽管他们的生活道路坎坷不平,他们的心灵爱怨交织,有时难免愤愤不平,讲一些刻薄讥诮的话,发泄一下胸中的郁闷,但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这就是活着就要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有益于祖国。他们清贫,并非不需要金钱,也想生活得舒适,但绝不拿人的应有的尊严做交易。他们呼唤社会对自己的理解:不能让奉献者心寒,不能让开拓者无援,更不能让生活里的狡诈者得逞!”

还有一位署名“管见”的观众,在题为《〈半边楼〉的深层涵义》的观后感里则颇有见地地说,这部电视剧“点明了‘拆掉的是腐朽,留下的是陈旧’”。他还说,《半边楼》“是探究到文化本身去看知识分子的心灵”了。对此,总导演苟良和另一位合作者雨尘也有同感,他们合写的观片有感的文章《“问题百出”的半边楼》也说:“‘半边楼’,是一座已经废弃一半的知识分子宿舍楼,是旧房已经拆毁,新房尚未落成的一段过渡。问题就产生于这过渡中,问题就呈现在在过渡中。半边楼的故事,留给人们的不是句号,而是问号,是省略号……”

这样的经由观众联想和想象而产生的深层次文化含义,在电视剧观赏活动中是经常发生的。由此看来,把握这样的观众心理,应该是创作者让自己的电视剧作品充分实现自身价值的十分重要的一种电视意识。

除了上面说到的一定的欣赏经验和一定的联想和想象,还有一些受众心理也是必须加以把握的,比如,必要的情感移入,一定的心理距离,也不容电视剧创作者加以忽视。限于篇幅,这里不细说了。

如果从电视意识的角度把握了上述这些受众心理,我们电视剧创作就要有意识地在最大限度上激发观众充分利用这些心理条件,去观赏电视剧。

这就是要激发观众的欣赏欲望,强化观众的欣赏动机了。

激发这种欲望,我们可以操作的事情很多。比如,播出之前的宣传,像剧情介绍,或者“今日荧屏”一类的节目播出一些片段画面,或者播出之前的看片会、观摩研讨会,等等。但是,剧作本身呢?刘忻在《电视意识论》里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为了激发这种欣赏欲望,强化这种欣赏动机,“就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使观众进入欣赏状态”,“使观众产生观看的需要,造成一种内心的紧张状态,‘欲罢不能’,非看不可,以满足需要,缓解紧张,达到新的平衡。”调动什么样的电视手段去“激发”呢?刘忻说:“一般要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形态上要采用动态激发和静态激发,力度上采用强激发和渐激发。”至于“强化”,他说到了:“注意强化动机的内容与欣赏动机总趋向相逆手法的应用”;“注意强化动机的内容与欣赏动机总趋向相一致的应用”;“注意悬想期待、‘引而不发’等手法的应用”,等等。

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情感驱动的问题。比如,所谓动态激发、强激发,就是用大幅度的动感画面,在短时间内形成强烈的刺激,迅速唤起观众的感情活动;所谓静态激发和渐激发,就是在缓慢的画面过程里给观众留下较多的想象和情感体验的余地,使观众的各种心理因素共同作用;所谓强化,那“相逆手法”无非就是造成某种阻碍因素使观众深感压抑和同情,那“一致手法”无非就是使观众产生渴望了解的愿望,而那“悬想期待”、“引而不发”等手法,也是要在情感上诱惑或迫使观众继续观看。

由此,也可以简单地说,这都可以概括为要用情感去驱动观众。

还是说《半边楼》吧。苟良说到创作者的体会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感情的介入。他说,《半边楼》给他们的一个启示就是:“发现美的事物固然需要知识、阅历、素养等等磨炼凝集成的眼光,但同时甚或首先还需要情感的介入——一种直觉的真实的情感共鸣。”他说,他们最初只看了一个编剧提纲,感情就被触动了。随后,创作中,他们紧紧把握住的一点就是:“在感觉和感情的基础去透视作品所蕴含的教育、认识和审美等等成分的分量、力度和特色。”于是,他们把《半边楼》所表现的这种艰难痛苦的历程“蕴藏在半边楼的生活形态之中,在他们的事业中表现着,在他们的爱情中表现着,也在他们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表现着”,让剧中的主人公们“在这个历程中奋争、苦求,从而激发出他们的潜力和能力,勇敢地也是费劲地向前跨进”。正是抓住情感做戏,观众们不能不为之动情了。这一点,前面说到的刘建军、畅广元、管见等观众的感受,都证明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