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群体与“年中国”干部角色的正效应与负效应

2-3.干部群体与“25年中国”/干部角色的正效应与负效应

这首先是个现实问题。在对25年群体出场状况的检索中，“干部”出现的频次最多最频繁（图3）。共有三个图，每个图有四条曲线，除了干部曲线，还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三群体曲线，是用来作干部问题参照物使用的;干部曲线的高峰与低谷，不代表问题的性质，不表示问题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曲线只是代表“干部”在“三会”上被提及的频次，或者说，“干部”这个职业角色在“三会”上出场的频次，次数越多越表明他的重要性，被注目了。

由于“三会”的职能有所不同，因此，三个图的四条曲线状态亦有不同，但是干部曲线在三个图中都是突出的，尤其是干部问题在25年里有不同的表现。为了比较清楚地了解干部问题的历史特征，我们将历次党代会及其中央全会的主题讲话和决策中有关干部问题的内容做了一种梳理，希望从中能够看出不同历史时期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不同。其间有几件大事值得我们格外注意。

图3　“三会”上干部问题出现频次图3-1历届人代会上“干部”问题

图3-2　历届政协代表会上干部问题

图3-3　历届党代表会上“干部”问题

党代会图的干部曲线一直居高不下，表明干部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

第一件事是干部政策上的拨乱反正。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十二大，拨乱反正基本结束。三中全会本着“有错必究”原则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高级干部的冤、假、错案，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十二大上，胡耀邦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报告，指出拨乱反正取得重大胜利。从三中全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十二大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国大约用了五年时间，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拨乱反正与全面改革是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事之两面。

第二件事是干部的新老交替。从十二大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到1992年十四大，一批老干部适时地退出第一线，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基本完成了干部的新老交替。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大事，也可以说是执政党的人才资源结构重组的标志之一，是希望的象征。

第三件事，廉政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关于干部管理的问题几乎是历次党政全国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以历次党代会为时限的话，十二大以前提出了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不允许违反制度搞特殊化，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十三大开始提出高级干部子弟和高级干部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问题，要依靠群众加强廉政建设，和群众一起同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十四大和十五大期间，提出建立健全党风和廉政建设责任制、党风和廉政检查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和党政领导干部廉洁规范制度，制定了一批党风廉政法规制度，规范干部的从政行为，遏制腐败。十六大把制度建设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相结合，明确了用制度反腐败的方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注重预防，努力建设有效的预防腐败体系。与此同时，历届政府尚有数次廉政工作会议，有相应的决策和部署。（附件2）可见，25年来，干部问题的出现和对策，经历了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而随着反腐建设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了对策活动，提出不少改善性意见，可以说，反腐败上的透明性与科学性是政治文明的一种。

那么，这几件大事与“25年中国”联系起来，有些什么是意味深长、有些什么是值得社会心理分析的呢？对此，显然，不同的写作者、不同的说话人，会有不同的写法、说法，这都只不过是要表达一种看法而已。

如果从“社会心理分析”的角度来选择写法或说法，我更喜欢从以下两个侧面来写作。一个侧面是“25年中国”离不开也不能离开干部群体的“政策力量”指示作用，另一侧面是“25年中国”因着干部群体的“角色负效应”而付出“代价”，这是立在“25年中国”两侧、互有联系的干部现象。

首先，“25年中国”离不开也不能离开干部群体的“政策行为”指示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下的干部群体，经历“拨乱反正”、“新老交替”及“廉政建设”，这是从重新配置人才资源、更好承担历史使命的提升过程；干部使命的行为表现之一，就是“政策行为”。这个“政策行为”是连接上层领导与下层人民的、“顶着天立着地”的支撑力量，一方面，他们有着与“六群体”不同的行为意义，是直接表现社会上层的指导意志，不在“六群体”“人民现场”，另一方面，“政策”意志的社会性质，驱使他们又要带着“政策”回到“六群体”“人民现场”中来，将政策转换成人民的行动力量，这就是所谓“政策力量”指示作用。

改革开放到现在，不论存在多少需要反思和省悟的问题，只要我们环顾四海内外，就能明白，人们津津乐道的“中国崛起”，中国的太平盛世和繁荣稳定，是由于遵照了改革开放政策和对这个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完善与政策创新。光有政策而没有干部，政策将寸步难行，政策将没有力量。假如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过程没有一个逐步调适、逐步成熟的干部群体之“上通下达”作用，是不会有今天中国的壮举。这种认知判断，不仅仅是依据于事实，而且有中国人看问题的方法在起作用。中国人看问题的方法是祖宗留下来的，这就是国家意识。“25年中国”是由正面力量所推动，改革开放政策，归根究底，是体现社会上层的指导意志，不归根于个人意志，这个意志不衰亡，就有可能赢得民心，唤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众意志力量。

从另一侧面分析干部群体，则是“25年中国”因着干部群体的“角色负效应”而付出“重大代价”。

上面讲的干部政策行为，实际上是从社会的地位和角色看干部，政策行为是干部的职业行为和角色扮演。角色的社会影响力及社会效果，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好的美的正面影响及促进效果，可以叫“角色正效应”，另一种是相反者，一种恶的丑的负面影响及倒退效果，可以叫“角色负效应”。由于政策与权力、制度规定之间之不可分割的特别关系，干部在职业行为和角色扮演过程中有两个相关又相悖的流程并存，一是某种权力行使流程，是干部对某方面权力的某种携带与行使，另一个是干部作为职业角色，其角色作用受约于职业“契约”规则，有法和行政的制度约束流程。这两个流程的并存就可能使干部角色出现正、负两种效应。廉政建设是对干部角色的规制和提升，既是对“角色正效应”的伸张或增强，又是对“角色负效应”的抑制或铲除，一定意义上，主要是后者，对腐败现象的反对和制裁。

在将干部群体与“25年中国”联系起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干部群体的“政策行为”指示作用与其“角色负效应”而付出“重大代价”，这两者是互有联系而难以分离的，这是改革开放中存在的事实，这个事实之意味深长，在于尽管干部腐败时时猖狂、时时惩处，中国竟以别国不曾有过的高速度发展并且一直在强劲地持续发展着，广大的人民竟然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未曾有过的收益，或生活改善或能力提高或才能发挥或业有所成。

这种特点让我们注意到，上述“正”与“负”两种干部角色状态之相互关联而难以分离，才是中国干部群体的全貌，才是“25年中国”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干部现象；这种特点让我们还注意到，中国的问题有中国的缘由，如果说，上述干部群体的“政策行为”指示作用本身潜伏一种权力扩张或权力滥用的可能性，有通向“角色负效应”的中介因素或“可乘之机”，那么，还可以说，“角色负效应”有带来“正效应”之可能，其间也有实现这个带来“正效应”的中介因素或“可乘之机”。只要我们用心去看看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生存与发展的欲求，就能知道，一方面，改革开放为全体人民开拓的“机会”空前增多，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又不断出现机会的“社会不公平”，这里有人们自身的资源差异，也有制度带来的资源配置和机会分配的差异，这种情况迫使普通人不能不设法寻求资源和机会，于是，“关系”资源便被提到了首位。有求助的，就有被求助的，一些被求助的好心人，愿意用“关系”一助。比如，为了小孩上个重点小学而托“关系”去“走后门”，朋友帮朋友“打官司”去“走后门”，熟人帮助熟人争课题、争这个“点”那个“点”，比如这个硕士点、那个博士点，去“走后门”，这种司空见惯的事，请问，参与以“帮”相助的这些常事、常人，有谁清楚地知道在“关系”转来转去的流程里、在被“认同”了的潜规则背后，会在哪个“关系网”的哪个“结”有什么样的贪污或腐败？然而，对于求助者，还不一定能“幸运”，而一旦“幸运”，就意味着“机会”的到来，顺利的话，会带来好事，你看，一旦“走后门”幸运，有转机，让一个人、一个家庭，或“有出路”或“有发展”，这又意味着“负效应”转出了“正效应”。社会生活的这种“浑水摸鱼”，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是福是祸？人们可以一时不说，却不可以糊涂到底，不可以“走火入魔”。

由此，回头说反腐廉政建设，应该说是一件严峻而又艰难的事，贪官污吏、腐朽败类，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存在，拉关系、走后门，在东方文化圈不足为鲜，有些甚至很严重，但在中国，腐败与关系太密切，其危害波及太广，腐败在很多时候是用“关系网”打造又受到“关系网”保护的，其间尤为严重的是，有些腐败的、偷盗知识的肮脏之事竟受到“制度性”的单位利益的那种“关系网”保护。腐败以几代人的心身损失为代价。希望有那么一天，干部能够自己“证明”自己的廉洁，那时候，才可以叫人民放心地接受哪怕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这种相对的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