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当记者

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当记者

范敬宜

（2006年10月12日）

【人物简介】

范敬宜（1931～2010），江苏苏州人。为范仲淹的28世孙，自幼对诗书画都很敏悟。学生时受过当时文史哲方面杰出学者的熏陶，师从吴门画派的杰出名家樊伯炎，深得吴门真传。1949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5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精于诗书画，当代著名新闻工作者。2010年11月13日13时42分，因病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79岁。

范敬宜历任《东北日报》助理编辑，《辽宁日报》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中国外文局局长，《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新闻委员会主任。同情世界语，多次出席世界语者集会，支持在我国大力宣传、推广世界语，后当选为中国世界语之友会副会长。2002年4月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博士生导师。

著有《范敬宜诗书画》《总编辑手记》《敬宜笔记》《范敬宜文集》等多部作品。

今天，袁志发院长邀请我到学校来给大家讲一次课，看到这个美丽的校园，看到这个年轻有为、团结奋进的领导班子，看到台下这么多一张张朝气蓬勃、非常青春的面孔，感到特别兴奋，也感到特别幸福。你们用这样一个隆重的仪式来欢迎我，使我感到很不安，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是一个很普通的新闻工作者，也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头。为什么说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头呢？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在北京打的回家，我平常比较喜欢打的，因为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个个都是业余的政治家，他会一路上给你反映很多情况，闻所未闻的，所以我很喜欢打的。我跟袁志发院长住在一个院子，我们是老同事、老同志，同时投入新闻领域。住在我们院子的大都是部级以上的干部，出租车停在我们院子门口以后，司机望了望我们住的院子，他看我穿的和我的样子也不像个官，他说：“老先生，你家就住在这儿吗？”我说是的，我看他有点不相信。他说：“哦，我明白了，你过去是个头，现在是个老头。”当时我觉得他这话说得太妙了，多深刻？加了一个字身份就贬值了。老头就成了不再是头的老人，年纪老的与年纪轻的之间存在代沟，难免说出来的话都是一些老话。刚才，大家用那么热烈的掌声，我希望大家的期望值不要太高。

今天讲的题目叫“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当记者”，这个题目是袁志发同志给我出的规定动作，因为他以前听我讲过这句话，因为他以前有印象，很喜欢我这句话，我有点犹豫，有点违反唯物主义之嫌，因为唯物主义是不相信来世的，呵呵。袁志发同志说，青岛科技大学的学生肯定不会曲解你，你就讲吧。听了他的保证，我就壮着胆子来了。在讲课前一个来小时，我在海南的一个朋友来电话，问我在哪儿？我说在青岛，他问干什么？我说要讲课，他又问你讲什么？我就说，“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当记者”。他说，你又是人生观、价值观那一套，学生能爱听吗？给我浇了一盆冷水。我就说，我不相信，我就看我讲的东西同学们能不能够接受。今天可以说是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讲。

“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当记者”，完全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幻想，是不可能的事。从来没有还有来生，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愿望。那么说这句话，无非是想表达自己对新闻事业热爱的感情，想表达自己对新闻岁月的留恋。所以不讲多少大道理，多讲一些故事。我是20岁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今年75岁。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都古过头了。如果连续计算的话，我有55年的新闻工龄。这其中有过大喜，也有过大悲；有过大起，也有过大落；有过风和日丽的阳光时段，也有过风雨如晦的郁闷日子，更有过狂风暴雨、惊涛骇浪的惊险岁月。特别是20年的“右派”流放生活，一般人很少能体会到。但是有一点，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对新闻工作的热爱我始终没有放弃过，也没有改变过。即使是对我非常熟悉的同志和朋友，都感到不理解，直到现在他们还经常地给我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归纳起来有三个：

第一个问题，是不是你当初早就预料到你有今天？

第二个问题，你是为新闻工作吃够了苦头，怎么你还不接受教训，还乐意那么干，难道你真像老百姓说的那样吃了100颗生豆子还不嫌腥吗？

再一个问题，就是觉得有许多像你这样经历的人，后来他们的精神都是一直消沉，几乎崩溃，等到平反重新工作以后已经力不从心，难以胜任实际工作，为什么你还会有后来20年的回光返照？

对于这些问题，我过去并没有很好想过，认真总结过，所以很难准确回答。这次，学校请我讲课，我认真回顾、梳理了一下，和年轻朋友在一起来谈谈心，这不是正儿八经讲课，这里面没有多少理论，没有多少道理，因为我们差不多是三代人，有很多事情你们都没有经历过，但是我觉得你们将来做新闻工作也好，做其他工作也好，都应该了解这方面的历史，所以我很愿意跟大家谈一谈。

我不知道我们读传播的每一位同学当初为什么选择学这个专业，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对我来说，选择新闻工作，当初的起点没有太崇高的理想，完全是兴趣，这种兴趣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逐步形成的。在我少年时代，我并没有想过要做新闻工作，那时和很多学生一样，将来成为一位科学家或一名医生。不知命运是怎么安排的，我从8岁开始，就得了几场重病，没有办法像其他小朋友一样正常去上学，长期在家里养病、治病，失去了正规上学的机会，每天陪伴我的是书和报纸，慢慢地就对报纸产生了兴趣，那时候的报纸像比较进步一点的《大众报》《文汇报》和《新民晚报》，中间偏右的像《申报》《新闻报》之类的。什么报纸我都看，对新闻工作就产生了一种神秘感，一种敬畏，很羡慕，老想着写出来的字怎么会变成一个个铅字印到报纸上给千千万万的人看，觉得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于是我就突发奇想，我说我也来办张报，办个什么报纸？就是手抄报。我家就住在上海，上海有个里弄叫静园，我就办了份报叫《静园新闻》，手抄本。那时候还没有条件油印。里面专门报道我们左邻右舍的家长里短：谁家的夫妻吵架了，谁家的孩子挨揍了，谁家出了什么丑闻了，谁家的猫儿下了崽了……这个写完就复印，复印完了就一张一张地塞到门缝里头，人家一看都很紧张，我们家的事怎么给写出来了？到处找也找不着是谁干的。我就偷偷地看着，非常得意。后来终于闯了一次大祸。我们对门的一个邻居原来是英文报纸《大明晚报》的记者，我们小孩都叫他“王大胖子”，他经常上夜班，我发现他每天晚上夜班回来都在弄堂口的馄饨挑子上吃一碗馄饨，有时候怕他家小孩看见就一边吃一边偷偷地张望，我就给发了个头版头条“王大胖子背儿女偷吃馄饨”，王大胖子看了以后大发雷霆，在弄堂大骂是谁干的。可他毕竟是干记者的，后来他到处寻访，找线索，最后侦破结果是我干的。他就跑到我家来兴师问罪，我一看不好，就赶快躲起来，我妈妈就出去给人家赔礼道歉。最后，王大胖子扔下句话：“这孩子太坏，不好好教育的话，将来早晚会出事！”这句话被他说着了，最后果然就出事了。

因为长期有病，我正规的学习是小学上过一年，中学一天没念，所有的知识来源几乎都是书和报纸，特别是报纸。一直到18岁那年，我以同等学历考取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这是一个很著名的美国人办的大学，出过很多人才，像宋子文、顾惠君、崔毅仁、邹韬奋。邹韬奋也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那时候教书都是用英文教，教育制度比现在要灵活，小学也没有文凭，中学也没有文凭，还是按同等学历考，不但考上了，而且你用不着从头学起，你就从三年级，插班到三年级，所以我的大学也是两年就毕业了。我入学以后，老师看我文笔还不错，就让我当了校报的编辑，那个校报叫《约翰新闻》，这是第一次过了新闻工作的瘾，尝到了这个滋味。

可是不久又闯祸了，小报有个版面给了我，我就写了一篇影射医学院院长的讽刺小品，那个文章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大医生是胡诌出来的。这个医生是特别著名的，后来是给毛主席、周总理做“御医”的，这个人从来不说中国话，长得很英俊，一口英语，连查病房都是英语。这么一个人，我看不惯他。那时候解放了，刚刚解放，他还那么崇洋媚外。我听说他的轿车后面装了许多书，但是我想，里面就是缺了一本最重要的书——《白求恩大夫》。这话说得就比较厉害了。当时那位医学院院长来上班的时候，一看到这文章，马上就向学校提出辞职，说不干了。后来我们的系主任，我们的《约翰新闻》的社长过去向他赔礼道歉。最后，算拉倒了。学校领导就一个批评，又闯祸了，刚刚入学就闯祸。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听到过这么一个说法：记者不闯祸，不是好记者。可见，我的好闯祸也是与生俱来的，无师自通的。

1951年的时候，我20岁，我本来已经考取了《文汇报》，可是那一年，全国第一次实行统一分配，大学生毕业必须统一分。跟现在恰恰相反，绝对不允许自己找工作的。这样子我的《文汇报》就去不成了，就到华东师大当助教，这在今天来说，那可是很多人羡慕的一个去向。但是我认为，教授不够浪漫，不够刺激，不好玩，还是一心想当记者。那个时候正好出来一篇文章叫“谁是最可爱的人”，你们大都读过吧？中学里差不多都读过。哎呀，一下子就全国轰动，特别是年轻人看了之后，群情激昂。特别是最后那一段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车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一定能够会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你们看，事隔50多年，我还基本上能把这段话背下来。这段话看了以后，那是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就是下了一个决心，要到战场上去大显身手，能够成为我们同学中羡慕的对象，成为我们亲友的一种骄傲。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位才华很出众的崇拜我的女孩子，在我信箱里面塞了一张纸条，说:“你毕业以后干什么？当魏巍？如果你当魏巍，以后我就拎着花布包裹，冒着风雪到战场上去找你。”当时就是想当英雄，那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怎么这么崇尚英雄呢？我要去当志愿兵，当战地记者。领导被我的执著所感动，批准了我的请求。由于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假如说是到东北还行，朝鲜战场是绝对不允许去的。那我就撒个谎，就说我到北京大学当助教，瞒过了他们，就告别了繁华的大上海，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中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那时候就要奔赴白山黑水，那时候豪情满怀雄心勃勃。可是到了沈阳以后，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去过江当战地记者，而是留在了沈阳的《东北日报》。当时《东北日报》是东北的机关报，我就有点失望，但是总觉得，总算是实现了做个新闻工作者的愿望。后来到了1955年，全国五大区全部都撤销，就成了《辽宁日报》。由于工作比较努力，文字还可以，有点小聪明，所以一开始很受领导赏识。不到5年，我就提拔到了行政16级。什么概念呢？就是5年我就到了现在副局级的地步，这在我的同学当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当时来说，就是春风得意吧，人们都说我是宠儿。到1956年春天，我当选了全国第一次青年文学创作者协会代表，和王蒙、邵燕祥、刘绍棠、丛维熙等一批年轻作家，来到北京开会，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听了周总理的讲话。可以说是这一生的黄金阶段。我记得那一天，是周总理给我们作了报告，以后又到北京饭店，和我们一起跳舞，一直跳到深夜，之后我们一行从长安街上走回去。那时候长安街上夜里没有一辆汽车，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车。我们就在马路中间走，踏月归去。每个人心里都不知道有多少话想说，但是都说不出来。这时候我们的领队讲了一句话：“大家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是见过周总理的人了，今后我们的生活中如果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挫折，想一想今天，我们就有战胜的力量！”

古人说“少年得志大不幸”。就在这志得意满的时候，一场想象不到的大祸降临在我的头上。在1957年反右斗争当中，那时候我当杂文编辑。杂文比较尖锐，也比较容易出事，就因为在大鸣大放中间写了两篇杂文，被定为了右派分子，不但是连降6级，一下子从16级降到了23级，开除了团籍，撤销了一切职务，而且戴上了“帽子”。先是送到农场去当工人劳动，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他们觉得还不够，在农场里面改造不好，全家人又被送到辽宁最贫困的西部山区——朝阳地区的一个山沟里去插队。实际上就是把我撵出了干部队伍，当了真正的农民，因为政治身份原因，实际上连农民都不如。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待了整整有10年的时间。应该说是从一个快乐的巅峰跌落到了人生的谷底。

右派的境遇是你们想象不到的。戴上了这个“帽子”后，你就从一个比较单纯的热血青年，一下子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阶级敌人”。整整20年的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这样一种逆境当中度过的。等到了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右派得到纠正，重新回到新闻队伍，重操旧业时，我已经是49岁了，将近50岁的年龄。刚才我说新闻工作是55年，实际上，我的新闻人生是从50岁才开始的。我就想任何事情都是祸福相依的，如果没有前面20年的坎坷，可能也就没有我后来20年的成功。这些中间的许多传奇情节我留到后面再讲。我刚才这样不厌其烦介绍我的新闻人生，为什么经历这样多的坎坷，就像有人说的，我对新闻工作，这不是我自己说的，有这么个结论，叫做“矢志不渝，乐此不疲”。就好像没干够，不感到疲倦。我想，这里只能用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就是新闻工作这个职业魅力太大。这个魅力可以使你为它“衣带渐宽终不悔”，一点都没有后悔过，现在还是最愿意做新闻工作，因为它太有魅力了，我太喜欢太爱这个工作。

为什么是这个职业呢？经过20多年的激荡，那些 romantic 的东西逐渐消失了，没有多少了，那么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看到了新闻工作的作用、地位，它的重要，确实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比。虽然每个职业都有它的魅力所在，当个医生，可以治好很多人的病；当个老师，可以教出很多好学生。但是能够影响一代人、几代人、成千上万人的，只有新闻工作有这个力量。

首先，新闻工作是大海上的瞭望哨。在航海的大船里面，其他的旅客都可以安然入睡或者观看风景或者谈笑自若，但是瞭望哨上的人要看着远方地平线上的风云变化，保证航行。

第二，它是探险队，要求有一种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献身精神，恰恰寻宝的过程是特别吸引人的，睁眨着眼睛去发现世界上、社会上最宝贵的亮点。发现那么多的好典型，比如焦裕禄这样的一些人，几十年过去了还是很有影响。所以我很理解很多人为什么不当医生要去当作家。

第三，它是社会弊病的医疗队。没有其他一种职业可以像新闻工作一样与社会同呼吸——那么紧密自然。

新闻工作的特点要求新闻工作者要有特殊的素养，所以我们在新闻工作的一开始就要把路走正，避免走弯路走错路，造成损失。新闻工作要具备什么特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