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你们的要求

三、我对你们的要求

我对各位同学的要求，我对你们的要求是：你们要做一件事，就用100%的力量去做，尽量做好，这样事情就好办了。

我在美国很有名，有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老师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可是我跟学生的关系又特别好，为什么？跟学生打交道，学生年纪轻。我刚刚做教师的时候，学生像我的弟弟、妹妹一样，后来年纪大了，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我说再做下去，要像爷爷一样，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了。但是我跟学生每天打球，打乒乓球，用左手打，我跟他们讲，你打赢我，我给你的博士论文签字，你打不赢我不签字。所以学生就拼命跟我打，要打赢我。对于我来讲，输和赢有关系吗？只要他拼命打我就能得到训练，我就可以拼命跑，只要我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了。所以，尽管我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但学生认为我确确实实是想把他们训练成好的读书人，所以许许多多的同学跑来找我做老师。说句实在话，如果每个同学都跑来找我不拒绝的话，那整个高分子专业250人都是我的学生，其他教师一个学生也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学生知道你对他们负责任，学生知道你确确实实把他们当孩子一样，要做到这一点，学术上就要努力。

光努力行不行？还不行，学生要有气质。什么叫气质？要像一个读书人的样子，不要老是大碗的酒，大碗的肉，要有儒雅的气质和作风。大家记得，苏东坡被贬在杭州的时候写过很多诗，其中有一句话叫做“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否”，你只要有这种气质，你才能真正做好一个读书人。

我想我活了60多岁了，你们才活了20岁左右，你们可能觉得前途很迷茫，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里面，都是物质主义者。我记得，大概在我到中国一个半礼拜以前，3M的总裁跟我关系非常好，他刚刚到上海3M视察，回去以后跟我吃晚饭。他说：“中国人现在完全是物质主义者，为什么呢？在饭桌上大家谈话的就是你有几套公寓，我有几套公寓”，因为多少公寓就是多少钱。大家对道德、对其他品德上的要求几乎没有，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

我怎么回答？我的回答很简单：“你现在是用你现在的眼光批评150年前的美国”，大家知道150年前的美国是西部淘金时代，从1850年到1890年，许多人跑到加州、洛杉矶那边去淘金，淘金的时候除了黄金就是黄金，所有的犯罪、所有的罪恶，人性的罪恶都在那个时候体现出来了，那时候你讲过道德吗？你讲过品质吗？我说中国这个事情只不过是150年以后的一种反映而已，相对来讲，中国人的道德比美国在1850年道德要好很多，中国这个道德是会回来的，孔孟之道也会回来的，用不着你着急。所以他想了半天说：“史蒂文，你讲得对，因为人性的罪恶一面都是一样的。”我说那就对了，你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批评150年前的事实，你也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批评中国，中国是一个不断在进步的国家。

其实在美国，研究生教育是一种精英教育，很多人认为到美国读博士好，实际从统计概念来讲，我非常同意杨振宁教授的话，美国每八个博士大概只有一个是有用的，七个都是“坏”的。其实很简单，不要以为美国拿了博士就不得了，是美国博士就一定完全懂得非常多，不是这回事儿。真正学到精髓的学生，是要老师把他领进门，而且自己在不断钻研与成才。在美国，大部分老师自己都不知道门在哪儿，所以这个学生的门肯定找不到。在美国关键是找一个好的导师，好的导师和差的导师有天壤之别，你说我找学校，你就是找我们这个学院，我可以告诉你，有的导师毕业的学生一钱不值，有的导师毕业的学生价值万贯，可以差这么多，这一点大家非常清楚。

讲到这儿，我要向老师们说几句话，老师要好，师傅领进门，老师要把学生领进门。四年前，《科学时报》来采访我，我曾经发表过一篇讲话，叫“教授工作是本良心账”。当时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我接到很多朋友的邮件，说我把他们全骂了。其实我没有骂任何人，教授工作是不是良心账？就是良心账。为什么？我今天去上课，准备两分钟去上课也是上课，准备两小时去上课也是上课，准备20小时去上课也是上课，没有人知道，所以教授工作是一本良心账，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很多人上课，随随便便。我是做院长的，我采取什么办法呢？我不通知老师，当他们去上课的时候，我就在后排听他讲课。他一看我坐在那边，连声音都抖了，就知道没有好好准备。所以老师上课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随便糊弄别人。比如我们上课，我到现在做院长这么长时间，我在做教授时上多少课，现在还是上多少课。而且我上的课，每年的讲义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每年有新的东西要放进去，老的东西拿走，要这样不断交换，而不是一本讲义30年不变，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对待学生要尽心尽力，这是做老师的良心。做老师如果做到这一点，把学生当做你的子女，你就成了，用不着再做别的事情。

很多大学的校长都问我：“史蒂文，你看我这个学校的老师合不合格？”我就告诉他，老师合不合格你最知道，他问我怎么知道，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就可以知道了，最简单的秘诀，你晚上下班的时候，到校门口去站着，说站着干什么？我说你看那些老师出来，看每个老师出来，他们像什么。像什么呢？我说像读书人，你这个学校就办好了。如果像商人，你这个学校不大好；如果都像官员，这个学校没救了。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尽管很简单，这实际是一个办法。大家知道，现在中国大环境非常浮躁，浮躁你也没办法，为什么？你的GDP这么高，不浮躁GDP就掉下来了，也没有办法。所以，在座的都是家里没有背景，也通不了天，上面要浮躁，你也没有办法。可是大学不能浮躁，做学问不能浮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大环境的浮躁没法儿改变，但是我在每个老师的课题组，每个系，每个学院，我可以把它冷静下来，在小环境里可以不浮躁。只有不浮躁，才能培养好学生，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冷静思考一些公众问题，老老实实坐下来扎扎实实做一些科研，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研究的气氛就慢慢造成了，你们现在叫“氛围”，这个氛围慢慢就大起来了，一个系冷下来了，一个学院冷下来了，一个学校冷下来了，你这个学校就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如果你不冷静下来，你没有资格作为大学，在这一问题上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青岛科技大学是工程大学。工程大学是培养工程师的摇篮。请大家注意，我读过理科，我也读过工科，做一个好的工程师比做一个好的科学家还要难，因为你在做好的工程师以前，你必须是一个好的科学家。我请每一个同学在这里衡量一下自己，你做科学做得怎么样？你做工程做得怎么样？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这对每个学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跟大家举个例子，这里学生这么多，我是有点怕，为什么呢？四年前，在成都开全国高分子年会，学生非常多。第一天中午去吃中饭，走到饭厅一看，黑压压的人山人海，自助餐，看不见盘子、看不见菜，只看见人头。我们就挤到洪流当中，半个小时又挤回门口，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盘子也没有菜。后来说对面有个菜馆，我们就去那儿吃了。实际上，当时我非常忧虑，所以下午开学术委员会的时候，很多院士们都在，院士们都先讲，后来他们说让我讲一讲。我说我今天中午看见这么多学生，我有一喜，我有一忧。喜在哪儿？喜在我参加过世界上几乎所有高分子年会，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一支高分子队伍，1 600人！这说明中国高分子后继有人。但我也有一忧，忧在哪里？这么多年轻的学生，把他们青春年华的最好时光给了我们，给了高分子专业，我们怎么来教育他们，我们怎么使他们变成我们好的接班人，我们怎么使他们变成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我们老师有没有这个水平，我们老师有没有这个责任，我们老师有没有这个担当？当时学术委员会的人都不吱声，最后说你问得好，我们是有责任。我提出来说，大家开个高分子长远计划的战略讨论会，后来12月份在广州开的这个会议，我建议他们开的，就是要把学生带好。

所以我的观点很清楚，一定要带好学生。现在的问题来了，我经常批评中国国内很多老师，他们请我做研究报告，门一打开，黑压压一片，七八十人。我就问他，这七八十人都是你的学生吗？是啊。你这七八十人都叫得出名字吗？叫得出。你叫叫看。结果叫了三五个人就叫不出来了。你连名字都叫不出来，你能带好学生？我最多的时候是35个学生，把我整得走投无路，晚上觉也睡不好，学生有什么问题，我天天在愁，你100多个学生能带得过来吗？你能对他们负责任吗？所以老师们要有一个责任。

我也知道培养学生是一条很艰辛的路，我也知道各位老师身上有压力。比如说，老师们要发表文章，要发表影响因子高的文章，这真是害死人。“影响因子”本来是一个很没有名气的私人公司，为了把学科分分类成立这样的公司，从来没有景气过，一直到中国开始变得这么重要，这个公司才发了中国财，现在这个就像传染病，全世界都被传染。我一直讲，好文章在任何杂志上都是好文章，坏文章上到任何杂志上都是坏文章。所以我这个学院，教授评功是我评的，所有过去的学院院长都有一个公式，发几篇文章，成长多少等一些事儿，我把这些统统扔到窗外去。所有四五十个老师，每个人把今年发的文章全拷贝过来，放在我桌子上，我花了两个月，每篇文章我都看过，每篇文章看了以后做笔记。这个文章好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根据这个评你的工资，没有一个老师找我吵架，都说你太公平了，他们背后说“这下我们骗不过了，因为我们这个院长是懂科学的”。

还有一个问题，老师要怎么样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举个例子，在十几年前，有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我告诉他你可以做这个题目，而且告诉他大概可以这么做，就是在一个单体片晶里面有两个不同厚度的片区，两个区的厚度不一样所以熔点不一样，可以熔掉一个区。他觉得很有意思，要做。试了30次，要么都熔，要么都不熔，他做不出来。我跟他讲，如果是个美国学生做三次做不出来就不做了，就会想另外的方法。我说你做30次了，我给你两个月时间你去想个方法。我想，中国的老师还给你两个月，两个月很长时间了，他说：“这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一个课题，这也是我学习怎么样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开始。”这对学生的要求就非常好。

◎ 孟子雕塑

孟子说过：“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做皇帝的都没有这三个快乐，哪三个快乐呢？第一个快乐，父母都在，兄弟身体都好，这很快乐。第二个快乐，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地，我不做亏心事儿，第二个快乐。第三个事儿是什么呢？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所以我经常讲，第三个乐只讲对了一半，大家说你在批评孟子，孟子我哪敢批评，对不对？“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教育的一半，而真正教育的另一半是我的学生能超过我，只有我的学生超过我的时候才证明我的教育是对的，我对学生整个教育是正确的，也只有这样才可以知道我真正做好了一个教师，我才能无愧地称之为我是教育孩子成长的人。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讲，因为每两年我过去毕业的学生，30年毕业的学生，都会回来跟我聚会一次，不管过去认识不认识，师兄、师弟、师姐、师妹，所有人都在一起，每个人做个报告，每个人都很高兴。第一次在北京开，第二次在成都开，下次我们在苏州开，再下次在台湾开，然后到美国开，我们组里的人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我每次开会的时候就跟学生讲，我现在最最希望的是你们这群人里面，有多人会超过我，如果你们超过我的话，那我是最高兴的。为什么呢？不是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我教的这些天下英才能够成为顶尖的人物，这个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所以，我经常跟学生讲，我说世界上比我聪明的人成千上万，大家都要说了，“你现在反正什么都有了，所以你在说风凉话”，不是，30年前，我和你们的今天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是吗？所以，如果我能做得到，30年后，你也做得到。只有一句话，“笨鸟先飞”，任何事情只要拼命去做，你就一定做得成。况且你们在座的很多可能都是聪明鸟，如果聪明鸟再先飞的话，肯定就不是问题了。

我知道我比较笨，我知道我没有其他人聪明，所以我先“飞”。很多人都觉得“哎，你是美国工程院院士，声音也响亮一些”，其实美国工程院院士没有用的，这个院士跟中国的院士两码事，为什么呢？美国工程院的院士工资不加一分，没有政治待遇，更多的是责任。美国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的制定我们要去参加，将来大项目发展的方向我们要去讨论，这都是我们的责任，还每年要付一千块钱的会员费，跟中国这个院士是不一样的，完全两回事，所以不要迷信。我没有任何特权，我也不能有任何特权。中国的许多院士，我结识了很多院士都很好，他们也都努力在这样做。所以我想，中国的院士和我一样都会做到这一点。把院士的行政化和物质化划掉，剩下的是荣誉，这个社会就干净了，这个社会就真正地和谐了。

一般来说，美国做教授，读了博士以后，做两年博士后，然后去做教授，从助理教授做起，做六年才能到副教授，然后再升教授，总共加起来一共大概12年时间才能从一个助理教授变成教授，所以这真是要脱掉好几层皮，我经常说美国的教授竞争体制是很残酷的。我们的学院里面，一半的副助理教授拿不到终身制是要走路的，要离开学校，是没有工作的。中国现在是什么？“请神容易送神难”，请来个教师就送不走。所以昨天在吃饭的时候，也和你们的校长讲，办另外一个中心，六年，不行就走路，行了就留下来，这样有点竞争的机制在里面。但是换句话说，比如像这个学校，青岛科技大学，你是工程学校，你也要好好想想你的特点在哪里。如果青岛科技大学办成第二个北京化工大学，我想青岛科技大学没有必要存在。如果青岛科技大学办成第二个清华大学，那也没有必要存在，青岛科技大学必须要有青岛科技大学的特色，青岛科技大学必须要有青岛科技大学的样子，对不对？这样的话，小到一个研究组，大到一所学校，都是一样的道理。你必须要不一样，你才有特色；你要一样的话，你是老二、老三，谁要你？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回国的时候很多人问我说，现在美国的高分子发展的热点是什么？让我作报告。讲热点，你知道我怎么回答的？“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我说科学上是不认老二，只认老大，你自己做科技，做20年，你就是老大。你去跟别人，今天跟一个，明天跟一个，蜻蜓点水，10年、20年下来什么也不是。所以，我们在追求科学的过程中，大家可能都知道，其实有两种情况你会碰到：第一种是碰到瓶颈，怎么也冲不过去，头痛得不得了，拼命努力要冲过去。第二个是百思不得一解，老是冲不过去，这个时候，困难和迷茫的时候，你必须要执著，你必须要坚定，你必须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这个瓶颈，而你一旦克服了这个瓶颈以后，又会感到前面一片迷茫，为什么？路太宽、太多了，你不知道走哪一条路。这种情况下，你要相信自己的科学判断，要加强你的基础，要加强你在基础的过程中提升科研方式，这样才能得到提高。

还有问题是自我表达能力，大学生千万不要做书呆子，自我表达能力要很好。我记得我有个学生，中国科技大学本科毕业的，到我这里来，21岁，年纪非常小的学生。我叫他介绍介绍自己，在组里面，大家要介绍，介绍新学员，他说“我叫李玉仁（音），我是1937年出生的”，搞得大家哄堂大笑，他是1973年生的，一紧张，说成1937年生的。他的脸搞得通红。后来我跟他讲说“玉仁，事情并不是说你紧张，事情是你要多练、多讲，你的表达能力要好。”举个例子，第一次我在美国物理年会上作报告的时候，我对着镜子练32次，我的磁带还自己收藏着，天天听磁带，那时候那么臭，拼命练。这样的话，才能让自己变得非常完美。当然了，这个学生今年刚刚升为正教授，只花了10年时间，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也是很多杂志的编委，今年只有36岁，实际上是很出色的孩子。下个礼拜在美国工程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他也是其中被邀请者之一。所以，可以看到，即使在中国一个很普通的学生，到了美国都能成功。为什么？成功的原因在于学生的努力，成功的原因在于老师的关心和爱护，有这两点，这个学生一定会成功。如果在美国成功，在中国就更应该成功。所以，在座的各位老师，我希望你们好好关心你们的学生，就从今天做起，把学生当成你们的孩子。我想，再过几年，青岛科技大学一定会改观。

当然了，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我的例子也非常非常多。从1992年回来以后，我感到非常不安的一点是什么呢？大陆的文化传统保留得最少，大家可能没有到台湾去过，也没有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去过，到华人多的地方去过。大家以为中华民族就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的。大陆的传统文化在大陆本土上保留得最少，这是我观察到的现象，实际是什么呢？实际就是过去反反复复的事情太多了，孔老夫子，打掉再扶起来，再打掉再扶起来，变得很复杂，因为是政治上的因素。但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会不会就此消失？不会的，只不过是时间长一点而已。100年以后，你会看到它又会回来，因为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外来文化征服过，这一点要有信心。

现在讲和谐，讲什么，就是老百姓在改革开放当中不成熟，不成熟就往往有点过激的行动，这些事情其实也用不着太多的计较。中庸之道，记住这句话，中庸之道是很有办法的，是使事情变得很好的过程。世界上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黑没有绝对的黑，白也没有绝对的白，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在中间的。所以我一再跟学生写诗写赋，最近写了一个叫《百寺赋》，因为我回国走访了100个寺庙，其中我对学生说，我对你们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叫“立天地之正气，做儒雅之学问。”什么意思呢？要做儒雅的学问，读书人就要有点读书人的气质，要有点读书人的风度，不要老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像暴发户一样。所以，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对新的科学规律，实际上就是发现一个新的科学现象，就像一个很漂亮的艺术品，要在各种不同的角度上去观察它。对人来讲也是这样，所以我到处跟别人讲，特别是在北京大学，因为在北京大学上课的时候，我说我对北京大学学子们的要求，第一是要做读书人，要做好读书人才能做好科研，屁股才能坐下来，心才能静下来，不要老是去追求名和利，身上的铜臭味越少越好。我跟北大高分子学院的老师说，不许有人上项目，他们全部没有人上项目，日子过得很清苦，但是心情很愉快，为什么？他们真正在做科研。我说你有了很多铜臭味就传给了学生，学生也有铜臭味，学生有了铜臭味就不走正道，所以千万不要有铜臭味。在物质利益横流的社会里面，要自己保持一点清高的本色，如果这样做得到的话，我想大家一定会非常成功。

一个人要真正地做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非常困难的，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