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防范检测机制

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防范检测机制

傅金祥⁽¹⁾

从字面上说，防范、检测是为避免失误或受害而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以发现问题，或发生了什么后能够检验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张志扬先生曾将其比喻为“飞机上的‘黑匣子’以及由‘黑匣子’所引申的思考与措施”。⁽²⁾飞机制造要预先设置“黑匣子”，工程建设要有监督监理体系和机制，其意图都是预防发生问题。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而言，这种防范检测机制同样重要。

与数学、物理学这类（学理本身）与人类社会及现实生活无涉的纯粹的自律性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就包含着社会的和人性的诸多因素，必然渗透着主观性和个性色彩。这是它最为复杂最困扰人的根源所在。这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最容易走向偏颇甚至误入歧途的活动，因而，也是一种最需要防范和检测的活动。

从文化背景上看，今天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当然，严格来说不是今天变复杂的，它本身就是复杂甚至是混沌的；只是过去人们对它作了简单化的认知，简单化的描述。一位亚里士多德，一位黑格尔，几乎解释了整个世界。今天看来世界不是那么好解释的，尤其是人类社会和精神、观念的世界，不完全是一组组概念，一条条定律能解释清楚的，它并不按你在书斋里演绎出的文化逻辑行走。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什么坏事。这当然不是陷入虚无主义，什么都不承认。我赞成王鸿生先生的态度：“不排除解构视界，但拒绝虚无主义。”⁽³⁾真正的学术是要接受证伪的，这种证伪既包括理论上的，也包括实践上的。没有什么人、什么理论有不接受质疑的豁免权。“当人们面对诸如黑格尔或拉康的至少是含义不明的文本时，不妨评估一下，这些作者涉及某些概念具有确切含义并能严格证明的领域（例如数学）时究竟在说些什么。假如经过分析，发现在这比较容易验证的领域内他们所说的不过是‘一堆不知所云的胡话’，那么人们就有权利对他们著作的其余部分产生疑问。”⁽⁴⁾应该看到，当今人类所面对的诸多现实问题，并不是“要黑格尔还是要康德”所能够解决的，当然也不是古今之争、东西之辩所能解决的。无论一股脑钻进西方现代、后现代话语樊笼，还是虚构东方神话，这类所谓学术只能是作低层次的循环重复，不可能带来学术上、思想上的增值。

在政治权力统辖一切的时代，学术往往与政治纠缠在一起，难以有效地防范检测；而在今天无论就文化环境，还是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我们已获得较为宽松的空间，有可能寻求相对优化的选择。对于工程实施过程中的监理来说，防范与检验主要是从消极防御的角度预设的；而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则更多地是从积极的方面介入。良好的防范与检测机制既是面对他人的，更是面对自己的。不仅可以强化自律意识，提高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学理性；而且有利于祛除迷信，提供在质疑中发现问题、提出新创见的机制。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无疑是倡导在理性批判和证伪中构建学术理性，拓展创造空间的。“这些新问题一般不是由我们有意识地创造的，它们自发地从新的关系领域中涌现出来。”⁽⁵⁾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防范检测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涉及学术品格、思维品质，又涉及思维方法、价值选择等要素，同时又依赖于良好的自我约束机制和科学的评判体系。

1．学术品格和思维品质

人们时常谈及“学术道德”。这个词语很容易与通常的“道德”概念相纠缠，笔者更倾向于用“学术品格”这一概念。所谓学术品格，系指一位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必须具备的品格修养和自律意识。比如，对真知的追求，对事实的尊重，纯正无私的操守，超然忘我的境界等。陈寅恪、钱钟书的学术研究为人们称道，并不完全在于他们的知识占有量，也不仅在于它们的学术方法、价值选择或得出了怎样令人叹服的结论；而在于他们对学术全身心的虔诚和敬畏的情怀。学术需要澄明的心境，需要追求真知的执着和虚静专一的慎独境界。具备并坚守这种学术品格并不容易，如果说权势压力下容易患软骨症，那么世俗名利诱惑下则容易患浮躁症，而这些都是与学术研究的使命相背的。

思维品质，就心理学意义上是指人的思维特征及秉性。一般认为思维品质包括思维的广阔性、深刻性、灵活性、独立性、批判性等方面。人的思维品质既受制于个人的天赋秉性，又受道德、情感、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专业训练的影响。析条理易，辨分寸难，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时常处于分寸的辨析与权衡把握上。而思维方式是否健全中正，感性如何合乎逻辑地经由知性向理性跃升，逻辑理性与实践理性如何相互尊重等，都依赖于宽阔的思维视野、灵活的自我调节机制，依赖于思维品质整体功能的发挥。

学术品格与思维品质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性素质，直接影响着学术水平的发挥。当下我们的学术研究没有达到应有的境界，原创能力欠缺，缺乏理性审视的虚假命题在不断复制，低水平重复现象甚多。这些并非完全由于环境条件限制或知识欠缺，学术品格与思维品质是一重要因素。因而，培养良好的学术品格和思维品质，应成为学术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2．真理追求与价值选择

我认为学术研究至少涉及三个层面：规范层面、真理层面、价值层面。上面所说的学术品格与思维品格实际上属于基本的规范层面，或者说基础层面。它指示着人们，须具备基本素质，遵从基本规范方可进入学术研究平台。至于你的学术研究是否具有真知灼见，则属于真理层面的问题了。

学术研究面对的是客体世界，以探索事物的本真为目标。不仅要有问题意识，且要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及提问题的方式进行防范检测：所提的问题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你的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可靠性如何？是否给其他方法、话语视角也留下了位置？有没有掺杂伪学术的假话、空话或故弄玄虚、走火入魔的超验的东西？在否定以往神话的同时，自己是否却在编造更低层次的神话？就学理层面对自己进行这一系列追问十分必要。

无论是否乐于认同，我们都应正视这一点：学术研究是“人为的事业”，同时也是“为人的事业”。铭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⁶⁾旨在提醒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属于不同的行为，人类社会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实践问题，“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决不是外在的东西。当然，要更好地改造世界必须尽可能准确解释世界。学术必须唯真是求，为利欲需求而随心所欲地解释世界是权术、巫术，而非学术。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学术与政治的二元对立。有无涉于政治的学术，有相对远离政治的学术，也有贴近现实政治既获得真理维度又获得了价值维度的学术。我们要摒弃的只是那种缺乏独立品格，单纯依附于政治甚至屈学阿世的所谓的学术。

学术文化具有鲜明的学理性、求真性、前瞻性和超越性；而社会实践则以现实价值为目标，价值选择上趋利避害，实践原则上注重过程性、策略性、可操作性。从认识论角度说，学术关注的只是事物的本真；但从价值观角度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又脱离不了特定的政治、法律、道德、民族、宗教、人性等因素以及具体的价值选择，脱离不了特定的历史坐标和时空逻辑。周建漳先生说得有道理：“在纯粹认识层面上，我们不能拒绝站在更高的视野上理解过去的事情，我们或许可以也应该比柏拉图更理解柏拉图。但如果我们在评价上以后人的标准要求前人则是不公正的。这一观点的实践意义，是防止未来理想或终极理想的名义下对当下现实生活价值的侵害。”⁽⁷⁾

超迈高蹈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特点，无此，难以充分展示形而上的宏阔视界，然而凌空蹈虚的屠龙之术，也有可能远离现实人间，误入虚幻的超验的迷途。逻辑的方法虽然有其功效，但自有其局限。在逻辑程序充分展开，肆意地归纳演绎，甚至掺和着主观的、感性化的意绪在书斋里畅游的时候，被忽略的往往是生活的本真与实践的可能，是实践的丰富性和无限可能性。当下，许多学术研究在现实面前，或显得捉襟见肘，无所适从，或大而无当，对空放炮，失去了应有的效能，就在于没有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大地。

3．提防“僭越现象”——注意理论、方法的有效性及局限性

我们来看这样两个判断：“事物是这样的”——系指事物的“本来面貌”；而“我认为事物是这样的”——不过表达了某种见解。语言本身不能证明本体的存在，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模糊二者界限，把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当作客观事物本身，这便产生了僭越现象。

偏颇、失误、荒谬，重要的根源是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是盲点、盲区造成的。任何方法都只能撩开帷幕的一角，窥见到世界、历史、生活或文学艺术的一部分。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⁸⁾这说明仅仅“执一”，即使再好的方法，不善于权变，也会因“举一而废百”而损害“道”。朱学勤先生曾对西马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中国新儒家的“文化研究”做了有效的透视。他将“文化决定论”比喻为“清风逐流云”，“伸出手抓一把空气，闻一闻空气充溢于宇宙万物，故而什么都能解释，一松手，空气回归万物，什么都不能解释。”⁽⁹⁾这样的真知灼见显然是建立在善于质疑，具有良好的防范检测机制上的。

正像马克思曾称“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¹⁰⁾，以解构主义著称的德里达一直认为解构并非否定的，“它是一种肯定，一种投入，也是一种承诺”⁽¹¹⁾。我倾向于这样理解：这些大师们有着良好的自我质疑、批判意识，从不将自己理论视为固定的一劳永逸的、不可质疑的东西，而视为极具“水性”的随物赋形的东西。

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宗教、民族、地理、环境、科技、人性、审美等，都是重要的社会和精神视界，各有自己的思想方法、思维坐标。不同视界间存在诸多的二律背反现象，并且任何单一的决定论都必定是宿命式的。以赛亚·伯林曾经指出：“如果决定论的假设是正确的，并能充分说明现实世界的话，那么很清楚，通常所理解的人的责任这个概念再不能用于任何现实的事态。”⁽¹²⁾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思维往往从A决定，转换为B决定或C决定，很少具体地分析并给A、B、C各自以合理的作用空间。许多理论观念正是在不同视界间非此即彼地摆渡，人类的许多悲剧与这种认识上、选择上的局限是不无关联的。

对于论证中的僭越现象同样需要防范。严谨的学术必须依据科学的逻辑推论，绝不能混同于一般的随笔杂感。不能凭感情用事，凭主观臆断。印象式点评，抓住一点肆意生发，乃至于含有几分幽默俏皮、一泄淋漓的酷评，是近年来思想论争及文艺批评中常用的方法。这类文章表面上或许有几分色彩和感染力，其实所仰仗的不过是修辞性策略。严谨的学术决不应以此为道，因为它并没有遵循学术理性和论证规范。

对于事实材料的选择鉴别，尤其须作严格的防范检测。人们常常说“事实胜于雄辩”。但是如果选择、运用不当，必定出现僭越现象。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现象与本质间的联系是极为复杂的。有的事实与结论间有必然联系，有的仅具有或然性，有的则没有联系。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以这样的事实可以证明“A”，以另外的事实则可以证明“非A”。显然，有时所谓事实论证很容易沦为儿戏。比如，辜正坤先生在论及东西文化时，曾举唐代的政治、科举制度佐证，谈道：“中国古代这种民主是人类社会所能达到的相对来说最高的一种形式，它远远高于西方现代的民主制度……中国唐代在行政管理、在使用知识分子治国方面的民主程度，遥遥领先西方至少一千多年，其现代程度是当今的仍停留在党派政治体制中的西方社会还没有赶上的。”⁽¹³⁾这类所谓事实材料与结论间的距离不啻千里之遥，徒使自己的研究丧失基本的学理意义。

事实论证绝不能代替逻辑论证，卢风谈道：“科学界不同于普通人的地方在于他们不仅仅用经验事实检验自己的理论，而且特别严密地分析经验事实与被检验理论之间的关系。一个请算命先生算命的人，会因为算命先生言中他在一年中将生一场大病这一事实而相信算命先生的推算……科学家们不这样，他们不仅尊重事实……可见科学方法（也便是科学理性）因其尊重逻辑看重理论而优越。”⁽¹⁴⁾显然，事实材料只有经由科学分析才能进入学理层面。对此必须作出认真的防范检测。

4．回归常识，尊重底线

鲁迅先生有这样一段幽默的文字：“假若我们设立一个‘肚子饿了怎么办’的题目，拖出古人来质问罢，倘说‘肚子饿了应该争食吃’，则即使这人是秦桧，我赞成他，倘说‘应该打嘴巴’，那就是岳飞，也必须反对。如果诸葛亮出来说明，道是‘吃食不过要发生温热，现在打起嘴巴来，因为摩擦，也有温热发生，所以等于吃饭，’则我们必须撕掉他假科学的面具，先前的品行如何，是不必计算的。”⁽¹⁵⁾鲁迅借此强调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不能因人废言，因人誉言；而应尊重常识，尊重科学。显然，在这里违反了常识也就等于违反了科学。

常识是基本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它们的地位极其重要，甚至为别的命题提供了绝对确定性或不确定性、真或假的根据和框架。”⁽¹⁶⁾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世界客观地向所有人敞开着，而人类基本的感知系统和理性认知能力是相通的。尊重常识才可能有效地对话和讨论问题，避免许多无意义的争执。尽管有许多创造是从怀疑常识开始的，并且科学的发展常常突破了一些看似常识的东西，但认真说来，这类常识和我们所说的常识并非同类。有些常识，如“人必须吃饭”，“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就像“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一样天经地义，是注定永远不能颠覆的。

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都存在常识问题、底线问题。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观念的变迁，常识性的东西有可能被矫枉过正掉。特定环境下的偏执狂热，极端化的思维，很容易使人忘掉常识，失去底线。比如，人是人而不是神，个别人行为可以依赖道德的完善，但整个社会生产的活力，必须靠激励机制，利益驱动这些——都是常识。政治生活中许多荒唐可笑行为，学术中许多小儿科式的错误，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抛弃了这类常识。

5．他律——学术评判机制

以上所涉及的多属于自律问题，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有效的防御监测机制必须是自律与他律的结合，这就涉及学术评判机制问题了。缺乏制度约束，缺乏外在的权威的学术评判机制，单靠学术道德自律是靠不住的。这些年学界存在的诸多问题都与此有关。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健康公正的竞争机制绝不能混同于商业化的市场机制，也绝不等同于科技发明、专利的竞争机制。这里的价值决不能转换为名利的追逐，而只能以提高学术水准、精神高度和创新精神为目标。重要的是打造一片追求真理的净土，世俗的金钱、权势不该随意侵入。这里需要是科学、严肃而公平的评判体系和评判机制，如此才可能保护创造，激励创新。

必须建立科学严谨的审稿制度、评奖制度、项目评审及管理制度。科研部门、高校、学术期刊及出版机构应真正担负起职责。要提防权力腐败现象侵入学术领域，培育廉洁清明的学术环境，构筑择优汰劣的竞争平台。倡导用生命做学问，用心血写文章。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的评价固然见仁见智，相对来说有其主观性的一面；但是，就总体来看也不是没有客观标准。在某一具体的专业和领域内，什么具有原创意义，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属于低层次重复，什么样的立说仅仅是出于一种表现欲而圈占地盘，什么样的文章不过是以模糊玄虚的语言玩弄概念和文字游戏，并没有新的实在的内容，凡有一定学术积累的学人不难判断。但问题在于有没有这种防范检测机制，有没有学术组织和具体人去负起这一责任，去作出公正的评判和裁决。

人类从洪荒时代走来，又一步步向未来走去。政治的、文化的、文学的、宗教的、种族的、性别的等形形色色的理论观念、思维方法，这一切文明本属于人类创造的，几千年来促进了人类的发展进步；但在这同时又一直困扰着人类，并且带来形形色色的隔阂、冲突与悲剧。人类应最大限度地消除二元对立，走向和谐相融，以更通脱的理性，更富建设性的姿态面向未来。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无疑应面对这些大课题，寻求新的思考方向和认知途径。必须扩开胸襟和视野，突破历史文化传统及语言世界的牢笼，综合人与自然、科技与人文的多种维度，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人类、制度、人性等多视角着眼，提升认知水平和价值判断力，重新认识世界以及人自身。从理论发展形式上看，“话语霸权”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的理论发展演化形式已不可能以一种理论整合、兼容另一种理论。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的不完备性，都必须呈现开放系统，对自己的视角和方法做出防范检测，不断与时俱进。各种理论、话语都应该交流和对话，相互砥砺、借鉴，最大程度地求同存异。我想哈贝马斯的行为交往理论的方法论价值就在这里。

【注释】

(1)傅金祥，江苏淮海工学院文学院教授，系主任。

(2)张志扬：《偶在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页。

(3)王鸿生：《不排除解构视界，但拒绝虚无主义——序〈叙事与价值〉》，载《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

(4)［美］A．索卡尔、［比］J．布里克蒙：《回到常识与逻辑——〈伪学术〉序言》，资中筠译，原载《万象译事》卷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5)［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7)周建漳：《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页。

(8)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3页。

(9)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6页。

(11)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页。

(12)以赛亚·伯林：《决定论、相对主义和历史的判断》，载《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60页。

(13)沉睡：《未来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14)卢风：《启蒙之后》，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

(15)《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9～340页。

(16)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吴矣人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