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金 碚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走了一条粗放型增长的道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重大问题。那么，人们不免会问：中国是怎样走上粗放型增长道路的？中国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讲了多年却至今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中国现在是否具备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条件？这直接关系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须从何处着手？
一、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成因和主要特征
从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看，工业化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起步是一个共同现象。也就是说，在工业化进程的初期，企业总是倾向于大量使用廉价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扩大生产规模，尽快进行资本积累。因此，高投入、高消耗、追求高增长率和大规模生产，是这一阶段工业增长的显著特点。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初期，除了上述特点之外，往往还表现出从产业的低端环节进入、因循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路线、以直接模仿方式形成生产能力，以及对资源的高度依赖等特点。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必然具有类似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共性。
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具有极大国情特殊性的国家。所以，中国工业化进程还具有一些非常独特的个性。[1]中国工业化分为两个特点分明的时期，即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计划经济时期和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计划经济的性质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粗放性，在此不做详细讨论。本文主要讨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增长表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加速经济增长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由于思想的解放，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在经济领域中的意识形态的最大变化是确立了追求收入、利润、财富的正当性。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时间就是金钱”、“企业利润最大化”、“效率优先”成为基本的经济行为理念。从而给经济主体注入了极大的发展欲望和内在动力，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充满了强大的活力。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市场经济体制逐步代替了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主体从被动接受计划指令转变为极为迫切地寻找和争取自己的市场生存空间和发展领域。对国家“等、靠、要”的消极依赖意识转变为自己负责、自我发展的积极主动意识，求成、求富、求业绩的进取心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于是，个人、企业和政府都进入“短线竞争”状态，即力图在比较短的时期内改变贫困状态，以短期内可以见效的手段争取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整个社会充满着尽快“初见成效”和“大见成效”的迫切心情，希望“有水快流”式地达到立竿见影的成就。因此，“血拼”式竞争和政府直接参与的地区经济竞赛成为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显著特点。血拼式竞争的特点是，将可能的优势发挥到极端，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与竞争对手两败俱伤，而获得竞争胜利。地区经济竞赛的特点是：以行政区划为竞争主体，以地方政府为主导，追求以地区经济指标所表现的发展业绩，在地区间可比指标差距的压力下，采用各种市场和非市场手段，最大限度地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
在市场机制调节的竞争中，利用“比较优势”和顺应“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法则是最基本的行为表现。在我国现阶段的工业化过程中，如果没有限制地利用“比较优势”，把“优势”发挥到极端，适应血拼式竞争者方可生存，那么，粗放式增长方式就是必然的选择。因为，目前我国各方面的条件（包括税收制度等）都更适应粗放式经济增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不择手段”和“不惜代价”的性质，与血拼式竞争具有相同的逻辑。在血拼式竞争为特点的粗放型增长中，短期内的“业绩”可能是显著的，但代价也是相当大的。
特别是，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竞争不仅是企业间竞争，更大程度上是政府直接参与的地区间竞争。地区间竞争的基本规律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不可流动要素（降低价格）去吸纳更多可流动要素”。不可流动要素主要是：税收制度、基础设施、土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可流动的要素主要是：资金、企业家、技术等。因此可以看到，以尽可能降低税收、基础设施收费和土地价格以及低价供应自然资源和降低生态环境保护标准的方式，与其他地区争夺资金、企业家和技术（表现为投资项目），成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地区间竞争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不可流动要素的“价格”通常是由政府决定的，至少是受政府直接干预的，所以，当政府成为地区间竞争的重要参与者时，可以用行政手段人为压低不可流动的要素价格，各地区间不可流动要素竞相降价的血拼式竞争就成为以减税、低地价、低价资源、低劳动保障、低环保标准为主要内容的“优惠政策”竞赛，以及GDP竞赛和“地区或城市竞争力”竞赛。这样，当地区成为竞争主体时，就不可避免地加剧以低价格要素大量投入为基本特点的经济增长的粗放性。
我们曾经指出，几乎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经历过粗放式增长的阶段。这是因为，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粗放式增长有其历史的理由：[2]可以利用低价格资源获得产品的成本价格优势。利用低价格的资源对于使用者可以提高其竞争力，而对于资源的供应者则是需求的来源。由一定时期的技术条件所决定，当资源物质的机会成本很低时，大量使用资源，具有短期的经济合理性。资源物质的价值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提高的，没有工业发展，地球上的任何物质都不是高价值的资源。开发技术的昂贵性和耗时性，甚至一定时期内的技术不可得性，使得在一定时期内“用资源替代技术”成为获得竞争力的手段。技术的进步依赖于工业的发展和资金的积累，而工业的发展和资金的积累，需要有资源的消费。从这一意义上说，短期的消耗资源是将来高效率利用资源的基础。所以。如果某种资源在消耗枯竭之前就可以发现或发明更经济的替代资源，则尽量使用该种资源以获得竞争力优势就成为一种理性行为。
粗放式增长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存在的理由，但为了增强工业竞争力而付出过多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毕竟是工业发展的低级阶段，如果不能实现向高级阶段的转变，在经济和技术条件已经具备，或者经过努力已经可以达到时，仍然采用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方式来进行生产，则是没有前途的，而且也背离了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
二、粗放型增长的惯性趋势
从工业化起步直到2005年完成的第10个五年计划，中国工业化基本上是沿着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道路发展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2005年的经济增长态势良好，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2月28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初步核算，2005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82321亿元，比上年增长9.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2718亿元，增长5.2%；第二产业增加值86208亿元，增长11.4%；第三产业增加值73395亿元，增长9.6%。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2.4%、47.3%和40.3%。
2005年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76190亿元，比上年增长11.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6425亿元，增长16.4%（见表1）。其中，增长重工业17.0%，轻工业增长15.2%。表明整个工业结构继续向重型化倾斜。在各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增长率特别高的产品绝大多数为原料性基础产业产品（参见表2），表明工业生产的资源投入明显趋高。
表1 2005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主要分类情况
从能源生产和消费情况看：2005年全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20.6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9.5%；发电量24747亿千瓦小时，增长12.3%；原煤21.9亿吨，增长9.9%；原油1.81亿吨，增长2.8%。全年能源消费总量22.2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9.5%。其中，煤炭消费量21.4亿吨，增长10.6%；原油3.0亿吨，增长2.1%；天然气500亿立方米，增长20.6%；水电4010亿千瓦小时，增长13.4%；核电523亿千瓦小时，增长3.7%。主要原材料消费中，钢材4.0亿吨，增长20.1%；氧化铝1561万吨，增长21.7%；水泥10.5亿吨，增长9.0%。万元GDP能耗1.43吨标准煤，与上年持平。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正处于能源消耗的高位时期。
表2 2005年增长率超过20%的工业产品
图1 “十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与增长速度
再从整个“十五”期间（2001～2005年）的经济增长走势看：2005年的经济增长率虽略低于2003年和2004年，但高于“十五”期间的平均增长率。2005年的工业增长大体处于“十五”规划期间的平均增长率水平。200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比2003年和2004年有所回落，但也高于“十五”规划期间的平均增长率。而能源消耗同经济增长大体同步，一直处于高消耗状态。总之，高储蓄、高投资、高消耗支持的高增长，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之一。
图2 “十五”时期工业增加值与增长速度
图3 “十五”时期固定资产投资与增长速度
那么，进入“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国经济是否会继续沿着粗放型的道路增长呢？我们可以从企业和政府的动向两个方面来观察。
首先，看企业的动向。中国经济正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世界企业界的动向直接可以反映中国市场的产业发展和企业竞争态势。麦肯锡咨询公司2 0 0 5年曾对9 3 4 6名全球企业高管人员进行过一次调查。当问他们“你认为哪个国家是你公司未来5年中最主要的销售增长点？”受访者中2 5%回答是“中国”，仅次于第一位的美国（2 7%）（参见表3）。而在公司收入超过5 0亿美元的大公司中，有4 1%回答是“中国”，远高于第二位的美国（2 4%）（参见表4）。这表明，世界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过程将继续。中国的生产能力和产品销售规模将继续有巨大的增长。
图3 “十五”时期能源消费总量
表3 受访者中认为未来5年公司最主要的销售增长点的国家的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2005年3月Mckinsey Quarterly公司对9346名全球企业高管人员的调查。
表4 收入超过5 0亿美元的公司中认为未来5年公司最主要的销售增长点的国家的受访者比重（%，n=2101）
资料来源：同表3。
那么，这些公司将采取的主要战略措施是什么呢？当被问道“在目前的竞争格局下，你的公司在未来5年中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是什么”时，受访者的回答如表5所示。当被问道：“你认为以下哪些措施对于所在公司实现未来5年销售增长最为重要”时，受访者的回答如表6所示。可见，通过对现有产品的创新、开发新产品和增强分销能力，实现现有业务在市场上的扩张，是大多数公司的战略意向。这表明，从世界产业发展趋势来看，市场竞争将更为激烈。中国将成为未来5年世界产业竞争和发展的激烈争夺空间。
表5 认为所在公司未来5年将以下选项作为最重要行动的受访者比重（%）
资料来源：同表3。
表6 认为所在公司未来5年将以下选项作为最重要措施的受访者比重（%）
资料来源：同表3。
面对这样的世界产业发展趋势，如果本文第一节论述的中国经济粗放型增长的两个显著特点没有根本性改变的话，中国许多地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显然将继续下去。因为，面对产业竞争压力，在比较优势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的条件下，“短线竞争”迫使大多数企业致力于进行现有业务的扩张，即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优势以获得当前的竞争利益。这样，粗放型经济增长将表现出很大的惯性和顽固性，尽管，从长远看，粗放型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看政府的动向。在观念层面上，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宣称要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是，以地区为竞争实体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各地区之间的竞争依赖的仍然主要是各种在短期内可以见效的投资项目和“优惠”政策竞赛。投资项目就是直接的资源投入，而且，几乎所有地区都把发展工业作为“十一五”规划期间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而优惠政策的经济实质仍然是以低价格的不可流动要素吸纳可流动的要素。所以，“开发”和“招商”是地区间竞争最重要的“主题词”。而且，在现行体制下，地区竞争业绩评价的时限一般为3年，最长不超过5年。也就是说，地区间竞争一般选择在3～5年内就能够奏效的手段。因此，“重复建设”、“重复投资”、“产业集中低”、“产能过剩”等问题在地区竞争的格局下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当然，这并不是说各地区不知道粗放型增长必然会走到尽头，只是现实的地区竞赛压力迫使他们更倾向进行短线竞争。而且中国工业发展目前正处于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扩散时期，粗放型增长方式对一些地区还有相当强的吸引力。很显然，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对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缺乏深刻科学的认识，选择粗放型增长方式往往是“理性”的。
最后，通过国际比较，也可以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粗放性产生的突出问题和潜在隐患。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评价分析，中国经济竞争力主要反映在经济规模的高速增长上，而体制、结构和微观经济上的竞争力因素相对薄弱。2004年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为第46位，2005年降为第48位。印度则从第55位上升到第45位。从中国同印度的比较看，中国显著高于印度的主要是宏观经济环境指数，因而增长竞争力指数也高于印度，而其他方面特别是技术竞争力指数和企业竞争力指数明显低于印度（参见表7）。尽管这样的国家竞争力评价的理论基础和统计方法未必周全，但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粗放性。在规模和增长速度上优势明显，但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集约性因素上存在突出的缺陷，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构成相当大的障碍。
表7 世界经济论坛2 0 0 5年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国与印度的比较
注：* 2004年全球竞争力指数中国和印度的排名分别为第46和第55。
资料来源：Augusto Lopez-Claros，Michael E.Porter.，Klaus Schwab，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Report，2005-2006.World Economic Forum.
可见，如果没有重大的观念转变和战略调整，许多地区仍然将沿着粗放型增长的道路惯性前行，特别是对于经济不发达或待开发的地区，粗放型增长方式是相对易行的捷径。所以，在现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能自动实现，必须有根本性的观念转变和重大的战略举措，才能完成经济方式转变的历史性转折。
三、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最有效的经济方式之一当然是首先考虑价格机制。提高资源价格是节约资源的最简单也是最易见效的措施。但是，提高资源价格涉及社会承受能力。一是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二是对消费者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影响。如果能源价格、水价格、土地价格、矿物价格等均普遍大幅度上涨，中国经济所受的冲击是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承受着来自社会基层的压力，很难面对资源价格大幅上涨而泰然。
除了价格，另一个可以期望的措施是采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技术，限制耗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技术。但是，技术的选择取决于产业竞争态势和主体行为。当（地方）政府是竞争实体时，他们有什么手段实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技术创新呢？如前所述，当地方政府成为竞争实体时，它们的基本策略就是尽可能利用和发挥比较优势。而限制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的技术往往是同利用地区“比较优势”相矛盾的，如果政府同企业一样承受着竞争（地区间竞赛）的压力，那么，在技术选择的政策上很可能倾向于技术的短期竞争力而不是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公共性社会目标。
通过采用提高标准的方式可以限制资源耗费和更好地保护环境。这实际上就是给企业设置更高的产业进入壁垒，或者是要求企业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支付更多的成本。很显然，标准的提高也受价格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制约。过高的标准也会导致一些企业和地区的短期竞争力受损。
问题是，即使价格、技术和标准手段都可以采用，仍然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即竞争秩序是否公平和政府行为是否合理。如果主观上希望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竞争规则扭曲，导致不公平竞争，甚至在尚未进入竞争之前就由政府决定了胜负（谁存谁亡），或者政府直接帮助一些竞争者而限制另一些竞争者，那么，并不能真正实现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更重要的是，如果地区竞争仍然是主要的竞争内容，地方政府仍然是竞争主导者并且直接承受着经济竞争的压力，那么，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难以成为大多数企业的自主行为，而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口号可能蜕变为政府设租而企业向政府寻租的诱因，甚至可能成为一些政府部门不适当干预市场竞争和破坏竞争公平性的借口。
总之，在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惯性仍然非常强大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一般的市场参数调节和技术标准调整是不够的，仅仅依靠政府调控管制内容的调整也是不够的。这也正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要求已提出多年，但至今效果并不显著的原因。在经历了多年的徘徊后，从“十五”时期到“十一五”时期，最大的思想进步就是：认识到仅仅在一般的经济调节手段和政策设计上进行调整，是不足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改变的。必须进行发展观念上的深刻反思，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和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是否能通过树立科学发展观来改变社会价值观，改变竞争和商业文明的基本理念，就成为能否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
观念的改变是决定性的，而观念如何落实为行动也是决定性的。从理论层面研究科学发展观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而研究和探索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含义和可操作方式，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前者具有使命性，后者具有紧迫性。而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则是一项长期的伟大社会工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这一社会工程的基础。
实践中要解决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发展目标的合理性，即人类发展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发展可以也必然表现为物质成就，表现为财富的创造和增长，但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也就是说，发展的价值是人本（以人为本）的而不是物本（以物为本）的。那么，当我们在价值观上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后，进一步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科学发展观应体现为哪些行为指标和业绩指标（特别是政府的政绩指标），并使得人们有充分的动机努力实现这样的指标？也就是如何使得人们的实际行为目标同这些指标在方向上相一致？实践中的难点在于：所选择的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市场过程表现的指标，例如GDP、利润、税收等；另一类是没有直接的市场过程表现的指标，例如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前一类指标可以同市场主体的直接利益动机相一致而获得实现动力，即达到这些目标同时可以获得直接的利益回报。而后一类指标除非有特别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否则没有同直接的利益动机相一致的个体行为基础，即市场主体努力实现这些目标不能获得直接的利益回报甚至必须付出较高的个体成本。因此，选择和确定反映科学发展观的目标和指标，以及评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不仅仅是提出理想，而且要构建实现理想的机制。
实践中要解决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抉择的统筹性。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这本身就表明了，必须承认各种需要和目标（指标）之间可能是矛盾的，因此需要权衡利弊，取舍选择，统筹兼顾。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到达低投入、少污染和高效率、高产出，这也包含着矛盾性。而从更深的意义上说就是，当仅仅依靠个体的理性行为难以实现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某些集体理性目标时，社会的集体理性如何得以实现？要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是一个集体理性的体现，即从全社会的合理性要求出发，来选择经济增长的可行道路。集体理性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没有差异和矛盾的唯一利益，相反，正因为存在利益多元和差异，才需要有集体理性来弥补个体理性的缺陷。所以，科学发展观就要体现各方面利益的协调性和统筹性。而协调和统筹不是简单的集权决策过程，也不是少数精英的天才构想，它需要有最广泛的社会参与，充分的信息披露、全面的意见表达，以及科学的决策程序，这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条件。特别是，要改变利益集团和执行部门自己立法（也包括制定政策和行业规范）、自己执法的现象，避免法律、政策和行业规范的不合理利益偏向。因此，通过增强透明性、参与性和民主性，来保证重大决策特别是制度和政策安排的统筹性，是形成基于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科学决策的重要制度基础。也只有在这样的制度基础上才能形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机制和制度政策安排。
实践中需要解决的第三个关键问题是实施方式的可行性。科学总是提出可以解决的问题。历史上不乏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但因选择了不可行的政策而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的事例（例如，试图以集中计划的方式实现全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试图用政府直接决定分配标准的方式实现收入平等，试图以强化政府审批的方式维护社会效益，试图以削弱竞争的方式实现保障性，试图以政府或垄断性企业更多控制资源的方式实现某些物资或服务的普遍供应，试图以限制消费者选择权的方式保证某些物资或服务的供求结构平衡等）。所以，从科学理念到实施行动的关键在于形成可操作的体制和政策体系。理论观念可以指导行为，但不可能直接成为规范行为的可操作工具。从科学的意义上看，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体制和政策。任何制度安排有其优点，也有弱点。任何政策也都会有其副作用。所以，进行怎样的体制和程序安排、采用怎样的具体政策手段，来达到科学理性要求的目标，而又尽可能避免实施过程中过大的副作用甚至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是一个关键性的实践问题。也就是说，理论的科学性体现为政策的科学性，才能实现行动的科学性。因此，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愿望体现为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法，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目标的确定、集体决策的实施，还是体制和政策的设计，都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当前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坚持改革的方向，完成改革攻坚阶段的关键性任务，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有效地发挥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而科学发展观要能够真正指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体现为具体的体制和政策，从而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转变。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是一个行政导向过程，而是一个市场竞争导向的过程，这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并使经济增长真正带来更大的社会福利增进。
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进行全方位创新
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不到100年的时期内，实现从传统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它意味着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将使世界工业社会的规模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翻一番。所以，人类工业化进程中曾经或者可能发生的各种困难、矛盾和问题，都可能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以更为集中或突出的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本身也会导致新问题的突显。例如，中国仅仅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使得一个巨大规模人口群达到了同发达或中等发达国家的大多数普通居民接近的平均生活水平（尽管按现行汇率计算的收入还远低于发达国家，但实际的生活质量并没有以货币收入衡量表现的那么大）：这个人口群如果是总人口的10%，那就是近1.3亿人；如果是总人口的20%，那就是超过2.5亿人！让那么多人在二十多年时间里就走过了发达或中等发达国家用200多年的时间才走完的路，这样的成就举世无双。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分实现了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居民同还有更多生活水平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的居民之间的差距就突显出来。而且，正如二十多年来所发生的那样，在使得如此庞大的人口进入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不可能不消耗大量的资源并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中国，这一过程还远没有结束。今后，我们还要继续使得更大规模的人口进入工业化社会。显然，如果继续沿着原来的道路发展，没有创新，就难以解决发展中突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资源和环境也根本无法支持13亿人口以粗放型增长方式完成进入工业化社会的过程。总之，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无论取得如何巨大的成就，按照同样的方式也难以使规模更大的中国人口完成工业化进程。因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全方位的创新。
首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能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世纪之交，发展以及对发展的认识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一挑战不仅是中国所承受的，而且是世界性的。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的：“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3]而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反映了面临新挑战时的一次体现了“集体理性”的认识升华。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认识深化，而且是又一个具有人类认识史意义的巨大进步。这也不仅是解决中国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困难和问题的对策思路，而且是对发展价值观的深刻反思。人类需要不断地思考：在发展中人类获得了什么，损失了什么？为了获得而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是推动发展的基本动力，市场经济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物质财富不是发展的唯一价值，而且，物质财富也不等于全部的社会福利和人类幸福。经济发展必然要消耗资源和影响环境，对资源和环境的利用是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但是由于具有公共财产性质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生态不可能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来调节，所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成为人类对自然和未来的掠夺。科学应是理性的，但人类在资源、环境以及发展的价值取向上却潜藏着产生“集体非理性”的危险。如果没有发展观的理论进步，发展过程有可能偏离科学的轨道而误入单纯追求个体理性而丧失集体理性的歧途。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而整个理论创新过程还将不断地进行。中国各地区的具体条件不同，增长方式转变对于各地区的具体意义也是不同的，理论的深刻认识对于各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各地区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发展战略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实际上，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如何实行真正有效的政策和体制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科学认识。
其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能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实现技术创新。科学理念只有体现在技术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如果缺乏技术手段，任何正确的理念也不会有预期的实际效果。例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物质财富创造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等，所有这些无不需要技术创新的支撑。特别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而任何工业技术路线的形成都同它产生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相关。由于中国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特殊性，即使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如果缺乏自主创新，也会难以保证我们的利益，而且可能导致严重的矛盾和具有长远不利影响的后果。更何况，由于国家间的利益差异甚至利益冲突，先进技术转移不可能是顺利的和无代价的，许多关键技术的国际间转移是极难实现的。所以，立足中国国情，大力进行自主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条件。离开了技术创新，既不可能获得真正先进和适用的技术，也难以运用既有的技术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发展问题，还可能带来社会难以承受的代价和损失。所以，让我们的社会更具有技术创新的动力、活力和能力，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条件。
再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能否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和体制的创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本质上是人类行为方式的转变，而人类行为方式总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发生的，所以，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就没有人的行为方式的合理转变，也就无法实现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所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体现为科学的制度创新。以更有效可行的制度，规范个人、企业、政府以及各类组织的行为，使千千万万的人和组织的自主性行为结果能够倾向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总体目标，这就是实现增长方式转变期望的制度创新。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的制度创新，首先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原则，实践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实现现代的唯一可行的制度基础。而市场经济的力量产生于竞争和在竞争中形成的竞争力。市场经济的不可替代性在于没有更好的制度可以激发经济主体进行持续性创新的主动性和进取心。所以，充分鼓励竞争，维护良好的竞争秩序，是制度创新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市场机制并非万能，市场机制依赖于个体理性激发的动力和竞争力，却难以有效体现社会理性要求的目标的全面性、结构的协调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也不能完全保证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和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特别是面对公共安全风险，市场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弱点。因此，通过不断创新，形成更为完善的体制和机制，包括有效的政策体系，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行动方向。
最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能否实现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管理创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是单纯的技术性过程，而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管理工程。体现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各项目标，例如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利益共享、持续增长等，与其说是技术目标，不如说更是管理目标。人类只有管理好自己，包括自己的个体、组织、社会和国家，才能实现发展。从中国发展所处的现实条件看：在国际比较上，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国际间的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外部环境更为复杂且多变，随着对外依存度的大幅度提高，世界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明显加深，中国发展的一切举措无不需要考虑国际因素和国际影响。在国内，物质基础条件显著改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而在新的发展水平上，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也不断提高和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多元和复杂，因而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而且，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由于社会的开放性大大提高，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增多、程度加深，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是一个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时期，是一个既有难得机遇又有严峻挑战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实施组织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的任务将更为复杂和繁重，不仅需要高度的科学性，而且需要高度的技巧性和艺术性。没有管理创新，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甚至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管理创新将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五、结论
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以低价格资源的大量投入为前提的血拼式的竞争；二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地区间竞赛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因。如果这两个基本特征没有根本的变化，那么，在当前世界产业发展和企业动向的大趋势中，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具有顽强的惯性。二十多年来的以粗放型增长为主的中国工业化过程，使得一个相对比例不高但绝对规模巨大的人口进入了工业社会，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沿着同样的道路不可能使更大规模的人口完成工业化进程。所以，如果没有科学发展观指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中国工业化将受到严重的障碍和挫折。十几亿人口参与的工业化对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环境的巨大影响是一个极大的人类难题。转变增长方式，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可持续方式推进中国工业化，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而能否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能否在科学发展指导下实现理论、技术、制度和管理的不断创新。
参考文献：
［1］胡锦涛：《论科学发展观》，新华网，2004年3月10日。
［2］王梦奎：《论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取向》，《北京日报》2004年5月10日。
［3］虞云耀：《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时报》2006年1月12日。
［4］［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
［5］Augusto Lopez-Claros，Michael E.Porter，Klaus Schwab，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2005-2006.World Economic Forum.
（原载《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5期）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6）》《总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5）》《总论》，经济管理出版社。
[3]［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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