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
高 歌
波兰学者格·科沃德科说过:“近十年来，两个并行不悖的进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就其范围、内涵和速度而言，它广泛地吸引着人们，几乎使全人类都从智力上、物质上和情感上卷入了这两大进程之中。其一是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其二是后社会主义的转轨。这两大进程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创造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内涵。一方面，全球化过去和现在都是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催化剂，其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假如不是不久前还是一个特殊封闭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参与，那么全球化至少不可能以如此规模、如此速度得以发展——这个社会主义世界曾经拥有16亿人口，拥有巨大资源，对商品和服务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这需要由世界经济来满足。”[1]的确，经济全球化与中东欧国家制度变迁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对于这对十分重要的关系，在我所接触的国内外文献中，有关论述却显得并不充分。只有波兰学者科沃德科的著作《从休克到治疗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2]和《全球化与后社会主义国家大预测》、中国学者孔田平的著作《东欧经济改革之路——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3]、田春生的论文《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经济全球化对转型国家的影响及其应对》[4]和张谊浩、陈柳欣的论文《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制度变迁》[5]等有限的论著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经济全球化与中东欧国家制度变迁的关系做更全面的考察和更客观的阐释。
一、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一）经济全球化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与定义，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我们在此只能采用比较公认的说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6]
一般来说，“经济全球化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往来和相互投资获得巨大发展，各种国际经济机制开始形成，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电机，大批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各国经济互相渗透、互相依存，趋于一体。”[7]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和拉美国家广泛应用，市场作用愈加受到重视，金融资本的管制有所放松，国际贸易的障碍减少，企业也扩大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力度；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导致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下降，信息、交通和通讯的全球化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保障。经济全球化初具雏形。进入90年代后，随着苏东国家剧变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及在其框架内消除贸易障碍和建立全球金融市场，欧洲共同体改称欧洲联盟、欧元出台及区域集团化趋势加强，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
经济全球化既是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法则扩张的产物，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结果。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市场法则全球拓展的客观要求，其本质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超越资本主义范畴，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各国逐步取消或放松了对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管制和限制，生产要素得以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并按市场法则优化配置，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日益融合，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逐步确立。另一方面，不可否认，至少到目前为止，经济全球化一直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和主导的，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资本不断挣脱地域的局限而走向全球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攻击性扩张的结果”和“空间形式”，[8]是资产阶级“为了满足自己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需要”，“为自己创造出”的“一个世界”。[9]
（二）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首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凡勃伦和康芒斯等老制度经济学家的影响下，为突破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忽视制度因素所造成的狭隘性，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先后于1973和1981年发表了《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重要著作，兴起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热潮。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既关注“经济利益的转移与再分配，也涉及政治权力结构的改变”，[10]“触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诸多方面，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11]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12]其根源是“分工收益与分工成本间不断发生的冲突”，[13]也就是说，“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14]在大多数情况下，制度变迁“仅仅指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不变），而不是指整个结构中每个制度安排的变迁。”[15]
然而，制度变迁并非新制度经济学独有的研究对象，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从作为整个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出发，深入探讨了社会制度变革问题，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势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6]
可见，与新制度经济学不同，马克思关注的制度变迁不是个别制度安排的变化，甚至不是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动，而是社会基本制度的演进及其背后的根本动力。对此，有两位中国学者作了恰如其分的评论:“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更适合解释社会基本制度的变迁以及推动这些变迁的深刻社会经济根源和阶级力量，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更适合解释在既定社会基本制度或宪政秩序下的具体制度变迁，即实现这些变迁的直接利益根源和微观主体力量。”[17]具体到中东欧国家，制度变迁既是指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又是指从一党集权、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转向多党议会民主制，从适应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转向适应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还是指政党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财政体制、价格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单项或局部的制度变化。
二、经济全球化与制度变迁的开启
就其本质来讲，经济全球化首先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要求按照市场法则配置资源、指导生产，要求开放市场、按照国际经济规则参与国际竞争，然而，“二战结束时掌权的东中欧共产党政权竭力铲除市场机制，并把他们的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隔离开来。”[18]僵化和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东欧国家经济日渐失去竞争能力，陷入停滞。
面对计划体制的弊端和经济模式的缺陷，东欧国家不是没有进行过改革的尝试，从南斯拉夫联邦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波兰哥穆尔卡的“波兰道路”、匈牙利卡达尔的“匈牙利模式”，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直至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对改革道路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然而，由于思想的僵化和理论的桎梏，由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超前估计，由于对所处时代的错误判断，还由于苏联的控制与干涉，这些改革不是中途夭折，就是走入了误区，都没有突破国家计划的框架。在市场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东欧国家经济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缺乏竞争力，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见表1），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逐渐拉大（见表2），社会主义优越性难以发挥，制度变迁一触即发。
表1 部分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Jeffrey Simon，Trond Gilberg（ed.），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Westview Press，1986，p38.
表2 1980年世界部分国家的人均国民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
注:*欧洲中立国包括奥地利、芬兰、瑞典、瑞士和南斯拉夫。没有找到阿尔巴尼亚的数据。
资料来源:Jeffrey Simon，Trond Gilberg（ed.），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Westview Press，1986，p31.
其次，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主动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把它们的政治经济制度推广到全球。“从苏联和南斯拉夫分裂时开始，美国在东欧总的政策目标始终是激发和支持苏联集团内部的多样化和政治自主权”，[19]为此，它带领西方国家以经济援助和舆论宣传等手段促使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控制，以至最终摆脱社会主义制度。1989年年初东欧局势开始变化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更为积极地促进东欧的制度变迁。它们制定“小马歇尔计划”，筹集“欧洲发展基金”，给东欧以紧急援助；向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保加利亚的生态公开性组织等反对派组织提供经费，扶植其舆论工具，煽动民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甚至直接抛头露面，参与反对派的示威游行，插手反对派的竞选运动；欧共体还介入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军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国地方防御部队的武力冲突，并在联邦德国的带动下，接受了斯洛文尼亚、马其顿等南联邦共和国的独立。同时，随着信息全球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和财产观念快速传播，社会主义信念遭受巨大冲击。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乃至某些国家本身就这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渗透乃至直接干预中逐步瓦解了。
由此可见，与市场经济全球化进程脱节是中东欧国家制度变迁的重要内部因素，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拓展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外部推动力，在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内外压力下，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势在必行。
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中东欧国家发生了社会制度的整体变迁，接受了市场经济体制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陆续加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参与全球范围的经济竞争；由于东西方间冷战的结束和经互会的解体，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的障碍以及“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不复存在，“足足有十亿的人又纳入了世界市场经济的范围”，“各国国民经济才真正地开始交织在一起”，[20]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大加速。很明显，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是促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该地区的参与，我们很难想像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会以如此大的力量冲击全球的每个角落。”[21]
三、经济全球化与制度变迁的推进
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就是与国际接轨和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对这一点，中东欧国家看得很清楚:“在当代世界的大环境下引入市场制度的实现需要参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因此，对于新的统治阶层来讲，开放和自由化不是一种偏好，而是一种需要。”[22]为此，它们积极寻求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欧洲联盟等国际和地区性组织，[23]加强区域合作。中东欧国家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参与使得经济全球化对其制度变迁的影响更为突出。
（一）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化对制度变迁进程的影响
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对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安排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首先，面对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的同质化发展，中东欧国家如果不想被经济全球化抛弃，就必须按照全球市场的活动准则确立新的制度和规则，选择市场经济，就必须打破地域界限和政府的行政控制，打破封闭的经济体系，向国际市场开放。其次，“在全球化条件下，如果国家的民主机构和公民社会机构长期不能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建立起来，那么市场经济就无法有效地运转，国际竞争也不可能无冲突地发展。……市场机制的成熟过程——市场越来越自由化，越来越无拘束地同外部世界建立起广泛的接触——迫使国家的政治向民主化方向转变。”[24]“因此，全球化将在全球各地迫使并加速实现民主化进程”，[25]促进中东欧国家新政治制度的确立。
不仅如此，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还直接影响着中东欧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生产要素突破国家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中东欧国家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与世界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
在外贸体制改革中，中东欧国家放弃了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允许不同经济成分自由从事对外贸易；取消对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的行政限制和进出口的数量限制；降低关税，确立合理的关税水平；使本国货币具有可兑换性。[26]随着改革的展开，中东欧国家逐渐改变了原来主要在原苏东地区内部开展外贸业务的状况，与发达国家的贸易量不断增长（见表3）。
在银行体制改革中，中东欧国家大都借助外国银行的参与对国有银行进行改造。先以波兰为例。波兰自1989年起允许外国人或外国资本在波兰境内开办外资银行或外国银行代表机构；1990年7月，波兰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外国银行在波兰活动的注意事项，规定外国银行可以在波兰建立独资机构、可以购买新成立的或现有的地方银行的股份；1991年5月，第一家外资银行——波美银行在波兰开业。再如，1990~1991年间，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有外资参与的合资银行、独立的银行分支或外国银行代表处。匈牙利在1992~1994年间对银行进行清理的基础上，决定对外国银行开放，银行所有制结构发生较大变化（见表4）；1998年1月，又决定向外国银行的所有分支机构完全开放。这样，外国所有的银行业务在中东欧地区占据了很大比重，在匈牙利、波兰、捷克和克罗地亚等国，当地银行业务的70%由外国银行经营。此外，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国外国银行的业务量也在迅速攀升。[27]
表4 匈牙利银行所有制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李静杰总主编:《十年巨变——中东欧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在所有制改造中，私有化的进行“始终伴随着外资的进入，并随着外资的进入而深化”，[28]在这方面，匈牙利的表现最为突出。从1995年起，匈牙利政府国际融资与产权改革合二为一，实行“面向外资全卖光”政策，在能源、通讯、军工、银行、媒介等领域连续发动了几次国有资产拍卖“大行动”。从匈牙利东部的燃气公司最先把全部股份卖给意大利的两家公司，到地方燃气公司陆续卖给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的公司，再到8个主要发电厂的股份被德、法等西欧大公司瓜分，最后两大电视台拍卖给跨国财团，匈牙利依赖大量外国资本改变了国内的所有制结构。[29]这在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是无法想象的。
（二）资本主义全球化对制度变迁进程的影响
作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和地区性组织为推动有利于自身的全球化进程，在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以经济援助引导制度变迁。制度变迁中的中东欧国家要快速调整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改善落后的基础设施，实行私有化，完成经济体制转换，实现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急需大量资金投入。西方国家、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联盟等都向中东欧国家伸出了援手。1989年7月，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出台“24国援助计划”，24国集团的正式成员、欧洲投资银行、经合组织等金融组织和欧洲自由贸易区参与了该计划，欧共体负责协调工作；11月，在巴黎召开的欧共体政府首脑非正式会议进一步制定支持东欧变化的措施，并决定建立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以帮助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同时决定从1990年1月1日起取消对匈牙利和波兰工业品出口的全部数量限制，并把贸易普惠制扩大到波、匈；12月，欧共体斯特拉斯堡首脑会议重申对东欧变化的支持，确定欧共体成员国将拿出5亿美元的稳定化基金支持波兰的币制改革，并通过了援助波兰和匈牙利的“法尔计划”。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也都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经济援助。
援助不是没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恰恰起到了引导中东欧国家制度变迁的作用。在1989年11月欧共体首脑非正式会议后，法国总统密特朗这样表达了12国的一致意见:“我们准备在建立更健康的经济方面进行一切可行的合作，以换来民主的回归，对人权的尊重和自由选举的举行。”[30]为此，欧共体提出了5个基本要求:每个受援国必须“①建立法治。②尊重基本人权。③建立多党体制。④在1990年年底前组织自由和秘密选举。⑤执行建立市场经济的政策。”“现在布鲁塞尔可以把财政援助水平与受援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程度以及人权状况相联系了。”[3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对中东欧国家的援助也是以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为前提的。这些条件包括:保障人权和尊重少数民族权利，实行自由选举和加快自由化进程，建立民主的多党制的国家形式，实行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或私有化、实行市场经济等。[32]这样，西方国家和组织不仅以其援助直接帮助了中东欧的变迁，而且借援助条件引导了后者向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的变迁进程。
2.以“华盛顿共识”参与制度变迁。1989年后，“华盛顿共识”，这个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的专家和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在20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拉美国家克服财政危机和经济发展问题提出的观点和设想，被当做普遍的经济规律推荐给中东欧国家。其主要内容是:实现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稳定化和法制化，即选择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采用“休克疗法”实现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减少或取消国家干预，实行全面的财政紧缩政策，以达到财政稳定并进而取得经济增长。[33]“华盛顿共识”的设计者们把上述措施作为迅速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从危机走向稳定和增长的对症之药下给了中东欧国家，并在波兰、保加利亚等国进行了实践。
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积极介入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参与制定了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战略、阶段性经济发展指标及相应的政策措施。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波兰和保加利亚制定了经济转轨纲领；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自1989年起就为波兰国家银行的现代化提供了各种技术帮助和咨询服务，西方国家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央银行部的专家共同制定了波兰银行的改革方案，得到了波兰国家银行的审议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央银行部的技术专家还经常到波兰国家银行指导工作。
3.以自己的制度和规则规范制度变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和主导下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将发达国家的制度和规则推向全球。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化’的过程，是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规则甚至价值观念的过程。”[34]中东欧国家也不例外，并且由于它们处于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变迁之中，除了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外更是别无其他选择。这就为发达国家以自己的制度和规则规范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提供了条件。
在此，欧盟的例子最有说服力。通过实施东扩战略，欧盟以提出入盟条件的方式规范和制约着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进程。早在欧盟与中东欧各联系国签署的协定中，“支持”东欧国家“正在出现的政治和经济变化”，为它们“完全融入民主国家的共同体和逐渐与共同体建立友好关系创造便利”，“经济关系的发展将使政治上更为一致”等字样几乎都有所体现，[35]显示了欧盟对中东欧制度变迁的重视。1992年12月在爱丁堡举行的欧共体首脑会议强调东扩的实际意义在于:“通过提供这一前景，共同体将给那些继续改革的国家提供鼓舞，并使短期的经济和社会调整的后果变得易于忍受。这一前景还将刺激投资，并阻碍过分民族主义的发展。”[36]并把建立保证民主，法治，人权和尊重少数民族的制度作为吸收中东欧国家入盟的一个重要条件。1993年6月，欧共体哥本哈根首脑会议正式提出了入盟的三个标准，即政治上“保证民主，法治，人权以及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制度的稳定”，经济上“存在可行的市场经济，具有应对欧盟内竞争的压力和市场的波动的能力”，并“能够履行成员国义务，包括具备承担实现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目标的能力”，[37]把东扩与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1997年7月，欧盟委员会提交“2000年议程——为了一个更强大的欧洲”，首次对中东欧申请国进行评估。此后，欧盟委员会通过一年一度的评估指出中东欧申请国在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与入盟标准间的差距和今后的努力方向，以此规范这些国家的制度变迁进程。1998年3月，与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文尼亚的入盟谈判开始后，欧盟对参加谈判国家的制度约束变得更加具体，涉及货物、人员、服务和资本四大自由流通、共同法律、竞争政策、农业政策、经济和货币联盟、司法和内政合作等31个领域，中东欧国家要加入欧盟，就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如保证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制的正常运作，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制定各种法律法规等，以在内部体制上与欧盟国家趋同。在此意义上，2004年5月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的入盟表明其趋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和规则的制度变迁已基本完成。
四、对经济全球化与制度变迁关系的思考
对于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来说，经济全球化是外部因素，但它不是一般的外部因素，而是制度变迁赖以发生并展开的广阔背景。因为“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超越民族国家经济之上的全球经济的发展，各种用以协调乃至管制各国内部经济政治政策的超国际组织的涌现，跨国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使得民族国家愈来愈被包容在一个全球化的网络之中，今天，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脱离全球范围之外，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不受到全球因素的影响。”[38]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给停滞不前的中东欧国家带来了巨大压力，促动了制度变迁进程的开启，并在正反两个方面深刻影响着制度变迁的进行。
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促成各国之间的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有助于中东欧国家优化资源配置，吸引外国投资，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产品竞争力，打入国际市场，从而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把初学游泳的中东欧一下子推进了波涛汹涌的世界市场的海洋，面对的是弄潮老手，而且比赛规则还是由后者制定的，中东欧面临的困难和风险可想而知。外国资本的控制、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的过分依赖、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危险等威胁着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进程。因此，“如果盲目相信同全球化结合在一起的经济转轨肯定能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具有扩张能力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那是太天真了。”[39]
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经济援助在中东欧国家急需资金之时解了它们的燃眉之急，缓解了它们的财政困难，减轻了财政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些国家的财政平衡，推动了国内外投资者的投资活动，从而增加了中东欧国家对制度变迁的信心，促进了经济增长，有助于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但能够给中东欧制度变迁带来如此实惠的援助不仅数量有限，而且经常因中东欧国家没有达到提供援助的国家或组织的条件以及援助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而难以兑现，结果实际援助数量无法达到帮助制度变迁国家实现经济复苏和经济增长的目标，对制度变迁的支持有限。
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根据“华盛顿共识”指导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为一些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阶段性经济发展政策及与之配套的具体措施，对这些国家实施自由化和私有化、取得宏观经济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科沃德科所说:“期望富裕国家不利用社会主义体系的崩溃谋取好处是十分天真的。然而，对快速开放如此有力的支持也应该看作是十分自然的行为。一系列的措施，包括资本和金融市场的迫切自由化以及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被认为是十分适合的，因为它们不仅是在促进转轨，而且也关系到西方的利益。”[40]然而，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毕竟很难了解中东欧各国的具体国情，它们给各国开出的同一张药方不仅无法包治百病，而且往往因偏离实际情况而对这些国家的制度变迁造成严重后果。
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制度和规则，对于渴望回归欧洲大家庭的中东欧来说，特别是加入欧盟的标准，对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和“市场化”进程具有不可低估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有利于避免所谓的“倒退”，最终顺利完成制度变迁。但另一方面，以入盟标准为代表，西方国家制定的制度和规则限制了中东欧国家对更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的选择，或多或少损害了它们的经济主权，而从更长远的前景看，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最终将会剥夺“迄今一直正常运转的代议制民主的唯一家园，即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41]
当然，作为一个外部因素，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毕竟不是决定性的。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其内部的诸多因素，是由于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忽视自身建设，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国情和时代潮流（经济全球化是其中重要的一支）相结合，探索出符合时代要求和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而是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模式绝对化，照搬照抄，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拉大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不仅如此，中东欧国家还以其内部的制度变迁丰富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容，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前进。
因此，总结经济全球化与中东欧国家制度变迁间的关系，诚如科沃德科所言:“中东欧各国和前苏联地区正在经受以往中央计划体制的转轨历程。这种转轨，已持续了半代人的时光，而且已经成为全球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这种转轨，全球化进程就不完整，就会失去它的本来特性和活力。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这部分世界所进行的制度转轨，假如不能同全球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就不可能具有现在的这些特性。”[42]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东欧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投身其中，趋利避害，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推进制度变迁，促使经济全球化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争取实现经济赶超。
（原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
【注释】
[1]［波］格·科沃德科著:《全球化与后社会主义国家大预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4页。
[2]［波］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科著:《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
[3]孔田平著:《东欧经济改革之路——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田春生:《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经济全球化对转型国家的影响及其应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编:《全球化与21世纪——首届“中法学术论坛”论文集》，第234~251页。
[5]张谊浩、陈柳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制度变迁》，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7]汪道涵:《序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载［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8]房玫:《全球化进程中的“两个必然”:哲学视角的思索》，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
[9]龚鉴瑛:《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载《经济师》2005年第4期。
[10]陈文新:《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语境转换》，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1]陈郁:《译者的话》，［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12]［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页。
[13]［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
[14]［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4页。
[15]［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8页。
[1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17]吴光炳、余光英:《诺思与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比较研究》，载《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第2期。
[18]［英］帕德玛·德塞主编:《走向全球化: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19]［美］罗杰·卡内特:《超级大国在东欧的合作》，载《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1年第2期。
[20]［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著:《全球化的陷阱 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
[21]李静杰总主编:《十年巨变——中东欧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4页。
[22]［波］格泽戈尔兹·W.科沃德科著:《从休克到治疗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23]一些中东欧国家已经成为上述组织的成员。
[24]［波］格·科沃德科著:《全球化与后社会主义国家大预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25]［波］格·科沃德科著:《全球化与后社会主义国家大预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26]薛君度主编:《转轨中的中东欧》，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218页；孔田平著:《东欧经济改革之路——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140页。
[27]李静杰总主编:《十年巨变——中东欧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158页。
[28]［匈］雅诺什·科尔奈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29]参见金雁、秦晖著:《十年沧桑 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191页。
[30]TheFinancialTimes，20November1989.
[31]PeterVanHam，TheEC，EasternEuropeandEuropeanUnityDiscord，CollaborationandIntegrationSince1947，PinterPublishers，1993，p.176，p.174.
[32]薛君度主编:《转轨中的中东欧》，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298页。
[33]李静杰总主编:《十年巨变——中东欧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204页。
[34]田春生:《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经济全球化对转型国家的影响及其应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编:《全球化与21世纪——首届“中法学术论坛”论文集》，第240页。
[35]参见欧洲联盟网站，http://www.europa.eu.int.
[36]AlanMayhew，RecreatingEuropeTheEuropeanUnion’sPolicytowardsCentralandEasternEurop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p.26.
[37]参见欧洲联盟网站，http://www.europa.eu.int.
[38]俞正梁等著:《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页。
[39]［波］格·科沃德科著:《全球化与后社会主义国家大预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
[40]［波］格泽戈尔兹·W.科沃德科著:《从休克到治疗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41]［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页。
[42]［波］格·科沃德科著:《全球化与后社会主义国家大预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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