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不同于“世界化”

一、全球化不同于“世界化”

在世界历史上，工业化进程是率先在南欧一带启动的，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艰难前行后，开始在英国以及大陆诸国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与此同时，工业化开始暴露出“血”与“火”的面目，这些率先造就出民族国家的地区开始把触角伸向世界，把“脱域化”（吉登斯语）诠释成了海外殖民和开拓海外市场的行动，从而把人类引入了几个世纪此起彼伏的战争进程之中。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是来自欧洲的资本对世界加以征服的运动。资本的征服首先根源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种征服遇到了障碍的时候，就开始运用政治的手段和军事的手段，从而形成一种通过战争为资本征服开辟道路的世界化运动。

到了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进程基本完成，很快地，一场全球化运动开始涌动。全球化运动会不会复制资本主义世界化的道路？今天看来，近30年走过的道路与资本主义世界化早期是有着相似之处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运动首先是在经济领域中展开的，在20世纪，人们在谈论全球化问题时，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然而，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来时，出现了一个协调主要经济大国应对金融危机的G20组织，这意味着政治的介入。但是，政治介入多年后，并未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危机不断加重的迹象。如果政治手段失灵的话，一些拥有实力的国家会不会借助军事手段去解决问题呢？这显然是一个不能不引起警觉的问题。从美国、欧洲在亚洲以及北非一带频繁采取的行动看，运用军事手段转嫁危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在工业化即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进程中，国家间的战争断断续续漫布几个世纪，这使人们意识到了“和平与发展”的价值。因而，到了20世纪后期，人们把“和平与发展”写在了旗帜上，努力把以强凌弱和“生存竞争”的行为控制在经济领域中。但是，经济领域中的达尔文主义必然会侵蚀“和平与发展”的政治追求，会把危机推展到政治的领域，进而以战争的方式去诠释以强凌弱。所以，发生在金融以及经济领域中的危机，极有可能演化成政治危机，极有可能出现运用军事手段去进一步诠释政治危机的可能性。这就是韦伯所说的：“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从不停歇，这一事实并不因为这种斗争在‘和平’的外表下进行就有所不同……换言之，在经济的生死斗争中，同样永无和平可言。只有那些被和平的外表迷惑的人才会相信，我们的后代在未来将享有和平和幸福的生活。”^[1]

从国际关系来看，二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曾经在一个时期内令新建民族国家的人民兴奋不已，但是，很快就发现，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他们与发达国家之间都存在着依附关系。特别是冷战时期，基本上形成了两大国际依附集团。围绕着美苏两大霸权国家，民族国家在名义上是独立的，而实际上，则必须决定依附于两大霸权国家中的哪一个。这就是国际关系的中心—边缘结构所造成的。冷战结束后，世界呈现多极化的迹象，然而，多极化的势头很快就被抑制住了，唯一的世界霸权通过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各个击破和制造类似于“海溢”的全球金融危机而迅速地巩固了其单极地位。如果说冷战时期世界上存在着以两个极点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结构，而现在，世界正在被编织到以单一极点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结构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边缘地带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心，而作为中心的极点，则不断地去制造各种各样的危机，并定向地或全面地转移到处于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去。现在看来，虽然全球化最初表现为经济过程，但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化已经造就一个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使发达国家积聚起了巨大的经济能量，在经济交往过程中，发达国家所拥有的这种能量转化成了一种经济掠夺的力量，而环境危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危机，却自动地被转移到了后发展国家之中。如果这种财富与危机的双向转移不能如那些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的愿望而顺利进行的话，发动战争就会成为那些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的必然选择。

上述逻辑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我们对全球化的认识。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理解成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延续，就会在上述逻辑所划定的轨迹中前进，特别是在人类已经通过几个世纪的工业化创造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况下，这条道路必将把人类引入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相反，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看作是一场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历史运动，就会作出完全不同的路径选择。而且，我们就会发现，在近些年来应对全球化挑战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各样的行动也是可疑的，是需要加以全面反思的。

其实，资本主义世界化是发生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场“脱域化”运动，而全球化则是发生在人类历史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全球一体化”运动，这两场运动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正如韩裔学者全钟燮所指出的，“当我们批判性地审视全球化，全球化不仅可以被描述为适应国际环境的过程，也可以被描述为通过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和技术领域的人际互动发掘创造的可能性。因此，全球化是对社会世界的人类建构过程，这是因为，全球化是一个正在进行之中的建构和重新建构过程，在这个路径中，人们分享着相互依赖的意义，不断发现改善地方以及全球社会文化与政治环境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进程不是现代化的延续，而是个体、社群、制度和社会以及世界持续的变革过程。”^[2]根据全钟燮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代化和发展的一种扩展性延伸。为了发展和创新，现代性不得不依靠线性思维方式跟进经济、社会和科学进步的步伐。然而，全球化不局限于经济全球化。‘全球’（或一种全球视角）这个术语暗示了一种地球空间（或全球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互动发生在国际公共领域。当我们把全球化看作为一个概念的时候，所强调的是把复杂的社会和世界变迁现象纳入管理的方法之中。”^[3]对全球化的这一认识在方向上可以说是基本正确的。

事实上，全球化是一场全新的、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社会运动，它与现代化进程中的那种“世界化”运动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资本主义的世界化运动是立足于某一（些）中心而对世界的征服运动，而全球化则应当是造就全球合作的运动。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需要通过确立起一种全新的观念去认识我们可能遇到的一切新的问题，我们需要用一种全新的态度去对待一切交往对象，我们需要运用创造性的思维去指导我们应对一切困难。然而，资本主义世界化的惯性依然支配着人们，特别是在那些处于世界中心地带的国家中，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所取得的霸权地位决定了他们不愿意把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世界化区分开来，而是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的一个新的阶段，处处用霸权心态去对待和处理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试图把一切问题的解决都纳入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生成的治理模式以及国际关系模式之中去。

几年前，一所美国大学邀请了到联合国参加会议的伊朗总统发表演说，在全世界的注目下，这所大学的校长在伊朗总统演讲前用侮辱性的言词表达了他对这位总统的欢迎。如果根据“一报还一报”的功利主义伦理逻辑，这位伊朗总统完全可以选择中止演讲的做法，让这所大学因把自己邀请来的客人赶走而永远蒙羞。可是，这位总统先生没有作出这样的选择，他甚至对主人的羞辱没有作出反应，而是按计划完成了自己的演讲。他的这一做法令全世界肃然起敬，甚至当他在几年后受到国内反对派的攻击时，也有着无数人为他鸣不平。相反，那位美国的大学校长，在人们的眼中显得那样卑鄙和渺小。受到侮辱的人没有因为主人的侮辱而变得渺小，反而侮辱了客人的人则显得那样无耻、野蛮和粗鲁。本来，人类社会中是有些文明准则的。一般说来，大学校长肯定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准，羞辱了伊朗总统的那位大学校长也肯定代表了美国的文明水准。可是，为什么全世界都不认同美国的“文明”呢？那是因为美国某些人自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霸权国家可以独立于人类文明之外，可以凭借着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霸权地位而蔑视一切文明。这说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那些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取得了霸权地位的国家，由于处在一种无比优越的地位上，往往用傲慢、自负、野蛮的方式对待世界以及人类。他们倡言人权，却从来不知道平等地看世界和看世界上的人；他们鼓吹全球化，却试图把全球化转变成资本主义世界化的翻版。所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处于世界中心地带的国家，必然会作出破坏全球化运动的行为选择。

其实，不仅西方霸权国家把全球化视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延续，而且，在许多受到西方话语霸权影响的学者中，也普遍地存在着把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世界化混为一谈的问题。之所以在全球化的问题上会存在着误解，是因为全球化运动在当前还主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表现为资本驱动和利益驱动的全球化浪潮。因而，在全球化运动的现阶段中，人们的利益冲突是极易引发暴力冲突的。这就是我们已经指出的，在近代以来形成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处于中心地带的发达国家在遇到了自身无法解决的危机因素时，往往会把向边缘地带转嫁危机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拒绝发达国家转嫁危机的要求，暴力就极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的选择。所以，受到资本主义世界化思维惯性的支配，全球化极有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冲突。从人类以往的经验看，冲突又会诉诸暴力，而且，“所有这些暴力形式常以正义之名出现，其本身也可能招致以正义为名的暴力。”^[4]所以，当美国以及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用兵的时候，也打着正义的旗号。

长期以来，人们存在着一个极其错误的认识，以为美国是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实际情况决不是这样的。美国虽然积极倡导全球化，但它所倡导的全球化只是近代以来的这场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的重演。今天，发生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全球化运动则是对一个全新世界的开拓，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意味着一种全新秩序的确立。这样一来，就必然要冲破一切已经失去了历史合理性的因素，也包括对美国人的傲慢、自负和野蛮的挑战。同时，全球化意味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的更多的接触和交往，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产生的用以隔离人们的民族国家边界已经不再发挥隔离作用。虽然在这种接触中会因文化价值的不同、信仰的不同而引发直接的冲突，但是，如果我们建立起一种全球正义观，就会有效地化解冲突，进而建立起和谐的全球秩序，使人们在共存共在的环境中创造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