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所追求的合作

二、全球化所追求的合作

从现实的历史进程看，冷战之后，世界进入一个“多极化”的发展时期，也正是在冷战结束的时候，人类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向处理国际关系的新思维提出了迫切要求。近些年来，我们看到各国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都突出强调“合作的理念”，这是人们寻求新思维的一个重要迹象。就中国而言，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面前，屹立着社会分化、贫富悬殊、对立和冲突的魔影，集权式的强制性控制已经难以为继，而搬用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又可能让已有的矛盾迅速地释放出来而把我们的社会引向灾难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必须探索一条合作的道路。以合作的理念和精神来处理当前各种各样的社会事务，显然是我们必须作出的选择。

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在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不是一个新的历史现象，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5、16世纪。我们知道，大致从14世纪开始，西方一些国家开始启动了工业化进程，当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获得了一定的国内积累后展开了对外扩张。这种扩张主要是从属于两个方面的需求，第一，是获取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廉价资源，其中也包括劳动力；第二，要为生产出来的产品谋求出路，即需要有一个能够把工业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市场。这就是史书上所言的资本主义“地理大发现”和“海外市场”的开拓。如果把这个过程看作是当前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进程的起点，就会以为正在发生的全球化是15世纪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的延续，进而会在全球化的走向、道路和模式设计上都延续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模式，结果也将造就一个全球性的世界集权结构。如果那样的话，考虑到人类社会在生活方式、交往关系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已经发生的变化，将是一个不敢想象的悲剧。当然，从纯粹的形式方面，可以把人类一开始走出氏族、部落的行动看作全球化的逻辑起点，也可以把中国历史上的“元帝国”对欧亚大陆的征服看作全球化的范例。其实不是这样的，全球化并不是历史上的开放和扩张的延续，而是发生在后工业化这样一个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有着特定内涵。如果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继续的话，无助于把握全球化的实质，反而会视以往一切对立、征服、掠夺、剥削为合理的形式，也就不会去探求新型的合作。

近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是一个运用强权征服世界的过程，是那些“获得了比其他文明更为优先的发展”^[10]的国家对世界的殖民，全球化则不同，它是国家和民族的自觉开放，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合作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发生的资本主义海外扩张并不是全球化，而是从一个中心出发而对边缘地带的侵略、征服和掠夺，扩张所及的世界是从属于某个中心的利益要求的，一切能够促进中心利益实现的地方都是需要征服的，而那些无助于中心利益实现的地方，则是可以弃置不顾的。由这种征服和扩张所编织起来的是一个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中心国家所考虑的也只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它没有全球的概念，也不会考虑全球的发展以及全球问题与它的利益的相关性。所以，资本主义扩张充其量也只能称作“世界化”，而不是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化。全球化不是工业社会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存续，它反对任何形式的世界霸权。一方面，全球化是近代以来人类交往走向融合的过程和结果；另一方面，它又不是近代工业文明在空间意义上的简单延伸，而是走向后工业文明的世界交往的新形式，它的功能在于把全球联为一个互动的整体，跨越国家、民族间的交往障碍，消除国家、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隔阂。全球化涉及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一切领域，是所有这些领域中的合作互动。所以，我们所面对的全球化是走向后工业社会过程中的全球化，是一种新的非征服的全球化，其目标是为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开拓空间。正如地理大发现为工业社会的到来开拓了空间一样，全球化将为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作好历史准备，它所展现的和希望构建的是一个平等交往、互惠合作的全球平台。虽然近些年美国等西方国家依然坚守“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观念，处处炫耀武力，维护他们作为“中心国”的霸权，而且变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嚣张，但那只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是不可能阻挡全球化的脚步的，全球化必将打破既有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从而使全球变成一个“平的”世界，让整个世界中的每一个行动者都可以在这个“平的”舞台上交往和合作。

全球化所要造就的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多元化、多样性和差异化的社会，而不是用某一文化模式、制度框架或生活方式去把全球格式化成同一的世界。应当承认，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自主性会构成冲击，其一，经济的开放和全球市场的形成，会要求民族国家从属于统一的世界性的经济活动规则体系，即使民族国家对国内经济活动所进行的干预，也需要根据全球市场的要求而进行政策以及行为选择，这无疑是在说民族国家的经济自主权已经受到世界性的经济活动规则的限制，如果过激地理解的话，也许还会认为，这是对民族国家经济活动自主权的剥夺。其二，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同步发展，造就了世界性的舆论体系，它时时关注着民族国家的内部政治事务；同时，世界性的政治组织体系也不断地得到加强，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它会介入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事务，对民族国家的政治事务进行干预，从而使民族国家的政治自主性受到限制。其三，由于民族国家的开放和文化交流的频繁化，异域文化不断地在民族国家中掀起波澜，对民族国家的固有文化形成冲击，改变着人们的文化观念，也迫使民族国家政府在文化管理上不得不选择妥协退缩的方式，这也表现为文化自主性的削弱。但是，全球化仅仅意味着这样一种民族国家受到削弱，那就是“以拥有对一块领土的主权统治为特征的、在调控能力上胜过传统政治形式（如古老帝国或城市国家）的国家”^[11]。如果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实现自身的转型，就不仅不会丧失自主性，反而能够增强自主性。这就需要对自主性的内容和性质进行梳理，去发现那些具有新的生命力的自主性。其实，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民族国家的自主性首先是合作的国际交往的自主性。

民族国家的存在以及自主性的拥有是国际合作的前提，因为，同一的、格式化的和无差异的国际社会将意味着合作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同一的、格式化的和无差异的国际社会只会是一个等级化的国际秩序，它只需要由一个国家或一个国际机构发号施令就足矣。至多，它也仅仅是以一种官僚制形式出现的等级化的协作体系而不是合作体系。所以，在文化上，全球化是一个民族国家间相互对话、相互合作的过程，而不是把所有的民族国家消磨成具有同一性的世界体系构成因素。历史必将证明，近一个时期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北非等地掀起输出民主制度的所谓“革命”是一种逆全球化历史而动的做法。我们认为，全球化所造就的世界共同体将是一个多元化的、差异互补、和谐共存的世界，而不是用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把世界塑造成一个具有同一性的模式。也就是说，迄今一直存在着的世界性的中心—边缘结构将在全球化进程中被彻底解构，不仅一极霸权不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多极的霸权也不具有产生的合理性。全球化所要构建的全球秩序必将以合作理念的确立为突破口。只有在有了合作理念的情况下，才会生成全球意识，才能以开放宽容的心态面对多样性的世界，才能重塑拥有充分自主性的民族国家，并把所有的民族国家都纳入全球性的合作体系。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现实运动已经展开的时候，而人类为此所作的思想准备却是不足的。因为，我们长期停留在工业社会的以征服为特征的全球扩张思维中，停留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模式上，停留在反抗霸权而又不得不承认霸权的心态中。现在，我们需要拥有新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基本精神就是世界是由多样性的民族国家所构成，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合作的前提，它们的自主性是合作的基础。进而言之，它们的合作不是为了获取某一具体利益，而是为了构建和谐国际，这种国际关系本身就是合作的。一旦确立起合作的理念，民族国家间就会通过平等讨论和协商去解决分歧，求同存异，相互理解，尽可能多地去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并在各自责任的承担过程中相互支持，把和谐国际寄托在合作的过程中。总之，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以统治和服从为特征的强权型国际关系日益遭到世界范围的反抗与抵制，以独立、平等和合作为特征的新型国际社会必将生成。全球化将给我们带来一个合作与和谐的国际社会，而且，只有在这种合作与和谐的国际社会中，人类才能面对全球问题时共商解决方案。

综观当今世界，合作的理念有着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成为主导性理念的迹象。如果说以往的历史表现为马克思所科学地揭示的那样是斗争的历史，那么，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给我们的将是一个走向合作的历史。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在处理一系列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的过程中都能够从合作的理念出发，本着合作的精神，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事实上，合作的理念是可以被提升为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的。所以，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也许就是根据全球化时代的需要而把合作理念确立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检视世界各国现有的意识形态，有的是明确宣示出来的，有的是在某些思想理论和思维方式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但是，政府在意识形态的生成中都发挥了主动的作用。即使某些思想理论和思维方式的社会化表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中国政府应当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策略，在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以及如何去做等方面，都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目标。就现有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性质而言，大多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生成的，当前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冲突，我国内部的意识形态冲突，所反映的都是工业社会这个时期的基本特征。我们知道，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竞争行为迅速膨胀的过程，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大多是关于矛盾冲突以及解决矛盾冲突的思想理论和思想方式的凝炼和提升。因此，它所包含的是指导人们保证社会整体存在不被破坏的情况下如何开展斗争、如何开展竞争的精神。合作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是对斗争和竞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的超越。合作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是一个全面创新的过程，需要政府运用创新思维去加以建构。

随着一种全球观念的形成，人们开始意识到普遍的合作比任何冲突都更能够在人类普遍利益实现的同时而使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全球意识将是确立普遍合作关系的前提。在思考合作关系生成的基础时，鲍曼重申了亚当·斯密的思想：“对自利的理性追逐将导致选择合作的行为方式，它使所有相关者获益并由此考虑到相关伙伴的利益。……允许人自由追逐其个人目标的事实便恰恰不会导致人们试图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毫无顾忌地追逐自己的目标，而是正相反，他们会认识到只有在尊重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目标才对自己有利，也即是说，他们在自己的行为中将遵循道德的基本规范。人在实现其愿望与目标时始终需要相互依赖，这种情况会使得符合道德和美德的行为与出于自利的行为自行合拍。”^[12]“特别是合作性交换行为环环相扣、无穷无尽的市场不仅会提出一种无偿的经济协调机制，而且会通过温和的强制确保市场参与者成为和平公民，他们以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追逐自己的利益。在市场上理性地追求个人目标恰恰同采取特定的道德行为方式与态度具有同等的意义：温和、正直、值得信赖、可靠、忠诚、诚信或愿于作出妥协便成为市场上取得成功所不可缺的美德。”^[13]如果说在斯密的时代所看到的是个体的人之间合作的必要性的话，那么在今天，则需要把这一视线转移到群体、转移到民族国家上来，这就是全球化提出的要求。所以，鲍曼对亚当·斯密思想的重申，不仅对于坚定人们关于未来合作社会的信念是有益的，而且对于认识和把握行进中的历史进程也是有益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人类社会从冲突到合作的历史进程。我们知道，在整个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基本的社会冲突是由物质方面的原因引起的，虽然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也会成为直接的社会冲突的原因，但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物质根源，是由于利益冲突而造成了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冲突，然后再由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冲突引发社会冲突。无论是在一国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中，都是如此。然而，20世纪后期，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大量的社会冲突却只能归因于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冲突，甚至有着利益共同基础的政治实体间也会放弃利益实现的追求而进行斗争，特别是在国际社会，现在处处呈现文化冲突的景象。比如，当恐怖主义向美国发动袭击的时候，我们很难从中发现其利益追求在哪里和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这就是福山所说的：“自从冷战结束以后，各种大规模制度的同化现象形成一幅幅讽刺的画面，其中之一就是现在全世界的人们甚至比以往更加意识到文化差异的现象。”^[14]这种文化差异在21世纪以战争的形式来表现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与以往的经济冲突、政治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它主要不是根源于经济利益，而是直接根源于文化差异。也就是说，是由于文化认同上的原因造成了冲突。本来，缺乏文化认同是可以通过理解和互信达致和平共处与和谐共存的。然而，这种共处共存的状况却没有出现，反而是陷入了野蛮的暴力征战状态，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叙利亚，战线在不断地延伸，战斗也变得越来越激烈。

对于这种现象，用传统的决定论是无法解释的，因而，拥有传统的决定论哲学理念的决策者总会感到困惑，由他们制定的政策在解决这些冲突方面也总会显得不得要领。其实，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需要信任和合作的历史阶段，到了以往每一个历史阶段中的征服策略都应废止的时候了。但是，由于没有实现观念的转变，在历史上形成的征服惯性仍然在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从而，阻碍了信任和合作的生成。所以，当前的基本任务就是需要首先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信任和合作的需求已经变得越来越强烈，然后根据这种需求去构建合作秩序。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弥合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隔膜，建立起不同政治实体和文化实体间能够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相互合作的哲学。根据这种哲学，去构建合作的社会和普遍的合作关系。意识形态是哲学转化为社会行动的中介，合作的哲学只有首先被确立为合作的意识形态，才能为普遍性合作关系的生成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