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口红利演变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浙江人口红利演变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_2010浙江省人口普查重点课题及优秀论文集

浙江人口红利演变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的年龄结构是人口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属性，而人口红利作为衡量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一个概念和方法，已引发了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随着我国人口转变的完成，人口的年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的特殊历史时期，即人口红利时期。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和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但人口红利不是永久存在的，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本文在对人口红利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评述的基础上，利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人口普查所获得的丰富的数据资料，从实证角度出发，系统地描述了浙江省人口红利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并运用计量经济模型，从居民储蓄、居民消费、劳动力供给以及经济总量等多角度分析人口红利对浙江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也对今后几十年浙江人口红利的走势进行了预测，剖析了当前制约人口红利兑现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最大化地收获人口红利和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对策建议。

一、人口红利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关理论回顾

（一）人口红利的概念

人口的年龄结构，即人口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分布情况，是描述人口的一个重要指标。年龄是人的自然属性，每一个地区的人口都由不同年龄段人口所组成。按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将0—14岁的人口定义为少年儿童人口，15—64岁的人口为劳动年龄人口，65岁及以上为老年人口。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总体上来说是被抚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从事经济生产，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力。因此，各年龄段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及其变动对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人口红利说”作为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种崭新视角，最初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人口学和经济学教授David E.Bloom（1997）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人口红利”。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

从世界各国的人口转变历程来看，人口红利通常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后的经济大发展，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有一个时滞，从而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依次具有以下特征: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低少儿、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在其中的第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最富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过渡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

（二）人口红利的界定

“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机会窗口”，其实质意义落脚于人口的负担系数，也称抚养系数、抚养比，即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考察这一问题需要了解总人口的年龄结构，并将15周岁以下及65周岁及以上人口定义为非劳动年龄人口（被抚养人口）。一般认为，将50%的人口负担系数作为“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分界线。

国内较早研究人口红利的学者有蔡昉、王德文、于学军、陈友华等人。于学军、陈友华、马瀛通等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从1990年开始至2030年结束，前后大约持续40年。其中，2010年是人口负担系数最低的一年。2010年以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负担系数将逐步停止下降并转而开始上升。203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会重返至1990年前后的水平。蔡昉、王德文等认为，1982—2000年期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观，但2000年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作用开始降低。2013—2015年前后到达中国人口红利的转折点。人口老龄化加速将使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

（三）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对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总量变化或人口增长速度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程度地忽略了人口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进一步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是极具生产性的人口红利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之后研究的新进展。Bloom and Williamson于1997年的研究表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以下称东亚经济）创造的所谓东亚奇迹，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赶超发达国家的成功事例，而这一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结构转变。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根据估算，其间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0个百分点。因此，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结构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

经济史学家在考察西方经济增长历史时，同样发现了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绩效的证据。利用欧洲和北美17个国家在1870—1913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数据进行分析，威廉森（Williamson，1997）得出的结论是，把各国数据加权平均计算，新大陆的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0.47个百分点。这个增长率差别的绝大部分（大约为90%—100%）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即主要通过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相对提高了新大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

D.E.Bloom等（2002）学者指出，人口红利通过劳动力供应、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重要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其他文献研究也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劳动力市场参与、储蓄与投资、资本流动、收入分配等变量，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Fair＆Dominguez，1991；Lindh，1999；Batini et.al.，2006）。

蔡昉等国内学者从另一角度入手，即通过分析经济增长因素及其比重来理解经济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蔡昉等对1978—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蔡昉等，1999），在此期间实现的年平均9.1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余下的未解释部分可看作其他体制改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显然，“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以及部分人力资本优势对中国改革开放后20年经济腾飞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近十年（1998—2008）中，中国依然处于“人口红利”期，大量研究均表明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和较轻的社会负担依然是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

从上述文献回顾可以看到，目前人口经济学家对人口红利的研究较多是针对宏观的区域（多国或一国）进行的，从而在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作用时都默认一个封闭人口环境的存在，因而有关人口在区域间的流动性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关注不够。而对某一个区域，比如，浙江省这样一个开放的区域，根据Williamson（1997）的研究，通过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能相对提高一个地区人口结构的生产性。浙江省作为东部沿海经济大省，也是流动人口大省，浙江的人口转变过程有与全国相似之处，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本文分析浙江人口红利的演变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浙江人口红利的形成与演变

（一）浙江人口转变的过程

人口增长过程也是人口再生产的过程，它不仅是一个生命繁衍的自然现象，也与社会制度、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的文化素质、人口生育政策和生育观念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省和全国一样，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走过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全省人口数量经历了历史上基数最大、速度最快的增长阶段，从1949年的2083.07万人猛增至2010年5442.69万人，增长1.61倍。而从影响人口数量变化的三个变量来看，浙江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具体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图2.1　浙江省人口转变曲线

第一阶段（1950—1958年）:人口由中速增长迅速跃上高速增长时期。这个阶段包括解放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社会进一步稳定，经济从恢复走向发展。出生率大致保持在35‰上下，死亡率则从15‰以上逐步下降到10‰以下，因此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从1950年的18.26‰上涨，最高达到1954年的25.96‰，并在1958年以前一直保持在25‰的水平。这是浙江出现的第一个人口出生高峰。

第二阶段（1959—1961年）: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期。这三年由于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失误和大范围的自然灾害，长时间的饥荒，造成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和生育的推迟，死亡率上升，出生率则从1958年的34.10‰急剧下降到1961年的17.58‰，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到1961年的7.74‰。

第三阶段（1962—1966年）:人口高速增长期。此期间国民经济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同时，人口补偿性生育增长势头也很迅猛。1962年的出生率就上升到36.02‰，1963年达到40.71‰，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率唯一超过40‰的年份。此后几年出生率都维持在30‰以上，而同期死亡率基本稳定在7‰—9‰的水平上，因此这一时期年平均自然增长率高达29.17‰，成为浙江人口的第二个出生高峰。

第四阶段（1967—1996年）:人口增长稳定下降期。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全面实施，出生率从1966年的32.48‰，缓步下降到1996年12.09‰，死亡率则多年徘徊在6‰上下，从而拉动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66年的25.36‰逐步下降到1996年的5.51‰，人口增长明显放缓。

第五阶段（1997年至今）:稳定低速增长阶段。1997年以来浙江人口出生率稳定在10‰左右，死亡率稳定在6‰左右，自然增长率也一直保持在低水平上，除了2005年为5.02‰外，其余年份都在4‰左右，表明人口发展已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阶段。

（二）浙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分析

在人口数量发生变化的同时，浙江省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总体来看，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少儿人口比重不断减小、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大的趋势。

1.少儿人口比重不断减小

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次人口普查结果，1953年，浙江人口中0—14岁的少儿比重为35.24%，1964年提高到41.24%；但随后少儿人口比重开始下降，1982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29.30%、23.29%和18.06%。2010年，浙江0—14岁人口为718.92万人，比2000年减少了126.21万人，降幅达14.9%；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21%，比2000年又下降了4.85个百分点。

2.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

少儿人口比重不断减小的同时，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却在不断增大。1964年，浙江15—64岁年龄段人口比重为54.57%，到1990年，该比重达到69.88%，比1964年提高了15.31个百分点。2010年，浙江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77.45%，比2000年上升了4.43个百分点，比1990年上升了7.57个百分点，比1964年更是上升了22.88个百分点，上升趋势明显。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为浙江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图2.2较为直观地展示了浙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长期变化趋势。

3.老年人口比重持续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人口寿命不断延长和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使得老年人口比重也一直处于增长态势中。1953年，浙江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为4.08%，到1990年，该项数据达到6.83%，比1953年提高了2.75个百分点；201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9.34%，比2000年提高了0.42个百分点，比1990年提高了2.51个百分点。

图2.2　浙江省人口转变曲线

4.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剧

根据国际通用的人口年龄结构分类标准，依据老年人口比重、少儿人口比重、老少比、年龄中位数等四个指标，可将人口年龄结构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三类（见表2.1）。

表2.1　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及浙江变化情况

续表

对照上述划分标准，可见浙江的人口年龄结构在1953年和1964年基本处于年轻型，1982年时基本符合成年型的标准，1990年处于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阶段，2000年时就已完全符合老年型的标准。2010年浙江老年人口比重为9.34%，比2000年提高了0.42个百分点；少儿人口比重为13.21%，比2000年下降了4.85个百分点；老少比达到70.70%，比2000年提高了21.31个百分点；年龄中位数为36.6岁，比2000年提高了3.3岁，这四个划分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都显示了浙江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剧。

（三）浙江人口抚养比变动分析

人口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是观察社会对非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程度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用将15—64岁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0—1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定义为非劳动年龄人口。少年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百分比，分别被称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二者之和称为总抚养比。

根据历次人口普查结果可以看出（见表2.2），浙江人口的总抚养比呈下降趋势。1964年浙江人口总抚养比高达83.25%，此后持续下降，到2010年仅为29.12%，比1964年降低了54.1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1964年一个劳动年龄人口要供养0.83个非劳动年龄人口，而2010年仅需抚养0.29个非劳动年龄人口，抚养的负担大大减轻。但从构成总抚养比的两个分项指标看，总抚养比的持续下降主要得益于少儿抚养比的大幅下降，而老年抚养比则一直在缓步提高。

表2.2　浙江历次人口普查人口抚养比（%）

续表

（四）浙江人口红利的判定

1.浙江人口红利期的界定

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是判断人口红利是否存在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总抚养比在50%以下的时期称为“人口红利期”，如果大于50%则称为“人口负债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的人口负担状况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人口结构变动也经历了高人口负债到高人口红利的转换。1953年，浙江人口总抚养比为64.80%，处于人口高负债期阶段。其中，老年人口比重较低，仅为4.08%，但0—14岁的少儿人口比重高达35.24%，解放战争后大量新增的出生人口构成了较重的人口抚养负担。1964年，浙江人口总抚养比提高到83.25%，其中0—14岁的少儿人口比重比1953年提高了6.00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比重也有小幅提高，总人口平均年龄约为25岁，人口结构较为年轻，人口负债程度处于一个非常高的临界水平。此后，随着人口出生率的稳步下降，少儿抚养比开始下降，人口负担有所减轻。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结果，浙江人口的总抚养比为53.99%，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浙江总抚养比为43.10%，由此可以推断，浙江大约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此后由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带动总抚养比也持续下降，到2010年，浙江人口总抚养比在2000年36.95%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29.12%，其中少儿人口比重为13.21%，老年人口比重为9.34%，处于“人口暴利”阶段。

2.浙江人口红利的特点

第一，人口红利的形成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

浙江的人口红利和全国一样，都是计划生育政策控制的结果，而不像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红利，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自然结果。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西方国家出生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加之基本充分就业，就可能使经济得到额外推力。而我国人口红利期的产生是在较低经济水平下，建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口快速增长以及七十年代以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快速降低生育率的基础之上的，基本上是一种人为控制的结果，实质上也是我国当代人减少相应生育投资，形成一种对于未来的负债消费的必然结果。

图2.3　全国和浙江人口红利期的判定

第二，浙江人口红利期形成时间早于全国。

根据全国的人口普查数据，1953年、1964年、1982年和1990年的全国人口总抚养比分别为68.61%、79.53%、62.18%和49.50%，可见全国进入人口红利期的时间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少比浙江人口红利期的形成时间晚五年（见图2.3）。浙江人口红利期之所以会早于全国形成，主要原因在于浙江地处沿海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全国前列，人们较新的生育观念和政府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措施共同推动浙江的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从图2.4、图2.5可以看出，浙江的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26.16‰降至1975年的19.49‰仅仅用了短短5年时间，并且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近几年来出生率与全国水平又越来越接近；浙江的人口死亡率则一直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又略低于全国水平，甚至是在自然灾害时期的1960年，全国的死亡率曾经高达25.43‰，但浙江仍不超过12‰。

第三，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的省外流入人口有助于延长浙江人口红利期。

随着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稳步推进，浙江对外来人员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这不仅给浙江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也对浙江人口的年龄结构产生了影响。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2010年浙江有来自省外的人口1182.4万人，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368.9万人增长了2.2倍；2010年户籍在浙江而外出省外的人口284.2万人，即净流入浙江898.2万人。省外流入人口不仅数量大，年龄结构也相对较年轻，以农民工为主的省外人口仍处于“年轻时进城、中年后返乡”的流动特点，省外人口中50岁以下的占到95.5%，比全省常住人口高22.0个百分点，年龄中位数为28.9岁，比全省常住人口低7.7岁。在来自省外的人口中，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有1063.8万人，占来自省外人口的九成，而外出省外的人口中有85.7%是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两者相差4.3个百分点。因此，省外流入人口对降低浙江人口的总抚养比、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延长人口红利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图2.4　全国及浙江人口出生率

图2.5　全国及浙江人口死亡率

表2.3　第六次人口普查浙江流动人口年龄结构

第四，全省各地人口红利的区域分布不均衡。

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拥有的人口红利更多，全省各地的人口红利分布呈现出较大的地域性差异，总体分布是与地理海拔高度相反的“南低北高”格局，浙西南人口红利优势明显低于浙东北（见表2.4）。从人口年龄结构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最低的是温州，为7.62%；杭州、宁波和金华在全省平均水平9.34%以下；衢州和丽水这两个浙西南地区由于吸引外来年轻人口数量较少和本地主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外流，因此老年人口比重分别高达11.97%和11.69%。相应地，人均生产总值排全省前两位的杭州、宁波，其总抚养比也是全省最低；而人均生产总值居后两位的衢州、丽水，其总抚养比也是全省最高的，分别高达39.14%和40.09%。由此也可看出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

表2.4　第六次人口普查浙江各地人口年龄结构及抚养比

三、人口红利对浙江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国内外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具体来看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产生的人口红利的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口红利导致储蓄的增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不同年龄人口消费倾向、消费能力不同所带来全社会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三是人口红利带来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促进经济的发展。本文将通过建立计量模型，从量化角度实证分析人口红利对浙江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人口红利对居民储蓄的影响

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储蓄，并通过各种金融和非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以推动经济的增长。一个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必然会对该地区的储蓄水平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当一个地区的少儿和老年人口比重较低时，该地区的储蓄水平会提高。因为少儿和老年人口比重较低时，所需的抚养费用较低，会使劳动人口将所赚的收入用于储蓄，储蓄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

从图3.1看，1990年以来，浙江城乡居民储蓄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990年的306.74亿增加到2010年的20612.16亿元，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长了67.2倍，年均递增23.4%，呈现高增长的态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上升的同时，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不断提高。1990年，浙江居民储蓄率为33.9%，2000年为58.5%，到了2010年储蓄率达到74.4%。而浙江处于“人口红利期”，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总抚养比呈缓慢下降的趋势。以下我们将通过模型研究更直观地判断浙江总抚养比变动和居民储蓄水平变动之间的关系。

图3.1　1990—2010年浙江省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与总抚养比关系图

我们选取生产总值增长率、储蓄率、资本形成率、总抚养比这几个指标建立模型。以这类数据为时间序列，要想准确探讨回归关系必须要先检验这些变量的平稳性。首先对生产总值增长率、储蓄率、资本形成率、总抚养比取对数，使数据线性化。取对数后，所有变量是非平稳的。再将取对数后的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再对差分值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对变量的对数值取差分后都变平稳了，由此判断，变量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并且这些变量的对数值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本文使用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方法，给出Egle-Granger两步法的结果。第一步，对同阶非平稳变量进行线性最小二乘（OLS）回归；第二步，对第一步回归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残差是平稳序列，则可以推断这几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为储蓄水平的提高主要依赖经济的增长、资本的积累、年龄的变化，根据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建立模型:

ln（S/GDP）＝A＋a₁lnD＋a₂ln（P/GDP）＋a₃lng＋E

模型自定义如下:S/GDP（储蓄率）为储蓄与生产总值的比值；D为抚养比；P/GDP（资本形成率）为固定资产投资额与生产总值的比值；g为GDP增长率。

表3.1　储蓄模型相关指标

续表

将有关数据带入模型，通过回归分析后结果如下:

ln（S/GDP）＝3.54154-1.11497lnD＋0.5744ln（P/GDP）-0.2058lng

表3.2　模型检验结果

从回归检验结果来看，拟合方程R²值为0.8393，说明方程拟合得比较好，并且模型中变量的显著性也较高，模型总体线性显著。上述结论还依赖于残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本文对方程的残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在没有截距项和趋势项的情况下，ADF检验统计量为-2.7363，而0.01、0.05、0.1的显著性临界值分别为-2.66、-1.95、-1.6，显示残差的检验统计量在0.01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拒绝残差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以上几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变量对数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模型来看，资本形成率与居民储蓄率呈正向相关的关系，资本形成率每上升一个单位将引起储蓄率水平上升0.57个单位；总抚养比和居民储蓄率存在负向相关的关系，总抚养比每下降一个单位储蓄率将随之上升1.12个单位，说明随着人口红利的发展，抚养比不断降低，有效地促进了居民储蓄的提高。

（二）人口红利对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

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从本质而言，投资、出口都是消费的中间需求，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大，必将会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消费的主体是人，一旦人口数量、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将影响到消费需求。根据相关研究文献资料，人的消费是随着年龄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的。青少年时期，收入较少，消费能力有限；青壮年时期是消费能力最充足、消费欲望最强烈、消费活动最活跃的时期；步入老年后，由于收入的减少，消费能力将逐渐降低，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的消费活动会逐渐降低。目前浙江省处于人口红利期，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不断下降，老年抚养比缓慢上升，这些变化都对浙江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产生一定影响。

从消费水平的角度看，浙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这部分人消费能力最强。1990—2010年，浙江居民消费水平从1227元增长到18274元，增长13.89倍。消费水平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经济的增长、收入的提高、年龄结构的变化。因此我们选取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收入、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这些指标建立模型，对指标变量取对数后，变量是非平稳的。再将取对数后的各变量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对变量的对数值取差分后都变平稳。判断变量的对数值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并建立模型:

lnC＝A＋a₁lnDo＋a₂lnDc＋a₃lnI＋a₄lng＋E

模型自定义如下:C为居民消费水平；Do为老年抚养比；Dc为少儿抚养比；I为居民收入；g为GDP增长率。

表3.3　消费水平模型相关数据

续表

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后，将有关数据带入模型，通过回归分析后结果如下:

lnC＝3.13024-0.65972lnDo-0.32251lnDc＋0.8972lnI-0.08901lng

表3.4　模型检验结果

从回归检验结果来看，拟合方程R²值为0.9949，方程拟合得比较好，并且模型中变量的显著性也较高，模型总体线性显著。继续对方程的残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ADF检验统计量为-3.4232，残差的检验统计量在0.01水平上显著，可以拒绝残差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以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模型结果来看，居民收入、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经济增长率对居民消费水平都有显著影响，其中老年抚养比每下降一个单位消费将随之上升0.66个单位；少儿抚养比每下降一个单位消费水平将随之上升0.32个单位；居民收入每上升一个单位将引起消费水平上升0.89个单位。

从消费结构角度来看，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反映消费观念、消费模式、消费质量的变化。但不同年龄人口的消费倾向、消费习惯是不同的，这些必然对消费结构产生影响。从1990年到2010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各项消费支出水平均有提高。但不同类别的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重变动却不相同。本文利用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数据简单描述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表3.5可以看出，食品消费、衣着消费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比重总体呈下降的趋势，比重分别从55.2%、11.7%和12.3%下降到34.3%、10.1%和5.1%；居住、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消费支出比重则有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交通通讯支出比重从1.1%上升到19.3%，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比重从2.2%上升到5.8%，娱乐教育文化支出比重从10.4%上升到14.5%。从消费支出比重的变动中，我们可以看出浙江城镇居民消费质量有了显著的提升。这其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抚养负担降低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增加，收入的提高，并且抚养负担降低的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就有更多的收入来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对居住、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消费支出比重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提高及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比重随之提高。

表3.5　浙江1990—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表

（三）人口红利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功效就是为经济增长带来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人口红利期的人口结构变化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劳动力的供给。第一个是根本性的，来自于人口红利期之前某一地区生育率短期处于极高状态而死亡率高速下降产生。造成此后一段时期，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年龄人口的迅速增加将降低人口抚养比。第二，人口负担的降低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使得更多的劳动力从家庭的非生产性活动转移到生产性经济活动之中去。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使得人均劳动投入时间增加，如果劳动力供给充分，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价格低廉，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

表3.6　浙江劳动力供给模型相关数据

续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浙江年末总人口和从业人员数呈不断增长的趋势。1990—2000年，相对就业率（从业人员数/常住人口）平稳保持在60%左右，进入新世纪，呈逐年上升的态势，到2010年达到77%。由于从业人员数的变化依赖总人口变化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建立以下线性回归模型:

E＝a₁D＋a₂T＋a₃

其中E是从业人员数，作为衡量劳动力供给的指标，D是总抚养比，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T为年末总人口，作为衡量人口基数的指标。通过线性拟合，得到方程如下:

E＝-46.7893D＋0.98T＋a₃

回归方程R²是0.8596。方程的拟合度较高，并通过了T检验。模型显示，浙江总抚养比对从业人员的弹性系数为-46.8，即总抚养比降低一个百分点，从业人员人数会增加46.8万人，这说明人口红利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非常显著。而较高的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利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t）L^αK^β（其中，Y是产出；A（t）是综合技术水平；L是劳动力；K是资本；α、β分别代表劳动力和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将数据代入，可以初步测算1990-2010年，浙江省劳动力弹性系数为1.09，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劳动力投入，能带来1.09个单位的产出增加，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浙江目前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力供给充分，劳动年龄结构合理，如果能够继续提高劳动力素质、劳动效率，必为浙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四）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总体分析

综合前面的分析，浙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处于“人口红利”期，且人口红利通过储蓄、消费、劳动力供给等途径对经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根据国内学者蔡昉的研究，在改革开放头20年（1978—1998）的年平均9.6%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四方面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因素中有三个方面与劳动力有关:一是劳动力的数量，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为24%。二是人力资本的发展，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是24%。三是劳动力的转移，劳动力在部门中由生产效率低向高流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21%。而人口红利的存在正与劳动力密切相关。

为研究人口红利对总体经济发展的贡献，本文借鉴南京大学陈友华构建的数学模型进行定量研究。

由于

GDP＝（GDP/L）·（L/P）·P

因此

GDP_t＝（GDP_t/L_t）·（L_t/P_t）·P_t

＝（GDP_t/L_t）·（L_s/P_s）·P_t

其中，GDP是国内生产总值，L和P分别表示15—64岁组人口数量和总人口数，右下角的t表示年份。L与P分别代表标准人口中15—64岁组人口数量和总人口数量，为标准人口中15—64岁人口比重，则GDP_t为含有人口红利因素影响情形下的t年的实际GDP，而GDP^S_t为不含有人口红利因素影响情况下的t年的理论GDP。这样t年中有部分GDP是由人口红利因素贡献。其贡献率计算为:

本文选取1957年瑞典人口生命表作为标准人口，该标准人口中的15—64岁人口比重为64.15%，将浙江历年人口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代入，可计算标准人口下的理论GDP和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及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率（见表3.7）。

表3.7　历年浙江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

续表

模型的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初期，人口红利对浙江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显著，1982年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率仅仅为1.14%。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由于数据收集方面存在客观困难的原因，本文忽略1983—1989年人口数据），从1990—2010年，人口红利对浙江经济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并呈不断增大的趋势。从1990年的8.2%，到1997年10.2%后，一直保持对GDP两位数的贡献率，到2010年，人口红利因素对浙江当年GDP的贡献量达到4759.788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更是高达17.2%。

四、浙江人口红利发展趋势及兑现的制约因素

（一）人口红利发展趋势预测

人口转型理论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都显示，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暂时人口现象，而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加速了我国的人口转变，使我国提前进入人口红利阶段，但是它来得早也将去得快。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本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和省外流入的年轻人口总量日趋稳定，导致浙江人口总抚养比开始上升，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为了较为准确地预测浙江人口红利的延续时间，以便能在这有限的人口红利期内采取有效的措施，使人口红利效应得以最大化，本文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用人口预测中常用的预测方法——年龄移算法，对浙江未来几十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抚养比进行了预测，并分析出浙江的人口红利发展趋势。

1.年龄移算法

人口年龄移算法是以各个年龄组的实际人口数为基数，按照一定的存活率进行逐年递推相应年龄组的人口数的方法。因为人的年龄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时间每过1年，人的年龄也就增长1岁，这种年龄增长和时间推移的一致性，也即人口是时间的函数原理，是人口年龄移算的依据之一。年龄移算的另一依据是相对稳定的存活率水平。在人口总体中，和分年龄组的死亡率水平存在差异一样，不同年龄组的存活率水平也是有差异的；但对同一个年龄组来说，只要社会经济发展稳定，其存活率水平在一定时期内随时间的变化不会太大，借助于这种基本稳定的分年龄组存活率水平，就可以利用年龄移算法推测未来相应年龄的人数。

年龄移算法模型的基本表达式为:

P_x＋1（t＋1）＝P_x（t）·S_x（t）

当x＝0，1，2，…，ω-1时，上面模型可具体描述为:

P1（t＋1）＝P₀（t）·S₀（t）　　　　　　　

P2（t＋1）＝P₁（t）·S₁（t）　　　　　　　

……　　　　

P_ω-1（t＋1）＝P_ω-2（t）·S_ω-2（t）

式中:P_x＋1（t＋1）为预测年度x＋1岁的人口数；P_x（t）为预测基年x岁的实际人口数；P_ω-1（t＋1）为预测年度最高年龄组之预测人口数；S_x（t）为预测基年x岁的存活率，S_x＝1-m_x，其中m_x为x岁的死亡率。

2.假设条件

运用年龄移算法进行预测时，需要设定一些假设条件。本文从数据可得性、合理性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假设在未来几十年内，现有政策不发生大改变，死亡率、生育率、出生婴儿性别比都保持稳定，省外流入人口和流出省外人口的总量和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也基本保持稳定；基年份性别、分年龄的人口数，则采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浙江省相应人口数据。

3.人口年龄结构及抚养比测算结果

根据上述假定和方法，我们推算出2011—2050年间每一年的分年龄人口数，然后按0—14岁、15—64岁和65岁及以上三个年龄组进行加总，进而计算出未来四十年浙江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抚养比数据，如表4.1所示。

表4.1　2011—2050年浙江人口年龄结构和抚养比预测

续表

4.人口红利发展趋势分析

从上述预测结果可以看到，在未来四十年中，浙江的总人口数在2018年以前将继续稳步上升，预计2018年人口规模达到最大为5513万人，从2019年起人口总量将开始缓慢下降。与此同时，0—14岁的少儿人口比重和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都将持续下降，比重分别由2010年的13.21%和77.45%逐步下降到2050年的6.97%和55.01%，分别下降6.24和22.44个百分点；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则会持续上升，从2010年的9.33%上升到2050年的38.02%，提高28.69个百分点。可见，浙江人口年龄结构在未来四十年就是一个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的过程。相应地，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快速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快速上升，虽然少儿抚养比在逐渐地降低并趋于稳定，但老年抚养比却持续提高。浙江人口总抚养比自1964年以来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持续下降后，预计从2011年开始将止降回升，到2033年接近50%，2034年开始进入人口负债期，这也意味着浙江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人口红利期的结束。因此，从现在起的未来20年左右是更好地应对人口红利结束到来的关键准备时期。

（二）制约人口红利优势发挥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劳动力资源丰富，财富积累的速度大幅提高，可以说人口红利是浙江经济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是也应该看到，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不利因素制约着人口红利优势的发挥。深入剖析这些制约因素，有利于把握好剩余的20年人口红利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效应，也有利于更好地应对将随之而来的人口负债期。

1.劳动参与率下降，就业形势趋于严峻

在人口红利期内，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成为获取人口红利的关键，而这又取决于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两次生育高峰大量出生的人口正处于劳动年龄，他们的下一代也陆续进入劳动年龄，造成浙江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不断增加，劳动力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由1990年的69.88%提高到2000年的73.02%，2010年则为77.45%，这个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92个百分点，也高于美国、日本、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和韩国、巴西等新兴国家。虽然根据预测，今后浙江劳动力率将呈下降趋势，但由于总人口增长的惯性将持续到2018年左右，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在今后几年内还将继续增长。

如此高的劳动力率和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增加量，给浙江的劳动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反映的是劳动年龄人口中参与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也就是劳动年龄人口中实际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效劳动力总量）近20年来逐步下降。浙江的劳动参与率1990年为78.50%，2000年下降到74.72%，2010年又下降到72.56%。同样，衡量人口就业程度的指标——就业率也一直呈下降趋势。所谓就业率，是指就业人口占同龄人口的比重。（按照国际惯例，就业人口是年龄15周岁及以上、在普查标准时间前一周从事1小时以上有收入的社会劳动的人口。）据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10年浙江的就业率为70.30%，而1990年、2000年的就业率分别为77.30%和71.19%（见表4.2）。分年龄段看，24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就业率降低得较为明显，这与教育事业发展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不无关系。但总体来说，劳动年龄人口充足的优势在劳动年龄人口不能充分就业的状况下将会消失，而且会变成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不能就业的人口无异于需要抚养的人口，不仅不能提高社会的生产能力、创造社会财富，而且要消耗社会财富，反而会增加就业人口的实际负担系数，加重社会问题。

表4.2　浙江分年龄段就业率变动情况

2.劳动者年龄结构老化

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和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浙江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不断增加，年龄中位数上移。表4.3中数据显示，在劳动年龄人口中，2010年16—24岁、25—29岁和30—39岁组人口比重分别比2000年下降0.46、2.34和4.38个百分点，比1990年更是下降了7.51、4.00和2.01个百分点；而40—49岁、50—64岁组人口比重分别比2000年提高3.18和4.17个百分点，比1990年提高7.79和3.93个百分点。2010年浙江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为42.73岁，分别比2000年和1990年提高1.72和3.98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41.10岁，分别比2000年和1990年提高2.95和5.95岁。而根据本文人口年龄移算预测结果计算，到2015年，浙江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将达到45.21岁，年龄中位数将为44.35岁，40岁以下的青年劳动力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只有40.69%，比2010年又将下降6.57个百分点，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程度将进一步加剧。虽然中老年劳动力人口因其年长而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能和管理经验，但同时也会因此变得相对墨守成规，不容易接受新的知识和技术。因此，青年劳动人口比重过低，会造成人力资本总体活力特别是创新活力的衰退，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从而影响到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后劲。

表4.3　浙江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构成变动情况

注:本表中1990年、2000年数据来源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浙江卷）》第七章，其中劳动年龄按我国劳动统计口径，定义为16周岁及以上。为便于比较，本表中201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也采用该口径计算。

3.劳动力素质偏低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高速发展走的是一条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工业化道路，人口红利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数量方面的优势，那么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劳动力素质如果不能及时提高，它无疑将成为阻碍浙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劣势。由于历史原因，浙江的人口总体文化素质一直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浙江经济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称。而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看，尽管浙江人口的文化素质比10年前有了提高，但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差距。按不同受教育程度规定的教育时间（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含中专）12年、大专15年、本科16年、研究生19年）测算，2010年浙江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4年，比2000年提高了1.00年，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20年。2010年浙江劳动年龄人口的文盲率为3.12%，比2000年的4.15%降低了1.03个百分点，但仍比全国的平均水平2.69%高了0.43个百分点。从具体的受教育程度看（见表4.4），2010年浙江劳动年龄人口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比重为27.90%，比2000年降低了13.05个百分点，但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52个百分点；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比重分别为43.42%和16.93%，比2000年分别提高了2.98和2.56个百分点，但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61和1.12个百分点。尤其是占劳动年龄人口36.24%的乡村劳动力，总体受教育水平更是堪忧，其中85%的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比全省平均水平还低14个百分点。

表4.4　浙江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情况

①为便于与2010年数据比较，将2000年扫盲班的比重归入小学文化程度。

另外，大量的省外流入人口虽然对降低浙江的人口年龄结构起到了促进作用，但相对于流出省外的人口，省外流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显然要低得多，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浙江劳动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据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6岁及以上来自省外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59年，而6岁及以上流出省外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则为9.55年；6岁及以上来自省外的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和初中的比重分别为26.35%和57.10%，分别比流出省外人口的相应指标高3.76和11.79个百分点；而来自省外人口中的高中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比重分别只有10.43%和4.02%，比流出省外人口的相应指标低5.43和10.12个百分点。在15—39岁的中青年文盲人口中，省外流入人口占46.2%，文盲率为0.61%，比同年龄段省内人口文盲率0.39%高0.22个百分点。

4.人口老龄化加速，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由于人口寿命不断延长和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出生率下降，我国老年人口比重一直处在增长态势中，而浙江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更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居全国前列。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浙江人口的出生率为10.27‰，比全国平均水平11.90‰低1.63个千分点；而人口预期寿命为79.20岁，比全国平均水平74.83岁高了4.37岁。由此201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2000年增长了23.99%，年均增幅为2.17%，分别比全省常住人口增幅和年均增幅高7.62和0.46个百分点。2010年浙江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9.34%，比2000年上升了0.42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42个百分点，该比重在全国各省区中排第九位。国际上通常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时，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据测算，浙江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在1991年开始超过7%，全国的这一比重是在2000年达到7%，可见浙江比全国早10年左右步入老龄化社会。而按照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见表2.1），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浙江的0—14岁人口比重、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老少比和年龄中位数四项指标就已完全符合老年型社会的标准，现在则是处于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阶段。

数据还显示，浙江不仅人口老龄化程度高，而且高龄化特征明显，即老年人口中高龄老人增多。2010年浙江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所占比重为21.12%，比2000年的14.46%提高了6.66个百分点，也比2010年全国的平均水平17.62%高出3.5个百分点。

表4.5　浙江历次人口普查老年人口状况

虽然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浙江老年人口比重在持续上升，但由于同时也伴随着少儿人口比重的下降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因此人口老龄化还没有直接引起社会总抚养比的提高。但是根据预测，今后几十年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也将步入下降通道，少儿人口比重则继续保持缓慢下降趋势，这就将导致社会总抚养比的止降回升，2034年左右将进入人口负债期。到2050年时，总抚养比将达到81.80%，其中老年抚养比为69.13%，少儿抚养比为12.67%，也就是说每10个劳动力在负担自身的同时，还要负担7个老人和1个孩子，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养老等问题和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

五、充分发挥人口红利效应的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的式微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是世界各国都已经或即将面临的挑战，但是对于我国来说，人口红利是在较低经济水平下、通过强制性的人口政策而形成的，可以说是“未富先老”，由此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尤其严峻。因此，在人口红利消失前，抓住机会，采取有效措施使人口红利发挥最大效应，并未雨绸缪，以应对随之而来的人口负债期，显得尤为紧迫。

（一）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

充分就业、提高劳动参与率是最大限度利用“人口红利”的重要保证，应把扩大就业、缓解失业作为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选择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与财政、金融、产业等政策相协调，形成促进就业的综合性经济政策体系；根据实现更加充分就业目标的要求确定经济发展速度，进行宏观调控要防止失业风险；持续加大对就业的资金投入，形成公共财政保障、社会各方面多元化投入的机制；把就业效应作为评价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最主要指标，作为考核政府实践科学发展观和解决民生问题的首要因素。

（二）努力提高劳动力素质

人口红利的兑现不仅表现在人口数量上，更多地体现在就业人口的质量上，提高劳动力素质对发挥人口红利效应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切实采取措施培育适合产业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重点是实施“教育强省”战略，增加教育投资，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等多渠道入手，提高人口的总体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要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平均达到2万美元左右，而2010年浙江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未富先老”给养老带来了巨大挑战。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前20—30年，必须建立较为完善的家庭与社会相互配合的养老保障体系，进行足够的经济、设施和制度储备，以应对人口老龄高峰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为此，加快建立健全省养老保障体系已刻不容缓。应及早进行制度安排，要尽快建立健全城乡统筹发展的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和社会化老龄服务体系。

（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对大多数已经完成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来说，它们的人口转变过程与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几乎是同步的。因而当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老龄化的情况时，在这些国家恰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即产业结构全面升级，技术结构转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而我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通过强制生育政策提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长期以来，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市场上获得优势，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但也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适龄劳动力人口逐渐减少，劳动力短缺最终会到来，仅仅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将不能维系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发展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而依靠全要素的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才是合理可行的。

课题负责人:沈国良　　　　　　　　　

课题组成员:施幼薇　朱卓瑶　王寒　　

课题执笔人:朱卓瑶　王寒　　　　　　

课题承担单位: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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