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机械化和企业化的生态效应

四、农业机械化和企业化的生态效应

在后绿色革命时期，在农业领域发生的商品化和机械化，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已经开始产生令人们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其中最严重的是农业公司和企业成为新的污染源头。作为农业机械化生产的主要力量，农业公司和企业必须依赖化石燃料、化肥、大片的耕地和杀虫剂之类有毒物质，来维持日常运行，并达到增产增收的终极目标。这种由大企业主导和垄断的农业生产模式，正从发达国家推广到第三世界的广大农村地区。在墨西哥、印度和印尼等绿色革命的重点区域，农业机械化生产已经是大势所趋。同时通过基因工程和生物科技等手段，科学家们培育出了更新的小麦和水稻高产品种。然而，为了有效地采用新品种并从中获利，农民们不得不按照要求使用在灌溉和耕作过程中，不断购买昂贵的资本密集型技术、无法循环使用的燃料（天然气和汽油等）以及含有毒物质的除草剂和杀虫剂。

资本密集型农业的出现，对全球环境产生了大量的负面效应。1984年印度博帕尔某化肥公司发生的毒气泄漏事故，就是与绿色革命相关的一个导致生态危机的悲惨案例。在那次震惊世界的生态灾难中，有几千名伤亡民众成为无辜的牺牲品。尽管农业机械化所产生的环境变化，未必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突然和恐怖。然而，其潜在的危险性却不容低估。比如说，农产品中杀虫剂和其他相关有毒物质含量的增加，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解决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使在国家明令禁止之后，要将残余的化学物质从食物链中完全彻底地消除，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要有农资企业不断向市场推出各类新型的合成化学产品，生态环境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就会与日俱增。

此外，在动植物基因工程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尤其是近年来转基因（GM）作物和生物技术在全球各地的传播，引起了环保主义者和人类学家的严重关注。在印度和非洲等地，许多科学家、农业专家和经济学家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莫衷一是，还分成支持者和反对者两大阵营。全球知名的化学公司孟山都公司（Monsanto）是生物技术和基因作物的主要推广者。多年来该公司一直致力于鼓吹生物科技的优越性，并企图以此来替代耕犁、除草和留种等传统农业技术。它认为“可持续性”的生物科技可以代替非洲传统的锄头耕耘法。增加作物产量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其主要目标。民间和学界有人对转基因作物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的适用性，一直存有芥蒂和疑惑。而转基因技术的拥趸们却将反对者说成是迷恋博物馆内古董耕作法的因循守旧派。转基因新技术在实践中的广泛采用，助长了被发展人类学家称之为“技能过时”（deskilling）现象。也就是说，小农耕作正在不断地被机器和农业高科技生产模式所代替，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在发达国家，“技能过时”的务农者可以通过政府有关机构得到接受职业培训等机会。而处在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相应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来保障农业“技能过时”者的基本权益。

斯塔尔（Stull）和布罗德韦（Broadway）两位学者费时15年，写出《屠场布鲁斯：北美的肉禽产业》（2003）一书，对美国和加拿大农场企业化和农资产业化进程及其效应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人类学考察。通过对来自屠场雇员、工会、社区领袖和周边地区居民的一整套定量和定性数据的分析和整理，他们的研究表明，从农场到工厂，随着肉禽企业化已使肉禽产业的高度集中和整合成为大趋势。为了迎合便利快速食品的市场需求，促使肉禽业者大量雇用廉价劳力，丝毫不顾这种疯狂的逐利行为所带来的环保和社会效应。当牛肉、猪肉和鸡肉的集约化生产在北美农业区域大行其道之时，也是空气和水源受到污染之日。当北美顾客在窗明几净的超市选购肉禽食品的时候，他们无法看到肉禽工人面临的恶劣工作条件，也无从知晓肉禽业对环境和社区产生的负面影响（Stull ＆Broadway，2003）。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斯塔尔和布罗德韦对北美肉禽业的研究及其发现，对于食品安全和企业社会责任感这一国际社会瞩目的议题，进行跨地域和跨文化的田野考察，具有丰富的实证和学理意义。2008年发生在我国的以三鹿毒奶粉事件为标志的一系列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公共危机，完全可以放在发展人类学视阈内进行剖析和解读：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以商业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科学育儿”模式（以奶粉或婴儿配方奶为基础），在以技术话语包装的营销策略的帮助下，是如何成功地瓦解了传统的母乳喂养方法；然后，发生育儿文化领域的这场裂变，在消灭“落后”习惯的同时，是如何为跨国乳业集团和婴儿配方奶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抢占国内乳品行业创造了先机；随之发生的奶源争夺战不过是畜牧业高度企业化和奶场盲目扩张的一个缩影而已；地方政府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无视资本的肆意扩张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对乳品行业的违法不良行为熟视无睹。这一切其实都为三鹿之类企业最终滑向罪恶深渊，起到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