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花韵伴君来

千年花韵伴君来

⊙虞文霞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空云卷云舒。”花，不仅使人赏心悦目，还陶冶着人的情操。繁荣的花文化不但显示出国人热爱生活的情感，更显现出国人的品格。花开盛世，花逢其时，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名花，花风即国风。虽然历史上鲜有正式的国花册封，但总有鲜花在各个朝代充当这样的角色，成为当朝的宠爱。这些绚烂的花卉，契合了当时社会的审美心理，蕴含着时代的精神与风骨。

一、高雅脱俗君子兰

兰，从深山幽谷中飘然而至，摇曳春风，淡淡娇姿。如美人婀娜灵秀，顾盼生情;如君子孤高雅洁，远离喧嚣，在寂寞清贫中展示高尚的完美。中国兰花，不论是何品种，最初均来源于山野，只不过后来经人们栽培驯化后品种更多。它们隐遁于林壑幽深的山谷，默默开放，以清雅的香气吸引着爱兰人追寻的目光。“忠而见谤”的士人往往会把它引为知己，称它“终年不凋，幽香清远，神静韵高”，是“花中君子”“空谷佳人”。

在浙江省博物馆内，陈列着一块出土于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年的刻有盆栽图案的陶器残片，陶片上刻画着有数圈圆环装饰图案的长方形花盆，盆内栽有一株如“万年青”状的三叶纹植物。1993年，中国学者鲁水良、俞宗英等人在一篇《盆栽养兰起源于河姆渡的考证》之论文中分析指出:“从三叶纹植物的叶脉、叶数和河姆渡所处生态环境来看，该植物不是万年青，而是箬兰(虾脊兰)。”中国古人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养兰?相对于这个悬而未决的命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兰花之“君子”形象起源于何时，在历史的脉络中则清晰可寻。

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在《左传·宣公三年》记载:郑文公之妾燕姞梦见先人赠她一枝兰，曰:“兰有国香，入之服媚如是。”次日，国君亦送给她一枝兰，作为爱的象征。后来，她生下一子，名之曰“兰”。公子兰在晋国避难时，晋人欲伐郑国，他婉言劝阻，以赤诚之心感动了晋人。晋人由衷地钦佩他，不仅不伐郑，而且还派使者出使郑国，希望郑文公立兰为太子。郑文公便迎接其回国，立其为嗣。兰即位后，是为郑穆公。许多年后，郑穆公临终之时，望着身旁枯萎的兰花，悲伤地说:“兰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言毕掐下兰花，瞑目而逝。

郑穆公的一生，因兰而生，因兰而死，充满了遐想的空间。因郑穆公的影响，兰在春秋时期对早期贵族和民间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与兰建立了各种关系:赠兰传情、沐兰致祭、执兰迎祥、纫兰上朝、燃兰溢香……兰花，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花卉，其株形典雅，花姿优美，叶态脱俗，幽香四溢。人们既从外形鉴赏它的天生丽质，又从气质上寄寓高洁、独秀、气节等人文之思。历代名人总是与兰、兰花、兰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在时人的笔下，兰是一种植物，一种花卉，也是一种民俗，一种象征，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寄托!

我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古代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十分喜欢兰花，认为“兰为王者香”。《孔子家语》一书中，曾记载孔子教育学生的一段佳话:“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芝兰之室”自此就成为良好环境的代名词，成为一个颂兰美兰的成语。

两千余年前，孔子坐在丑陋的马车上遍抵诸侯国，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在他漂泊奔波的第十四个年头，他从卫国回到鲁国。在经过一个山间隐谷时，忽然闻到了兰花的香气。于是他顺着这股清香走寻，发现一棵大树下静静地长着一株兰草，这阵阵清香就是从这株盛开的兰花中散发出来的。他忍不住对着兰花感叹道:“兰为王者香，今乃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为伦也。”幽谷中茂盛的芳兰虽与杂草为伍，但清香犹在，这触发了他怀才不遇的情感。此刻，兰被孔子赋予了一种道德意识。而在儒者大行其道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咏叹，也为兰花奠定了“君子”的品格。

如果说孔子将兰花推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话，那么屈原用他的高洁品质、浪漫情怀，进一步推动了兰文化向更深处、更远处传播。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的楚国，《史记·屈原列传》称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但是他的政治主张遭到旧官僚贵族的激烈反对，而他视为依靠的楚怀王又昏聩无能，忠奸不辨，听信谗言而怒迁于他。到楚顷襄王时，屈原遭到更大不幸，被长期流放于沅湘一带。虽遭遇穷困，但其志不变，其行更廉，“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因将愁苦而终穷!”

报国无门的屈原游荡于湘南的山水之间，结识了兰花，并像一见如故的老朋友，真挚地爱上了兰花。开于寂寞处却独放幽香的兰花，与屈原内心的高洁相互呼应而默契与共。他以兰咏志，以兰寄情，在诗篇中抒发抱负、宣泄绝望，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等辉煌的篇章。这些诗篇中，他多次写到兰花。他在《离骚》里以兰自喻:“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兰花成为高尚道德之象征，将屈原高风亮节，不媚俗，不趋时尚的性格充分表露出来。他成片成亩地栽种了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他将兰作为佩物，表示自己洁身自好的情操，“扈江离与薛芷伫，纫秋兰为佩”。屈原在他的诗篇中，还言兰可浴、可食、可药用。他对兰寄以无限的希望:“……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整吾将刈。”他以兰为友，将兰作为知音:“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他又担心兰在秋风寒露中枯萎而从俗，变节而不芳:“时缤纷以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莆化而为茅。”他将这种念君爱国之志，匡时济世之情，通过多种香花异草加以表达，触物以生情，索物以寄志。

孔子咏兰于德，屈原抒兰寄情。两人虽有各自的不得志，但都钟情兰花;或许是得益于人圣言贵之故吧，使得兰花在源头上就表现出了精英文化的特点:它以挖掘、守护和拓展人类自身的精神美德为己任。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云水翻腾、风雷激荡的大变革时代，儒学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它既保持着自身的价值观念，又不断应对现实的动荡带来的挑战。而兰的君子风范，在某种程度上正象征了儒者的人格理想:德行高雅，坚持操守，淡泊自足，独立不迁。兰在先秦时代形成的“文人气质”一直延续至今，以至于今天中国很多地方的人们将兰花定为了“敬师花”，让兰德与师德同播芬芳。

二、莲花朵朵佛事来

“微风摇紫叶，轻露拂朱房。中池所以绿，待我泛红光。”莲花，你在六朝乐府的千年古韵里，你从诗里，从赋里，飘出“出污泥而不染”的诗句。你有淡雅恬静的脸庞，亭亭玉立的腰身，碧绿优雅的罗裙，淡淡醉人的清香，人们在水墨丹青里描绘你的高洁与美丽，在诗词歌赋里吟诵你的清逸与执著。一千多年来，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成了描写莲花的脍炙人口的句子。

莲花，又叫荷花。自古以来，中国人便喜爱这种植物，认为它是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的象征，因此诗人有“莲生淤泥中，不与泥同调”之赞。赋予莲花更多内涵的，正是佛教的传入。东汉明帝时，佛教东移传入中国，浸润着国人的意识领域。在佛教中，莲花象征神圣与不灭，神明传说故事中都会出现莲花来陪衬，例如释迦牟尼佛出生时就会走路，而且脚下步步生莲花。可以说，“莲”就是“佛”的象征，莲花逐渐成为佛教的供花。

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战乱纷争中，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在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佛教崇尚莲花与中国民众尊仰荷花的习俗合为一体，使莲花崇拜日盛。

“江南莲花开，红花覆碧水。色同心复同，藕异心无异。”这是南朝梁武帝萧衍所写的莲花诗，萧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佛的皇帝，《六朝旧事》中记载:梁武帝请云光法师在京城(今南京)雨花台讲经，因其知识渊博，佛法深重，故上天似被其感动而下起雨来，雨中还夹着花片飘坠下来，捡拾起一看，那花片竟是佛之圣花——莲花。后来成语有“天花乱坠”即来源于这个故事。梁武帝从此更加信佛，对莲花更是崇拜益盛。在一国之君的影响下，南梁信众甚多，莲花也被广泛栽培，无论是在皇家宫闱的庭园间，还是在庙堂寺院的池塘边，甚至在乡村农舍的水田旁，都可见莲花朵朵开的景象。

南齐有个昏君叫萧宝卷，他十分宠爱潘妃潘玉儿，为了讨潘妃开心，他用金条在宫中地上嵌出莲花图案，让潘妃裸足在上面走。潘妃走在金莲上步随花动，腰肢轻盈，萧宝卷从旁称羡说:“这真是步步生莲啊!”从此潘妃自称潘金莲，而称女人小脚为“三寸金莲”也始于此。

莲花的大量栽培，推动了种植技术的发展，汉代以前，我国种植的莲花基本都是单瓣。魏晋时期，出现了重瓣荷花。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千瓣(并蒂)莲花开始出现，这标志着莲花的种植在南北朝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写成于北朝北魏末年的《齐民要术》还对莲子的播种以及磨破莲壳促使发芽的方法进行了介绍，为后世实施选育新品种创造了条件，把我国莲花栽培技术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许多建筑、日用器物都用佛教图像加以装饰。由于佛教对莲花的尊崇，这个时期还诞生了一种以莲花装饰为主题，并与造型融为一体的青釉瓷器，其器体为一仰一覆，形似碗钵的莲花构成的主体。有的莲花尊自腹部至底座，由上而下达七层之多的仰腹莲花瓣构成，这也开创了中国瓷器的莲花纹时代，并从南北朝至清代一直盛行不衰。2008年5月，在六朝古都南京的“二环”线某处施工段，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南朝古墓，让人惊异的是，这座古墓的每一块砖上都印有精美的莲花纹，那盛开的6瓣和10瓣莲花，布满了整个墓室的墙壁，真可谓“满墙生莲花”。正是因为莲花是佛教神圣的象征物，在佛教盛行的南北朝，莲花得到上自帝王、下至平民的共同喜爱。而权贵们也喜欢在自己身后的归宿中以莲花作装饰，借此寓意永登极乐。

三、“国色天香”唐牡丹

唐朝的花卉的栽培已有相当水平，百花繁茂，尤以牡丹为盛。牡丹为花中之王，有“国色天香”之美誉。每年4—5月开花，朵大色艳，奇丽无比，花多重瓣，姿丰典雅，花香袭人。长安的牡丹已出现“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的盛况。同时，许多诗人为牡丹作文赋诗，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李白诗云:“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白居易诗云:“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这些诗句不仅反映了当时牡丹盛开的景况，而且说明花对于中国人，已经须臾不可离分。

其实，唐代栽培的花卉种类和品种很多。在所有的花卉及花卉品种之中，以牡丹最为突出。何以如此?唐高宗时。皇后武则天移植汾州牡丹于京师长安，牡丹作为观赏花卉，始为社会普遍认识。据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序》中记载，有一次武则天去西河(今汾阳)，西河有所众香精舍，精舍下牡丹花奇特异常，武则天皇后感叹地说，多么好的花!于是下令移植。从此以后，京城处处牡丹盛开。相比之下，其他的花卉则开始受到冷落。徐凝一句“看遍花无胜此花，剪云披雪蘸丹砂”，便点明了牡丹在百花中的地位。

那么，唐人何以对牡丹情有独钟呢?牡丹的花形很大，一般在10～12公分，花开的姿态不拘一格，怒放的时候，花首微颌，又在张扬中融入一点点的含蓄，这种个性与当年那个疆域辽阔的大唐帝国不谋而合。的确，假如要用什么花来比喻大唐的活，最适宜的只有牡丹。同样的雍容典雅，同样的仪态万方，同样的盛大庄重。在唐代后宫嫔妃的服饰上，厅堂的壁上，牡丹往往是主角。那“花开时节动京城”的狂热，那“牡丹一朵值千金”的豪纵，那“名花倾城两相欢”的浪漫风流，弥漫于皇宫贵族、阀阅世家、都市富豪所掀起的豪放恣肆、风流华贵的生活氛围中。

牡丹之视为“富贵”，固然有着花容花色即视觉形象上的原因，但追溯其兴盛的历程，却由王公富豪、都市宴乐的主体属性所决定。首先从缘起看，牡丹发迹于隋唐之际，最早得力于宫廷帝王及后妃的青睐。隋炀帝令易州进牡丹，唐高宗曾召群臣宴赏双头牡丹，武则天命西河精舍的牡丹佳品移植内廷，开元中唐玄宗与杨贵妃乘夜游赏沉香亭前牡丹，召李白赋诗、李龟年高歌助兴。中唐文宗再现“赏名花、对妃子”的风流，激赏李正封“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之句，可以说皇室是牡丹时尚的先锋与主导。另一对牡丹风行作用较大的是达官显贵、佛寺道观。“长安甲第多，处处花堪爱。”据唐宋诗文笔记等材料，杨国忠、李益、元稹、李德裕、裴士淹、刘禹锡、令狐楚等名流私宅均有牡丹。唐代寺院经济发达，长安慈恩寺、崇敬寺、兴唐寺的牡丹都极负盛名，当时慈恩寺的牡丹号称长安一绝，其出众之处在于品种多而名贵。

牡丹用绰约的风姿来装点着大唐的华贵，大唐也用他从容的姿态选择了牡丹，成就了牡丹。唐人爱牡丹，玄宗朝更是达到鼎盛。而牡丹堂而皇之地走近“国色”这个词恰恰也是出现在玄宗时期。李隆基喜欢有情趣的生活，花卉园林，是他休闲时去得最多的处所。他的审美观念与其他古代帝王不尽相同，对花卉和美女的选择倾向壮美，所以饱满的牡丹和丰腴的杨贵妃便成了他的最爱。有一次会内殿牡丹盛开，玄宗问当时著名的诗画家穆修己:“今京邑盛传牡丹诗，谁为首出?”穆修己对曰:“中书舍人李正封诗曰:‘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可为首出。”这是将牡丹推崇为“国色”的最早诗句。李正封开牡丹“国色”雅号之先河，这高品位的爱称，为世人所认同。后来白居易《山石榴花十二韵》又说:“此时逢国色，何处觅天香。”再次确认了李正封的提法。而刘禹锡的“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更是把牡丹的大名推到了极致。至此，牡丹实际上已成为唐朝的国花了。

自唐代以来，牡丹之盛，莫过于洛阳，“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名流传于世。牡丹是一种有个性的花朵。当年敢于违抗旨意，笑对武则天的勃然大怒，无惧烈火的焚烧。来年春时，带着焦痕累累的枝叶在洛阳盛开。洛阳牡丹，雍容华贵，艳而不俗，柔而不媚，因众多文人的捧场，也因当年的朝廷和现在的政府的支持，越发开得灿烂。每年四月，洛阳都要举行盛大的牡丹花会，数十万株牡丹相继绽放，蔚为壮观。

牡丹对土性、地力要求较高，园艺栽培技术性较强，非一般经济条件所能承受。寻常人家即使栽几株，也难以有珍品异株出现。作为都市风尚，唐代牡丹花业规模不等地形成了相应的技术行业和商品市场，呈现着都市消费经济的色彩。所以牡丹之盛，亦即代表都市社会的繁荣、地方经济的兴旺。

牡丹之美胜在花容花色，是三春芳菲中艳之至，牡丹成了荣华富贵、时世昌盛的象征，花容姿态的美丽娇艳、花色品种的丰富多彩，给人们以强烈的感官刺激和娱乐享受，使人感受到一种盛世豪纵奢华、富贵俗艳的时代文化风尚。牡丹的色、香、态等生物属性契合了盛唐的大国景象及其社会文化心态，因而能集唐人的万千宠爱于一身，反映出历史上升期与繁荣期社会文化心理所拥有的那种自信、优雅和从容。

四、满城尽开芙蓉花

“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芙蓉花，又称木芙蓉，其花或白或粉或赤，皎若芙蓉出水，艳似菡萏展瓣，木芙蓉开的花一日三变，故又名“三变花”，其花晚秋始开，霜侵露凌却风姿艳丽，占尽深秋风情，因而又名“拒霜花”。由于花大而色丽，我国自古以来多在庭园栽植，可孤植、丛植于墙边、路旁、厅前等处。特别宜于配植水滨，开花时波光花影，相映益妍，分外妖娆，木芙蓉作为花中的高洁之士，屡屡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屈原《楚辞》有:“采薜荔含水中，擘芙蓉兮木末。”白居易有“花房腻似红莲朵，艳色鲜如紫牡丹”。极言木芙蓉的芳艳清丽。

五代十国时，四川先后建立了前蜀、后蜀，但在青史留名、被广为传诵的不是皇帝，也不是文臣武将，而是一种花，它名为芙蓉(木芙蓉)。虽然五代十国是一个充满暴力黑暗与杀戮之气的时代，可作为前后蜀都城的成都，在这个时期却有过别样的浪漫风情。小朝廷偏安一隅，纵情恣性，诗词、歌舞，绘画、游乐就是生活的全部。

后蜀孟氏，两位皇帝在位时间总共不过三十余年，他们在成都留下的痕迹如今已消失得干干净净，灰黄的历史书页上如今只剩下胜名远播的芙蓉花，“四十里如坐春风”的烂漫成为一个永恒的回忆……

公元934年，即后蜀明德元年，刚当上皇帝不久的孟知祥病故，帝位传给儿子孟昶。这位后蜀皇帝依仗父亲打下的蜀地，在成都称帝三十余年，当时全国内乱，成都却相对安宁。孟昶作为蜀地最高封建统治者，除作诗词歌赋、舞文弄墨外，便是寻欢作乐、花天酒地。

喝都江堰水长大的花蕊夫人是孟昶的妃子，她能诗会舞，尤其爱花，有“花蕊夫人”的美称。一年秋天，花蕊夫人去郊游。在农家小院前，她惊奇地发现，在这霜气凋零之际，农院里却有一株株繁花绽放的鲜花，得知这是芙蓉花后，便很是高兴地品赏起来。孟昶得知花蕊夫人喜爱芙蓉，就命人在城里大种芙蓉花，连寻常百姓也要家家栽种。广政十三年(950年)九月，孟昶的绿化城市工程大功告成，遂携花蕊夫人一同登上城楼，观赏红艳数十里的木芙蓉花。沿城四十里远近，开得叠锦堆霞，一眼望去，好似红云一般。蜀称“锦城”，至此可谓名副其实了。孟昶在无意间做了将成都绿化推向了极致的第一人。

公元965年，宋军攻蜀，军队兵临城下，遥望成都城墙上时，开始以为兵甲旌旗林立，近看却是一片绿荫，攻城自然势如破竹。而此时，沦为阶下囚的孟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臣民，也不是自己的性命，却是这城上那些盛开的芙蓉。他向大宋的将领求情，恳请他们不要伤害了这些植物。至于他自己，在被押解到洛阳的7天后，便死在了那里。

后蜀灭亡，花蕊夫人被宋朝皇帝赵匡胤掠入后宫，后被其杀死。芙蓉花下的成都城在后世遭受了劫难，四十里锦官城的场面一去不返。直到清初，繁荣的“康雍乾盛世”，为成都的芙蓉花带来新的生机。城垣相继重修、续修，并重新栽植芙蓉花树于城墙周边和外围。到了嘉庆年间，经过百年的努力，成都又呈现出了“四十里城花作廓，芙蓉围绕几千株”的怡人风光。

在那个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时代中，成都——整整一座城市成为天下最幽静美丽的花园城，孟昶在无意间做了将成都绿化推向极致的第一人，以致千年以后的今日成都，也没有超过当时的城市绿化景观:灿若云阵姹紫嫣红的芙蓉树高列城墙之上，所形成的空间序列与丰富景观层次，形态的生动、色彩的丰富和蓬勃生机都是极具审美价值的。

若干年后，冒着细雨从剑门入蜀的宋代大词人陆游，曾生活在成都。此地依旧繁花似锦，分外妖娆，成就了他一段最灿烂、眷恋的人生回顾:“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入泥。”在今天的成都，虽然已没有了当年芙蓉花开遍锦官城的景象，但在许多地方仍可以见到芙蓉花的影子，人们在芙蓉树下继续他们悠闲安逸、普通平实的生活。而蓉城的称谓，则使芙蓉成为成都这座城市永远的灵魂。

五、“傲雪凌霜”之梅花

梅，树姿苍劲，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梅，花态文雅，婀娜多姿，生机盎然。在《群芳谱》中，梅花位列花魁，更有花中“四君子”和“岁寒三友”的美称。“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隆冬百花凋零、瑞雪飘飘之际，一树树红梅凌霜傲雪怒放，冷艳夺目，分外妖娆;梅花那一抹如火焰般温暖的红色，一团团，一簇簇，为萧索的冬天增添了一片生机，向人们展示出春光明媚，妍丽动人的景象。

梅是我国特有的花卉，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虽然观赏梅花可以追溯到西汉乃至于春秋战国之际，但汉魏以来的近千年里，梅花品种几无新的发现。而进入宋代，梅花出现了明确的栽培品种。北宋中期，汴、洛两京地区梅花品种不断增多，人们采用野生移植、嫁接繁殖、异地引种等方式，积极发展栽培品种，发掘观赏价值。这是宋代梅花走向繁荣兴盛的具体表现，也是其得以高度发展的基本动力。

宋代是一个荡涤了豪门世家阀阅势力，以广大中小官僚地主阶级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社会。封建官僚政治的确立、地主和自耕农经济的发展、城乡百业皆兴流通加剧都显示着平民化、近世化色彩，反映在文化上则是以广大官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流的世俗家常、平易近人的人文氛围。梅花以其江南地方随处见宜、平淡无奇的生物种性优势，既适应广大官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中下层的经济状况和生活面貌，同时也契合其世俗平民化的文化趣味和精神理想。梅花果实滋味载诸《诗》、《书》，魏晋以来既以花闻，只有到宋代才被推向文化时尚的前沿，成为士人生活情景的写照、精神风范的象征，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殆在于此。可以这么说，梅花既是隐者之花，更是士人之花、平民之花，是平民社会亲切宜人的平居风景、广大士大夫普遍易行的诗意点缀。

在两宋之前，人们关注的是梅花本身清素冷艳的花朵的自然之美，赋予梅花形象美的意义。至宋代梅花才开始备受敬重，成了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之一。文人雅士不仅将梅的色、香、姿、韵描述得淋漓尽致，并视梅花为一种凛然骨气，一种精神象征，在梅花的自然美中赋予了人文的隽永韵味。我们甚至还可见宋人所辑录的关于梅花的专集，如范成大《梅谱》、黄大舆的《梅苑》、张功甫的《梅品》等等，足以说明梅花在宋代所受到的空前礼遇。

文人雅士的交游，更是充满花文化的气氛。牡丹盛开，友人相聚共赏;梅花吐蕊，几位知己踏雪寻访。或小博于花前，或寄情于佳篇等，都是文人交游活动中的花文化。

南宋姜夔存词不过八十四首，但仅咏花词就占有二十几首，其中尤以咏梅为最，竟占他全部词作的四分之一;辛弃疾咏梅花的词也有十余首;李清照留存下来的词数量不多，后人將這些作品集结成冊，名為《漱玉词》，在《漱玉词》中，咏梅词所占的比重最大，可见李清照对梅花也有着特殊的偏爱。此外，陆游、毛滂、辛弃疾等也是十分喜欢梅花的文人。据统计《全宋词》中题为梅词者达880余首。

梅花观赏在北宋持续发展、积累的基础上，到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年)以来逐步进入鼎盛状态，其中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就是社会空间区域的南北转移——南宋以秦岭、淮河为界与金朝南北对峙，经济、政治、文化和人口重心偏于江南，而江南地区是梅花的传统优势地区，区域优势因之大为明显。

南宋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时代，尤其是“靖康之耻”之后，国势更是急速衰落，这从根本上震撼和改变了整个南宋社会的发展，民众的审美情趣在这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梅花，正以其铁骨铮铮的高尚节操、孤高自洁的浩然正气，成为这个时代高士英豪在苦困中的喻志之花。

一生力主抗金的洪皓，是南宋时期著名的主战派首领之一。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主和派苟且偷生，引起主战派强烈愤慨。当时身为侍制直学士的洪皓，是主战派中最敢直言的一个。在南宋建立后的第三年，即建炎三年(1129年)，主和派打发洪皓为大金通问史，想借金人之手把他除掉。在出使金国后，洪皓被扣留十余年，他面对威胁利诱，坚定不移，不屈不降，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最后终于返回南宋。临行前夕，洪皓写下了《江梅引·忆江梅》一词，以梅花的傲霜凌雪来比喻自己的坚贞不屈，并以回忆江南的梅花来寄托自己对南宋的深切怀念之情:“断回肠，思故里。漫淡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

公元1278年，即祥兴元年，此时的南宋王朝已摇摇欲坠。这一年的十二月，抗元将领文天祥兵败被捕。第二年五月，文天祥被押送燕京，取道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梅岭。梅岭自西汉初年便开始种植梅树，以梅花著称于世。此时过梅岭正逢44岁的生日，便作《生朝》二首，其一云:“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出岭谁同出，归乡如不归!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饥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此刻，文天祥虽在囚车之中，可浮现在他心中的却是遍山的梅花、满天的风雨。南宋化不开的梅花情结，不仅在主流文化中广泛蔓延，而且也广泛渗透到了社会生活领域。

梅花是当时重要的花卉商品，普通民众对梅花知赏有加。另外，在南宋，市井出售的杂食小吃中也出现了以梅花命名的制品，如《梦粱录》卷一六“茶肆”中记载了梅花酒，“荤素从食店”中记载有梅花饼。前者当是消暑饮料，取梅花清韵、冷香之意;后者当是花色点心，掺花取香或五瓣象形而得名，其创意总是出于爱梅风气的影响。

梅花，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坚强与高尚、无私与无畏，在两宋词人的作品中怒放，在中国民族文化的春夏秋冬长开不败!

花文化伴随国人已历经千年沧桑，今后的岁月它还会清香怡人……在中国，各个朝代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不尽相同，因此对花的赞美和喜爱也不完全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花风即国风，因缘于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气而呈现不同的气象。帝王的个人喜好、文人士大夫个体命运遭际、升迁贬谪、物喜己悲等主客观原因又导致他们对花的吟诵融入了强烈的个性特征，从而生发出这摇曳多姿的文化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