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与学术期刊的责任担当

社会学研究与学术期刊的责任担当_学林华章：《甘肃社会科学》创刊30周年纪念文集(1979-2009)

社会学研究与学术期刊的责任担当

——近9年《甘肃社会科学》社会学论文综述

李　怀

一、引　言

《甘肃社会科学》（以下简称“本刊”）近年来在国内社会科学类期刊中的影响因子逐渐上升，尤其是本刊发表的社会学论文在国内社会学界越来越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2009年是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建院30周年，借此纪念之际，本文试就本刊2000—2008年发表的社会学论文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做一综述，并就本刊编辑部如何办好“社会学栏目”的学术意识、精品意识与社会责任意识做一解释和说明。因为写这样一个“大而全”的综述所涉内容很多，难免挂一漏万，恳请读者和本刊编辑批评指正。

二、本刊社会学研究论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2000—2008年，本刊共发表社会学研究论文326篇（下页表一），涉及社会学理论与学科建设、“三农”问题、和谐社会建设和西部社会发展等18个研究主题。下文就其中的社会学理论与学科建设、“三农”问题、西部社会发展、和谐社会建设、资源枯竭型城市问题、人口与社会性别问题、社会安全与社会预警、环境问题与社会发展、都市广场研究等主要问题的基本观点做一梳理和归纳。

1.社会学理论与学科建设

（1）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研究。2003年，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陆学艺先生在本刊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指出，改革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让世人所瞩目。前20年经济学家做了很多工作,很多贡献,今后20年社会学者要大有作为,经济还要继续发展,但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社会进步的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这为社会学的发展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也提出了更为艰巨的任务。在陆先生看来，以下一些重大问题需要社会学专家去研究。第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第二，社会结构变迁问题；第三，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第四，城市化和中国实现城市化道路问题；第五，社会保障问题；第六，社会学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问题^[1]。陆先生的观点在全国社会学界产生了广泛认同和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社会学学者研究重要社会学问题指明了方向。

表一　《甘肃社会科学》2000—2008年发表社会学论文统计表

另有几位学者对涂尔干、福柯等经典社会学家的理论、社会学研究方法以及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也散见于本刊。

（2）郑杭生教授与中国社会学。2005年9月17日—1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历史·现状·未来”学术研讨会暨郑杭生七十寿辰庆祝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全国五十多家社会学教学和科研单位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就社会学本土化、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构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与会学者对郑杭生教授为中国社会学的贡献作了中肯的评价。经本刊特邀，四篇关于郑先生学术贡献的研究论文发表于本刊，代表性观点有下：

郭星华教授指出,郑杭生教授作为一个有着历史使命感和学者良知的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主要有三方面的贡献。

一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他的社会学理论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完整的体系化。郑杭生教授先后提出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既各自独立成篇,又互相关联、浑然一体。第二,鲜明的时代性。郑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最早提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等概念,试图用这些社会学的理论来概括中国内地社会的巨大变化。

二是致力于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社会学在中国复建之初,面临两个重要的问题。其一是社会学的学科地位问题。郑先生明确指出:就社会学学科而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不仅仅需要革命批判性的形态,更需要发挥维护建设性形态的作用。这一观点消除了极“左”思潮对社会学发展的恶劣影响,为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确立与稳固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二是社会学的教材建设。郑杭生教授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以及之后在此基础上增删、修改、更新的《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初版,2004年最新版）。这本教材在众多的社会学教材中独树一帜,是中国社会学界影响深远、发行量最大的一部教材。

三是培养社会学人才。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系的创始人,郑杭生教授自1986年开始招收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的研究生,1994年开始招收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郑先生培养的研究生有的成为高级管理人才，有的已成为年轻的社会学家^[2]。

刘少杰教授对郑先生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做了重要阐述。认为以上“四论”充分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学同中国社会现实的这种互动共进的关系,其核心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社会运行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中国刚刚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生活混乱无序、恶性运行的历史教训,寻求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地良性发展,不仅是党和政府面对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中国学术界急需回答的历史课题。“社会转型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它首先是对中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发生日益深刻的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概括。“学科本土论”阐述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不仅与纪念中国社会学形成百年的活动有关,而且也同关于中国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的深入研究有深刻联系。“社会互构论”是前三个理论的深化发展,正如郑杭生所言：“社会互构论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为研究主题,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具有的基本的和核心的地位为基础,通过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具体研究,着力理解和揭示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关系结构和社会组织模式所发生的转换和变迁,并解释和阐述了这种转换和变迁的总体过程和重大现象的本质。”^[3]

张永华博士对郑杭生的“社会互构论”的“实践性”特征做了深入分析。第一，“社会互构论”认为,中国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经验现实问题,并且着重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现实经验事实进行研究和分析。第二，“社会互构论”是“实践”社会学的一种尝试。社会互动论本身是一种辩证的实践性理论,力争消解传统社会学理论中“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状况,将社会实践中的活生生的建构反映到理论中来。第三，“社会互构论”关注的是主体之间的“相互建构”。第四，在方法论上,“社会互构论”借鉴了“阐释”学的研究方法。“社会互构论”在方法论上借鉴了吉尔兹的“深描”技术,这是一种阐释学的“解释”。第五，“社会互构论”体现了社会学家的实践。首先,作为现代“知识与专家体系”中的一员,社会学家负有向这个体系输出知识产品的责任与义务。其次,社会学家在专业之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意见和见解会对公众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经世致用”正是传统士人留给当代知识分子的遗产。最后,社会互构论体现了社会学家作为普通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4]。

2.“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一直是转型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在本刊发表的“三农”问题论文同样占有较大的比重。但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失地农民及其保障”与“农民的市民化”两个问题的基本观点做一归纳。

（1）失地农民及其保障。赵蓉指出,失地农民工因失去土地及土地上附着的包括财产权利、基本生活保障权利、就业机会权以及一系列相关权利,被人雇佣从事非农职业的一类特殊社会群体。农地承包使用权的基本丧失、社会主体身份权的缺失、权利实现的途径受限、权利救济的供给不足是其权利缺陷的重要表现。强化农地使用权、明确界定“公益目的”、维护“正当程序”、完善征用补偿、优化争端诉求解决机制、消除就业歧视、打造“责任政府”是完善失地农民保障机制的根本出路^[5]。

孟庆瑜则指出,土地征用是引发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缺失的重要根源。建立起土地征用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之间有效链接的制度运行模式,将是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现实国情,应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引入土地价格市场评估机制,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征地补偿费用的归属和分配应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相衔接,具体确定为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医疗教育保障、基本职业技能培训等三部分,是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6]。

夏玉珍与王志丹认为,农民失地风险的分配不仅由城市和政府流向失地农民群体,同时在失地农民群体内部也因个体差异而呈现出群体内部的两极分化。失地农民群体在行动能力上的差异影响着失地过程中失地风险的分配,而个人承担能力的不同也影响着失地之后风险的应对,同时失地农民群体两极分化不仅表现在阶层内部也表现在地区差异上。这种风险的分配机制和贝克等人的风险分配机制吻合^[7]。

（2）农民的市民化。郑杭生先生指出，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民市民化的具体表象: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17.9%迅速上升到目前的40%多;社会学提出农民市民化这一研究主题,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在理论上与现实上都已具备了相应的内在冲动。农民的市民化:一方面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各种因子；另一方面在实现转变之后,发展出相应的能力(capability)来利用自身的市民权利,完全融入城市。农民的市民“化”有两项基本的内容:第一,农民群体实现从农民角色集向市民角色集的全面转型；第二,在实现角色转型的同时,通过外部“赋能”(empowerment)与自身增能,适应城市,成为合格的新市民。而从具体的个人层面来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将实现自身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变^[8]。

王道勇与郧彦辉通过对定县(定州市)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农民超越自身的传统性的过程。农民在接受现代市民素质、实现市民化的同时,自身的社会资本也在实现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向:农民的人际关系网络结构出现转变,自发性组织在增多,而且信任观也从传统的特殊主义信任开始走向现代市民性的普遍主义制度信任。在建构和完善促进农民市民化的制度体系时,以上现象或变化应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9]。

3.西北地区社会发展

关于西北地区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也是本刊的一个重要议题。王宗礼教授指出,影响西北地区民族关系的主要负面因素有：第一,经济发展程度因素；第二,经济利益因素；第三,市场经济因素；第四,民族文化因素；第五,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等因素；第六,民族宗教政策因素。因此,强化各民族的“国族”意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各民族的利益共同体；深入挖掘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正确认识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和发展趋势,努力缩小各民族的发展差距,是新时期构建西北地区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途径^[10]。

马宗保与马清虎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游牧经济活动、传统水资源利用技术和农商结合型生产方式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分析后认为,草原地区的游牧经济,农耕地区的坎儿井、水窖、汤瓶洗浴等水资源利用技术以及回族等民族农商并重的生产方式,都是当地人民适应特定自然地理环境而创制和积累起来的地方性知识,其中包含着有利于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智慧和文化资源^[11]。

奂平清博士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使得西部民族地区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但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总体较低的局面尚没有得到彻底扭转。自然环境、国家发展政策和制度安排、文化教育落后和人才资源匮乏、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等，是影响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12]。

4.和谐社会建设

和谐社会建设是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贺旭辉博士认为,中国构建节约型的“和谐消费社会”具有必要性。节约型的和谐消费社会的内涵是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兼具节约、和谐、消费社会特点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社会。具体而言:它具有消费社会、和谐社会与节约型社会的特征。节约不等于不消费,消费不等于浪费。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引导,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是构建节约型的中国和谐消费社会的措施^[13]。

陈文江与周亚平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目标。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贯彻社会公平的价值原则。社会公平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价值基础,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和主要内容。要正确区分公平、平等、正义等相关概念的不同含义,准确理解社会公平对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和谐的特殊意义,真正把建设和实现社会公平变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推动力量^[14]。

林奇凯与顾金喜同样认为,正义作为绝对的道德律令和市场经济的交换法则,是社会的首要价值,也是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规范和前提保障,对社会的和谐起着重要的协调、维系作用。“善”或“恶”的社会均衡都会自我加强,因此,要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和衷共济、协调发展,就必须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前提,弘扬“善”的价值理念,妥善协调社会各方利益,使社会资源和价值分配有利于实现社会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保障他们的正义所得,维系和改善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最基本的保障^[15]。

5.资源枯竭型城市问题

我国有110多座资源型城市,很多曾经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领头雁”,而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许多资源型城市由于资源枯竭和体制陈旧而陷入发展的困境。因此，关于资源枯竭型城市问题的研究也是城市社区建设探索的重要内容。

刘少杰教授认为,人力资源开发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困境具有重要意义,但人们往往把人力资源作为客观资源去对待,而对人力资源的主观性特点认识不足。提升人力资源的主体意识,促进人力资源理性化、市场化和资本化,是实现资源枯竭型城市人力资源有效开发的重要内容^[16]。

李文祥博士则认为，资源枯竭型经济造成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社会保障问题突出,而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无益于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的和谐运行。资源枯竭型城市必须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在保障目标上转向救济贫困、转移劳动力,在保障范围上侧重城镇保障。同时,国家必须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给以外在的政策支持,并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和监督^[17]。

王建民博士指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振兴是经济体制转型与社会基础重建并行的过程，城市社区建设是社会基础重建的重要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也将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但“单位记忆”根深蒂固而“社区记忆”缺失使得资源枯竭型城市社区建设因社区意识淡薄、社区社会资本微弱而步履维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有机统一，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开展社区建设、培育社区意识、重建社区记忆的重要内容与途径^[18]。

6.人口、养老与社会性别问题

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之一。人口多、底子薄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人口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性因素,它涉及经济、社会、管理、政治等方方面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问题经历了许多变化。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从6.0以上降到了现在的1.8左右(每个妇女从平均生6个以上孩子到平均生1.8个孩子),但与此同时,出生性别比升高,老龄化加速,流动人口膨胀,出生缺陷率居高不下等新的问题和挑战又接踵而来，养老问题与社会性别问题也正在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

（1）人口问题。翟振武教授指出,流动人口是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之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流动人口成为社会人口的主体之一。大量流动人口的身份、就业、教育、住房、社保、素质的提高等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构成了巨大的挑战^[19]。

刘爽教授认为,近20年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常现象愈演愈烈,在地区间和人群中扩散得十分迅速,到21世纪初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巨大社会影响、事关人口全局的重大社会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常在我国既是一个全局性和全国性的人口问题,也是一个区域色彩十分浓厚的社会问题。这一特点就为我们制定政策、做出制度安排、采取社会行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路和线索^[20]。

陆杰华教授指出，我国人口老龄化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第一,人口老龄化显现出推进速度迅速；第二,老年人口绝对规模数量极其庞大；第三,人口高龄化趋势将更加明显；第四,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明显；第五,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未富先老的特征十分明显。故此，首先,应建立和健全适应人口老龄化快速变化的城乡社会保障政策体系；其次,按照人口变化的规律性适时地进行生育政策调整；再者,高度重视社区老年服务体系建设,强化社区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功能；第四,继承、弘扬和宣传传统敬老、爱老、养老的伦理道德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第五,建立和健全适应老龄社会的公共政策体系,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挑战提供制度的保障^[21]。

（2）养老问题。养老问题是目前中国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而又难以实现的棘手问题。

潘锦棠教授指出,我国计划生育养老保险主要是在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农村展开的。保险内容上有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两女户养老保险和计划生育干部养老保险；保险形式上有商业保险、银行储蓄、绿色保险、一次性补助、纳入城市低保和发放计划生育养老金等。目前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险的覆盖率还很低,在保险的各个环节上存在诸多问题,如财政困难、城乡隔离二元体制、管理协调不善、法制法治不健全等,需要政府与社会各方认真对待并解决^[22]。

罗元文教授发现,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而又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长久以来,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城市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而对在黄土地上一生辛勤耕耘的老年农村的养老问题却关注甚少。目前中国有1.49亿老年人口,而其中农村老年人口高达70%,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能否妥善解决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成败^[23]。

郭阳教授认为,养老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经过20年的改革,建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制度,并建立了正常的调整机制。但是,养老保险制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差别过大,已成为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与难点问题。需要全面分析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差距现状,讨论两种养老制度形成的原因,提出解决养老待遇差距的对策建议^[24]。

（3）社会性别问题。王俊祥教授指出,社会性别视角是研究人口问题的新视角,从社会性别的视角研究人口发展问题,有利于揭示人口问题的根源；社会性别理论提倡性别公正,有利于促进妇女发展,实现两性和谐发展,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是人口发展的基础和保证,人口发展得益于社会发展；由此看来，人口发展中蕴含着错综复杂的社会性别关系,调整社会性别关系是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途径^[25]。

吕红平教授发现,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持续偏高的原因,主要在于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性别意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生活中两性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社会性别意识差异源于性别角色分工所导致的收入水平的性别差异以及制度设计和实施中的性别差异。因此，要降低出生婴儿性别比,不仅要努力形成实现男女平等的经济基础,还应倡导一种平等的现代社会性别意识^[26]。

包芳认为,男女两性虽然存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但并无优劣之分。男女两性表现出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文化素质方面的差异,主要取决于两性在获取发展自身素质的资源与机会上的差异。社会性别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它对人口素质和人口发展的影响是潜在的、长期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变革不公正的社会性别秩序尤为重要^[27]。

冯玉丽指出,我国在计划生育政策制定中基本上考虑了社会性别差异问题,较好地体现了性别公正。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女性生育自主权打折扣、重男轻女倾向仍较普遍等问题。强化性别平等意识,积极推动男性参与；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消除生育中的性别偏好；正视社会性别差异,实行生育社会补偿是完善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28]。

7.社会安全与社会预警

我国正处于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急剧变迁的时代，各种利益冲突时有发生，诸如集体上访、罢工、集会、静坐、示威、抗议性游行等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自然灾害(地震、洪涝灾害、火灾等)的“社会灾害”，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社会安全。因此，“社会安全与社会预警”也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孙元明教授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西部城市社会的安全问题做了预测分析:第一，影响中国西部城市安全的多种不安定因素正在积蓄,在偶然事件引发下的突然释放可能具有较大的破坏性；第二，由于西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利益分配的不合理机制,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其产生和发展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第三，在今后若干年仍将持续的“民工潮”现象严重地影响西部城市的社会秩序；第四，群体性聚集事件将是困扰西部城市的一个严峻问题,事件的次数、人数、范围、成员可能会不断增多，并有可能呈现出连锁化、组织化、违法化、越级化甚至政治化的倾向。因从法律、组织、技术和心理这四个层面建构加强西部城市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机制建设^[29]。

阎耀军教授构建了一个新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共分为4个层次即4级指标:第一级指标是“社会预警警级综合指数”,反映该指标体系监测评价的目标：社会和谐稳定程度。第二级指标由“生存保障指数”、“经济支撑指数”、“社会分配指数”、“社会控制指数”、“社会心理指数”和“外部环境指数”构成社会稳定的一级子系统,反映社会和谐稳定的不同侧面。第三级指标是第二级指标内部构造的分解,由12个模块构成二级子系统,每两个模块为一组,分别隶属于相应的二级指标。第四级指标是原始指标,构成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三级子系统^[30]。这一“指标体系”对提高社会预警质量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黄顺康教授从国家本质、人权保护、服务型政府,以及政府的职能与能力等方面论述了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该承担的责任。认为维护公共安全是现代国家的首要责任，公共安全是人权保护的重要目标，维护公共安全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能，维护公共安全是现代公共危机管理的宗旨，只有政府具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承担领导责任和主要责任的能力^[31]。黄顺康教授进一步指出,在现代公共危机管理中,利益平衡的难点在于成本的分摊,尤其是危机尚未发生时的成本分摊。危机预防阶段的成本付出越多,后两个阶段的成本付出就会越低,损失也会越小；反之,危机预防阶段付出的成本越少,其它两个阶段付出的成本就会越多,损失也会越大。由此,第一个阶段的成本不仅大大低于后两个阶段的成本,而且还可以避免或减少比危机管理成本大得多的危机损失。危机管理的重心前移,需要建立一个利益平衡机制和成本分摊机制,危机预防阶段的投入需要全社会达成共识,需要有制度的保障^[32]。

8.环境问题与社会发展

环境问题将与贫困问题一样成为影响社会发展与人类生活质量的重大社会问题，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环境问题而产生的环境社会学也正在成为一个新兴学科。

郑杭生先生从社会运行论指出,研究“环境—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西方社会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种极端倾向,都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一种倾向是忽略环境与社会关系,把社会学看作只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忽视了环境因素对于社会现象的影响；另一种倾向则是过分强调环境因素对于社会的影响,比如说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两种倾向实际上都不利于正确理解环境与社会的适当关系,甚至也不利于理解社会运行与发展的规律。当前中国的“环境—社会”关系已经对我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而缓解这种威胁不能坐等环境系统的自我演化,必须立即反思我们社会的运行机制,着眼于调整和改进我们社会的一些运行机制,通过发挥人和社会的自主性,来推动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环境—社会”关系的协调^[33]。

沈殿忠教授认为，环境社会学是关于环境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的理论体系。具体而言，这个体系的形成需要两种资源的支持:一是思想资源,二是社会资源。这个体系的结构需要把握三个重要原则:即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理性的与实践的统一、结构的与功能的统一；这个体系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跨学科的描述,其次是跨学科的解释,再次是跨学科的范式；这个体系的模式需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模式转型与替代的方向,二是模式转型与替代的机制,三是模式转型与替代的力量；这个体系的前景至少有三个走向:一是从专业化到整体化,二是从本土化到全球化,三是从边缘化到中心化^[34]。

在陈劲松博士看来,广义的环境问题其实质是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因此自人类开始谋求生存、开始与自然打交道时,就有环境问题的产生。狭义的环境问题是因人类对自身所身处的环境的一种自觉意识并由此引发相应的社会行动而客观地建构出来的问题。因此，狭义的环境问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人类对环境的自觉意识（和行动）的结果。从中（性）（意）义上说,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自身的活动（主要是由于科学技术所引发的现代化）所导致的对自然的伤害，并最终可能导致对所有生物包括对自身的伤害。在早期现代化的讨论中,主要分析了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在现代化的激进化中,则讨论了环境风险的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开始成为高度的政治问题,并成为学术反思的中心之一,这标志着人类对自身生存的环境达到了一种高度的伦理自觉^[35]。

胡鸿保教授与黄娟博士指出,人类学重视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一方面强调特定文化是适应环境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强调象征体系对环境的能动作用。两位学者通过对近期中青年人类学者关于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个案分析,揭示了尊重本地文化价值观念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意义。即：一种具体的社会文化体系对人与环境适应选择的不同方式构成文化多样性的基础,而对文化多样性的维护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36]。

9.都市广场研究

“都市广场”是都市文化研究中最具社会学特色的一个问题。刘士林教授指出,现代广场更关注其对城市环境与都市人具有的生态功能。作为城市文明符号与主要象征的市民广场具有重要的公共空间与公共文化价值。中国城市广场普遍存在着空间布局混乱、结构失衡、功能错乱、“空心化”、管理落后等问题。真正理解与领会市民广场的本质内涵,制止对城市空间的非理性改造与盲目生产,以及通过管理与服务创新全面地提升市民广场的文化服务水平,对于中国市民广场与城市空间生产十分重要^[37]。

汪涛博士发现,墨西哥城这座有着悠久而复杂历史背景的大都市中的广场文化的变迁，在面对西方文化的侵入与现代化的热潮却仍然保存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作为西半球最古老的城市,墨西哥城市内以及城市周围星罗棋布的古印第安人文化遗迹是墨西哥也是全人类文明历史的宝贵财产。国内许多有着像墨西哥城这样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中国城市在面对西方文化的侵入与现代物质文明的冲击时,在都市中心广场建设中常常很难把握方向。墨西哥城的广场文化对中国大都市的广场设计与规划有着积极的参考价格^[38]。

严明博士认为，以东京、首尔为代表的东亚大城市,在城市广场建设方面既吸收欧美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又结合东亚社会及历史文化的特点,走出了一条兼容东西方广场建筑功能的独特之路。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东亚城市广场开逐渐放弃了照搬西方城市广场样板的倾向,转向关注市民生活的便利性,也越来越注意广场的设计与城市生活的和谐性,使得城市广场成为东亚城市新面貌的象征,这对于当代中国城市广场的建设有着直接的借鉴作用^[39]。

上述学术观点首次见之于本刊，在国内社会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三、学术期刊的责任担当

上文说过，本刊发表的社会学论文在国内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在扩大。这与本刊编辑部与诸位编辑强烈的学术意识、精品意识和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问题意识是分不开的。

1.开辟“社会学专栏”、发表论文的学术质量不断提升

2000年之前，本刊还没有专门的“社会学栏目”，2003年第4期之前，社会学与法学栏目共为一体。2003年4月24日，为了策划和办好本刊“社会学栏目”，使社会学的稿件质量有所提高，形成自己的优势与特色，使“社会学栏目”逐渐成为一个品牌栏目，同时，为广大专家和学者提供展示自己的阵地。本刊编辑部邀请省内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社会学专家、学者召开了题为“树精品意识、创品牌栏目”的座谈会，座谈会由《甘肃社会科学》原主编董汉河研究员主持，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甘肃社会科学》编委会主任安可君先生，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敏研究员，西北民族大学教授、《西北民族研究》主编、博士生导师郝苏民先生，兰州大学（现南开大学）原博士生导师高永久教授，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赵利生教授，兰州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陈文江教授，西北师范大学王宗礼教授，西北师范大学贾应生教授，本刊现任主编胡政平编审等相继在会上发言，会议一致主张应把“社会学栏目”办成本刊的三个（另两个分别是文学和经济学）品牌栏目之一。从2003年第5期始，本刊首次有了独立社会学栏目。2003年第6期封底上第一次有了“社会学栏目”的征文启事，内容包括：西部开发的社会学问题、“三农”问题、社会结构变迁问题、贫困问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发展与再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和社会学学科建设问题等。

从2003第5期始，本刊发表的社会学论文质量不断提高。据统计，2003年本刊发表论文被引用频次在全国社会科学类期刊位居第10位，在社科院系统所办社会科学类期刊中排名第6位，2004年在全国社会科学类期刊影响因子排名第16位，本刊2007年发表的社会学论文有11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2篇被《新华文摘》转摘。2008年发表的社会学论文有8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2篇被《新华文摘》转摘，1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摘。

根据《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编委会于当年12月郑重通知，依据文献计量学的原理和方法，经研究人员对相关文献的检索、计算和分析，以及学科专家评审，本刊蝉联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第五版）。另据中国社会科学文献计量与科学评价研究中心2008年12月6日通知，本刊被评为2008年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又据甘肃省新闻出版局2008年12月15日文（甘新出发[2008]240号），本刊获得“甘肃省品牌期刊”荣誉（本刊1999年被评为“全省一级期刊”）。

2.树立精品意识，本刊编辑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加强

本刊主编胡政平先生指出，特色是人文社科期刊的生命所在，也是办好人文社科期刊非常关键的问题^[40]。同时，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作为我国学术期刊的主要形式,承担着大量学术成果的刊发和各类学人推介的任务,为我国的学术发展、学科建设、知识传播和评价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何在竞争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已经是摆在综合类社科期刊面前的鲜明主题^[41]。本刊副主编王旭东认为，学术期刊必须具有重大的社会责任意识。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公正民主的办刊原则、科学创新的办刊理念、诚信求真的办刊思路^[42]。本刊编辑伏竹君也同样认为，提高其学术性能,这是一项极为艰巨又亟待解决的课题,也是学术期刊的最高价值追求^[43]。

由此可见，树立精品意识、追求品牌效应、提升学术质量是本刊编辑的共同目标。我们从上文的社会学学术观点中也同样可窥见一斑。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应本刊之邀，国内著名社会学家的论文不仅经常光顾本刊,而且以“拳头产品”（专题论文）的形式面世于学者。例如：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学会名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主持的“农民市民化与农村问题研究”（2005年第4期），著名人口学家、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振武先生主持的“我国人口领域的三大挑战”（2007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持的“郑杭生与中国社会学”（2006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刘少杰教授主持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问题研究”（2006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洪大用教授主持的“社会发展与环境问题研究”（2007年第1期）与“中国社会体制改革30年”（2008年第5期），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主持的“社会史研究”（2008年第2期），上海师范大学刘士林教授主持的“市民广场与城市空间生产研究”（2008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潘锦棠教授主持的“中国养老问题研究”（2008年第6期）等。以上专题研究充分反映了转型中国社会变迁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这进一步提高了本刊社会学论文的学术影响力。

3.注重“学术期刊”研究，为本刊发表高水平论文导航

学术创新是学术研究安身立命的基础。为了推进学术创新，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最重要的是努力做到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和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44]。为了不断提高办刊质量，本刊不仅在如何确立办刊宗旨上下工夫，而且通过对“学术期刊”的研究来提高编辑素养和学术意识，为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来导航。从2000年到2008年，本刊共发表“学术期刊”研究方面的论文26篇（2000年2篇、2001年3篇、2002年2篇、2003年1篇、2004年2篇、2005年2篇、2006年10篇、2007年3篇、2008年1篇），其中，本刊编辑发表的论文有11篇，内容涉及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编辑素养与编辑规范等方面。本刊主编胡政平先生曾主持“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发展问题研究专栏”（2006年第5期），来深入研究和讨论综合类社会科学期刊的办刊目标与质量问题，在编辑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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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怀，生于1970年，男，社会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