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评价体系研究

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评价体系研究_湖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评价体系研究

钟水映　朱　凌　杜士杰

一、从小康到全面小康: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及其对人口研究的意义

“小康”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代表一种通向理想的“大同社会”的中间过程。如果说，“大同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发展目标，“小康”则是指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状态。及至现代，人们习惯把家境虽不富裕却小有资产、生活虽不奢华却温饱无虞的家庭称之为小康之家。

回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对中国发展目标的不同提法，我们发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等目标逐次被提出并且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背后，人们对发展的认识在不断加深，发展观在不断深化。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毁灭性破坏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实现四个现代化”喊出了人们渴望发展的心声，表达了人们希望富家强国的强烈愿望。但是，什么是“现代化”?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能否实现“现代化”?这些问题并没有经过认真的论证和思考。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战略家，率先明确了中国的长期发展目标与短期任务，提出了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性目标，即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时间里，把中国建设成为“小康社会”，进而在21世纪中叶，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他的这一设想，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被正式表达为“三步走”的战略部署。那就是:第一步，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90年再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21世纪中叶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以后至2000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见证了中国人民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历程。1978～200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2%。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89442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是1978年的7.4倍，超过了翻两番的目标。人均GDP为7057元人民币，超过了850美元。按照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总结，就是我们已经胜利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十六大把已经取得的成就概括为“总体上实现小康目标”，进而提出在20世纪头20年里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下一步发展目标，是大有深意的。笔者认为，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我们已经取得的小康成就是不全面的。首先，虽然总体上我们实现并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的目标，但小康目标实现的程度是初步的、基础是脆弱的，各地发展是不平衡的。一方面，尽管贫困人口的相对比例已经大幅下降，但仍然存在绝对数量较为庞大的贫困人口群体。2000年，在中国的12.6亿人口中，城镇约有3000万人生活困难，在农村也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一些刚刚摆脱贫困的人口仅仅是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其发展基础还很不稳定，每年都有相当比例人口重返贫困行列。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提出的年人均消费支出365美元的贫困标准，2000年，仅在中国农村就有超过14%的人口处于国际标准的贫困状态，其绝对人口数量超过1.1亿;另一方面，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行业之间和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而且越来越大，中国已经进入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国家的行列。以通常使用的基尼系数为例，一般认为其值在0.3左右为宜，在0.3～0.4之间，差距较大，0.4以上则表示收入差距过大。对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不同机构和学者计算的结果不尽相同，但基本认为在90年代后期，已经超过0.4，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2000年左右接近0.5的水平。即使在我国经济最为发达地区之一的广东省，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相差也极为悬殊。以东莞、惠州和梅州为例，2002年，东莞人均国民收入32477元，惠州人均16024元，梅州人均4627元，东莞是惠州的5倍，是梅州的10.3倍。一个深圳市民的平均收入，是东莞农民的3.2倍，是惠州农民的6.1倍，是梅州农民的12.3倍(任玉岭，2004)。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起来，是20余年来我们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结果，也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结果。但必须明白，这只是发展过程的一个初级阶段，长期存在的、差距过大的发展鸿沟，严格而言，只能算是一部分人的小康，这种格局不加以改变，最终必然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甚至拖累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这就是我们审时度势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基本现实背景。其次，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不仅是经济目标，也是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我们判断自己初步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主要是依据经济发展指标而言的。在非经济方面，我们还存在较多的挑战，面临许多棘手的难题。如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等应该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的结构性矛盾不仅存在，而且还比较突出。只要这些矛盾还突出地存在，我们就只能说自己仅仅迈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步，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就难说已经较好地实现了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第二，过去我们对小康目标的理解是不全面的，20余年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使得我们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理解更加系统和全面。

应该实事求是地讲，最初我们提出“小康”目标时，主要的着眼点还是人均收入这一量的指标。例如，1984年邓小平解释道:“所谓小康，就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美元。”根据当时的考虑，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就意味着中国人民的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再如，在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奋斗目标中，明确指出要到20世纪末让“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只是后来认识到“工农业总产值”的考核方式与通行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方式相比，存在明显的重复计算等弊端，才改用后者。这个过程说明，在认识小康问题上，我们首先是从一个比较笼统的量的指标入手的。

随着小康建设的实践不断深入，人们发现，仅仅靠一个人均收入来表达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于是，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开始了对小康社会评价体系的全面探讨和研究。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提出小康发展目标10余年后，由中国国家统计局科学研究所小康课题组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和应用的中国小康标准研究。这一小康评价指标体系把小康目标分解为三个因子群，即宏观经济条件、生活质量和生活效果。按照设计者的解释，宏观经济条件因子群反映国家经济实力，生活质量因子群反映收入水平，生活效果因子群反映人口素质。每一因子群又选择若干具体指标加以反映，共计12项指标。它们是:(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第三产业比重，(3)贫困人口比重，(4)基尼系数，(5)人均收入，(6)人均热能摄入量，(7)人均蛋白质摄入量，(8)人均居住面积，(9)恩格尔系数，(10)文化用品及生活服务支出比重，(11)平均期望寿命，(12)中学入学率。其中，第1～4项指标属于宏观经济条件因子群，第5～10项指标属于生活质量因子群，第11项和第12项指标属于生活效果因子群。

此外，根据中国农村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该课题组还在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分别建立了中国城市小康生活指标体系和中国农村小康生活指标体系。中国城市小康生活指标体系分为5个方面，12个领域，由15个指标构成。它们是:(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3)人均居住面积;(4)住宅成套率;(5)人均收入;(6)恩格尔系数;(7)人均日热能摄入量;(8)人均日蛋白质摄入量;(9)人均日脂肪摄入量;(10)平均期望寿命;(11)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率;(12)人均报纸拥有量;(13)五天或五天半工作制;(14)人均绿地面积;(15)基尼系数。中国农村小康生活指标体系分为6个方面，由16个指标构成。它们是:(1)收入分配水平:人均纯收入;(2)收入分配差异:基尼系数;(3)恩格尔系数;(4)每人每日蛋白质摄入量;(5)人均衣着支出;(6)钢筋砖木结构住房比例;(7)电视机普及率;(8)文化生活服务支出比例;(9)平均预期寿命;(10)平均受教育年限;(11)农村安全卫生水普及率;(12)农村用电户比例;(13)已通公路的行政村比重;(14)已通电话的行政村的比例;(15)农村享受五保户人口比重;(16)农村每万人刑事案件发案件数。

应该说，这个指标体系的提出，已经把人们还比较模糊的小康概念清晰化。更重要的是，它的提出，已经突破了单纯从人均收入角度理解小康发展目标的局限，奠定了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生活改善的角度综合理解和评价小康社会的基础。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第一步走战略目标过程的同时思想上取得的收获。

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小康社会丰富内涵的认识。从单纯的人均收入指标到综合性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从着眼于物质文明建设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等量齐观，我们不仅在理论上对小康社会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在实践上对达到小康目标的过程、步骤以及时间等因素的规划也更加理性和客观。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理论研究成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研究”，具有指标意义的实践活动则是深圳市对“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重新规划与时间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出发，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构建了评价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程度的综合指数。该指数由五个二级指数28个具体指标根据不同权重综合而成，而且根据国际比较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确定了发展的目标值，由此，构成了评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的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评价指标体系

续表

资料来源:李培林:《中国小康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7～98页。

2004年深圳市对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指标体系进行的调整，可以看成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次有指标意义的实践活动。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深圳市的发展，无疑对整个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具有指标意义。20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市制定的《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但是，“十五”规划实施以来的实践表明，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对过去确定的实现现代化的一些指标的设置以及一些指标目标值的确定，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经过反复研究，有关部门对实现现代化的指标进行了删减和增补，对指标目标值以及实现时间了做出了调整。指标数由原来的42项减少为38项，其中，经济发展10项(人均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自主知识产权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外贸出口额比重、研究与发展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进出口贸易总额与生产总值比率、恩格尔系数)，社会发展11项(基尼系数、登记失业率、平均预期寿命、全社会教育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每万人拥有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数、人均信息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人均公共馆藏图书数、社会保险综合参保率、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万人医生数、万人律师数)，城市发展9项(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公共交通分担率、高峰时段城市平均车速、海外游客与常住人口比例、社会服务英语普及率、政府公共服务上网率、万人专利申请数、年会展数)，可持续发展8项(每平方公里土地生产总值、万元生产总值能耗、环保投入占生产总值比重、绿化覆盖率、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如何对全面小康社会的内涵进行全面理解和恰当评价，理论界和实践工作者仍在积极探索。从已经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来看，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中国小康标准，还是21世纪初对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完善，都体现了一个突出的特色，那就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观的核心。

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就是把发展的落脚点放在最广大人民福利的增进、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时，把发展的主要动力建立在人的素质的提高基础之上。因此，衡量人们生活质量、人口素质的相关指标成为全面小康社会评价指标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因素，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统计局制定的中国小康标准的12项指标中，有10项与人口的数量、质量和结构有关，在其城市小康标准15项指标中，有10项与人口因素有关，在其农村小康标准16项指标中，有14项与人口因素有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评价指标体系的28项指标中，有21项与人口因素有关。人口因素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如此之重要，研究和评价全面小康社会中的人口发展就成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发展状况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为我们准确评价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进展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则可以从人口视角找到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着力点，由此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构建全面小康社会人口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廓清的几个关系及原则

探索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评价体系，就是要根据全面小康社会的特点，研究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口在其数量、质量和结构等方面应该具有和达到的发展水平和相关特征。回顾和检索相关的研究，笔者认为，要建立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评价体系，必须廓清与之相关但又截然不同的几个关系，主要是指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评价体系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进行的小康社会评价体系、人口生活质量评价体系和人口现代化评价体系之间的关系。

(一)小康社会评价体系与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评价体系

如前所述，有代表性的国家统计局制定的中国小康标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评价指标体系，都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人口因素，如普遍采用一些人均指标，包含反映人口质量的平均预期寿命、文化教育水平等指标。但总体来说，这套小康社会的评价体系的建立，正如研究者所阐述的，是着眼于反映宏观层次的国家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与分配制度以及微观层次的人民生活条件、生活质量和生活效果，它们与我们这里要研究的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评价体系，虽然有一定关联，但并不能完全代替。具体来说，一方面，小康社会评价体系评价的对象是社会发展，其指标体系的构建可以也应该有更宽的外延。人口虽然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但人口的发展毕竟只是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之一。我们构建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评价体系应该有更加精当和集中的指标体系及更加丰富的内涵。另一方面，构建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评价体系，又不能脱离小康社会的宏观背景，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把小康社会评价体系作为我们进一步构建全面小康社会人口发展评价体系的基础平台。

(二)人口生活质量评价体系与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评价体系

生活质量的论题自20世纪中期被提出来，在60年代以后的社会指标和生活质量指标研究热中得到广泛的运用。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一些学者从研究中国人口质量的角度，切入到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研究上来，并提出了自成一体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评价体系。《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再研究》(冯立天，1996)可以看成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正如作者在构建生活质量评价体系之前对社会发展和生活质量两个范畴进行的辨析中所说，生活质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被看成是评价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但二者的内涵显然又是不一致的。生活质量变量族只是评价社会发展的几个指标体系大类当中的一类。人口生活质量评价体系与小康社会人口发展评价体系有十分紧密的关联，因为一定的生活质量反映了与之相应的人口发展的水平。按照人口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构建者的思路，人口生活质量由经济生活质量、教育生活质量、健康生活质量、居住环境质量等子系统构成。在经济、教育和健康生活质量中选择了若干反映人均收入、人口文化素质、健康素质的指标，这都是从人口数量、质量方面的特征对人口生活质量进行的评价。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人口生活质量显然与人口发展状况的评价并不完全一样。人口生活质量评价体系中的经济指标、环境指标与人口的发展只具有间接的关联，而反映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指标则显得单薄，用它来评价人口发展显然并不合适。

(三)人口现代化评价体系与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评价体系

人口现代化问题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新的命题(刘铮，1992)，但对其内涵的确切理解及评价方法的研究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得到深入展开。差不多相隔10年后，人口现代化的问题再次被提出(编辑部，2001)，有的学者并试图用一套指标体系对中国的人口现代化程度进行度量(王秀银，2002)。在这一研究中，人口现代化被界定为人口类型或人口变量由传统向现代演进、转化的过程，其中不仅包括与人口数量、规模直接相关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有关变量，还包括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的有关变量。基于这一理解，作者提出了人口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框架，通过8个要素层的具体指标，构建出人口转变指数、人口素质指数和人口结构指数，在此基础上再合成为人口现代化的综合指标。笔者认为，对人口现代化评价体系的研究，对构建全面小康社会人口发展评价体系是十分有益的参考，其基本思路是值得借鉴的，因为它同样是着眼于对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人口本身进行的评价。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和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相比，人口现代化评价体系与小康社会人口发展评价体系在评价对象、选择指标与聚类上有较高相似性。但笔者并不因此而认为就可以利用人口现代化评价体系来作为小康社会人口发展评价的框架。一方面是由于笔者对其具体指标的选择和运用另有看法，这在下文将作具体分析;另一方面，笔者以为该评价体系是以现代化为参照体系，所选择指标及各指标目标值的确定都以发达国家人口发展现状为参照，而我们研究的小康社会人口评价体系显然与之有较大不同。因为，如前所述全面小康社会，只是我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发展水平、在实现这个阶段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及在人口因素上的反映，有其独特性，不好用现代化的研究来取代之。

在对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评价体系与小康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人口质量评价体系、人口现代化评价方法进行了澄清之后，我们对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评价体系有了一个较明确的定位:那就是为适应全面小康社会发展水平，社会人口在其数量、质量和结构诸方面应该达到和具有的水平和特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在构建全面小康社会人口发展评价体系时，应该遵循如下几个原则:

1.反映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特征需求。全面地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的提出，是我们对小康概念和小康社会的内涵理解不断加深的结果。必须承认，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提出“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时，考虑得比较单纯，主要是从人均经济总量指标角度着眼的。到了90年代初期，在基本解决人民生活温饱问题的基础上，人们对小康生活和小康社会的理解不断充实，更加全面、准确、丰富和清晰。如在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就明确指出这期间的发展目标是使“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生活资料更加丰裕，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到20世纪末，我们已经使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总结的，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因此，建立全面小康社会人口发展评价体系，必须充分考虑这一发展背景。具体来说，反映发展水平的总量指标固然不可缺少，但必须兼顾反映人口质量和结构等方面的特征和要求。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提出的那样，过去30年，以数量控制为主的人口发展战略为实现小康目标作出了贡献，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应该关注和解决生育水平下降和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全面解决人口问题(翟振武，2003)。

2.指标体系的资料要兼顾体系的完整性和资料的可得性。构建人口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一个基本的功用就是用它来评价不同区域人口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它不仅要具备很好的可操作性，而且在各区域之间有很高的可比性。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其各自的统计制度建立和健全的状况不一，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统计资料的可得性也参差不齐，这种状况造成过去一些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虽有很好的总体框架和较完备的不同层次的指标设计，但由于在一些地区出现指标资料缺失，最终限制了指标体系功能的发挥。因此，评价全面小康社会人口发展的指标体系，一方面要达到建立该体系的目的，选择合适的指标以完整地评价不同地区人口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则又不能脱离目前现实统计资料可得性的基础。在构建人口发展评价体系时选择指标必须从现实的可能出发，尽可能采用各地按照统计部门通行的规范而形成的各种权威而普及的统计资料中现有的指标，或者通过它们而派生出的指标。

3.反映人口发展的指标要具有客观性。对于构建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相关问题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指标选择时是否应该包括主观指标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例如在研究人口生活质量时，一些学者选择的指标全部为客观指标，而一些学者则认为生活质量不仅仅反映在客观物质生活条件方面，人们的主观满足程度和评价意见十分重要，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相当丰富的情况下，人们对生活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在人口的生活质量评价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冯立天，1996)。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在研究人口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时候，也设计了一些主观指标。本文认为，鉴于前面对人口发展评价体系与人口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的不同理解，作为反映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评价体系应该只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客观指标体系。因为，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评价体系，一方面要反映小康社会对人口发展的诸多方面提出的目标要求，另外一方面则是以此作为参照系来判断现实的人口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和程度。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立在对客观事实进行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之上，而不应该掺杂进主观的评价因素。

4.指标的目标值要符合小康社会的发展水平和要求。全面小康社会人口发展评价体系，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小康社会。如何认识和界定全面小康社会，集中反映在人们对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程度的预期，具体说来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指标的目标值的确定。在构建全面小康社会人口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应该克服两种偏颇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把指标体系作为证明某个国家或地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程度的一种工具，不顾全面小康社会在发展水平和其他相应层面所具有特征的客观性，迁就人为提出的目标，把指标体系的目标值依附于发展规划，在确定指标体系具体指标的目标值时，总要考虑到时这个目标能否实现，以期到时顺利地完成小康社会建设任务。例如，某研究在确定农村小康量化标准时，就提出，确定小康线要使得“实现既定的小康线是困难的，但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课题组，1992)，这种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目标值确定的方法，实际上是颠倒主客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玩弄数字游戏，违背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初衷。另外一种倾向，则是不加分析和鉴别地把目前某些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各个层面的发展现状和水平作为我们自己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指标的目标值，以此作为评价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依据。例如，在某研究人口现代化的学术论文中，研究者在测量中国人口的再生产类型、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现代化时，都是以发达国家的相应指标平均值为目标值，再根据中国相应指标的数据计算出中国人口现代化在某一个方面的实现度，最后由三个方面的实现度进行算术平均，得出中国人口现代化的评价值(王秀银，2002)。这里，作者实际上把发达国家现实的人口发展状况看成是人口现代化的参照系。然而，对于小康社会人口发展的评价却难以套用如此简便的方法。因为，小康社会的标准，是有其动态性和国际性的特点的(马伯驹，1995)。严格说来，小康社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针对于温饱和富裕等不同发展阶段而言的一种状态和层次，至于它所代表的水平和层次所达到的绝对水平和数量，则会依据发展阶段和比较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我们在构建未来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评价体系，确定具体指标目标值的时候，必须考虑届时的发展水平以及国际参照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全面小康”的真正涵义。

三、全面小康社会人口发展综合指标的构建

(一)全面小康社会人口发展评价体系指标的甄别

从哪些角度来构建全面小康社会人口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实际上反映了如何认识“人口”的内涵问题。在对“人口”的内涵的理解上，较早的时候，人们主要是着重强调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如国内较早出版的《人口学辞典》对人口的解释就是“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并说“人口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刘铮，1983)。后来，刘铮教授提出“人口现代化”时，也认为应该从两个大的方面对人口现代化的内涵加以把握，一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二是人口素质(刘铮，1992)。后续的研究者在其基础上考虑了人口结构的因素，把计量人口发展的指标体系分解为人口转变、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三个方面(王秀银，2002)。秉承人口发展评价体系应该具有客观性和把人口理解成为一个由数量、质量和结构三个方面规定性构成的整体的思路，本文把人口发展评价的综合指标分解为三个二级指标，它们分别是人口数量指标、人口质量指标和人口结构指标。在每一个二级指标下，根据全面小康社会对人口发展的要求，提出若干备选的具体三级指标，然后根据前述指标选择原则加以甄别，并确定其相应的权数。具体而言，本文认为，具体指标的设置反映人口发展评价体系应该包含的内容，而评价指标的目标值的确定则反映全面小康社会的具体背景。

如图1所示，在人口数量方面，本指标体系设置的指标有人均GDP、总和生育率。

在人口质量方面，本指标体系设置的指标有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

在人口结构方面，本指标体系设置的指标有人口城市化率、出生人口性别比、贫困人口比例。

反映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的适用指标很多，本文为什么只从中选择以上7个，这里略作说明。

在人口数量指标方面，反映人口数量的指标通常有人口总数、人口密度、人口自然增长率。与人口数量增长相关，一些学者通常从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角度选取若干指标来反映人口数量方面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如总和生育率、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等。例如在王秀银女士的人口现代化指标体系中，就利用总和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作为二级指标来构成人口转变指数。本文选取人均GDP和总和生育率作为反映人口数量方面的指标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这两个指标符合反映小康社会人口发展的数量方面特征的要求，二是选用其他的一些指标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人均GDP作为人口经济密度的一种指标，既反映了一个国家

图1　人口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和地区人口数量的特征，也反映了小康社会主要标志之一的经济发展水平，把它纳入体系中来是十分必要的。总和生育率反映了一个人口数量长期发展和变化的趋势，由于它排除了人口年龄构成等因素的影响，采用它比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等指标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人口发展状况和趋势。相反，利用其他一些指标则存在若干缺陷。以人口出生率或自然增长率为例，首先，这些指标受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很大，个别年份的指标值的高低变化并不能真实反映人口数量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其次，很难说小康社会的人口出生率或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一个哪怕是大概的标准。拿人口自然增长率来说，即使是早已达到富裕程度的发达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相差很大。如20世纪末，德国、瑞典等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负值，而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则达6‰～8‰的水平。而总和生育率这一指标则不同，它可以根据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应该达到的人口增长达到或低于更替水平这一目标，对不同地区人口再生产状况进行比较和评价，从而反映这些地区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以及在人口数量上的进步程度。

在人口质量方面，首先遇到的是人口质量“两分法”和“三分法”问题。按照对人口质量进行计量分析的通常惯例，本指标体系也只从人口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参照PQLI指数构造的思路，本指标体系选择了两个指标:出生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在一些类似的研究中，有的学者利用高等教育人口比重、成人文盲率等指标来反映人口质量。这些指标本身固然有一定的经济或社会意义，但却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它们不及人均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具有综合性，只是反映了整体人口文化素质的某一侧面。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这一指标而言，在我国还远未完成初等教育的普及工作，高等教育普及率仍然较低的情况下，以它来反映人口的质量并无很强的代表性。二是不同指标之间存在相互包含或重复的情况，以此计算的人口质量指数难以客观反映不同区域间人口质量的差异。例如，在王秀银女士的人口现代化评价体系中，人口素质指数值由三个具体指标的取值通过简单算术平均得出，这三个指标是出生(人口)预期寿命、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和人均受教育年限。显然，这即意味着在人口素质指数里，人口的文化素质被赋予了总权数的三分之二，身体素质只赋予了总权数的三分之一，我们很难理解这种处理方式的根据。

尽管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一直被简练地概括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并把它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但人口结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过程的实践推进而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笔者就提出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的完整内涵应该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钟水映，1993)。近年来，随着人口区域分布、年龄结构、性别比、城乡结构、劳动力产业分布等一系列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的显现，人们对人口发展过程中的结构问题的认识日益加深，已经意识到合理的人口结构是使人口再生产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不可缺少的内容。基于这一认识，结合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全面小康社会的要求，本文在设计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评价体系中设置了三个反映人口结构方面的指标:人口城市化率、出生人口性别比和贫困人口比例。

人口结构方面的规定性是多方面的，其中较为重要和有重要社会经济意义的有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的区域分布、人口的城乡结构、人口的性别结构、劳动力的产业结构等。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逐步演进的角度来看，一些结构性的问题逐渐表现得较为突出，如劳动力的产业结构，人口的城乡结构。这些结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纯人口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在人口特征上的反映。正是从这一角度考虑，本文选取了城市化率作为代表性的指标之一。这里没有选择劳动力的产业结构指标，一方面是由于城市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劳动力就业结构在不同产业间转化的过程，选取前一个指标就可以反映这一要求，而且，结合中国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比较突出的矛盾是劳动力的产业构成与人口城乡分布之间的反差较大。另外一方面，按照目前通用的分类方法，劳动力的产业结构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不是一个单一指标。有的学者选取劳动力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作为衡量劳动力产业结构的代表性指标，这固然符合发展程度愈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也愈高的一般趋势，但作为小康阶段的社会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值得注意，特别是我国作为仍然远未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农业大国尤其如此。所以，本文认为，选择人口城市化率比劳动力在第三产业中就业比重更加合理。

在人口结构指数方面，本文选取的第二个指标为人口出生性别比。之所以选择性别比作为衡量人口结构指数的指标，是考虑到性别比问题将是我国未来几十年人口再生产过程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人口数量控制为中心的计划生育工作在生育水平的控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在影响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社会经济条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造的环境下，数量特征方面的出生率的下降是以某些结构方面特征的变异为代价而取得的，在一些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就是其突出表现之一，异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目前还只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如果放任这一趋势的发展，将来会产生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惟其如此，已经有学者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应该全面解决人口问题。而恢复出生人口性别比至其常态水平，是全面解决人口问题的应有之义。

本文选择贫困人口的比例作为构造人口结构指数的第三个指标。小康社会，整体而言意味着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向富裕生活迈进的新阶段。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历史基础不一，发展的水平也参差不齐，地区和行业差异还较为广泛地存在。在我国完成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初步实现整体小康的任务时，仍然有相当数量和比例的人口还没有绝对地摆脱贫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现实基础和客观依据。只要还存在大量的乡村人口没有摆脱贫困，还有大量的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没有保障，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把贫困人口比例作为衡量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评价体系的结构性指标是必要的。

诚然，人口的结构性指标还有许多，一些指标也具有丰富的社会经济含义，但由于构建指标体系的指标容量有限以及指标本身的一些特点，只能舍弃。例如，人口的年龄结构问题。人口老龄化，如同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一样，既是长期人口数量控制产生的结果之一(当然人口老龄化的产生并非根源于计划生育，但我国的人口控制工作加速了这一进程的到来和推进速度)，也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问题。但本文没有把年龄结构指标纳入人口结构指数中来。之所以这样处理，一方面是因为小康社会与人口老龄化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有学者把人口老龄化指标纳入人口结构指数，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进行比较，作为判断中国人口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标准之一，这是不妥当的。即使考虑到发达程度较高的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也普遍较高这一基本现象，也应该看到，不同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相差极大，很难说老龄化水平愈高，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就应该赋值愈高。因为，老龄化指标不像性别比指标那样，后者有一个客观的合理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正常水平和标准，而前者则没有。从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我国一些乡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城镇地区，如果我们把老龄化指标作为衡量人口年龄结构的正向指标加以运用，就必然得出这些乡村地区人口结构指数分值更高，乡村地区比城镇地区更加接近于小康社会的结论，这种分析结果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二)评价体系指标目标值以及评价方式的确定

在确定了全面小康社会人口发展评价的指标构成之后，要把这一评价体系付诸实施，还必须对指标体系的具体指标的赋值以及综合指标构成方式进行界定，这样才能使得评价体系具有可操作性。具体而言，就是确定人口发展综合指标下的人口数量指标、质量指标和结构指标的赋值办法和具体的三级指标如何取值以及它们如何来共同构成综合的人口发展评价指标。

本文认为，人口的数量、质量和结构三个方面的规定性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对一个特定人口进行评价，这三个方面不可偏废。因此，赋予这三个二级指标相同的权重，人口发展的综合指数也即是这三个二级指标的算术平均值。按照通常习惯，以百分制来计算人口发展综合指数，因此每一个具体指标的分值也都按照一定的方式转换为百分制下的得分。

进一步地，本文还认为，构造出的人口发展综合评价指标，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针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的而言，综合指数值能够反映人口发展方面离设定的目标还有多大的距离。形象地说，如果我们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目标值设定为100分的话，计算出的人口发展综合指数就反映了各地区全面小康社会人口发展的实现程度，它是与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值相对而言的发展指标值;二是综合指数能够反映不同地区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人口发展的相对水平，它是不同地区之间横向比较得出的指标值。可以这么认为，前者反映绝对水平，后者反映相对水平。当然，从理论上讲，通过各地人口发展综合指标的绝对水平，也可以反映各地的相对水平，但是，由于我们的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值毕竟不是太高，一些具体指标的目标值实际上与现在的发展水平相当接近，个别目标值甚至低于现在的发展水平，这样，以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值为基准计算的各地人口发展目标实现程度，就会缺乏敏感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在统一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之下，本文通过不同的指标值赋值方式，形成两个联系紧密但又功能各异的人口发展综合指数，即指数Ⅰ和指数Ⅱ。指数Ⅰ代表各地人口发展综合指数与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相比的距离和实现程度，也可以称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目标实现指数。指数Ⅱ代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各地人口发展的相对水平，也可以称之为发展指数。

下面分别介绍指数Ⅰ和指数Ⅱ计算的思路和方法。

指数Ⅰ下各具体指标值的赋值与计算。

由于指数Ⅰ的基本功能是考察各地人口发展与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目标之间的差距和实现程度，所以，指数Ⅰ下各指标赋值的基本依据是各地在各个具体指标上的实际值与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值。具体而言，本研究对这些指标的赋值办法是:

1.人均GDP指标。人均GDP是反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展和实现水平的核心指标之一。按照一般理解和我国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左右时，初步实现了小康，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期的发展目标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4000美元左右水平。因此可以认为，在21世纪头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人均GDP定位在2000美元左右比较适宜，也就是说比21世纪初期的水平再翻一番。然而，由于我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变动势将频繁发生，其变化幅度也将难以预料，指标体系中的人均GDP如果以人民币折算的美元计算，将难以真正反映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人民经济福利的增长。尽管一些国际组织和学者试图用购买力平价的方式来衡量GDP所代表的真实经济福利，但其计算方法和结论仍然存在较多争议，也缺乏操作上的便利性。因此，在本指标体系中，将以排除通货膨胀影响的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人民币人均GDP来计算指标值。具体说来，我国2000年GDP总值为88228亿元，人口总数为12.67亿，人均GDP为6900元，那么，我们可以把按照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14000元作为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值，计算不同地区该指标得分。实际值与目标值的值即为该指标的得分值。也即是:

2.总和生育率指标。总和生育率指标作为分析判断全面小康社会人口再生产的重要指标，对中国而言主要是用来考量不同地区是否已经完成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当然，受人口性别比因素的影响，各个地区具体的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会稍有不同，但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达到2.1左右的水平即算是达到更替水平。本指标体系的总和生育率指标即以2.1作为目标值给不同地区的该指标赋值。具体办法为:

3.出生人口预期寿命指标。根据联合国有关数据，中等发达程度国家的人口出生预期寿命约为72岁。本指标体系把它作为出生人口预期寿命的目标值。具体赋值办法为:

4.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考虑到人口文化教育程度的指标有多个，不同指标的取值办法也不一样。目前主要统计资料常用的有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每十万人中各种受教育程度人数、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等。从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的要求来看，实现全民9年义务教育应该是其基本目标，为此，本指标体系设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指15岁以上人口所接受的教育年限，其目标值为9。具体赋值办法为:

5.城市化率指标。大力推进城市化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按照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我国城市化发展趋势，未来20年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总体水平将达到50%～60%左右。这个水平低于目前发达国家和一般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对于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来说，是比较适宜的目标值。为此，城市化指标的赋值方法为:

6.出生人口性别比指标。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正常状态下人口出生的性别比一般不会偏离100～110的范围(以女性为100)。对中国现阶段而言，性别比问题集中体现为部分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其中原因，正如一些调查研究所揭示的，是受到外在人为因素的影响。为此，出生人口性别比指标的赋值办法为:

7.贫困人口比例指标。贫困人口比例是反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结构性指标。由于贫困人口的界定在城镇和乡村有不同标准，而且中国目前并没有出台统一的贫困线标准。各地城镇的低保标准和乡村贫困人口标准也相差较大。鉴于此，这里不设定统一的贫困线标准，而是以各地自己的贫困标准为依据。国际上一般认为5%为失业率可以接受的上限，这里就将5%作为贫困人口比例的目标值，从而确定贫困人口比例指标的赋值办法:

8.人口发展综合指数。在每一个具体指标值确定之后，就可以计算出三个二级指标的值，从而得出人口发展综合指数值。本指标体系设计中采用简单算术平均的办法得出最终综合指数。

P=(P₁+P₂+P₃)/3

P₁={U(x₁)+U(x₂)}2

P₂={U(x₃)+U(x₄)}/2

P₃={U(x₅)+U(x₆)+U(x₇)}/3

指数Ⅱ下各具体指标值的赋值与计算:

指数Ⅱ的功能是衡量各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人口发展的相对水平，所以，指数Ⅱ下各指标赋值的基本依据是各地在各个具体指标上的实际值的相互之间比较。具体而言，本研究对这些指标的赋值办法是:

对人均GDP、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口城市化率、平均预期寿命四个指标而言，指标实际值越高，意味着发展水平越高，是一种正向指标。对于这些指标的赋值，可以借鉴PQLI指数的构造和赋值方式，按照以下公式赋值:

Y_Xi=100(X_i－minX_i)/(maxX_i－minX_i)

式中，Y_Xi为X_i指标的得分，X_i为某地某个指标的实际值，maxX_i为研究对象中X_i最大值，minX_i为研究对象中X_i最小值。

对贫困人口比例而言，指标实际值越高，意味着发展水平越低，是一种负向指标。可以按照以下公式赋值:

Y_X7=100(maxX₇－X_7i)/(maxX₇－minX₇)

式中，Y_X7为贫困人口比例指标的得分，X_7i为某地贫困人口比例的实际值，maxX₇为研究对象贫困人口比例最高值，minX₇为研究对象中贫困人口比例最小值。

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和总和生育率两个指标而言，各地发展的相对水平不是在互相之间进行比较，而是与一个客观的目标值(如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和生育的更替水平)进行比较，因此，这两个指标的赋值仍然采取与指数I相同的办法处理。

在各个具体指标赋值之后，综合指数Ⅱ的得出方法仍然与指数I一样，用简单算术平均的办法得出最终综合指数。

四、全面小康社会人口发展综合指标的实证分析

根据前文设计的人口发展综合指数及其计算方法，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以及相关资料，这里分别计算湖北省人口发展离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见表2)。

表2　　湖北省人口发展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程度

从计算结果来看，湖北省人口发展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实现程度刚刚超过80%。在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三大要素之中，数量和结构问题表现得较为突出。具体而言，人均GDP水平和人口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及纠正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湖北省人口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努力方向所在。

我们还可以横向比较全国省、市、自治区一级地区人口发展指数Ⅰ和指数Ⅱ，对不同地区人口发展的现状、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差距以及各个地区人口发展在全国所处的位置等相关情况有一个全面了解。对湖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人口发展的绝对与相对水平有一个清醒认识，找到影响人口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突破环节，从而有针对性地展开湖北省的人口工作(见表3、表4、表5、表6)。

表3　　　全国各地人口发展指标体系各项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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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的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以及统计年鉴中2000年数据。贫困人口比例，本表是按照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比例作为权数，分别乘以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农村贫困人口比例综合而成，计算公式是:贫困人口比例=城镇人口比例×城镇登记失业率+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乡村人口比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系统资料获得困难的原因，本表农村贫困人口比例采用的是能够获得的1996年的数据，数据来源见:http// www.help－poverty.org.cn/helpweb2/nongcunfupin/nc1－b.htm;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各地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比例，按照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和中专12年，大学16年的学习时间，加权平均计算得出。

表4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发展目标实现指数(综合指数Ⅰ)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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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的计算结果表明，与本研究设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的人口发展目标相比，全国各地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人口发展目标的程度不太一样，实现程度在90%以上的省市有8个，实现程度在80%～90%之间的地区有9个，其余的实现程度均在80%以下，最低的只有69%。

表5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发展指数(综合指数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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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人口发展综合指数Ⅱ和指数Ⅰ在反映各地人口发展现状方面，有较好的一致性。一般而言，人口发展指数Ⅰ居前的地区其人口发展指数Ⅱ也相对居前。另一方面，由于局限于小康发展目标，指数I的计算结果，在各地之间表现出的差异程度相对较小，用指数Ⅰ比较各地人口发展水平的敏感性稍差。而指数Ⅱ则通过各地区之间的相对发展水平对指标进行赋值，所得出的结果反映了各地区之间的相对差距，反映各地人口发展水平的敏感比指数Ⅰ要强得多。比如说，指数Ⅰ中，位于第一的北京人口发展综合指数为98.83，第二位的上海为98.82，第三位为天津，指数值为98.61，相互之间差距极其有限。这些细微的差距也很难说明各地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人口发展的水平差异。而指数Ⅱ却不同，上海的人口发展指数位居第一，分值为95.63，北京退居第二，得分为88.32，天津仍居第三，得分为79.80。不仅排序发生了变化，各名次之间的分值差距也十分明显，这样可以较为直观地反映不同地区人口发展水平的差异。

表6　　　各地人口发展综合指数排序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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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发展综合指数Ⅰ和指数Ⅱ的绝对数值以及湖北省在全国的排名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就整体而言，湖北省人口发展处于全国中等略微偏上的地位，这种格局与其他研究所揭示的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于“十五”期间在全国所处的地位相当。对照各地人口发展综合指数Ⅱ及其各项具体指标，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分析湖北省人口发展的差距与潜力所在。

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湖北省人口综合发展指数排名第13，人口数量指数排名第13，人口质量指数排名第16，人口结构指数排名第15。进一步考察各个具体指标，人均GDP指标排名第13，平均预期寿命指标排名第20，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排名第11，出生人口性别比指标排名第29，是全国的倒数第3名，城市化指标排名第12，贫困人口指标排名第12。因此可以看出，影响湖北省人口发展综合指数排名的关键，在于人口质量和结构指数相对落后。在质量和结构问题中，特别突出的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和平均预期寿命相对较短问题。这一研究结果，可以为湖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人口发展战略提供宏观决策依据，那就是，湖北人口发展战略应该是把控制人口数量、优化人口结构和提高人口质量作为三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稳定现行的人口控制的基本政策，保持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的前提下，通过结构调整和优化，缓解人口控制政策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在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的同时，大力提高人口质量。特别是要解决好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问题，通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完善卫生医疗保健体系，提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五、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构建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指标体系，从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并且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建立反映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口发展评价体系也不例外。前文根据作者自己的理解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综合指标的具体构建方法，并根据这套方法，对湖北省以及全国各地人口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虽然从研究结果来看，它比较好地反映了各地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的进程中人口发展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为各地进一步提高人口发展水平并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事业提供参考依据，但这只是作者根据自己对人口发展体系以及小康社会的理解而作出的初步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作者也深刻地体会到仍然存在着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完善的领域。

比如，关于人口数量问题，本研究在数量指标上采用了人均GDP和总和生育率两个指标。人均GDP虽然反映了一个地区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但所反映的毕竟只是经济总量的一个侧面，并不必然反映人口、资源与环境相互协调发展的程度的高低。总和生育率虽然比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等指标更能准确地反映各地人口再生产的一些特征，但我们很难单纯以其数值的高低来评价一个地区人口数量发展的好坏和优劣，因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条件下，我们绝对不可以简单地假设总和生育率是高好还是低好。在本研究中，秉承我国控制人口增长的基本国策，我们把实现人口自然替代水平的生育作为参照系，但这样一来，几乎全部的省、市和自治区的总和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以下，这样一个指标的设置以及其赋值，在反映不同地区人口数量对该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作用方面，其代表性以及敏感性就大打折扣。如何选择恰当的指标反映人口数量方面对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影响，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又如，本研究认为，贫困人口指标的设置，是十分必要的。但贫困人口比例这样一个指标能否实现研究的初衷值得进一步分析。因为，贫困现象十分复杂。首先，各地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按照全国统一标准划分的贫困线能否真实反映各地人口贫困结构的现状值得研究;其次，中国目前的贫困现象，在城镇和农村各有其特点，必须把城镇贫困和农村贫困分别加以考虑。本研究中，按照城市化发展水平，对城镇贫困人口和农村贫困人口进行加权平均得出各地统一的贫困人口比例，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值得进一步斟酌;再次，在目前的资料可得性较差的条件下，如何获得并适当地运用贫困人口资料也有值得研究的地方。目前的情形是，国家虽然每年公布了农村贫困人口总数，但各个地区贫困人口总数的时间系列资料却不完整，而且不同资料来源的差异较大。在城镇中，我们可以零星获得的资料有纳入低保范围的人口、登记失业人口，一方面这些资料不够系统和完善，另一方面，这些数据和资料可否作为贫困人口比例的直接参考依据，还值得分析。在前文的分析中，本文就采用了1996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同时以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城镇贫困人口的比例，应该说，这是在研究的资料条件还不太成熟条件下的一种变通。这同时也说明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再如，在计算人口发展综合指数Ⅱ的过程中，为了对各个具体的指标进行赋值，本研究借用了POLI指数构造过程之中的赋值方法。由于各地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在以算术平均数对各个指标值进行处理的方式下，某一个指标值的高低差异，就可能对整个指数值的最终结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例如，人均GDP指标，最高的上海，由于人均GDP高达34547元，被赋值100分，北京虽然位居第二，但只有22460元，仅得62分，湖北省人均GDP只有7188元，得分仅为14分，就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浙江和江苏等省，得分值也都在30分左右。这样一来，人均GDP这一个指标对综合指数值的影响就十分明显。虽然在同一分析方法下，这样处理也无不可，并且也具有一定的分析和解释能力，但鉴于其他指标的差异性明显不及人均GDP指标，这里显然就存在着某一个指标影响力偏重的问题。对于这样的矛盾如何处理，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总之，建立和完善的人口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的过程，而且这个指标体系还应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完善，以反映时代的特点。本研究仅仅是开了一个头，希望它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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