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案例

案主阿东，男，64岁，汉族，上海人，1958年支内，到江西省某国企工作，户口随迁到江西。1994年5月因受贿罪、行贿罪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被依法逮捕。由于他认罪态度好，并退还全部赃款，被依法从轻处罚。1994年12月被江西某市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被告没有上诉，从1995年1月起在江西省某监狱服刑。由于其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加之身体多病，在监狱内干不了重活，考虑到他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在监狱服刑期间被安排为教师，专门为犯人上课。1998年12月，阿东因严重心脏病由其兄长担保来到上海。

阿东中等身材，偏瘦，高中文化程度，事发前在原单位担任中层管理干部，为人谦和，少言寡语。阿东文化素养较高，爱好书法艺术，他的书法作品曾经在区级的书画比赛中多次获奖。工作之余，他常常舞文弄墨，房间里水墨飘香，墙上挂满了他的书法作品，也赠送给亲朋好友。当年由于客户的举报而被检察机关起诉，周围的同事和朋友都对此事大为惊讶，觉得阿东人品不错，不应该有违法乱纪的行为。事发后，阿东说，他是在其妻的怂恿之下犯错的，都是为了满足她的贪欲。同时，案主也反省：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他的老年生活就要在狱中度过了，不由得悲观、失望。阿东在余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由保外就医裁定给予假释，可以了结心愿，申报户口，办理身份证，做一个“准公民”。

当年事发时，阿东妻子就与其离了婚，并且独自变卖住房到了异地生活。案主有两个女儿。大女儿40岁，某外企业务主管，家庭条件富裕。小女儿35岁，自己经营一家服装店，收入中等。两个女儿在成家之前，一直随母亲生活，受母亲影响很大。两个女儿从母亲那里得知，父亲阿东在出事之前就有外遇，此事让母亲伤心不已，顾及两个女儿年龄尚小，表面上维持着家庭的完整。所以两个女儿对父亲怀恨在心，说是父亲对这个家庭不忠，特别是在阿东出事之后，全家人都认为这是他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就这样，阿东在服刑期间，两个女儿从未去探望过，后来阿东保外就医回到上海，女儿们也始终避而不见。阿东也曾站在小女儿门前数小时，但小女儿拒绝为其开门，他十分痛苦，要知道，阿东最疼爱的就是小女儿，他对她从小十分娇惯，宠爱有加，只是女儿受其母亲的指示，才对他冷淡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在阿东处于困境时，小女儿却这样对待他，让他伤心不已。

阿东有一个手足情深的哥哥，在上海一家机械厂工作。阿东小时候父母双亡，与哥哥相依为命，兄弟感情深厚。当年，东窗事发时，哥哥是他唯一可以信赖的亲人，为他的官司忙前忙后，甚至数次从上海跑去江西探望他。后来阿东开始在监狱服刑，哥哥更加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因阿东小时候家里条件困难，体质很弱，经常生病。后来，在服刑期间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并且右眼失明。经获准，允许其保外就医，哥哥自然成了他的担保人。阿东只身来到上海，妻离子散，哥哥成了他唯一可以投靠的亲属。虽然阿东很不愿意去打扰哥哥一家的生活，但是眼下他也找不到其他地方可以住，在哥哥的热情帮助下，阿东开始了在兄长家搭铺度日的生活。然而，哥哥家的房子本来就比较小，现在又多了一个人，时间一长，难免有摩擦，嫂子便开始经常与哥哥吵架，且愈吵愈烈……阿东对因其造成哥哥的家庭矛盾深感内疚，他决定自己搬出来住。

就这样，阿东经常去找派出所的民警寻求帮助[1]。民警十分为难，因为阿东没有户口，无法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同时，阿东体弱多病，看病吃药也有不小开销，所以生活举步维艰。民警想尽办法替阿东申请了半年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但终因不符合政策规定而被取消了。

幸运的是，阿东的侄女，也就是阿东哥哥的女儿，很同情阿东，加上她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于是就主动承诺每月出资300元，资助阿东在T大学附近租一间房子，让他做点小生意以维持生计。这对阿东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这样，年迈多病的阿东便独自开始了他艰难的谋生之路，每天早出晚归，异常辛苦和孤独，周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邻居投来的是冷漠的眼光。他平时少有人际交往，唯一与社会沟通的渠道就是在社区的公共报刊栏里读书看报，这也是他每天生活的乐趣所在。但不巧的是，前一段时间公共报刊栏被关闭了，而去有关阅览室需要办理阅览证。阿东没有户口和经济能力，因此没有办法办理相关手续，读书看报受到了限制，他感到这是社会对他的一种歧视和排斥，只能默默忍受。

然而，由于阿东缺乏经济来源，体弱多病，再加上市场管理的日益规范，他的小生意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阿东无力支付水电费、税费、管理费等各类开销，而且欠下房租2 000余元，生活陷于崩溃的边缘。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成立的第二天，阿东就来向社工求助，他看上去十分瘦弱，生活的磨难使他的眼神中透出了绝望和无奈。他老泪纵横地说“我已经活不下去了”，明显流露出轻生的念头，让人感受到了风烛残年的悲凉。